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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女性主義可分為文化生態女性主義、精神生態女性主義、社會生態女性主義和哲學生態女性主義等。文化生態女性主義探索女性和自然受迫害的文化源頭，女性象征自然、情感方面的東西，是大自然的代言人，男性貶低了女性與自然之間的親近關系，呼吁女性從男性文化中掙脫出來，建立嶄新的女性文化，蘇珊•格里芬主張女性與自然相互交融的，女性就是自然，女性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是有著自然觀的自然。精神生態女性主義從精神層面探討女性心理和生態意識的關系，在社會模式中，女性承擔的養育的義務與自然有密切的聯系，兩者在創造萬物與孕育生命以及自然循環與生理現象方面類似，應當開辟大自然的空間，實行以大地為基礎的精神信仰，其代表人斯塔霍克說女性可以通過自身的身體體驗來了解人與自然的同一性，男性是根本做不到這一點的。社會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在父權制的經濟發展體制中，女性與自然相互關聯，政治經濟原因是二者受壓014年7月207期第總第043期()制的根源，因此要以生態規則來改變經濟發展的模式，建立和諧的自然與社會，卡洛琳•麥茜特是這一派別的重要代表人物。哲學生態女性主義從哲學的視角分析女性與自然的雙重壓迫關系，提出人的活動受到觀念控制的觀點，性別不平等與生態問題根本在于父權制的世界觀，倡導建立一種不以二元論為基礎的嶄新關系框架，代表人物有卡倫•華倫、查倫•斯普瑞特耐克等。
3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的意義
從學術研究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具有重要的文學意義。“在美國大學里，生態女性主義最初開始于哲學系和婦女中心的研究，他在環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隨后，它逐漸進入到其它院系，例如與環境正義有關的犯罪學習，研究社會運動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學系，關于后殖民問題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學和環境文學的英語語言文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生態女性主義文學分流的必然性。帕特里克•墨菲認為對自然與女性的關系的探討推動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的出現。環境運動不但成為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內容，而且也改變了文學研究，生態女性主義學思潮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與此同時，生態女性主義理論也要靠形象的文學語言來表述。“女性原則”和“生態原則”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新標準，對于環境保護和女性解放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從社會的長遠利益方面講，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人類找到解決環境危機的生態哲學，有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和諧、環保是當代重要的主題，生態女性主義從誕生之日就和這兩個主題密不可分，它反對殖民主義、種族迫害、階級壓迫以及地位等級制等一切不平等的關系，有助于建立和諧的氛圍，文明有序的社會。生態女性主義從整體立場出發，把世界看作是相互關聯的體系，有不同之處，但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別，人類和自然都是這個體系中的一部分，對大自然的破壞也會危機到人類的生存。因此人類與自然要和諧共生，允許多元化的存在，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蘊含著生態審美價值。
中圖分類號：i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11）02—0194—02中國
一、生態女權主義概述
生態女權主義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之中，20世紀90年代達到。生態女權主義首先出現于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發表于20世紀70年代的兩部作品：《女權主義或死亡》和《生態女權主義：革命或變化》。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號召女性發動一場生態革命來拯救地球，這種生態革命將使兩性之間以及人類與非人類的自然之間建立起新型的關系。
生態女權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西方文化中在貶低自然和貶低女性之間存在著某種歷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關系”。生態女權主義者s.格里芬等人強調女性身體功能和自然接近，認為女性比男性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國學者伊內斯特拉·金把生態女權主義定義為一場女性認同運動，她聲稱：“我們為了忠于未來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這個地球而向父權挑戰。我們通過自己的性別特征和我們作為女性的經歷對此有著深刻和獨特的見解。”
生態女權主義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生態女權主義的首要內容是女性與自然的認同，是價值觀念與實踐活動緊密結合的社會運動。生態女權主義不僅涉及意識形態，也是一場為實現社會變革而興起的實踐活動，是女性為維護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區，反對由于父權社會、跨國公司和全球資本化主義而引起的惡性發展和環境惡化所進行的不懈斗爭，是理論與實踐的相互統一。第二，生態女權主義的重要論點還包括對西方現代科學的批判，多樣化和統一性，對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沉重代價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等。西方現代科學、生活多樣化、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等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均是在父權社會觀念主導下，人類社會為了滿足物質豐盈或者追求國際地位所做的掠奪自然、破壞生態平衡的活動，這種掠奪和破壞的意識同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第三，尋求建立聯系的原則是生態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生態女權主義尋求建立一個平等、和諧、友好共處的關系，這種關系涵蓋了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女權主義與文學評論
近年來，隨著生態問題研究的不斷推廣和深入，其思想已經深入歷史、政治、哲學、文化等各個領域，生態女權主義也隨之而起，生態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以生態女權主義批評理論解讀含有生態和女性內涵的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新動向。
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原則”和“生態原則”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新標準，凡是體現了對整體、相互關系和穩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著關懷、同情和“慈育意識”的文學作品會受到極力頌揚，相反，彌散著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擴張、功利性的破壞性話語，則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態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包括以下內涵：（1）對文學文本中將女性作自然或者將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態寫作的理論概括，及其與男性自然寫作的比較；（3）女性文學作家在其文學作品或者文藝理論中表露的自然觀的整理與歸納，批判男性偏頗的自然觀；（4）結合相關時代背景，分析解讀文學文本中生態女權主義的回歸與叛離，由此文學經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闡釋并賦以意義和價值。
有不少評論者運用生態女權主義的視角和方法，對文學作品進行解讀，如有研究者對威拉·凱瑟的小說《啊，拓荒者！》進行了生態女權主義解讀，并認為“生態女權主義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和諧社會……女性、自然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系不再是貶低性的概念時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還有不少學位論文也以生態女權主義為研究視角，對相關文學作品進行分析解讀。這些從生態女權主義解讀文學作品涌現出的優秀評論文章從不同的側面分析了生態女權主義在刻畫女性的文學作品中體現的女性與生態之間深刻的淵源，使女性主義與生態整體有了共識——構建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融洽共處的和諧畫面。
三、從生態女權主義角度解讀《我的安東尼亞》
生態女權主義著眼于未來社會的建設，旨在建立一種人類與自然和睦共處、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態女權主義者呼吁建立一種不是基于統治原則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則的生態道德倫理觀，因此也賦予了文學評論新的視角和研究價值。
美國現代女作家威拉·凱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紀美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東尼亞》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現“拓荒時代” 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純樸，藝術風格舒暢清雅。該作品以美國西部大草原為背景，講述了一位波希米亞姑娘安東尼亞在困境中的成長歷程，塑造了這位女拓荒者的生動形象，體現了美國早期開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為尋求自我建構和實踐身份認同而不屈不撓地抗爭，為超越自身情感實現自我價值而苦苦掙扎，為擺脫性別所帶來的不公正命運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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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解讀威拉·凱瑟的作品《我的安東尼亞》，可以使我們跳出常規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男性中心論，探索自然與女性之間密切的精神內涵，看到世界的真諦和價值在于人類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與友愛相處，從而加深對文本的核心內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對草原的認同，對土地的依戀，和自然環境的結合，與父權制主導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這種差異，生態女權主義者認為，“如果人類決心變革他們的性別關系，摧毀父權制，就能隨之改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這種觀點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間存在著某種質的關聯，她們都是父權制思想主導下受壓迫和被征服的對象，只有意識到這種關聯，意識到父權制在整個統治體制中的獨霸地位，才能將愛惜自然與珍愛女性聯系起來，也就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人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中國
《我的安東尼亞》這部作品體現了生態女權主義的觀點，因為作品給我們展示出了內布拉斯加這片土地上繁衍的萬物都相得益彰：安東尼亞通過自己的成長和經歷贏得了“一種無法用世俗的價值觀來測度，無法用財富、名譽或者肉體上的吸引力之類的標準來衡量的成功”。這部小說在人與自然和諧融洽的氣氛中結束，達到了自然界萬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東尼亞》中的人物描寫蘊含了生態女權主義觀點。在吉姆看來，安東尼亞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親，“只要是女人可以成為的身份均可”，可見他們的關系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男女關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義的蹤跡，而是男性與女性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構成人類社會的兩大重要群體。安東尼亞等草原上長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幫工，雇主，特別是女主人，欣賞她們干活的本領，將她們也當做是家庭中的成員，這里也看不到傳統意義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贊揚人作為個體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國本地居民，而安東尼亞·雪摩爾達家卻是從波希米亞遷至美國，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懸殊，但是伯登家卻沒有因為這些懸殊而鄙視或者欺詐雪摩爾達家，相反他們互相幫助，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展現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和諧相處的優美畫面。其次，文本中不乏對人類（特別的婦女）與動物的描寫——動物和人類同樣具有生存權是生態女權主義的另一重要觀點。吉姆的奶奶，這個常年在農田忙碌的婦女，總有各種小動物如土撥鼠、獾和菜花蛇等與她為伴，“我喜歡那些土撥鼠跳出洞來看活”，這使她不覺得孤單和疲倦。安東尼亞將受傷了的小昆蟲放進自己的頭發里——“為它搭了一個溫暖安全的窩”，即便是吉姆想幫她把昆蟲放進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從我當上了母親，我就不再殺任何動物了”，中年的安東尼亞更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般愛護著動物。在這部作品中，動物不僅與人類同樣具有靈性，并且關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更體現了生態女權主義者對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的美好愿望。有學者認為，并非有描寫景物的作品就是對自然的關愛，若是描寫大自然是為了服務人類的感情表達，那便不是生態意義上的寫作。而若是設身處地地將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與人類同樣具有喜怒哀樂的生物，才是生態女權主義所秉持的人與自然的觀點。文中安東尼亞會在半夜冒雨為她的樹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園子，秋日里一望無垠的草垛，夜幕即將降臨時緋紅的天邊，備受人們愛護的路邊的向日葵，都是人類的伙伴，都讓吉姆這個“風光”的城里人眷戀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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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四、結語
生態女權主義者強調女性擁有一種男性所沒有的本性、一種與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關系，這種關系在《我的安東尼亞》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權利、實現自己的價值的同時，與大自然結下了不解的情誼，這正是生態女權主義者所追求的人與自然的回歸。這種回歸不像環境保護者那樣雖然倡導的保護環境，但卻以自然為人類服務為目的；也不像女權主義者那樣雖然爭取與男性擁有同等社會權利，但卻仍然將男性、女性視為對立的兩種群體；這種回歸是女性運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實現自己的價值同時也在實現自然的價值，實現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因此，生態女權主義者倡導女性用自己保護自然、珍愛自然的實踐行為構建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處的生態模式。因此通過生態女權主義解讀《我的安東尼亞》，不僅加深了對作品中的生態女權價值觀的理解，也對生態女權主義文學評論的基本觀點有了更深的認識。中國
參考文獻：
[1] 孫宏.《我的安東尼亞》中的生態境界[j].外國文學評論,2005,(1).
[2]王諾.歐美生態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t developent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eth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ethical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feminist；ethical culture；literary ethical studies
20世紀是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大發展的世紀。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文學研究過多地局限于語言和文本現象， 熱衷于對形式、文體、技巧等實證、實用性的研究，而忽視了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環境問題、社會問題乃至人類的精神問題的復雜多樣化促使文學研究重新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類自身的精神訴求。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學評論界開始逐漸由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的能力(內部研究)轉移到注意研究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作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1］。20世紀90年代，作為生態批評支流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迅速成為西方文藝評論界的“新星”。
一、 生態危機: 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契機
現代工業的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早在19世紀已經引起人類的注意并開展形式多樣的環保行動。20世紀50年代中葉，以“公害事件”為代表的環境問題，引起世人的更為廣泛關注，人們意識到環境污染嚴重損害公眾健康，并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從而爆發了一場新的社會運動——生態運動。生態主義者反思人類行為，質疑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至上論，揭示人類中心主義才是生存危機的根源。為探求人類的出路，生態主義圍繞非人類的道德身份展開爭論，形成形式多樣的環境倫理。
生態女性主義是環境倫理中的最新發展，是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的結合。一百多年以來，女性主義經歷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經濟和受教育權利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義，和20世紀20—60年代的以爭取女性社會文化身份為特征的激進女性主義的洗禮。在生態危機和環保運動的激勵下，在婦女參與環保運動的實踐基礎上，生態女性主義于20世紀80年代在歐美蓬勃發展起來。它借助解構主義，深入挖掘當下生存危機根源——父權制的男性中心主義觀并進行顛覆性批判，力圖構建一種新的環境倫理文化，為人類的持續謀求出路。
二、新倫理文化的建構: 生態女性主義的活力源泉
人類社會經歷了從人類初始階段對自然界的尊崇、恐懼、依附的生存意識(即自然倫理階段)，到對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環境從人類生存視野中逐漸隱退后的對社會利益的關注(即社會倫理階段)，再到現今環境問題帶來生存危機而反思后的尊重、愛護自然， 尋求人與其他萬物平等依存(即環境倫理階段)的倫理認知和革新過程。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倫理道德的修整重構過程。生態女性主義正是生態語境下倫理革新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廣泛借鑒其他流派思想，特別是生態思想和傳統女性主義思想，批判父權文化體制下的二元對立價值等級思維模式和工具理性主義傳統，以顛覆西方主流的父權——男性中心主義倫理觀，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點的倫理價值體系。
首先，它追求整體和諧和生命解放，反對壓迫。對“各種形式的統治和壓迫相互交織”［2］的認同是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基點。在肯定自然界獨立的內在價值，賦予所有非人類(如動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關注所有與自然——心理、性、人類和非人類——有關的統治同時，生態女性主義反對各種社會統治形式(種族、階級、年齡歧視及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等)， 將所有被父權文化貶為他者的邊緣弱勢群體如女性、黑色人種、同性戀、酷兒(queer)等視為盟友，認為沒有自然的解放，沒有其他邊緣群體的解放，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從而將其倫理關照的對象擴大到最廣闊的領域。
其次， 它吸收生態批評的整體性觀念，尊重差異，贊美多樣化，認為差異、多樣性是生態系統和諧穩定的保障。其多樣性既包括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又包括人類個體的個性和社會生活風格及地方風俗的多樣性等。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對物種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簡化。現代商業社會的技術和競爭將人異化為失去生氣和個性的生產機器。在技術和利益的驅使下，統一的文化觀念和文化方式無孔不入，誘導現代人的拜物心理，泯滅人的個性，使社會生活風格“齊一化”，文化也因簡化失去其多樣性魅力。
第三， 它呼吁建立一種基于互惠和責任原則而非統治原則的生態倫理觀，強調感性如關愛、尊重和公正的倫理價值。生態女性主義關注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的關聯性，從女性與自然在生理、心理和體驗上的關聯出發，提出重新界定人類自我的身份，拋棄以人類——男性為中心的抽象獨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態的關聯自我［3］。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人類只有意識到自己與世界萬物千絲萬縷的聯系，才能從根本上關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權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和思維方式，還“他者”公正，尊重和關愛“他者”。唯如此，人類和自然才能和諧相處。
生態女性主義者不僅多角度解構父權制思想，還多層面建構新倫理文化。一些女性主義者以恢復對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儀式來贊美女性與自然的聯系，并用人類學家對史前期的母系社會的考古發現論證女性文化建構的可能。普魯姆伍德提出重新闡釋大地女神蓋亞，認為認可地球的母親身份有助于人類尊重和關愛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倫理道德觀。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對基督教神學進行改造，把上帝理解為母親或女性。溫德爾把上帝稱為我們的母親，因為“上帝的父親形象適用于父權制社會中的人格形成”［4］。沃倫根據Iris Young對傳統分配模式的社會公正性的剖析，探討基于該分配模式的環境公正性，指出由于傳統的分配模式是靜態的物質傾向的，不重視社會進程中的社會關系， 因而無法對生態群(如物種、數量、自然棲息地等)的狀況給予足夠關注，無法建構“生態的關聯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視并體現關愛和尊重的重要價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語境才是適合生態道德生長的土壤 ［5］。這些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倫理文化設想，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開拓了新空間。
三、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視角
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某種反映，是人類理解自己的生產勞動及世界的一種形式，是為滿足人類道德情感或觀念表達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富有特點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認為“真正的藝術和批評服務于一種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類思維方式、規范人類行為并以最終解決人類生存危機為己任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潮，其倫理特性必然從社會層面延伸到精神層面，從對現實社會中的道德現象的評價和規范及對其倫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學批評領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它遵照生態女性主義倫理道德觀念，將性別(女性)和自然結合起來探討文學。它在關注人倫道德的同時注重弘揚生態倫理道德，成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視角。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對文學與女性及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大體而言，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透過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棱鏡來閱讀文學文本，使文學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視的要素凸現甚或更為顯眼，促使文學批評家對文本的傳統要素如風格、結構、修辭和敘述，形式和內容有新的發現，加強探討文本中不同角色——人類與自然之間，文化與自然之間，不同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的人之間——的聯系與差別，探討影響人類與自然，人們相互之間關系的差異與聯系的因素［8］7。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批評家必然會提出這樣一些基本問題: 自然和女性在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現的(是次等的、低級的、破壞性的、缺乏理性的還是美麗的、充滿慈愛溫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著何種角色(是受貶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還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獨立價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間的關聯性是如何在作品中體現的，以及作品中表現的倫理價值觀與生態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標準: 即是否體現整體的關聯性;是否體現對男女、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整體和諧、多樣而相互依存關系的追求; 是否反映對兩性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對自然的征服、支配、壓迫和統治等問題的探討;是否有助于重新認識人與其他萬物的關系; 是否有助于人類重返和重建與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諧關系; 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導生態智慧，喚起人們的生態意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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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女性主義在從文化哲學領域切入文學批評的過程中，文學批評家和人文學者承擔文學批評的責任，以發展一種文學批評體系來反映和促進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目的，這一責任是以文本閱讀為基礎的。首先，通過閱讀各個時期的文學文本，揭示文學作品中反映的自然與女性的關聯，探尋在文學領域中對女性對自然兩種統治和壓迫的歷史文化根源。生態女性主義神學者對《圣經》進行對抗性閱讀，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確立男性對女性和自然雙重統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為父權——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過重讀文本，得出新的結論，以改變傳統的文學史，重建文學經典。一方面，將被忽視的被埋沒的體現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評價，納入經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貶為閨閣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認可，曾被嘲諷為無病的美國女海洋生物學家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細心觀察和細膩描述被譽為文學、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結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審視以往經典文本，頌揚體現整體關聯的、洋溢著關懷同情、慈愛溫情的作品；抨擊體現父權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擴張性的、彌漫著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經典地位。如:被奉為個人英雄主義經典的《魯濱孫漂流記》體現崇尚權力、征服、統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畝農田》、斯坦因貝克的《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類貪欲支配下給土地所造成的損失，以及人的身體、特別是女性的身體與土地的緊密聯系， 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劇局面，體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在文學批評實踐上，努力發掘該文類的寫作特征，總結和建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從而修正傳統文學的價值取向［9］。這一方面可以帶領文學創作者認知、關照、表現社會生活、世俗人生，進行文學創作，深化文學的審美價值;另一方面引導讀者的文學欣賞，通過發揮典型人物的啟示作用和“揭丑”文學的警醒作用，影響人們的文學乃至文化“消費”觀，改變人們行為方式，從而實現文學的社會教化功能。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評。它以新的批評尺度為文學倫理批評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它借助文學宣傳生態女性主義，倡導生態智慧，強化環境意識;它不僅重新釋義文本，還積極推動社會和人生的建構;它弘揚關愛、平等公正、聯系依存的生態倫理觀，不僅有利于促進建立人與自然、男人與女人自然和諧關系，也有助于推進各“亞”文化群，如有色人種文學、黑人文學、少數族裔文學、流散文學（diasporic literature）等從邊緣走向被關注的中心，使人類聽到不同的聲音，從而最終建立“一個免除了有害物質和生態災難威脅的社會……一個免除了壓迫和毒害的社會，一個免除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毒害的”［10］)生態社會。
［參考文獻］
［1］ 魯樞元.生態文藝學［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 Brown， Rachel. Righting Ecofeminist Ethics: The Scope and Use of Moral Entitlement［J］.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4 (26): 247-265.
［3］ Gaard， Greta. Ecofeminism and Wilderness［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7， (19): 5-24.
［4］ 何懷宏. 生態倫理—精神資源與哲學基礎［M］. 石家莊: 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194.
［5］ Warren， Karen J.Environmental Justice: Some Ecofeminist Worries about a Distributive Model［J］.Environmental Ethics， 1999， (21):151-161.
［6］ 聶珍釗. 關于文學倫理學批評［J］. 外國文學研究， 2005，(1):8-11.
［7］ 聶珍釗. 文學倫理學批評: 文學批評方法新探索［J］. 外國文學研究， 2004，(5): 16-20.
一、把課堂還給學生――讓他們立于教室的正中央
華南師范大學郭思樂教授對教師這樣定位：“教師要做‘牧者’不要做‘纖夫’”。對于生本學習中學生的所得他是這樣計算的：“收獲教師給予的30%，收獲自己發現的100%加學生互動的100%。”這就告訴我們，師本教學立足于完成“教”的任務，而非“學”的達成。最重要的是，“你所給的”和“我樂得的”絕不單單是知識效度的比量，更是學生以何姿態立于課堂的身份界定。
但是，生本學習是“自主”不是“自流”，它并不絕對排斥教師的教授，尤其是學習方法的點撥、思維的訓導等。自主學有跨不過去的坎，不必把教師講授看成“洪水猛獸”。比如當有些難點學生確實無法突破，“微講授”可以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時，老師當然應該“站到教室中央”去。要想讓學生會學、會思、會展、會評，老師一定不能成為旁觀者，而是學生學習支架的提供者，是爭鳴之后的梳理者、提煉者、發展者。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改革探索，我把生本課型序列化：獨學指導課、群學展示課、評學考教課。每種課型學習目標、學習方法、學習形式、師生用時比例等都會各有側重。從“學、展、評”三種課型的名字你就不難看出，我的生本課堂既強調“目中有人”，也認可老師的不可或缺。有“法度”護航，生本學習才能真正實現“換擋”提效。
二、把課程還給生活――拿“活”的教材去影響活的學生
生本學習，首先就要承認和接受陶行知先生“拿活的東西去影響活的學生”的教育思想。
最好的教育莫過于感染。對于要想讓學生把語文和生活無縫對接，教師必須身體力行，自己先把“大語文”從思想認識層面中“請”到語文教學實踐層面來。小孩子的學習是觀察性學習和模仿性學習占主導，你作為學生學習的首席合作者，只有（只要）你做到了，學生才（就）能做到了。
任何符（文字、圖畫、標記等）都是文化的平面圖，老師就是幫著孩子們，使得每一個平面符號回歸成三維，有聲、有色、有味、有態、有情，復原情境甚至高于元情境。比如：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中的《雷雨》要求讓孩子們體會到一個字也能精妙的體現景物的特點。如“烏云黑沉沉的壓下來”中的“壓”，“一只蜘蛛從網上垂下來”的“垂”，“一道彩虹掛在天空”的“掛”等。如果老師只是簡單的問這些字好在哪，孩子們定能拼湊一個讓老師基本滿意的回答，碎片化的解讀只能達意而非動情，缺失了對文學作品情愫的品味。為了把文字在孩子的心中還原成作者的情感萌動，我把課文解讀演繹成主題為“一字一情境”的三個小話題：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用一段話來描述“壓”“垂” “掛”。摘錄一個孩子描述的“垂”：“黑壓壓的烏云鋪天蓋地，我仿佛看到蜘蛛的家在大風中隨著樹枝使勁地搖晃著。快破了！快破了！可憐的小家伙慌忙放出救命繩索，快速墜到地面，向不知道安不安全的地方狂奔。”孩子們在對三個字的背景描述之間，風雨的急驟、蜘蛛逃走的慌亂以及雨后的閑適都那么生動的、有創造性的再現，學生單調的文本理解就變成生活的重組，教材也就變成了學材。
三、把生活演繹成課程――讓有書卷氣息的生活浸潤出有墨香的學生
語文素養的提升是一個系統工程。“說”不好也許問題在于不會“讀”，“讀”不好也許是因為字詞的基本功不過關……所以學生每一個方面的培養都可以有所側重而絕不能割裂開來。我們也不應該為語文而教，因為不是人為語文服務，而是語文為人的成長搭設平臺。所以我不贊成搞什么讀寫訓練，而是樂于把孩子們的學習生活變成生長的歷程。
有一個初冬時節的鈴聲響過，瑞雪撲向尚有殘綠的大地，教室里幾十雙眼睛無不窺視著窗外的“舞者”。我馬上終止了預設的教學活動，和孩子們來到院子里肆意和雪親近了一會兒，我故意站在顯眼的位置，仰著頭吐著舌頭。不一會兒，嘰嘰喳喳聲響起：“快看老師！”“老師一定想嘗嘗雪的味道。”我說：“你真聰明，有人告訴我雪是咸的，我不太相信我要嘗嘗看。”“那您嘗到了嗎？”“雪花很狡猾，不肯輕入我口，只有一片憐我執著，送我清涼和滿口的泥土芳香。”于是，孩子有的抱著別人腦袋看雪的變化過程，有的試著用葉片接雪花驗證它是不是六角，有的忙著采集雪團忙著給小草蓋“棉被”……邊忙還不忘即興生澀的描述，模仿我品讀雪中的“墨香”。回到課堂，一段段精美的描述應運而生：“雪也有盒五彩繽紛的顏料，它把遠處的樹近處的草都染成了白色，還偷偷地把小朋友的臉染成了紅色，滿心的呀，是探雪的快樂。”“雪花調皮的躲到男孩子的短發里，那依然豎立的發絲上綴滿水珠兒，那可是黑夜密林中提燈的螢火蟲。”學生文字的靈動來自思維的自由，思維的靈動來自內心的自由。只要我們真的把生活開發成語文課程，語文課堂一定會從學生枯燥解析、無病中逃脫出來，語文學習就會從“師生為語文符號而忙”變成“語文生活因學生而興”。
南科大校長朱清時預測：中國的教改要成功，可能還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行。課改路上我們不乏相知相扶的伙伴，一群人行走一定會走得很遠。記住，我們不是為語文服務的，是為學生服務的，必須讓學生以主人的姿態行走在語文世界里；堅信，即使學生走得磕磕絆絆，也終能學會行走；哪怕學生走得磕磕絆絆，我們也沒有權利代替他們奔跑。
1.關注學習過程，利用“錯誤資源”施行教學再提高
學生閱讀文本、探究文本的過程，是與文本、作者和“我”之間產生共鳴，充分體驗語言的內在魅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只有創造性地對知識進行再加工，才能變他人的知識為自己真正的知識。但學生在這一學習感悟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或多或少的回答錯誤或欲言又止的“思維卡殼”現象。對待學生的學習生態的態度決定著教師的教學成功與否，或多或少的錯誤正好可以提醒教師如何進行教學補救。出現錯誤時，教師要充分利用教學機智，做到既糾正學生錯誤又保護他們的學習熱情，把錯誤變成一種讓學生積極向上的資源財富。學生在錯誤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會養成修補知識漏洞的好習慣。久而久之，學生的思維能力也會隨之提高，學習質量也會不斷提升。
2.針對出錯的不同原因，詳細分析制定相應轉化措施
世界上沒有兩片一模一樣的葉子。同樣的道理，學生是多姿多彩的，因此就要求教師要用“發展性”的眼光去看待學生，對每一個犯錯誤的學生，我們都要從其本身實際出發去分析原因。學生或是學習準備不足，或是學習習慣差，或是心理原因，我們都要一一進行分析，在教師、家長的參與下幫助學生制定切實可行的錯誤改正措施，并把這些措施具體實施到課堂教學的“先學、展示、反饋”的每一個環節上，做到關注每一個發展群體，充分體現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保證每一個學生都學有所得。因此，教師一定要重視學習過程中學生出現的錯誤，并進行快速地分析反饋，及時更正教學程序和教學進度，認真完成教學展示之后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教學反饋。此環節教師要引導學生探究錯誤原因，幫助學生進行詳細分析，最后引導矯正，得出正確的知識。對那些學習習慣不好或學習準備不足的學生，可以采取“春風潤萬物”的“潤”字功夫，恒久堅持，并滲透于平常的教學中，讓學生早走一小步，走好一小步，最后邁開步子走路，最終提升學習質量。
二、合理運用多媒體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望，引領學生積極探究
近年來，多媒體技術迅猛發展，并逐漸得到普及運用。它圖文并茂，集聲、光、影于一體的多方面的優點，將我們的語文教學引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1.多媒體技術與常規教學手段并重，促使學生在課堂上獲得積極的知識體驗
現在，教學課件的制作成為很多教師關注的重點。他們往往花費相當的精力和心思去搜集資料，制作課件。在運用課件時，精心備課非常有必要，但我們還要注意“重課件制作，輕教學內容”或“輕課件制作，重教學內容”的“一邊倒”現象。課堂上，教師的示范作用是任何機器都無法替代的。教師的真實范讀、板書可使學生真切地感受到語言文字的魅力，而多媒體的范讀和板書出示，學生面對的是冷冰冰的機器，沒有表情、動作，即使看到人物的表演，也有一定的距離感，沒有真實的現場氛圍。傳統的教學手段現在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
2.充分利用教學機智，調控課堂學習過程，避免教學機械化
課堂教學是預設與生成相結合的動態過程。沒有預設，就沒有一定的課堂方向；沒有生成，就不會看到學生的學習生機。多媒體技術運用中，有些教師往往按事先設計的課件一步步機械地呈現給學生。這樣的教學不是按具體的教學情境生成教學過程，而是為了完成教師事先設計好的教學程序而教學，教學走向了程式化、機械化。還有些教師怕操作失誤，為圖方便，就把課件設計成順序式結構，上課時課件按順序“播放”，這樣上出的課便是“流水課”。這樣的課堂，實質上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思想演變成了“電腦+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思想，它更加強化了教師在課堂上的“霸主”“霸權”地位，成了名副其實的“形式主義”，學生的主體作用仍然得不到重視。因此，我們在運用多媒體技術時，要針對學生的實際學情和課堂實情“以學定教”，設計要靈活多樣，提供幾套可供選擇的課件，針對課堂上出現的“教學意外”，教師要充分發揮教學機智，為學生的拓展學習、知識提升留下廣闊的天地，為課堂留下主動生成的空間。
三、營造和諧學習氛圍，賞識愛護學生的求知童心，拓寬語文課堂道德資源
道德課堂上，教師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讓學生在語文課堂上幸福成長，最終成為擁有豐富精神世界與創造力量的人。為此，我們要讓學生在語文課堂上徜徉于祖國語言的快樂學習中，還學生語文的快樂與自由。
1.適度贊美、批評，建構平等、尊重、信任、民主、和諧的師生關系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要求的師生關系是：“語文教學應在師生平等對話的過程中進行。要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鼓勵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因此，我們在進行教學評價時要“多使用表揚性、激勵性的語言”。但如果我們在課堂上一味地贊美學生，學生一直生活在“贊美”的光圈之下，激勵作用體現不出來，那么，學生遇到困難或稍有挫折時往往就會不知所措。因此，課堂上的贊美是必要的，但對原則性問題的批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學生回答錯了，教師批評時話語要含蓄些，比如“你能回答老師的提問這很好，但我如果是你的話，可以這樣回答這個問題”。這樣，既保護了學生回答問題的積極性，也糾正了學生的錯誤。課堂上，教師對精彩的回答發出由衷的贊美，對膽怯的目光予以及時的鼓勵，對錯誤的回答給予適時的糾正。這樣，巧妙的語言藝術就能將學生學習的熱情調升到最高限度。
2.多元看待學生的個性差異，營造和諧的學習氛圍，激發學生體會成功的喜悅
學習是學生創造性的思維過程，學生敢于發表不同的見解，才是教師教學的追求。小學生在對文本的深入探究的過程中，有許多可能影響他們對文本進行正確解讀的因素存在，他們由于形象思維強，所以遇到很適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就會表現出過多的學習熱情，會對文本產生多種多樣的解讀。但由于邏輯思維能力差的原因，又會造成對文本的解讀出現偏差，甚至是錯誤解讀。因此，教師在教學中一定要大力創設自由對話與討論的學習氛圍，根據學生的學習實際、心理實際和個性差異去“以學定教”，讓學生在教師的正確引領下多元地解讀文本。教師在平等互助、伙伴型的教學關系下，還要允許學生對所學的內容進行多元的解讀甚至是歧義的解讀，鼓勵他們向教材挑戰、向教師挑戰、向同伴挑戰、向權威挑戰，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正是在自由的對話與討論的過程中，學生每一個個體對文本的解讀才能伴隨著他們見解的發表而顯現出來。
楊吉風，魯東大學講師。
本文系山東省教育廳基金項目階段性成果（J11WD60）。
有什么樣的思想觀念，就會有什么樣的編輯意識，編輯意識反映在編輯具體工作中，就是刊物的宗旨。刊物的風格和特色正是取決于刊物的宗旨。所編輯、主編的十多種刊物的宗旨都反映了的自由主義思想，而自由主義的編輯思想又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以自由、開放的新思維，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思想，在編輯工作中表現為引領、思考、洞察、懷疑、求證、宣傳和影響。達爾文進化論哲學的精髓滲透于編輯思想和實踐中，所形成的自由主義編輯思想是編輯工作中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達爾文的演化論與的漸進論
演化論批駁了靜態的、一成不變的存在之鏈，提供了一個動態的宇宙圖景，使演化的觀念成為基本的哲學觀念。在進化論看來，生物包括人類在內都起源于共同的最基本的物質形式，都是通過自然的過程不斷進化的。進化不是以種類，而是以群體為實體的，因此，進化才體現出漸進的、而不是突變的特征。[1]生物的進化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自然選擇的推動力在于生存斗爭，它促使自然選擇作出決定，要保存或淘汰生物體的何種變異。也就是說，物種會不時地進行生存斗爭，要受到嚴格的自然選擇法則支配。物種的有利變異將被保存下來，而有害的變異則被淘汰。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物種的每一代個體中都可能會產生變種、變異直至產生新的物種。變異是漸進的、不可預測的，而進化也沒有確定的方向，沒有預定的發展界限。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思想，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他展開了自由、開放的思維新空間。在《四十自述》中道：“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汰’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年輕人的心和血。”[2]
進化論對的影響深遠。崇尚實驗主義，認為進化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客觀過程，對于社會變革，根本就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式和根本方法，推動歷史進程的力量中不會包括任何的“最后之因”。主張和平與漸進，認為革命和無畏的犧牲不會促成社會的進步，須經歷極其漫長的不斷積累的基礎過程，通過持續不斷的探索和潛移默化的革新，才能實現社會的自然演進。“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3]他反對諸如暴力革命這樣力圖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絕對方式，這也正是他終生不肯接受任何絕對籠統的“主義”或學說的原因。他只相信“一點一滴的改革”和“一點一滴的解放”是可行的、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進化論成為自由主義編輯思想的哲學基礎之一。從這個角度可解釋為何特別重視解決具體問題，為何重視號召大家多研究一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一些空洞的學說和主義。從小事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從而謀求社會的演化和進步。他將進化理論由生物學領域運用到文化領域，并將其滲透到自己的編輯工作中，形成了進步開放的編輯思想。
二、“存疑主義”與的實證觀
的哲學思想也受到了赫胥黎人類進化論思想和存疑主義哲學方法的深刻影響。“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和功用。”[4]赫胥黎、達爾文進化論學說中的“存疑主義”讓崇仰，并將其與中國古代孔子的論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聯系起來，認為“存疑主義”與孔子學說有本質上的相通之處，甚至比孔子學說更為進步，因為“存疑主義”不但坦率地承認無知，且以積極的實證研究、客觀充分的證據去努力克服無知、證明無疑。
號召應以“存疑主義”的精神，廣泛搜集證據，以實證研究來證明事實的真偽。認為用科學的方法才能解放思想和革新思想，“拿證據來”是一貫倡導以表明其實證觀的口頭禪。在他看來，事物的證明都要有充足的證據，事物的真偽要經過科學的驗證。
的自由主義編輯思想中，同樣滲透著實證主義的觀點。他認為“自由”并不是無限制的自由，自己要對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承擔責任，這種建立在“負責任”基礎上的自由是一個人談自由的條件，否則是不配談自由、不配談政治的，輿論職業者更應秉持“敬慎無所茍”的輿論態度與辦報方針，不可有私心私利，嘩眾取寵，信口開河。
從《努力周報》到《自由中國》，要求作者在文章上署真實姓名，要求用稿要慎重，“凡讀者投書，必須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則一概不給登載。其有自己聲明因特殊情形不愿用真姓名發表者，必須另有聲明的信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則不給發表”。并提出了三個建議，主要是為了嚴肅發表的文字，“用負責任的態度，說平實的話” 。[5]
三、達爾文進化論的自由觀與編輯思想的自由觀
達爾文進化論帶來了思想的解放和對自由的肯定。在傳統決定論思維中，人的行為可以被預測，可以被決定；宿命論完全否定人的主觀意志和能動性，認為人們只能聽天由命，在現實面前無所作為。而聽從命運支配安排的人們是沒有真正自由和快樂的；在宗教決定論中，人們信仰上帝，堅信上帝創造萬物，物種各自獨立演化繁殖，物種之間沒有任何聯系。認為是上帝賜予人們一切，人們要愛上帝，感謝上帝，否則就要受到懲罰；機械決定論雖然打擊了當時的神學自然論，但它對因果關系的理解是簡單劃一的，認為宇宙中所發生的一切，從過去到現在，直至未來都可用同樣的因果關系來決定。這些都會導致人們對于主體認識能力的懷疑和對認識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信心的缺失，更不會給予人類創造世界、革新世界的自由觀念。達爾文進化論帶來了思想的真正解放和對自由的真正肯定，認為自然的進化不可預測，大自然具有客觀的演化規律、非凡的創造力以及自由的發展過程。豐富多彩的物種互相制約、互相依存、共同發展進化。人類的產生和進化正是大自然自由演變、順應發展的產物。而人類的進化同其他物種的進化一樣，需要不斷適應變化的環境，服從一般規律，在競爭中不斷進化。這種進化沒有預期的發展歸宿，也沒有規劃好的發展圖景；這種進化不可逆轉，不可預料。這就意味著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有不斷發展變化的自由，有不斷革新漸進的自由。
達爾文進化論的自由觀對的思想，特別是的辦刊理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傳播思想中的精神核心正是自由主義的辦刊理念。認為，思想言論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的體現，而容忍是自由的重要特征。認為，人們有自由表達思想的言論權利，這是最基本的權利，如果沒有這種權利，就談不上真正的自由。人們在行使言論自由，表達思想的時候，采用的方式方法也特別重要。溫和的勸說要比強勢的言論更為有效，更能讓人接受，也能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思想激蕩、各種觀點層出不窮的時代，大家往往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別人的想法是錯的，自己的信仰是對的，別人的信仰是錯的。在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矛盾叢生的時代，在堅持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同時，倡導“容忍的態度”。認為，只有秉持容忍的態度，允許不同觀點和思想互為補充，和諧共存，才會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世界、了解真理。新聞報刊須做到容忍別人的不同聲音和言論，愿意接受別人對自己的批評指正，有容忍他人言論的雅量。在《新青年》時期，有不少讀者對《新青年》的言論態度表示異議。他在復信中說：“我主張歡迎反對的言論，并非我不信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我們有我們的‘天經地義’，他們有他們的‘天經地義’。”[6]在看來，要想使自己的意見被大家接受，前提就是要容忍別人的意見，也就是說：“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別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7]在《新青年》的編輯上，的“容忍”態度可見一斑，這也成為《新青年》區別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色。這種溫和的勸說態度和容忍的言論方式，正反映了吸收達爾文進化論的自由觀精髓，適應萬物生長發展之自然規律，以豁達通融的態度，容納萬物的不同存在和豐富呈現。他所倡導的言論自由是建立在允許“先后遲早”、傾聽“人類的見解”基礎之上的，也體現了言論思想、編輯思想的自由觀和態度。
結 語
中國的自由主義探索道路并非平坦順暢。在推動中國自由主義發展進程中，近現代的報人編輯發揮了巨大作用。在《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自由中國》等報刊的編輯工作中，始終堅持獨立自由的言論立場，秉持寬容的態度，堅持漸進的革新方式。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思想和宗旨，給言論自由乃至個性自由、人性自由插上了翅膀，使得人們得以在世界之中求證務實、自由探索、充分發展。的編輯思想受到了達爾文進化論的滋養，滲透著與達爾文進化論相通的漸進論、實證觀和自由觀，所形成的自由主義編輯思想是編輯工作中的寶貴精神財富，值得今人研究借鑒。
參考文獻：
[1] 張驥.達爾文進化論對宗教思想的影響[D]. 河南大學，2010.
[2] .在上海（一）、四十自述[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
[3] . 我們走那條路[J]. 新月，1930（10）.
[4] .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M]// 歐陽哲. 文集（五）.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51.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13-0136-02
一、新媒體時代對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1.新媒體的定義。新媒體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概念，它是相對傳統媒體而出現的，是信息科技和媒體產品的緊密結合，是媒體傳播市場發展的趨勢和方向。既然是新媒體就要有其革新的一面，不但技術上革新，形式上革新，最重要的是理念上也要革新，目前比較流行的定義是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的，他認為：新媒體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通過互聯網、寬帶局域網、無線通訊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等終端，向客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式。
2.新媒體時代對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代大學生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應該是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新媒體時代，網絡文化對大學生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對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影響都是全面而深刻的。一方面，大學生可以利用網絡的快捷性和開放性迅速的獲取大量有價值的知識和信息，達到學習的目的。另一方面，網絡的普及和發展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例如，隱往導致社會責任的缺失，網絡的無序，虛假信息的泛濫，網絡犯罪等這些都是威脅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新形式。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利用技術上的優勢加強了對其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文化理念等在全球范圍內的鼓吹和滲透，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意識形態在我國的主導地位和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
二、新媒體時代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存在的問題
大學生是黨和國家的未來，承擔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其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狀況直接關系著國家的安危和民族的未來。當代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狀況的主流是積極、向上的，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受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影響，導致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部分大學生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了解和認知不夠準確。這部分學生對我國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存在著認識不清，或者是概念化、教條化、書本化式認同。其主要表現就是只把主流意識形態當作一種概念，而忽視對概念的理解與認同；只注重對其教條化的記憶，而忽視利用理論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只注重從書本中的條條框框出發，而忽視了將理論知識與社會實際生活相聯系。
2.部分大學生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感不強。這部分大學生沒有認識到認同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存在著邊緣化認同和反向認同的現象。主要表現就是一些學生不但沒能認識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還把對意識形態的學習當作一種負擔，致使主流意識形態在個人生活中被嚴重的邊緣化，甚至出現認同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的現象。再者，由于在現代化的建設中出現了諸如官員腐敗、分配不公、環境污染等問題，致使部分大學生對我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產生了懷疑，從而導致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感的下降。
3.部分同學主流意識形態淡化和西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西方國家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在此情況下，部分大學生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淡化和西化傾向也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在部分同學對資本主義缺乏科學的認識，對中國的國情和歷史缺乏深入的了解，致使他們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
4.部分同學政治素質低，政治思想淡化。大學生能否具備良好的政治素質不僅關系到他們自身的發展前途，也與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息息相關。很多同學對沒有深刻的認識，甚至是對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沒有什么認識，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他們不了解我國所走的路線，所采取的方針、政策。雖然，有一些同學關心國內外的時事熱點問題，但在市場經濟浪潮的影響下，很多同學都把經濟放在第一位，根本不關心國家政治。
三、新媒體時代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1.社會轉型時期文化多元及社會問題的產生對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影響。在社會轉型時期內，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同國家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強，隨之伴隨而來的就是西方各種社會思潮在中國的蔓延和滲入。由于我國正處于傳統的經濟模式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利益格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導致了人們對過去的一些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迷惑和懷疑。再者，一些地方官員的腐敗、辦事拖拉、大搞形式主義等問題，這都嚴重影響了政府在人們群眾中的良好形象和廣大干群關系的和諧，并且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大學生對我黨的信任。
2.高校意識形態教育的僵化對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影響。高校是對大學生進行理論教育的主要陣地，然而在當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并不盡人意。首先，在一些高校內，竟然出現了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配置不足的情況，這都嚴重影響著教學的質量；其次，部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對社會的丑陋現象一再曝光，導致了部分大學生思想的混亂，削弱了德育教育的實效性。最后，大部分教師的教學手段單調且毫無新意，也很難引起同學們的共鳴，這些勢必都將影響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
3.網絡文化對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影響。目前，網絡文化已成為大學校園內的一種新型的校園文化，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如文化內容道德維度的缺失、隱往導致社會責任感、道德感的缺失、網絡犯罪等。由于大學生尚未成熟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使他們不可能很好的對網絡虛擬空間內的現象和問題進行分析，然而這些都已嚴重地影響了大學生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
4.大學生自身的原因。當前，大學生自身特色化發展加快，思想狀況和價值取向呈現多樣性的特點。現在的大學生是在和平的年代和父母的溺愛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抗挫能力低下，缺少積極進取的精神，缺少信仰，理想。他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識也只停留在書本上的只言片語，并不能深刻的理解它們的含義，更不用提把這些知識化為自身發展的動力了。
總之，在改革開放和新媒體時代的大背景下，加強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的教育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而深刻剖析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存在的問題和原因又是全面做好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工作的基礎，只有這樣，高校才能承擔起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使命與責任。
參考文獻：
[1]歐陽永忠.社會環境與校園文化對大學生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11，（4）：96-103.
在13日上午的大會報告階段，先后做主題報告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葉平教授、吉林大學的劉福森教授、北京大學的郇慶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的曹孟勤教授、東北大學的秦書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的王魯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會交流階段，清華大學的蔣勁松副教授、南京林業大學的曹順仙教授、四川師范大學的唐代興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解保軍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楊志華副教授、東北大學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題發言。專家學者們就生態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論體系構建、實踐路徑選擇等相關主題做了報告。
20世紀后半葉，經濟的發展將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呈現在人們面前：人口急劇增長，全球氣候變暖，森林過度砍伐，動植物物種加速滅絕。人們對于環境與生態問題愈來愈關注，在歷史、哲學、法律與社會學領域，出現了“綠色化”的發展趨勢。1962年，《寂靜的春天》一書出版。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揭示了現代生產技術對于環境所造成的危害，引起了人們對于環境保護的廣泛關注，從而推進了生態研究的進展。
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 Rueckert）發表了《文學與生態：一個生態批評的實驗》一文，并首次使用了“生態批評”（ecocriticism）一詞。他認為，應該把生態學的概念應用于文學研究之中，從而提出了文學研究中的生態主義方向。早期的生態批評研究孤立而零散，但隨著1992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協會”（ASLE）的成立，文學與生態研究由美國擴展到世界各地，這一學術團體也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生態批評學術組織。1993年，生態批評正式確立為一個文學批評流派，開始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并成為文學研究領域內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方式。國際間的協作促進了生態批評研究的迅猛發展，至世紀之交，“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兩個詞大量出現在各種學術出版物中，并成為各類學術會議的研究專題。
生態批評的研究視野經歷了幾個階段。早期的生態批評側重于發掘經典文學作品中的自然形象，并對自然文學進行了評判性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建立起生態批評的理論性框架，形成多層次、多視野的研究體系。生態批評以尊重自然、提倡自然與人類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為原則，反思割裂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思想，重新審視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思想。同時，生態批評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它借鑒了其他批評理論與相關學科，站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批判性地考察傳統文學研究中的人本主義，力求真實再現自然在文學以及文化中的地位。
二、生態批評與生態文明的內涵
在《瓦爾登湖》一書中，梭羅描繪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麗畫卷，他也因而被公認為生態文學的大師。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之后很多發達工業國家的出現，使得寧靜和諧的田園不復存在，因為多數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所體現的是人類主體的特權，是建立在對自然的征服和侵害之上的。
在生態學中，人類這一悲劇性的弱點表現為強烈的人類中心主義，它與生態文明所提倡的生態中心主義的不同，在于后者以整個生態為中心，體現了生態的整體利益。反觀環境危機的種種現象，無不是人類中心主義泛濫的災難。人類中心主義在處理自然問題時，形成了一種悖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卻也是獨一無二的。因此，人類是環境危機的始作俑者，因為人類在利用生態圈創造財富的同時破壞了生態系統本身，并將其歸結于社會組織戰勝自然的需要。
萬事萬物息息相關，這是生態學的第一法則。因此，文學作為人類現實生活的反映，是與自然環境緊密相連的，不能獨立于自然環境之上。《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的主編切瑞爾?格羅特費爾蒂（Cheryll Glotfeity）認為，生態批評是對文學和物質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是以地球為中心的文學研究（Glotfeity，1996：xviii）。因此，生態批評以一種強烈的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整體觀，詮釋了其對生態文明和生態和諧的理解。
生態批評學者的貢獻在于恢復了自然在文學中的主體地位，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去中心論的文學命題，提倡差異性和多樣性，以生態主義的文明視野與自然中的其他生命體進行對話，傾聽自然之中所有存在物的聲音。這是一種以生態的視角研究文學的潮流，關注在文學中如何表現人類與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事物的關系，是對文學、生態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
無論是對經典文學作品中自然現象的發掘，還是對自然文學的研究，生態批評學者努力以文學研究的方法，思考著當今環境問題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態批評是社會責任回歸的標志，它象征著對于唯我主義傾向的放棄，堅持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與環境作為自然中不可或缺的整體，提倡文明、和諧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之中的樹木巖石、飛禽走獸以及江河湖海等環境因素，在生態文學批評者的眼中，無不預示著人類的福祉。生態整體論實際上消解了人類中心主義，以一種開放的眼界突出了生態的整體利益。
三、結語
隨著人類生態保護意識的提高，生態批評已經成為一種廣泛認同的文學批評流派。從事這一研究的學者在多學科范圍內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與探索，并以提升人類的生態責任意識為己任，形成了以生態整體觀為核心的思想內涵。生態批評從生態視角研究文學實踐，將生態思考融入文學研究的理論，重新思考人類的自然觀。這種理念蘊含了文明、智慧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新人文主義思想的表現。
參考文獻
[1] Garrard，Greg.Ecocriticism[M].London：Routledge，2004.
[2] Glotfelty，Cheryll and Fromm，Harol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3] 李美華.英國生態文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
[4] 李曉明.美國當代生態批評述評[J].思想戰線，2005（4）.
[5] 沈國英.海洋生態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6] 王寧.新文學史[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中圖分類號]I059.99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1674-6848（2012）04-0102-09
［作者簡介］王 惠（1970—），女，湖南常德人，文學博士，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文藝學跨學科研究。（云南昆明 650031）
生態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其出現在中國不過短短數年光景；但生態文學作為一種文學實踐，在中國的歷史幾乎和文學的歷史一樣綿長。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人的生產方式和哲學觀念決定了中國人和自然相依相守、聲氣相感、血脈相通的關系，決定了中國人的文學離不開自然的涵育，并由此形成了獨到的生態文學景觀。
遺憾的是，后，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被迫打開，老大帝國的心態受到了嚴重的損傷。隨著西方工業文明涌入中國，晚清知識者中的有識之士也開始以新的視角審視世界，在強國保種的夢想光照之下，本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出發點，開始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西學東漸于是蔚然成風。到“五四”時期，西方現代化的理念已經浸入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國文化儼然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文學無法獨善其身，在西方現代文學理念的感召和技法的影響下，中國文學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如此一路踉蹌、一路趔趄地追趕西方現代化的步伐，直到西方文化邁進后現代的新路。此時，人們對自啟蒙運動開始便裹挾著以理性與技術為核心的人類中心主義來改造自然和人類自身的現代性進行了反思和清算，現代性的悖論和惡果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對于前現代的社會生活方式，人們充滿了懷念之情。如今，由現代性造成的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和由后現代啟動的越發壯闊的生態思潮促使生態文學概念的出現和創作的興盛，無論人們對此概念持何態度、對該類型的文學創作作何評價，這都已是不爭的事實。
生態文學雖說仍然由西而來，但基于后現代與前現代在思想旨趣與文化精神方面的關聯性，傳統中國的哲學觀和文學現象獲得了浮出歷史地表的機會，引起了世界范圍內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然而，新生的生態文學在概念的界定方面卻因為過于強調文學的當代性以及人類的主體性和責任感造成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學資源的忽略。日益迫近的生態危局，亟待生態文學形成規模效應，發揮理想效應，由此，我們理應在對中國傳統文學資源加大了解、增強信心的前提下，進一步對生態文學的定位予以思考。
一、生態文學的當前界定
什么是生態文學？目前，被學界和文學界所普遍認可的界定乃是我國生態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廈門大學生態文學研究團隊學術帶頭人王諾教授在《歐美生態文學》一書中為生態文學一詞所作的界定：“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和探討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生態責任、文明批判、生態理想和生態預警是其突出特點。”①
在王諾教授的界定中，生態文學具有如下幾個重要要素：第一，生態文學的寫作者應該是具備生態思想和生態視角的，這一生態思想應以生態整體主義為基礎；第二，生態文學的寫作內容或者題材應該是描寫生態或描寫自然的，尤其應以表現生態危機、探討其社會根源為題中應有之義；第三，生態文學的寫作主旨應該是以生態系統的平衡、穩定和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和終極標準，而不是以人類或任何一個其他物種、任何一個局部的利益為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
王諾教授的這一界定，無疑取得了很大的理論成就，具體說來，該生態文學概念體現出如下特點：
1.清算了人類中心主義等現代觀念。眾所周知，生態文學的出現有其特定的現實基礎：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催發了生態思潮，日趨壯闊的生態思潮催發了生態文學。如果說生態危機是現代性的后果之一，那么，生態思潮就要對現代西方工業社會主導思想進行反撥乃至顛覆，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則要表達生態思潮的精神主旨、承擔生態思潮的歷史使命。正如王諾教授所言：“生態思潮的主要訴求是重審人類文化，進行文化批判，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人類中心主義、唯發展主義和科技至上觀是生態危機的主要思想根源，是當代生態思潮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①
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拯救。這是與會學者的共同立場。在他們看來，生態危機既是挑戰，也為學術研究的轉型提供了難得的機緣。以往的學術研究受制于人類中心論的范式，難以創造性地應對生態危機，日益暴露出其致命欠缺。要使學術活動成為一種拯救性力量，改變研究范式已經勢在必行。問題的關鍵不是要不要進行轉型，而是如何推動轉型的完成。對于轉型的實質和內涵，與會學者進行了多樣化的概括：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余謀昌）、以生態視野代替人類中心主義（高旭東、王曉華、趙白生）、采用參與自然循環的有為策略（李慶本）、超越消費主義的生活觀（宋麗麗）、致力于人類心靈的綠化（馬永波、張華、仝曉鋒）、重視文學藝術中已經發生的生態學轉型（陳曉明），等等。
作為從上個世紀80年代就介入生態文化建構的資深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余謀昌總結了生態文學的誕生機制：20世紀中葉，工業文明達到頂峰，經濟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都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躍進，但環境污染、物種滅絕、資源枯竭等生態危機也隨之出現了；為了應對危機，人類開始從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這種轉向從觀念開始，體現為對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生態法學、生態文學的建構；從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1948）到雷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1962），西方生態文學形成了自己的初步形態；在中國，自徐剛的《伐木者醒來》（1986）開辟了環境文學的先河后，生態文學創作、生態批評、生態美學已經出現共同發展的良好態勢；不過，文學研究的生態學轉向還遠未成為主流選擇，大多數文學研究家的心靈還有待“綠化”，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正在走向新的地平線，還身處轉向的“途中”。
如果說中國生態文學研究還處在轉向的過程中，那么，向何處去就是個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對此，清華大學教授宋麗麗進行了全面的思考。在參會論文《生態文學的反思》中，她提出轉型期的文學研究應該審視和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觀、機械主義的自然觀、科技主義文明觀、消費主義經濟觀。總而言之，文學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受制于上述觀念的現代化視域中。超越現代性是當今生態文學研究的重要主題，宋麗麗教授的發言代表了與會學者的共同思路。在清理科技主義文明觀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旭東提出：我們以前秉持科學至上的理念，但實際上科技與人文之間具有內在的緊張關系；要推進生態文學研究，就不能不尋找超越這種緊張的道路；中國早期的浪漫主義者（如郭沫若）贊美工廠冒出的黑煙，稱之為世界的名花——美麗的黑牡丹，表達的就是一種單純的現代化理念，其核心就是對科技的崇拜；現在，中國等后發現代化國家要追趕西方世界，以科技推動發展仍是人們追求的目標；正因為受這種生存情境的制約，中國的生態文學還不是主流；只有大多數人都能正視現代性中的內在緊張（如科技與人文的沖突），文學研究的生態學轉向才算取得了成效。首都師范大學教授林精華也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對生態危機的反思還遠遠不夠徹底，甚至還沒有達到俄羅斯文學家的已有成就。
在反思中國當代文學的欠缺時，與會學者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國人對現代性的迷戀——我們還處于現代化的途中，尚未充分意識到內蘊于現代性中的風險和危機。現代性的核心是人-自然的二分法，正統的現代性理念往往表達了兩種樂觀主義：其一，人處于宇宙的中心，其利益和福祉最為重要；其二，通過不斷征服自然，我們可以進入持續進步狀態，享受終極的幸福和快樂。實際上，這兩種觀念都沒有根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啟超認為：人既沒有權利將自己定義為中心，也不可能將征服進行到底，在無限的宇宙中，人不過是渺小而短暫的存在，中心主義不過是這個物種的幻覺；當人企圖控制自然和機器時，他也被自然和機器所控制，企圖強行突破這種辯證關系，就會造成全面的危機；人類必須重新選擇生存方式，以生態觀超越人類中心論，關懷我們身處于其中的生態體系；有了這種思路，文學研究就會呈現出另一種面貌，批評家便能看到他之前看不到的東西，如人類中心論的荒謬、進步主義的內在悖論、當下文學作品中已經顯現的生態意識。
與會學者認為，改變研究范式并非人類對自然的恩賜，而是償還生態債務的必要方式。在人類中心論的支配下，自然的一切都被看成人類造福的資源。隨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的出現，人類逐漸異化為地球上的掠奪者，奴役自然的發展觀造就了深重的生態危機。正因為人類的行為造就了普遍的痛苦，我們才需要償還生態債務。從這個角度看，今后的生態文學創作和研究都屬于人類贖罪行動的一部分。贖罪的對象不僅是自然，而且包括被壓抑的人類群體（如有色人種、婦女、小孩）和文化（如前現代文化）。當贖罪的文學家將文學升華為拯救性力量，一條新的地平線將清晰地顯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