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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經濟是以經濟發展與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通過一系列的科技創新、產業結構的升級、清潔能源的應用等手段和措施，減少高碳能源消耗，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低碳經濟最初是在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中，被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提出，后被各國逐漸重視和采納。
(二)宏觀調控法的概念
宏觀調控法，是指調整宏觀調控關系所有法律規范的統稱。其主要反饋的是國家對經濟的宏觀干預，包括了財稅法、計劃法、金融法三個方面;其調整對象的地位一般是不平等的，其一般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有的時候也有相互合作的關系。
(三)低碳經濟與宏觀調控法的關系
低碳經濟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其是在減少碳排放量，優先使用新能源和清潔能源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最終達到保護我們共同居住家園的目標。在其實行的初期，由于經驗和技術的局限，有的甚至由于利益的問題會導致出現阻力，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穩定、長期的手段和措施加以保護，宏觀調控法就是保障低碳經濟模式實現的有力措施之一。首先，宏觀調控法，對低碳經濟的實現有著重要的指引作用。法的指引作用包含了確定性指引和不確定性指引，宏觀調控法對低碳經濟的實現也有著指引作用。其通過規定低碳經濟實現應該具備的模式和條件，指引經濟發展，引導經濟向著低碳經濟的目標邁進。其次，宏觀調控法，對低碳經濟的實現有著重要的保障實施作用。宏觀調控法，通過規定適合低碳經濟的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通過規定必須做的事項，規范未達到甚至破壞相關的法律規定的懲罰措施，保證宏觀調控法中低碳經濟相關規定的實現。
二、低碳經濟視角下宏觀調控法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宏觀調控法律制度已經不能滿足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亟待解決，接下來將分析低碳經濟視角下，宏觀調控法主要存在的問題:首先，現行的宏觀調控法對于低碳經濟實現的激勵和支持力度較小，不能滿足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只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現行的稅收制度，雖然有對于低碳經濟的優惠政策，但是遠遠不能滿足激勵需求。其稅收優惠政策規定的適用范圍小，并且比較分散，對于低碳經濟實現的激勵效果不明顯。比如說消費稅中與環境有關的課稅稅種只有、個，與低碳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稅種和稅目就更少，不能起到對低碳經濟的激勵和扶持作用。其次，現行的宏觀調控法對于低碳經濟的規定可操作性較低，缺乏強制性規定，導致違法成本較低，對企業的約束力度不夠。現行的立法雖然對于低碳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規定和要求，有的甚至在法律出臺的時間方面早于國際水平，但是這些的規定大多數限于原則性要求，實際的執行性和操作性較弱，對企業的強制和約束不夠。第一，節能減排方面的法律規定，其規定多限于節能方面的規定，而對于減排的具體數目就沒有做出具體規定，比如說對于溫室氣體的具體排放量就沒有進行規定，導致相關規定的可操作性降低。第二，關于節能減排、環境污染等方面的法律規定約定的違法成本較低，未能有效的打擊破壞環境的行為，起到有效的預防作用。最后，缺乏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制度性規定。比如說對于碳稅制度，這在國際上已經成為趨勢和發達國家設置的綠色貿易壁壘。還有關于碳金融制度、碳交易制度等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還沒有涉及，但是在國際上特別是發到國家已經開始著手實施，并且成為阻止我們進行交易的貿易壁壘。
碳創意,演繹人與自然的和諧。大型場館向來是耗能大戶,怎可能零排放?落戶世博園區的中國第一座零碳建筑――上海世博倫敦零碳館給出生動回答。這里,太陽能、風能實現能源“自給自足”;黃浦江水將變身“天然空調”;剩飯剩菜也可以用于發電……全世界各行業最新節能減排技術匯聚,零碳館由可再生能源完全支撐運營,舉世無雙。
碳計算,展現精益求精的嚴謹。消耗一張A4紙,會產生12.67克的碳排放;消耗一瓶600毫升飲用水,碳排放為101.3克;運輸工具消耗一升汽油,碳排放高達4.8千克;廚房消耗1立方米天然氣,碳排放也高達3.12千克。提倡綠色出行,提倡綠色生活方式,將我們的消耗做一做碳計算,進行碳補償,實現碳中和,低碳理念才能深入人心。
碳足跡,體現在認真務實的行動。比如,世博會參觀者可以使用手機或者網上的“綠色出行碳計算器”計算自己參觀世博過程中的碳排放,或者直接在網上購買“碳指標”;也可購買“含碳指標綠色出行交通卡”及其它“含碳指標世博紀念品”;還能直接參與種樹等降碳活動,直接或間接地降低自己的碳足跡。
將低碳從概念到經濟體制內涵,中國的行動也快馬加鞭。在北京的八達嶺,一個碳匯林林場已經成形。林業碳匯是通過實施造林和森林經營管理、植被恢復等活動,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釋放氧氣,從而起到減少空氣中二氧化碳的作用。比起少開車、少開空調,購買碳匯林的主意,受到更多人的歡迎。與其它減排手段相比,林業碳匯措施因其低成本、多效益、易操作,成為減緩氣候變暖的重要手段。
為開好這次會議，市政府精心籌備，曉明市長親自牽頭協調，洪水市長靠前指揮，分管市領導務實推進，各項工作做得很充分、很到位。剛才，市低碳辦總結匯報了2015年工作情況，洪水市長就2016年重點工作作了部署，5家單位匯報了低碳示范項目推進計劃，7個轄市區和市10個重點部門遞交了責任狀，會議開出了新動力，開出了好效果。
近年來，市委市政府“咬定生態不放松”，在堅守與創新中探索低碳發展的“鎮江道路”，2014年底視察時評價“卓有成效，走在了全國前列”，希望“繼續努力，保護好生態環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為全國作出更大貢獻”。總書記的充分肯定和諄諄囑托，讓全市上下深受鼓舞、倍感振奮。2015年，我們按照“強基礎、抓示范、明路徑、爭政策、造氛圍、優考核”的工作思路，以“三個率先”為目標，以“四碳”創新為關鍵，以“九大行動”為抓手，扎實抓好規劃引領、目標約束、行動減碳、平臺支撐、機制保障等各個環節，拿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績單，低碳城市“鎮江模式”走在全國前列、走上國際舞臺，極大地提升了鎮江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事實再次證明，一切在于干！新的一年，只要我們按照今天的會議部署迅速有力地干，按照既定的推進計劃扎實高效地干，按照遞交的目標責任狀創新務實地干，就一定能干出低碳城市建設的更多精彩。下面，我從工作推進的角度，講四點意見：
一、全局性的大事必須放在戰略位置來推進
低碳城市建設是涉及思維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是打基礎、利長遠、惠民生的大事和實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必須擺上重要戰略位置，以科學理念和系統思維來認識、謀劃和推進。
1．要從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出發，認識低碳城市建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每一個發展理念都指向現實的發展問題，其中對“綠色發展”，作了反復強調。1月5日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總書記明確要求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總書記再次作出深刻闡釋，指出“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過去‘盼溫飽’，現在‘盼環保’，過去‘求生存’，現在‘求生態’”“綠色發展之要義，是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這些重要觀點突出強調綠色發展的極端重要性。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不斷增強綠色發展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2．要從增創特色優勢出發，謀劃低碳城市建設。現在全國各地都在打“生態牌”“綠色牌”，省委、省政府近期將召開的第一個全局性重要會議就是生態文明建設大會。鎮江作為全國首批生態文明先行區、第二批低碳試點城市和全省唯一的生態文明建設綜合改革試點市，更要立足“大勢所趨、形勢所迫，眾望所歸、民心所向，優勢所依、潛力所在”，更高層次謀劃低碳城市建設，優化頂層設計和戰略路徑，推動綠色成為鎮江發展的鮮明底色，推動“生態領先”成為鎮江最重要的特色競爭力。
3．要從抓實“六個年”出發，推進低碳城市建設。市委六屆十一次全會對今年工作作出了“六個年”的部署，每個年都與低碳城市建設相關聯。比如“創新轉型提速年”中的產業中高端發展，“產業項目突破年”中的提高項目質量和園區集聚功能，“生態鎮江提升年”中的加快工業綠色轉型步伐、加強清潔能源推廣應用，“改革開放深化年”中的完善生態云運行機制、深入推進“四碳”創新，“民生保障強化年”中的重點民生項目包含了低碳項目，“治理體系完善年”中突出環境保護等三個重點加強地方立法，等等。全市各級要把低碳城市建設作為“硬抓手”來把握，作為“硬指標”來落實，作為“硬任務”來推進，努力干成“六個年”中最出彩的一項工作。
二、奮進性的目標需要全力作為去實現
2012年11月低碳城市建設試點啟動伊始，市委、市政府就確立了“2020年在全國率先達到碳排放峰值”的總目標，這比全國平均水平提前了整整10年，充分體現了“奮進”的要求。目標鼓舞人，實現非易事。全市各級要自覺擔當作為、全力以赴去干，一步一個腳印把目標變成現實。
1．細化“目標表”。統籌好當前和長遠，在排定2016年任務基礎上，結合細化完善“十三五”規劃，結合市委全會提出的“力爭率先創成全國低碳示范城市”目標，圍繞2020年這一節點倒排序時，逐年明確階段性目標，統籌謀劃針對性、實效性強的具體任務，科學制定碳排放闕值、單位能耗、能源結構、空氣質量、綠化水平等年度指標，因地制宜推出一批示范性強、帶動面廣、關聯度高的重大項目和重點工程，確保低碳城市建設穩扎穩打、有力有效、久久為功，不斷積小勝為大勝。
2．織密“責任網”。責任狀就是軍令狀。7個轄市區以及市各重點部門要按照“往下落一個層次”的要求，進一步把責任分解落實到位，確保說了算、定了干、干則成。堅持“項目化推進、清單式落實”，對低碳“九大行動”、低碳建設示范工程等任務，要把責任落實放在首位，構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斜向到角的責任網絡，確保各項工作有人管、有人干，每個目標能落地、能兌現。
3．用好“指揮棒”。目標能否完成到位、責任能否履行到位，考核是重要的指揮棒。市低碳辦要牽頭建立強有力的督查跟進、調度協調和考核獎懲機制，聯合市紀委監察局、市委督查室和市政府督查室，跟蹤了解情況，督查建設進度，推動低碳城市建設各項任務不折不扣落到實處。要嚴格兌現獎懲，對因主觀原因沒有完成目標的單位和責任人嚴肅問責追究，以此倒逼責任落實和工作落地。
三、探索性的舉措一定要抓在實處創經驗
試點工作的一大特征，就是探索性開創性很強，沒有現成模式可照著套，沒有現成經驗可拿著用，沒有現成路子可跟著走。在低碳城市建設上，我們必須勇于先行先試、善于創新探索，深入推進低碳試點與生態文明建設融合發展，在“為全國發展探路”中形成更多鎮江特色和鎮江經驗。重點深化“三大創新”：
1．深化“四碳”創新。在已有基礎上，以“生態云”為核心，更大力度抓好資源整合，著力提升數據分析比對、綜合研判和實踐轉化能力；以碳排放達峰路徑探索、碳評估導向效能提升、碳考核指揮棒作用發揮、碳資產管理成效增強為重點，深入推進產業碳轉型、項目碳評估、區域碳考核、企業碳管理，進一步打造我市低碳建設的突出亮點和優勢品牌。要針對我市產業結構偏重、化石能源消耗占比較高的現狀，發揮“四碳”創新對產業轉型升級和能源結構調整的引領推動作用，一方面，對照國家考核和碳配額發放時間表，著力做強先進制造業、做大現代服務業、做精生態農業，加快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資源集約度，構建綠色產業體系，夯實低碳試點的產業根基。另一方面，遵循“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原則，統籌抓好工業節能減排、園區循環化改造、大氣污染防治、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增加森林碳匯等重點任務，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低碳能源體系，確保實現“能源消費總量和能耗強度下降雙控”的目標。
2．深化制度創新。結合生態文明建設綜合改革試點，更多從體制機制上深處著力。一是全面落實并剛性執行主體功能區制度，以此為“龍頭”優化全市生產力布局和城鎮體系，推動全市各級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理念，有效遏制無序開發、重復分散、浪費資源等問題，加快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二是堅持以市場化機制推進低碳建設，包括推動碳排放權交易、設立低碳發展基金、發展低碳“互聯網+”、實施合同能源管理等，都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充分運用市場化手段、積極爭取各類支持來實現，以低碳發展保護綠水青山，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三是積極穩妥探索低碳發展地方立法，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重點領域、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碳排放管理，通過立法引領和執法規范雙管齊下，更好地保障低碳城市建設在法治化軌道上行穩致遠。
3．深化模式創新。三個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找準抓手，深入落實低碳“九大行動”，創新項目化推進的方式方法，尤其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生活等行動，必須扎扎實實抓到位，確保成果可觀可感、可評可考，提升群眾獲得感和滿意度。更加注重典型引路，在全力打造生態新城重大亮點，加快推進“零碳島”、官塘低碳新城等示范項目的基礎上，重點圍繞新能源、新技術應用、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智慧城市建設等，積極謀劃推進一批碳減排潛力大、投資強度高、帶動效益好的典型樣板工程，以點帶面放大示范效應、促進整體提升。更加注重開放合作，拓展中美氣候峰會、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成果，在低碳技術、低碳能源、低碳交通等領域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創造性地吸收借鑒國外的好做法、好經驗，因地制宜轉化成低碳建設的新模式。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抓“三大創新”，一定要把出發點放在“有用”上、落腳點放在“實效”上，真正在推動發展、改善民生中充分發揮“低碳效益”，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更好地促進“五大發展理念”的落實，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促進更高水平生態領先特色發展。
四、系統性的工作務必協調聯動同心干
低碳城市建設涉及方方面面，是環環相扣的系統工程。全市各個層級、各個條線要密切配合、加強協調、形成聯動，構建“一條心抓推進、一盤棋抓落實”的工作格局。
一、碳金融交易理論基礎追溯
理論是對規律的總結與歸納。吉林財經大學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關注碳金融對傳統理論的傳承與擴展。南開大學逄錦聚教授指出，適應實踐發展和時代需求，開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論研究的重大責任。吉林大學杜莉教授認為，碳金融交易機制既承接了產權理論、功能金融理論、金融監管理論的現有內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論的外延。
結合傳統的價值理論，逄錦聚教授對碳排放交易標的的商品屬性進行了認定。價值理論將商品定義為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商品的基本屬性是使用價值和價值。逄錦聚教授認為，碳排放額的減少來源于技術改進，而技術進步離不開勞動，故碳排放額在一定意義上屬于勞動產品，一旦用于交換，便具有商品屬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額度，實質上交換的是碳減排的技術以及協同的一系列復雜的人類勞動，故碳排放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其使用價值體現在可用于碳減排活動，其價值體現為凝結在碳排放額度中的人類一般勞動。
北京環境交易所周丞認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場具有流轉功能的商品，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貨幣。碳市場以產權理論作為依托，是科斯定理與現代金融的完美結合，產權的正確界定對于減少環境問題，避免公地悲劇具有重要意義。西南財經大學蔣南平教授將碳金融與低碳經濟的理論根源追溯到的綠色發展觀和以生態危機理論、雙重危機理論為代表的西方生態主義，從指導實踐的角度，強調準確界定低碳經濟與綠色發展內涵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實踐進展
1.碳市場的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源于系統工程學，意旨自高端開始的總體構想。碳市場的頂層設計涵蓋了基本制度設計、發展路徑及評價體系等各個環節，頂層設計的合理程度決定了碳市場的運行效率甚至成敗。
中央黨校郭兆暉將碳市場的構建路徑劃分為三個基本模式：以歐盟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為代表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與郭兆暉均認為中國比較適合以日本為藍本，采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混合的構建模式，積極發揮“干中學”的作用，推動中國碳市場的建設和完善。
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工業化的攻堅階段，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即刻構建全國范圍的碳減排體系的條件尚不成熟。郭兆暉建議以三年作為一個區間，逐步由區域性碳市場向全國性碳市場過渡。關于碳市場的基本制度設計，郭兆暉認為，不僅要考慮環境有效性與成本有效性，也要關注產業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議由國務院確定履約期長度、排放上限、交易對象、管制行業，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負責配額分配、管理與抽查等供給機制的設計，構建一個囊括政府部門、常規金融機構、經紀商、交易所、法律服務機構、研究咨詢機構、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制度體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經濟評價體系。
關于碳交易的機制設計，周丞認為應采用總量交易模式。首先，應創新總量設置模式，選擇某年為基準年，將基準年之前已經運營的設施排放的溫室氣體設為存量，基準年之后的為增量。以存量作為總量控制的目標（Cap），效仿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期初采用歷史排放法對排放總量進行分配，隨后逐步轉向拍賣方式。增量采用高基準線，規定若干年后，將部分增量轉化為存量，進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設計碳市場的柔性機制，包括允許配額無條件儲備，允許低效機制、履約期以三年作為基準、建立碳價格“安全閥”機制、建立配額儲備庫、不允許配額借貸等；再次，設計碳泄漏規避機制，即通過擴大管制區域范圍、細化機制設計、輸入產品納入管制、降低境外產品需求等措施，減少碳泄漏；最后，設計碳市場的測量、報告、核查（MRV）機制。
2.碳市場及碳金融交易的實踐
中國碳市場交易已初步試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環境交易所為例，介紹了中國碳交易平臺建設的實踐活動。目前，北京環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業務線：一是由CDM、VER與“雙特（特定行業特定區域）試點”所構成的多層次碳交易業務；二是節能量與排污權交易業務；三是由節能環保技術投融資、低碳轉型服務組成的低碳發展業務。
當前，國際市場較為活躍的碳金融活動主要包括碳信貸、碳基金、碳保險、碳期貨、碳期權、與碳相關的金融中介服務等等。中國受制于碳市場起步晚、金融體系相對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動以綠色信貸為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曾剛副研究員歸納總結了國外綠色信貸抗拒、規避、積極、可持續發展四個階段，介紹了赤道原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口信貸與環保指南、德國與日本先行國家的經驗，梳理了中國.自1995年至今綠色信貸的發展歷程，總結了中國金融機構在綠色信貸開展過程中暴露的財政稅收激勵政策缺位、技術標準與風險評價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并從制度完善、產品創新等角度為綠色信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政策建議。鄭州大學武魏巍副教授從期貨等衍生產品的角度切入，總結了國際現行碳交易平臺期貨、期權運作的經驗，通過對比瑞典城市馬爾默與中國大慶，深刻剖析了中國推出碳期貨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對中國碳期貨的前景進行了展望。吉林財經大學劉吉舫教授介紹了綠色保險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從理念培養、標準確立、產品創新等層面，對中國綠色保險的開展提供了建議。
為推進碳交易及碳金融的進一步發展，西南財經大學蔣南平教授、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陳柳欽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念，即推動思想環保、理念環保。此外，蔣南平教授建議盡快制定中國乃至全球的自然資源、能源消耗及補償標準，改變不合理的社會關系與社會束縛，避免資本對自然資源統治力所造成的生態破壞，應該將科技作為重要手段，加速生態修復和清潔發展。陳柳欽教授建議在產業布局過程中，要從網絡、空間的視角著眼，避免思維和落腳點的單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對綠色經濟發展的助推
結合會議主題，與會專家普遍認為，碳金融對碳市場發展乃至綠色經濟的推進具有重要意義。陳柳欽教授認為經濟決定金融，金融是經濟的核心，提出“給金融一個支點，金融一定能撬動低碳經濟發展”的論斷。蔣南平教授認為借助碳交易體系與發達國家爭奪國際碳市場份額，通過廣泛意義的碳排放權全球營銷，來捍衛國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為國家和地方政府實現低碳經濟、推動節能減排與可持續發展的市場化工具和抓手，能夠為政府提供稅費體系之外的轉移支付手段，促進實現淘汰落后產能、引導GDP高質量增長、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區域轉移等政策意圖的實現。武魏巍副教授重點從碳期貨的視角，歸納了碳金融對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碳經濟效益、增強碳交易話語權、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重要意義。
關于“金融是現代經濟核心”的論點，逄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金融確實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應更多關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匹配，避免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的過度繁榮。杜莉教授認為應充分發揮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助推，而風險防控機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機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4.關于碳金融交易機制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碳金融交易作為一個前沿研究領域，其進一步研究處于探索階段。關于研究隊伍的搭建與合作模式，逢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團隊中，首席專家的科研與管理水平，決定了該科研團隊研究成果的層次和質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責、權、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務到人、經費到卡，充分調動團隊成員的積極性，發揮協同作用，挖掘科研協作的潛力。
目前，公司匯集國內頂尖電熱專家在上海合資建設“芳綸基電熱材料國家工程技術中心”，芳綸基電熱及絕緣材料技術的突破將是電熱材料方面革命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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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濟南北園大街中段大明家居7樓
電話：0531-66683436
[中圖分類號]F224;F299.2;F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9646（2011）08-0053-02
一、世界遺產背景介紹
1.概念
世界遺產是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遺產委員會確認的人類罕見的、目前無法替代的財富，是全人類公認的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文物古跡及自然景觀。狹義的世界遺產包括“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和“文化景觀”四類。廣義概念，根據形態和性質，世界遺產分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記憶遺產、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簡稱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景觀遺產。
2.四川省世界遺產
四川旅游資源全國乃至世界都是數一數二的。據中國世界遺產名錄，截止2010年8月1日，中國已有40處狹義世界遺產，74處廣義世界遺產。歸屬四川省域的就有5處狹義世界遺產，1處廣義世界遺產。包括世界自然遺產“九寨溝.”、“黃龍”、“四川大熊貓棲息地”；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青城山”；雙重遺產“峨眉山―樂山”；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羌年”。四川省丹巴縣、理縣、茂縣的“藏、羌碉樓與村寨”也已錄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09.6數據）。
二、低碳經濟簡介
2009年12月7日到18日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參加了這次會議。毫無疑問，這次大會對地球今后的氣候變化走向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次會議被稱為“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的會議。
低碳經濟沒有約定俗成的定義，一般情況下低碳經濟是指在市場經濟機制的基礎上，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產業轉型、制度創新、新能源開發等手段降低能源消耗，達到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三、世界遺產地區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性
1.發展低碳經濟能夠保護世界遺產地區環境，防止污染以及氣候變化可能對其的影響與破壞。
2.發展低碳經濟能夠提高世界遺產地區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益，有助于當地其他產業的發展，建設生態文明。
3.發展低碳經濟順應國際形勢，是積極承擔國際環保責任的表現。
四、以低碳產業體系分析世界遺產地區低碳經濟發展
1.世界遺產地區畜牧業
當代中國人繼承了中國人既有的“和”的概念，講究天、地、人合一，講究與自然和諧相處。。在現代城市中久居的中國人對自然有著很深刻的向往，也正是利用這一點，世界遺產地區可以開發畜牧旅游業，增加畜牧業本身的附加值。
2.世界遺產地區旅游住宿業
房地產行業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行業，建筑房地產相關能耗(包括建筑能耗、生活能耗、采暖空調能耗等)已達到社會總能耗的46.7%[1]。同時，由于房地產業的相關產業極其廣泛，發展低碳房地產的同時能夠帶動一系列的相關產業進行低碳升級，產生連鎖反應，由此可見房地產業的節能減排潛力巨大，世界遺產地區發展低碳建筑勢在必行。
五、對世界遺產地區發展低碳經濟的措施建議
1.國家政府急需健全雙遺產地區的低碳法律制度
對于我國低碳經濟法律體系的的建立問題，以公民碳排放權為法理基礎概念并以此理念設計中國與發展低碳經濟有關的國內碳交易制度和碳稅制度是當前的主要觀點。其中的公民基礎碳排放權是以整個自然界碳排放可以承受的總量除以世界人口數，得到的一個個人允許的基礎碳排放值。但是由于實際操作的約束性，我國低碳經濟的制度設計以及低碳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還任重道遠，需要不斷積累經驗、總結歸納出一套由中國特色的方案。
針對世界遺產地區，更需要健全法律法規通過以下功能來達成節能減排、抑制溫室效應、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
(1)威懾功能，主要針對想要違背“低碳”理念謀求個人利益者。
(2)懲罰功能，是針對觸犯了相關法律法規者，讓觸犯了的人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受到法律懲罰。
(3)救助撫慰功能，是針對因為違法者的違法行為而深受其害的人。
(4)教育功能，針對所有公民，既包括違法分子，又包括其他人。
(5)美化功能，一旦以上功能發揮了其應發揮的作用，人類的生存環境無疑會越來越美麗，此所謂美化。
2.世界遺產地區景區管理創建“低碳景區”
峨眉山景區于12年前已實行統一乘坐旅游交通大巴的方式。景區還在酒店和農民旅店飯店大力推行節能措施。多年來，峨眉山的森林覆蓋率一直維持在95%以上。
目前，九寨溝景區已編制完成了《智慧九寨專項規劃》，并將在此基礎上編制中國首個《低碳旅游發展專項規劃》，力圖通過規劃摸清低碳家底，打造低碳產品，完善低碳設施，優化低碳服務和塑造低碳品牌。
世界遺產地區可以景區管理可以此二者為典范，以加強景區管理，走上真正的低碳經濟之路。
[1] 劉水良，吳吉林，尹華光.我國世界遺產管理危機與對策研究[J].資源環境與發展,2010年01期.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為世界各國所重視，學生對自然環境的問題越來越深感興趣。而我們在英語教材有關章節的閱讀課程中，涉及到了環境保護這一概念，使得本來很有限的課程資源，延伸到了與學生生活密切相關的生活環境中，這種“環保”問題情境的創設，實際上是英語課程與地理課程的有效整合。
一、學科整合是教育改革發展的必然
《英語課程標準》的課程觀強調，在教學設計上要注意合理滲透新課程理念，注重培養學生思維的整體性，體現篇章教學的特點，力爭做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從學生熟悉的的知識入手，創建一個個與學生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情境，讓學生帶著問題思考，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體現課程精神，在發展語言能力的同時發展思維能力。我們把英語課堂教學延伸到“環境保護”的科學領域中，實現了跨學科知識的整合，提高了學生語言的實際運用能力。以環保作為學科整合的切入點，不但能激發學生對英語的學習興趣，而且還能讓環境保護的觀念深入人心，體現了新教學理念中“學中用、用中學，為用而學”的新課程精神，促進了學生英語語言實際運用能力的提高，真正符合了新課程的教育理念。“環保”問題情境的創設，實際上是英語課程與地理課程的有效整合。在英語學習中，老師讓學生列舉出一些污染源，學生們指出了諸如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等，實際上讓學生復習到了地理課程中“環境與污染”的內容。這種跨學科的授課方式，不但培養了學生探究問題的能力，而且也培養了學生的參政議政意識，有利于對學生進行多元文化知識的培養。在問題的討論中學生能以主人翁的身份出現，提出種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能夠使德育慢慢地滲透到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起到了一箭雙雕的作用。
二、樹立環保意識是人文教育的組成部分
美國影片《home》(家園)介紹了經過四十億年的漫長演變，地球變成了一個物種繁多、資源豐富、奇特美麗的藍色星球。然而自人類出現以來，我們只用了二十萬年的時間，便將地球的寶貴資源消耗殆盡，珍稀物種滅絕，原始資源奇缺，污染日益嚴重，從澳洲海底的大堡礁到非洲肯尼亞高原的乞力馬扎羅山，從亞瑪遜熱帶雨林到戈壁沙漠，從美國德薩斯州連綿不斷的棉花田到中國上海、深圳的工業城鎮……影片以上帝的俯瞰視角向世人展現了地球的絕美以及日趨危急的現狀。人類的節制、智慧、共享是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以高碳排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它在讓經濟保持增長的同時也傷害到了地球的環境。只有當企業、工廠成為問題的解決者而不是問題的制造者的時候，才能真正解決氣候問題。城市在碳減排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為城市的居民是碳的主要消費者，應該充當碳減排的主要行動者。真正的核心在于找到一種清潔的能源作為交通動力，把低碳經濟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這將會是一個巨大的變革。因此，作為英語教師，應根據英語學科的特點，聯系生活具體實際，不僅在課堂上講，更得在課外活動中不斷滲透，對學生進行環保教育，寓環保教育于英語課程活動之中。將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理論有效地延伸到英語課堂教學中，使學生在看中感悟、在玩中學、學中找到樂趣，把英語知識用于實踐，既增強了學英語的興趣，又培養了環保意識。在英語教學中，有效地利用課外活動能促進學生環保教育意識的形成。
一、引言
近年來，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發展以低能耗、低排放為標志的“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河北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后，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任務。近年來，中央強調“以人為本”走科學發展之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兩型社會，其實是在中國強勁增長動力之上增加一個平衡器。對于過分依賴煤炭、工業偏重、環境容量有限、環繞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就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改變唯GDP論的驅動模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來抓。發展低碳經濟，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二、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
（一）英國。低碳經濟的先驅英國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2005年英國建立了3，500萬英鎊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國頒布了《氣候變化法案》，承諾到2050年將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的長期目標。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將“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使之應用于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并在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追加了104億英鎊的投資，英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布“碳預算”的國家。2009年7月15日，英國政府公布了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
（二）歐盟。歐盟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整體水平較高。歐盟碳市場（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交易體系，該市場目前不同類別的碳價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價值的碳交易市場價格。歐盟通過碳交易實現兩個目標：一是促進私營經濟參與低碳轉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為歐盟發展世界領先的碳技術籌措資金。歐盟還實施經濟與技術援助在內的項目目標式戰略，如積極支持清潔能源項目建設。2010年11月10日歐盟委員會出臺一份新的能源戰略——《能源2020》，擬在重點能源領域實施更加細化的行動計劃。
（三）美國。美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發力。美國政府的舉措可分為節能增效、開發新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美國在新能源、低碳技術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為亞洲低碳經濟的倡導者，也在不斷堅定著低碳發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制定《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確定了綜合推進低碳社會、循環型社會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建設目標。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全球環境研究基金項目組了《面向低碳社會的12大行動》，其中對住宅、工業、交通、能源轉換等都提出了預期減排目標，并提出了相應的技術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藍圖”，這是日本低碳戰略形成的正式標志。2009年4月，《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出臺，旨在通過實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低碳經濟。
（五）韓國。韓國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綠色增長的國家戰略》，明確了2009～2050年的低碳綠色增長總目標。以此為主軸，立法機構負責描繪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行政部門制定了階段計劃，韓國環境部新設“溫室氣體綜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項旨在到2012年前達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計劃；科研部門發展綠色技術及其產業，外匯部門發展“旅游”等貨幣資產項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項目大國。印度在《京都議定書》還未生效的時候，就看好并著手CDM項目，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管理CDM項目開發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支持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發展CDM項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機制方面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此外，印度還通過各種途徑致力于國內的減排行動，包括對煤炭征收碳稅為清潔能源提供資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熱帶雨林為出發點，結合農業和能源產業發展新能源替代產業。如，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總統府牽頭、14個政府部門參加，負責研究和制定有關生物柴油生產與推廣的政策與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內27個州，有23個州建立了研發生物柴油的技術網絡。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項拳頭措施。國家銀行推出各種信貸優惠政策，為生物柴油企業提供融資；央行設立專項信貸資金，鼓勵農戶種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滿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還大力號召和推動國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河北發展低碳經濟具有明顯的優勢：
（一）地理位置優越。河北省處于我國第三經濟增長極“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構成了聞名遐邇的“金三角”。借勢京津輻射優勢，構建河北低碳經濟區，具有獲得國家戰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資源稟賦良好。河北省蘊藏著豐富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資源，是改善能源結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資源基礎。
（三）前期基礎堅實。為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河北自2007年開始實施“雙三十”工程以來，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不斷取得新突破。在發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經投產的風電裝機規模居內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國第三；在光伏發電領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國前列；保定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群，構成了建設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礎，2010年7月國家發改委確定保定市為首批開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試點之一；以“生態科技”、“創新”為理念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目前已經進入全面開發建設階段，作為當今世界四種類型的低碳生態城市之一，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的建設同樣有助于低碳經濟在全省范圍內的崛起；河北在建筑節能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達標，唐山市新建建筑100%達到節能標準；在“節能減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基本實現了“十一五”規劃目標；2009年河北省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快建設唐山新能源汽車、張承千萬千瓦級風電、保定中國電谷、寧晉晶龍等新能源產業基地作為2010年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為河北省的經濟低碳化發展確定了方向。
轉貼于
但是，發展低碳經濟是一項動態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仍面臨許多現實挑戰。一是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政策支持體系還不完善，尚未形成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和金融系統支持機制；二是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對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長態勢，碳增長是剛性的，短期內跨越資源、能源瓶頸約束是主要難題；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將是長期制約因素；四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約；五是河北工業特別是鋼鐵、裝備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比重偏高，“高碳”產業特征明顯，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業眾多，單位能耗偏高，要徹底淘汰這些落后產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時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礎設施、機器設備以及個人大件耐用消費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內改造很難，從而導致高碳排放鎖定，構成潛在風險；八是人們低碳消費意識尚未普遍形成。
四、發展河北低碳經濟的設想
借鑒與參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立足河北現狀，積極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對河北今后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第一，明確低碳發展戰略。戰略是行動的指南，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行動的總體安排。將低碳經濟發展作為重點納入全省總體發展規劃，制定低碳經濟的全面方案和行動路線，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將二氧化碳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中，以制度形式來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努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
第二，細化低碳支持政策。細化政策支持是落實戰略目標的關鍵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因此，需要省人大專門委員會、省有關經濟、環境保護和稅務等部門密切協作，探索建立適應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為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科學合理的制度支撐。
第三，開發低碳居住空間。加強建筑節能技術和標準的推廣，開發低碳住宅已勢在必行。建議引入能效標準和標識制度；提高建筑節能標準，加大標準的檢查、執行力度；鼓勵能源服務公司對既有高耗能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推進建筑節能材料的產業化發展。
第四，構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城鎮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系統，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控制私人轎車無節制增長；加快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和城際高速鐵路，形成立體化交通體系；不斷提高強制性的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促進汽車改善燃油效率；同時，大力發展混合燃料汽車、電動汽車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積極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培養居民“碳中和”理念。通過對“碳中和”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分解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們深刻了解到生活中習慣和細節的改變可以起到減少碳排放、促進碳中和的作用，擁有越來越重要的環保意義。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電小到玩具、書籍和擺設，都有無窮的改進空間，投入智慧就意味著減少每一個環節的碳排放。個人的積極行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匯聚為行為減碳的威力，對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意義重大。
第六，先行試點示范，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在低碳轉型的方向下，為了改革過程不可逆轉，同時使改革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風險是可承擔的，應當堅持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路徑。可以選擇一個或者幾個特定的地區或行業來先期試點，先在局部取得經驗，再逐步擴大，最后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改革經驗。
五、結語
沒有人會反對增長，因為這是繁榮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調整的是增長方式。置身在一個有限的世界，告別“竭澤而漁”的野蠻增長，倡導低碳轉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對我們過往所保持的唯經濟發展單一維度評價體系的深刻反思，也是為了邁向更為人道和可持續的增長軌道，必將成為影響未來若干年河北增長后勁的重要因素。
主要：
中圖分類號：S71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01-0054-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1.016
工業革命以來，由于化石燃料的過度燃燒，溫室氣體不斷的在地球大氣中積累，導致陸地地表和海洋大氣的氣溫持續上升[1]，溫室效應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公認的最為嚴重的環境問題之一[2]。因此，降低大氣中主要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濃度是解決溫室效應的主要途徑。
森林作為陸地生物圈的主要組成部分，不僅維持著約占全球86%以上的植被碳庫，同時也維持著巨大的約占全球73%的土壤碳庫[3]。土壤每年呼吸釋放到大氣中的CO2是化石燃料燃燒釋放的CO2的10倍以上[4]。土壤有機碳庫的輕微變化足以對大氣中的CO2造成極大的影響，進而通過溫室效應影響全球氣候變化[5]。所以有必要對土壤有機碳儲量和分布特征進行詳細研究。與此同時，為更好地理解森林生態系統與氣候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也為提高該區域森林生態系統的質量提供數據支持，還需要研究森林植被碳儲量及其分布情況。
森林土壤和植被碳儲量的分布形態可以理解為是在某種規定的尺度中離散的分布。這種分布上或結構上的離散性是森林資源規模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也是研究森林生態系統碳儲量規模分布形態的方向之一[6-9]。筆者利用分形理論和Zipf定律對江西省森林土壤和植被碳儲量的規模分布及其特征進行定量分析，為研究森林生態系統碳儲量空間分布格局提供了新思路，同時，也為林業部門制定區域森林資源可持續經營方案提供了新理念。
1 分形理論與Zipf定律介紹
1.1 分形理論
分形理論（Fractal theory）是現代非線性科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是科學研究中一種重要的數學工具和手段。1967年，Mandelbrot首次創造性地闡述了分形理論，它可以定量表達自然界中傳統歐式幾何學不能描述的復雜而有規則的幾何現象，揭示非線性系統中有序和無序的統一、確定性和隨機性的統一問題，為人們認識和分析復雜性問題提供了新的方法。經過眾多研究者的修正，分形得以有了較為全面而恰當的定義[10-13]。而分形維數（Fractal dimension）則是描述分形的重要參數，能夠反映分形的基本特征，用數學模型表述為：
N（r）～r-D （1）
模型中，r為尺度；N（r）為被量度客體的數目；D為分形維數。分形理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已被廣泛應用于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氣象學、地質學、計算機圖形學、材料學、經濟學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成為當今國際上許多學科的前沿研究領域之一[14]。目前，分形理論在林業科學中的應用主要有森林生態系統土壤分形特征研究、森林氣候時空分布的分形特征研究、森林火災的分形模擬、森林植被空間格局的分形研究、樹木結構特征的分形模擬、木材構造及其生理特征分形研究、植物形態結構及其動態變化的分形模擬以及林業遙感圖像的紋理分析等方面[9，10]。
1.2 Zipf定律
在認識自然資源數量的分布形態及其表現實質時，Zipf定律給研究者提供了一種思考的途徑和一類精巧的模式。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吉弗于1949年出版的《人類行為與最小努力原則》一書全面闡述了Zipf定律的內容。該定律針對空間地域分布中的非連續現象（即離散分布現象），從諸如等級-大小或秩位-規模等的關系中揭示出了一條值得重視的結論[15]。Zipf定律可以用數學模型表述為：
lnP（k）=-qlnk+lnP1 （2）
模型中，k為某個體在系統中的等級，即位序；P（k）為等級k的個體規模；P1為等級首位的規模；q為參數（Zipf維數），且q×D=R2[6，15]，R2為擬合出的式（2）的決定系數。Zipf維數具有明確的分維意義，揭示了等級-大小等關系的分形結構特征。目前，Zipf定律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到城市、經濟、生態、海洋、旅游等許多領域。楊國良等[16]用zipf定律對四川省入境旅游流規模結構的研究結果表明，zipf定律、差異度、均衡度指標均可作為旅游流規模結構分析的有效手段或工具。談明洪等[15]對Zipf維數和城市規模分布的分維值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zipf定律在林業科學領域中的應用較少，劉羿等[6]用zipf定律對全國森林資源規模分布情況的研究是一次很好的嘗試。
2 材料與方法
2.1 研究方法
以江西省為研究范圍，各市為研究的基本單位，對各市的森林土壤有機碳儲量和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進行排序，并將規模序號和指標數量進行對數變換，繪制在雙對數坐標圖上，觀察其擬合狀況。如果二者存在回歸擬合函數關系，即滿足式（2），則可以認為該碳儲量規模結構符合Zipf定律；反之，論證前的假設不成立，碳儲量規模結構不符合Zipf定律。如果符合Zipf定律，就逐點擬合出最優的數學模型，并根據q和R2利用D=R2/q計算出分形維數（D），最后對繪制的圖形進行分析。當Zipf維數q>1，分形維數（D）較小時，系統無標度區間內森林土壤和植被碳儲量規模結構差異較大，說明無標度區間分形特征形態表現較差；當Zipf維數q
2.2 數據來源
研究所采用的數據是江西省2001―2005年森林資源二類調查數據，選擇的指標是0～20 cm土壤有機碳儲量、0～100 cm土壤有機碳儲量、森林植被碳儲量（表1）。
2.3 數據處理
數據處理采用Excel軟件，包括數據排序、圖表分析、模型lnP（k）=-qlnk+lnP1的擬合。
3 結果與分析
3.1 森林土壤有機碳儲量空間格局分形特征
將江西省各地區的森林土壤有機碳儲量數據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進行排序，分別得到0～20 cm和0～100 cm土壤有機碳儲量序列。把排在首位的地區等級定為1，排次位的等級定為2，依此類推。江西省等級-森林土壤有機碳儲量規模雙對數圖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等級-森林0～20 cm土壤有機碳儲量規模的散點圖很難用一條直線或曲線擬合，其間出現明顯分岔轉折點，表明森林土壤有機碳儲量規模結構發育不完善，在大的結構體系下存在2個次級結構子系統，即存在無標度區[13]分段情況，也就是雙分形特征[19]。從散點圖初步可以判定，第6、7點出現斷裂，該斷裂很可能是分岔點，由式（2），根據已知的P（k）和lnk經過逐一回歸，確定兩條最佳擬合直線，即第1～6點所代表的系統Ⅰ和第7～11點所代表的系統Ⅱ。通過森林土壤有機碳儲量指標能夠說明碳儲量規模分布符合Zipf定律，并出現雙分形特征[16]。從圖1和表2擬合情況看，系統Ⅰ中q1，分形維數（D）較小，說明散點圖上對應的景德鎮市、萍鄉市、鷹潭市、新余市、南昌市5個地區0～20 cm土壤碳儲量規模結構差異較大，分布相對分散，分形特征形態表現較差。綜合圖1來看，2個規模結構等級子系統不僅內部結構的分布模式不同，而且子系統之間呈跳躍式突變，分別代表第6點和第7點的九江市和景德鎮市，0～20 cm土壤有機碳儲量前者為3 774萬t，是后者1 192萬t的3倍左右。由圖2和表2擬合得到的最佳方程可知，在等級-森林0～100 cm土壤有機碳儲量規模分布中同樣出現了雙分形特征和2個子系統，其中系統Ⅰ中q1，分形維數（D）較小，說明散點圖上對應的景德鎮市至南昌市5個地區在0～100 cm土壤碳儲量規模結構差異較大，分布相對分散，分形特征形態表現較差。綜合圖1、圖2、Zipf維數和分形維數來看，0～20 cm和0～100 cm土壤有機碳儲量規模分布規律相似。
3.2 森林植被碳儲量空間格局分形特征
對江西省各地區森林植被碳儲量數據按上述方法進行相同處理，繪制在雙對數坐標圖上，江西省等級-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雙對數圖如圖3所示。由圖3可知，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分布與森林土壤有機碳儲量規模分布基本一致，等級-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分布在雙對數圖上也都存在2個子系統，表現出明顯的雙分形特征，以森林植被碳儲量為指標的森林資源規模分布符合Zipf定律。從散點圖（圖3）和擬合得到的最佳方程（表3）可知，系統Ⅰ中q1，分形維數（D）較小，說明散點圖上對應的景德鎮市至南昌市等5個地區在碳儲量規模結構上差異較大，分布相對分散，分形特征形態表現較差。
3.3 全省碳儲量規模分布情況
綜合分析0～20 cm土壤碳儲量規模分布、0～100 cm土壤碳儲量規模分布以及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分布情況可知，這3個指標的規模分布規律均符合Zipf定律，都出現了雙分形特征，在大的結構體系下存在2個次級結構子系統，系統Ⅰ都由贛州市、吉安市、上饒市、撫州市、宜春市、九江市構成，系統Ⅱ則由景德鎮市、萍鄉市、鷹潭市、新余市、南昌市構成。這2個規模結構等級子系統不僅內部結構的分布模式不同，而且子系統之間呈跳躍式突變，系統Ⅰ中位次最低的城市的碳儲量是與之相應的系統Ⅱ中位次最高城市碳儲量的2～3倍。這種規模分布情況說明在江西全省范圍內，無論是土壤碳儲量，還是森林植被碳儲量，在資源規模分布上都存在著極大的不均衡性，空間結構差，優化程度不高，亟待進一步完善。
4 結論與討論
1）森林土壤碳儲量和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分布均符合Zipf定律，通過Zipf定律描述碳儲量規模的分布規律是可行的。
2）森林土壤碳儲量規模分布結構差異性較大，在0～20 cm和0～100 cm土壤碳儲量規模分布中都出現了雙分形特征，顯示出了2個子系統的存在。2個子系統Ⅰ的Zipf維數（q）分別為0.621 4和0.629 3，分形維數（D）分別為1.585 0和1.562 1，說明這2個系統內部結構差異性較小，碳儲量分布相對集中，分形形態表現較好。2個子系統Ⅱ的Zipf維數（q）分別為2.250 1和2.221 8，分形維數（D）分別為0.422 0和0.420 6，說明系統內結構差異性較大，分形形態表現較差。2個指標的子系統Ⅰ和Ⅱ之間呈跳躍式突變，系統Ⅰ中各城市0～20 cm和0～100 cm土壤有機碳儲量均值分別為6 000萬t和15 400萬t，遠高于系統Ⅱ中的800萬t和2 100萬t，說明贛州市、吉安市、上饒市、撫州市、宜春市、九江市在江西全省范圍內土壤碳儲資源優勢非常明顯。
3）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分布同樣結構差異較大，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分布中也都出現了雙分形特征，顯示了2個子系統的存在。子系統Ⅰ的Zipf維數（q）為0.573 8，分形維數（D）為1.703 4，說明這2個系統內部結構差異性很小，碳儲量分布相對集中，分形形態表現較好。子系統Ⅱ的Zipf維數（q）為2.750 4，分形維數（D）為0.345 7，說明系統內結構差異性較大，分形形態表現較差。該指標的子系統Ⅰ和Ⅱ之間同樣呈現跳躍式突變，系統Ⅰ中各城市森林植被碳儲量均值為3 900萬t，遠高于系統Ⅱ中的560萬t，說明贛州市、吉安市、上饒市、撫州市、宜春市、九江市在江西全省范圍內森林植被碳儲資源優勢同樣明顯。
4）“十五”期間，南部和西部的贛州、吉安、宜春等地區主要以天然森林為主，碳密度較高，在江西省森林植被碳儲量中占主導地位，而中部和北部的城市如萍鄉、新余、南昌、鷹潭和景德鎮，分布著大量的人工林和次生林，并且以中、幼齡人工林為主，碳密度較低，碳儲量少[18]，這應該是造成植被碳儲量規模分布出現雙分形特征的主要原因。而森林土壤碳儲量規模分布中之所以出現雙分形特征，很可能與地形差異、維度以及南北自然區域降水量的分布差異等因素有關。
5）綜合江西全省森林土壤碳儲量和森林植被碳儲量規模分布來看，筆者認為通過對南部和西部的贛州、吉安、宜春等地區的天然林進行封山育林，穩定碳儲量的同時，大幅增加中部和北部新余、鷹潭、景德鎮等地林分中的地帶性樹種組成，調整現有森林結構和提高現有森林的經營與管理水平，有利于削減這種植被碳儲量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并且隨著中部和北部地區人工林木的快速生長和成熟，地表凋落物分解及根系分泌物增多，土壤有機質含量也將增大[20，21]，形成巨大的貯碳潛力，同時，森林土壤規模分布結構也將得到進一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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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金華社科聯立項課題結題《文化視角下金華市發展低碳經濟的路徑研究》（立項號：金華社科聯[2013]Y199）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文化視角下金華市發展低碳經濟的實證研究
收錄日期：2013年12月9日
一、引言
能源作為經濟發展重要的要素之一，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越發明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中國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耗的比重越來越大。數據顯示，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從1978年的6.2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08年的26億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從1978年的5.7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億噸標準煤。2000年以來我國能源消費更是快速增長，2000～2008年年均增長超過10%。因此，提倡低碳經濟就顯得更加必要。關于低碳經濟，國內外的學者從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就低碳經濟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低碳經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Stern（1993）利用美國1947～1990年的相關數據對相應變量做了因果檢驗，發現能源消費對GDP存在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黃棣芳（2011）利用1999～2008年的面板數據檢驗了中國經濟增長與不同的環境污染指標的關系。李文潔（2012）利用1997～2007年間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能源開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能源開發強度和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而且不同地區有一定的差異。邵帥、齊中英（2008）研究了中國能源開發對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發現由于能源開發對科技創新、人力資本投入有擠出效應，同時還弱化了政治制度，這將阻礙經濟增長。
第二，環境污染“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的經驗證明。Grossman G.and Krueger A（1991）分析城市大氣質量，發現存在環境污染的“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楊桂元、李璐（2011）實證分析了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以及我國走低碳經濟的路徑選擇等問題。林伯強、蔣竺均（2009）驗證了在中國是否存在環境污染的“倒U型”曲線。
第三，碳排放的測算方法。朱勤（2011）從能源消費碳排放系數、化石能源消費碳排放以及二次能源消費碳排放等方面進行了測算；張雷（2010）等則是根據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系數計算了碳排放量。李健（2012）則是利用某類化石能源消費量與該類化石能源折算系數以及碳排放系數的乘積的總和來測算碳排放量。
第四，低碳經濟與產業結構調整、消費結構、企業、人口的關系。付允（2008）、楊萬東（2010）從不同視角，定性研究了中國產業結構調整與低碳經濟之間的關系。周建鵬等（2011）通過構建一個代表性企業產品差異化生產函數模型，研究了政府和企業就不同環境下的低碳選擇策略問題。李健、周慧（2012）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分析了產業結構對發展低碳經濟的影響。陳兆榮（2011）通過結構變動指數分析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變動與低碳經濟之間的關系。朱勤等（2011）從消費結構、人口變動視角探討低碳經濟問題，采用嶺回歸方法研究了人口、消費及技術因素對低碳經濟的影響。張偉等（2012）利用中國30個省份地區1998～2008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了中國工業化水平和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發現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費。
第五，研究低碳經濟與財政分權的關系。張克中等（2011）從碳排放的角度，利用1998～2008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的關系，提出財政分權程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的減少。薛剛等（2012）利用中國1998～2009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財政分權與污染物排放量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財政分權指標選擇不同，最終的結論也不盡相同。
檢索現有研究成果發現，目前關于低碳經濟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全國或較大區域，研究視角則多為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人口、消費結構、財政分權等的關系，研究方法多為聚類分析、因素分解等。從文化視角研究金華市低碳經濟路徑問題的文獻很少，本文試著補充、完善這一領域的研究內容，我們將運用相關年份的數據分析金華文化發展和碳排放（低碳經濟的一個指標）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金華作為浙中地區的一個重要城市，未來一段時期內，該市經濟增長的同時，發展低碳經濟可能是其必須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因此，降低碳排放量、發展低碳經濟是金華經濟快速、合意發展必然選擇。同時，金華市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現代文化，通過研究文化發展和低碳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而發現降低金華市碳排放量的途徑和方式，對金華市經濟發展過程中解決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的矛盾，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選擇
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就文化發展給出一個統一的指標，筆者從文化產業的視角來分析這個問題，政府投入不僅構成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原始基礎，而且在將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投入仍然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事物發展的規律使我們堅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政府投入仍將不斷加大。根據數據的可得性和目前學術界的一般處理方式，我們選取文化事業財政補助和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額作為衡量文化產業發展的指標，分別記為trc和ic；對于低碳經濟，我們用碳排放量作為指標，目前學術界有不同的方法，由于具體計算碳排放量比較繁瑣，我們仿照王怡（2012）的做法，用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氣的年消費量進行估算，但這些能源的統計指標一般是實物量，在估算碳排放量時，首先需要將這些消費的能源根據折算系數換成以標準煤為計量基礎的能源消費量，因為天然氣的單位是立方米，我們也把它轉化成標準煤單位，然后計算出相應的碳排放量，記為tp。本文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于《浙江省統計年鑒》歷年數據和相關網站信息整理所得；碳排放量的數據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并通過整理、計算得到。
三、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根據以上選取的變量和相應的理論分析，同時為了消除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我們構建雙對數計量模型：
根據前面假定，ctr為文化事業財政補助；ci為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額，這兩個指標用來衡量文化產業發展；tp為碳排放量，用來衡量低碳經濟發展水平，t表示時間。？滋t為隨機干擾項。
本文首先采用ADF檢驗法檢驗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表1）可以看到，Log（tpt）、Log（ctrt）、Log（cit）這些變量的原始數據都沒有通過ADF檢驗（檢驗的結果都大于臨界值），這說明每一個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性數據，若直接對這些變量做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則沒有任何的意義。然而，對這些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所有變量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檢驗的結果都小于臨界值）。所以，它們都滿足一階單整I（1）。如果變量之間滿足同階單整，那么我們可以繼續檢驗它們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二）協整分析。就協整檢驗的方法而言，如上文所示，主要有Engfe-Granger兩步法、Johansen極大似然法、頻域非參數譜回歸法等。頻域非參數譜回歸法在這里不能使用，而恩格爾和格蘭杰的檢驗方法主要適用于樣本容量大的情況，本文采用從2000年到2011年間的數據，樣本容量較少，所以，我們同樣不能使用這種檢驗方法。相對于兩步法，Johnsen協整檢驗還能檢驗多重協整關系，而且他對樣本容量問題的要求不是很嚴格，所以，我們采用Johnsen協整檢驗。（表2）
根據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我們知道只要統計量大于臨界值，則就拒絕假定。由表2的協整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檢驗結果在5%顯著性水平上明顯拒絕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也拒絕了存在至多1個的協整關系，接受至多存在2個協整關系的假定，說明它們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協整關系度量系統的穩定性，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變量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關聯關系，即碳排放量與文化產業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知道金華市低碳經濟水平和文化產業發展存在著長期的穩定關系，經過標準化調整后，我們最終得到如下結果：
log（tp）=12.365-0.8754log（ctr）-1.0235log（ci）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金華市碳排放量和文化事業財政補貼以及文化事業基本投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文化事業財政補貼增加1%，碳排放量將減少0.88%，文化事業基本投資沒增加1%，碳排放量將減少1.08%。
（三）格蘭杰檢驗。根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原理，運用Eviews6.0，對金華市碳排放量與文化事業財政補貼和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3）可以看出，不管是文化事業財政補貼還是文化事業基本投資都拒絕了5%的原假設，這說明文化產業發展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金華市2000～2011年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碳排放量、文化事業財政補貼和文化事業基本投資三者的關系。檢驗了三者之間的協整關系，得出如下結論：（1）文化事業財政補貼和文化事業基本投資三者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聯系；（2）文化產業發展是碳排放量減少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
因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促進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應加大政府對文化產業部門的支持力度，從資金和政策等方面大力扶持傳統和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通過這些領域的發展來改善經濟運行質量，減少碳排放量；（2）提倡低碳理念，通過政策引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低排放、低耗能和低污染的發展理念要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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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經濟淵源及其模糊認識
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低碳經濟是低化石燃料經濟，是最小溫室氣體排放到生物圈的經濟，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經濟、環境友好與可持續發展
2003年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一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經濟。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1999)的《生態經濟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經濟的五大步驟》書中蘊藏著低碳經濟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續文明》一書明確提出：“減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溫。低碳經濟的系統觀點與行動，可追溯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京都協議書》(1997)。聯合國第35個(2008)環境日主題：“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號召全球聯合一致行動，改變高碳排放經濟，意味著低碳經濟成為全球共識。
雖然，白皮書沒有定義低碳經濟，但是對為什么和怎樣實施低碳經濟卻有詳實描述。遺憾的是，許多研究并沒有完全理解白皮書的精神：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自然資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并通過各國聯合一致的“減排”溫室氣體承諾(白皮書72次使用“減少”一詞)，以促進、倒逼(bottom－up)技術進步，或者與產業結構調整、消費方式改變一起實現可持續發展。事實是，一些研究人員沒有注意到低碳經濟“能源”背景或切入點，忽視能源與氣候、環境的關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經濟。白皮書使用“環境”、“可持續發展”超過50次，且設有環境專章，如，白皮書目的是通過“反省和強化我們更加廣泛的承諾，以實現可持續發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經濟把發展限定在環境承載力之內(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環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認為：“直到現在，英國能源政策還沒有給予環境足夠關注”，白皮書希望政府以系統化政策確保：“能源、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無獨有偶，溫總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把“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看做并列的行動，報告多次將“能源與氣候”一起闡述。
低碳經濟是可分割的、有市場的三大化石資源和公共的、無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轉化)的雙約束經濟，最終目的是限制人類對環境公共服務的加速、無序耗用，是可計量、可操作的可持續發展。它以數量化方式約束人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對自身所處生物圈(環境)中的資源開采、耗用，即以碳排放為突破口，逆向約束人類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計量)開采、利用，倒逼技術進步，促進消費和產業結構轉向，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是資源和環境的雙約束，目的是可持續發展。此一思想，白皮書進行了詳細闡述，布萊爾認為：低碳經濟與能源可靠供給、環境保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關，即環境中可分割、可市場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資源過度開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環境公共服務、氣候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需要轉化為低碳經濟發展新模式。對可計量的可持續發展經濟――低碳經濟而言，就是不能離開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約束及其溫室氣體排放約束。“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密切關系，《巴西低碳經濟之路》中也有相似觀點和政策，《BP世界能源統計》(2009)更是直接強調：“氣候變化與能源息息相關”。
(二)遠離環境公共服務約束的混亂低碳經濟觀
低碳經濟作為廣泛社會性的前沿經濟理念，沒有公認的定義。方時嬌認為：“各種定義和解釋還不盡一致”。低碳經濟成了各說各話、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釋，“隨時、全面”利用，低碳經濟的思想、實踐混亂不可避免，主要表現：(1)低碳經濟特定研究對象和淵源是什么?依據的一門學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對象之觀點，低碳經濟理論和實施對象、運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經濟與現有經濟學科的區別、聯系在哪里?這是低碳經濟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查閱已有低碳經濟研究發現，它似乎與所有時髦、熱點研究和學科有關，其外延包括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經濟等，而這些學科各有其研究對象。人們在解釋低碳經濟時，把它們混淆在一起，低碳經濟成了“超研究對象”的經濟科學的科學。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戲，方時嬌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經濟革命”和“低碳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可持續發展經濟”來解釋低碳經濟。就中文意義而言，“實質”、“本質”意義區別不大，但能源經濟絕不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因為能源經濟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規模連續供應、有限替代和規模報酬先增后減三個問題，而依據布倫特蘭公認定義，可持續發展經濟是要解決資源、環境的代際分配問題。兩學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為低碳經濟的外延，或者是淵源。(2)低碳經濟與技術的因果倒置。莊貴陽認為，是“技術支持低碳經濟”。技術發展了，低碳經濟也就實現了，這是倒果為因。因為，包括能源技術在內的人類技術一直在進步，低碳經濟不需要人類共同、額外努力和元自然資源約束而自動“生成”，這完全不對，更與布萊爾白皮書的“更廣泛的必須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明確主體及其承諾碳減排責任的原則相悖。事實上，《京都議定書》所要求的恰恰是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有更多碳減排約束。布萊爾說：“盡管有過去5年的進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應對明天的挑戰。”布萊爾認為，實施低碳經濟將“賦予”英國機會(連續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決心走低碳經濟的路子。第一個機會，低碳經濟提高資源效率：提高產出，并減少污染排放；第二個機會，低碳經濟引導英國開發、運用和出口尖端技術，創造新商業和工作；第三個機會，低碳經濟為英國
導航，變革傳統的資本更新循環周期。此外，從生活方式來說，低碳經濟也可以低技術兼容，白皮書要求房子絕緣、通風(insulated，draughty)等技術，不是高技術，又比如植樹造林(reforestation)、與采伐森林戰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經濟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術。(3)低碳經濟測度及其標準。有學者認為，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經濟發展模式。這里以“低”作為低碳經濟的標準，有問題。原因與上述錯誤的技術因果倒置相似。實際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經濟的標準。統計證實，截止2009年，美國、日本等國單位GDP能耗不及20世紀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統計》(2009)顯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能源消費出現了凈減少和相對減少(表1)。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京都議定書》、布萊爾能源白皮書所要求的“絕對減少”標準。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環境公共服務承載力內的“低”，這個低是絕對的，不能妥協(compromise)。碳排放相對降低而總量，尤其是累積總量增加，人類不可持續發展，當今人類恰恰面臨的是此難題。對于低，一些學者還不自覺地滑向“無”，認為低碳經濟就是“無碳”經濟。無碳經濟，看上去很美，卻違背自然規律。碳循環是生物圈內基本循環之一，人類活動，尤其是人類過度開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產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過其承載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環引起不可持續發展。地球綠色植物主要活動，就是以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人類努力發展的生物質能源是高碳循環，因此，高碳循環和低碳經濟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經濟不在于碳的“無”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經濟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導致行為方式錯亂。具體為低碳經濟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不分，這一認識誤區導致低碳經濟的操作困難，實施主體模糊，行動的成本無認識。布萊爾說：英國占全球碳排放2％，單獨行動不會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代替低碳經濟，低碳經濟成了無行為主體、遠離低碳經濟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續發展初衷和實踐。在布萊爾看來，恰恰是資源與環境的雙約束的低碳經濟推動低碳社會及其高生活質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從能源(資源)、環境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不難推知，低碳經濟是“碳獲得、碳排放”的雙約束經濟。現有的無自然資源約束高碳排放經濟及其造成的氣候、環境問題，是私人產品擠占公共環境服務而引起不可持續發展。邏輯是：生物圈非約束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及其累積――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阿倫尼烏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會引起溫度上升理論――溫度上升造成氣候問題引起環境公共服務不足，人類不可持續發展。新西蘭氣候變化部長戴維?帕克說：“作為新西蘭推動環境可持續性的一部分，我們做出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諾”。
二、低碳經濟確定主體與實施路徑
低碳經濟的對象有兩個，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競爭性、有市場的資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競爭性、難市場的整體性的環境公共服務。高碳經濟，從競爭性、可分割有市場的資源看，就是資源過度、非約束開采耗用；從公共性、不可分割、難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看，就是向環境塞進了過度的碳，環境公共服務功能喪失，經濟社會不可持續發展。
(一)實施低碳經濟的主體。低碳經濟涉及全球性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共產品問題，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才能提供該公共產品。持該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奧爾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書認為：低碳經濟是“政府的責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僅僅是市場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來實現。
(二)“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與“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獲得路徑。市場手段不等于低碳經濟形成。朱迪?麗絲(Judish Rees)認為：“很明顯，對全球有限的環境資源容量進行價格競爭時，發達的富國總能比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出更高的價格”。戴利對環境無約束市場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沒”為比喻，他說：“即使一條船的負載是最佳分配的，隨著絕對負載量增加，它的水位線最終也會達負載線。超出負荷的最佳裝載的船也會沉沒――盡管它將以最佳的方式沉沒!環境宏觀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設計出類似負載線標志的經濟標志――以防止經濟的絕對規模，即經濟負載，沉沒我們的生態方舟”。
斯密“看不見的手”經典地描述了傳統經濟主體間接提供非市場、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產品)。但是，他的公共產品，說到底還是私人產品，也因此，市場不可能完全解決公共產品難題，而且他的公共產品供給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強調主體，完全是經濟人在追求私利時“不自覺”的副產品。斯密說：“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能實現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實際上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實現另一種目標，這種目標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東西。通過追逐個人利益，他經常增進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會利益所能夠得到的那一種更好”。羅默稱其為：“成員無意識的集體打算來推進社會福利”。
低碳經濟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維持良好的環境公共服務，迄今為止，“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沒有完全解決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我們需要“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奧爾森說：“集團物品和非集團物品一樣，取得越多，總成本越高”，并且“個人通過經濟組織試圖獲得他們在市場中的活動而得到的同樣的東西”。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要求有確定主體及其明確行動：確定主體有真實的成本增加，或約束行為以獲得公共產品。因此，就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關系，奧爾森理論從私人產品(約束，即人類對資源，主要是能源的約束)的角度闡述公共產品供給，即公共產品必須由確定企業以真實成本、實際行動來提供。受搭便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獎懲實施成本等約束，將公共產品分割并以市場方式解決，即使可行也不經濟。因此，公共產品不能從理性、自利的個人那里得到任何資助。如何獲得公共產品呢?他提出三條件：(1)就邊際成本增加而言，取決于公共產品收益該物品成本之比，與集團收益個人收益之比的關系；(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3)不同于集團利益的稅收、制度等外在約束。
我們僅分析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供給中的(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即低碳公共產品供給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京都議定書》為實踐例證，即碳減排，或者環境公共服務的獲得需要付出現實成本，而且必須有確定主體，或者聯合主體的一定份額為基礎。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簽署的《京都議定書》規定：2012年前，主要工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2％。經計算，這需要占199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個國家和地區核準之后才能生效。此前，雖有126個國家和地區批準了該議定書，但它們的排放總量離議定書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國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后，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總量17.4％的俄羅斯對議定書能否生效起著關鍵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后，達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議定書》生效。
《京都議定書》一方面證明了奧爾森直接公共產品理論的正確；另一方面，就公共產品的公共屬性而言，必須是集體的一致行動，且要求集體成員單獨的份額占到一定比重，這需要透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