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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幾年來，隨著民族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發展，以及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興，其中不乏有關學科理論的探討。然而在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上，目前的歷史地理學界仍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史念海、郭聲波、安介生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并視之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則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并主張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勿容置疑，研究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問題，探討其學科屬性以進行學科理論建設，對促進歷史地理學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但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研究范圍、研究對象，還是研究內容，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都沒有區別，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沒有必要，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則是不妥當的。
一、歷史民族地理學的提法及其學科屬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盡管前人在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領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國民族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和中國民族學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證和民族的分布及其變遷問題，但歷史民族地理這一概念的出現很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最早闡述歷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他在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發表諸多有關歷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時，史先生在他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中，專辟有“歷史民族地理”一章，將歷史民族地理視為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軍事地理等并列的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其后，不少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如周偉洲先生將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以各區域民族分布為綱，論述各族的來源、發展狀況、經濟特點，以及他們與鄰近各族的關系，包括各族分合、演變、融合的歷史，并與今天我國現有民族聯系起來”，“以地理因素為綱，綜合闡述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的學科。
郭聲波先生給歷史民族地理學以較為嚴謹的定義，他指出： “歷史民族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以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的空間分布、時空演變以及有關要素之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分支學科，也是歷史學、民族學的輔助學科。”
安介生先生對歷史民族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內容以及研究任務作了較為完善的闡述，他認為：“就學科性質而言，歷史民族地理學應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歷史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研究歷史時期出現的各個民族以及民族共同體的起源與分布、各主要民族遷徙與促使這種遷徙的原因及演變趨勢等。歷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務包括：①確定各個時期的民族分布圖，即確定當時主要的民族區域范圍；②分析各個時期民族區域形成與演變的自然與社會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勢、氣候、水文、災變等，社會因素有該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特征、與周圍民族的關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變遷引發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
綜合上面幾位學者所述，歷史民族地理學是一門以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民族及人們共同體)的形成、分布、發展、演變及其與諸多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學科，它是歷史地理學中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筆者以為，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并視之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學科的屬性，應根據其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來決定，學科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是把某一學科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的主要依據；另一方面，“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它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下，因此其學科性質的闡明往往出于判明其與相關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之中”。與歷史民族地理學最為相關的學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學。關于民族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人文地理分冊)作了較為精到的解釋，將民族地理學定義為：“研究民族和歷史上形成的人們共同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的一門科學，它介于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是一門邊緣學科。”由此，我們可以明確：民族地理學，其研究對象為民族實體，研究內容為民族實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從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來看，民族地理學涉及到民族學和地理學，它當然是介于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但這樣定性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一方面，雖然民族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實體，但它并不研究所有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內容，而是研究一個或多個民族實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說它研究的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另一方面，民族學本身屬于人文學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等屬于人文地理現象。所以說，民族地理學應當屬于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從時間角度來分，正如地理學包括現代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一樣，民族地理學包括現代民族地理研究和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兩大部分。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對象是民族實體，但從時限上看，它研究歷史時期的民族實體，不研究現代的民族實體；從內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及其與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等一些地理現象或與地理密切相關的內容。因此，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歷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是合理的。進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其核心是人地關系，而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為正是眾多的人，構成了一個個民族實體。另一方面，人類活動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約的同時也會對，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響，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氣候、水文、動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實體形成與演變的原因，總結規律，也就是說在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為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的形成、分布、演變等人文現象服務的。因此，將歷史民族地理學界定為歷史地理學中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邏輯的(目前學界看法較為一致的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參見下圖)。
二、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是不妥當的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對上述說法持有異義，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并主張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
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之下，那么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所謂的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及的歷史民族地理學有沒有區別呢?我們先來看看幾位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學科性質的闡述。黃盛璋先生在《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一書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歷史地理學，是把它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予以討論的。……民族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民的民族類別、地域差異、源流變遷及期規律的科學”。李并成先生贊同黃盛璋先生的觀點，并指出：“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體的起源、發展、遷徙、演變的歷史過程及這一過程和地理環境的關系，探討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下，何以產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體?各個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體是如何適應并利用、改造當地的自然環境的，對于自然環境的作用和影響如何?民族和民族群體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礎如何?民族和民族群體本身的發展、壯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礎又是如何?這些歷史現象和歷史過程的發展規律和趨勢如何，對于今天有何借鑒意義，從中可以汲取什么樣的教訓?”朱圣鐘先生認為：“民族歷史地理的研究對象為民族實體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這個地理現象既包括與民族實體相關的人文現象，也包括與之相關的自然地理現象。……正因為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其它學科存在一定區別，所以民族歷史地理學應該被視為一門新興學科。”
綜合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概念的定義，盡管表述有所不同，詳略有所差異，但有著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以研究歷史時期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為主要內容的學科。我們將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到的歷史民族地理學對比，不難發現二者的研究范圍都限于歷史時期，研究對象都是民族實體，研究內容都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沒有明顯區別。既然二者沒有明顯區別，那么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就沒有必要了。
其實在筆者看來，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學，與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完全是一回事，舉例來說，“元代回族的形成與分布”與“回族在元代的形成與分布”有什么兩樣?這兩種名稱都是合適的，但歷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歷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地理……等等這樣的稱謂符合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一貫的傳統，因此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學更合適一些。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還是民族歷史地理學，倒還無關緊要，但學科屬性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在第一部分，筆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已論證了將歷史民族地理學界定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的合理性，而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又沒有區別，因此不能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將其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是不妥當的。
三、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雖然贊成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但他沒有給出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黃盛璋先生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予以討論，是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當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討論日程上來；二是重視民族歷史地理記載與研究，是中國學術傳統；三是中國具有一定的研究條件和基礎。”在此，黃盛璋先生也沒有把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進行對比，進而指出二者的差異。顯然，僅憑這三點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鐘先生在闡述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時，將它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進行了對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應該說，民族歷史地理學的提法，也多少受到歷史民族地理學概念的影響，以至于目前還有許多人將歷史民族地理學和民族歷史地理學混淆為同一概念，而其實民族歷史地理學源于歷史民族地理學卻有著與歷史民族地理學不同的內涵，在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雖也論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史，但同時地理環境的變化以及它與民族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也即是說，既把民族作為人文地理現象進行研究，同時也把它作為自然地理現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歷史時期的發展與環境變化之間的作用機制，總結規律，為當今民族地區的發展和環境保護提供參考信息。
在歷史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中，歷史民族地理學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但實際上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時也包括自然的研究，還包括二者相結合的研究，顯然把民族歷史地理學劃歸為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同時也會限制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和發展。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4年曲靖師范學院重點課程建設項目（項目編號：zdkc2014004）階段性研究成果。
K901
探究式教學是學生圍繞一定的問題、文本或材料，在教師的支持下，自主尋求或自主構建答案、意義、理解信息的活動或過程。人文地理學涉及內容的廣泛性、社會性、綜合性、區域性、應用性和實踐性特點，為探究式教學法的應用提供了廣闊的平臺。以“文化現象綜合體——文化景觀”為例，運用探究式教學法進行教學設計。
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的基本情況
中國人文地理學自20世紀80年代復興并逐步發展壯大以來，教材建設取得一定成就，各種論著得到出版，出現了像張文奎主編的《人文地理學概論》、金其銘和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趙榮、王恩涌等主編的《人文地理學》、陳慧琳主編《人文地理學》等。本課程為學生選訂的是趙榮、王恩涌等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該教材由北京大學牽頭，聯合西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單位的作者共同編寫，內容系統、完整，曾獲得2002年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被許多院校地理科學專業選用為教材，更是許多大學研究生考試的指定參考書。
（二）本節內容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節內容是《文化與人文地理學》這一章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該門課程的總論部分與人文事項的空間表征——文化區、文化的時間現象——文化的擴散、文化生態學、文化整合——文化各特質之間的協調并列為五大人文地理學研究主題，為后面即將在分論部分學習的農業景觀、城市景觀、語言景觀、宗教景觀等內容打下基礎。其內容主要為文化景觀的概念及特性，文化景觀與環境的關系，安排有2課時的理論學習。學好這部分知識，對于學生了解文化景觀多樣性以及人類活動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樹立正確的保護和開發自然環境的觀念有著重要的作用。
（三）教學目標分析
基于本節內容在教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教學實踐中，我將結合教學大綱和學生的認知水平，確定如下三維教學目標：
1.知識與技能目標
通過教師講解，結合實例分析，理解文化景觀的定義、了解文化景觀的特性；通過實例分析文化景觀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在后續的實踐課程中組織開展以“麒麟區廣場地名景觀調查分析”為題的調查活動，初步了解麒麟區廣場地名的差異性及其與環境的關系，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2.過程與方法目標
通過分析實際材料和查閱相關資料，掌握分析材料的方法；通過分析不同地區文化景觀之間的差異，將所學知識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掌握運用所學地理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
3.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
學生通過學習文化景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認識到人類不合理的活動可能導致對環境的破壞，反過來又危害人類自身。樹立可持續發展觀，體會到人與自然環境和諧發展的重要意義。在小組合作探究過程中，不斷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體會合作學習的意義與探究學習的樂趣，獲得成功的體驗。
（四）教學重點和難點分析
1.教學重點
本節內容的重點是：文化景觀的特性、文化景觀是自然環境的折射物以及文化景觀對環境的改造。
【設計意圖】對文化景觀的定義及特性的學習，是進行后面內容學習的基礎；文化景觀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關系到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怎樣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相當高的現實意義。所以，我將其定為本節課的重點。
2.教學難點
本節內容的難點是：“同類景觀異型與單一景觀多義”這一特性、文化景觀反映自然的局限性以及文化景觀對環境改造后對當地的影響。
【設計意圖】由于本知識點對學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識運用能力要求較高。所以基于學生總結能力相對有限的特點，我將它們確定為本節課的難點。
二、學情分析
1.已有知識和經驗
地理科學專業文理學生兼收，理科學生相關基礎非常薄弱，大部分文科學生雖然經過高中階段的學習，已經具備相關內容的基礎知識，但是對知識的理解還不夠深入，分析綜合問題時，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
2.學習方法和技巧
通過前面的學習，學生已具備基本的查閱資料、分析問題的能力，但本節課的內容更深入，學生還是有一定的認知難度。在“文化景觀的特性”以及“文化景觀反映自然的局限性”這部分內容中，語言較為抽象，需教師引領講解，更需結合案例分析，用多媒體進行展示，將其具體化、形象化。
3.個性發展和群體提高
在之前內容的教學中，我一直采用多種教學方法，認真講解各節知識，學生對本門課程已經有一定認可，學習動力較好。但20101611、20101612兩個班合班上課，共108人，人數多，大部分同學愛學習、勤思考、主動積極，但有一小部分同學注意力不夠集中，兩極分化大。上課壓力較大，需要更加用心。
三、教法和學法分析
（一）教法分析
由于本門課程為理論課，我主要以講授法為主進行教學；另外，學生已經有一定的相關基礎，學習興趣可能較低，需要調動學生積極性和主動性，并且結合本節教材與實際生活聯系緊密的特點，在教學過程中充分運用啟發式問答法及實例分析法相結合的方法講解各知識點。在積極與學生互動、活躍課堂氣氛的同時，生動形象、脈絡清晰地講解知識點，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二）學法分析
基于本節大部分知識與地理實際聯系緊密且對今后學習意義重大的特點，我主張在教學過程中應注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與探究式學習相結合的學習方法，授之以漁，從而學生可以在鞏固所學知識的基礎上，學會學習知識和運用知識的方法。
四、參與式教學思想指導下的教學程序設計
根據以上理念，結合本課的特點，我設計了以下五個教學環節：
（一）趣味導入，激發興趣
我將配合圖片提出“云南十八怪，雞蛋用草串著賣，螞蚱能做下酒菜”以及“陜西十大怪，面條像褲帶，房子半邊蓋”這兩句俗語，并指出類似的俗語還有許多，引導學生思考什么是文化景觀并對文化景觀的多樣性進行分析，然后指出環境對不同文化景觀的影響，介紹不同的自然環境對于文化景觀形成的重要性。
【設計意圖】由于學生層次不同，并且人們普遍對于比較有趣的問題更容易投入，因此以這樣的導入激發學生對本課知識的求知欲和學習興趣，引出今天的新課。
（二）深入淺出，學習提高
1.相關知識，多種見解
導入新內容后，在講解文化景觀的定義時列出德國地理學家施呂特爾、美國地理學家索爾、中國地理學家李旭旦、趙世瑜對文化景觀的經典定義。講解完文化景觀特性后向同學們交代是我結合資料的整理的內容，其他學者還有不同見解，此外，具體文化景觀有不同之處。
【設計意圖】大學生不同于中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不主張照本宣科，也不主張一個問題只給一個答案。導出內容講授基本知識點后便要指導學生自己深入探索，尋找不同答案，進行綜述得出自己的見解。
2.精彩展示，學生參與
講解完文化景觀的定義、類別、研究內容后，請班里準備充分、主動積極的同學上講臺用演示文稿展示他們所收集的某一類文化景觀的內容。此前在他們準備的過程中給予一定的指導。
【設計意圖】本內容難度不大，可以借此機會增加學生的參與度，讓主動認真、積極參與的學生起到示范作用，擴展同學們的視野。
3.分清難易，明確重點，區別對待
如上表所示，在教學過程中我將劃分知識點的難易程度，重點與否，對重難點精心設計，深入講解，對簡單知識及非重點則一筆帶過。
【設計意圖】大學生的理解能力已經有所提升，并且在中學階段已經有一定基礎；另外，教學課時有限，不宜在簡單或者不需要深入掌握的問題上花費過多時間，使得學生倦怠并耽誤了后續課程的教學。
4.著眼運用，實例分析
文化景觀對環境的改造及改造后對當地環境的長遠影響知識既是本節內容的教學重點，又是理解難點，為了便于學生理解，在教學過程中我將充分利用它與事例之間的聯系進行講解。
首先我將會簡介人類在利用自然的同時造成的污染等情況從而引出文化景觀也可以影響環境，再而進一步引出文化景觀對自然有著正負兩方面的影響。然后舉出都江堰這一文化景觀順應了自然規律從而產生正面影響和阿斯旺大壩違背了自然規律產生的負面影響的例子來引導學生實際分析和了解文化景觀對自然的正負作用，從而使學生更加生動形象地學習文化景觀對環境的改造并且明白改造后對當地環境的長遠影響，以達到突破難點的目的。在突破難點后，我將組織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去舉例說明我們身邊的文化景觀對自然環境的長遠影響。以此，培養學生運用地理理論知識分析實際情境的方法能力，真正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設計意圖】本節課的目標不只是學習知識，更需要學生學會分析問題，此為教學環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達到教學目標的重要步驟。
（三）合作探究，提高能力
學習過基本概念，并且分析了案例后，我會布置一個調查任務，題目為《麒麟區廣場地名文化景觀調查分析》，請同學們先思考其框架，進行前期準備，在后續的實踐課中調查分析。
【設計意圖】開展實踐活動，是現代教育發展的趨勢，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實踐探究能力、參與社會的能力。因為課時、精力、資源有限，沒有安排大范圍的調查，只是選擇麒麟區作為調查區域，對廣場地名文化景觀進行調查分析。
（四）課堂總結，課后延伸
在課程的最后，我會帶領同學們一起總結本課程內容中的知識點，布置一個讀圖題目讓同學們分析，并且列出參考書目請同學們課后閱讀，書寫讀書筆記。
【設計意圖】地圖是學習地理的重要工具，從圖中提取有效信息進行分析推理歸納，是新課程倡導的理念，是必備的一項地理能力，也是學生今后走向工作的一項重要能力。此外，對大學生的要求不能僅限于課本，必須結合課程內容，在課外進行深入的學習。
五、板書設計.
本內容采用的是綱目式板書，其優點是提綱挈領、條理清晰、層次分明、重難點突出，有利于學生明確本節課內容的知識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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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蘇 哲.文化景觀的構成———地理概念的教學案例[J].教學探索2007（1）： 42-43
[4]劉云剛，王豐龍. 尺度的人文地理內涵與尺度政治——基于1980年代以來英語圈人文地理學的尺度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03）
一 社會地理學的視角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有一段文字專論浙江風俗，他將全省十一府分為三個區域：“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接著，他又分析了縉紳與眾庶之間的階級關系，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在征引了前揭這段記載后，譚其驤先生認為：“這就是近世西方所謂社會地理學。”①
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學諸分支學科中，社會地理學的起步較晚。20世紀初，法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維達爾·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論和人對環境的適應與選擇觀點，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這一觀點奠定了社會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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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譚其驤：《與徐霞客差相同時的杰出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原載《紀念徐霞客論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頁。
②(美)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7月，第232頁。參見：(英)羅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學創建人》，葛以德、林爾蔚、陳江、包森銘譯，葛以德校，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第237—241頁；楊吾揚著：《地理學思想簡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頁。
的理論基礎。①國外的社會地理學自20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發展起來，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中國大陸的社會地理學起步較晚，及至90年代，才隨著人文地理學的逐漸恢復而受到關注。沈道齊、張小林指出：“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社會轉型加快，社會問題愈加突出地顯示出來，人文地理學者在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意識到需要開拓新的領域。于是發展出社會地理學，建立中國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并出現了較快的發展勢頭。”②
關于社會地理學，以往曾有論著做過一些界定。譬如，英國R．J．約翰斯頓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就指出：社會地理學是對“有關空間中的社會關系以及支撐這些關系的空間結構的研究”③。臺灣學者認為：“依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稱為社會地理學。人類的社會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質，研究其特質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區域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是社會地理學主要課題。社會生活與人口、聚落、經濟、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問題相關，故社會地理學內容自與人文地理學內容難分。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之新名詞，但社會地理學之與人文地理學，在研究立場上有別，將人類生活當做社會現象加以研究的傾向而言，前者較后者更強。”④《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列有“社會地理學”條，大陸學者李旭旦認為：“社會地理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研究各種不同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分析比較社會類型及其形成過程。社會集團具有不同類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代表了對不同自然環境的一種反應。”⑤李旭旦還指出：早期的社會地理學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與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還研究各種社會集團如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社會地理學后來的發展側重于聯系解決社會實際問題⑥。李潤田主編的《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書列有“社會文化地理學”一章，其中有關社會地理研究方面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社區的地理研究；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會關系的區位研究和社會問題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區與環境、社區的中心與邊界和社區空間結構及其影響等，實際上的內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這已不是當代社會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了。不過，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各類社區，以及通過對社區的對比分析，凸顯不同社區的獨特性，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⑦，社會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集團方面。對此，吳傳鈞認為，中國社會地理學要“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活動，地域性的行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與犯罪地理學”等。李劍如認為，當代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類型、空間結構、空間過程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學”。沈道齊、張小林認為：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活動空間地域特征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探討中國社會地理學的性質、對象與任務；社區地理研究；社會問題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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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頁，“法國地理學史”條；第432—433頁，“維達爾·白蘭士，P”條。
②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頁。
③柴彥威等譯，柴彥威、唐曉峰校，商務印書館，2004年1月，第653頁。
④石再添：《社會地理學》，載沙學浚主編《地理學》，見《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第118頁。
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頁。
⑥1987年金其銘、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也列有“社會地理學”，基本上承襲了上文的觀點。
⑦日本廣島女子大學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會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雖以“社會地理”為名，但實際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參見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頁。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尚未完全定型。社會地理學有時也被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一般認為，用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學科，即稱為社會文化地理①，這說明社會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②。社會地理學的出現，為人文地理學增添了活力，擴展了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興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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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續)》(《地理雜志》第3卷第4期)，將“文化地理”稱為“高深的社會地理”。
②(英)R．J．約翰斯頓主編《人文地理學詞典》曰：“經歷了80年代整個人文科學的‘文化轉向’，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開始混合為很少有知識連貫性的學科。”(第653頁“社會地理學”條)
二 學界以往對社會地理現象的關注
歷史社會地理在歷史地理學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這并不等于說以往就沒有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內容。人類生活廣泛受環境影響，古往今來，有關這方面的觀察和記錄相當不少。晚清民國時期，不少西方地理學著作被翻譯、引進中國，這對于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張其昀譯有法國白呂納(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連載于《地理雜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學”亦即人文地理學。白呂納是社會地理學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的弟子，根據白呂納的看法，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各種人類生活，如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與自然地理學之各現象之相互的關系”⑤。人地關系自古以來就已存在，人地關系論自然成了學界關注的焦點。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相互關系，成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理論和研究的中心課題。自然對于人類是主宰?還是影響?抑或是相關?這是人文地理學家分歧的焦點。主宰說者，認為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社會具有絕對的勢力，“人者地之產物耳”；影響說者，認為社會活動的演進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眾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張相互關系論者，則認為人類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而地理環境亦受人類的影響⑥。白呂納虔奉其師維達爾·白蘭士的地理哲學，他的主要學術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變環境的具體觀念外，還認為人類之適應環境，其能動性實與其他生物迥然有別。一般生物對于環境的反應完全是機械被動的，而人類對于環境的反應則相當靈活和主動，“人類具有心靈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為決定人地關系的主要條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學說的影響下⑧，當時出版的地理學著作，對于人地關系均相當重視。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國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別為“民族篇”、“民權篇”和“民生篇”。該書關注中國各地的物產盛衰、人類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國家強弱等，尤其重視禮俗與民生(如實業、商業等)，對于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類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風俗由于人為，然亦必因其氣候、地勢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齊，民族性質之開閉，與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來設軒輶之采，以覘列國之風，則禮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關注民俗外，該書亦簡要概述了漢族的派別(各類人群)，對客家、福老、福州鄉民(即俗傳的三把刀)、墮民、九姓漁戶和畬民等，均有涉及。當時，“社會地理學”的概念已在中國得到介紹，如1933年布魯諾(白呂納)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中，即有兩處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地理學”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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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關歷史社會地理總體上的理論探討，主要有：王振忠：《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復旦學報》1991年第1期；吳宏岐、王洪瑞：《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有白菱漢著、張其昀譯的《人生地理學史》，收入何炳松、劉秉麟主編“社會科學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書局出版有布魯諾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此處的“白菱漢”、“布魯諾”均是“白呂納”的異譯。
⑤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第46頁。
⑥胡煥庸：《西洋人文地理學晚近之發展》，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3期，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陳正祥：《現代地理學之觀念與方法》七《法國地理學派及其特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81頁。
⑧晚清時期有三部較有影響的人文地理學譯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學》(1906年)、世界語言文學研究會編輯部譯《最新人生地理學》(1907年)和凌廷輝的《人生地理學》(1909年)。參見：鄒振環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頁。另參見：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設圖書館，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張其昀除了譯介白呂納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關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較》一文①，對于浙江寧波商人和江蘇洞庭商幫等皆有論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張其昀出版《中國人地關系概論》一書，全書分四章，分別為“平原地帶”、“丘陵地帶”、“高原地帶”和“高山地帶”。該書“以中國之地勢為經，氣候、水利、人口、資源、實業、交通、都市、民族、國防等項為緯，就本國地理之基本智(知)識作系統之說明”②。其中，對于各地人群與地理環境之關系多所關注，如曰：“徽州茶葉品質最優，徽州六邑，地狹人稠，即在豐年，米糧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所得，以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國，有‘無徽不成鎮’之語。”③又如，“海濱之民習于波濤，帆影足跡交于南北兩洋，寧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張其昀對于人地關系的描述方法，與王士性對浙江的分析可謂一脈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圍上廣而言之)。至于更細致的研究，早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張其昀就分別出版《本國地理》兩種計五冊，后于1957年稍加刪節，總名之曰《中國區域志》甲、乙二編。其中，有不少內容與社會地理相關。張其昀認為：“區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學之正軌也。《禮·王制》篇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雖陳言，而卓然為一天然區域(National region)之定義。”⑤“天然區域”是《中國區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據他的定義：“大凡地理環境相同之處，其生活狀況亦必大同小異，若此之地，謂之天然區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學理論的同時，張其昀也努力發掘人文地理學的本土資源，進一步詳細闡述了“天然區域”的內涵：
地形與氣候，為環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氣候，則于其地之風土人情，思過半矣。蓋水道之緩急，視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視乎氣候而定；而農田之肥瘠，又視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長，與氣候有關；礦產之采掘，與地質有關；而職業之分布，又與物產之分布有關。貿易之盛衰，系乎水陸之交通；人煙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陸轉輸，貨物集散之點，又必有都會之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風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由此觀之，地理事實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釋與明晰之系統焉。不特須知其然，而且須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見其所以然，故于當然之事實，亦覺豁然貫通，見之愈為明切。是以欲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地理，必須認明天然區域，而不當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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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
②張其昀著：《中國人地關系概論》，“史地叢刊”，該書為當時的教育部委托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編輯，大東書局，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3—24頁。
④《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5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五輯，1958年1月，第62頁。
⑥《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⑦《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中國區域志》一書，不囿于省界，而根據地形、氣候、物產、人口、語言、交通、風俗和歷史等種種要素，“參伍稽考，分析綜合”，將中國分為黃河三角洲、大湖區域、大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區、珠江三角洲、嶺南山地、海南島、云貴高原、西南三大峽谷區、四川盆地、秦嶺漢水區、陜甘盆地、黃河上流區、山西高原、海河流域、東北二大半島、關東草原、白山黑水區、塞北草原、外蒙高原、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個“天然區域”。在“導言”中，張其昀就以安徽省為例，說明“天然區域”及其內部的諸多要素。他認為安徽省的天然區域，明顯可分為三區：北部屬于淮水流域，中部屬于大江流域，東南一小部分，屬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氣候各不相同，生計亦迥然有異，如“安徽之東南部，山多田少，生計艱難，故壯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處有之”。他并且認為，“徽州之徽港，與浙江之婺港、衢港，同為浙水之上源，分隸二省，非通論也。吾人研究地理，要當注意天然形勢，應分則分，應合則合，觀其會通，而明其大綱，庶不至有重復割裂之煩，與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諸實際，皖南的徽州與浙江的淳安等地，不僅同屬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異，可見張其昀的說法的確頗有見地。
《中國區域志》一書，非常注意各“天然區域”內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風俗”。所謂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產，譬如“徽州六縣，山多田少，即在豐年，米糧亦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之所得以為挹注。徽茶為徽州出產之王，徽州各縣幾至無家無茶園茶場，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籌備摘茶，總計茶戶、茶工、茶商、茶販，徽州人民之生計，有十分之九與茶業有關。我國綠茶品質以徽州婺源縣為最優，紅茶以徽州祁門縣為最優。婺源北鄉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為名貴。上海出口綠茶，箱上大字多標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貴以召外人重視。徽州雖屬安徽，但徽州綠茶非由蕪湖出口，而由杭州運至上海出口，祁門紅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運有關于商業，于此可見。徽州茶占全國產額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產茶四十萬擔，每年以最低山價之三十元計算，即有一千二百萬元。上海綠茶外銷市況，幾視徽州產額之豐歉為轉移。江浙兩省，民間日用之茶，尤以徽茶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漢口、廣州各大埠，茶葉店肆，類為徽州茶商所設……”②因此，徽州的風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計艱難，壯者傭于四方，善識低昂，故亦有以貨殖為恒產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經商見稱，挾其土產茶葉，遠游全國，各省商業，殆無不有徽幫者”④。盡管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茶業經營只是徽州民生所賴的一個方面，“無徽不成鎮”局面的形成，亦不僅與徽商的茶業貿易有關，但《中國區域志》重視
地理環境、物產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卻極富啟發意義，在以往的地理學著作中，也是別開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張其昀對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頗耐人尋味。如對山西風俗，他指出：“儉，美德也，亦山西人最顯著之風俗也。蓋晉省山岳重疊，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須仰給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堅忍儉嗇，憂深思遠，此乃環境之影響，不得不然。農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礦，商賈勤貿易，婦女勤紡織，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也。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吝嗇迫隘，而好儲蓄。即家鉅萬，亦務多積聚，淡泊自安，毫無奢華。……山西人善治生，其節財之法，往往為他處所罕見。……山西人最善經商，亦受地理環境之影響。蓋土瘠民勞，每遇兇荒則負擔赴外境，謂之赴熟，無安土重遷之習慣，一也。晉人善治生，多藏蓄，計較分毫，長于理財，二也。河東有鹽鐵之饒，貿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遠’，皆能忍耐，處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來，山西商人聞名遐邇，成為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兩大巨擘之一。以往雖然也有不少著作論及山西的自然環境與從商習俗形成的關系，但此處張氏較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獨到之處。又如，對于江南風俗，張其昀認為亦深受風土之影響：
(一)郊無曠土，阡陌如繡，有古井田遺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稱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國，即在世界各國亦無其比。
(二)東南財賦之區，男女皆能自立，地饒多利，俗尚紛華。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浮侈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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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3頁。
②《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06—107頁。
③《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四章《東南沿海區》，第171—172頁。
④《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11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頁。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穎異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藝而厭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語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侶如云。吳人善詼諧滑稽，談言微中；又多閑情韻事，此皆交際頻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與王士性、張瀚和謝肇淛等人的記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或許我們并不滿足于類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學者可以“科學”地認為這樣的描述失之“籠統”②，但由此亦不難想見學界對于社會地理的關注可謂不絕如縷，未曾間斷。只是中國大陸自建國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長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對社會地理之關注亦遂乏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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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頁。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基于社會地理現象本身的紛繁復雜，許多情況下并無絕對明確的界限，數量統計固然“科學”，但“籠統”有時較之絕對的“科學”，或許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會現象的總體特征。
轉貼于 三 歷史社會地理學的研究內涵
歷史社會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影響，以及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征，等等。參照當代社會地理學的框架，我以為，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
社區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會關系的社會實體。換言之，社區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個地理區位，同時它還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社區的數量眾多，其分布可以說是無所不在④。此前有關社區的研究，絕大部分來自社會文化人類學方面，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當代社區的現狀⑤。實際上，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⑥，亦可借鑒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區研究與歷史是相通的，他認為：“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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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參見譚其驤《歷中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載《歷史地理》第十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參見：蔡宏進著《社區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6月，第1—26頁。在中國大陸，劉君德、靳潤成、張俊芳編著有《中國社區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
⑤關于這一點，參見王銘銘所著《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會學人類學論叢”第三卷，1997年4月；《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6月。
⑥歷史學界對“社區”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論著，如喬志強認為：“簡言之，社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性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社會，社區可分為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兩大類型。另外，少數民族也屬于一個特定的社區。”(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頁)。張研曾發表《試論清代的社區》(《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認為：“社區兼有社會和地理的空間概念。清代的社區可以說就是清代的區域社會。這種區域社會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鄉族及保甲、里甲、坊廂等形式聚居其中、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產生各種互動關系而共生共存的社會地理空間。清代的社區與其他時代的社區一樣，存在或重疊、或交錯、或平行的多種形態，如法定社區、自然社區、專能社區、政治社區、經濟社區、精神社區、民族社區等。多種形態的諸多社區構成了清代社會。……”關于這方面的討論，詳見張研著《清代社會的慢變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會史研究的典型區域——明清徽州社區解剖》，載《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顯然，他們有的是將“社區”當作“區域社會”的代名詞，有的將之當成“地區”的代名詞。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是將“社區”視作其內居民具有高度認同感和凝聚力、范圍適中的區域，以此為視角，研究社區內的人群、空間、文化、組織和認同等問題。如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陽江口平原的例證》 (載《史林》1995年第1期)、陳春聲《鄉村神廟系統與社區歷史的演變——以樟林為例》(載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頁)等文，雖未對“社區”下直接的定義，但其內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參見王振忠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4月，第120—157頁)、《明清以來漢口的徽商與徽州人社區》(“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臺灣暨南大學，2001年12月)二文，則直接而具體地將“社區”視作居民、地理區位和生活方式的結合。
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在這一層上可以說是和歷史學的工作相通的。社區分析在目前雖則常以當前的社區作研究對象，但這只是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歷史材料充分的話，任何時代的社區都同樣可作分析對象。”①也就是說，社區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社區還是歷史時期的社區，主要看資料的情況來決定。而從資料的角度來看，在歷史時期，有的地區保留下來的民間檔案文書相當豐富。比如說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國的徽州文書，數量就相當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當豐富的鄉村社區研究資料(我將這些資料稱為村落文書)②，它的詳細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不亞于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實地調查獲得的資料。因此，運用這樣的資料來研究歷史時期的社區，顯然是可行的。當然，與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社區研究相比，歷史社會地理更注重對歷史資料的運用和解讀，特別重視對基層鄉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經過歷史承繼積淀而形成的鄉土文化及其在異地的擴散和傳播。
2．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
在歷史社會地理中，如果說社區研究側重于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探討③，那么社會現象則側重于對社會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藝的綜合，是人群主動地求適應于地理環境的表現。生活方式的特殊、穩定和持久與否，大都要看地理環境之是否特殊與穩定”⑤。社會地理學將人類的生活方式導入地理學研究，“它指的是一個人類集團的成員學習到的傳統品質——即人類學者所用的術語‘文化’，生活方式意味著一種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復合體。維達爾指出，同樣的環境對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義：生活方式是決定某一特定的人類集團將選擇由自然提供的那種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圍很廣，如衣食住行、婚喪禮俗、休閑娛樂以及各類社會現象等。關于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主要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人群研究：社會地理以人和社會為中心，特別關注社會群體類型。在歷史時期，社會群體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形成，并由具有共同價值取向及行為準則的人們構成相對穩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們對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故而在空間上表現為不同的分布類型⑦。因此，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響。
1994年業師鄒逸麟先生主編的“區域人群文化叢書”⑧，在叢書前序中，我們首次提出了“區域人群”的概念。所謂區域人群，是指歷史上特定時期具有明顯區域特征、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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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頁。
②參見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為例》，“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書的形成——以抄本二種為中心》，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史料館主持國際合作項目“歷史檔案的多國比較研究”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近世東亞的組織與文書”)論文，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訂社會地理學の基本問題——地域科學への試論》(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間”為其主要研究內容。
④日本社會地理協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編的《社會地理》雜志，英文直譯即作“社會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該雜志于1947年創刊。
⑤(法)梭爾：《論生活方式》，載梭爾著、孫宕越編譯《人文地理學原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1957年4月，第95頁。
⑥《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第232頁。
⑦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商務印書館，1990年7月，第726頁。
⑧該叢書由王振忠策劃并任副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紹興師爺》(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劉小萌著)、《鉆天洞庭》(馬學強著)、《蘇州狀元》(胡敏著)、《蘇州梨園》(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寧波商人》(林樹建著)、《兩淮鹽商》(韋明鏵著)、《揚州瘦馬》(韋明鏵著)、《維揚優伶》(韋明鏵著)、《秦淮粉黛》(劍奴著)和《九姓漁戶》(劍奴著)等。
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人群，他們不僅有著縱向遺傳和橫向衍播的民俗傳承，而且，其名稱又是歷史時期約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紹興師爺、鳳陽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關區域人群，我們主要研究了地理環境與區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區域社會心態、風俗習慣及其社會影響等①。
近年來，對漢族人群的研究，學界出現了不少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譬如，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所著的《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過為時兩年的田野調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獻的基礎上，對山西樂戶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認為：“樂戶被排除于宗族組織之外，因而在親屬關系、祖先觀念及祖先崇拜上與農民迥異。同時在道德與價值觀念上、人際關系上、生活習慣上、婚姻與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諸方面都有獨特的理念與行為。”②這是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結合，研究區域人群的一個成果。這部專著相當扎實，對于我們研究歷史社會地理頗有啟發③。又如，陳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認為：民系至少應當具備地域條件、人口因素、相對完整的社會活動體系，以及相對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這四個要素。他將福建的漢人分成福州人、興化人、閩南人④、閩北人、客家人和龍巖人六個民系，并對各個民系的分布、各個民系之間的相互交融、漢人民系與少數民族的血緣文化融合、福建漢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漢民整體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其中從社會經濟史角度著眼，對福建漢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頗為獨到之處，是目前所見歷史學界對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所著的《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國的原籍族群的社會建構和社會含義”，也是有關區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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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區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為學界所認可及沿用，除了筆者執筆的《歷史人文地理》(鄒逸麟教授主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4月)社會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爾斯朗·瓊達等編著的《中國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國歷史區域文化人群》，吳宏岐、王洪瑞合撰的《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這一概念。
②《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第8頁。
③與喬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時，音樂史學者項陽也著有《山西樂戶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該書“從對歷史上樂籍最為集中區域之一山西省所存樂戶后人的實地考察入手，以樂籍制度、樂人為主脈對中國音樂文化傳統進行梳理”，據說，作者對山西樂戶的關注也是從1994年開始，他對山西十多個縣市的幾十位老樂人及其后代進行了調查采訪，掌握第一手的寶貴資料。但兩部書的作者似乎都沒有提及對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領域中分別進行的研究。
④關于閩南人，林再復著有《閩南人》一書，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修訂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著作也與人群研究有關。譬如，徐杰舜主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這部書將漢民族的人文地理劃分成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七個人文地理區，概述了各區的族群及其文化。黃淑娉主編的《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廣東漢族的不同民系和群體的文化以及少數民族文化，對廣東漢族三民系(即廣府、潮汕、客家)的體質特征、文化特點、族群心理、廣東語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詳細的研究。黃淑娉、龔佩華另著有《廣東世仆制度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對廣東的世仆作了系統的探討。人類學的研究，特別是國內近年來對漢族的研究，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反映各地人群社會文化風貌的通俗著作也層出疊現。如：《剖析“上海人”》，“閑話中國人系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2月；《品評“廣東人》，1995年lo月；《說道“山東人”》，1995年10月；《放談“東北人”》，1995年lo月；蔡棟編《南人與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與南人》，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東西南北人——中國人的性格與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葉兆言等著《閑說中國人》，三聯書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還有《人文中國》、《城市季風》、“都市人叢書”和《粵人眾生相》等。雖然是通俗作品，但它與歷史地理學界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界開展的對漢族人群的研究之學術傾向，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雖然間或不乏一定的學術水準，但也有不少是以極端的個案來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8月。
關于區域人群的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人類學關系密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區域人群的產生、變遷及其社會影響，與各地的社會經濟結構密切相關①。而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來，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應當加強對漢民族人群的研究②。當然，歷史社會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際、群際關系時，始終應當加強對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為，今后應當重點發掘族譜、民間文書以及民間三集成(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竹枝詞、文集、筆記等資料，研究各種人群的淵源流布(包括人群由來、分布、地理環境背景)、特征(群體性格、心理差別)、經濟(謀生方式)、文化(社會規則、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喪禮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語言(方言、俗諺、民間歌謠)，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展開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
(2)風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間生活的空間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發展、演變、分布規律和區域特征。具體而言，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城市文化與時尚變遷等等，都是風俗地理研究的對象。其中，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在現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稱作是“鄉間民規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鄉土社會中形成的諸多習俗慣例。對于這樣的課題，歷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現存的大批日用類書加以探討。譬如，徽州、紹興、海門、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遺存下了不少日用類書，他們分別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下的產物。利用這樣的資料，可以研究歷史時期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關于風俗地理，以往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種斷代的風俗史、民俗史、社會生活史，也與風俗地理有相當大的關系。但歷史社會地理并不刻意于人為的分區，更注重從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
(3)社會變遷：社會變遷是指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的各類社會變動現象，舉凡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社會組織、生活方式、風俗時尚等一切社會現象所發生的變動，都可以歸入社會變遷的范疇。這方面的研究與社會史、社會學關系密切，只是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歷史社會地理尚未在歷史地理學中占據應有的位置，而社會地理研究的范圍又相當廣闊，作為一門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芻議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個人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粗淺認識。該一分支的最終確立，需要更多扎實的實證研究，需要更多學者的參與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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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蘇聯，社會地理學被列入社會科學系統，將它作為社會經濟地理學的一部分，主要以人為主體研究人們生活和社會生產的空間過程與組織形式，包括人們的勞動、生活、休息、個性的發展與生命再生產的條件。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第725頁。日本學者奧田義雄所著《社會經濟地理學論考——現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編即包括對社會地理學本質和體系的考察。(第1—41頁)。
②對于漢族人群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多方面的關注。譬如，在民族學界，20世紀80年代開始，等人多次強調要加強對漢民族的研究，此后，漢民族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參見宋蜀華、滿都爾圖：《中國民族學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華南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通過與人類學者的對話和交流，逐漸發展出一種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一點，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發。
③高曾偉主編：《中國民俗地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頁。在日本，田村榮太郎所著《江戶·東京風俗地理》(雄山閣，1965年1月)四卷，以豐富的史料及珍貴照片、地圖，對東京的地理、歷史風俗、城市發展和城市景觀變遷等，均作了揭示。
④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講義的形式出現，參見其后來正式出版的一些論著，如：《嶺南史地與民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類地理學概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歷史文化地理論著亦多涉及，茲不贅列。
一、美國AP課程的相關概況
美國AP課程的全稱是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中文一般翻譯為美國大學先修課程或美國大學進階先修課程。它是由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的在高中階段進行授課的大學課程，它相當于大學低年級水平的課程，美國的學生在高中階段可以選修這些課程，在完成學業以后申請參加AP考試，考試合格以后可以獲得相應的學分，上大學以后這些學分會得到學校的認可，這樣可以讓學生在進入大學以后降低大學教育成本、縮短大學的教育時間。目前，已經有很多國家的大學承認AP學分并將其作為入學的參考標準。
二、美國AP人文地理課程的相關概況
（一）AP人文地理課程概述
AP人文地理作為AP課程項目課程之一，其中的AP人文地理課程是為了滿足高中生能夠在高中階段學習相當于大學初級的人文地理課程的需要。學習時間根據各個學校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學習的時間，一般情況下大約為一個學期的學習時間。
（二）AP人文地理課程的特點
根據以上對AP人文地理課程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其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AP人文地理課程強調經濟理論和模型，并且注重培養學生在城市發展、工業化和城市規劃中運用經濟理論和模型的能力；同時注重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要求學生能夠運用空間概念和景觀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組織及其環境后果；要求學生與教師一起共同探討這些議題，且能將所學地理基礎理論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
（三）AP人文地理課程的目標
根據美國1994年頒布的《國家地理標準》，學生要想順利完成這門功課，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課程目標：（1）思考并使用地圖和空間數據；（2）認識并解釋不同尺度地理事物或現象之間的關系；（3）辨識并解釋不同空間尺度的模式與過程之間的關系；（4）定義區域并評估區域化進程；（5）描述并分析不同地區的變化聯系。
（四）AP人文地理課程的內容設置
關于AP人文地理課程學習還沒有指定的人文地理學教材，只是提供一些參考教材由教師和學生自由選擇，教師可以根據自己教學需要和學生特點來選擇教材。AP人文地理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地理的本質與前景；文化模式與進程；政治組織的空間；農業和農村土地使用；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城市和城市土地使用。
（五）AP人文地理課程的評價方式
美國AP人文地理課程考試分為兩個部分：選擇題和自由回答。選擇題一般是從五個答案中選一個正確答案，不像國內的四選一或者多選，一般是75個選擇題，做題時間為60分鐘；自由回答問題部分一共是三道題，做題時間為75分鐘；考試內容以一些當代世界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或者發生的一些大事件為主，答題標準沒有嚴格的規定，也不需要任何的答題技巧。選擇題和自由回答題的考試分值各占50%，經過評分計算，從1分到5分換算成“不合格”、“可合格”、“合格”、“好”、“非常好”五個等級。一般需要4分以上才可以免修大學第一年的地理基礎課程。
三、AP人文地理課程對我國高中地理課程的啟示
（一）構建我國高中地理先修課程體系
我國從2007年在北京市開始嘗試AP課程項目，其目的是為了推進普通高中的課程改革，力求在青少年中培養一批優秀拔尖人才。嘗試從高中階段開始培養一批現代化發展急需的創新型人才。通過幾年的嘗試實驗，發現成效還可以。因此，構建我國大學地理先修課程體系，做好高中階段與大學階段地理學習的銜接對于學生的發展很有意義，同時也可以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和地理學科的發展培養創新型人才。
（二）拓展我國高中地理課程的內容
跟美國AP課程相比我國地理課程內容的選擇側重于生對基礎性知識的掌握，課程內容涉及面比較窄。那么，一方面可以將人文地理和區域地理的相關內容結合起來，增加一些當前社會熱點問題，加強案例分析學習，尋找一種符合高中生認知需求和社會需求的內容體系。另一方面，地理課程蘊含著全球化的特征，課程內容的選擇也要體現這一特點。
（三）完善我國高中地理課程目標
美國AP人文地理課程內容和要求來看，它強調學生對地理核心概念和原理的掌握；注重學生對地圖和空間數據的分析和利用；強調學生要有獨立思維，并且能對某一具體案例進行批判性的辯述；同時強調聯系生活實踐，貼近現實生活。因此，課程目標的設置在加強學生掌握地理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同時，也應該注重學生對地理學相關理論的理解和應用上，培養學生利用所學地理學知識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四）優化我國高中人文地理課程的評價方式
我國高中地理課程往往側重于考察學生對基礎性知識的掌握，忽略實際解決地理問題的能力和過程，因此可以嘗試適當減少考試中客觀題的權重，可以仿效美國運用材料或者圖表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AP人文地理課程考試注重對學生自主學習、創新學習、收集和處理信息和合作能力的培養，通過學生對材料或者圖表分析的方法來考核學生。考試沒有標準答案，即使兩個學生的觀點完全不同，只要學生能夠言之有理、自圓其說，他們也能獲得很高的分學。當然，我們也不能盲目的去模仿美國的AP課程，而是結合我國高中地理教學實際，學習AP課程的長處的同時，使之發展成符合我國人文地理課程的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引言
1998年，北京大學正式增設世界遺產這一課程，隨后多所高校均開設此課程。此后，對世界遺產的研究成為教育領域中的熱點。對近幾年的研究成果總結發現，在教育領域中，世界文化遺產的功能以及其實現的途徑主要源于對其本身的探究。就世界遺產來講，綜合性較強是其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其與多門學科存在聯系，但是在實際的應用中，與旅游產業的聯系最為緊密，所以對旅游教育這一學科的研究最多。但是在其余學科中，對世界遺產在學科的作用研究相對較弱。就世界遺產這一素材而言，其與世界接軌，其在教育領域中的研究將直接影響部分學科是否發生改變。
就整體以及個體的世界遺產、空間分布以及景觀特征來講，地理學與世界遺產存在非常緊密的聯系。分析兩者的內容以及廣泛性來講，兩者同樣存在很多相同之處。就世界遺產來講，按照定義，在地理研究領域中，世界遺產是極端性非常強的研究內容。其主要原因是在評選世界遺產時，需要全球最為權威的部門以及最權威的專家進行考證，然后給予批準獲得的。在地理的研究中，世界遺產相似內容的存在使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這就要求人們在地理教學的過程中與世界遺產相互結合，進行教育的開展。在本文中，以人文地理與世界遺產相似的知識為基礎對人文地理在教學中世界遺產的作用以及發展方向進行具體探究，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以及提高學者對世界遺產的重視程度。
一、世界遺產在人文方面的表現
1、文化景觀、雙重遺產以及世界文化遺產
在《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中將世界遺產分為兩大類，分別是自然遺產以及文化遺產。就后者來講，其主要涵蓋建筑群、遺址以及文物等方面的內容。如果世界遺產在自然以及人文要素都與《公約》中的相關標準相符合，那么就稱其為雙重標準。
為了將自然環境以及人類文化之間的和諧凸顯出來，世界文化遺產增設了“文化景觀”。就本質而言，世界文化遺產涵蓋絕大部分文化景觀，剩余的則為雙重遺產。換而言之，文化景觀是雙重遺產以及世界文化遺產的一種。因此，為了避免出現重復，在《世界遺產名錄》中，除了雙重、自然以及文化三方面之外，文化景觀將會被重新列出。就當前世界文化遺產來講，大部分屬于文化遺產。在2012年之前，963項世界文化遺產中，涵蓋28項雙重遺產，725項文化遺產。
2、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
在《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里不涵蓋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彌補這一缺陷，聯合國相關部門出臺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對于《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來講， 其涵蓋的內容同樣屬于文化遺產的范疇。
二、人文地理學與世界遺產在知識方面的共性
1、世界遺產組成的闡述
在2011年，《世界遺產與年輕人》出版之后，國內出現多個有關的書目，主要有《世界遺產》、《世界遺產學》等多個書目。這些書目的出刊主要是為了更好的滿足中學所學的《世界文化遺產薈萃》的科目，為學生的學習奠定扎實的基礎。對以上著作進行總體歸納發現，他們在內容框架方面主要涵蓋概述、分類的介紹、具體的例子、如何保護等多個方面，下面進行具體分析。
概述。就概述內容而言，其主要涵蓋《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來源以及本書大致內容的介紹。
分類以及舉例。在第二部分中，主要將世界遺產進行類型的劃分，并通過具體例子進行介紹，主要包括文化景觀、世界自然遺產等類型。
介紹及舉例。在本部分中，主要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基本內容進行具體介紹，在介紹的過程中選取合適的案例。
保護以及利用的具體方法。在本部分中，主要對世界遺產當前所遇問題以及如何保護利用進行具體分析。就世界文化遺產來講，物質類的遺產類型主要涵蓋皇宮、廣場、園林、當代都市、鄉村等多個方面。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列舉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作品，其可以是表述的，也可以是口頭傳說的，也包括社會風俗、表演藝術、傳統手藝等方面的內容。
2、人文地理與世界遺產在知識方面的共性
①研究對象具有互相涵蓋的性質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會”發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展規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為片麻巖。”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即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境是最終的規定。但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發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及綜合分區（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26個分區，并論述了各分區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轉貼于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與水利事業”、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域問題、各省區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我國科學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中。……但補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巖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海《申報》為創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一、前言
體育地理學是一門橫跨體育學與地理學的新興學科，在具有所有學科門類通性的同時，也有著其學科本身的個性。研究體育地理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對于提升體育地理學的教學實踐水平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從概述體育地理學著手本課題的研究。[1]
二、體育地理學概述
1.體育地理學的概念
體育和地理學界的部分學者從不同角度探索了體育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問題。到現在為止體育地理學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之一，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競技方面，對于社會體育和學校體育這兩個研究領域還處在一個不夠深刻的層面。
2.體育地理學的學科特性
體育地理學是體育學、地理學的交叉學科，屬于綜合性的學科之一。根據地理學和體育學本身固有的待殊的性質，既屬于人文科學又屬于自然科學，所以，體育地理學具有區域性和綜合性的學科特性，它具有一定的面積、形狀、范圍或界限，其內部的特定性質或功能相對一致而有別于外部鄰區。區域性是體育地理學與其他體育科學區別的根本點。休育地理學屬于地理學與體育科學交叉的學科，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又屬于社會科學。起源于地理學和體育學的體育地理學從誕生之時就具有學科綜合性特征。[2]
3.體育地理學研究的內容
根據體育地理學的特性，體育地理學研究的內容可以分為，對自然環境和對人文環境的研究兩大類。自然環境的研究主要是體育活動的主體要與自然環境協調發展，活動項目符合當地的，校本的課程資源。如：南北方的氣候條件差異，地理環境差異等不同的人類生存環境對人類體育發展的制約性，體育的發展方向和進程依賴于生存環境，影響人們的人文環境的研究主要是活動的項目與當地的民族、民間的非物質文化相結合，在保持傳統的基礎上不斷的創新、發展和傳播。不同的地區的人文環境差異很大，有些地區少數民族的人文精神豐富，有些地區的傳統體育項目保留的很好，這就有利于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積極主動的開發人文環境資源作為體育課程的項目選擇。
三、體育人文與地理環境的研究
人類文化形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人們所，處的地理環境相聯系的，體育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形態，同樣也不可避免地與地理環境的發展相聯系，甚至其依賴地理環境的程度遠大于其他文化形態。體育文化作為人類文化形態的一種，當然也深深地，體現著民族文化的特質，民族文化又深深地規范著，體育文化的內涵一個民族、一個地域體育運動的風格、美學觀、價值取向都深深地反映著這個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
目前，關于體育人文與地理環境的內在關系也是體育地理學研究的熱點。鄭勤在2012年從文化學的角度，通過地理環境與體育運動和體育文化的關系研究，探究世界體育文化空間布局的特點及其原因所在，研究認為地理環境直接決定著運動項目的產生、規范著體育文化的內涵及對體育文化空間擴散具有一定的直接影響。王秋娥從現代體育與人文環境之間進行了相關討論，認為體育與人文環境有著本質和邏輯上的聯系，一方面人文環境是現代體育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它以內化、同化和默化等多種形式制約人們對體育本體價值的認識水平，進而制約著現代體育的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另一方面現代體育的發展是人文環境優化和凈化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也是豐富人文環境內涵最生動最直觀的媒介之一。段文彬等以地理視角觀察體育文化，對我國體育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系進行探討；文章從不同區域的氣候條件、地勢和地形條件、水域條件等自然地理環境因素和人體體格、文化背景與民族傳統、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等人文地理環境因素的差異上探討了體育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朱梅新等就新疆傳統體育的人文地理特征進行了相關研究，認為新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在新疆特定的地理環境下形成與發展的，新特的自然地理環境造就了具有鮮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草原體育文化；而綠洲體育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及產生眾多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則呈現出各區不同的特征。[3]
四、體育地理信息系統功能及構建過程
該功能主要用于獲取體育原始數據，保證體育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中的數據在內容與空間上的完整性、數值邏輯一致性與正確性等。一般而言，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的建設占整個系統建設投資的70%或更多，并且，這種比例在短期內不會有明顯的改變。因此，信息共享與自動化數據輸入成為體育地理信息系統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隨著掃描技術的應用與改進，實現掃描數據的自動化編輯與處理將是體育地理信息系統數據獲取研究的主要技術關鍵。我國體育數據庫的建立工作還不是很完善，尤其是區域性的數據整理工作目前還僅限于部分領域，如體育場地、體育人口等等。例如，國家體育場地設施普查可以得到城市體育場的整體情況，但是，在城市中的具置、交通、住宿、飲食等基本相關信息卻基本不再統計之列。因此，今后應考慮建立科學、規范的數據統計體系，編輯數據也要充分考慮地理空間分布特征。
2.數據處理數據處理是指將獲取的原始數據按照地理信息系統的要求進行的各種轉化。初步的體育統計數據處理主要包括原始數據的格式化、轉換、概括。數據的格式化是指不同數據結構的數據間變換，數據結構是指數據組織方式，在GIS中數據表示方式主要有柵格數據、矢量數據及柵格矢量混合數據。數據概括包括數據平滑、特征集結等。目前，地理信息系統所提供的概括功能極弱，與制圖綜合的要求還有很多的差距，需要進一步發展。
3.數據存儲與組織這是一個數據集成的過程，也是建立體育地理信息系統的關鍵步驟，涉及到體育空間數據和屬性數據的組織。在體育地理數據組織與管理中，最為關鍵的是如何將空間數據與屬性數據融合為一體。初步研究認為，可將二者分開存儲，再通過公共項（如編碼）來連接。這種組織方法的最大缺點是數據的定義與數據操作相分離。目前，諸如面向對象數據庫的設計都在努力解決這些根本性的問題。
五、結束語
通過對體育地理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體育地理學理論體系的構建要以其學科特點為基礎，深入研究該門學科的精髓。有關人員應該從實際出發，密切結合體育地理學的教學實踐，構建出最為優化的學科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盡管目前尚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但仍可推測學術界與政界對于“rural/ruralareas/rurality”的使用偏好很可能是因為這些詞聽起來更為客觀、中立,“country/countryside”則相對帶有較多的文化內涵[5]。但有的學者卻認為,到目前為止,在其他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中,“countryside”并沒有帶有英國那種情感因素,例如,在北美“countryside”就主要用于指代鄰近城市中心的鄉村地區,這更接近于其原意[7]。由此可見,“鄉村”(rural)的概念十分模糊,很難對其進行準確定義。但是,許多生活在鄉村里的人自稱為“按照鄉村生活方式”生活的“村民”,政府也需要針對城市與鄉村設立不同的管理機構并實施不同的管理政策[8]。因此,從這些現實意義上講,對國土或行政區進行城市、鄉村的劃分顯得尤為必要。新世紀之前,Halfacree曾以四種方法來定義鄉村[9]:①描述性定義;②社會文化定義;③視鄉村為一地理區域(locality);④視鄉村為社會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再現。Woods認為以第四種方法來定義鄉村最為靈活穩健,能夠適應鄉村社會經濟變化的影響[8]。新世紀以來,有關“鄉村”定義的進展仍集中在第四種方法層面,但是卻越來越超越社會結構主義的約束。例如,有的明確使用“表現”(performance)這一術語,包括規定了一系列從階段性事件到反復重復的日常慣例來定義鄉村[10];有的揭示了農業展覽會是如何被用來作為向大量非農游客展示農業的機會[11];也有通過詩歌和民俗音樂來展現對鄉村的理解與定義[12-13]。Woods認為,把鄉村概念化為一個混合的或網絡化的空間這一理論創新,往往是與鄉村地理學家們對于城鄉特性混亂、城鄉區別難辨的空間環境的經驗性調查研究興趣的恢復相伴而生[14]。同時,他還提到了一些城鄉空間交錯混合的概念:鄉村地區的小城鎮[15-16];新城市遠郊的發展[17-18];城市通勤范圍內的城市外圍社區[19];城鄉結合部[20-23]。近期相關研究則強調:這些空間對于基于城鄉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規劃提出了嚴峻挑戰[21-22,24];它們是城鄉利益沖突的場所[17,24-25],同時也是城鄉特性協調和爭奪的競技場[19-20]。目前,國際上有關學者試圖以三種模式來描述城鄉之間的地理區域范疇并解釋兩者之間作用力的動態[14]。首先,是用“城市地區”(thecity-region)的概念模式來考察城市外圍和邊緣區,城市經濟地理學家提出的“城市地區”是一集中于“城市地帶”但延及鄰近鄉村地區的空間交互作用場所[26]。其次,北美鄉村地理學家則越來越多地采用“城市遠郊”(exurban)這一術語來定位其在城鄉結合部及更遠的社區的研究工作,“城市遠郊”通常用來指代城市外圍區,特別是當專門用來描述由于來自城鎮的遷入(通常是為了舒適的目的)和相關的發展而轉變的鄉村地區時,該術語非常貼切。深受政治生態學的影響,目前很多有關城市遠郊的研究工作都聚焦于土地利用變化和景觀沖突[17,27-29],以及社會重構和調整[18]。這一模式補充了有關鄉村性的混合觀點并為捕捉城鄉交互作用結果的空間不均衡性提供了一個有效途徑,但“城市遠郊”目前仍停留在描述性的位置歸屬階段,作為一個分析性的概念仍有待進一步發展。再次,法國地理學家們主張頗受爭議的觀點,即鄉村地區“城市化”與城市地區的“鄉村化”是相伴而生的[30]。例如,有的學者認為,人們對于被殖民的鄉村社區抱有雙重期望,即同時符合城市理念(方便、集中、多樣化)和鄉村理念(社區、團結、寧靜),而在一定范圍內用城市的方式和慣例進行徹底改造的“再城市性”(reurbanity)的結果則導致了對于傳統城鄉二分法的背棄以及對于新社會空間模式的尋求[31]。國際上的鄉村地理學家正在重新思考城鄉交互作用的本質及其衍生的空間,并認為:一方面,對由連接城市和鄉村結點的多種要素流及其依存關系為特點的網狀空間的認同將導致城鄉二分法的終結[32];另一方面,城市擴張不是同質的,將產生多個新的混合的社會空間形態,這些空間形態將模糊城鄉的分野并展示各自的特質[21]。鄉村性一直是鄉村地理學研究的核心[33-37],Woods綜合近來鄉村地理學的種種新進展,認為鄉村性是由鄉村居民與遷入者、農民、土地所有者、工人、旅行者、休閑游客、政策制定者、媒體以及學術研究者等不同參與者共同體驗與表現的,鄉村地理學需要研究鄉村性的表現[38]。新世紀以來,鄉村地理學研究工作已開始探究鄉村性的表現,即從原先關注于鄉村的物質性,轉而關注其政治經濟結構乃至社會建設[38]。這一發展不僅為鄉村地理學家提出了新的研究問題,而且也促使了相關研究理論與方法論的創新,并為新的跨學科聯系開創了機遇。
研究理論的發展
上個世紀,國際上鄉村地理學研究在理論框架構建方面經歷了三個階段:1970年代的功能視角階段,通過明確鄉村獨特的功能特點來確定鄉村空間;1980年代的政治—經濟視角階段,試圖將鄉村定位為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過程的產物;1990年代的社會建設(sociallyconstructed)視角階段,認為與鄉村性、鄉村空間和鄉村生活密切相關的鄉村的重要性體現在其社會、文化和道德價值層面上[14,39]。之后,很多學者曾認為鄉村地理學的研究理論停滯不前,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鄉村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明顯在慢慢復蘇[40],關于鄉村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張:當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區范圍,城市和鄉村的分類可以用一種更能充分反映兩者之間內部聯系的方式來考慮,且對于勞動力市場、住房市場,以及購物和休閑方式來說尤為如此;如此以來,城鄉關系在互為競爭、互為補充方面變得更為明顯[26]。但Woods認為“城市地區”模式在論及鄉村地理區域時僅單獨考慮鄉村與城市的聯系,而忽視了跨區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義上的鄉村條件,并使鄉村在城市支配的經濟和人口結構層面進一步被邊緣化[14]。隨著人文地理學“文化轉向”的深入發展,后現代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理論引入了鄉村地理學,鄉村地理學開始轉向研究鄉村的再現表征(representation)[38]。“鄉村三重空間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紀以來鄉村地理學理論研究方面的重要進展。依據對空間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鄉村空間劃分為相互之間緊密結合的三個層面[47]:①鄉村區域所在,即與生產或消費相關聯、相對而言具有明顯特征的空間實踐活動發生場所;②正式的鄉村表征,諸如資本主義利益團體或政客們的一些表述,以及鄉村被整合到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的方式,特別是鄉村在價值交換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鄉村日常生活,同時包括對鄉村生活理解和認同的個人和社會文化因素,但是它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離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紀以來在鄉村地理學研究中,對于合適的鄉村性表現研究方法的尋求,是方法論探究與實驗的領域之一。然而,自從人文地理學的“文化轉向”起,特別是自1990年代以來,鄉村地理學中文化觀點的影響力日益增長,與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應用與發展,包括半結構化訪談、關注群體、民族志學與參與者觀察和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斷發展與應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是鄉村地理學研究方法的兩極分化,即相關研究傾向于僅采用定量或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國鄉村地理學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導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廣泛使用,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鄉村地理學研究中廣為運用。例如,Annes和Redlin運用扎根理論(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訪談“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鄉村的男性同性戀者在城市與鄉村空間中的遷移規律,證明了“城市”僅僅是他們獲取身份認同的所在,而他們大多還是對鄉村生活認同度較高,有力地反駁了“男性同性戀者有城市空間偏好”的傳統觀點[51]。Leyshon運用了一系列定性實地調查方法,并以英格蘭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圍內散布的鄉村里的年輕人為研究對象,探究了在實踐中不同調查研究方法對年輕人個人及團體的不同影響,最后根據調查結果的優劣比較了各種調查方式的優缺點,并提出了在進行鄉村定性研究時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論的建議[52]。Pini通過對昆士蘭州兩地區的80個女性調查對象的“關注群體”(focusgroups)式調查,研究了澳大利亞制糖業中女性的參與程度,并得出“關注群體”式調查方法不僅對女權主義學者、而且對于所有的鄉村社會學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這種方法的結果能夠較少受到階層化的調查關系的影響,并能較好地反映社會政治與經濟的變化[49]。然而,新世紀以來在鄉村地理學研究方法層面的明顯進步是大力推廣了打破定量與定性區分的Q方法。Q方法論(又稱操作性的主觀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種科學地研究“主觀性”的心理學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邏輯”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著稱,主要通過五階段的過程來完成定性數據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認為,Q方法提供了一個使我們能夠從關注特殊個體描述而轉向重點分析特定參與者群體所共有的一系列觀點的機會,并建議鄉村研究者應當重視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資源管理、政策、社區發展、社會問題以及邊緣化群體研究方面有著十分廣泛的應用前景。實際上,近十年來大量的鄉村地理研究應用了Q方法,研究對象包括地方政府與自然資源管理[56]、農業環境視角[58]以及鄉村重建中社會企業作用的利害關系[59]。鄉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興起,主要是作為分析與記錄更為寬泛的鄉村性與鄉村生活非專業描述的定量性鄉村研究方法進展的一部分,反映了鄉村社會建設及多種鄉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體來說,Riley與Harvey論證了鄉村地理學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運用,其目的在于加強與個人描述變化之間的密切聯系,并豐富對鄉村重構的微觀尺度動力機制及其影響的認知與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顧了利用小說來構建鄉村生活意義的相關文獻和論述,而這些文獻和論述都不大可能以傳統訪談形式存在[60]。Duenckmann運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鄉村’觀念,并試圖對傳統的與鄉村性、鄉村空間和鄉村生活相聯系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價值觀進行重構[65]。新世紀以來,綜合運用定性與定量方法成為了鄉村地理學研究者的終極任務與挑戰。Madsen和Adriansen極力主張使用更為綜合的多元方法,即綜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單個參與者的行為和價值觀,從而有助于強化在發展和
地理學主要關注陸地表層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空間分異規律研究，針對這一復雜系統的不同問題應該選擇不同的研究方式。本文在思考以往地理學研究方式的基礎上，將地理學研究范式概括為：地理經驗科學研究范式、地理實證科學研究范式、地理系統科學研究范式和地理大數據研究范式。對不同地理科學問題應選取不同的范式加以研究，對有些復雜科學問題應采用多種研究范式加以解決。
關鍵詞：
陸地表層系統；經驗科學范式；實證科學范式；系統科學范式；大數據范式
1引言
科學研究范式是開展科學研究、建立科學體系、運用科學思想的坐標、參照系與基本方式，是科學體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它是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簡而言之，研究范式就是科學群體在開展特定的領域研究時所共同遵守的準則。學科是科學發展過程中不斷深化的產物，是人類知識體系中的基本單元。作為一個成熟的學科應具備明確的研究對象、基本的理論、技術和方法體系，地理研究范式則是地理學科與不同哲學思維所結合的產物。地理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科，主要關注陸地表層環境要素多時空尺度分異規律；既關注自然要素也關注人文要素；既關注空間過程也關注時間過程；既關注局地尺度也關注全球尺度；既關注格局也關注過程和機制。由此不難看出，地理學是一門內容涉獵廣泛、問題類型多樣的學科。當今地理學處于多種研究范式并存的狀態，在實際研究工作中各自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據地理學的研究目的、理論假設和方法論特點，可將地理學研究范式劃為經驗科學范式、實證科學范式、系統科學范式和大數據研究范式。每一種研究范式都有各自的數據需求、分析原理、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可綜合歸納出如下主要特點：
2地理經驗科學研究范式
“經驗”是在社會實踐中產生的、客觀事物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是人類認識的開端。因此，基于經驗的認識是由表觀而直接的大量事實的積累而產生。因此，基于經驗認識總結的規律缺乏深層次的理論解釋。地理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可以追溯到酈道元《水經注》出品的年代。當時的地理學還不具備自然科學的實驗特征，以自然和人文現象記述、地方志等特有的文學、歷史形態而存在。作為對自然事物、人文現象的描述，通過大量事實的直觀感受、累積，總結形成對地理區域的認識。古往今來，這種思維方式一直存在著，而且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地理學的重要學科任務之一是刻畫地理空間的差異性，因此，基于經驗科學的地理研究范式具備獨特的研究特點。地理經驗科學研究范式的內在假設是地理空間絕對的差異性，這是地理分異的基礎，也是地理學科存在的必要條件；同時地理空間存在相對的近似性，這是地理分區的基礎，也為地理學科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多年來，基于經驗科學的地理學以刻畫區域要素和區域差異為目標，根據大量的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空間特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定義了地理區域劃分的指標體系。在實現上述目標時，基于經驗科學的地理學采用野外調查、實地測量、多比例尺制圖等方法，所使用的數據種類相對簡單，數量相對稀少。從中、宏觀尺度上分析了地理區域的時空差異，建立了地理地帶性規律和地理區劃的規則。考慮到現代地理學發展的需求，基于經驗科學的地理學在針對小尺度地理現象的描述與解釋方面存在相對的局限性。
3地理實證科學研究范式
“實證”是指通過實際親歷的證明，證據確鑿的驗證。實證研究是通過實驗觀測的數據和實際研究的手段來總結一般性結論，并要求這種結論在相同條件下具有可重復性。這是一種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研究方法。地理客觀事實告訴我們，地理區域存在著絕對差異。一個區域的特征、狀態、過程和形成機制無法在另外一個區域得到完全的重復驗證，這給實證研究理論假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為了證明其存在，同時證明其存在的本質，實證科學的地理學目的是力求科學準確刻畫地理要素的空間格局與時空變化特征，并探求其動力學解釋。但由于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多種多樣，其格局、過程及變化機制的解釋具有多解性，因此實現其目的的難度非常之大，一般采用動力學和統計學相結合的方法加以解決。基于實證的地理學研究范式的理論假設為自然地理要素時空變化過程基本遵守物質能量守恒定律。在此基礎上，通過經典物理學的方法刻畫地理要素的演變。在刻畫人文要素時，其假設人文要素之間、人文要素與自然要素之間存在固有的本質聯系，并選擇恰當的統計學方法加以解決。地理實證科學研究范式特征為：通過實驗獲取相對準確的數據，利用其刻畫地理事實過程從而減少偏差；通過動力學、統計學的方法，構建邏輯科學、參數適合的模型，實現模擬結果的真實逼近；在此基礎上，實現中觀、宏觀尺度區域差異和區域聯系的本質解釋，進而理解地理要素時空演化的動力學驅動過程。
4地理系統科學研究范式
“系統”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若干組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不僅是具有層次的有機整體，還是從屬于更大系統的組分。地理學關注陸地表層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研究，這些具有地理空間屬性的自然和人文要素可視為系統的組成部分。毋庸置疑，它們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屬性特征。同時，不同地理尺度的有機整體構成了陸地表層系統的層次結構。從系統的理念出發，研究陸地表層復雜系統的行為特征、演化規律、功能結構是基于系統科學的地理學研究范式的重要特點(李雙成,2013)。從這個意義出發，地理系統科學研究范式的主要目標是刻畫地理類型區和地域綜合體多要素協同演化規律。這一地理科學研究范式的科學假設為：共存于同一系統中的地理要素具有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協同演化的特征。宏觀地理區域時空行為演化特征影響微觀區域變化進程；微觀區域的特征改變也會傳遞到宏觀區域。當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會改變陸地表層系統的整體行為，并導致其原有功能退化。地理系統科學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以往認識自然和社會地理現象的路徑，應用的實驗數據種類豐富，采用統計分析、動力分析、模型模擬、要素集成、層次集成等方法才能實現對系統的理解和認識。地理系統科學研究范式著重分析多尺度地理類型和地域綜合體的時空變化規律，并探討整體系統演化的驅動機制，理解系統多重臨界狀態的外在表現形式，以及陸地表層的組成、層次相互反饋的過程。只有對上述事實充分理解才能真正對陸地表層系統、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采取真正有效的調控措施。如今，中國在不同區域面臨各種環境問題，要想真正、有效地加以治理，基于系統科學的地理學研究范式認識地表過程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誠然，地理系統科學研究范式很重要，但是方法、技術、理論尚不成熟，需要進行長期探索。
5地理大數據研究范式
“大數據”源于信息科學提出的概念，到目前為止尚無統一的定義。但是，從信息領域、商業領域和其他自然科學領域都給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此介紹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給出的定義“：一種規模大到在獲取、存儲、管理、分析方面超出了傳統數據庫軟件工具能力范圍的數據集合，具有海量的數據規模、快捷的數據流轉、多樣的數據類型和價值密度低四大特征”。目前，大數據廣泛應用于商業管理、行業管理以及公共決策等方面。在科學研究中如何應用大數據解釋自然現象，發現自然規律則是一個全新問題。簡單利用“小數據”的思維模式應用到大數據研究中是對利用大數據的一種誤讀。從地理學的研究出發，傳統“小數據”的獲取是針對不同的地理事實設計的數據采集方法和技術，所獲取的數據對地理事實具有較強的指示意義。從數據本身的變化可以直接地理解地理事實的變化特征。大數據則不然，數據產生帶有“自發性”，并非針對理解地理事實而設計，數據本身與地理事實相去甚遠。大數據是公共財富，用好了事半功倍，用不好謬以千里。
2．比較文學研究實例。除了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進行理論探討，與會學者也對自己在本領域所進行的一些實例研究進行了交流。惠州學院外語系湯富華教授首先以“論翻譯之顛覆力與重塑力量———重思中國新詩的發生”發言，利用大量文學史料論證了翻譯在中國新詩的產生過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武漢紡織大學譚燕保教授則以“他者鏡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藍的眼睛》中的女性書寫”為題，從比較文學形象學角度分析了湯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書寫方式角度上的表層相似，但深層書寫方式的巨大不同。通過對比二者去追溯主體的身份訴求便可明顯看出其差異，進而推知同為美國少數族裔的華裔和黑人在美國的生存狀況。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蔣金運則以“北美華人詩歌中的生態倫理中國想象”為題，通過生態倫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內容的研究透視了北美華人作為主流文化邊緣體的心理圖式。安徽大學劉云以“《莊子•齊物論》與《盜夢空間》的互文性解讀”為題，從互文性視角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兩部作品中的“夢”的異同，從而昭示了東方文化的務虛和西方文化的務實。武漢紡織大學劉慧則以“生態倫理視域下楊克的悲劇”為題，對奧尼爾戲劇“毛猿”中的珠寶店、皮貨店場景、人與猩猩的握手細節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細節的精心設置顯示劇作家強烈的生態倫理意識和人文關懷。湖北警官學院張友文教授談了自己對公安文學的研究。武漢大學博士生韋照周和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杜雪琴分別關注了“羊皮紙效應”和易卜生創作中的地理詩學問題。
一、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
1．跨學科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通對文學現象中的道德、倫理、思想、宗教、地理、經濟等多種社會價值標準進行評判，并通過比較研究區分審美與藝術形式，使得文學的發生與發展與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更緊密聯系在一起。武漢大學張榮翼教授在發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興的“生態批評”，即把文學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在強調該領域研究具有跨學科和全球性視角的同時，認為我國學者研究生態批評應具有自己的視野和更客觀的角度。正如文學反應的任何一個社會側面一樣，環保絕不是一個單純孤立的概念，它牽涉到諸多的政治和社會因素，蘊含集團與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博弈。武漢大學張箭飛教授則以“比較文學之外———略談風景學的范圍和重點”為題闡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間研究(spacestudies)、環境研究或生態批評(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獨立的學科的風景學(landscapestudies)。比較文學的風景學研究屬于跨學科研究，其研究對象鎖定在其與文學、藝術和美學交疊的范圍之內。近年以來西方學界圍繞風景的定義、風景引發的諸如文化民族主義、地方感、身份認同、自我意識、人與環境等重大議題曾展開爭論。中國學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諸家學說的承繼或揚棄關系的基礎上，對許多問題進行重新界定從而確立學術走向。鄒建軍教授在題為“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反思與構建”的發言中，反思了國內學者的文學地理學研究。他認為中國現有研究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對西方空間批評的翻譯和介紹、文學的歷史地圖描繪、文學中心的地理變遷、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從三個方面對比較文學地理學批評進行建構:對重要概念術語(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構、地理影像、地理敘事)進行定義，使其具有方法論意義，在文學地理學的框架下來重新梳理文學史，探討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并可援引其指導其他一些研究。武漢大學張晶通過《山楂樹之戀》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響談到文學通過影視藝術的嫁接、傳播及文化的透視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較文學研究應可涉及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傳播學、文學與文化等多個方面。中南民族大學尹銳則以“人文地理學與英語后殖民文學的關系”為題提出了將人文主義地理學與后殖民文學進行結合研究的倡議，他認為后殖民文學在當今是熱點，人文主義地理學至少可以從風景與創傷、風景與權力、地理與逃避等三個方面切入研究。
2．比較文學研究實例。除了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進行理論探討，與會學者也對自己在本領域所進行的一些實例研究進行了交流。惠州學院外語系湯富華教授首先以“論翻譯之顛覆力與重塑力量———重思中國新詩的發生”發言，利用大量文學史料論證了翻譯在中國新詩的產生過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武漢紡織大學譚燕保教授則以“他者鏡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藍的眼睛》中的女性書寫”為題，從比較文學形象學角度分析了湯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書寫方式角度上的表層相似，但深層書寫方式的巨大不同。通過對比二者去追溯主體的身份訴求便可明顯看出其差異，進而推知同為美國少數族裔的華裔和黑人在美國的生存狀況。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蔣金運則以“北美華人詩歌中的生態倫理中國想象”為題，通過生態倫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內容的研究透視了北美華人作為主流文化邊緣體的心理圖式。安徽大學劉云以“《莊子•齊物論》與《盜夢空間》的互文性解讀”為題，從互文性視角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兩部作品中的“夢”的異同，從而昭示了東方文化的務虛和西方文化的務實。武漢紡織大學劉慧則以“生態倫理視域下楊克的悲劇”為題，對奧尼爾戲劇“毛猿”中的珠寶店、皮貨店場景、人與猩猩的握手細節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細節的精心設置顯示劇作家強烈的生態倫理意識和人文關懷。湖北警官學院張友文教授談了自己對公安文學的研究。武漢大學博士生韋照周和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杜雪琴分別關注了“羊皮紙效應”和易卜生創作中的地理詩學問題。
二、比較文學研究原則的堅守
比較文學自誕生百余年來，可以說一直是危機重重，質疑不斷。中南民族大學葉緒民教授通過對比較文學學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認比較文學不斷吸納新方法、新角度的創新意識的同時，道出了比較文學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應謹防過寬，應注重比較本體及本體的文化角色，在文學流通中去進行比較研究。如果說比較文學研究以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來分，本學科應以內部研究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學性這個關鍵所在。武漢大學趙小琪教授則認為比較文學就是在質疑聲中顯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納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應謂之順理成章。同時，比較文學的學科特征在于主體間性，主要表現在研究主體與研究主體間性、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主體間性、研究對象主體與研究對象主體間性等方面。這種學科特征決定了比較文學主要研究不同國別文學的間性關系、不同詩學的間性關系、文學與文化理論的間性關系、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間性關系。胡亞敏教授對比較文學提出了三點思考:其一，比較文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應讓我們更加清醒認識本學科所受到的理論沖擊、文化沖擊及與政治的結合。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理論與文化沖擊，使得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大;而與政治的密切關系，使得本學科擔負著對強勢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應清楚，比較文學應有自己的堅守。應當把比較文學定位為跨文化的文學關系研究。比較文學既要開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陣地，要有助于文學的發展。其三，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研究的民族性堅守。當今的中國需要研究民族文學，民族文學與他國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而湖北省比較文學的特點，在于中文與外語兩支學術隊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處中國腹地的包容胸襟。綜上所述，此次研討會不僅關注學科理論構建，也重視具體案例研究。這昭示著，比較文學的發展不僅要吸納各種新思潮和新觀點，更要有自己的學科堅守和發展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