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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意義
上海市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上海流動人口達642萬人,超過常住人口的1/3。①近年來,流動人口已從過去的個體流動轉變為家庭遷移,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隨之增加,其中已婚育齡婦女已達到130多萬人。當前這種形勢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維護廣大女性流動人口的正當權益,使其享有必要的生育保障待遇,已成為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
流動人口是中國現代社會的特殊群體,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問題突出,流動人口婦女更是處于弱勢的地位,被排斥在社會邊緣,他們對于不能同等享受城市職工普遍享受的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大保險以及平等的社會福利也往往存在只能被動接受的心態。他們為上海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社會保障狀況還不盡完善,尤其是生育保險的缺失,一方面使孕產婦及嬰兒的生命健康面臨風險,另一方面不利于流動人口女性就業,而且還會由此對他們的家庭造成影響。
國務院頒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01~2010)》婦女健康目標中提到,“流動人口中的婦女享有與戶籍所在地婦女同等的衛生保健服務”。“兩綱”提出的關于流動婦女、兒童享受與戶籍人口同等保健服務的理念是符合世界潮流和具有前瞻性的。雖然該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和努力,卻營造了關心尊重流動人口婦女兒童的社會環境,為地方政府提供了正確的政策導向。
上海市流動人口現狀及其生育狀況分析
本文調查了流動人口較密集的上海市閔行區外來人員孕產定點醫院,以及松江、浦東新區的流動人員進行隨機調查。通過向流動人口發放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進行調查,并隨機選取調查對象進行深度訪問,然后對相關數據進行統計處理,并結合文獻研究進行分析。調研共發放調查問卷200份,有效回收185份,問卷有效率為92.5%,并對其中37位調查對象進行了深度訪問。
流動人口及育齡婦女基本情況。本次問卷調查共185人,其中女性105人,占56.76%。女性中年齡18～29歲的為96人(91.4%),30～50歲的為9人(8.6%),已生育者40人(21.62%)。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85人,45.9%)和高中(65人,35.1%),其次為本科(25人,13.5%)和專科(10人,5.4%)。調查對象來滬時長以0.5～3年為主,占62.1%,其他為4～6年。調查對象在民營和私營企業工作居多,占78.4%,個人收入以1000～1500元為主(55.8%),其次為1500～2000元(33.6%)。參加綜合保險的有95人,占51.4%。調查對象從業的行業分布主要是從事于生產制造及加工業,其次是服務業。這表明流動人口主要在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工作,就業層次偏低。這就為保障他們的權益增加了難度。
流動人口育齡婦女狀況分析。近年來,流動人口已從過去的個體流動轉變為家庭遷移,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隨之增加,流動人口育齡婦女具有以下特征:流動人口育齡婦女規模大,增長速度快,在滬分娩人數增加;流動人口育齡婦女近半數處于生育旺盛期,且絕大多數為農業戶口;流動人口孕產婦的文化程度低,家庭收入低,自我保健意識缺乏。
流動人口生育狀況分析。國內外許多調查和研究表明,人口的遷移有利于婦女生育觀的轉變和生育率的降低,流動人口的生育狀況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其生育狀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不穩定的低生育水平,多育問題依然存在。目前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顯著缺失,調查顯示有60.8%的人不能享受任何保險,僅有11.7%的人享有養老保險,2.1%的人享有失業保險。流動人口社會保障方面與當地居民的差距,將其置于城市的邊緣,使其缺乏自覺實行計劃生育的有效支撐?，F階段,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仍深受傳統的生育觀念影響,這將導致他們極可能成為政策外生育人群。
第二,流動人口孕產婦死亡率較高。關于2000～2007年上海孕產婦死亡情況研究表明,盡管上海市本地戶籍孕產婦活產率處于全國領先水平,但是歷年來流動人口孕產婦死亡率明顯高于本市戶口,2006年外地孕產婦死亡率是本地戶口的4倍,2007年為2.3倍。上海流動人口的孕產婦死亡率逐年下降,從2000年的57.85/10萬到2007年的17.01/10萬,有顯著下降,特別是在2002年之后呈現十分明顯的下降態勢。外地戶口的孕產婦死亡率雖有大幅下降,兩者之間的差距也在減小,但仍遠高于本地戶口。②
流動人口育齡婦女生育保障狀況。2000年起上海市進行流動人口孕產婦系統管理。2004年作為政府重大實事,在外來人口密集的市郊區縣建立10個流動人口孕產婦特約分娩醫院。為了促進流動人口計生工作展開,還積極探索融“免、獎、補、扶、保”為一體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這些政策加強了婦幼保健工作,提高本市流動人口孕產婦住院分娩率,降低孕產婦死亡率。育齡婦女所花費的生育費用調查對象所花費的生育費用主要在1000～2500之間。對于生育保險基本內容(包括三方面:生育津貼、生育假期和醫療保健)的知曉情況如下:
由表1可看出,過半數調查對象對生育保險的內容不明了,1/3的受訪者甚至完全不知曉。這說明流動人口自身的生育保障意識較弱,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淡薄。生育保險知曉率之低也說明政府在生育保險制度建設上存在缺失。
生育保險三方面內容的受重視程度如下:
從表2可知,過半數調查對象最看重的是醫療保健服務,這從醫療保健對生育起關鍵作用的角度看是不難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在生育津貼和生育假期問題上,受訪者大多因生育而失去工作,這兩項內容也便無從談起。
對策和建議
加快法律進程,生育保障與促進就業并重。生育保險法制建設是生育保險順利實施的保證,國家盡早出臺生育保險法規,加強立法勢在必行。加快社會保險立法步伐,遵循法制建設的普遍性原則,不分戶籍不分性別參加生育保險。將生育保險與婦女就業保障相結合,生育保險津貼的支付將女職工的個人生育行為轉化為社會行為,但社會保險機構無法保障或提供其在生育期間失去的工作崗位。因此作為生育保險的配套措施,國家應通過立法保護婦女的就業,用人單位不能因為女職工的生育行為而辭退職工。
開展廣泛宣傳工作。針對流動人口婦女進行形式多樣的孕產期保健宣傳教育,包括其家庭成員的教育,使衛生知識滲入社會每個角落,以提高育齡婦女的保健與自我保健意識。觀念的轉變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只有轉變傳統的生育觀和健康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婦幼保健服務需求不足的問題。為此,各級政府、衛生、公安、婦聯、計生、工商等部門應當密切配合,根據流動人口的特點,在流動人口辦理證照時,或在流動人口集散地利用宣傳單、宣傳欄、短會、專題講座以及電視、電臺等向流動人口提供管理服務、衛生保健、計劃生育等方面的宣傳和咨詢。
地方財政支持。為更多的流動婦女接受最經濟、有效的孕產期保健服務,提高流動婦女住院分娩率,提高母嬰的健康水平,降低流動人口接受婦幼保健服務的經濟門檻需要財政的大力支持。大部分流動人口的經濟承受力是有限的,衛生部門應該根據流動人口的支付能力和保健服務的要求為流動婦女和兒童設計一些基本的婦幼保健服務服務包,使流動人口享受到經濟上可接受的、質量上有保證的婦幼衛生保健服務。
信息化管理。加強對流動人口育齡婦女的統計和登記,逐步建立個人信息數據庫。一方面,以租賃住房為抓手,依托現有的綜合服務平臺,對房屋出租戶及承租人建戶建卡,簽訂協議,運用信息化手段實行房管人和信息動態管理。另一方面,結合居住證制度的推行,加強對流動人口育齡婦女現居住地信息的登記、補充。在這個問題上,政府不可被動應付,更不可不作為,能不能解決好流動人口問題,是對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的一次檢驗。政府應協調多部門合作,對流動人口實行綜合管理,建立非戶籍人口孕產婦管理網絡。(作者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管理學院;本文受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資助,項目編號:2009yjs13)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8.626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8-4628-01
中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數量迅速增加，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并且呈現出新的特征。流動人口的變化步調同經濟發展相一致，流動人口以年輕的勞動力為主，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上，收入比較低，生活條件比較差，[1]再加上人們性觀念的開放和生殖健康知識的缺乏，使得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問題愈發凸顯。關注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的群體，關注他們的性與生殖健康對促進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現狀分析
1.1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觀念淡薄 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生殖健康知識缺乏。流動人口脫離了家庭的舒服，潛移默化受周圍同事的影響，婚前和同居的現象普遍存在。流動人口的避孕知識欠缺，不懂得各種避孕方法的優點和缺點，對避孕機制掌握也不到位，導致的婚前引起的人工流產也隨之增加。未婚流動人口避孕措施使用少，由于性病知識的缺乏導致的生殖健康狀況令人堪憂。流動人口生殖健康觀念的淡薄導致的使用避孕措施次數少，避孕失敗，人工流產，性病感染與傳播等都會嚴重影響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
1.2 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務機制不健全 常住人口可以比較容易獲得生殖健康的相關知識，但是流動人口因為沒有固定的居住場所，屬于各個城市的邊緣人員，所轄區域的計劃生育管理部門相互扯皮，使得大部門的流動人口成為“失控人群”，流動人口的暫居地成為“真空地帶”。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的管理涉及部門多，而各部門又職能交叉、責任重疊等現象，使得許多流動人口對生殖健康知識有求無供。由于流動人口的特殊身份，使他們沒有被納入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的對象范圍，因而得不到計劃生育服務人員的咨詢和技術服務，得不到免費的孕育藥具和指導服務。[2]經費不足也是成為制約流動人口生殖健康與服務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1.3 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水平不高 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淡薄，服務知識欠缺，許多部門對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為題認識不足，嚴重影響了流動人口主動接受衛生服務和生殖健康服務的主動性。計劃生育管理部門對流動人口信息掌握不到位，底數不清楚，情況不明了，直接影響到了流動人口相關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計劃生育相關部門缺乏相應的技術水平，不能很好的規范流動人口的登記統，不能很好的了解流動人口的性與生殖健康情況，性病等傳染性狀況，不能為解決生殖健康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許多流動人口不能得到免費的避孕藥具，避孕藥具發放單一影響了流動人口的節育需求，不能到社區、工廠、工地等地方實行點對點式的全方位的服務方式，這些都不能滿足流動人口的個性化的需求。由于長期以來計劃生育相關部門打管理和服務的對象定義為已婚育齡人群，使流動人口中的未婚青年很難獲得他們需要的服務。再加上服務人員隊伍專業人員比重少，專業化程度不高，技術范圍局限多等也影響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水平。[3]
2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對策研究
2.1 加強對流動人口的宣傳教育 加強對流動人口尤其是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相關知識包括性教育、避孕知識、性病等傳播疾病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提高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減少他們對自身健康的無意損害。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工作人員要根據流動人口的流動特點和方向采用多種方式進行宣傳，通過開辦學習班，舉辦專家專題講座，發放生殖健康知識宣傳資料，開通熱線咨詢電話和網上咨詢模塊。宣教人員還要分局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包括生殖健康保健的突出問題，因人而異有針對性的加強宣傳。
2.2 提高生殖健康服務水平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服務是一項全新的課題，計劃生育工作人員要更新服務理念，拓寬服務的內涵，提高生殖健康服務水平，實現服務機制的常態化和長效化。計生服務人員要端正自己的服務態度，真正的做到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該地區的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服務。計生人員改變工作重心，由抓計劃生育轉變到提供服務上來，由完成工作任務轉變到提供高效優質便民的服務上來。加強對計生工作人員的業務知識和業務技能的培訓。建立健全工作人員的考評機制和獎罰機制，考核方法多元化，一定要包括流動人口對工作人員工作態度，知識水平和技能的評價。加強管理機構和隊伍建設，提高隊伍的專業人員比重和他們的知識化水平，在開展優質服務的基礎上增加生殖健康相關項目的服務。
2.3 建立健全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務機制 各相關部門齊抓共管，將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務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預防為主，全面安排，建立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市場化科學化、常態化的管理機制。建立全國統一的服務機制，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嚴格落實流動人口相關的生殖健康政策，加強對計生等工作部門的監督。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的法律法規要及時更新，防止政策的滯后。各相關部門要加大經費投入機制，建立財政補貼機制，加大對流動人口服務經費的投入。鼓勵流動人口積極與所在地的計生服務部門加強聯系，及時獲得生殖健康服務。
參考文獻
摘 要：基于流動人口基本情況的描述統計，對其行業分布、職業結構、整體收入等方面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湖南流動人口存在著就業層次偏低、就業分布與產業耦合度低、收入存在性別歧視等問題，最后就如何提高就業收入水平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流動人口； 就業； 收入； 湖南省
一、湖南流動人口基本情況分析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人口流動遷移日趨活躍。受現行二元社會體制的制約，大量人口完成了地域轉移而未實現身份轉變，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湖南省境內的流動人口為686萬人，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56%。這些流動人口成為湖南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就業收入狀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湖南的經濟發展水平。下面基于2012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對流動人口的就業收入情況進行分析。
（一）總量規模。樣本總數為7511人，男性多于女性，其中男性為3951人，女性3560人，男女性別比偏高。可見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還有待轉變，重男輕女的思想未得到徹底改變，男女平等的良好社會風氣有待進一步形成。
（二）年齡構成。樣本中男性平均年齡為29歲，女性為28歲。0―14歲年齡段占19%，60歲以上人口不足1%，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高達80%，由此可知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這一方面說明年輕人精力充沛、適應性強，因而流動性也大；另一方面說明隨著市場的活躍，越來越多的中年人選擇來湖南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
（三）教育程度 。文化程度是反映人口質量的重要標志，流動人口素質高低對地區經濟建設有著重要的影響。樣本顯示流動人口的文化構成為：未上過學的和本科以上的人數占比不到3%，流動人口主要分布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這三個層次，所占比例分別為17%、48%和22%。從中可知流動人口整體素質不高，以初中文化水平為主。
二、湖南流動人口就業收入特點分析
（一）行業結構特點。樣本中流動人口在第一產業占比2%，第二產業為16%，第三產業占比最大為82%，；第二產業的就業人口主要從事建筑業，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主要分布在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等傳統服務業中，而在金融保險等現代服務業中就業人員不到7%，可見流動人口從業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在第三產業中又以傳統服務業為主。
（二）職業結構特點。湖南的流動人口中高達95%從事的是體力勞動，只有5%的人從事腦力勞動，在體力工作中，流動人口主要從事的是經商?？傊?，流動人口的職業以體力勞動為主，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體力勞動都是人們認為的臟、累、差的簡單工作，他們相當一部分人從事的是帶有技術性的復雜體力勞動。
（三）收入整體水平及差異特點。調查顯示湖南的流動人口平均月收入為3000元，低于全國的3200元。其中就業身份為雇員的流動人口平均月收入為2300元，遠低于全國的2800元。湖南流動人口收入與全國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也從側面反映出湖南經濟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1.收入的性別差異。湖南勞動年齡流動人口男性的平均工資為3200元，女性的平均工資為2300元，女性工資水平只有男性的七成左右，可見男性的收入遠高于女性，雖然部分原因是女性由于傳統觀念就業率低，但是男女平等這一點在薪酬上還有待改進。
2.收入的年齡差異。 湖南省流動人口中平均工資最高的是25-34歲年齡段，達到每月3300元，其次是35-44歲年齡段，為每月3234元，其他年齡段的平均工資也都在2000元以上。15-24歲年齡段流動人口由于年紀小，進城務工時間短，因此工資水平相對較低。45歲以后，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迅速下降，45-54歲降到了2883元，55-59歲進一步降到2602元。流動人口的平均工資水平呈現出隨年齡增長而先增加后減少的整體趨勢。
3.收入的教育程度差異。數據顯示湖南流動人口收入最高為研究生，平均工資3500元，大學本科以3400元位居其次，最低的是未上過學的流動人口，工資均值只有2180元。流動人口的收入隨著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與文化程度較低的人群收入差值也更大。
三、流動人口就業存在的問題
（一） 人口綜合素質差，公益培訓機構較少。 從前文分析可知，流動人口就業層次較低，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一特征與他們自身的文化水平與技術能力息息相關。一方面，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決定了他們所從事的社會經濟活動的能力，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具備的專業技能很少限制了他們的就業范圍。外來人員也意識到了自身的不足想要補救，但培訓機構高昂的學費與自己較低收入的反差使他們極少有人去充電學習，這也側面反映出公益性技術培訓機構的匱乏。相關單位應多為流動人口這一弱勢群體創造機會與條件，幫助他們提高自身能力以更好地為湖南服務。
（二）就業分布與湖南產業結構耦合度低。改革開放以來，湖南農業占GDP的比例穩中有降；工業占比先降后升，但整體比重仍然太小；服務業則呈現平穩增長的態勢，由80年代的18%增長至現在的40%。目前湖南經濟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初始階段，三大產業的變化體現了產業結構不斷高度化的過程。然而工業產值一直低于中部地區平均水平，第三產業規模小質量差又無法擔當起主導產業的重任；加之從事第一、二產業的流動人口較少，而分布在第三產業中的流動人口又集中在傳統服務業；這與湖南長遠發展規劃大相徑庭，已經成為制約湖南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薪酬性別歧視明顯。上述分析數據顯示女性平均工資只有男性的七成左右，反映了用工單位對女性的性別歧視。究其原因，由于傳統性別觀念有所回潮，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女性的家庭負擔較重，增加了其就業身份脆弱性，表明在薪酬上的男女平等之路任重而道遠。
四、相關建議
（一）設立培訓機構，加強技能培訓。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逐步轉移，從事各行各業都需要一定的培訓學習。當本地勞動力不能滿足需要時，必然要有一部分外來勞動力作為補充。但現在的企業招聘是有選擇性的，工作經驗和學歷的門檻較高，這為流動人口的就業增加了難度，對社會治安造成一定影響。因此開設公益性的培訓班，為流動人口提供學習和成長的機會，從而逐步提高就業層次，這不僅對流動人口和企業有益，對社會和諧有序也有一定的幫助。
（二）倡導就業的合理分布，迎合湖南的產業發展
。產業升級和勞動力就業之間是一種辨證統一的關系，充分就業的實現取決于經濟發展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同時又內在地要求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粗放落后的產業結構不可能支撐經濟快速增長，從而將限制勞動就業的增長。實現產業升級、勞動力就業增加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應成為我省現階段工作的首要目標。只有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帶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國民收入增加，才能增加新的就業崗位，從根本上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
（三）消除性別歧視，促進男女薪酬平等。首先，政府應改革或取消那些限制女性就業范圍的歧視性政策；其次，加快用人單位的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公正公開的為女性提供就業機會。相關單位應該合力提高女性的工資水平，規范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管理，徹底改變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參考文獻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大環境下，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縣市各級城市開展務工及經商活動。據不完全數據統計，當前在進城務工經商的流動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數量達一千萬人以上。少數民族人口在各級城市的大量流動，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經濟溝通，但同時也使城市成為民族關系的敏感地區，如新疆發生事件后，全國各地人民對新疆人都產生了排斥心理。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得出，當前我國少數民族人口達1.1億人左右，占全國人口總數8.5%，在鄉鎮街道登記離開居住地半年以上人口相對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增長了81%，也就是說近十年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數量呈大幅增加的趨勢。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流動方式分為家庭戶和集體戶兩種，當前家庭式流動已成為流動方式主體。來自少數民族地區流動人口語言掌握不熟練、生活習慣、與漢族群眾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在社會融入過程中，遇到了許多阻礙。
二、淺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現狀
（一）經濟融入
從就業狀態分析，當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中八成以上人員處于就業狀態，另一成左右流動人口在家操持家務。從產業分析，近半數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主要從事第三產業，從事制造業人口達四成以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第二、第三產業工作人口比例明顯高于漢族流動人口。不同戶口性質與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職業性質影響差異較大。從經濟收入分析，在我國31個省份地區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月平均收入水平不高，尤其是在、青海等地區，少數民族收入的劣勢地位非常顯著。少數民族流動群體內部，性別差異、受教育程度，職業差別都和經濟收入成正比。從消費方面分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消費支出主要在食品、住房、出行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恩格爾系數要遠遠高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從居住類型分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住房多以單位及雇主提供的免費住房為主，其次為租房，居住條件非常不穩定。
（二）行為融入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當地人形成有效互動，按照當地行為習俗參與社會活動，才能算行為上的融入。從社會活動參與情況分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社區各項活動中的參與程度普遍不高，除選舉、評優等活動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社會活動的參與度都明顯低于漢族流動人口。作為流動人口融入社會的主要途徑，人際交往范圍的寬度直接影響到社會的融入度。當前，受生活與工作、語言、溝通方式等限制，少數民族人口的人際交往以同鄉或同民族群體為主，與本地人及同鄉之外的人交往程度偏低，社會融入步伐也相對緩慢。
（三）心理認同
心理認同是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流入城市的心理認同程度能看出其在流入地的社會融入情況。當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心理認同程度相對較高，也愿意融入現居城市之中，但有一小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受及文化習俗影響，對流入地的社會歸屬感不高。
三、加速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策略
（一）加大關注力度，提升其綜合素質
通過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數據分析可得出，素質高低、受教育程度，直接影響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社會的融入程度。因此，提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是促進其社會融入的有力舉措。首先，鼓勵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接受再教育，培訓其必要的知識與技能，提供就業輔導。其次，加強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溝通與交流，幫助其了解流入地的生活、經濟、就業特點，協助其利用公共資源開擴生活空間。再次，加強少數民族的社會交流活動，鼓勵其跳出族群活動圈子，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融入社會群體，建立和諧人際關系。最后，關注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規范教育，幫助其更好的適應社會生活，滿足生活的實際需求。
（二）加強社會管理與服務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流出地與流入地的管理呈現脫節狀態時，致使流動人口社會管理功能缺失，要促進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務必要加強其社會管理與服務功能。首先，要加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流動協調機制，如信息的溝通，用工需求等，保證人口流動的有序性，解決流入地與流出地的勞動用工、經濟往來問題。其次，建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管理信息平臺，以實現對流動人口社會保障服務的落實，維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正當權益。再次，關注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體系的構建，如社會保障機制的落實，在服務過程中落實管理職能。最后，結合社區化管理，幫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解決就業、醫療、住房、子女上學等實際問題?？偠灾?，要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提供必要的服務，落實管理職能，使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安心工作、生活，在社會融入中無顧之憂。
（三）尊重特性，尋找共性
根據以往研究，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資本的重要衡量指標，在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就業特征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筆者特別針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與職業選擇情況做一問卷調查，希望借此分析流動人口就業狀況，并為流動人口的教育培訓和政府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鑒。
本次對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調查主要在重慶一地展開，通過相關企業單位和街道辦事處共發放問卷調查1500份，回收1322份，其中有效問卷1109份。
一、流動人口的年齡和學歷構成情況比較
從表一、表二可以看出，重慶地區的流動人口群體整體非常年輕，20-29歲的青年勞動力占到一半以上，15-19歲和30-39歲年齡段人數總和占近40%。這也反映出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的流動規律：青年勞動力多流往城市，而老年勞動力則傾向離開城市返鄉生活。在流向城市的青年勞動力中，接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人群占比很高。超過了70%，遠遠高于全國平均受教育水平。同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也占相當大的比例。截至2011年，在全國流動人口中，碩士研究生學歷人數已經超過15萬，本科生超過300萬，越來越多受過本科教育的人加入了流動人口大軍。
二、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動人口就業差異
受教育水平是影響勞動力職業選擇和獲得的重要因素，對流動人口勞動力尤其如此。在此次問卷調查中，筆者特別關注了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就業狀況。
由表三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情況與其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流動人口大多從事建筑業、制造加工業等較低層次的勞動；而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流動人口其職業選擇范圍相對較大，職業自由度較高，也更多的從事相對較高層次的勞動。
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收入狀況基本遵循“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的規律”。其中接受過大學（含大專）以上教育的人群有63.26%的月收入在1500-2500元，有31.36%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這一數字超過了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人群。當然這也與不同人群從事的職業有關。但是無論是小學、初中還是高中、大學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其月收入的主要區間還是在1500-2500元之間。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的收入差異并不十分明顯。這也說明我國的教育回報率相對不高（根據相關統計.我國的教育回報率大約在2%-3%左右）。比較低的教育回報率也說明我國城鄉流動人口依然在從事工資待遇非常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從長遠來看，這不利于人力資本的形成和可持續發展。
三、結論和建議
1.提高教育回報率有助于刺激勞動力自覺接受教育。從重慶地區的流動人口年齡、受教育水平調查結果來看，總體上流動人口是流出地人口中的精華，他們的整體素質和受教育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為流入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非常寶貴和年輕的勞動力。但是，我國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回報率整體不高，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上升空間有限，沒有辦法通過不斷增長的勞動報酬換取在城市中穩定生活的足額費用。因此，一旦流動人口年齡超過40歲，通過體力勞動獲取報酬的能力下降，城市生活成本又逐漸提高，流動人口留在城市的意愿就逐漸下降并選擇返回農村生活。同時教育回報率與勞動力自覺接受教育的意愿正相關：若教育回報率越高，就越刺激勞動力接受教育；反之教育回報率越低，則越反向刺激勞動力提早結束教育參加工作。目前我國正處于從勞動密集型經濟結構向新興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需求大大增加。因此，保證合理的教育回報率對經濟的長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國目前的教育回報率水平要遠低于歐洲中西部及俄國等國家同時期的教育回報率。這除了受制于人口因素和轉型期的經濟結構之外，也與我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相關。在絕大多數流入地城市，戶籍是收入獲得的重要分水嶺。一方面相對高層次的工作只提供給具有“本地戶口”的勞動者；另一方面，與戶籍相掛鉤的住房、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福利又無法惠及到城市的流動人口。在本次問卷調查中，筆者專門針對大學以上學歷人群設計了“認為自己在哪些方面與本地市民享有相同待遇”選項，結果是選擇“子女教育”的占10.4%，選擇“醫療服務”的占11%選擇“文化生活”的占31.9%，選擇“住房保障”的占9.9%。這說明，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流動人口，在流入地也很難享受到與當地居民一樣的福利待遇。這種福利保障上的差別更加拉大了流動人口的實際收入與應得收入間的差距。因此。流入地政府應該以更加開放和長遠的態度對待流動人口群體，盡量減少流動人口在福利獲得上的差距，在制定社會保障政策時多向流動人口傾斜，給予流動人口相對穩定的城市生活預期，保證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長久發展。
【關鍵詞】流動人口；家庭教育；差異性；客觀因素；主觀因素
90年代中期，中國大地的流動人口達8000萬之多，到21世紀的今天，流動的規模和范圍，都呈上升趨勢，所以人口流動，已經是當代中國不可逆轉的潮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我國現有流動人口 2.61億[1]；流動人口舉家遷移和在流入地長期居留趨勢明顯，一半以上的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3年以上，流動人口攜配偶、子女、父母一同流動的已占 66%； 接近六成的流動人口子女隨父母一同流動[2]。
一、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現狀
當前中國社會處于快速轉型期，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日益加快，流動人口以家庭的形式進入大中城市的數量急劇增加，而在他們的教育問題中，家庭教育往往是被忽略的。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家庭教育在流動人口子女教育中無疑是最為關鍵和基礎的。目前，大量的研究顯示，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很多問題。由于大量流動人口來自農村，家長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導致的單純重視孩子的學習成績，忽略其人格品質的塑造等問題層出不窮。
在本次調查過程中，我們共發放調查問卷500余份，共收回457份，回收率為為91.4%以上。根據已回收問卷情況來看，73%的流動人口子女父母文化水平只達到小學和初中，2.6%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即沒有上過學）。其中流動家庭的經濟狀況、住房條件等都是影響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在這個流動人口的群體內部，家庭教育的狀況也存在著差異性。在這次調查中，我們從子女和家長兩方面來分別設計問卷進行了解，數據顯示，有46%的家庭在親子關系、家庭教育方式、重視教育程度、家庭氛圍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也就是說，在流動人口家庭這個群體內，子女家庭教育并不是都存在問題。通過采訪我們還發現有一些流動人口家庭的小孩獨立性強，自覺性高，除了能夠保證自己的學習以外，還能夠主動幫助父母承擔一些簡單的家務勞動。所以綜合來看，流動人口家庭群體內子女家庭教育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
二、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狀況差異性分析
1、分析的理論視角
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個人心理的形成、性格的塑造，以及思想的成熟，都與家庭環境和遺傳分不開。如果說遺傳是先天因素，那家庭環境則是后天因素：這就是家庭教育角色理論的傳導性。[3]這種后天因素在子女的成長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著名社會學家先生曾說過，父母和孩子組成的家庭是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根據結構學上的原理，三角形是最穩定的，夫妻間的關系因子女的存在而得到固定?！叭祟悇撝七@家庭的基本結構，目的是在解決孩子的撫育問題，使每個孩子能靠著這個社會結構長大，成為可以在社會中生活的分子?！?/p>
而對于流動人口子女來說，家庭依然是最重要的、最初的教育環境，由于流動所造成的家庭內部主客觀因素的變化，必然影響著子女的教育。
2、家庭內部因素分析
第一，家庭內部客觀因素分析。根據社會學的有關理論，造成流動子女家庭教育狀況差異性的客觀內部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父母文化素質、父母工作時間等方面。
（1）家庭收入。根據已回收問卷情況來看，67.2%的流動人口子女父母是從事運輸、服務員、小買賣等簡單工作，簡單的工作所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家庭收入的問題；而剩下的32.8%的家庭中，父母工作狀況較好，收益相對較高。家庭收入是家庭運營的基礎，而家庭收入的高低必將影響子女成長環境的營造程度，造成子女教育的差異；
（2）父母文化素質。社會學和教育學的研究早已證明，父母文化水平的高低與家庭教育水平高度相關。同樣在這次調查中，我們也發現，73%的流動人口子女父母文化水平只到小學和初中，2.6%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即沒有上過學），可以說大部分的流動人口子女的父母文化素質比較低。一個家庭父母文化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態度、教育行為方式，有的父母索性就將學校教育代替家庭教育，或是盲目地照抄照搬其他家庭父母的教育方式，這些錯誤的認識都是源于文化素質的差異；
（3）父母工作時間。與城市市民相比，流動人口家庭成員大多都是非正規就業，再加上有一些家庭父母為了早日改變當前的生活境況，身兼數職，無限制地延長工作時日，隨著工作時日的延長，父母對于子女的家庭教育時間就會減少，他們在子女教育上付出的精力也就會相對減少。長期下去，必將會影響到子女的教育狀況。在問卷調查中，當問到“父母是否進行作業輔導”時，約有1/3的家長選擇了“很少”；同樣在我們的采訪中，有些子女反映父母每天都早出晚歸，很少有時間陪伴自己；但也發現，也有一部分家長能夠抽出一定的時間輔導孩子的功課，并在周末陪孩子一起出游；
第二，家庭內部主觀因素分析。影響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差異性的主管影響因素有教育支出、教育重視程度、教育方式、家庭和諧程度等。
（1）教育支出。前面提到的家庭收入是教育支出的基礎，但并不一定對教育支出起決定作用。在“父母是否主動幫你買輔導書”一題的調查中，選擇“經?！钡闹挥?0%，其余的都是“不買”或者是“偶爾買”。對于課外書籍的擁有量，51.4%的孩子擁有低于30本（不包括30本），還有3例流動人口子女選擇了“0―5本”這一選項。可以發現，父母在教育支出上的差異對待，是他們對子女教育認識的主觀反映，是造成子女家庭教育差異性的因素之一；
（2）教育重視程度。剛才談到的教育支出是教育重視程度在經濟上的表現，除此之外，還有家長對教育的認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等。通過訪談我們發現，大部分父母對家庭教育的認識不明確，甚至有的還將學校教育等同于家庭教育；有的父母經常抽空幫助孩子在學習上建立信心，與孩子一起學習，共同進步；
（3）教育方式。教育方式是教育觀念和教育行為的綜合體現。家長對孩子采取什么樣的教育方式，直接關系到家庭教育能不能順利地進行，直接影響著孩子在家庭中所受教育的效果。在流動人口家庭中，多數家長采取的是比較粗暴的、簡單的方式，當子女犯錯誤或成績不理想時，便會以暴力解決問題，堅持“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這不僅會傷害孩子的心理，還會使教育效果適得其反；相反有的家長就非常注重子女道德價值的引導，雖然有些是無意識的教育行為，但對子女的人格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家庭和諧程度。流動家庭是一個精神共同體，夫妻關系、親子關系對孩子的健康成長也有一定的影響，和諧的家庭關系能夠營造一個更適于子女教育的氛圍。在問卷調查中，大多數家長由于拮據的生活、沉重的工作壓力、狹小的住宿空間，導致夫妻關系緊張甚至惡化，很多子女反映父母爭吵次數頻繁，自己也很少與父母交談自己真實的想法；同樣通過采訪，也有一部分家庭父母能夠及時與孩子進行交流，注重親子關系的培養，這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子女的成長。
由于流動家庭外部環境無太大差異，因此將家庭內部因素作為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對家庭外部因素在這里不再進行分析。
三、基于調查的思考
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本身就存在大量的問題，但作為這個群體的個體――家庭之間存在的差異性也應該成為思考這類群體的另外一個角度。宏觀地采取措施可以使這類群體的現狀有所改觀，但差異依然存在，家庭作為社會或流動人口群體的“細胞”，更應該以微觀的眼光去看待。
針對家庭教育的差異，社區可以成立流動家庭家長學校。在社區成立該組織，每周為流動家庭家長進行思想認識的提升教育，引導其正確的子女教育方法。在暑期還可以舉辦親子團結比賽，以增進流動家庭的交流，讓流動家庭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懷；除此之外，家長更多的應該尊重孩子，更新陳舊觀念，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加強子女的品德教育，培養孩子良好的行為習慣，創設和諧的家庭環境，為孩子樹立良好的榜樣。
總之，對于流動家庭子女教育的問題，不僅需要政府、社會、學校提供相應的幫助，更需要每一個流動家庭自己的努力。只有細胞內部建設好了，才能組成好的組織，才能形成不斷壯大的集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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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厚婧.關于我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探析[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教育科學版），2010.3.
[5]鄧俐伽.對家庭教育定義的質疑[J]. 現代教育論叢.2001.6.
引言
伴隨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動空前活躍，已成為目前國內突出的社會現象之一。流動人口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緩解了部分城市行業的勞動力供求矛盾，促進了城市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城市收入，已成為城市化進程中推動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力量。但與此同時，如此規模龐大并且迅速增長的流動人口，也對社會公共服務提出了巨大的需求。我國流動人口公共服務體系不健全，尤其是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供給不足，且質量不高，導致了流動人口公共健康狀況堪憂。在我國政府提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目標的時代背景下，系統而深入地研究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均等化問題，尋找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我國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的現狀
對流動人口普及公共健康服務存在制度漏洞。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公共服務體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別是醫療衛生政策的有力開展，我國戶籍人口的公共健康服務體系已基本建立，并為我國人口素質和人口健康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流動人口的規模開始迅速擴大，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流動人口數量僅為657.5萬，只占總人口的0.66%；到1990年時，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已達2135萬，比1982年的3倍還多；到2000年，流動人口總量達1.02億；2005年，流動人口總量上升到1.47億，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①據統計，截止到2010年，我國流動人口大軍已突破2億人，其中80%以上處于15～49歲生育旺盛期，這必然給這一流動大軍的公共健康服務帶來巨大的挑戰。②
目前，我國的公共健康服務都是以戶籍人口作為服務對象，一些經濟發達、流動人口密集的地區在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上發展相對較好，比如廣州開始對部分流動人口（主要是取得暫住證的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健康服務。③大多數地區對于流動人口既沒有明確的公共服務項目，也沒有相關的服務經費在預算中體現。至于建立跨市、跨省流動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信息交流與經費轉移的平臺更是無從談起，這直接導致了很多流動人口在流入地享受不到公共健康服務，或者只能享受到部分公共健康服務。這些制度上的漏洞嚴重束縛了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的及時跟進和完善。
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質量不高。當前一些流動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或相關管理部門為防止日益膨大的流動人口帶來的公共健康問題，相應地安排了一些措施。但這種措施的本質“管理”大于“服務”，服務意識淡薄，帶有很大的強制性，對于改善流動人口的公共健康狀況意義不大，與流動人口的公共健康現狀極不相符的。流動人口大多文化水平低、收入低，既沒有相關的公共健康知識，也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定期檢查和保養，加上居住條件惡劣，生活習慣不佳等，亟需流入地政府的公共健康服務向其延伸。那些已經對流動人口提供公共健康服務的地區，也由于經費緊張、專業技術人員不足、交流反饋困難等原因，服務質量存在問題。④特別是公共服務的模式粗放化、簡單化，沒有針對不同情況進行區別對待，這就無法滿足流動人口對公共健康服務的差別化要求。流動人口公共健康狀況不佳的發展現狀對開展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調查數據與研究方法
針對我國流動人口公共健康發展現狀，為尋找解決辦法，專門設計調查問卷并對調查結果進行數據分析，了解流動人口在公共健康方面對公共服務的正確認識和切身需求。探索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公共健康服務均等化發展的措施，并在均等化的基礎上，提出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的精細化要求。
研究數據。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于2005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實施的“中國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狀況調查”。本次調查定義的“流動人口”應符合三個條件：年齡在15-49周歲；在流入地居住3個月以上；跨縣（市、區）流動。調查地區為北京市、南京市、廈門市、深圳市和重慶市5個市。每個市各選取3個縣（區），每個縣（區）各選取3個街道辦事處，共選取45個街道辦事處，每個街道調查120人，共獲得有效問卷5399份。調查內容主要有五個部分：一是個人基本情況；二是個人外出工作、生活情況；三是公共健康服務情況；四是婚姻和生育情況；五是公共健康狀況與需求。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并假設：流動人口獲得公共健康服務的狀況是影響流動人口公共健康狀況的重要因素。流動人口獲得公共健康服務的狀況越好，流動人口的公共健康狀況就越好。
流動人口公共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
經過對有效問卷的匯總與分析，從參加相關部門公共健康宣傳教育活動、年齡層次、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受教育程度、戶口類型、收入情況等多角度進行比對，并以調查的流動人口中自評健康狀況為“好”的不同人群所占百分比為參考，得出如下結論：
流動人口獲得公共健康服務是影響流動人口公共健康狀況的主要因素。數據分析顯示：在流入地和戶籍地參加過政府或衛生部門的公共健康宣傳教育活動的流動人口，其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分別達到80.1%和80.9%，明顯高于沒參加過公共健康宣傳教育活動的流動人口，這部分人自評公共健康為“好”的僅為72.5%。在流入地和戶籍地都參加過衛生部門宣教活動的流動人口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比例最高，達到85.2%?？梢姡鲃尤丝诘墓步】捣諏α鲃尤丝诘慕】禒顩r具有重要的意義。
流動人口的人口特征是影響其公共健康狀況的重要因素。問卷將15～49歲劃分為7個層次，每五歲歸一個層次。結果顯示：年齡由低到高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比例呈下降趨勢，從最高的85.3%下降到72.5%；流動人口中未婚的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占84.5%，高于已婚的75.4%；未生育的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占83.3%，高于已生育的75.2%。由此得出結論：流動人口中年齡越大、已婚、已經生育過的人群自評公共健康狀況越差，而年齡在24歲以下、未婚、還沒有生育過的流動人口自評健康狀況為“好”的比例較高，一般都超過80%。
流動人口的社會特征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狀況有一定影響。流動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評公共健康狀況越好，其中調查人群中學歷最高的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中有82.4%的人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高中及中專明顯降低，僅達到79.8%；初中、小學、從未上過學的更低，分別為77%、76%和75.8%。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與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也存在略微的不同，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比例分別為77.5%和77.2%，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的自評公共健康狀況要略好于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的經濟狀況對流動人口的公共健康狀況有一定影響。數據表明：有工作、有收入的流動人口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比例高達77.5%，而無工作、無收入的流動人口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僅為74.4%，明顯低于有工作、有收入的流動人口。此外，就業身份與自評公共健康狀況也有一定的關系，目前工作狀況為打工的流動人口與從事個體經營的流動人口相比，自評公共健康狀況為“好”的比例，前者要高出2個百分點。
推進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均等化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表明：流動人口獲得公共健康服務的狀況是影響流動人口公共健康狀況的重要因素，流動人口獲得公共健康服務的狀況越好，對流入地提供的公共健康服務越滿意，流動人口的公共健康狀況就越好。為了更好地推進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的發展，落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本研究提出了推進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均等化的對策建議。
端正對流動人口的態度。第一，重視流動人口問題，構建和諧社會。流動人口為社會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理應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均等地獲得基本公共服務。各級黨委政府必須高度重視龐大的流動人口群體，深刻認識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緊迫性，以更加開放、包容、理性、公平的胸懷做好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管理工作，解決好就業生活、子女就學、社會保障、公共健康等流動人口最關心、最現實、最直接的民生問題，切實維護好流動人口的各項權益。與此同時，要充分認識到流動人口內部對公共健康服務不同程度的需求，政府或相關部門在加強對流動人口的公共健康服務時，在具體方法和措施上要體現出更加具體化、科學化、人性化的特點。
第二，改革服務管理體制，城鄉協同發展。當前我國流動人口管理中普遍存在服務管理差別化問題，究本溯源都歸因于制度層面，傳統的流動人口管理體制與管理理念轉變不適應，與工作機制創新不配套。應該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體制機制創新為核心，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先導，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格局為目標，通過示范帶動、穩步推進，逐步構建起統籌規劃、協同有力、職責明晰、信息完備、服務均等、管理高效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體制，切實保障流動人口合法權益，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和合理分布，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完善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的相關制度。第一，落實財政轉移支付，健全經費管理制度。流動人口問題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特別是對于流入地的經濟發展，流動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F居住地人民政府有責任將流動人口納入本地實有人口，實行屬地服務和管理，并將所需經費按國家有關規定納入地方各級財政預算，保證流動人口在流入地享受到與戶籍人口相同的公共健康服務。在財政轉移支付形式上，可以考慮由國家統籌跨省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經費，省內流動的流動人口實行省級統籌，市、區、鄉鎮分層次落實專項經費。在實施標準上，在確保最廣泛的流動人口能夠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務之后，再根據政策實施的效果和發展動態，逐步調整均等化的標準與水平，逐步縮短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之間的差距，逐漸實現均等化。
第二，出臺專項法規政策，建立科學評估體系。國家相關部門盡快制訂有關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的專項法規，明確流動人口在公共健康方面的各項權利和義務，明確各級、各有關部門的管理責任和服務職能，把維護流動人口公共健康合法權益納入法制軌道，徹底杜絕兩地管理部門推諉扯皮的現象發生。同時，應建立科學合理的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管理考核標準和指標體系，加強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相關政府部門的服務管理工作的考核力度，促進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均等化的順利開展。⑤
提高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的質量。第一，增加服務經費投入，提高專業人才的質量和數量，由于經費不足，特別是對流動人口相關財政預算的空白，致使各級政府和管理部門對流動人口的公共健康服務很難全面開展和達到高覆蓋。因此，各級政府和管理部門要深刻認識流動人口的客觀存在與不斷壯大的現實問題，考慮這一群體對城市發展的巨大貢獻和他們當前生活的現狀，提高對這一群體公共健康服務的財政預算，增加對其提供公共健康服務的經費投入。同時吸引更多的專業人才參加到為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的隊伍中來，以更加專業的知識、更加先進的技術、更加健康有效的藥品和器械為流動人口提供優質的公共健康服務，回報他們對流入地城市發展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使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有一種親切感和歸屬感。
第二，拓展服務對象內容，擴大均等覆蓋范圍。我國目前的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與國際水平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在今后工作中要突出人文關懷，以服務帶管理，通過優質服務促進管理。主動為流動人口中的未婚人群和老年人群提供公共健康服務；降低產前檢查和入院分娩費用，關注流動人口孕、產期的公共健康保??；關注嬰幼兒的健康和防疫；細化服務內容，分別指導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工作環境的流動人口選擇適合自身情況的公共健康服務，以實現更好的服務效果。
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要向精細化發展。流動人口的年齡跨度較大，文化程度不等，工作環境參差不齊的現狀，必然對政府相關部分的公共健康服務提出差別化的要求，這在調查分析中已有明確的體現。
針對這種現實情況，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應做出回應，探索向公共服務精細化邁進的道路。如隨著年齡的增長，人體的免疫力會逐漸下降，公共健康服務就要調整相應的措施，依據其服務對象的年齡增長相應地增加公共健康服務的頻率；受教育程度低，其衛生意識越差，生活習慣越容易使細菌滋生，所以公共健康服務也要與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適應，對受教育程度越低的流動人口越要加強服務力度；經濟收入的不同也會影響其自身對公共健康的重視程度，有工作、有收入的人群就會有條件更多地關注自身的公共健康問題，而無工作、無收入的人群則在公共健康問題上相對關注不足，出現相關疾病的機率較大，這就需要相關部門對這部分人群的公共健康服務有所側重，彌補其自身對公共健康關注不足的缺陷。這種對流動人口公共健康服務要求精細化的趨勢，不僅是解決流動人口公共健康問題的最佳途徑，也是改進戶籍人口公共健康服務的未來方向，更是提高我國新生人口素質和國民整體健康水平的必然選擇。
（作者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學院；本文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科研一般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89070607）
【注釋】
①段成榮，楊舸，張斐，盧雪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九大趨勢”，《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②賴昕，蔡筱英，劉智勇：“我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公共服務現狀與對策研究”，《醫學與社會》，2012年第3期。
③高曉堅，董訓蘭，王平等：“廣州市流動人口婦女兒童患病就醫現狀分析”，《中國婦幼保健》，2005年第15期。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2.217
由于客觀因素的影響， 流動人口孕婦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生活條件及文化水平均影響著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流動人口孕婦在懷孕及分娩期間的并發癥、合并癥作為流動人口孕婦死因的獨立危險因素；對此， 需進一步提高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水平， 加強保健服務， 了解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孕期保健知識需求、孕期保健服務需求及孕期保健行為[1]。本研究通過對本院2012年4月～2014年4月接診的100例流動人口孕婦進行健康問卷調查， 了解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為采取護理應對措施提供依據?，F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2年4月～2014年4月接診的100例流動人口孕婦作為健康問卷調查對象， 年齡23.6～35.8歲， 平均年齡（28.5±4.6）歲；婚姻狀態：未婚36例， 已婚52例， 離異10例， 喪偶2例；文化程度：初中及初中以下44例， 高中46例， 大專及大專以上10例；職業狀態：工人59例， 普遍職員38例， 干部3例；月薪：6000元4例。
1. 2 研究方法 采取整體隨機抽樣方法， 對100例流動人口孕婦進行健康問卷調查；調查問卷由項目組人員自行設計， 由專人審核后， 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后， 所有流動人口孕婦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問卷調查表包括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孕期保健知識需求、孕期保健服務需求及孕期保健行為。
2 結果
2. 1 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100例流動人口孕婦中， 孕周≤12周23例；孕周13～27周35例；孕周≥28周42例；胎次：第1胎80例；第2胎20例；妊娠合并癥8例， 以合并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及貧血為主。
2. 2 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狀況 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依次為親戚朋友、醫護人員、電視及報紙、網絡及其他、孕婦培訓課室；孕期保健知識需求依次為產前保健、母乳喂養、分娩方式知識、哺乳期保健、生殖道健康及哺乳期避免；孕期保健服務需求依次為新生兒護理指導、產后恢復、科學育兒指導、婦兒用藥指導、月子服務、預防接種知識指導、避孕知識指導、計劃生育指導；孕期保健行為依次為判斷自身狀況， 及時就醫、遵守醫囑補充營養素、醫囑產前檢查、自我體重監測。
3 討論
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原則為提高孕婦及胎兒的健康水平、預防疾病、改善預后及避免并發癥發生[2]。孕婦的妊娠質量、分娩結局、產后機能恢復及新生兒的健康狀況均與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密切相關。對流動人口孕婦進行自評健康狀況調查， 作為衡量流動人口孕婦健康狀況的標準， 可全面、充分及真實地反映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為進一步健康調查及采取護理應對措施提供依據[3]。在健康狀況調查中， 以孕周、胎次、妊娠合并癥及自評健康狀況得分作為重點調查項目， 可反映流動人口孕婦的預后[4]。
本研究中， 對100例流動人口孕婦進行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調查發現， 保健知識來源途徑依次為親戚朋友、醫護人員、電視及報紙、網絡及其他、孕婦培訓課室；提示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知識掌握程度較低、孕期保健來源途徑不合理， 需進一步優化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 以孕婦培訓課室及醫護人員作為掌握孕期保健知識的主要來源途徑。孕期保健知識需求依次為產前保健、母乳喂養、分娩方式知識、哺乳期保健、生殖道健康及哺乳期避免；提示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知識需求具有多樣化， 主要以維護產婦自身及新生兒的健康為主， 提高妊娠分娩的安全性。為進一步改善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應根據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服務需求及孕期保健行為， 仍需加強孕期保健， 采取新生兒護理指導、產后恢復、科學育兒指導、婦兒用藥指導、月子服務、預防接種知識指導、避孕知識指導、計劃生育指導；同時， 判斷自身狀況， 及時就醫、遵守醫囑補充營養素、醫囑產前檢查、自我體重監測[5]。
綜上所述， 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知識掌握程度較低、孕期保健來源途徑不合理， 孕期保健知識需求、服務需求及行為需求大， 仍需加強孕期保健， 改善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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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對廈門市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因素進行多元回歸研究。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農村流動人口工資差異可以用性別、原工資收入、受教育年數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數等因素來解釋，年齡、婚姻狀況和從事非農工作年數對其工資沒有顯著影響。分析表明，決定農村流動人口收入的顯著因素是性別和原工資收入狀況。
二、樣本特征簡介
樣本來自近幾年在福建省廈門市舉行的流動人口系列抽樣調查(2002年廈門市流動兒童健康和教育狀況抽樣調查和2003年廈門市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抽樣調查)。前一次調查采取分層隨機等距的抽樣方法，對被抽取的樣本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也采取入戶問卷調查形式，調查范圍包括廈門市私營企業、學校、工地、飯店等各行各業的外來人口，總共有491個樣本，有效問卷為487份。廈門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城市，經濟較發達，大體可以反映我國東部沿海城市的流動人口狀況。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擁有工資收入的人，兩次調查中，總共有1130個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樣本。其中流動婦女有效樣本個數為672個，占59.5％；流動男性人口樣本個數為458個，占40.5％。表1給出了這些農村流動人口總體樣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們逐一分析。
1.流動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這次調查的樣本中，他們年齡在14-7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0歲，男性平均年齡為31歲，女性為30歲。流動人口不論男性還是女性主要年齡段均為20-35歲，分別為各自總人數的77.3％和84.3％。這與全國各地流動人口的年齡段相吻合，如據珠海市、廣州市的抽樣調查，流動人口也主要為年齡在16-35歲和18-35歲之間的青壯年。(見圖1)
性別結構對流動人口的構成有一定的影響。不同行業對性別不同的勞動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據廣東省公安廳1996年統計，在1101萬流動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別為569萬和532萬，男性高于女性，而據1998年上半年的統計，男女分別上升為575.3萬和578.5萬，女性高于男性，總體上兩性差別不大。但實際上有的地方因行業和工種的不同，使用性別不同的勞動力卻有著諸多差別。這次調查中，59.5％為女性，40.5％為男性，性別比同廣東省及全國大部分流入地區情況相差不大。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譚深認為，從外出類型上看，未婚者與已婚者的差別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屬于個人的自主性流動，而一旦結婚成家，男外女內、男主女輔的性別分工就立刻鮮明起來，結婚成家帶來的責任感鼓勵了男性的外出，但卻是女性外出的制約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來接妻子，形成妻子的從屬性流動。婚姻狀況是否會加劇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與工資收入存在某種相關性呢？
2.流動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質、受教育程度是構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層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體類型流動人口素質的主要標志之一。樣本中有研究生學歷，也有文盲，主要為小學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為25％、44.2％和20.4％，而大學以上學歷和高中分別占4.2％、6.2％。這說明調查對象絕大部分屬于中低層次文化程度。調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數較少，這也與我國農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
樣本中流動人口在外打工時間最長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時間7年以上。在廈門滯留時間即表中“廈門年數”有些長達24年，平均滯留時間近6年。流動人口中有個別原工作工資收入(即前期工資)高達4000元。打工時間、廈門滯留時間可以作為反映工作經驗的變量，前期工資可以反映出流動人員的工作經驗。
當然，實際生活中影響個人工資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業、勞動熟練程度、職務以及國家隨機增資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調查農村流動人口多從事建筑業、加工業、環衛一些“臟、重、累”等工資低的行業，因此這里未將工種作為一個獨立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廈門市近幾年的流動人口的月平均工資收入為500-800元，工資最高的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產生的呢？從表1中可看出工資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數要遠遠高于工資低的人，從事工作的年數也長于工資低的人。雖然我國長期實行的男女平等的社會政策，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特別是決策者形成了“社會發展自然帶來婦女發展”的思維定勢，會不會忽視發展可能帶來的擴大差別、剝奪脆弱群體發展機會的負面作用？如果這樣，在提高婦女地位的同時將不可避免會形成新的“性別盲點”。那么是否性別會對農村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產生影響？影響有多大？在后面的兩部分中，我們將通過多元計量分析來具體解釋這個問題。
三、流動人口工資的決定因素
我們下面建立一個多元回歸模型來看看流動人口現期工資收入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打工時間、在廈門滯留時間、原工資收入等變量間的關系。回歸的因變量是流動人口現期工資；自變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經驗等三組。人口特征包括年齡、性別(男性=1，女性=0)和婚姻狀況(結婚=1，單身=0)。文化特征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學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3，大學文化程度=4)。工作經驗包括在外打工年數、在廈門滯留年數和原工資收入。
我們共進行了兩次回歸。第一次是用Backward對全部因變量回歸，結果見表2。第二次是對性別、受教育程度、在廈門滯留時間和原工資收入幾個顯著性因素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
在對全部因素的回歸中，有幾個有意義的結果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中的“原工資收入、在廈年數”高度顯著，說明所受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都可以增加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這就說明流動人口雖然大部分從事體力工作或簡單腦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與工資收入成正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要求必然還將繼續提高。
其次，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別”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會產生影響，而“年齡、婚姻狀況”與流動人口的工資的相關關系不強。因此可以認為，雖然隨著流動人口的年齡增長，體力會逐漸減退，但工作經驗、生活閱歷的增長可以彌補其影響。另外人們也許會認為婚姻有助于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但模型顯示它并不能給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帶來顯著變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時間”的長短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影響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滯留時間的長短與工資收入有明顯的相關性。不過打工時間不能影響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同“年齡”不能影響工資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對于流動人口來說，與其輟學外出打工賺錢，不如多讀些書，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歸結果表明靠延長打工時間獲得的工作經驗的想法是錯誤的。
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性別與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相關性很強。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資要高一個檔次，近400元。排除男女體力上的差異，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說明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完全達到性別平等。關于性別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我們將在下一部分詳細闡述。
第二，教育水平與現期工資相關程度也很強。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個層次，工資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說，同等條件下，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又比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類推。隨著社會的進步，對教育程度的要求應越來越高。因此，農村流動人口要獲得更高的工資報酬，就應不斷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視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資收入與現期工資正相關。雖然原工資收入不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釋是，它可以傳達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來說，流動人員若原工資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較強，現期工資收入也不會低。
第四，在廈門滯留時間也與工資收入成正比。在廈門多滯留1年，可以增加流動人口工資23元左右。在勞動力輸入地滯留時間越長，越有助于流動人口提高在當地的適應能力，獲得語言優勢，更加融入當地社會，人際關系也會處于相對優越的地位。
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存在顯著差異，其差異可以由性別、受教育程度、原工資收入以及在廈滯留時間所解釋。決定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別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的影響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別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滯留時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彌補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帶來的工資損失。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資可以相當于在廈門多滯留10年的工資。而年齡、婚姻狀況則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不大。
這些結論說明，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狀況明顯有利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男子。工資收入與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相關這一結論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動人口的知識和能力積累。流動人口之所以被當地接納，在于其經濟價值，流入地也應按市場經濟運作，給予他們相應的工資報酬。
四、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我們將結合多元回歸的結果，從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滯留時間三方面來具體分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首先來看看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別差異。表4顯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動人口占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初中占絕大多數為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5％，男性中絕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6％；由于59.5％的樣本為女性，所以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絕對數量比男性多1個，但從百分比的相對數來看，女性比男性少近兩個百分點。因此，總體上來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動人口低于一個層次。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不同性別流動人口的原工資收入狀況。從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資收入的女性流動人口不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遠遠多于男性流動人口，達到57.3％。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對較分散，雖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42.4％，但工資收入為500-800元、800-1100元之間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動人口要多。中、高工資段的流動人口，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普遍偏少，這可以從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質培養等條件限制中得到解釋。
接下來看看在廈門市滯留時間長短會對男、女性流動人口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很顯然，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在流入地滯留時間方面的性別差異不大。(見表6)不過在滯留10年以上的時間段里，男性流動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們可以理解為，流動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動以家庭的狀態待在流入地，而且這種狀況與滯留時間成正比。從這里看，滯留時間對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差異的解釋力度不大。
將表5與表7進行對比，就能發現流動人口從流動中是獲益的。工資收入不論男性還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飛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僅為11.6％。而且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上漲幅度遠遠大于女性流動人口，男性流動人口工資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變化不明顯，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漲尤其突出，由18.3％變為30.6％，其它各工資段男性流動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狀況相形見絀，大部分工資收入上漲集中于500-800元段，雖然其它工資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長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動人口。總體上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總數的76.8％，而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則位于500-1400之間，比例為66.2％。這樣看來，流動能使女性流動人口獲利，但不是最大獲益者。比較而言，她們的整體狀況相對下降。因此女性流動人口處于貧困狀況的概率要遠遠高于男性流動人口。
最后讓我們對將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納入性別因素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與未納入性別因素的回歸結果進行比較，即表8。很明顯，有性別解釋變量的擬合優度更好。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相當于教育程度提高兩個層次，也就是說，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一般情況下與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當，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會達到一名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
五、結語
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性別差異是兩性不平等在工作報酬上的反映。目前，兩性不平等狀況在我國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們前面分析的流動人口男女兩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與兩性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資水平明顯高于女性工資水平。雖然我國在工資分配上實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確也存在不同的性別要求，而且流動人口大多從事體力活，男性流動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優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選性歧視”。受教育機會的兩性不平等加劇了這種工作機會上的兩性不平等，從而帶來一定的工作報酬不平等。在已經制度化的職業分層上，流動婦女同其他女性一樣處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萊斯金(Reskin,1988)所預言的，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婚姻家庭關系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流動也慢慢在農村擴散開?，F代愛情婚姻模式已經被人們認可，家庭軸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轉變，家庭規模變小，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有時間和精力從事社會生產活動。然而經濟上剛剛獲得獨立的流動婦女，在職業進入、工作性質、工資收入和工作評價等方面遇到明顯性別差別和性別等級化。這些將給她們帶來社會資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而且還有可能出現經濟發展而女性社會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們就說到改換工作，反而使流動婦女整體狀況變壞的情形。這些不平等狀況會對流動婦女的整體發展起著負面作用，鼓勵她們從經濟上更加依賴男性，從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從屬地位，最終促使她們接受采用其他手段來獲取社會資源的傾向，帶來不良的社會影響。
已有相當多的研究表明，男女兩性認知能力上的差異是由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即使真的有性別差別存在，量也是很小的，很容易被個體差異或沒有控制的其他因素所掩蓋。在中國，男尊女卑的觀念經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已滲透、融化在社會生活、社會習俗的方方面面，積淀在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行為和心理。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走出家庭，成為職業女性，男女交往機會越來越多，都可能導致男女之間性格的“對流”，從而縮小兩性個性人格上的差異，改變人們的性別觀念和社會期待，流動婦女也能獲得它帶來的外溢效應。顯然，改善流動婦女地位，需提高包含流動婦女在內的所有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整個社會的地位。
總的來說，流動婦女走出農村，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流動婦女的職業生活，明晰的個人收入，促使她們的社會地位、社會心理、家庭地位發生相應變化。它可以充分開發利用社會人力資源，為流動婦女的自立創造條件，更好地展示人類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女性群體的新形象。農村婦女的真正解放是對我們這個社會進步發展的最好證明。
【內容提要】本文利用廈門市流動人口系列抽樣調查數據，通過建立一個多元回歸模型來分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結果顯示，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與性別、受教育程度、原工資收入和在廈滯留時間相關，與年齡、婚姻狀況和在外打工年數無關。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性別單獨進行分析，考察性別如何作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對流動婦女工資收入產生進一步的影響，從而得出提高婦女受教育水平是解決收入性別差異的關鍵。
【摘要題】實證研究
【英文摘要】Thisessayanalysestheprincipalfactorsaffectingthedifferencein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inXiamenCitythroughutilizingthedatafromaseriessamplesurveyandestablishingamultivariateregression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rerelatedtotheirgender,educationallevel,formerwageincomeandlengthofstayinXiamen,butunrelatedtotheirage,maritalstatusandlengthoftimeworkingawayfromhome.Theessaymakesaseparateanalysisofgenderasanimportantfactoraffecting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ndexploreshowgenderimpactsone''''seducationallevelandotherfactorsandhowthosefactorsfurtheraffectthewageearningsofmigrantwomen,withtheconclusionthatimprovementofwomen''''seducationallevelisthekeytoresolvinggenderdifferenceinwageearnings.
【關鍵詞】流動婦女/工資收入/性別差異
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2011年7月，國家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對31個?。▍^、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410個地市、縣級單位進行了流動人口調查。調查對象為在本地居住1個月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的16～59周歲流動人口。調查內容包括被訪者個體基本情況、就業狀況、居住情況和社會融入等方面。此次調查共收集128000例個案信息。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數據均來源于此次調查。我們使用SPSS16.0對調查數據進行聚類和交叉表統計分析。主要變量有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社會保險參與狀況、個體基本特征、流動和家庭狀況、就業狀況和戶籍地社會保險參與狀況等。
流動人口社會保險參與狀況的地區差異分析
1.32個省級單位流動人口的“五險一金”參與狀況本次調查的流動人口參加至少一種社會保險的比例為34%。分險種來看，參加醫療保險的比例最高，達26.4%，其次為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分別為25.2%和23.1%，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的參加比例分別為13.6%、9.9%和5.8%。在險種數量方面，參加3種以上保險的對象占參加社會保險對象的39.1%。對于32個省級單位流動人口參加“五險一金”的參與狀況，為了便于敘述，我們將各省級單位參加“五險一金”的比例進行排序，并按照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歸為三類。
第一類：參加養老保險比例為10%以下的14個省級單位，包括、寧夏、云南、河南、黑龍江、吉林、甘肅、陜西、湖南、青海、山西、貴州、湖北和江西。在此類省級單位中，參加養老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江西、湖北和貴州，介于8.0%~9.4%，較低的是，不足2%；參加醫療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江西、吉林、青海、黑龍江和云南，介于12.1%~16.6%，較低的是河南、和陜西，不足9%；參加工傷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江西，較低的是和河南；參加失業保險比較高的為貴州，較低的是、黑龍江、陜西和河南等；參加生育保險比例較高的是湖南、貴州和湖北，約3%，較低的是黑龍江、、河南和青海，約0.5%；繳納住房公積金比例較高的為吉林、山西和江西，約3%，較低的是、寧夏、黑龍江和河南，不足1%。
第二類：參加養老保險比例介于10%~20%之間的10個省級單位，它們是兵團、內蒙古、安徽、河北、海南、廣西、新疆、天津、遼寧和浙江。在此類省級單位中，參加養老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浙江、遼寧和天津，介于15.0%~16.5%之間，較低的是兵團、內蒙古和安徽，略高于10%；參加醫療保險比例較高的為兵團、遼寧、海南和天津，介于19.4%~22.9%之間，較低的是內蒙古、安徽和河北，在12%左右；參加工傷保險比例較高的為天津、遼寧、浙江和河北，介于21.7%~27.4%之間，較低的是新疆、內蒙古和安徽，低于10%；參加失業保險比較高的為浙江和天津，達10%以上，較低的是兵團和內蒙古，不足6%；參加生育保險比例較高的是天津，較低的是河北；繳納住房公積金比例較高的為遼寧，較低的是兵團。
第三類：參加養老保險比例達20%以上的8個省級單位，即福建、四川、山東、重慶、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在此類省級單位中，參加養老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江蘇、廣東和上海，達31.0%以上，較低的是福建和四川；參加醫療保險比例較高的為廣東、上海和江蘇，達33.5%以上，較低的是福建和山東；參加工傷保險比例較高的為廣東、江蘇和福建，達30.5%以上，較低的是重慶、四川和山東，低于20%；參加失業保險比較高的為江蘇，高達25.7%，其次為北京和福建，約18%，較低的是山東和四川，在14%左右；參加生育保險比例較高的是江蘇，高達23.2%，其次為福建，為15.1%，較低的是北京和上海，分別僅為4.9%和6.0%；繳納住房公積金比例較高的為江蘇，達13.4%，其次是北京，為8.3%，較低的是福建、重慶、山東和四川，在5%左右。
2.32個省級單位流動人口社會保險參與的地區聚類結果對各省級單位流動人口參加六種社會保險的比例進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32個省級單位可分為三種大的類別：即低參與地區、中參與地區和高參與地區。此外，中、高參與地區又可分別分為兩個細類。如表1所示，低參與地區涵蓋13個省級單位，其中7個西部省份、6個中部省份。各個省級單位六種社會保險參加比例平均值介于2.4%~5.8%之間。此類地區共覆蓋13035人，占所有調查對象的10.2%。中參與地區涵蓋11個省級單位，其中6個東部省份、3個中部省份，以及1個西部省份和兵團。各個省級單位六種社會保險參加比例平均值介于7.2%~14.3%之間。此類地區第一個細類包括6個省份，第二個細類包括4個省份和兵團。中參與地區共覆蓋36909人，占所有調查對象的28.8%。高參與地區涵蓋8個省份，其中6個東部省份和2個西部省份。各個省級單位六種社會保險參加比例平均值介于16.1%~26.7%之間。此類地區兩個細類各包括4個省份。盡管高參與地區包括的省份數量較少，但調查人數最多，達78056人，占所有調查對象的61.0%。
3.三種類別地區流動人口社會保險參與狀況的差異比較總的來說，三種類別地區流動人口參加至少一項社會保險的比例存在較大差異。低參與地區參加至少一種社會保險的比例為14.3%，中參與地區為26.3%，而高參與地區則高達40.9%，且三種類別地區存在顯著差異（P<0.001）。此外，各類地區內、不同省級單位之間也存在一定差異。在低參與地區，參加至少一項社會保險比例較低的河南、寧夏和，僅分別為8.3%、11.3%和11.5%，而參加比例較高的青海、云南和吉林，在18%左右；在中參與地區，參加比例較低的安徽和內蒙古，僅約16%，而參加比例較高的遼寧、重慶和山東，達29%左右；在高參與地區，參加比例較低的四川，為29.8%，而參加比例較高的廣東，高達46.2%。從流動人口參加社會保險種類來看，三種類別地區也存在較大差異。結果顯示，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參加多險種的比例較高，中參與地區次之，低參與地區則較低。分地區來看，低參與地區參加2種以下社會保險的比例明顯高于中參與地區和高參與地區。較中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而言，高參與地區參加3種及以上社會保險的比例顯著上升。特別是參加3~4種的比例，高參與地區較中參與和低參與地區分別高出13.0和19.3個百分點。從平均參加種類來看，在參加了至少一種社會保險的流動人口中，高參與地區平均參加種類為3.24種，中參與地區為2.68種，低參與地區為2.01種。交叉表卡方檢驗結果表明，三種地區社會保險的參加種類存在顯著差異（P<0.001）。分險種來看，三種類別地區參加各種社會保險的比例既具有相似之處、也存在一定差異。相似之處為三種類別地區均為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的參加比例為最高，不同之處為三種類別地區參加各種社會保險的比例相差較大。如圖1所示，以六種社會保險參與比例為節點連接而成的六邊形，高參與地區處于外層，中參與地區處于中層，而低參與地區處于內層。這表明高參與地區的各種社會保險參與比例最高，其次為中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從各種社會保險的輻射長度來看，三種地區的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參加比例較高。需要指出的是，高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的醫療保險參加比例為最高，但中參與地區的工傷保險參加比例為最高。
三種地區流動人口基本特征的差異比較
1.人口社會特征在性別方面，低參與地區和中參與地區男性居多，男性高于女性近9個百分點；高參與地區女性略高于男性。在年齡和婚姻狀況方面，低參與地區年齡較大，40歲及以上年齡組較高于中參與和高參與地區，且平均年齡也高于中參與和高參與地區。表2三種地區流動人口基本特征（%）年齡較大，使得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婚和曾婚（離婚或喪偶）的比例較高，達79.5%；相對而言，中參與地區和高參與地區年齡較小，29歲及以下年齡組高于低參與地區，且平均年齡小于低參與地區。年齡較小，則使得中參與和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未婚比例較高。對于受教育程度和戶口性質，均表現為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較高，且非農戶口比例也較高，低參與地區次之，中參與地區較低。具體而言，高參與地區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為35.4%，非農戶口比例為15.9%；低參與地區兩者的比例分別為25.7%和12.5%；而中參與地區分別為21.3%和10.3%。進一步分析可知，對于非農戶口的流動人口，高參與地區受教育程度最高，中參與地區次之，低參與地區最低。三者受教育程度為中專及以上者的比例分別為52.1%、41.9%和34.1%；而對于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高參與地區受教育程度最高，低參與地區次之，中參與地區最低。三者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者的比例分別為28.2%、21.0%和16.7%。也就是說，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中參與地區，與其低參與地區為農業戶口者受教育程度較高有關（見表2）。綜上所述，高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女性略多，年齡較小，且未婚比例較高；不管是農業戶口性質者，還是非農戶口性質者，其受教育程度均較高。中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以男性居多，年齡處于中間水平，但未婚比例為最高；非農戶口性質者受教育程度較高，而農業戶口性質者受教育程度最低。低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也以男性居多，年齡較大，在婚和曾婚比例較高；相較而言，農業戶口性質者受教育程度較高，但非農戶口性質者受教育程度偏低。
2.流動與家庭情況就流動范圍而言，中參與地區和高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跨省流動者居多，其次為省內跨市者；低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省內跨市者較多，其次為跨省和市內跨縣者。結合戶籍地和流入地來看，高參與地區主要是戶籍地為中部省份者向東、西部省份進行省際間流動，而戶籍地為東部和西部者在東部省份和西部省份間進行省際或省內流動；對于中參與地區，戶籍地為中部、西部和東部者大多數在三種區域省份內進行省際間流動，少部分在省內流動；對于低參與地區，戶籍地為東部者向中西部進行跨省流動，而戶籍地為中西部省份者在中部和西部省份內以省內跨市流動為主，兼有部分在省際間流動。對于在流入地的停留時間和家庭規模與收入，高參與地區在流入地的停留時間最長，低參與地區次之，中參與地區最短。三者停留10年及以上的比例分別為15.8%、15.6%和13.3%，平均停留時間分別為4.81年、4.79年和4.38年；同住家庭成員人數低參與地區最多，高參與地區次之，中參與地區最少。三者4人及以上的比例分別為23.3%、15.2%和15.0%，同住家庭成員平均人數分別為2.6人、2.35人和2.3人；在流入地的家庭每月總收入方面，高參與地區最高，其次為中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三者4000元及以上的比例分別占53.0%、45.2%和34.7%，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為5074.6元、4157.1元和3863.8元（見表3）?？傊?，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流動距離最遠，停留時間最短，同住家庭成員人數最少，家庭每月總收入介于高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之間。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流動距離較遠，停留時間最長，同住家庭成員人數較少，而家庭每月總收入最高。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流動距離較近，停留時間較長，同住家庭成員最多，但家庭每月總收入最低。
3.就業狀況對于就業狀態，絕大多數流動人口處于就業狀態，其中，中參與地區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高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此外，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未就業狀態為操持家務的比例最高，達12.0%，其次為高參與地區和中參與地區，分別為8.6%和7.4%。處于就業狀態者，高參與地區和中參與地區從事制造業者較多，其次為批發零售者。而低參與地區從事批發零售者、住宿餐飲者和社會服務者較多；從就業單位性質來看，高參與地區和中參與地區主要為私營企業和個體戶，低參與地區則主要為個體戶和私營企業。此外，高參與地區在外企就業的比例遠高于中參與和低參與地區；在就業身份方面，高參與和中參與地區大多數為雇員，也有小部分為自營勞動者。而低參與地區則是自營勞動者和雇員較多。就雇員的合同簽訂情況而言，高參與地區未簽訂合同的比例為最低，僅為23.8%，而簽訂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為最高，為58.1%。低參與地區未簽訂合同的比例為最高，達46.9%，且簽訂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為最低，僅26.1%。而中參與地區未簽訂合同的比例也較高，為41.8%，但其簽訂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遠高于低參與地區（見表4）。綜合而言，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較低，而操持家務者較多。對于就業者來說，主要以自營勞動者和雇員身份、在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從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社會服務和建筑等行業。此外，雇員未簽訂合同的比例較高，且雇員簽訂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較低；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較高。對于就業者來說，主要以雇員和自營勞動者身份、在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從事制造和批發零售等行業。對于雇員，未簽訂合同的比例也較高，但雇員簽訂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也較高；高參與地區處于就業狀況的比例略低于中參與地區。對于就業者來說，主要以雇員和自營勞動者身份、在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外企從事制造和批發零售等行業。對于雇員，未簽訂合同的比例則較低，且雇員簽訂有固表4三種地區流動人口就業狀況（%）定期限合同的比例為最高。
4.戶籍地社會保險參與情況在戶籍地社會保險參與情況方面，我們將比較三種地區分戶口性質的流動人口在戶籍地參加城鎮養老保險、城鎮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農村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指工傷、失業、生育和住房公積金）狀況。對于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在戶籍地參加新農合和農村養老保險的比例較高。參加新農合的比例以低參與地區為最高（75.5%）、中參與地區次之（57.1%）、高參與地區為最低（44.2%）；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比例則以高參與地區為最高（13.5%），其次為低參與地區（11.8%）和中參與地區（7.6%）。對于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在戶籍地參加城鎮醫保、城鎮養老保險和新農合的比例較高。其中，參加城鎮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比例均以低參與地區為最高（34.1%和16.1%）、中參與地區次之（24.8%和14.7%）、高參與地區為最低（21.9%和7.5%）；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比例則以低參與地區為最高（22.0%），其次為高參與地區（19.2%）和中參與地區（17.9%）。將兩種戶口性質流動人口在戶籍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情況相結合來看，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參加醫療保險（農業戶口流動人口參加新農合、非農流動人口參加城鎮醫保和新農合）和城鎮養老保險處于較高水平、但參加農村養老保險處于中間水平；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參加醫療保險處于中間水平、但參加養老保險（包括農村和城鎮）處于較低水平；而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參加醫療保險處于較低水平、但參加農村和城鎮養老保險處于較高和中間水平。
討論與建議
1.從覆蓋區域來看，低參與地區涵蓋了大部分西部和中部省份，中參與地區涵蓋了一半的東部省份和1/3的中部省份，而高參與地區涵蓋了另一半較為發達的東部省份和2個條件較好的西部省份。無論是從整體的流動人口參加至少一項社會保險的比例來看、還是從分險種的流動人口參加比例和種類來看，均以高參與地區為最高、中參與地區為其次，低參與地區為最低。這種地區差異分布提示我們，東部地區的社會保險參與狀況較好，其次為中部，而西部較差。
2.從個體相關特征來看，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男性偏多、年齡較大、且在婚和曾婚比例較高；主要在省內進行短距離流動，且近1/4的人是市內跨縣；這或許使得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時間較長、且同住家庭成員人數較多；受到中西部區域經濟的影響，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總收入較低。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男性較多、年齡較小、且未婚比例較高；以及主要在省際間進行遠距離流動；此種情形造就了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來到流入地的時間較短、且同住家庭成員人數較少；受到東部和中部區域經濟的作用，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總收入處于中等水平。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女性略多、年齡更小、且未婚比例也較高；大多數人在省際間進行遠距離流動，且還有近1/4的人以省內跨市進行中距離流動；這種特點形成了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停留時間最短、且同住家庭成員人數也較少；由于停留在國內較為發達的幾個東部省份，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總收入最高。
3.從受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況來看，低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戶口性質為非農的比例較高，但受教育程度為最低，而農業戶口者受教育程度較高；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相對較低，而操持家務的比例較高；對于就業者，主要在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以自營勞動者和雇員的身份、從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社會服務和建筑工作；作為雇員，他們未簽訂合同的比例較高，即使簽訂了合同，但簽訂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較低。中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戶口性質為農業的比例較高，且其受教育程度為最低，而非農業戶口者受教育程度較高；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為最高；對于就業者，主要在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以雇員和自營勞動者的身份、從事制造和批發零售工作；作為雇員，他們未簽訂合同的比例也較高，且在簽訂了合同者中，簽訂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較高。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戶口性質為非農的比例最高，且無論是非農、還是農業，受教育程度均為最高。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較高；對于就業者，主要在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外企、以雇員和自營勞動者的身份、從事制造和批發零售工作；作為雇員，他們未簽訂合同的比例則較低，且在簽訂了合同者中，簽訂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為最高。
摘要： 目的：探討深圳龍崗地區流動人口與常住妊娠婦女合并癥、并發癥的差異。方法： 已收集流動人口孕產婦病例資料336例，按病例對照研究的要求，以1：2的比例隨機抽取同期672例常住人口的同類病例行病例對照研究。結果： 與本地常住人口相比較，本地區流動人口妊娠婦女的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工作環境、經濟收入較差，文化素質較低，衛生保健意識淡薄，她們的孕期保健措施不到位，其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貧血、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壓、前置胎盤、胎盤早剝、產后出血等）均高于常住人口；而圍產兒健康狀況較差。結論： 流動人口的孕期保健工作需要加強。
關鍵詞： 人口； 妊娠； 衛生保健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不斷涌入經濟發達的城市，加入城市建設的行列。深圳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因此也成了外地流動人口選擇的打工謀生的首選地之一。深圳大部分居民都是流動人口。據不完全統計，龍崗區的常住人口約22萬，而暫住和流動人口已達上百萬之多，其中女性占了一半以上。本研究的目的是對龍崗地區流動人口婦女的孕產期保健狀況進行分析，旨在進一步做好本地區流動人口的孕產婦管理，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和出生缺陷發生率，保障流動人口母嬰的生命安全。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03年起至今我院婦產科分娩的孕產婦。按是否有本地戶口為標準，將孕產婦劃分為流動人口和常住人口。
12 方法
查閱我院的工作報表及病例資料，共獲取流動人口孕產婦資料336例，依據病例對照研究的要求，以1：2的比例隨機抽取同期672例常住人口的同類病例行病例對照研究。通過查閱病例資料，電話或上門隨訪等方式，獲取本地區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的妊娠婦女的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工作環境，經濟收入水平，文化素質，衛生保健意識，孕期保健措施，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貧血、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壓、前置胎盤、胎盤早剝、產后出血等情況）以及圍產兒健康狀況等指標，然后對以上指標進行比較研究。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1.0軟件， χ2檢驗分別比較兩組病例的組間各項指標率的差異顯著性。
2 結果
21 龍崗區婦女的保健狀況
資料統計表明，龍崗區流動人口人群中大多數家庭文化素質不高，專業技能不強，多以臨時工為職業，工作不穩定，工薪不高。多數家庭的年收入不足3萬元，經濟能力僅僅能勉強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家庭大多需要承擔額外的經濟負擔，如供養夫婦雙方的父母親，為兄弟、姐妹的學業提供經濟資助等。
表1 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孕產婦及圍產兒情況對比（略）
表1的數據表明，本地區流動人口的妊娠婦女的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工作環境欠佳，經濟收入水平較低，文化素質不高，衛生保健意識不強，孕期保健措施不到位甚至完全缺失；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貧血、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壓、前置胎盤、胎盤早剝、產后出血等情況）等狀況與常住人口相比較，存在顯著的差異。
22 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圍產兒健康狀況
表1的數據表明：本地區流動人口的妊娠婦女的圍產兒健康狀況較差，與常住人口相比較存在顯著性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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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
31 龍崗區婦女的孕期保健狀況及成因
在龍崗區，常住人口約22萬，而暫住和流動人口已達上百萬之多，其中的絕大多數為前來打工謀生的青壯年，而且女性占了一半以上。因此，本地區處于生育期婦女中，流動人口所占的比例顯著大于常住人口。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本院分娩的龍崗區常住人口孕產婦的文化素質較高，工作條件、經濟狀況、居住條件以及生活環境相對較好，保健意識較強，孕期保健措施基本能夠落到實處。常住人口孕產婦的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貧血、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壓、前置胎盤、胎盤早剝、產后出血等情況）較少，新生兒的健康狀況也較佳。與此相對應的是，流動人口多數來自于經濟、文化較落后的地區，文化程度相對較低，衛生常識缺乏，妊娠后對孕期保健的服務內容、如何進行保健都不了解，同時自我保健的意識也較差，孕婦對孕期保健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影響了婦女主動接受孕產期保健服務的行為。
本研究中約90％的流動人口婦女來自農村，文化素質不高，缺乏較強的專業技能，難以找到高薪的工作。往往由于無技術特長，進城后僅能在個體企業、餐飲業或其他服務性行業打工，有的婦女隨夫進城無工作，家庭生活來源只是依靠丈夫的打工收入。部分孕婦雖然打工，但其工作環境大多欠佳，衛生保健意識不強。少數孕婦雖然有孕期保健意識，但醫療機構提供孕期保健服務的時間與流動人口孕婦上班的時間重疊，孕婦到醫院產檢往往需要排隊等候，而幾乎沒有一家企業會為臨時工孕婦額外安排假期方便其接受孕期保健措施。受限于自身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此類孕婦往往無法請假。部分流動人口孕婦即使請假獲批準但由于工薪被克扣的幅度無法接受，因此她們迫于無奈往往選擇了繼續工作而不是請假上醫院接受產檢。
目前，住院分娩順產的費用約2000余元，如果是難產、剖宮產，所需費用就可高達甚至超過普通臨時工全年的經濟收入水平?？梢姡洕杖氲鸵彩亲璧K流動人口孕婦主動接受孕期保健服務的關鍵因素之一。
分娩時，不少流動人口孕婦為減少經濟支出，往往選擇下級醫療機構如鄉鎮衛生院，非法行醫的個體診所分娩。另一方面，在流動人口密集的地域，外地無證接生員也乘機開展上門家庭接生服務。而這常常導致產婦及新生兒的各種本來可以避免的合并癥、并發癥急劇增加。此外，部分流動人口婦女是非法的多次生育，夫婦雙方刻意躲避產檢及住院分娩。因此，不難理解流動人口孕產婦的妊娠合并癥、并發癥等狀況與常住人口相比較，存在顯著的差異。
分娩之后的國家法定的產假期內，絕大多數常住人口產婦能在家休養，不必勞動。與此對應的是，絕大多數流動人口產婦在國家法定的產假期間需要自己承擔許多家務工作，甚至返工謀生，其休息很難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受其經濟能力的制約，這一人群的產婦及新生兒的營養支持也難以得到應有的保障。因此，流動人口產婦及新生兒的健康狀況與常住人口相比較，也存在顯著的差異。
據統計［1］，深圳市1992～1996年的流動人口的5年年均孕產婦死亡率為84.3/10萬，明顯高于常住人口(12.2/10萬，P
32 關于加強本地區流動人口孕期保健工作的建議
鑒于以上流動人口孕產婦的狀況，我們建議應重點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以進一步改善本地的孕產婦保健工作，提高其母嬰健康水平。
① 加強孕期保健的宣教力度。流動人口一般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居住較分散，而城鄉結合部地域較廣，保健人員相對不足，使孕產期保健服務在宣傳和實施上存在著困難。應進一步發揮鄉鎮及社區婦女干部和保健醫師的作用，同時動員流動人口就業單位的企業管理人員參與孕產期保健宣傳工作，在流動人口密集地開展集中授課、咨詢等活動，或發放通俗易懂的孕產期保健及服務程序等宣傳資料，提高流動人口孕產婦主動接受保健服務的意識，宣傳住院分娩。及時掌握流動人口婦女的孕情，動員、督促進行孕產期保健。
② 政府相關部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督促、強制企業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實施辦法》規定:“國家保障公民獲得適宜的母嬰保健服務的權利”［2］。而目前，許多企業并沒有制定支持孕婦接受孕產期保健的措施，嚴重妨礙了臨時工孕婦獲得孕產期保健服務。
③ 政府設立困難孕產婦優惠政策和援助基金，這樣可以解除低收入家庭主動接受保健服務的經濟顧慮。
參考文獻
1 姜海萍，劉植鴻.深圳市流動人口孕產婦死亡、兒童死亡5年觀察. 中國公共衛生，1997，13(9):550
2 沈玨流動人口婦女孕產期保健狀況分析與對策中國婦幼保健，2004，19（5）：5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