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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問題備受關注的國際大背景下，從《京都議定書》到“巴厘島路線圖”，世界各國都在為解決氣候問題而努力。低碳經濟的概念應運而生，“低碳經濟”這一概念是由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的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中提出，而后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作為發展中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我國怎樣發展低碳經濟，如何改變經濟轉型、如何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針對這一情況，我國的學者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見解。
一、實行低碳經濟的必要性方面
金樂琴（2009）低碳經濟的中國化是要強調發展與減排的結合，通過改善經濟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來減少能源需求和排放，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質量和經濟增長為代價實現低碳目的。提出我們要結合自身國情認識低碳經濟。首先要承認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要看到我國自身發展低碳經濟的優勢。
馮之浚（2009）認為我國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資源能源使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都需要發展低碳經濟，而同時，發展低碳經濟不僅僅是經濟層面上的問題，還關系到我國的國際關系，綜合國力。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不僅為了因對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上所面臨的國際壓力。也是為了推進我國現代化進程。
岳瑞鋒，朱永杰（2010）在1990-2007 年中國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類分析一文中，以能源碳排放的總量和份額為排放數量指標，以排放強度和人均排放為排放效率指標，利用1990-2007 年間各省域的化石能源消費數據，利用聚類分析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結果表明以GDP來衡量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不全面的，如果將碳排放等環境指標反映進去，往往經濟強省都是建立在環境破壞的基礎之上，本文認為我國主要的GDP 份額和大部分人口仍然處于“高排”的發展模式。因此我國急需發展低碳經濟。
許滌龍，歐陽勝銀（2010）運用低碳經濟統計評價體系的構建的方法對我國30個省市進行綜合評價，發現很多指標數值都超出臨界范圍，反映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中國在積極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呈階梯式分布，以東部沿海發展最好。
莊貴陽（2010）認為在發展中尋求減排、走低碳經濟發展道路，是我國化解國際壓力且結合國情的雙贏選擇。雖然，我國在處理這一問題上仍存在很大難度，需要跨越許多市場和制度障礙。從內部需求和外部驅動兩個方面論證中國經濟需要走低碳發展道路。并對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和潛力進行了研究。
二、影響碳排放量的因素
張雷（2003）運用多元化指數方法分析了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認為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會導致國家從以高碳燃料為主轉向以低碳為主。
趙云君等（2004）通過選擇多個單一國家的不同樣本，發現有些指標的實證結果相互矛盾，從而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只是一個客觀現象，而不是一個客觀規律”的論斷。
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2006）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對數平均權重分解法，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間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的變化對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建立中國人均碳排放的模型，以能源結構、效率和經濟發展作為影響碳排放量的因素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字型。
鄒博（2011）通過選取中國29個省的面板數據，建立回歸模型，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能源利用效率的長期均衡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檢驗了影響碳排放的因素，結果證明，碳排放量與人均GDP呈正向關系，與第二產業比重呈U型關系，最后分析了我國如何控制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長。
三、實現低碳經濟的途徑
鮑健強（2008）認為，碳排放量成為衡量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標識，而正因為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孕育了低碳經濟。最后提出了我國多層面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路徑與方法：一是調整產業結構；二是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三是發展低碳工業；四是建設低碳城市；五是通過植樹造林、生物固碳，擴大碳匯。
郭印，王敏潔（2009）在氣候問題備受關注的國際大背景下，社會呈現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不斷轉變，國際碳排放協議不斷完善等趨勢。從低碳經濟的產生背景作為切入點，介紹了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經驗?？偨Y出了我國多層面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包括加大國家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優化能源結構，限制高碳產業市場準入等方法。
任奔，凌芳（2009）從國際上低碳經濟的政策和措施入手，結合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實踐，提出了包括強制性法規標準，經濟激勵措施和發展碳交易等政策措施。同時介紹了國際上的節約能源技術，可再生技術和炭捕存技術。
劉傳江（2010）在低碳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與中國低碳道路的選擇一文中首先論證了低碳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和進程，認為低碳經濟是人類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而提出的一種可持續經濟。低碳經濟的發展受自然條件、經濟條件、技術條件的制約或影響，從發展態勢和規律上理解低碳經濟的四個層面，達到從高碳經濟向零碳經濟轉型。此外，還提出中國低碳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要立足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國家利益，確定發展目標聚力關鍵技術、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識碼：A
2009年我國政府承諾：以2005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為基礎，到2020年將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削減40%～45%。在此形勢下，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我國乃至中部地區節約能源、減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徑。中部地區目前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進程，資源消耗和環境壓力加大，碳排放是促進中部崛起所面臨的不可忽視的約束因素。已有研究表明，促進經濟發展、提升人類福祉必然帶來一定量的碳排放，但只要提高碳排放績效，實現高的經濟發展和人類福祉水平并不必然帶來很高的碳排放[1]。因此，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背景下，研究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人類福祉之間的績效關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議題。目前，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關聯起來進行碳排放經濟績效分析開始成為低碳經濟研究的熱點。從已有研究來看，一些關于碳排放經濟績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關注區域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的脫鉤、復鉤問題[2，3]，主要著眼于經濟視角，表征的是單位碳排放所創造的經濟產出，即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或碳排放的經濟效應[4，5]。
一些研究已經開始重視人類福祉視角的碳排放績效問題。諸大建等指出，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指標難以全面刻劃碳排放績效，尤其是由于福祉門檻效應的原因，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指標度量僅限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而非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6]。顯然，基于福祉導向進行碳排放績效研究是民生福祉建設下更具創新意義的研究命題。在這一方面，王圣云對中部六省人文發展（人類福祉）的生態效率進行了定量評價和比較研究[7]。諸大建等基于經濟社會福利視角提出了碳排放績效衡量指標，并對二十國集團進行了實證分析[8]。諶偉等基于福利視角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及其效應進行了評價，并對中、美、英三國進行了比較分析[9]。綜上可知，盡管關于福祉視角的碳績效研究在國內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理論方面，主要在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概念界定、評價模型構建等方面仍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在實證方面，對處于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中部地區進行碳排放績效實證研究成果較少。本文將首先在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圖解分析基礎上，基于福祉導向以及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視角，提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概念框架和內涵；然后基于碳排放績效的概念框架以及碳排放量、人類福祉的計算公式，構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測評模型；再對中部六省1990年～2008年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進行評價和時空比較分析；最后應用LMDI分解法對中部地區碳排放績效的效應進行分解研究。
1 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1.1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概念框架與圖解分析
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不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在于人類福祉水平的提高。然而，提升福祉必將受到碳排放的約束[10]。碳排放績效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以最小的碳排放來獲得最大的產出。以作者之見，經濟發展的去碳化過程是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提高過程。從福祉導向來重新界定碳排放績效，福祉提升的去碳化過程則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提高過程，即福祉趨向最大化，碳排放趨向最小化的動態過程。因此，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可用人類福祉指標和碳排放指標的比值來表示。圖1中，橫軸表示人類福祉，HW0表示基期的人類福祉，HWT表示T年的人類福祉。縱軸表示碳排放，以CE表示。從A到B，碳排放指標值不變，人類福祉從HW0到HWT。從A到C，人類福祉指標值不變，碳排放從CE0到CET。將AB稱為福祉增長過程，AC稱為去碳化過程，圖中陰影部分即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提升區域。
1.2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指標與模型構建
目前，較好的福祉測評指標有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11]，ISE（Index of Economic Welfare，經濟福利指數）[12]和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文發展指數）[13]。其中，人文發展指數（HDI）是依據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構建的衡量人類福祉最簡明、最著名的指數，由壽命指數、教育指數和收入指數綜合而成[13]。需要說明的是，因為人文發展指數是人均意義上的指標，為了保持統一，碳排放指標采用人均碳排放量，人口總量采用戶籍人口數。
碳排放量計算則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將最終能源消費種類劃分為8類，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天然氣。根據燃燒的燃料數量以及碳排放系數來進行碳排放量估算，碳排放系數計算公式為：碳排放系數=氧化率×含碳量×低位發熱量。各種類型燃料碳排放系數見表1。計算出各種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數，與各種燃料的消費量相乘即可計算出各種燃料的碳排放量[5]。
構建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模型見公式（1）：
CEPHW=■=■=■=EPHW?CEPE （1）
CEPHW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衡量單位碳排放所獲得的人類福祉；HWI（Human Well-being Index）為人類福祉指數；EPHW（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為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反映的是經濟發展成果的民生享有。CEPE（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Economy）為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PGDP（Per capita GDP）為人均GDP；PCEI（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為人均碳排放量?？梢姡祟惛ｌ淼奶寂欧趴冃Ъ慈祟惛ｌ淼慕洕冃Ш徒洕l展的碳排放績效的乘積。
1.3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驅動效應：分解方法與模型構建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分解模型采用LMDI分解法，該方法由Ang[14]等人提出，是目前國際上常用的因素分解模型。根據LMDI模型，基期和T年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可表示為CEPHW0和CEPHWT，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可表示為CEPHW0和CEPHWT，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可表示為CEPE0和CEPET。從基期到T年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為總效應HCEP，由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EPHWeff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CEPEeff兩部分組成，見公式（2）-（4）：
CEPHW=EPHWeff+CEPEeff （2）
EPHWeff=■?Ln（■） （3）
CEPEeff=■?Ln（■） （4）
若EPHWeff、CEPEeff為正值，表示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變化促使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增加，稱為增量效應，表現為驅動效應；反之，稱為減量效應，表現為抑制效應。
1.4 數據來源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即2006年《中部地區崛起規劃》提出的中部六省。數據來源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出版的歷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歷年中部六省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因為1990年和199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并不是采用現行取對數的方法來調節人均GDP（PPP$），而是使用Atkinson收入效用公式進行人均GDP的折算（UNDP，1997），因此按取對數方法對1990、1995和1997年的人均GDP指數重新進行估算，使其具有可比性。為了使指標數據保持年份一致，本文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等數據選取年份和HDI數據保持統一，分別選取1990、1995、1999、2005、2008年的數據。
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
2.1 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先增后降，呈現倒U型，在1999年達到最高，2000年后中部六省單位碳排放的經濟產出并未提高，反而下降。1990年～2008年，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基本上一直呈現河南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兩湖居中的格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得分最高的河南和得分最低的山西相比，1990年河南是山西的3.5倍，2008年增加為5.2倍，可見，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明顯（圖2）。從圖2可見，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的省際絕對差距經歷了先擴大、后縮小的演變過程。但總體而言，其省際差距是擴大的。
2.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
從圖3可以看出，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整體呈遞減、趨同趨勢，其省際差距趨向縮小。1990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最高的河南是得分最低的湖北的1.4倍，而2008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最高的江西比得分最低的湖北僅高0.056。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處于最低值；2005～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均略有上升，表明經濟發展成果的民生分享步伐開始加快。
2.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
從圖4來看，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整體呈遞減態勢，其省際差距整體縮小。1990年中部六省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極差為1.91，2008年為1.08。1990年～2008年，河南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一直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兩湖居中，這種格局和趨勢與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特征較為相似，表明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主要是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河南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降幅最大，由1990年的2.43降低到2008年的1.34，降低了1.09；山西降幅最小，從1990年的0.52降低到2008年的0.26，降低了0.26。
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分解與測度
3.1 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測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波動較大。其中，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增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表現為驅動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的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減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表現為抑制效應。1995年～1999年，中部六省的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且較之1990年～1995年的增量效應更為明顯，其中湖南由1990年～1995年的減量效應到1995年～1999年變為增量效應，最為明顯。1999年～2005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其中湖南的減量效應最為明顯，江西次之。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減量效應比1990年～1995年整體有所減弱，唯有河南減量效應仍較嚴重，表明河南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抑制效應較為突出（表2）。
3.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測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整體是遞增的，呈增量效應，且呈趨同趨勢。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均為減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兼為抑制效應。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正值，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為增量效應，起驅動作用。其中，河南從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最低值-0.831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92，增速和增幅明顯；山西從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32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低值0.020，降幅顯著（表2）。
3.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測度
由于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綜合作用，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波動較大，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波動特征較為相似，但幅度較之略小。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經濟福祉績效效應的疊合，當前，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的決定性效應。換言之，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主要由其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的（表2）。
4 結論和討論
第一，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先增后降，在1999年達到峰值，但2000年以來中部地區單位碳排放量的經濟產出并未提高。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明顯。盡管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存在較為明顯，但中部地區提高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仍然任重道遠。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整體呈遞減、趨同趨勢，中部地區經濟福祉績效的省際差距整體在縮小。中部地區在將經濟發展成果轉化為民生福祉的過程中競爭十分激烈，表明經濟發展的增速仍快于民生福祉的增速。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整體呈遞減態勢，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整體縮小。中部地區人類福祉增速低于碳排放增速，但這一趨勢在2005年后有所趨緩。
第二，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波動較大。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增量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減量效應。1995年～1999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1999年～2005年和2005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河南、江西、安徽三省在1999年之后由增量效應轉為減量效應，即由驅動效應轉為抑制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則經歷了“減量效應-增量效應-減量效應”的波動變化，即由抑制效應到驅動效應再到抑制效應的動態變化。
第三，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整體是遞增的，且呈趨同趨勢。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2005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表明2005年之后，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開始由減量效應轉為增量效應，即由抑制效應變為驅動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起到了驅動作用。
第四，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現階段主要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由于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綜合作用，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波動特征相似。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與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疊合，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的決定性效應。
第五，中部地區正處于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能源消耗較大，對碳排放空間的需求較大。本研究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及其效應進行時空演變定量分析，對于指導和促進中部六省節能減排、產業優化升級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參考價值。在碳減排目標與碳排放空間的雙重約束下，在經濟持續發展和福祉提升的未來導向下，提高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是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發展、人文發展與低碳發展之間的協調高效發展，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發展、人類福祉與碳排放的逐步脫鉤，將是中部地區實現綠色崛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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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its Effect Decomposition in Cent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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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heng-yun1，3， SHI Li-jiang2， XU Shuang-xi3
（1. Center for Studies on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當前，低碳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了一種主要的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在碳排放量不斷增多的情況下，會使得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從而給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才能夠保證農業經濟得到增長，并且減少碳的排放是最重要的發展策略。
一、碳排放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一）基本碳排放計算方法
碳排放量的計算主要從化學的角度來進行，其中的主要參數是二氧化碳。根據它產生的化學原理，可以進行碳排放量的計算。一般來說在計算中需要結合我國在碳排放和經濟發展中的實際情況來進行，要在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中來思考。在計算中，需要通過抽樣調查的方式來進行輔助，對碳排放量和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探究和分析。常用的研究方法是碳排放測算法和彈性分析法。第一種方法的計算對象是碳排放量，主要依據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責任原則，具體的計算公式是：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轉化為CO2的系數44/12。第二種方法主要考察的是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關系，結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彈性情況來進行等級的計算，具體通過如下公式來進行計算：碳排放量的GDP彈性=CO2排放量變化的百分比/GDP變化的百分比。
（二）基于農業經濟發展的碳排放計算方法
對于農業經濟的發展來說，在每一個階段都會涉及到碳排放的計算，例如發展農業經濟時所需要的基礎工程建設和能源消耗等等，這些都是碳排放的重要環節。因此在對農業經濟發展中的碳排放量進行計算時，要分別對每一個階段進行計算。具體的計算原理是：T碳排放量＝A所消耗的資源數量×B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通過對每一個階段的碳排放量進行計算和求和，就可以得到農業經濟在它的發展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農業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很多主客觀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因此計算過程要靈活進行調整。在農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涉及到基礎設施的建設，建筑的建造會對建筑材料產生消耗，建筑材料在生產的時候，在開采、運輸和生產環節所消耗的其它資源都是碳排放產生的地方。在建材的生產階段，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計算公式如下：碳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以單位的質量的物質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的量。在這個計算中，涉及到各種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對于這個數值來說，不可循環利用的材料因子是固定的，對于可循環利用的材料，其因子由兩部分組成，且計算還會涉及到回收系數。各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如表1所示。實際上在農業經濟發展的環節當中，很多人會忽略了建筑在其中的碳排放狀況，但是農業經濟的發展并非是單純和農業相關，它需要一些基礎性的東西來進行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能忽略這些環節的碳排放狀況。農業經濟的發展涉及到大量農作物的運輸，運輸需要交通工具，而交通工具在使用中會產生能源的消耗，最終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不同運輸方式的單位耗能和碳排放系數是不一樣的，具體如表2所示。由于不同的農作物在不同的環境下所涉及的運輸距離是不一樣的，因此需要具體的計算中進行探討和研究。
二、我國碳排放的現狀和低碳經濟發展的背景
經濟增長必須會產生能源消耗，這就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別是碳的排放，對人類的生存環境是造成比較大的威脅的。從近幾年來我國的排放量分析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我國的碳排放量增長率是在全面增長，因此，這需要我國不斷地加強碳排放的治理工作。近些年來人們對他開放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給予了更高的關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們對經濟增長進行追求的時候會對自然環境出現嚴重的破壞。實際上這樣的破壞會給人們的生活造成比較大的影響。隨著全球氣候的不斷變化，為了更好地控制這一現象，人們就會對低碳經濟進行追求，這是一種新的經濟形勢，也是一種符合社會發展需求的經濟形勢。對低碳經濟的發展來說，途徑的確定需要對經濟的結構進行調整，同時對生活方式進行改變，并且盡可能地發展一些可再生的能源技術。除此之外，我國還要切實地發揮政府本身的職能作用，通過改革提供它們的管理水平。對于低碳經濟的發展來說，它的出發點是為了應對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但是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會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和市場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和社會的穩定息息相關，和國家的發展也息息相關。在這樣的情況下，實行低碳經濟的模式，這樣子，我們能夠從多個方面加強節能減排工作的進行，從而為低碳文明的基礎提供幫助。我構建作用，使得我們在創建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同時，二者能夠和諧共同發展。
三、碳排放和農業經濟增長關系實證背景下的發展策略
基于碳排放和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和實證研究，可以發現，在能源消費的過程當中，碳排放的數量是不斷的，隨著煤炭的碳排放量迅速升高而在增大。因此我們要想對碳排放量的增大進行控制，主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加強。首先，要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進行推動。當前，我國是處在一個工業化的發展時期，不可避免地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從而把壓力轉接到環境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要從產業結構的調整這個根源上入手，通過各種手段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我國要加快技術的創新，加強技術對于研發投入力度和研究力度，確保在碳排放的控制方面有著良好的技術支持，可以從過程中減少碳的排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幫助。具體來說，我國應該在增加潔凈的能源上入手。我國的主要能源來源于煤炭的燃燒，而煤炭的燃燒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成為了碳排放的罪魁禍首。因此，要想控制碳的排放量，就應該加強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通過這一個開發利用來對我國的能源結構進行改變，最終從根源上控制碳排放。最后，我國要從現實的角度出發，不能對碳排放處理問題和農業經濟問題進行一刀切，要結合實際的情況來促進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盡量尋找它們之間的最佳平衡點。一般來說，這樣的平衡點尋找是需要不斷摸索的，應該結合具體的實證分析關系進行探尋，避免出現過于極端或不契合實際需求的情況。
四、結語
總的來說，碳排放和經濟的增長是有著一定的關系的，并且在不同的經濟區域關系會有一定的差別。我國應該對二者的關系進行明確，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加強產業規模和結構的調整，注重技術的研發和創新，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并且加強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促進清潔技術的創新，最終促進經濟增長和碳排放得到協調的發展，為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和幫助，切實提高人們的幸福生活指數。
參考文獻：
[1]李國志,李宗植,周明.碳排放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J].農業經濟與管理,2011(04).
【中圖分類號】F406 【文獻標識碼】A
近30年來，全球各地溫度不斷上升，冬天不冷，夏天過熱，已成為眾多人的共識。據有關數據統計，20世紀地球升溫約為0.5度。在20世紀，最熱的年份是在1995年，而其余11個最熱的年份都是在1980年之后出現的。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眾多，但來自工業界的大量數據表明：人類快速工業化，使得人類向大氣中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也許是全球氣候變暖的最重要的原因。預計到2020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1.32倍，到2025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位。這些數據充分說明，為了人類將來更好的發展，必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努力發展低碳經濟。
作為中國區域經濟的強省―廣東省，其低碳經濟的發展與區域經濟的增長是否存在良好的互動關系，正是本文思考的切入點。本文結合廣東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及遠景分析，利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廣東省2000年至2015年低碳經濟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廣東低碳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
文獻綜述
低碳經濟由英國學者率先提出，其實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最終是為人類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服務。低碳經濟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象征，是一種清潔經濟和環保經濟，是人類對經濟增長與福利改善的合理追求，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一種理性權衡，同時也是人類對自然、對社會、對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一種理性認識，是工業文明之后的生態文明，是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
中國低碳經濟比較晚，中國學者從2003年5月份開始提出要關注低碳經濟的發展。從以往的文獻資料來看，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分區域分方法對各地碳排放進行測算；二是對各地碳排放量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三是對區域未來碳排放進行預測。2008年，李俊峰、馬玲娟介紹了丹麥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進程，并從宏觀層面上對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提出合理建議，建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如何減少碳排放？二是如何開展國際合作？三是具體的措施和目標。①中國著名低碳經濟學家張坤民先生認為，低碳經濟的發展關鍵要抓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層面，要大膽創新，并付諸實踐；二是經濟體制層面，要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時開發新能源，最大限度減少碳排放，積極引導低碳消費。②2005年，莊貴陽提出，發展低碳經濟，在當前經濟轉型時期有著重大意義，其意義在于改變我國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經濟發展模式，緩解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劇烈矛盾，促進我國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
2014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課題組在《中國2050年低碳發展之路》一書中，主要研討了氣候變化的事實，以及對人類的影響及今后需要采取的措施，提出要在“不同時段、選擇、推廣、應用有不同技術和實施不同政策措施，為實現低碳經濟發展提供了途徑和路線”。③2014年，中國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課題組在《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中，從城市層面分析了我國低碳城市的能源發展戰略及城市低碳經濟發展的實現途徑。④
從現有的文獻來看，研究省份的特別少，研究廣東省低碳經濟的更少，筆者整理了一下，研究廣東低碳經濟的主要有：2010年，周月鵬采用區域差異分析、經濟計量分析，研究廣東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2012年，張武英、徐偉嘉、劉永紅從廣東省經濟發展入手，定性分析了廣東省能源消費及能源構成，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2012年，尚少梅、喬夢夢利用LPCC計算方法對廣東省1990年～2010年碳排放量進行了系統測試，分析碳排放量對廣東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⑤
綜合以上分析，中國學者研究低碳經濟的側重點，主要在于排放目標、排放內容、影響因素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但從區域經濟增長的角度分析低碳經濟與區域經濟發展兩者之前到底存在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短期均衡還是長期均衡？這種均衡具有多大的依存度？以往文獻研究極少，也極少實證分析。本文運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并初步構建格蘭杰因果檢驗模型，證明廣東低碳經濟與區域經濟的發展存在正相關，這種正相關既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因此，這種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廣東省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當前，中國經濟在一帶一路的大發展框架之下，正從以前的生產制造型向服務經濟型轉變，而中國低碳經濟產業的發展，也已經進入重要的發展周期。廣東作為中國經濟開放前沿的經濟強省，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經濟實力最強的省份之一，同時也是我國最具有市場創新和最具有投資吸引力的省份之一。但廣東經濟的發展也伴隨著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三大瓶頸。據有關數據統計，廣東省1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是以巨大的能源消費為代價的。
作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試點省份，廣東擔負著全國發展低碳產業體系、低碳生活方式和低碳消費模式的重任。 目前，《廣東省低碳經濟發展試點方案》已經制定。廣東全力發展低碳技術、低碳產品、低碳設備和低碳服務業，并在全國率先制定低碳行業的新標準。在低碳經濟發展的產業體系上，廣東把綠色環保、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作為產業發展的重點。2015年，在廣東低碳經濟高峰論壇上，廣東省發改委提出要把促進經濟發展又好又快和建設生態文明相結合，把發展低碳經濟與當前擴大內需相結合。廣東將推動低碳產業擴張，并在一些領域和行業引領國內乃至國際的發展。
廣東省低碳經濟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關系分析
協整分析與因果關系研究模型。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協整理論及其方法，協整理論對解釋經濟現象是否平穩有著重要的意義，雖然一些經濟變量本身可能就是非平穩序列，但是，通過對這些經濟變量本身的不同組合，得出的結果有可能是平穩序列，且有可能是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這種平穩的線性組合，我們稱之為協整方程 。因此，在現實中，只要存在2個或2個以上不平穩的時間序列，只要他們之間的某種線型組合是平穩的，則我們可以初步認定他們存在協整關系及長期均衡關系。
本文研究廣東低碳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采用的數據是2000年到2015年的數據。為方便起見，我們對所涉及的數據取對數，取對數比較直觀，得出的數據便于分析，使變量組合從長期來看線性化，同時也可降低異方差對數據的不同程度影響，下面對碳排放、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分別取對數如下：lnc、lne和lngdp，其中，lnc為碳排放指標，lne為能源消費排放指標，lngdp為經濟增長指標。
誤差修正模型（ECM）。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記為ECM）是一種具有特定形式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是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在1978年提出的，因此被稱之為DHSY模型。根據Granger定理，若變量序列之間是協整的，則其產生的誤差為均衡誤差，主要結論如下：
Δlngdpt=β0+β1ΔlnCt+（β2-1）ECMt-1+εt
按照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得到lnE的誤差修正模型。
Δlngdpt=β0+β1ΔlnEt+（β2-1）ECMt-1+εt
均衡誤差修正模型主要用來研究模型的短期動態和長期調整動態平衡。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主要用來分析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主要考察變量X是否是變量Y產生的原因，然后通過引入變量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變量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則X是Y的Granger原因，此時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另外，還要考慮Y是否是X的Granger原因。其中滯后階數按照Akaike信息準則（AIC）來選?。?/p>
以GDP和碳排放為例，我們建立以下回歸方程：
對上式中的（i=1，2，……m）=0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下：如果拒絕（i=1，2，……m）=0的原假設，則拒絕“lnE不是引起lngdp變化的原因”的假設，得出lnE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同樣對（i=1，2，……m）=0進行檢驗，如果拒絕 （i=1，2，……m）=0的原假設，則拒絕“lnE不是引起lngdp變化的原因”的假設，從而得出lnE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
協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首先，數據來源方面，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及有關學者研究的數據進行整理，所采用的數據為2000年～2015年共16年數據，碳排放和能源消費總量均以萬噸計，GDP為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其次，lngdp和lnC，lngdp和lnE進行相關性分析方面，根據以上的數據，測算lngdp和lnC的相關數據為0.9645，lngdp和lnE的相關數據為0.9786，這兩個數據充分表明lngdp和lnC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lngdp和lnE也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第三，lngdp、lnC、lnE誤差修正模型方面，由Granger定理明確表明，兩個具有協整關系的變量，具有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
Δlngdpt=0.626+0.2753ΔlnC C0.0237ecmt-1+εt
lngdp和lnE
lngdp=0.2482lnE+0.8953lngdpt-1-0.1624lnEt-1+0.8465
（3.47） （29.64） （-2.71） （4.21）
R2= 0.9978 F= 7483.96
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gdpt=0.8455+0.2366ΔlnE C 0.134ecmt-1+εt
由誤差修正模型分析可知，廣東省GDP每變動1%，碳排放將同方向變動0.2753%，同理，廣東省GDP每變動1%，能源消費將同方向變動0.2482%。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廣東省碳排放和能源消費從長期來說，能夠促進GDP的增長，也就是廣東省低碳經濟的發展對GDP貢獻，從長期來說很大。
lngdp、lnC、lnE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lngdp和lnC、lngdp和lnE，都存在著高度正相關關系。我們再進一步思考，GDP的增長會引起碳排放的增加還是能源消費總量的增加，或是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這需要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去進一步研究。
結果如下：
根據以上的結果，在10%的置信度下，廣東省的碳排放、能源消費總量增加并不是GDP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廣東省GDP增加是碳排放、能源消費總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
結論
本文分析了廣東省低碳經濟的發展與廣東省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并通過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檢驗等方法，對廣東省低碳經濟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初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廣東省低碳經濟的發展與廣東省區域經濟增長密切相關，兩者存在著高度正相關；第二，廣東省低碳經濟的發展對廣東省區域經濟增長存在著短期均衡關系，而且也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第三，廣東省GDP增加是碳排放、能源消費總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因此，廣東省區域經濟增長是廣東省低碳經濟發展的Granger原因。
當前，廣東經濟面臨前追后趕的局面，如何促進廣東區域經濟增長向低碳經濟轉型，實現廣東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呢？筆者建議，應當從以下幾方面加強：一是促進區域經濟向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轉型，以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推動低碳經濟的全面發展，搶占產業發展先機和產業制高點，大力發展低碳產品，低碳技術和低碳能源，努力推進低碳革命；二是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特別是第二產業轉型。第二產業比重大，能源消費和碳排放最大，是影響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原，要加快發展電氣、電子等產業，要從資源導向型產業向高技術產業過渡，對重要產業，特別是冶金、水泥、建筑、化工等高能耗行業中，引進新工藝、新技術、新設備，加快升級，推動廣東省低碳工業發展。三是大力發展新能源，特別是風能和太陽能，對煤碳和石油等消費較高的能源，要高效發展，清潔利用；四是規劃碳排放權的確立和分配，建立健全碳排放市場，健全和完善碳排放交易體系；五是完善政府監管水平，將市場調節、政府調控和社會調整相結合，在燃氣普化率、城市綠化率、廢物處理率、輕軌交通等方面下功夫，實現有機，生態、高效，引導全社會資源有序、合理流動；六是加強市民環保意識，在節約水電、冰箱使用、低碳餐館、低碳出行等方面大力宣傳，使低碳生活方式成為老百姓心目中的一種生活習慣和自覺行為，引導民眾合理使用各種能源。
總而言之，廣東省應通過產業升級、技術研發、政府監管等多方面的努力，促進低碳經濟的穩步發展，努力實現廣東省低碳經濟與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
（作者為廣州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注釋】
①鄒曉蓉：“廣東省碳排放與貿易隱含碳的測算及影響因素研究”，《暨南大學學報》，2012年第10期。
②王贛華：“中國首批低碳試點省份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關系研究”，《桂林理工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課題組：《中國2050年低碳發展之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6～70頁。
關鍵詞：低碳經濟 產權理論 碳排放權
“低碳經濟”最早是由英國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出的，是指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減緩氣候變化。近幾年來，如何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當前，學者從產權理論角度對低碳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與交易障礙的排除上。國內最早用產權理論分析低碳經濟的是天博士（2007），他對碳排放權的特征進行了界定，認為碳排放權具有稀缺性、強制性、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特征，提出構建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建議。張國豐（2010）通過對國內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現狀進行分析，認為要從初始配額分配制度、市場機制和法律制度方面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張鵬（2010）從知識產權的角度論述了知識產權制度應在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上對低碳技術創新給以回應。然而，還沒有學者從產權理論的視角對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進行分析。
相關理論概述
（一）外部性理論
產權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產或消費對其他團體強征了不可補償的成本或給予了無需補償的收益的情形”。外部性一般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如果經濟主體的行為對他人產生不利的影響，使他人成本增加或收益減少，就稱為負外部性；如果這種影響是有利的，使他人成本減少或收益增加，就稱為正外部性。外部性會影響社會的資源配置，外部性的存在是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源，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外部性內在化。福利經濟學派的庇古從政府管制的角度提出采用征稅的方式促進外部成本的內部化，產權經濟學派的科斯從市場角度提出通過產權的界定和市場交易來解決外部性問題，為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產權理論
阿爾欽將產權定義為：“是一種通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其經濟物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他強調的產權不僅是一種權利，而且也是一種制度安排，規定了每個人對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要求每個人都必須遵守這一行為準則，若有違反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體現了產權在維護人們對資產的排他性權威。經濟學家科斯指出庇古稅在解決外部性問題上存在一定的弊端，認為通過懲罰的方式并不能實現社會資源效用的最大化。在產權明晰且交易成本很低的情況下，私人之間達成的契約或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照樣可以實現外部性內部化，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過對大氣資源產權的清晰界定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通過產權分配、拍賣等方式為沒有市場的大氣資源建立起市場，讓價格機制來調節大氣資源的供需是實現環境污染外部性內在化的一種有效方式，其中，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交易成本的盡量降低成為推進大氣資源市場化的關鍵。
產權制度對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
產權制度具有激勵約束功能、資源配置功能、外部性內在化功能。產權功能通過一定的方式能夠對碳排放權制度的形成產生作用。激勵約束功能主要通過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來實現，明晰的產權具有排他性的功能，形成了財產的私有化，為產權交易提供了前提。產權的保護約束了人們對排他性產權的侵犯，激勵了人們對碳排放權的取得與占有；技術創新具有外溢效應，創新主體就要求將技術創新的外部效益進行外部性內部化。產權保護制度的確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外部性內部化的效果，保障了技術創新主體的利益；在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的前提下，碳排放權才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使產權從低效率人的手中轉移到高效率的人手中，這體現了產權的資源配置功能，如圖1所示。
（一）碳排放權形成的原因分析
碳排放權是“發生在人類保護環境過程中產生的國與國之間、國家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為順利完成對溫室氣體的減排任務而形成排放配額的交易行為”。碳排放權的形成是為了保護大氣環境不再惡化的必然結果。隨著人類排放二氧化碳的增多，大氣環境逐步惡化，大氣環境的容量在逐步縮小，大氣資源成了稀缺資源。如2圖所示，大氣是公共資源，體現了公眾利益，由于大氣資源的稀缺性，使得碳排放權成為了有價商品，某些企業在經營和發展過程中又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與企業收益成正比關系。因此，排放二氧化碳能給企業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在沒有對個體行為進行約束的情況下，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會盡可能多的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從而造成大氣環境的破壞，侵占了公眾利益，甚至造成“公地悲劇”。因此，為了維護大氣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避免個人對公眾利益的無限制侵害，就要通過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和使用權的限定對私人行為進行約束。要對碳排放量進行初始分配，就要對大氣環境容量進行一個衡量。碳排放權的計量要以大氣環境的總體容量為依據，通過對大氣容量的衡量，將其量化成可計量的碳排放權，再將碳排放權按一定規則分配給個體或者組織使用。
（二）碳排放權的權利主客體關系分析
碳排放權的權利構成分為碳排放權的主體與客體，產權的主體是全體人民，國家是產權的代表，企業或其他組織是產權的使用者，產權的客體則是大氣資源（見圖3）。大氣環境的產權屬于人類共同所有，在一個國家內部，碳排放權的主體應該屬于全體人民所有，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碳排放的所有權。全體人民委托國家對產權進行管理和調控，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是碳排放權的代表，國家享有分配權，必須依據一定的規則將使用權分配給每一個經濟實體。每個經濟實體在獲得國家分配的碳排放權的使用權的同時，也具有對碳排放權的收益權。也就是允許有富余碳排放權的企業或組織對碳排放的使用權進行自愿的交易，其目的在于實現碳排放權的優化配置。當企業的使用量超過初始分配額時，企業就要通過碳權交易市場進行購買碳排放權；當企業的使用量低于初始分配額時，可以將剩余部分在碳交易市場上進行交易，或者留作企業資產的一部分。
（三）低碳經濟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
低碳經濟涉及到的相關利益主體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公眾和中介機構。政府通過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各項政策及其配套設施來引導社會低碳化發展，促進低碳能源的開發，提高低碳技術的創新能力。政府是宏觀政策的制定者，對低碳經濟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企業是實現低碳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企業通過引進低碳技術、更改產品生產工藝、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從而實現低碳生產。公眾對低碳經濟的認識程度，決定了其參與低碳經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公眾行為和消費方式的低碳化，不僅能給企業的低碳生產帶來動力，而且還能推動整個社會的低碳化發展。公眾參與度的高低直接決定了低碳經濟能否盡快落實和快速發展。中介包括各種環保組織、各類交易機構、高校學術團體等，他們為政府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為碳排放權提供交易平臺，對低碳經濟的落實起到橋梁的作用。政府、企業、公眾、中介四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見圖4）。
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五力模型”
根據產權理論，本文認為將大氣公共資源的碳排放權進行私有化后，通過引入市場交易制度，在利益機制的作用下，可以促進碳排放權的合理分配，實現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此可以建立一個以產權明晰為前提，市場交易為基礎，公眾參與為重點，技術創新為關鍵，產權保護為保障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型（見圖5）。
產權明晰就是指必須將碳排放權能夠準確的分配到每一個經濟個體中，并能就碳排放量進行一個準確的評估與核算。同時，要明確碳排放權的主體、客體以及產權代表之間的權利關系，明確碳排放權的使用權、收益權、占有權、轉讓權的流動原則和流動方式。產權交易制度的建立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基礎。碳排放權只有能夠在市場上進行自由的交易，才能激發人們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實現碳排放權的優化配置。產權交易制度必須處理好市場交易的價格問題，保證市場價格能夠放映市場的供需狀況，并能夠采用一系列措施來維護交易價格的穩定，避免出現惡性競爭和權力尋租的行為。
公眾是低碳經濟的直接參與者，公眾能否正確認識低碳經濟發展的意義，改變原有高碳生活消費方式，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重點。產權制度可以通過設置合理的利益機制來引導公眾積極主動參與低碳經濟的發展。公眾參與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既可以是本身直接進行低碳減排行為，也可以通過投資方式支持低碳事業的發展。公眾的廣泛參與，并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才能更好的促進低碳經濟在社會上遍地開花，生根結果。技術創新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產權制度通過產權保護制度能夠較好的促進低碳技術創新。低碳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實行節能減排，而實現節能減排需要依靠能源結構的調整，需要依靠科技的進步。新能源的開發、低碳技術的創新能夠從根本上改變過去高碳的生產、消費方式。技術創新需要一個良好的外在環境機制，國家應培養相應的人才并投入足夠的資金來進行技術研發，建立技術研發的支持體系。
產權保護制度明確了產權的取得程序，以及行使產權的原則方法和保護范圍，是其他各個要素落實的根本保證。只有通過合理的產權保護制度，才能清楚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才能對違背制度的行為給以相應的懲罰，才能更好的保護產權所有者的利益。低碳經濟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何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依靠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科學的產權制度，更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和一致努力。低碳經濟是未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是改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矛盾的必然選擇，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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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畚恼戮幪枺?671-8372（2012）04-0012-04
一、引言
城市化作為一種全球性的經濟社會現象，主要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后。伴隨著世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城市規?？焖贁U張，能源消費迅猛增加，工業污染迅速蔓延，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在全球十大環境問題中，氣候變暖居首位，而全球氣候變化主要是由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不斷增加，尤其以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為主。近200年來，世界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同步上升，目前二者均有加速的趨勢。產業革命以來，世界城市化水平在5%左右，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在280ppm左右（ppm是氣體濃度單位，表示百萬分之一），到了200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達到了50%，二氧化碳濃度值上升到了383ppm，而其危險臨界值為385 ppm，全球平均地表溫度也比工業革命時期升高了0.74℃［1］。
我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同時帶動了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消耗迅猛增長，使得二氧化碳等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逐年增加。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化石能源消費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經超過美國，成為目前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最大的國家［2］。然而伴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不斷快速推進，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量還將不斷增加，由此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會進一步上升，這意味著，我國碳減排面臨的國際壓力將會日益增加。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日益嚴峻，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緩解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徐國泉等運用LMDI分解法對中國碳排放進行了因素分解研究，定量分析了經濟發展和能源強度對我國碳排放的影響，指出經濟發展拉動我國碳排放呈指數增長，而能源強度的貢獻率則表現為倒“U”形［3］。王鋒對1995-2007年中國碳排放量增長的驅動因素進行了研究，認為人均GDP增長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驅動因素［5］。何吉多關于1978-2008年中國城市化與碳排放關系的協整分析表明，我國碳排放量與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長期動態均衡關系，且這種長期均衡關系對當前碳排放偏離均衡水平的調整力度較大［5］。日本學者Yoichi Kaya于IPCC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Kaya恒等式，指出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發展、人口等因素存在聯系［6］。Duro和Padilla認為Kaya因素中引起不同國家碳排放差異的重要因素為人均收入、能源消費碳強度和能源強度［7］。林伯強等通過對Kaya恒等式的分解，認為1978-2008年對中國碳排放影響較為顯著的因素包括經濟發展、能源強度、能源消費碳強度和城市化水平［8］。
人類活動與溫室氣體排放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國際熱點之一，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山東省作為我國的人口、經濟大省，一直是高能耗、高碳排放區，魏一鳴指出，2005年山東省終端能源消費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居全國首位［9］。同時，山東省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2010年山東省城市化水平為40.04%，正處于諾瑟姆曲線劃分的城市化發展階段中的中期加速發展階段［10］。雖然山東省城市化發展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與我國49.95%的城市化水平相比還是相差較遠。研究山東省城市化進程中的碳排放，不僅對于把握山東省碳減排政策、城市化發展戰略、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對于更好地理解我國的整體狀況也有重要意義。基于此，本文運用協整分析方法借助VECM模型對山東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長短期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并利用Kaya恒等式對山東省城市化進程中的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分解分析，最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山東省城市化與碳排放關系的協整分析
2．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協整分析方法借助VECM模型對山東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長短期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利用Kaya恒等式對山東省城市化進程中的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了分解分析，從而得出以下結論：
（1）山東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協整方程說明，二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長期彈性系數為1.7120，即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碳排放量將同步增長1.7120%，這說明城市化是導致山東省碳排放量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圖分類號F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2）07-002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05
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召開，溫室氣體排放受到更多重視，畜禽污染排放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據研究，全球養殖業中畜禽糞便甲烷排放總量約2 000萬－3 000萬t/a，占已知人為甲烷年排放總量的5.5%－8%，占農業甲烷氣體年排放的12% ［1］。根據FAO報告《牲畜的巨大陰影：環境問題與選擇》中的數據顯示，每年由牛、羊、駱駝、馬、豬和家禽排放溫室氣體的二氧化碳當量占全球排放總量的18%。其中氧化亞氮（N2O）約65%，甲烷（CH4）約37% ［2-3］，而氧化亞氮和甲烷的“增溫效率”分別是二氧化碳的310倍和21倍［4］。在此背景下，中國各地呼吁大力發展低碳養殖，其目的是實現經濟增長與畜禽養殖碳排放量的脫鉤發展。因此，如何處理經濟發展和畜禽養殖碳排放的關系成為低碳養殖研究領域中十分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對于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而言，深入研究該問題顯得尤為迫切。
國內外學者采用Gene Grossman 和 Alan Krueger［5］提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簡稱EKC）理論研究了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大多數國家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6-8］，其研究過程中多數以工業污染排放量為研究對象。國內對農業污染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晚，且研究對象大多局限于農業化學品投入和畜禽排泄物［9-10］，而對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比較翔實的文獻尚不多見。
因此，本文構建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關系的計量模型，驗證我國畜禽養殖業碳排放的EKC形狀，并分析其內在原因，以期為制定我國畜禽低碳養殖政策和改善低碳養殖環境提供依據。
1畜禽養殖業碳排放的EKC驗證
1.1碳排放量測算方法
畜禽養殖過程中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于畜禽腸道發酵，以及家畜糞肥處理過程引起的CH4和N2O的排放［11］；而畜禽養殖碳減排主要依靠對利用畜禽糞肥發酵生成的沼氣的利用。因此，畜禽養殖碳排放量的測算公式如下：
Qemi=Qpro-Quse（1）
Qpro=Qf+Qm（2）
式(2)中：Qemi表示畜禽養殖碳排放量；Qpro表示畜禽養殖碳產生量；Quse表示沼氣利用而減少的碳排放量（按照沼氣替代化石燃料產生的碳排放量計算）；Qf表示畜禽腸道發酵甲烷排放量（IPCC（2006）畜禽腸道發酵CH4排放量的測算公式）；Qm表示畜禽糞便管理系統碳排放量［12］畜禽糞便碳減排潛力的計算方式）。畜禽飼養量數據來源于歷年《畜牧業統計年鑒》。碳排放量計算所需參數來源于IPCC［13-14］，其中沼氣熱值本文參照文獻推薦值采用20 934 kJ/m3。
田素妍等：中國畜禽養殖業低碳清潔技術的EKC假說檢驗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年第7期1.2模型設定
參考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設定如下對數線性模型進行畜禽養殖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驗證。
C=c+αlny+b(lny)2+μ（3）
式(3)中：C為人均畜禽養殖碳排放量，y為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a、b、c為模型估計系數，μ為隨機誤差項。根據公式（3）回歸結果可以判斷模型的幾種可能的曲線關系：如果a＞0，b＜0，則為倒U型曲線關系；如果a＜0，b＞0，則為正U型曲線關系；如果a≠0，b＝0，則為直線關系。
根據公式（3）的回歸結果可以計算出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EKC的轉折點為：
y*=-a′2b（4）
1.3模型計量檢驗
本文采用stata10.0軟件進行計量模型估計，結果見表1。
表1畜禽養殖碳排放回歸結果
Tab.1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livestock carbon emissions
項目
Items東部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8. 027
［中圖分類號］ F2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2）08- 0040- 02
1 引 言
近200年來，隨著人口的增長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世界能源消費劇增，生態環境惡化，特別是氣候變暖已嚴重威脅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目前，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碳排放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如何控制和減少中國碳排放的問題成為國內外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
隱性經濟， 又稱灰色經濟， 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包括所有創造價值但未被列入國家經濟核算的經濟活動。隱性經濟的發展使得一部分生活貧困人員獲得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就業壓力。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隱性經濟的大量存在不僅會造成國家稅收的流失、擾亂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也影響了社會公平、增加了國家宏觀調控的難度。
那么，隨著中國隱性經濟規模的擴大與碳排放量的增大，隱性經濟和碳排放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隱性經濟規模的擴大是否會引起中國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中國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礎上建立隱性經濟規模與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并對它們進行實證分析，進而判斷隱性經濟規模對碳排放的影響。
2 隱性經濟規模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的分析
2.1 隱性經濟的規模
度量隱性經濟規模的方法通常可分為直接法與間接方法。直接法基于個人收集或企業未來申報收入等直接信息來進行計算。間接方法則根據在官方宏觀經濟統計資料中留下的痕跡來確定隱性經濟規模，主要包括國民收入和支出差異法、官方統計和實際勞動力差異法、貨幣交易法與貨幣需求法、結構方程模型法或者MIMIC法等。
2.2 中國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2．2.2 數據收集、估算與整理
本文對中國總的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進行估算：
式中，E為中國一次能源的消費總量，Fi為i類能源的碳排放強度；Si為i類能源在總能源所占的比重。這里Fi的取值見表1。
資料來源：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
2.2．2 因素分析
本文中，Fi是固定的，即影響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因素主要為能源結構變化、能源效率變化以及經濟發展變化。
圖1表示1998-2007年三因素對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值趨勢圖。
從圖1可以看出，中國人均碳排放量總體在不斷增加，雖然，1998-1999年期間，中國人均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其后又快速增長。特別是2000年以來，其數值猛增，2002年年增長率接近10 ％，而2003年和2004年的年增長率更是超過了15 ％。造成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從圖1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對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值是不斷增大的，特別是從1999年以來，基本呈現出指數增長的趨勢。
2.2．3 模型建立
由上述分析，我們建立隱性經濟規模與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即建立隱性經濟規模和能源結構，能源效率與經濟發展的模型。我們估計隱性經濟規模和能源結構，能源效率與經濟發展的經濟模型方程為：
Hesize＝f（Structure，Efficiency，Growth）；
對其1998-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穩定性分析，發現Structure與Efficiency不能通過檢驗，說明隱性經濟規模和Structure與Efficiency之間的關系不是很明顯，故我們將Structure與Efficiency這兩個指標剔除，對上述模型進行修正并建立隱性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其方程為：
ln Hesize=ln Growth+ε2
從實證結果分析得知，隱性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是正相關關系，說明隨著國內隱性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增長也將繼續增加，同時，由于隱性經濟規模對能源效率與能源結構的影響不顯著，所以說目前為止，隱性經濟規模還沒有通過能源效率與能源結構這兩種抑制因素來提高中國人均碳排放量，進而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形。
3 結論與建議
本文先是通過借鑒楊燦明 等（2010）的隱性經濟規模指標，然后通過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詳細闡述中國人均碳排放與碳排放分解的三因素之間關系，最后建立隱性經濟規模與三因素的計量模型。通過模型分析可知隱性經濟規模還沒有通過能源效率與能源結構這兩種抑制因素來提高中國人均碳排放量，進而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形。但是隱性經濟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很明顯，隱性經濟規模每增加1％，經濟增長增加2．3％，表明中國隱性經濟規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碳排放量的增加，所以我們要嚴格限制隱性經濟規模的增加，嚴厲打擊隱性經濟犯罪，完善稅制、加強稽查，建立健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系，最后就是加強廉政政策、建立權力制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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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碳排放受社會、經濟、自然、生態、技術等多方面的影響,因此,通過研究各主要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可分析未來中國的碳排放趨勢,并選擇合理的溫室氣體減排途徑。據徐玉高等[3]分析中國1970—1994年間各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經濟增長是中國20多年來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僅此一項引起的碳排放變化占總量的94%以上。采用相關分析方法對中國1980—2000年GDP和碳排放數據進行擬合,結果?？梢钥闯?1980—2000年間中國碳排放量的變化和GDP的增長呈顯著相關(R2=0·9581)。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因素中,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較大,與其他國家相比,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所占比重較大,這與中國剛進入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并長期以來實行的重工業發展戰略相關。這一方面造成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增加,投資的增加加快了重工業的發展,引起對能源、交通的需求也增加,碳排放隨之增加;其次,由于經濟的增長,人均GDP增加,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對碳排放的需求也增加,尤其在一些相對貧困的地區,工業化、城市化剛剛起步,碳排放增加速度很快;最后,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環境破壞,使得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而增加。
但是,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會引起技術、制度的變革和經濟結構的演進,由此引起的經濟發展可能使碳排放量在一定時期減少。張雷[4]研究了國家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結構多元化發展導致國家能源消費需求增長減緩,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發展則導致國家碳排放水平下降,兩者結構多元化的演進最終促使國家發展完成從高碳燃料為主向低碳為主的轉變。因此,為研究中國未來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的變化趨勢,需要從經濟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出發,更深入地分析經濟增長各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
2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的原因
2·1經濟結構的影響
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著眼于短期經濟總量的增長,重視經濟增長的效率,而忽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增長的可持續性,使得經濟增長的效率低下,結果是對資源、環境形成無形的巨大壓力。分析中國的經濟結構可以發現,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高速發展的成就,但經濟結構并未取得明顯改進,工業所占比重約為40%~50%,服務業(即第三產業)僅占33%,服務業比重低于巴西約20%,并低于發達國家約35%~40%(圖4)。因此,中國的經濟結構依然是比較低下的。這與中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并一度強調重工業發展戰略不無關系,而重工業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經濟目前仍為外延型和粗放型的增長,說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還要走漫長的道路,未來經濟的發展對能源和CO2排放的需求還很大。
2·2能源結構的影響
從經濟增長必需的能源看,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并未改變。2001年,煤炭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的62%,比世界平均水平24·7%高37·3%,而其他清潔能源如水能、核能、天然氣等所占比重不超過11%[5]。計算表明,單位標準煤炭燃燒產生的CO2是等標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標量天然氣排放的1·75倍[3]。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較大,故中國單位能源使用產生的CO2量高于其他國家。從能源利用效率看,雖然中國在過去20年取得了GDP翻兩番、能源消費僅翻一番的成就,但單位能源消費所產生的GDP仍低于其他主要國家(表2)。因此,改善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減少碳排放量,中國都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2·3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剛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如果不轉變目前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經濟增長方式,且繼續維持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碳排放量在未來還要持續增長,將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一般來說,根據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EKC曲線),說明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會伴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惡化,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環境惡化會得到遏止并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好轉[6]。但是,溫室氣體的排放在本質上是人們的生存需要所決定的,且受人們的消費偏好等因素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平尚處于由溫飽向小康過渡的階段,地區增長不平衡,滿足基本發展需求是第一位的,碳排放的需求仍很大,因此,經濟增長遠沒有達到庫茲涅茨曲線的閾值點,碳排放還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在分析各國統計數據的基礎上,錢振為[7]探討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在21世紀前20年,中國正處在能源需求增長較快的時期,單位GDP的能源消費難以大幅度下降,提高單位能源產生GDP的空間并不大,說明未來碳排放量還將繼續增長。
據Birdsall和Shafik以及Bandyopadhyay等人用更多的時序數據和截面數據估計,人均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間的Kuznets曲線關系是很微弱的;或者,人們接受轉折點遠遠高于現實經濟發展水平的Kuznets曲線,那么經濟發展達到轉折點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已遠遠超過了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水平[3,8,9]。2003年,中國人均GDP為1090美元,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未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仍需要巨大的碳排放空間。盡管1997年后中國碳排放量有所減少,但要達到Kuznets曲線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的階段,仍然有一段距離。在不損害經濟發展的條件下,GHG(GreenhouseGases,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是衡量減排效果的最好方法。GDP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指每百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溫室氣體排放量[10]。中國是世界上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最高的國家,1990年GDP的CO2排放強度為1·56kg碳/美元,達到世界平均水平0·24kg碳/美元的6·5倍,美國的6倍,日本的16倍[11]。這與中國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水平還比較低下不無關系,而中國外延型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是主要原因。但隨著經濟的增長,技術會得到改進,經濟增長依賴于大量投資和能源消耗的現狀會得到改善,在改進人們消費偏好的基礎上,選擇一條低碳發展的路徑,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高于能源消耗的速度,CO2的排放強度總體上會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由此形成經濟持續健康的增長。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平均年增長率為4·3%,GDP的平均增長率為9·6%,能源消費的增長率遠低于GDP的增長率。在此期間,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強度基本未變。因此,1980—2000年,中國GDP的CO2排放強度平均年下降率為5·6%[12]。從這個意義上看,盡管未來中國經濟處于較快發展階段,對能源、交通的需求還很大,但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減少的空間還比較大。
3結論
制度創新是社會政治、經濟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們行為和相互關系規則的變更，是組織與其外部環境相互關系的變更，其直接結果是激發人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促使其不斷創造新的知識和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及社會財富源源不斷的涌現，最終推動社會的進步。低碳經濟是一種具有正外部性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現行的制度環境不利于低碳經濟的發展，因此進行必要的制度創新是優化發展低碳經濟制度環境的核心。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低碳經濟的發展具有正外部性。所謂外部性，就是指經濟主體的所從事的各項經濟活動會對其他經濟主體的福利水平產生影響，但不為這種影響進行補償或者得到補償。發展低碳類型的經濟主體，其經濟活動對其他經濟主體的福利水平產生正效應，即社會受益大于企業收益，企業得不到應有的補償。相反，高碳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破壞生態環境，導致社會成本高于企業成本，社會承擔了治理環境的大部分成本，而企業對環境污染的補償不足，這種負外部性的存在，無疑制約了更多的經濟主體參與到低碳經濟的發展中。因此，發展低碳經濟就必須解決其外部性問題。
從外部性的解決途徑來看，要使產生正外部性的經濟主體獲得補償，使產生負外部性的經濟主體承擔治理環境的責任，就必須建立一套相應的制度體系，營造有利于低碳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
二、AHP分析甘肅省低碳經濟發展制度創新的路徑
低碳經濟作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需要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制度環境。但現行制度存在許多制約和影響低碳經濟發展的因素，本文將這些因素中，對低碳經濟發展起到決定性影響的因素進行層次分析，通過對主要影響因素的分析，提出甘肅省低碳經濟發展中制度創新的路徑。
（一）構建層次結構模型
圖1 影響甘肅省低碳經濟發展因素的層次結構模型
（二）構建判斷矩陣
1.創新甘肅省低碳經濟發展制度的判斷矩陣
評價甘肅省低碳經濟發展的制度創新水平，主要從政府的宏觀干預制度、產業發展政策、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相關的法律進行綜合分析，利用AHP層次分析軟件，對影響影響因素進行兩兩比較，以此判斷甘肅省建設和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哪些因素對其影響是最主要的。
經過比較，低碳經濟制度創新的判斷矩陣λmax=5.2402，對應于λmax的正規化的特征向量為：
通過對低碳經濟發展制度創新因素的分析，說明低碳經濟發展最關鍵的是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
2.決策層判斷矩陣
3.一致性檢驗
前述計算的理想消費水平的最大特征值：λmax=5.1667，
查表知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RI，從而可檢驗矩陣一致性：
理想消費水平的判斷矩陣通過一致性檢驗。
4.層次總排序
經過對判斷矩陣的比較，創新碳排放制度的權重為0.4315，為4項措施中權重最大。其他各項措施的權重排序如下：
路徑 P1 P2 P3 P4
權重 0.1574 0.0833 0.4315 0.3278排序 3 4 1 2
計算結果表明，甘肅省發展低碳經濟在制度創新上要先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其次要積極創新產業政策；第三，政府部門加大對低碳經濟的支持和幫助；最后建立配套的相關法律法規。
三、甘肅省低碳經濟發展制度創新的路徑
（一）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
碳排放交易制度是建立在科斯提出的排污權交易基礎之上的。碳排放交易是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為交易的標的物，通過引入市場交易機制和制定污染企業的碳排放量，允許企業將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額轉售與碳排放超出配額的企業，以減輕溫室氣體對環境的破壞。在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的甘肅，逐步建立碳排放制度可以減輕高耗能企業的負外部性，有效地敦促企業進行生產技術革新，調整企業的生產工藝，降低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
（二）調整產業政策，優化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對于碳排放的影響較為明顯。甘肅省是西北老工業基地之一，“二三一”的產業結構現狀使得甘肅省經濟的發展和環境問題都不同程度出現了問題。因此，要實現低碳化的經濟發展，調整甘肅省的產業政策，優化現有的產業結構是極為必要的。首先，對于省內“三高兩低”的高污染企業，實行“關、轉、并”，加大對現有高耗能企業的設備改造，積極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特別是要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有效降低高碳對環境的污染；其次，通過在省內投資建設一批低碳產業園區，以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作為投資目標，通過對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和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有效降低低碳排放，并對全省碳排放形成示范效應。
（三）建立完善的行政干預制度
在低碳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政府所應發揮的作用是協調和指導，通過稅收、補貼等一系列的財政政策，干預全省生產企業的碳排放。首先，建立健全財政補貼制度，對于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企業或個人，進行必要的財政補貼，以保護生產者繼續生產的積極性；第二，對于高耗能、高污染型的生產企業，要通過建立相應的稅收制度，對其生產進行調控和指導；對于產生正外部性的低碳企業，政府可以在設備折舊、企業所得稅等方面給予企業優惠政策。
（四）健全碳排放的相關法律制度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7-0084-04
低碳經濟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英國政府2003年公布的《能源白皮書》上，隨即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尤其是2008年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世界一度陷入經濟蕭條狀態，國際能源安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重視。低碳經濟成為很多經濟學家研究的重點課題。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總理明確宣布，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從中國目前的人口數量、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資源稟賦和技術水平等因素來看，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還面臨著巨大壓力。本文通過對涉及低碳經濟的各種因素及中國的現實國情進行全面研究，使中國尋求到一條能夠有效發展的低碳之路。
一、低碳經濟的國際發展形勢
低碳經濟是相對于高碳經濟而言的，高碳經濟就是碳排放量高的經濟發展模式，即兩高一低（高能耗、高排放、低產出）的發展模式，高碳經濟是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的不科學的經濟發展方式。因此，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漸漸被一些國家所認可，而碳排放強度是衡量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標。碳排放強度是指一國（地區）碳排放總量與該國（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反映了該國每增加1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要排放碳的數量。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對186個國家的2008年的碳排放情況做了統計，筆者選取了碳排放量位居前列的7個發達國家和7個發展中國家，共14個國家進行比較分析。
（一）各國碳排放強度比較
2008年，樣本中的14個國家的碳排放總量約占世界總量的70%，并在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經濟規模等方面反映了不同狀況，具有代表性（見表1、圖1）。
由表1中數據可知，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強度都遠高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巴西除外）的碳排放強度也都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3），而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強度卻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強度最高的發展中國家――烏克蘭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而中國的碳排放總量也是達到了72.2億噸，躍居世界第1位。這說明發展中國家還處于高耗能、低產出的經濟發展階段。
（二）各國能源消費結構比較
碳排放主要來自化石能源的燃燒，但不同的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是不同的，其中煤的碳含量最高，其次是天然氣，最后是石油。表2列出了14國不同的能源結構。
（三）各國能源強度比較
能源強度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門或行業單位產值一定時間內消耗的能源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通常用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量來表示，它和能源效率（單位能源消耗所生產的GDP）反相關。能源強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生產技術水平。表3列出了14國及世界平均能源強度，數值越大說明能源利用效率越低。
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強度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發達國家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圖2就碳排放強度與能源強度進行了比較。
通過圖2可以看出，碳排放強度基本與能源強度成正比。但也有一些例外，如俄羅斯的能源強度高于中國，而碳排放量卻低于中國。這是因為俄羅斯的能源結構優于中國。中國能源結構中主要以碳排放較高的煤炭為主，而俄羅斯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碳排放相對較低的天然氣。
（四）國際碳排放強度影響因素分析
筆者選取了產業結構、能源強度、能源結構指標驗證其與國際碳排放強度的關系。設碳排放強度為Y；在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碳排放量最大，設產業結構中二產所占比重為X1，三產占比為X2；能源強度為X3；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占比為X4，天然氣占比為X5，煤炭占比為X6。對以上變量進行回歸，尋找與碳排放強度相關的變量，回歸結果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變量X5對Y極不顯著，經過逐步回歸剔除不顯著變量，得到結果見表5。
表5顯示，Y與變量X3、X4、X6有線性相關關系，得到如下回歸模型：
Y=1.014X3+0.144X4+0.218X6
（22.085） （2.819）（5.547）
R2=0.989 F=289.068 D.W=2.33
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國際上，碳排放強度與能源強度、能源消費結構中的石油消費結構、煤炭消費結構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特別是與能源強度的關系。而能源強度又是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由此可見，能源效率是決定碳排放強度的關鍵因素，而有很多人認為的與碳排放強度密切相關的產業結構對其影響卻不明顯。石油和煤炭是各國的主要能源燃料，該模型也恰好印證了這一點，煤炭消費結構的影響程度要高于石油。
二、低碳經濟的國內發展形勢
（一）中國碳排放強度與能源強度演變過程
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轉型時期，這一時期就要求我們摒棄傳統的高耗能的工業化道路，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低碳經濟的低排放、高增長、可持續發展恰好迎合了中國的發展方式轉型要求。中國在降低碳排放方面也做出了積極努力。中國碳排放強度從1981年的30.29下降到2008年的2.25，下降幅度達到92.5%。筆者統計了1995―2008年中國的碳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探求中國碳排放近些年來的趨勢（見表6、圖3）。
從圖3中可以看出，中國碳排放強度逐年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碳排放量的增長速度低于GDP的增速。能源強度雖然也呈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很小，甚至不易觀察。中國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能源利用效率仍然不高。
（二）中國第二產業碳排放演變過程
碳排放也與產業結構相關。一般來說，第二產業碳排放量最大。第二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多。中國自1985―2008年第二產業碳排放在總排放中占比總是保持在0.83左右，近年來更是出現上升的趨勢。而第二產業產值在總產值中占比沒有太大的變化（見表7）。
（三）中國碳排放強度影響因素分析
同樣，筆者選取變量碳排放強度為Y，產業結構中二產所占比重為X1，三產占比為X2，能源強度為X3，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占比為X4，天然氣占比為X5，煤炭占比為X6。對中國1995―2008年的數據進行整理，結果見表8。
從表8可以看出，X5極不顯著，經過逐步回歸剔除不顯著變量，最終結果見表9。
如表9所示，Y與X1、X3有關系，得到如下回歸模型：
Y=0.375X1+1.104X3
（6.517）（19.179）
R2=0.972 F=187.766 D.W=2.03
由模型可以看出，中國國內碳排放強度與能源強度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同時，碳排放強度也與第二產業占比呈正相關關系，但相關程度遠低于能源強度。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經過國際和國內碳排放影響因素比較，能源強度在國際和國內的影響程度大體相當，都對碳排放強度產生決定性作用，即單位產值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也就越多。這也是國際上紛紛加強對新能源開發與利用的最直接因素。但國際和國內又有不同之處，影響國際碳排放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能源結構上，特別是煤炭和石油的消費結構，煤炭和石油現在仍是各國的主要能源燃料。產業結構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也不明顯。而國內除了能源強度，影響的因素還包括產業結構，尤其是第二產業占比，第二產業一直是能量消耗最高的產業。能源強度反映的是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國能源利用效率雖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對發達國家來說，能源強度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間。在中國制度變革和逐步開放的時期，正是持續不斷的制度創新、管理進步和技術引進并擴散推動了中國能源強度的持續快速下降。這一下降過程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在經濟體制、管理方法和技術水平等方面與世界逐步接軌融合的過程。因此，從中國能源強度下降過程來看，其前后下降趨勢基本上是一致的。
能源作為經濟增長的投入要素，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碳排放。隨著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產出規模不斷擴大，進一步增加了能源消費，由此產生的碳排放會進一步增加。因此，碳排放強度的走勢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希望的是在產出規模增加的同時，碳排放量卻不斷降低，但是它要受制于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技術進步等因素作用的發揮。值得一提的是，每個經濟發展階段上述各因素的變化規律都有所不同，在能源消費、碳排放量與產出增長內在關系的基礎上，根據三者的階段特征、影響因素以及內含規律，找到一條實現三者協調發展的道路并制定完善的措施，對于中國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能源強度的高低受到一國實際經濟運行中技術水平的影響，所以發展低碳經濟關鍵在于能源的高效利用。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核心對策在于變革生產技術。同時中國也要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面上有所改進，要不斷地降低第二產業比重。
（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二產業占比過高是導致中國碳排放偏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調整產業結構是中國目前減排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過去三十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第二產業，尤其是重工業，而第二產業能源消耗遠遠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在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的鋼鐵等重工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高科技、高智能的出現，激發了新產業的誕生。因此，中國應該響應時代的號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從重化工業向高新技術型工業轉變。同時，中國應大力發展服務業，逐步降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中國的發展逐步走向低碳經濟道路，降低中國的碳排放量。
（二）優化能源結構
煤炭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占比一直達70%左右，遠高于世界29%的比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煤炭消費的主體，由于煤炭是一次能源中碳排放最高的能源，因此中國近年來的碳排放上升較快。今后，中國應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實現煤炭替代戰略的有效手段。
（三）改變貿易結構
中國工業品出口結構中，高耗能的產品所占比重較大，導致中國的能源消耗和出口的隱含碳排放量較高。因此，調整貿易結構也是中國節能減排的工作重心。調整關稅政策、降低高能耗產品的出口退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國工業品的貿易結構，降低隱含碳排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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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 Carbon Economy
Zhang Ningning1, Tan Bingqing1, Yan Xiaojuan2
（1.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Hebei Saihanba Mechanical Forest, Chengde 0670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