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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一個關于離婚與別居的承認的公約是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離婚判決承認領域里所作的第二次努力。離婚方面的國際沖突立法是統一國際私法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對于致力于國際私法統一化運動的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來說，早在其第一屆會議上便有人提出應該將離婚的法律問題統一列入會議議題。[2]早在1902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曾制定了一個關于離婚與別居管轄權與法律沖突的公約，對該領域的國際立法做出了初步努力，1902年公約在制定之初，也受到各國的普遍歡迎。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形勢的發展它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指責。該公約迎合了訂立之初多數成員國歐洲國家的做法，將管轄權建立在配偶雙方的共同國籍的基礎上，并未顧及以住所地、慣常居所為承認離婚判決的標準的國家的利益；而對于法律適用則要求被請求國法和訴訟地法同時適用，此種雙重的法律適用對渴求判決得以承認的當事方無疑過于嚴苛。[3]
與此同時在國際社會中，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后，短期或長期的跨國勞工移民現象大量出現，涉外離婚成為一個典型的法律現象。對于這種大量出現的涉外離婚，不能僅僅根據本國確定管轄權的標準來決定涉外離婚的承認與否，各國都認為需要對該領域的國際實踐進行重新估價。離婚領域正處于一種無序狀態，這處無序狀態與社會實踐極不協調，因為跨國離婚的許多問題，諸如再婚的效力、再婚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婚姻財產權利，繼承等問題都取決于離婚的承認。于是就離婚和別居的承認制定一項公約便成為了一項迫切的需要。
早在第十一屆會議召開之前，就有不少專家建議對此公約進行修改，1960年召開的第九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決定由會議秘書處對制定一個關于離婚、別居等影響自然人身份問題的公約作初步的研究，并由當時的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事務局負責準備一份研究報告，交由各國政府討論。第十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設立的第五委員會討論了秘書處對該問題所作的所有先期研究及各國政府對研究報告的答復。根據第五委員會所作的建議書，第十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公約的起草工作。該特委會于1965年10月召開了會議，并且擬出了一個公約草案，提交給各國政府征求意見。1968年第十一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即以此公約作為基礎制定了《承認離婚與法律別居公約》。
二、公約的主要內容
《承認離婚與法律別居公約》共有三十一條，其目的是為了便于在締約國國家領土內獲準離婚和別居的承認。
為了避免工程技術給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必須對工程技術進行倫理控制。要加強工程技術活動的倫理規范，強化工程技術人員的倫理責任，強調工程技術成效合理化，倡導工程技術價值選擇理性化。工程技術倫理控制有直接調控和間接調控之分。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應采取內外部控制相結合的形式，處理好自律與他律之間的關系。
一、工程技術倫理控制的必要性
1.工程活動是人類所進行的規模較大的改變自然的實踐活動，是近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主導的、典型的、基礎的實踐方式和活動形態之一。工程與技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工程是技術的載體，技術是工程的支撐，工程不能離開技術而獨立存在。正因為如此，人們經常把工程、技術這兩個名詞組合起來，頻繁地使用“工程技術”這個復合詞匯。隨著許多新技術的發明和應用以及人類的生活方式趨于多樣化，工程的概念也在不斷地升化和擴大。現代工程實踐不僅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制約的復雜的運動體系，而且涉及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有效應用，還包括組織管理、協調、經濟等基本要素，必須協調社會、政治、法律、文化、倫理和環境等多種復雜因素才能付諸實施。工程自身的技術復雜性和工程與社會的復雜關系，必然要求工程技術人員不僅精通技術業務，能夠創造性地解決有關專業的技術難題，還要善于管理和協調、處理好與工程活動相關聯的各種關系。除對工程進行經濟價值和技術價值判斷外，還必須對工程進行道德價值判斷，除具備專業技術素質外，還應具備道德素養，還要對社會公眾、對環境以及對人類未來負責。
2.工程技術倫理控制的目標。工程技術倫理控制目標就是盡量避免工程技術的負面影響，并使工程技術更好地為人類服務。工程技術人員不僅包括進行工程技術活動的工程師，而且包括與工程技術活動相關的管理者、投資者和工人。因而，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不僅是倫理對工程技術活動本身的控制，也不僅是對工程技術人員的職業倫理要求，實質上是人對自身的欲望和行為的自我控制。因此，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是以支配工程技術人員的目的和行為為控制對象，是人們通過工程技術后果的預測對自身工程技術人員行為影響的深思：即在日益強大的工程技術面前哪些事應當做，哪些事不應當做，哪些事現在應當做，哪些事永遠不能做。由此可見，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實質在于能夠通過道德倫理導向的倡導和滲透，引導工程技術人員努力克服工程技術的負面效應。
二、工程技術倫理控制的實現方法
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是社會通過對工程技術動的倫理評價和價值導向，使工程技術人員在工程的設計、建設和使用等一系列活動中，不僅考慮工程技術的可能性，而且考慮其目的、手段和結果的正當性，用社會倡導的工程技術倫理原則和標準來規范工程技術人員的目的和行為，以協調工程技術發展與人的發展之間的倫理關系。工程技術倫理控制主要通過以下方法：
1.工程技術倫理控制的直接調控與間接調控。
（1）如果我們把工程技術的經濟、政治、法律和倫理等控制因素作為一個系統來考察，可以看到，倫理既是超越于現行的經濟、政治和法律制度之上重要的控制要素，同時也是與經濟、政治和法律制度相互補充的控制手段之一。從地位上來說，倫理為社會其他的制度確立價值導向，建立合理性。但是，從功能上來說，倫理是與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相輔相成的第三種調節，任何社會經濟、政治秩序的建立都要以倫理秩序為基礎。工程技術倫理控制機制發揮作用的途徑有直接和間接之分。
（2）所謂工程技術倫理控制的直接調控，就是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約束工程技術人員自覺地監督并履行倫理義務。間接調控則是通過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手段達到倫理對工程技術發展的導向作用。例如，運用經濟利益機制進行工程技術人員賞罰，肯定和鼓勵工程技術活動主體的倫理行為，否定和抑制違背工程技術倫理要求的、惟利是圖的行為；運用政策和制度的手段激勵和引導有利于社會利益的工程技術行為等。當然在工程技術的開發、應用中，技術的、市場的、政府的、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之間不總是一致的，此時，倫理標準往往作為社會最高層次的價值導向，間接地發揮對工程技術的導向作用，從而保證工程技術開發沿著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方向運行。
2.工程技術倫理的自律控制。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有自律與他律兩種途徑。自律是以工程技術人員倫理教育為主要途徑，通過提高工程技術人員的倫理認識及倫理人格力量，以自律為基礎，使工程技術人員自覺遵守和踐行倫理規范的控制形式。工程倫理規范作為工程技術人員的信仰是工程技術主體工程實踐的內在動力，在行為踐行上有一個機制運行過程。機制的發生首先源于人們的需要。工程技術人員的行為能否按照工程倫理規范的要求去做，取決于工程技術人員能否將工程倫理準則的內容要求轉化為自己的內在需要。因此，加強工程倫理教育，使工程技術人員形成對工程技術發展與倫理道德關系的正確認識，形成對工程倫理規范的信仰，這對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實施工程倫理教育，可以有效地促進工程技術人員提高修養，自覺接受工程倫理規范和原則的要求，自覺遵守工程技術相關法律法規，把遵守工程倫理規范的道德要求逐步轉化為工程活動的道德行為，形成對工程技術活動的自我約束。
3.工程技術倫理的他律控制。他律是通過法律、社會輿論及各種利益機制為主要制約力量，以他律性的外在手段引導或誘導工程技術人員遵守和踐行工程技術倫理規范的控制形式。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決不是完全依靠自律就可以奏效的。自律能夠通過工程技術人員踐履工程倫理規范起到防患未然的作用。但是一旦工程技術人員缺乏這種道德自律的自覺性，就表現出道德自律的軟弱。因此除了強調工程技術人員應自覺恪守工程倫理規范以外，必須借助于他律的形式，充分發揮法律法規和社會輿論的監督和評價功能，從而達到內外結合、標本兼治，使個體的行為不偏離軌道，才能形成對工程技術倫理的有效控制。
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必須尊重工程技術自身發展的規律。所謂工程技術自身發展的規律，即是工程技術系統內部的自由競爭和社會對工程技術的自然選擇規律。從工程技術發展的歷程來看，社會對工程技術的選擇標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每一種工程技術成其為工程技術，都是適應了這項技術所需要的社會歷史條件，滿足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工程技術的倫理控制作為對于工程技術發展中人與人關系的調節，必須遵循工程技術本身發展規律，不能逾越自己的界限。
參考文獻：
回顧中國法律近代化之歷程，自清末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始，風云一百多年年，其間幾多曲折。時至今日，中國法律傳統并未如日耳曼法傳統在英美或羅馬法傳統在法德一樣得到繼承改造和更新，而是被逐漸疏遠和廢默。當前的法學研究或法治建設，我們多指望著從西方的經典中尋找模式和答案，但探尋中國本土傳統法律的聲音少之又少。中國法律近代化過程中過分“西化”而激進反傳統傾向，導致了社會大眾對既有法律傳統的疏離和對新型法律的隔膜。雖然近代化的法制已建成，但中國社會大眾的法律觀念近代化遠未完成。法律與社會生活、大眾觀念之間存在著嚴重的隔閡。
《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中華法系尋根之作，正是范忠信針對這一尷尬局面而作，一針見血的把住了中國法治癥結之所在。其并未局限于晦澀難懂的陳條舊令，講述中國古代法律之歷史，而是得抽絲剝繭，去其軀體，得其精神。
以此，當前要建立起合乎法現象之內在規律，合乎中國國情，適應國民民心趨向的良法體系，必須酌采中外法理法治之精華，追求中西會通，才是惟一正途。那么，中華法律傳統精髓何在？本文亦是跟隨范忠信思維進路一同追尋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精神。
一、強烈的人文地理農業特征
首先，中國法律傳統有其獨特之處，即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深受東亞這塊相對與外界隔絕的大陸上獨有的文化氣候、土壤的影響。東亞大陸的自然地理，東臨浩瀚的太平洋，西有茫茫沙漠、戈壁和雪山，北是寒冷多風的荒原、凍土，南向猛獸出沒的崇山峻嶺。這使得中國的傳統法律具有封閉性和排外性。表現如下，重視“華夷之防”。如孔子云；“夷入中國，則中國之。”其次，法典的編纂體例和觀念具有封閉性。從《法經》的6篇體例、《唐律》的12篇體例，直到明清律的7律20門體例，都是不開放的體例。每朝每代都特別強調自己的法典是本朝最好的、是“一成不變”的，正文不能修改，頂多只主張通過“例”、“詔”等對法典加以補充。
然后、中國傳統法律文明有著非常典型的農業型特征。第一，中國最初的國家政權就是在古代農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著明顯的農業性。第二，中國傳統文化的農業型土壤導致了重季候，重應天時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產生，如重視“法自然”、“法天”、“畏天”、“天人感應”等。第三，國家職能的“公共工程”特性。在中國傳統法律中，關于水利工程的法典或其他法律文件相當豐富；中國古代繁重的徭役主要使用在治水等公共工程方面；興建公共工程也常為罪犯的服刑方式之一，而且，與逃避工程征役有關的罪刑相當嚴重。第四，傳統政治法律思想的小農經濟特色。從國家體制看，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社會基本國家體制支柱的社會理想或政治理想是以小農經濟為藍本或終極目標的。
二、濃厚的宗族色彩
宗族制度是中國古代以家長制為核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特殊的社會體制，是中國封建專制統治的牢固基礎之一，是整個封建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梁啟超先生曾說：“中國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這種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幾千年的宗族制度，本身寄生于傳統的農業經濟體系中，依托于農耕生產方式而存在，同時又構成了傳統社會正統價值體系、政治制度的基礎。
宗法倫理原則，是中國古代一切社會組織的最大精神維系紐帶。它是在周代宗法制形成過程中逐漸形成和完善起來的，其核心內容是“親親”、“尊尊”。封建國法必然要把鞏固宗族制度、維護封建宗法倫理道德、保護宗族勢力的統治，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一方面，封建統治者在立法時就把反映和維護宗族制度的宗法倫理思想作為其指導思想，甚至把一些宗族制度的內容直接吸收成國家法律，以達到保護宗族制度，強制推行綱常名教、確認親族勢力統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宗族制度積極與封建國家法律相配合，維護基層社會的封建統治秩序，以達到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目的。宗族制度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其專制統治的另一種統治工具，宗族制度中的家法族規實際上是整個封建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宗族色彩還表現在，從國家的基本體制與行政看，國的家化、君的父化；官民關系的“父子”格局；師生關系、社會中的關系和宗教關系的宗法化及為宗法化服務的分封制、推恩制、恩蔭制和養老制等其他行政制度的存在。從訴訟制度和司法選擇看，宏觀司法訴訟體制構思上的宗法性，“父母官”兼理“司法”，使他們象家長族長一樣任意懲戒不消子孫。從漢代就有的議親、議貴、議賢之慣例，到曹魏的“八議”入律，再到唐朝的“八議”、“上請”、“減”、“贖”等蔭庇減刑制度，都對官僚功臣及其親屬在法律上予以減免刑罰的優待，幾乎成了中國法律傳統中的“憲法性”原則，都體現出中國古代司法和訴訟較強的宗族色彩。再從民事方面的規定看，嚴懲違反“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立嫡、繼承原則的行為、特別打擊收養異姓人為子孫以亂宗族的行為、嚴厲打擊“同居卑幼將人盜己家財物”的行為、法律不承認親子關系能合法解除、法律對婚姻家庭的宗法化規定，并依此對妻妾的地位名分問題和夫妻關系的相應規定無不透射出中國傳統法律濃厚的宗族氣息。
三、明顯的倫理屬性與人倫精神
中國法律人稱倫理法，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特別體現和保護倫理親情。這就直接指出了我國法律制度的倫理化性質。家本位觀念成為法律思想的基礎。傳統的血緣宗法倫理對每個社會成員在家庭中的地位、權利、義務的基本界定，成為人們在立法、司法諸方面衡量人們的罪與非罪、罪刑輕重等問題的根本尺度，被當成法外之法、法上之法。“皇權至上”成為法律思想的最高原則。“明刑弼教”是一切法律活動的基本指導思想，在立法活動中表現為把“三綱五常”、“十義”等血緣宗法倫理變成法律條文，強制人們遵行；在司法活動中就是遵循“禮之所取”、“出禮入刑”、“春秋決獄”、“原心論罪”等。
孔子首先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提倡‘禮治’，一再強調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制度，而且把‘禮’和‘仁’結合起來，創設了一套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禮’的秩序的倫理法體系。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中國古代法律可以說全為儒家的倫理觀念和禮教所支配。”法律倫理性表現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指導原則的古代法律制度體現了鮮明的人倫精神。
四、禮法結合，道德與法律統一
伏爾泰對道德在中國的地位曾作過如此評價“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中國古代法律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禮”與“法”不斷融合的過程，自西周周公制“禮”起，經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歷經數千年的演化、滲透和融合，至唐代終于實現了“禮”與“法”的合一、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統一。于是便出現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的局面。
古代的中國人認為法律應該符合道德，道德是法律的法律，法律應是道德的實現。所謂的“天理人情”，實際上不過是“三綱五常十義”那一套封建道德。古人常以“何其不德”來批評人定法，從未有人以“何其不法”來批評某種道德，他們認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應該遵守的東西。因此，中國的傳統法律越來越家族化、血緣倫理化，即“禮法結合”不斷加深至“禮法合一”。如“親親相隱不為罪”和“刑不上大夫”的血緣主義道德自漢至清一直是法律上神圣的制度。
[關鍵詞]
工程教育認證；環境法；工科專業；教學改革
高校工科教育的發展是推動我國實施“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戰略的重要依托，而工程教育的國際互認更是促進國內學子參與工程技術人員國際流動的重要保障，成立于1989年的《華盛頓協議》是當前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工程教育學位互認協議，我國于2013年加入《華盛頓協議》成為預備會員，并于2016年成為正式會員，隨著其認證理念的廣為認可，開展工程教育專業認證業已成為我國高校工科專業辦學的主導方向之一。工程教育認證的推廣改變了以往碎片化的高校教育模式，以學生成果為導向，以畢業生具備專業畢業要求(核心能力)為依據，落實持續改進措施，最終達成專業教育目標，使工科教育培養出的人才更符合專業特色、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是一種建立在OBE基礎上的評估及自我完善模式。而對照認證要求反觀我國傳統的工程教育課程體系設計，可以發現，無論從師資隊伍建設還是課程體系改革，我國教育重點更關注工程知識和技術能力的鍛煉，忽視了對于認證要求中溝通協作、團隊合作，尤其是工程倫理等方面的培養。隨著社會發展，工科教育培養出的學生不應局限于只用工程教育的知識去理解將要從事的職業，完善的工科教育應在培養學生工程思維、技術手段的同時，教導學生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這就有賴于課程體系中科技與人文的整合、理論實踐與倫理道德教育及法律觀念和社會責任的建立[1]。因此，對工科專業學生進行環境法學的教化，有助于未來工程師樹立環保理念，增強社會責任意識，預防工程實踐可能造成的環境及社會負面影響，從而滿足工程教育認證的基本要求，適應時展的需求。
1工程教育認證要求
在工程教育認證標準中，要求畢業學生在工程知識、問題分析、設計開發解決方案、研究、使用現代工具、工程與社會、環境和可持續發展、職業規范、個人和團隊、溝通、項目管理、終身學習共12個方面達到相應的畢業要求，并由此評價是否滿足認證要求。通過分析可知，環境法是以環境科學和法學為基礎，涉及多部門法甚至是有關自然科學相互交叉滲透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科技性和綜合性：(1)其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都充分體現了對應環境問題的客觀規律，并反映了生態規律的客觀要求；(2)其有關保護自然資源和防治環境污染的許多措施，都是從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和應對環境問題的實踐中總結出來并加以法律固定的，許多環境法律規范是由技術規范上升來的[2]。由此可見，環境法中的相關條文、標準、規則的制定都包含著工程技術內涵，因此，在工程教育認證背景下，強化環境法學對工程技術應用的規范和促進作用，揭示環境法的內涵并將其內化為每一個環境保護工程師的價值理念[3]，最終通過環境法學的授課及相應課程的改革實踐，可使學生以下能力得到顯著提升：(1)在設計針對環境保護復雜工程問題的解決方案、滿足特定需求的工藝流程時，能夠基于相關環境工程背景知識進行合理分析；(2)能夠評價專業工程實踐和復雜工程問題解決方案對社會、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響，從而理解應承擔的責任；(3)能夠理解和評價針對復雜環境工程問題的專業工程實踐對環境、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影響；(4)具有人文社會科學素養、社會責任感，能夠在工程實踐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職業道德和規范，履行責任；(5)具有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意識，有不斷學習和適應發展的能力。從而滿足工程教育中關于工程與社會、環境和可持續發展、職業規范、個人和團隊、溝通等5個方面的畢業要求，提升工程倫理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2工科專業環境法學教育存在的問題
2.1大綱制定形式化，持續改進欠缺
課程的教學大綱是授課的綱領性文件，在實際編制中，由于缺乏頂層設計，未形成完善的組織形式和編制流程，缺少集體協作等原因，而成為授課教師一人的閉門造車；成稿的教學大綱也往往形同虛設，教師授課的盲目性和隨機性較大；同時由于缺乏課程自我檢討、學生反饋等環節，導致授課存在的缺陷難以得到糾正，從而影響實際的授課質量。
2.2開設比例小，未得到足夠重視
從我國高校環境類專業開設環境法課程情況來看，在受調查的25所“985”工程高校、9所“211”工程高校和27所普通高校中，環境科學、環境工程專業開設環境法課程的僅占70.5%和37.5%，且設置為專業必修課的僅占全部調查高校的2.0%，部分學校往往只在《環境影響評價》課程的講授中，利用幾個學時的時間普及環境法的部分內容，這與95.2%的學生希望通過課堂或專題講座學習環境法律知識是極不匹配的[4]。
2.3社會需求廣，授課方式單一
高校環境類專業學生就業傾向[5]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環境法與環境類專業畢業生畢業以后的就業和生活是休戚相關的，這也突顯了環境法教學的迫切性。對于平時接觸較多工程思想的環境類大學生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學習這門課程對今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用，對法學基本概念等偏理論化的內容興趣較小。單純的引入案例教學[6]、模擬課堂[7]能鍛煉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增強課堂的實效性，然而對于理工科學生來講，總感覺是一種跨界，無形中自我設置了從工到文的學習屏障，很難真正調動其學習興趣。
2.4與科技進步密切相關，師資水平不足
環境法是以環境科學和法學為基礎，是涉及多部門法甚至與自然科學相互交叉滲透的產物，因此具有鮮明的科技性和綜合性，其相關條文、標準、規則的制定都包含著工程技術內涵[3]。當下多數高校環境法學課程由純粹法學背景的教師承擔，學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教學重點往往會放在法學性及法學理論的分析，對相關環境法律條例則以介紹為主，難以將環境法與課程體系所學相互聯系；而非法學專業出身的教師，由于缺乏相關的專業基礎，且環境法體系繁雜，教師授課容易照本宣科，這顯得瑣碎枯燥，難以記憶，課堂氣氛沉悶乏味，難以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教學效果不理想。
3基于工程教育認證要求的環境法教學改革探索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教授就法學教育改革曾提出應“以社會需要為導向，推進法學教育改革”的建議，提倡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增加實踐性、應用性環節，增強學生的法律概括能力、分析能力、辯論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8]。以工程教育認證為抓手，更要求通過環境法學的教學，達到增強未來工程師工程倫理意識、樹立社會責任意識的目的，由此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教學觀念，改變因人設教的課程設置原則，真正以教育目標的實現及畢業校友和用人單位的反饋為依據，在大綱的設置和授課方面，增加持續改進環節，促使學生達到培養要求，符合工程教育專業認證相關標準要求。
3.1強化頂層設計，規范大綱制定
工程教育認證提供了一套完備的理念來指導課程體系規劃及大綱編制，課程大綱修訂需經歷如圖1所示的組織形式，即在收集教師自我檢討、學生、督導和其他教師反饋意見的基礎上，經修訂的課程大綱經系教研小組討論，并通過定期舉行的校外專家咨詢委員會論證后，報專業全體教師大會，最后經教授委員會審核后，完成大綱的修訂。工程教育認證明確要求需成立由業界、學界代表組成的校外專家組對課程體系進行審核，保證課程修訂符合社會動態及就業需求。在滿足修訂流程的總體組織框架下，環境法授課教師應根據課堂情況、作業及結課報告中所反映出的問題，緊密結合課程大綱各章節所支撐的畢業要求達成度，從是否能夠利用所學到的信息公開、環境法基本原則、基本制度來審視最新環境保護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在對新技術應用、新工藝開發時，是否能夠具備全局眼光，并關注全過程的清潔生產以及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是否有意識將環境法學所規定的要求作為后續進行生產實踐的底線貫徹到生產生活中；是否已了解信息公開渠道，能夠主動獲得頒布新法、舊法的修訂等內容，對所學法律知識進行實時更新和學習，從而具備了自評學習和終身學習的意識；是否有助于學生樹立法律意識、增強環保觀念、提升社會責任感等方面進行課程總結，并由此擬定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形成自我檢討，結合督導及同行聽課反饋，對課程大綱進行適時調整及修訂，滿足畢業要求的設定，并最終促進教育目標的達成。
3.2增強師資水平，促進實力提升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想要借助環境法學的授課，達到提升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環保意識的目的，就要求授課教師本身具備相應的工程倫理觀念，高水平的師資更是課程質量的有效保障。而由于環境法學并非環境類專業的傳統課程，單純法學背景老師講授又難以將“法律+科學”有機結合，更無法將環境學科的科技進步、污染物產生降解原理、生態環境治理手段等內容與環境法學聯系講解，從而給學生造成在法言法，與工科教學嚴重脫節的現象。為了穩定提高師資水平，應不斷提高在職專業教師的法學知識，鼓勵教師積極參加環境法學相關法理及司法解釋培訓，逐漸擴充案例庫，夯實法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兼顧環境發展的前沿科學，達到與時俱進、與法俱進；進一步地可將業界經驗豐富的工程師柔性引進到教師隊伍中，從工程立項、項目初設、可行性研究、工程概預算、工程設計、建設及竣工驗收等各環節所涉及到法律法規進行示范性教育，達到言傳身教相結合的目的。
3.3深化授課改革，增加反饋環節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如何提升工科學生學習法學的熱情、掃除法學的無形屏障是首要難題。當前，隨著環保意識的深入人心，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環保影視作品，這些影視作品與當前嚴峻的環境問題密切相關，更是契合了環境法的不同章節，如《永不妥協》是基于水環境污染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穹頂之下》是基于當前大氣污染行動計劃，《可可西里》是基于野生動物保護等，這些影視作品都已脫離了單純的說教形式，做到了潤物無聲。特別是在最枯燥的環境法條講解時，可改講授模式為課前預習、課堂分析辯論、課后歸納整理形式進行，即法條由學生進行課前預習，在課堂上，以典型案例進行導入，使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對環境違法案例進行分析討論、甚至辯論，課后，教師通過發現學生在引用法條進行案例分析時出現的錯誤，深入分析產生錯誤的原因，由此揭示各法條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項。如在講授環境侵權舉證責任倒置時，分別列出“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例，采取課堂辯論形式，由學生分析二者的差異，辯論結束后，再進行針對性的講解，由此不僅鍛煉了學生的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更加深了學生對于舉證責任倒置的認識。
3.4豐富考核方式，提升參與感
環境法的應用本身應該是一個綜合性的考查，要求學生在充分理解各種環境法理論和分論的基礎上，綜合分析判斷，而應用法律進行維權更是本門課程的一個重要內容，涉及到了法條的適用性、涉事部門的判斷、周邊環境的分析、環境容量的確定等交叉內容。對于非法學專業學生來說，若采取單一的考試方式進行考查，往往偏離了應用的初衷，使學生靈活運用法條的能力得到限制。因此，在考核環節，以發現并分析身邊的環境違法事件代替期末考試，一方面可實現對環境法的現學現用，使學生充分認識到條款的實用性及參與感，另一方面也豐富了案例庫，可在后續課程的授課時，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講解，同時更可避免對一些失效案例應用法條的生搬硬套，增強對環境法的應用實踐，強化社會責任感。
3.5開啟政校共建，樹立環保意識
環境法學的執法部門較多，涉及到環保、城管、交通、行政審批等多領域、多部門，對于建設環境法學的實踐基地，不應將眼光僅局限于環保部門，需根據各地行政權力的不同行使機關，有的放矢地進行實踐基地的選擇和建設。針對學生就業去向，一方面可邀請執法部門人員來校為學生授課，以增強學生的專業認知，另一方面，更可利用行政部門的開放日等活動，使學生跟隨執法人員參與到執法或者環境糾紛的調解，直觀感受環境法在實際生產生活中的應用，搭建政-校共建的橋梁。基于環境法的科技性，在實踐過程中，可結合實際，突出環境監測部門在環境法應用中的重要地位，特別是環境監測中布點、采樣的規范化原則，為后續工程踏勘、項目調研等工作打下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李藝蕓．工程教育專業認證的倫理維度探析[D]．大連：大連理工大學，2011．
[2]秦天寶．環境法——制度•學說•案例[M]．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3]張凡，彭斌．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視角下的工科院校環境法教學[J]．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0(2)：43-45．
[4]孟祥周，陳玲，徐竟成．高校環境類專業開設環境法課程的現狀及思考[J]．高教論壇，2011(9)：93-95．
[5]鐘麗燕，崔秀平，吳廣芳．環境類在校大學生就業傾向分析[J]．專業與就業，2010(11)：63-64．
[6]李明華，陳海嵩．環境法精品課程建設的探索與實踐[C]．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13春季論文集，2013：29-41．
1.關于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的專利保護
我國《專利法》第25條第4項規定，對“動物和植物品種”不授予專利。即是說，無論是采用傳統生物學方法繁殖的動植物新品種，還是利用現代基因DNA重組技術獲得的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目前在我國均不給予專利保護。不過根據該條第2款的規定，動植物新品種的生產方法作為例外，仍可授予專利權。另外，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須加注意，盡管不可給其授予專利權，但根據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及我國1999年加入的《保護植物新品種國際公約》（UPOVC）1978年文本，在我國，符合條件的植物新品種可以獲得類似“專利權”的植物專門立法保護，這也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內重要的TRIPS協議并行不悖。[2]但是，這種植物新品種的獨立保護的模式使得對動物新品種的保護力度相對落后，后者既被排斥在專利保護之外，又無像UPOVC之類的公約給予特別保護，而這種區別對待在法律上并無什么理由。
與歐美國家不同，我國對動植物新品種不授予專利的規定更多地是從避免增加農民的額外負擔、提供適合中國國情的保護水平角度出發，而并沒有產生如國外那般激烈的、尤其是針對動物是否會因此受虐待的倫理爭論。毫無疑問，這與各國社會風俗、歷史傳統密切相關。倫理準則本身就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沒必要、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2.關于轉基因微生物及基因遺傳物質的專利保護
1993年我國專利法首次修正后，化學物質被正式納入專利保護范圍。盡管我國專利法對微生物一直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但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25條和“專利審查指南”第2部分第10章的相關規定，微生物作為“生物材料”的一種屬于可授予專利的主題。當然轉基因微生物因而也可以得到專利保護。
對基因遺傳物質的專利保護在我國則較為復雜，也是近年產業界和理論界研究、爭論的熱點。實際上我國專利立法已為基因遺傳物質打開了保護通道。就像微生物一樣，“遺傳物質如基因、DNA、RNA和染色體等，都屬于生物化學物質，因而也可以像其他化學物質一樣被授予專利。”[3]實踐中，全國基因專利申請已達數千件，僅上海聯合基因科技集團公司截止2001年3月就已申請了近3700項基因專利；但至今國家專利局尚未授予一例專利權。目前行政主管機關對授予基因專利存在三大顧慮，其中在倫理層面存在著“對人體基因授予專利是不道德的”的反面意見。[4]認為，對人體基因申請專利是一種現代形式的奴隸主義，相當于將人類的人身作為了權利人賺錢的工具，侵犯了人類的尊嚴和自由。筆者認為這一觀點純屬誤解，基因本身并不是物質生命，基因專利不同于如胚胎、克隆人似的“生命專利”，對其授予專利是在他人自愿捐獻的基礎上克隆人體基因，以后無限制地用來造福人類，而不會影響個體的自決權，不會造成人身控制。
考慮到我國加入WTO在即，面臨著國際間愈演愈烈的基因專利搶奪戰；同時98年下半年最初提出基因專利申請的一些企業已經提出了實質審查要求，三年的實審期即將屆滿，目前專利局加快了這一領域的政策準備工作，在對歐美國家進行考察之后，我國的立場已經日益明確化，如傾向于對具備明確功能、可實現產業應用的cDNA，在申請產品專利的同時授予序列本身專利權，而任何只是簡單提純、分離所得的基因序列將被排除出專利主題范圍，同時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基因專利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實質審查標準的制定上。不過對基因專利的最終態度和具體審查標準仍有待于新的《審查指南》出臺后方能明朗。等待的時間將不會太長。
3.關于基因診療方法的專利保護
我國《專利法》第25條第3項規定，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不授予專利。因此，包括利用基因技術在內的所有“疾病的”診療方法不在專利保護之列。但非診斷和治療目的的生理參數測定方法以及為診療而使用的藥物、醫療器具等，在我國仍可以獲得專利保護。
我國目前不對疾病診療方法授予專利權，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從人道主義出發認為，醫生的職責和醫院的性質帶有強烈的社會公益色彩，不宜過分強調商業營利的動機；第二，以人體為實施對象的疾病診療方法受個體特質影響較大，因而缺乏可重復性，無法達到專利實用性的要求。但后一原因已不構成拒絕授予基因診療方法專利權的充分理由，因為就當今基因技術而言，使基因診療方法在不同個體的疾病診療中重復再現困難并不大。另外我國衛生行政部門已對全國醫療機構作出了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區分。針對上述兩個變化，國家專利局在專利審查實踐中對基因診療方法的專利申請已有所松動。不過，我國人口眾多、醫療水平落后、醫療費用偏高的國情，是政策制定者決定是否在該領域實施專利保護時所須思考的另一左右因素。
4.關于獲得生物體或生物組織的基因工程學方法的專利保護
這里必須區分人和其他生物體。
對于獲得一般生物體及其組織的基因工程學方法，如采用基因重組或遺傳變異技術生產轉基因動物、植物或微生物及其部分生物組織的方法，在道德倫理層面并無太大障礙，各國大都將其納入可專利主題范圍。如我國《專利法》第25條第2款規定，對動植物品種的生產方法可授予專利權。這些方法能否獲得專利保護的主要困難在于是否滿足實用性的要求，即它們必須是可重復再現的非生物學方法，像常規的疾病診療方法一樣，傳統的生物學繁殖、飼養、培育方法將因受個體特質影響缺乏重復性，而不具備授予專利所要求的實用性。
對于與人類生命現象密切相關的獲得人體或其部分組織的基因工程方法，這主要包括克隆人的方法、改變人的遺傳同一性的方法、為商業或工業目的使用人的胚胎的方法等，傳統社會倫理道德作出了激烈反應，堅決反對對其授予專利權，而且對這些方法的實施行為本身也加以禁止。目前各國及相關國際組織均順應了這一呼聲，明確排除了上述方法獲得專利權的可能性。如歐洲聯盟《生物技術發明的法律保護指令》第6條。[5]通過適用《專利法》第5條“公序良俗條款”，我國對此問題的態度亦不例外。但對于上述方法實施行為本身是否也應一概禁止，各國態度并不一致。如包括法國、德國在內的多數歐盟國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人類胚胎克隆行為，歐洲議會也通過了相同內容的議案，而英國卻允許進行治療性的胚胎克隆行為；[6]實踐中，美、意科學家甚至已公開宣布將進行克隆人類的試驗。對于這些實施行為本身如何加以倫理調控不是本文主旨，筆者無意多加評論；況且各國專利法對此如何取舍，目前并無不同聲音，但是，這些行為的進展以及社會倫理觀念對其相應的變化足以對專利法的態度產生潛在影響，這是值得關注的。至于我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則類似英國，相對寬松，對克隆人的方法、改變人類遺傳特性的方法、人類胚胎的工商業應用明確禁止，但有條件的允許開展以醫療研究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干細胞、人體組織器官等的克隆復制。
實際上，理論與實踐中對在專利法中應否設置嚴格的道德倫理標準是有爭論的。反對者的意見提醒我們，鑒于專利法濃厚的技術色彩，對其的公序良俗評價應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避免人為地設置技術發展的障礙。但這不足以徹底否定專利法中相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任何一項技術都不只是在科學研究的領域內發揮影響。國家授予一項技術以專利權的行為，即是意味著法律對其的贊許，國家公權力對其的保護。此種贊許與保護如不包含社會倫理道德方面的判斷標準，則有悖于我們的立法目的，破壞法律的基礎。從此角度，我國《專利法》第5條作為專利法中唯一涉及對技術專利保護進行倫理調控的條款，其設置是必要和應該的；其采用的彈性表述也是適宜、合理的。[7]
總之，基因技術的研究、運用需要倫理調控，基因技術是否應當獲得專利保護也需要倫理角度的思量。然而，倫理道德標準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涉及民族、宗教、歷史及文化等諸多方面，還會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發生相應的改變。這些都大大超出了專利法可能涉及的范圍，無疑專利法已經不可能獨自擔負起捍衛人類倫理的責任。就像西方關于墮胎、死刑的爭論一樣，基因技術專利保護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只能在國家和社會的系統協調體系中逐步認清、解決。我們在此探討各種基因技術倫理議題的目的不僅僅是告訴人們哪些可以做而哪些不可以做，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培養科學道德意識，不但要學習科學知識，更要學習如何澄清、印證此科學知識的價值，成為一個具有責任感的參與者。
注釋：
[1]參見高建偉、須建楚：《論基因的專利法律保護》，載《政法論壇》2000年第4期，第17—18頁。實際上，關于基因技術發明專利的種類，理論及實踐中并無統一的劃分，其原因在于基因技術的可專利性主題本身即是一個開放性概念，會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倫理評價的變化而變化。
[2]TRIPS協議第27.3條規定，給予植物新品種以專利制度或者有效的專門制度，或者以任何組合制度的保護。
[3]張清奎：《中國對生物技術的專利保護》，載《中國知識產權報》2000年11月8日第2版。
[4]其余兩大顧慮，一是基因是發明還是發現，二是授予基因專利是否會阻礙生物科學基礎研究。前者曾一度成為是否給予基因專利保護的焦點問題。但筆者認為專利實踐中從未真正關注基因的發明、發現之分，對于基因發明、發現之爭的解決思路以及二者的區分標準在專利“三性”的基礎上已經達成統一，歸結為對基因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的實質審查。參見、陸飛：《基因專利法律保護的幾個問題》，載《復旦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至于后一顧慮，雖須謹慎對待，但面對基因專利巨大的市場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壟斷的國際競爭優勢，科研活動也不得不對產業利益作出妥協。參見崔國斌：《基因技術的專利保護和利益分享》，載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三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85頁。
一、科技倫理提出的必要性
在科學技術發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倫理意識是非常強烈的。例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就曾經向準備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青年人發出過這樣的忠告：“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作為一個有重大影響的科學家，他一生發表的關于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言論就有上百萬字。他曾不倦地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滿腔熱情投入反對原子彈屠殺當中。與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為缺乏科技倫理素養，被世人所唾棄。例如，當前有“女瘋子”之稱的“克隆援助公司”總裁布瓦瑟利耶為了實現個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宣稱已經在克隆嬰兒，這種違反科學倫理精神的行為，遭到世人的強烈批判。兩類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動說明了科技倫理在科技活動中的重要性。
科技倫理雖然并非科學技術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學技術外部的一種控制手段，科技倫理可以通過內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徑，成為科學技術活動中的一種內在力量。科技倫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義的規則系統，它可以告訴和教育人們：“什么樣的科技活動是善的或者是惡的；什么樣的科技行為是應該做的或者是不應該做的；人們應該通過科技活動為人民、為人類造福，而不應利用科技去作惡。”當這些規則系統被人們普遍接受并成為公認的調整人們在科技活動中的關系的行為規范時，絕大多數人就會自覺地按照這些行為規范去進行科學技術活動，自覺抵制不良的科技行為。 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相互之間的聯系和依賴性不斷增強,共同生活對人們的行為規范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并產生協調相互關系和行為準則的道德標準。對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為，被認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贊賞和表彰,給予某種榮譽，如我國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由于為我國農業科技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受到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贊揚。而對那些不利于或破壞共同生活的行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幣、假冒商品、竊取各種技術資料、利用電腦作案等行為,認為是不好的、丑惡的,人們就會加以鄙視和懲罰。科技倫理中的美與丑、善與惡、是與非的評判，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如果有人違反了人們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會往往就會通過輿論,通過批評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對違反科技道德者實行幫助和“制裁”。
二、 科技倫理的創新
科技倫理是一種道德規范，它在人們科技實踐活動中只能起到倡導作用，它并沒有強制性力量, 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時候，其規范、調整作用就顯得蒼白無力，因此僅靠行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還必須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約束人們的行為。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考慮把科技倫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過法律的權威性來約束科技活動中的失范行為。管理的規范和法律的約束具有強制性、權威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能夠從不同層面對人們的科技行為進行硬性約束，法律作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規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懲惡。筆者認為為了更好的發揮科學技術的積極作用，就必須使科技倫理的規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發揮更好的導向作用。 （1）對于已經形成共識的科技倫理道德，要根據具體情況，將成熟的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道德準則上升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和規范，通過法律和規范的約束性來規范科技活動，避免科技活動超出道德的界線。如中國科學院制定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自律準則》，就規定了科學家的行為準則和社會責任，有利于正確科技道德觀的形成。 （2）對某一些新的科技領域涉及倫理道德的行為，要根據已有的實踐進行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盡快制定相應的條律條令，使人們的科技行為有明確的指導。如網絡技術、安樂死、轉基因技術、克隆人技術等等，都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來引導這些新的科學技術，防止這些先進科學技術走向反面。在這些方面，一些國家已經走到了前面，如荷蘭已經通過了安樂死法，美國通過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這些法律對科技活動的發展已經起到了積極作用。我們國家也必須加快在這方面的立法。 （3）世界各國應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體利益，加強政府間的交流和合作，通過雙邊和多邊談判，制定有關科技倫理道德的國際法準則和國際慣例，簽訂雙邊或多邊協議，以伸張正義、遏制邪惡。例如環境保護、空間技術、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等等。這些科學技術都是關系到世界和平與穩定，關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比較統一的具有國際約束力的規范，這些科學技術就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此必須加快在這方面的立法。
三、總結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人類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須重視科技倫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須把科技倫理所蘊含的精神貫穿于科技活動的全過程。通過科技倫理精神樹立人們正確的科技觀，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和睦相處，和諧共存，同時也要通過人文學科、倫理宗教、社會輿論等諸多途徑，逐漸祛除人性中的邪惡成分，增強其仁愛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斷升華，從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
【參考文獻】
［1］甘紹平，科技倫理：一個有爭議的課題，哲學動態，2000。
一、案例教學法簡述
從20世紀90年代起，國際互聯網(Internet)的出現，開創了以計算機高新技術應用為核心的信息網絡時代。網絡信息技術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但同時了一系列諸如計算機黑客、計算機智能犯罪、個人隱私、計算機病毒、計算機的過分依賴等等暫時無法解決的，同時至關重要的社會問題。然而，現存的倫理、道德無法解決這些新問題。雖然，到目前為止有一些國家制訂了幾個關于計算機、網絡使用的法律。但是網絡信息技術具有相當的時變性，法律體系很難跟上它的變化。因此，加強網絡信息技術從業人員的道德修養至關重要。
一、網絡信息技術的獨特性要求加強網絡信息技術倫理教育
首先，現代網絡信息技術賦予個人以過去不可想象的巨大力量。專業技術人員或“上網”應用人員個人行為的善惡是非，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個人的“道德自律”。自從國際互聯網絡誕生以來，個人影響、操縱、控制一個地區、國家乃至全球信息網絡系統的能量大大增強了。例如，1999年4月，臺灣地區一青年計算機愛好者，“無意中”把自制的CIH病毒輸入國際互聯網絡，造成全球3000多萬臺電腦失靈。至今，CIH病毒每月26日還會在世界各地的計算機中發作一次，給全球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估量。
其次，所有的計算機內部操作都是不可見的。這種內部操作的不可見性為不可見的程序設計價值、不可見的復雜計算和不可見的濫用提供了機會。1、不可見的程序設計價值。由于對功能理解上的差異，程序員編寫的程序代碼可能會，也可能不會產生用戶期望的執行結果。2、不可見的復雜計算。這要求軟件工程師負擔特殊責任，徹底測試程序功能，確認程序行為。然而，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即使測試一個只接收三個16位整數的簡單輸入程序，如果進行窮舉測試，大約需要3*1014個測試用例，即使每秒測試1億個測試用例也需要很多時間。因此實際上，對于大型程序，軟件工程師只測試少數邊界值。這就要求軟件工程師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不斷改進測試方法，盡可能地充分測試整個軟件系統。
二、 社會需要網絡信息技術倫理
現代計算機信息與網絡技術是一種強大的工具或力量，對它的善的使用還是惡的使用完全取決于人的倫理道德價值指向。愛因斯坦指出：“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 計算機信息與網絡技術正是當前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計算機的特性，以及它獨特的離散性。因此應用倫理教育不能代替網絡信息技術倫理教育。
CC1991報告將“社會、道德和職業問題”列入到計算學科的主領域之中，并強調它對計算機學科的重要作用和影響。該報告要求計算機專業的學生不但要了解專業，還要了解社會。CC2001在充分肯定了CC1991的關于“社會、道德和職業問題”的論述，并將其改為“社會和職業的問題”，繼續強調它對計算學科的重要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多的公司注意到倫理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它們接收的畢業生接受過專業倫理教育。因此，學校因與時俱進，順應社會需求增開網絡信息技術倫理課。
三、有關網絡信息技術倫理課程建設的思索
最近幾年，計算機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正因為如此，講授網絡信息技術倫理的目的是讓他們理解該領域內獨特的文化、倫理需求、社會責任、法律以及職業道德問題。讓這些未來的網絡信息專業技術人員知道這個學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看到該過程中各自發揮的作用，理解在該學科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哲學問題、技術問題和美學價值觀，認識到他們開發出來的產品將直接影響很多人的生活質量，知道他們的行為將影響社會和個人，感覺到作為一個軟件工程師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知道區分符合倫理的行為與違背倫理的行為，從而將來遇到倫理抉擇時，能夠作出正確的選擇。
倫理屬于哲學范疇，也許有人認為應由滿腹經倫的哲學家講授此課。但筆者認為應由網絡信息技術專家承擔此課的講授，理由如下：1、網絡信息技術倫理的內容并不產生于深奧的哲學原理。歷年來的哲學學習使網絡信息技術專家具備一定的哲學修養，能夠很好的理解這些理論。2、幫助學生理解在方案選擇時，不僅要考慮技術可行性還要考慮職業價值，考慮在技術決策中道德方面的折衷，并能預見可能引起的倫理后果，這需要老師有豐富的網絡信息技術專業知識。
四、結論
在近幾年，我國網絡信息技術教育取得了巨大發展。各種院校為計算機專業的本科生開設了系統的網絡信息技術課程，并且這些課程都緊跟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但是，這些課程大多只是從適應行業技術要求、利于學生畢業后找工作出發，沒有考慮對這些未來的軟件開發者進行職業道德與專業責任心的教育。然而，在計算機日益成為各個領域及各項社會事務中的中心角色的今天，那些直接或間接從事網絡信息技術設計與開發的人員，有著既可從善也可從惡的極大機會，因此，網絡信息技術從業人員的價值觀與工作觀等社會和職業問題，極大地影響著計算機產業的發展，并引起業界人士的高度重視。我國這種只加強學生計算機技術教育，而不同時加強網絡信息技術倫理教育是不科學的。加強未來網絡信息技術開發者、系統管理者的倫理教育，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給社會、他人產生很大的影響力。使學生在倫理抉擇時能自覺地保持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的平衡，是我們網絡信息技術專業教師一項有重要意義的迫切任務。
廣告是當今社會經濟生活的普遍現象，人們每天都面臨著各類廣告的“狂轟濫炸”，廣告己不僅是企業的一種促銷手段，而且深深地刻上倫理道德等文化烙印。廣告在為我們鑄就一條通暢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同時，也導致許多社會問題的產生，一個突出的表現便是廣告的倫理缺失。面對形形破壞社會信用的缺失倫理道德的廣告，許多學者已從經濟學、社會學等角度對其做出評判，然而從法治社會的需求出發，我們不能忽視從法律的視角對廣告的倫理缺失進行評判，進而對這一社會現象進行有效的規制。
一、廣告領域倫理缺失的主要表現
1.虛假廣告泛濫成災
我國現行法律并沒有明確界定虛假廣告的法律概念及其一般構成要件，依據廣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藥品管理法、食品衛生法等法律關于虛假廣告的規定，我們可以認為：虛假廣告是指對商品或服務的主要內容作不真實的或引人誤解的表示，導致或足以導致消費者作出錯誤判斷從而對其產生高期望值的廣告。我國的虛假廣告形形，數目驚人，像一個黑色幽靈，在生活中無孔不入，損害了消費者的身心健康，侵害了合法經營者的正當權益，破壞了公平誠信的倫理規范，給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沖擊。當前最讓人痛恨卻最為肆掠的虛假廣告非虛假醫療廣告莫屬，全國各地工商部門查處的虛假廣告案中，醫藥行業競占據7成～8成。虛假醫療廣告看似上天賜予的餡餅，實為人造可怕的陷阱，如中華靈芝寶、新興醫院等事件說明虛假醫療廣告純屬玩弄公眾情感，視他人生命健康為兒戲。虛假醫療廣告已經成為社會一大公害，2005年～2007年“兩會”上共有數百件提案、議案涉及醫療廣告，代表、委員們都強烈呼吁有關部門對虛假醫療廣告予以重拳整治。
2.歪曲和誤導價值觀
廣告在宣傳商品或服務的同時,還承載著傳播文化觀念的功能,對人們的價值觀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一些違背民族傳統美德和過分強調、攀比物質享受的廣告將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人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價值觀，有的廣告提倡“享受”、“奢靡”的生活方式，將物質欲望的升格標榜為“境界、品質、層次”的提升，誘導消費者盲目崇拜商品。央視近期正在播出的一則汽車廣告，以爭奪停車位來體現汽車性能的優越，并宣揚這是“汽車價值的典范”……這些誤導價值觀念的廣告可能導致人們精神的空虛甚至靈魂的異化，在更深的層次上對個人和社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危害。多倫多一研究機構的一份報告指出：“廣告中大量描述的所謂‘理想生活形態’會導致消費者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夢想像一把上膛的槍，它可能美化生活，也可能毀棄人生于一種遙不可及的莽撞追求”。
3.違背社會公德和商業道德
我國社會發展正處于一個轉型時期，公共的道德規范還沒有完善和剛性化，一些道德理念還在社會的表層游走，沒有植根于民眾的內心，為追求私利，廣告違背商業道德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經營者為追求短期利益或不正當利益，故意不正當比較廣告捏造與散布虛假事實詆毀競爭對手的商品、服務或企業信譽，或者惡意利用客觀事實，渲染競爭者偶然或意外的缺陷來貶低其商品或者服務，或將自己商品或服務的優勢與競爭對手的劣勢比較來誤導消費者……這些行為從法律上來說定性為不正當競爭行為，從倫理的角度審視則是違背商業道德的行為。更有甚者，有的廣告作為追求經濟效益的手段，竟然粗暴地踐踏社會公德。一塊豎立在南昌市疊山路口、面積達240平方米的巨型廣告牌，左半部分圖案是一位美女作激情吶喊狀，寫有“我要高巢”幾個醒目大字，右半部分表明廣告的真實含義：我要ХХ寫字樓。許多市民反映：不知道廣告經營者是否還考慮城市形象和社會公德，工商主管部門怎么會同意這樣的廣告設立在南昌市的繁華路段。在成都，“麥當勞”在某電視臺播出消費者向商家下跪求折扣的廣告，引起了社會的強烈質疑和反感。如果說上述兩則廣告尚有一絲嘩眾取寵的“創意”的話，時下某些新聞媒體上的“征婚交友”廣告則不知該如何評述，有的廣告用語模糊、曖昧，有的甚至發展到毫不掩飾征求“”、尋找情人、甚至聯系的真實面目。這些嚴重違背社會公德的廣告，不僅未成年人可能深受其害，即便對成年人也是百害而無一利。
二、廣告缺失倫理的法律原因
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以促使廣告活動遵循法律法規和倫理道德規范，是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國當前的廣告法律制度不完善，是催生廣告倫理缺失現象的重要原因。
1.廣告法律制度存在明顯的法律空白
廣告立法空白的存在，使廣告從業人員有機可趁，他們可以披著合法的外衣，為追逐利益而公然踐踏倫理道德。比如：廣告法側重商業廣告的管理，缺乏對公益廣告、政府公告等非商業廣告的規范，對這些廣告中存在的倫理缺失問題，現行的法律制度便無能為力。此外，如今明星擔任代言人的虛假廣告頻頻曝光,受害者提訟幾乎都以敗訴告終，原因在于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追究明星的責任,只能無奈地給以道德上的譴責。
2.廣告法的部分規定欠缺執法操作性
使廣告經營者的某些行為處于合法但有悖倫理的‘灰色’區域，這些行為或法律難以覆蓋，或其法律性質很難判斷，使工商執法部門無所適從，從而難以有效控制廣告的倫理缺失。如：廣告法雖然一再強調廣告的真實性，卻從未明確界定虛假廣告的法律含義，國家工商總局《關于認定處理虛假廣告問題的答復》對于虛假廣告的認定，強調的是廣告內容與事實是否相符，而未強調廣告內容是否會誤導消費者，也就是說，如果廣告斷章取義，省略部分重要信息，但其他信息是真實的，則該廣告雖然誤導消費者，但在法律上是合法的，這顯然有違我們的立法初衷，也與世界各國關于虛假廣告的法律規定相背，不利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再如：廣告法中規定廣告內容“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然而“文明”并非一個嚴謹的法律術語，其含義過于抽象，導致事實上不能對“不文明”的廣告進行嚴格的認定。此外，廣告法明確規定：廣告中不得使用最高級、最佳等用語，一些廣告經營者便打球，利用“天下無雙”、“無可比擬”、“絕對可靠”等廣告語表達“最佳”的含義，因為沒有使用“最”字，廣告法只能聽之任之。
3.法律對廣告的倫理缺失處罰力度不夠
廣告法規定的處罰主要是以廣告費用作為計算標準，處罰最高金額是廣告費用的五倍，而在實踐中廣告費用很難計算。考慮到違法可能付出的代價與可能獲得的收益之間的巨大差異，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往往明知廣告違法，卻難以抗拒利益的誘惑而以身試法。
4.對廣告經營的法律監督乏力
主要表現在:(1)行政監督不力。我國廣告的行政監督機構（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為主）對廣告的監督往往只注重對廣告經營的審批等程序和形式上的審查，忽視了對廣告的實質內容（包括廣告的倫理性）審查，加之沒有建立便捷有效的廣告受眾者投訴渠道，使得廣告的行政監督不力。(2)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監督乏力。消協的性質是“半官半民”，沒有獨立的行政權，在解決不同類型的消費者投訴方面又缺乏靈活性，這大大削弱了消協的監督作用。(3)新聞媒體監督不力。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由于其威懾力大，作用突出，被政治家譽為“第四權力”。我國缺乏比較完整的新聞法律法規體系，對新聞媒體的監督權力和義務尚未予以界定，加之新聞媒體自身又承擔著廣告者的角色，與廣告主和廣告經營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利益關系，使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廣告缺失倫理的法律規制
在廣告缺失倫理倍受關注的同時,探討廣告的倫理建設也就成為合乎邏輯的結果。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廣告倫理建設應從文化、價值的視角進行深層次思考而不能訴求于規范層面,并將規范層面的訴求看作是“淺薄之舉”，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從文化的層面思考廣告倫理的重建，固然是治本之舉，然而觀念的改造是潛移默化的長遠過程，就現實性而言，當有更“急功近利”之舉作為應對之策，而且廣告倫理的建設應是一個多角度、多層面的系統工程，不能僅依靠價值觀上的空洞說教。從廣告的經濟屬性角度思考，法律的規制是首當其沖的，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便是法治經濟，而且法律制度的設計本身是植根于文化之中、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在對廣告的倫理缺失進行法律規制的視域里，筆者將考察的重點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擴大法律的調整范圍，彌補法律漏洞
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無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立法的預見性而導致法律空白，面對眾多的法律空白，法律自然顯得軟弱可欺。當前彌補法律漏洞主要急需解決兩方面問題：
(1)擴大《廣告法》的調整對象。現行《廣告法》調整的廣告僅指商業廣告，廣告的主體局限于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者，不能完全覆蓋廣告業的全部內涵，也不能滿足廣告管理的具體需要。建議《廣告法》的調整范圍應當涵蓋商業廣告、公益廣告等所有的廣告類別，鑒于虛假醫療廣告危害的嚴重性，應當參照法國的做法，禁止醫療行業商業廣告；在廣告形式上，除了傳統的傳媒廣告外，還應包括利用網絡等現代科學技術的廣告。(2)完善廣告法律主體制度。在對廣告活動主體的管理方面，除了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者外，建議將廣告中介服務機構，廣告推薦單位、廣告審查出證機關以及廣告代言人等納入法律調整的范圍。尤其是對于明星代言廣告，可以借鑒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家的做法，明星需對代言的產品的真實性承擔責任，違背法定義務的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比如受害人因明星代言的虛假廣告遭受損害時，可以要求明星承擔連帶責任。
2.改進立法技術，增強法律的操作性
(1)確立廣告法的基本原則。把真實、誠信、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等確立為廣告法的基本原則。將倫理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貫穿于廣告立法和司法之中。一可倡導先進的理念，二是在個案中，當缺乏明確具體的法律規定時，可以根據基本原則斷案，從技術上保證裁判不違背法治的精神，彌補立法者預見能力的局限性。
(2)明確界定虛假廣告的法律含義。建議借鑒美國關于虛假廣告的界定，如果“廣告的表述由于未能透露有關信息而給理智的消費者造成錯誤印象的，這種錯誤印象關系到所宣傳的產品和服務的實質性特點的”，不管它是否造成消費者受騙的事實，只需要認證其“有能力”欺騙即為虛假廣告。具體而言包括以下情形：第一，信息不完整。指廣告沒有將表達其整體意思 所必要的信息都告知受眾。第二，虛假陳述。即廣告內容不真實，缺乏科學、客觀依據。第三，引人誤解的比喻。指廣告美化商品或服務應當適度，比喻不能過分夸大失實，引起受眾的誤解。第四，引人上當的促銷。指廣告通過虛構促銷事實，吸引消費者前來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第五，玩弄文字游戲。指廣告利用文義的不確切性或者多重性，作出令一般受眾難以認識到的不實宣傳。比如，某商品房廣告描述其商品房所在地 “依山傍水”，而實際上這里的 “山”是指人工假山，“水”是指人工噴泉。第六，在視覺上進行誤導。指廣告通過與實際商品或者服務不一致的樣品或其他事物作替代宣傳，從視覺感受上使受眾產生誤解。比如，在柜臺里使用優質高檔商品作標價宣傳，而實際銷售的卻是另外的普通商品
3.增加懲罰力度，完善責任追究體系
法律責任是確保法律得以遵守的必要手段，但我國廣告法律制度確立的責任追究體系并不十分科學，手段過于單一，而且缺乏嚴密的層次性。雖然刑法規定有虛假廣告罪，但刑事制裁畢竟過于嚴厲，而且構成本罪卻未受到刑事制裁的并不少見。在民事和行政責任方面，目前，《廣告法》規定的處罰措施通常是以廣告費用為標準計算的，處罰最高金額是廣告費用的五倍。這在實踐中存在三個問題：一是很多廣告的廣告費用很難計算，對哪些費用屬于廣告費用不能準確定性；二是違法受到處罰的可能性與違法產生的獲利機會在概率上的差別較大；三是違法可能付出的代價與可能獲得的收益在數額上的反差巨大。使得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代言人明知廣告虛假違法，卻以身試法。因此。筆者建議:應在加大對違法行為人的處罰力度的基礎上，配備與違法行為的性質和危害程度相當的責任追究體系，達到促使廣告違法行為人痛定思痛的目的。在民事責任方面，可以借鑒《消費者權益保障法》關于雙倍賠償的規定，受害人因廣告違法行為遭受損害的，可以要求違法者雙倍賠償;在行政責任方面，應當增加處罰措施，當廣告費用低或難以計算時，執法者可以采用非法經營額為計算標準加大出發力度，如參照《商標法實施條例》有關處罰的規定:“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罰款數額為非法經營額的3倍以下;非法經營額無法計算的，罰款數額為10萬元以下”;另外，應當增加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拘留等行政處罰手段的使用。
參考文獻：
[1]肖繼軍:《我國廣告領域倫理失范現象探析》[J].改革與戰略，2006(01)
[2]傅守祥:《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廣告女性形象探析》[J].思想戰線，2003(05)
[3]張曦:《現代廣告的倫理思考》[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01)
[4]徐娜陳曉陽:《當前醫療廣告的道德缺失與倫理重建》[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5（01）
[5]李靜:《虛假廣告的多維法律規制》[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3）
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是現代法治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如何辯證性地看待中華傳統倫理道德中的積極和消極因素，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關鍵。
一、中國傳統社會是倫理道德與法治結合的體現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社會關系就是以道德與法治為基本內容，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發展演變的基礎。
1.倫理道德是中國社會結構與生俱來的特性
梁淑溟認為，中國社會缺乏團體生活的傳統，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由此突顯出來。正是因為重視家庭活動，中國人將倫理關系作為組織中國傳統社會活動、建構中國傳統社會框架的基本因素。所謂的倫理關系是“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互間的情誼關系”，凡是社會中的關系都離不開倫理關系的影響，整個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大型化的家庭，這在政治層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如以父子關系定義君臣關系，囊括皇帝到地方官員在內的官僚體系發揮著家長式的作用。
2.法治在中國傳統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不存在法治的，與其說“依法律而治”不如說“以法而治”。雖然如此，“法”的重要性依然被中國傳統社會所重視，具體表現在統治階級重視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經過幾千年的發展，中國古代社會建構了一整套獨具特色的傳統法律體系。
3.倫理道德與法治相互結合并共同規范著人們的日常行為
首先，“禮法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法治觀的核心，中國古代法治觀的發展既是“禮”與“法”融合統一的過程，也是中國古代倫理法發展演進的過程。從周朝開始，“禮”就被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成為規范國家政治生活和界定社會關系的基本規則。孔子認為，“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可以看出，儒家將禮視為法律刑罰發揮作用的前提，這一思想在之后又被董仲舒發展為“德主刑輔”的理論，宋明理學更加重視倫理道德，不僅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禮法合一”的思想，更將其提升為天經地義的“天理”。
其次，中國古代法治建設的倫理色彩濃厚，一方面，中國古代的法律規范體現了儒家關于倫理道德的基本思想，法律并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倡導禮義、推崇禮法”這一目標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實際的法律實踐中，法律的執行者并不會做到“秉公執法”，“法外開恩”“刑不上大夫”等體現了在社會生活中依然會有逃脫法律懲罰的現象。從本質上來說，倫理道德是法治的核心，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
二、道德與法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兩翼
中國古代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是倡導禮法所蘊含的倫理道德觀念，最終維護封建王朝的皇權統治，在這一制度下，人們的日常行為必須以其基本的社會身份為前提，必須符合倫理道德的標準。辯清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利弊是探討倫理道德與法治關系的前提，也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關鍵。
1.重視倫理道德的社會功能對法律起到良好的補充作用
倫理道德產生于人類社會漫長的實踐活動，往往代表著一種被人們普遍認可的價值取向，它或是一種理想化的觀念，或是一種現實存在的文化，但它總能發揮積極正面的作用，能規范人們的日常行為，引導、促進人們向善。在實際的法治建設中，法律的作用往往是硬化的，這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會帶來種種問題，如在法律的制定上忽視道德人性；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過度強調刑罰和法律條文的嚴謹性等。此外，重視法律道德的教化作用不僅可以使社會成員自覺遵守法律規范，還有助于國家各級機關成員帶頭修身自省，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養，從人性層面減少違法亂紀行為的產生。
2.法律是倫理道德發揮作用的物質性保障
雖然中國古代的倫理道德有諸多消極因素，如完全服從家長、男女不平等等，但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其在教化民眾、培養人才和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產生的重要意義。法治，從其表象上來看，系依制度為之，以制度作為行動的指南。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使處于文化范疇的倫理道德真正成為可視的條文規章，有利于避免道德說教流于空談；另一方面，通過具體的刑罰能使民眾對原本模糊的道德標準有更清晰的認識，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民眾知識水平普遍低下的情況下，這一作用更加明顯。
3.道德法律一體化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
我們既不能只重視道德，也不能只完全看重法律，基于兩者的積極作用，實現道德法律的一體化是推動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一方面是推動道德法律化，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覺形成的意識規范轉變為真正能塑造人們日常行為的規章制度；另一方面是法律道德化，法律既要和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相符合，又要被賦予道德的意義和功能。
三、結論
道德與法律是有界限的，在部分情況下兩者必須有所區別，無論是過度的道德法律化還是過度的法律道德化都不利于法治建設的推進。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中，我們不僅需要提高立法質量、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提高全民法治素養，更要從推動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創新發展中華傳統倫理道德，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活力源泉。
（八）展現科技性，促進協同發展
文化是一種內容，而科技是一種支撐，也是一種表達、傳播，文化與科技是結合體，不是對立面。要摒棄傳統鄉村、傳統農業的固有印象，注重鄉村建設、農業生產的科技性，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實現城鄉基礎設施連通、公共服務共享，實現鄉村旅游與文化旅游、生態旅游和休閑度假旅游協同發展，實現鄉村旅游業與文化產業等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
四、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河南鄉村旅游創新和升級發展路徑
（一）特色精品戰略
要注重整合現有資源，突出鄉土特色，保留傳統農耕文化，使發展旅游與當地自然條件、風土人情和民俗文化有機結合，發展個性化、差異化的旅游業態。適度推進鄉村林果采摘游、鄉村花卉觀光游、鄉村民俗文化游、以餐飲為主的鄉村游、綜合性鄉村度假游，著力突出鄉村民俗文化游。依托豐富多彩的中原民俗文化，以特色村鎮為平臺，通過挖掘創新，形成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特色鄉村游產品。
（二）精準扶貧戰略
近年來，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鄉村旅游發展和旅游精準扶貧，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了政府主導、部門分工協作、社會共同參與的發展格局，發揮了鄉村旅游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結構調整、農民增收致富、貧困人口脫貧方面的積極作用，也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鄉村旅游+精準扶貧”文化氛圍。在此基礎上，要圍繞扶貧攻堅，深入實施“雙百千萬鄉村旅游扶貧工程”，結合貧困地區的旅游資源條件、區位優勢和市場基礎，調動多方力量參與旅游扶貧，通過鄉村旅游實現精準扶貧，以精準扶貧戰略推動鄉村旅游深入發展。
（三）文化營銷戰略
為清晰、完整地展現這3所大學“卓越計劃”專業的課程體系，以了解其課程設置的實際狀況，本部分從各校各專業總學分及平均值、課程結構及各類課程的平均學分和比例、通識課程設置、實習實踐課程（環節）時間、倫理課程設置狀況等幾個方面進行了統計。
1. 總學分及平均值。從表1可以看出，在“卓越計劃”專業（實驗班）的總學分上，無論從每個專業還是從各專業的平均值看，華中科技大學都是最高的，湖南大學其次，山東大學最低。而且在以上3所大學內部，各專業總學分數值也相近，如華中科技大學在188.5—206分之間，湖南大學在173—178之間，山東大學在160—166.5分之間，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不同高校間人才培養的特色和差異。
表1 三所“985工程”大學“卓越計劃”專業的總學分及平均值
2. 課程結構及各類課程的平均學分和比例。從表2可以看出，3所大學的課程大致都包括通識課程、學科及專業課程、實踐環節3個板塊（其中華中科技大學另有課外學分部分），這與“卓越計劃”所強調的“以強化工程實踐能力、工程設計能力與工程創新能力為核心”的要求是一致的。不同于華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平均學分及所占比例最多（高）而學科及專業課程次之，湖南大學和山東大學的學科及專業課程無論絕對值（學分）還是相對值（比例）都處于決定地位，通識課程次之，實習實踐課程（環節）居末。在各校內部，這三類課程的絕對值與相對值大小是一致的，即某類課程的絕對值大，其相對值也大。具體來說，3所大學通識課程的平均學分及比例由多
（高）到少（低）依次為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和山東大學，而在學科及專業課程方面，依次為湖南大學、山東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在實踐課程（環節）方面，依次為山東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湖南大學。因此，從平均學分及比例這個角度可以發現，相對而言，在這3所大學當中，華中科技大學更為重視通識教育，湖南大學更為重視學科及專業教育，山東大學更為重視實踐環節。
表2 三所“985工程”大學“卓越計劃”專業的課程結構及各類課程的平均學分和比例
3. 通識課程設置。根據對這三所“985工程”大學“卓越計劃”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中通識（公共）課程的統計，發現這3所大學“卓越計劃”專業的通識課程設置存在以下問題：其一，思政課程（“兩課”）、傳授工具性知識與技能的課程（如英語、計算機）等占據比例過大，如湖南大學“測控技術與儀器”專業除開放實驗、體育與軍事課程外幾乎全為此類課程；其二，將原本屬于學科或專業范圍的課程置于通識課程體系當中，擠占了通識教育的實施空間，如華中科技大學“電氣卓越計劃實驗班”的“電路理論”課程。此外，根據對這些專業中可供選修的通識課程數量和比例的統計，發現選修課程比例較低，學生選擇余地小。在這3所大學17個“卓越計劃”專業當中，可供學生自由選修的通識課程學分占總學分的比例平均為5.12%，最高的僅為12.5%，其余皆在10%以下，若干專業甚至為零。
4. 實習實踐課程（環節）的時間。（1）實踐課程（環節）的總時間及企業學習時間。在17個專業中，共有16個專業（山東大學的機械設計及其自動化專業除外）在培養方案中提供了實習實踐課程（環節）的時間信息，但僅有5個專業（湖南大學的測控技術與儀器專業、車輛工程專業、土木工程專業，山東大學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專業、自動化專業）在培養方案中規定了明確的企業學習時間。以一學年36周計，僅從實習實踐課程（環節）的總時間看，這17個專業當中就有10個專業沒有達到教育部在“關于實施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的若干意見”中所要求的“本科及以上層次學生要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在企業學習”的規定。如單從企業學時間看，在明確提供信息的5個專業中有1個（湖南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沒能達到這個標準。而如果將軍訓等校內實踐與公益勞動等社會實踐的時間去除，將有更多的專業達不到國家規定。
（2） 企業部分的實習實踐課程（環節）及時間。從表3可以看出，湖南大學、山東大學“卓越計劃”專業實習實踐課程（環節）的企業部分大致都包括認識實習、生產實習、畢業實習（頂崗培訓/工作）、畢業設計等內容。明確提供這些實踐內容時間信息的專業為湖南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山東大學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自動化專業。從明確提供實踐內容時間信息的專業可以明顯發現兩個問題：其一，畢業設計占據了個別專業學生企業學習的大部分時間，這就導致學生直接參與生產、進行工程實踐能力培養的時間不足；其二，畢業實習（頂崗培訓/工作）與畢業設計的時間沒有做出明確劃分。
表3 兩所“985工程”大學“卓越計劃”專業實習實踐課程（環節）的企業部分
5. 倫理課程。經統計分析，3所大學共17個“卓越計劃”專業基本上都只開設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或“道德與法律”這一門與倫理教育直接相關的課程山東大學的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未詳細列出全部課程名稱及其實施場域，因此無從判斷，但在列出的課程中沒有與倫理教育直接相關的課程。，專門的工程倫理課程幾乎沒有。強調一般的道德修養固然重要，也更為根本，但它不能代替專門的工程倫理教育。而且在目前“兩課”重灌輸輕實踐的教學方式下，僅僅依靠單一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就想保證學生的道德修養和職業倫理是非常困難的。
（三） “卓越計劃”專業與普通專業的課程體系比較
作為國家實施的高等教育重大計劃，“卓越計劃”有著特定的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因此，有無特色是“卓越計劃”是否有存在必要的根本，也是這項重大教改計劃成敗的關鍵。進入“卓越計劃”的專業（以下簡稱“計劃班”）相比沒有參與該計劃的同一專業（以下簡稱“普通班”）應該呈現出明顯的特色和差異性。但現實狀況是否如此呢？為此，我們需要了解這兩者之間的差異狀況。由于以上3所“985工程”大學“普通班”的人才培養方案大多未在網上公布以及不詳細等原因，因此本文僅選取了華中科技大學電子信息工程（第一組）、土木工程（第二組）和山東大學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第三組）共3個專業進行“普通班”和“計劃班”的對比（見表4和表5）。
通過對比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通識課程學分及占總學分的比例上，兩者差異并不明顯；第二，兩者的課程結構幾乎一致，即基本上課程模塊是相同的；第三，相對于“普通班”，“計劃班”明顯更為重視實踐教學，無論從學時、學分以及占總學分的比例來看都是如此；第四，從實踐環節看，“計劃班”明確將畢業設計納入企業實踐范疇。此外，華中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和山東大學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計劃班”較之“普通班”還增加了畢業實習這個環節。
三、 結論與建議
根據對“卓越計劃”專業課程體系的統計、“計劃班”與“普通班”的課程體系比較，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 通識課程設置不合理。主要表現為思政課程、工具性知識與技能課程等外在功利性明顯的課程占據比例過大，而致力于使學生獲得一般發展的課程缺乏；將原本屬于學科或專業范疇的課程置于通識課程體系當中，擠占了通識教育的實施空間；選修課程比例較低，學生選擇余地小。
2. 企業學習時間尤其是直接的實踐技能培養時間不足。在文章涉及的17個“卓越計劃”專業中，大多數（10個）的實習實踐總時間不足一年，如果去除校內和社會實踐課程（環節）時間，將有更多的專業達不到教育部所規定的“要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在企業學習”的規定。不僅如此，畢業設計還占據了個別專業學生企業學習的大部分時間，導致學生直接參與生產、培養工程實踐能力的時間不足。此外，還存在實踐課程（環節）的實施場域沒有進行明確規定，畢業實習（頂崗培訓/工作）與畢業設計的時間沒有做出明確劃分等問題。
3. 倫理課程缺失。統計發現，這3所大學共17個“卓越計劃”專業基本上都只開設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或“道德與法律”這一門倫理教育課程，而沒有設置專門的工程倫理課程。
4. “卓越計劃”專業的特色在實踐教學方面表現得較為明顯。主要表現為更為重視實踐教學，同時將畢業設計納入企業學習范疇，同時增加了畢業實習等環節。但在通識教育部分以及整個課程體系的構成上，“卓越計劃”專業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
為進一步完善“卓越計劃”，加強“卓越計劃”的特色，根據對3所實施“卓越計劃”的“985工程”大學及其第一批“卓越計劃”本科專業課程體系的統計所發現的問題，初步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完善通識課程。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當代工程的疆界已遠遠超出了工業活動的范圍，已成為以制造活動為基礎，涉及科學活動、社會活動、管理活動、文化活動在內的復雜體系[7]。工程的復雜性要求工程師的素質結構是綜合性的，即現代工程師不僅需要掌握工程技術專業知識和技能，同時還應當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素養，這就需要以通識教育作為基礎。另一方面，“卓越計劃”旨在造就一大批創新能力強、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質量各類型工程技術人才，這樣的培養目標也決定了“卓越計劃”需要高度重視通識教育，因為創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思維的創造性、良好的認知結構以及獨特的個性品質等”，而通識教育“強調的人格教育為創新人才提供了道德保障，其強調的知識整合、視野拓展利于構建良好的知識結構，其注重的能力、方法訓練有利于啟發創新思維，其蘊含的‘以人為本’有利于創新人才的個性發展”[8]。因此，鑒于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和當前“卓越計劃”實施當中通識課程設置不合理的問題，高校需要完善通識課程設置，強化通識教育在專業人才培養中訓練思維、構建良好的知識結構、個性品質養成、公民意識陶冶、非職業能力培養等方面的作用。具體來說，一是堅持通識課程的“通識”特性，即“具有貫通性、普遍性的知識，對于人的成長和發展具有根本意義的原理性知識”[9]；二是加強通識課程中選修課的比例，以給學生廣泛的選擇空間，以適應其學習興趣和發展需要。
第二，保證實踐教學時間，細化各實踐課程（環節）的學時和實施場域。卓越工程師屬于應用型人才，扎實的實踐能力是其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我國的現實決定了我國的高等工程本科教育不可能像美國那樣走培養工程師毛坯而在就業后再由企業進行工程師綜合素質與能力訓練的兩階段模式[10]，而需要在本科教育期間就通過多種實踐教學方式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其中，企業學習階段的各種實踐對于學生來說因具有鞏固和拓展知識，培養其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使其獲得生產經驗和技能，熟悉和適應企業環境等功能，所以其成效就成為決定“卓越計劃”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針對前文發現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實踐教學，具體來說就是在培養方案中確保學生一年左右的企業學習時間，并增加學生直接參與生產實踐的時間。同時，還要對各個實踐課程（環節）的學時和實施場域分別進行明確劃分，即某環節具體是多少時間，究竟在校內還是企業實施。只有規定明確，才能執行順暢，落實到位。
第三，設置專門的工程倫理課程。面對一項工程，需要關注的不僅是“會不會做”，還要問“值不值得做”、“可不可以做”、“應不應該做”。因此，工程教育還要凸顯工程理念、工程倫理、工程文化、工程安全、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內容[10]。而且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高科技如果由素質不高的人去掌握，就難以發揮其正面的作用，就可能以其負面的作用嚴重危害人類，遺患后世，甚至造成難以想象的災難性后果[11]。近些年發生的“瘦身鋼筋”、“地溝油”以及屢屢見諸媒體的“樓脆脆”等低劣短命建筑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程技術人員的道德問題。這既受目前整個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同時也源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功利主義傾向。
當下我國高等工程教育偏愛技術知識和專業能力的訓練，而以價值理性與人本主義文化所構成的“非技術能力”的培養環節被長期且嚴重壓抑[12]。這就容易導致學生形成技術至上的工程理念，而忽視了工程倫理和職業道德。因此，基于工程倫理教育的重要性和專門工程倫理課程的缺失，需要設置專門的工程倫理課程。在課程目標方面，“一個人的品性更多地來自遺傳以及幼年時的家庭環境與經歷”，因此，“意圖通過大學里的工程倫理教育讓一個不道德的人成為品德高尚的人，顯然不可行。但對于道德品質良好的學生，通過工程倫理教育，提高他們識別倫理問題、倫理推理與判斷的能力等卻大有可為”[13]。
在課程內容上，“提升倫理意識，應讓學生了解工程中存在的形形的倫理問題，使他們擁有道德敏感性，能夠在工程實踐中快速察覺其中可能存在的倫理問題，為進一步的倫理判斷打下基礎。提升倫理判斷能力，需要學生在識別工程中存在的倫理問題的基礎上，根據其倫理價值觀，依據一定的倫理原則或規范進行倫理推理，進而做出判斷”[13]。因此，工程倫理教育的內容應包括如下內容：工程中的倫理問題、工程中的倫理沖突和倫理決策過程的影響因素[13]。
在教學方式上，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就必須改變以往的灌輸式教學方法，采取案例教學、學生討論、課堂辯論等方式，如“可讓學生先閱讀倫理理論課本和相關材料，寫出自己的感悟報告，然后在教師的組織安排和引導下展開課堂辯論、小組討論，在師生互動和學生相互啟發下逐漸生成自己的倫理智慧”[12]。
參考文獻
[1] 教育部啟動實施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EB/OL]. [20130506].http：//.
[2] 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公布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2011年學科專業名單的通知[EB/OL]. [20130506].http：//.
[3] 教育部關于批準第二批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高校的通知[EB/OL]. [20130506].http：//.
[4] 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公布第二批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高校學科專業名單的通知[EB/OL]. [20130506].http：//.
[5] 教育部關于實施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的若干意見[EB/OL]. [20130506].http：//.
[6] 朱永江.應用型本科院校卓越工程師培養體系的構建[J].教育評論，2011（6）：2729.
[7] 汪應洛，王宏波.工程科學與工程哲學[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5（9）：5963.
[8] 龐海芍.通識教育的動力與阻力[J].高校教育管理，2012（3）：711.
[9] 張楚廷.高等教育學導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74.
[10] 張安富，劉興鳳.實施“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5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