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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學,它是這個國家國民生存、生活、思維方式的抽象與概括,是該國家國民智慧的結晶。作為華夏子孫,研究國學、提倡國學,是責無旁貸的事。而要普及國學,就必須振興發展國學教育。今天,“國學熱”漸起,讓人們開始關注國學的同時,卻也暴露了許多巫待解決的問題。為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以保證我國國學教育的持續發展,我認為,應當讓今天的國學教育系統化,尤其要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得到落實加強[1]。
1、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落實加強國學教育的必要性
中小學階段歷時長,包括小學、初中和高中三個階段,學生從6、7歲娃娃長成一個個健壯的青少年。所以說,中小學階段是學生身體發育、接受知識教育、性格養成、人格塑造的重要階段。“性格決定命運”,說明這個階段的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學生個體一生的發展,是他人生當中很重要的一個階段。而國學教育可以很好地引導他們了解并熱愛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學習古代圣賢的先進思想,并受之熏陶,懂得為人處世的道理,培養良好品格,以幫助他們健康成長。
中國師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國家政策的產物。因而，師范教育的成敗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關鍵。
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及師范教育的世紀走向
中國基礎教育規模巨大，學生近三億，教師逾千萬。走向新世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發生了新的變化，稱“三大樂曲大協奏”：即從上學型轉向普及型，從普及型轉向精英人才型，從少數英才模式轉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現在，三種轉型同時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當長時間內交叉作用著，這就促使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呈現新的走向。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的復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和人員的多樣化流動，師范教育也相應進行了多種改革嘗試。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終于從政策上確認允許綜合性大學培養教師，中國師范教育自建國以來建立起來的單一定向型體系被打破，呈現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單一的師范院校定向培養轉向多類型院校培養，從正規院校培養轉向學校培養與社會培訓相結合，從學校培養轉向正規培養與國家認證相結合；
第二，從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分別實施到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相結合，再到職前培養與職后培養一體化。
這兩種變革使師范教育制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前者使師范教育體制走向多元化，在體現國家對資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強化培養形式的開放與匯集多樣的優秀人才；后者使師范教育職能趨于一體化，使教師教育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國家則能集中財力和人力建設重點師范教育培訓中心，從而較好地提高教師培訓水平。多元化體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辦好師范教育，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而職能的一體化則有利于重點投資，并強化培訓職能，提高師范教育水平，適應普及型英才教育對高水平的師資需要。這樣可以從根本上轉變師范院校只管職前教育，對在職教師現狀不能或過少參與的狀況，以及解決教育學院僅服務于教師在職進修，學科建設水準過低，教師教育后續力量不足等問題。
二、當前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政策問題
中國師范教育早期學習日本模式，以定向培養為主，爾后學習美國模式，注重多元的一體化模式，即多種院校培養師資，但堅持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一體化進行，不設專門的在職教師進修機構。建國后，我國向蘇聯學習，建立起定向型雙軌制的師范教育體系，即由專門師范教育機構定向培養教師，職前教育與在職教育雙軌并行、互不相通。
1.封閉的定向型培養模式的政策問題
50年來，定向型雙軌制師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響。一方面，這種體制保證了師資培養能按一定規格、一定計劃進行，即使在教師職業不受重視，很少人愿為人師的特殊情況下，也能通過定向的培養和封閉的管理體制保證相應的培養計劃得以實施；而且定向培養提供了較為系統的師范教育，畢業生對教師工作較熟悉，易于適應中小學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師范教育卻由于生源單一，特別是在教師工作不受重視的時期，報讀師范專業的生源既少又差，師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響。政策性的保護造成的封閉又產生了較為嚴重的發展性問題。這種政策以計劃性、穩定性、保護性為出發點，在強制執行按計劃培養教師情況下，特別是以所謂保持師范教育和教師隊伍穩定性的旗號為由，通過提供相應的助學金，來框定教師從業不得改行，致使師范教育趨于單一性，只是為了培養教師，其余學術研究活動都被列為次要或輔，長久以往，導致師范教育機構的學術水準日益降低，師范性越強的機構，科研水準也相應越低。最典型的是當數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機構。
2.錯位的雙軌制政策問題
師范教育雙軌制是中國50年來最大的特點之一。半個世紀來，中國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師范教育體系，即中等、專科、本科三級體系。1995年中國高等師范院校236所，其中專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萬人增加到58.3萬人；中等師范學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萬人增加到84.8萬人，從1980年到1997年已培養的新教師649萬人。1997年教師培訓系列的教育學院242所，在校學員21.4萬人，教師進修學校2142所，在校學員51.6萬人，從1980年到1997年已培訓在職中小學教師482萬人。現在40所高等師范學院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專業點700余個；14所高等師范院校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專業點120余個。但是這種不關連的雙軌制，有明顯的錯位特征。對教師教育發展來說，職前培訓只是為從事教師生涯打下一個系統的基礎，對教師的整個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響，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教師還應繼續學習更新更高水平的東西。因此，教師繼續教育必須是在比原先職前培訓機構更高的水平上開展的高級教育。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各級教師的職后培訓機構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學科建設，既無學位授權點，也缺乏較為完備的學術門類和學術梯隊，教育和教學水準與正規職前教育機構有重大差別，甚至出現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學士要到小學從事教學工作，那就必須到區級進修學校聽某師范學校畢業的同齡人授課之怪事。這種錯位的政策，給中國教師教育帶來了許多困惑和問題。在教育部門的許多文件中，只是給教育學院下達培訓指標，而對這些機構的師資卻很少有明確的要求。南方某省級教育學院，至2000底教育系還沒有一名博士學位獲得者，獲得碩士學位的教師比例也很低，連學士學位授權點也沒有。而同一省的省級師范大學教育口（含心理學）已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一個一級學科授權點，另有兩個博士授權點，10個碩士授權點，獲得博士學位的教師超過教師總數的2/3。但是教師繼續教育、中小學校長上崗培訓等都因政策規定由教育學院實施。
這種雙軌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設想是，教師在大學本科已經把知識學好了，教育學院只須為他們傳授一些臨時的補充知識和技能。這也是蘇聯30年代雙軌制模式出籠時的基本思路。這種設想帶著某種想當然的成份，有很強的計劃經濟傾向，更本質的是，政策基礎是建立在農業經濟時代，知識進化緩慢的情況之下。隨著社會發展，這種早存在問題的教師教育政策，更加嚴重地阻礙著教師教育的進步，影響到中小學辦學水平提高。新世紀的到來，不僅知識更新加快，新知識層出不窮，一個本科生在校期間只是學習一般的基礎性知識，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識，尤其是新知識主要在工作中、在繼續教育中學習和獲得，繼續教育已從補充性教育轉變為本科教育的繼續和提升。隨著80年代來的變革，一個計算機專業本科學的知識壽命只有一年，現在中小學的一般知識和教育科學知識在5年間也被更新過半。只有提高繼續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滿足和提高教師教育水平。因此，中國師范教育政策應當有重大調整。
三、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政策定位
中國師范教育未來的政策走向應當是有利于網羅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質高、專業性強的教師隊伍，使教師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
1.建構開放多元型一體化的教師教育體系
80年代來，教師管理逐步走出封閉模式，一是教師來源多元化，吸收自學考試畢業生及其他院校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二是教師可以流向其他行業。政策實施的進程是緩慢的，但對師范教育發展起了重大影響，以往擔心教師的轉行會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實是流動使教師隊伍活了起來，不僅人沒有跑光，相反流動起了篩選、重組和聚匯人才的作用。實踐證明，運用市場機制，推行開放、多元的教師教育體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要點。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允許綜合大學建立教育學院，培養師資，這是使教師教育多元化的一個重要的政策轉變。第二個政策定位是必須把正規培養和多樣化提高結合起來，推行一套以正規培養為主，國家考證相結合的新體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選教師。在實施這個政策時，國家管治下的正規教師教育始終是主流，在發展和提高師范院校（包括綜合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水平的同時，允許并支持許多杰出人才進入教師行列，才能使教師隊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體化政策定位的一個涵義是強調國家對師范教育的管治。無論辦學形式如何多樣，體制如何多元，世界師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強國家一體化管治，把教師作為國家的代表來教育年輕一代，傳播知識。許多跡象表明，盡管教育越來越自由，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但國家不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嚴格，非常強調師范教育的質量要求。
一體化政策定位的第二個涵義是強調師范教育的職前與職后教育的一體化。從目前的課程一體化轉變為機構一體化，即從強調師范院校教育要與教師今后發展相聯系，到把師范院校與教育學院（校）的機構一體化，納入共同建設和學科發展體系，這樣師范院校職前教育就能真正成為今后發展的基礎，使職前與職后培訓、見習以及在職提高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變階段性師范教育為終身的教師教育。雙軌合并一體，可以使雙方都獲得新的職能，一方面使師范院校實現職能的全面轉變，建構更加完整的師資培養體系，另一方面教育學院（校）得到本質的轉型，全面提升辦學水平。對部分縣市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學校則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規師范院校的專業輻射力。今后所有的師資培訓都在這一機構框架之下進行。
2.推動師資培養模式和教師專業形象轉型
中國師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據新世紀教育發展特征，設計新型的教師專業形象和師資培訓模式。第一，師范教育要與信息化社會發展相適應。隨著科技發展，教師專業性和技術含量得到加強，這是世界發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導和鼓勵進行教師專業技術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傳授知識的專業技術，教學教育專業技術，運用新信息手段的專業技術等方面的技術評定等級，實現教師專業培訓中教育思想、專業知識與教育技術上的結合，使教師同醫生等職業一樣，必須經過嚴格專業訓練方可為人師，徹底改變“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師培訓模式應當吸收更多的技術內容，對教師進行更加專業的技術培訓。教師除完成一般大學的專業培訓之外，還應當進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師教育專業深造，這是國際發展的重要趨勢。修習一年課程者可獲教師文憑，給予教師資格；二年課程合格者可獲教育碩士，在競爭上崗之下可以獲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課程合格并撰寫出論文者可獲學術碩士學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導未來教師專業目標。法國教育家J.維爾吸收了布魯姆和G.德朗希爾教授的觀點，提出教師發展的10項目標，來界定教師的職業內涵：認識學校的環境與學校的根本功能；認識學校的教育職能；具備傳授教育教學的理論、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認識教育對象；認識教育教學環境；培養綜合能力；培養變化能力；培養探索能力；培養創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師范教育水平
中國師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應當是根據國家不同地區的情況，通過不同形式來提高師范教育水平。第一，從根本上提升師范院校辦學水平，逐步從舊三級向新三級轉化，即在近期內取消中師層次，建立以專科、本科和教育碩士三個層次的中小學教師培養架構；未來目標是取消專科層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專業學習的教育文憑學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碩士及本科+3年的專業碩士的新的中小學師資培養架構。這樣，小學及幼兒教師在專門本科學院培養，初中及高中主要是從第二、三、四個層次中吸收，當然也不排除讓高層次人才進入中學或小學工作。取消中師層次后，部分邊遠地區的中師可以作為分校接受高一級學校的學術指導。第二，建立專門的以培養幼兒及小學教師的專業院校，強化綜合性的培養特色，既體現小學及幼兒教師特點，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時也應建構碩士及博士學位的教育層次。第三，強化教師的專業水平，特別應大力吸取國際師資培養經驗，建立教師考級制度。這種考級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評職稱，而是在對教師進行新一輪培訓或完成某種教育教學實踐上的重要項目之后，進行的國家性考級，強調教學水平和理論水平等方面的綜合能力，使教師從區縣級到省市級再到國家級逐步發展，有利于教師有層次的深入發展，避免目前評職稱帶來的大鍋飯現象，從而造就一批大師級的教師。第四，建立新的師范教育機構評估制度。鼓勵教師培訓機構整體提高自身素質，有層次地發展，適應時代對師資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國教師教育成為最優秀的教育系列。
【參考文獻】
[1]馬立.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教師教育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香港教育學院.1999.
人類步入21世紀后，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知識的絕對數量不斷呈幾何級數增長，傳統的一次性學校學習已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和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正在導致一場新的學習革命——終身學習。
一、終身學習理念的意義和內涵
終身學習是一種超越國界、意識形態、社會形態和種族等范疇的學習理念，這種學習理念的提出具有客觀必然性。首先，終身學習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要求。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都離不開知識。在知識經濟時代，作為基本生產要素的知識，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本知識和現存知識，而是不斷創新的知識。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依賴于人們持續不斷地擴充其知識和才能。其次，終身學習是個人生存發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的推廣和運用，對人們的就業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人們已不可能一生只具有一種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術，我們必須不間斷地學習，才能適應從事某一工作崗位或轉崗、再就業的要求，學習從未像今天這樣與個人的生存發展密切相關。同時。由于物質生活的改善和休閑時間的增加，人們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識和技能，以完善自身，提高生活質量。實現人生的價值。
終身教育的概念首先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終身教育局前局長保羅·郎格郎(PadLengrand)提出來的。他于1965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第三屆促進成人教育國際委員會”的會議上作了題為“educationpermanent”的學術報告(后改譯為“lifelongeducation”即終身教育)，并于1970年出版了《終身教育引論》一書，主張“教育應該貫穿人的一生各個階段，要為每個社會成員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他提供學習機會”。自此以后。許多教育組織、教育機構、教育學者對終身教育的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隨著這一理論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只強調終身教育是不全面的。教育是把人作為對象，自上而下施加于人，這與個人主動要求參與學習并不完全一致。“教育已不再是從外部強加在學習者身上的東西，也不是強加在別人身上的東西。教育必然是從學習者本人出發的。”因而，終身學習的概念更能體現學習者自身的進取和努力。
關于終身學習的定義，最具權威的當推由歐洲終身學習促進會提出的，并被“首屆世界終身學習會議”采納的定義：“終身學習是通過—個不斷的支持過程來發揮人類的潛能，它激勵并使人們有權力去獲得他們終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識、價值、技能與理解，并在任何任務、情況和環境中有信心、有創造性和愉快地應用它們。”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概括出五層涵義：(1)終身學習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它貫穿于人的整個一生，從而為人類的發展與完善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2)終身學習不僅縱向地貫穿人的一生，而且橫向地貫穿于學習的各個層面、各個空間，人類必須時時學習、事事學習、處處學習，它不僅拓展了學習時間，也大大拓展了學習內容和學習空間。(3)學習者是學習活動的主體。“學習者成為教育活動的中心。隨著他的成熟程度提高，允許他有越來越大的自由：由他自己決定他要學習什么。他要如何學習以及在什么地方學習與受訓。”(4)終身學習是人的基本權利之一，無論年齡、性別、職業、地域的差異，人們均可享有學習的權利。(5)終身學習需要有—個支持過程和一個支持系統，終身教育便是終身學習的支持系統。同時，終身學習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或學習概念，而是一種社會行為，是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它要求社會建立完善的終身學習體系和機制，以解決社會成員“學什么”和“怎樣學”的問題。
二、終身學習理念對世界各圖教育的影響
終身學習作為一種全新的理念，正在被人們普遍接受，并演化成世界性教育改革的指導原則和發展目標。日本是終身學習研究和實踐開展得較早的國家之一。早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就在文部省設立了終身學習局。并于1990年通過了《終身學習振興法》，文部省設立終身學習審議會，通產省設立終身學習振興室；法國于1972年通過了《終身教育法》；美國于1976年通過了《終身學習法》；英國、瑞典、新加坡和韓國等國家也力圖適應終身學習思潮的全球化趨勢，調整國家的教育政策。不僅如此，美國、日本、英國、新加坡以及北歐的許多國家都根據本國的國情。創建了具有不同模式、不同特色的社區教育。
終身學習理念也引發了中國教育的一系列變革。并逐步成為中國制定教育改革和發展政策的主導思想和指導原則。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成人教育是傳統教育向終身教育發展的一種新型教育制度”；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法律形式規定國家要“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1998年頒布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到“到2010年在全國基本建立起終身學習體系”；1999年頒布的《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進一步明確要“逐步完善終身學習體系”；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指出要“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黨的十七大報告繼續強調要“發展遠程教育和繼續教育，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
三、終身學習理念影響下的三種教育方式的劃分
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世界各國政府不僅在其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規以及所作的教育報告中把終身學習的理念放在突出的位置，終身學習的實踐也廣泛地開展起來，許多國家創建了社區教育，如美國的社區學院、日本的公民館、北歐的民眾學校、新加坡的社區中心等。因此，除了傳統的學校教育以外，還應利用各種溝通信息和教育媒體，如網絡、電視、多媒體、圖書館和報紙等，大力支持發展社區教育，廣泛開展各種培訓。這些多種多樣的教育途徑可概括為三種不同的教育方式：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不正規教育，有人稱之為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非正式教育，指稱的內容大致相同。第一次提出這種劃分的是菲利普·庫姆斯(P·H·Coombs)，1968年，他在《世界教育危機：系統分析》一文中。根據教育的職能和形式的不同，把教育劃分為formaleducation(正規教育)、non-formaleducation(非正規教育)、informaleduca-tion(不正規教育)。1973年，他在《農村兒童與青年通向學習的新途徑》一書中對教育活動作了同樣的劃分三種教育方式具有其各自的內涵。正規教育是指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有固定機構與場所、有專職教學人員對學生進行系統的文化科學知識和思想品德的訓練和培養的教育，一般指學校教育。正規教育除了普通的大、中、小學校教育外，還包括全日制的專業和技術培訓、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正規教育具有普遍性、連續性、標準化、制度化等特點，在現代社會，它已成為個體社會化所必須首先完成的活動，其年限隨著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逐漸延長。正規教育的質量是影響個體終身學習最關鍵的因素，“沒有什么可以代替正規教育系統，在該系統中，每個人初步學習各種形式的知識科學。”然而，在人的一生中，學校教育是短暫而有限的，只傳授知識的極少部分，不能滿足人一生對知識的需求，非正規教育正是針對學校教育的受挫而被提出來的。非正規教育是一種非學歷教育。是指在生產勞動、日常生活和各種教育影響下，個體從家庭、鄰里、工作娛樂場所、圖書館、大眾宣傳媒介等方面獲取知識、技能、思想、信仰和道德修養的過程。非正規教育具有以下三個特點：(1)非制度性和適應性；(2)多樣性和靈活性；(3)簡易性和節約性。菲利普·庫姆斯認為，非正規教育“當被看準時。具有很大的潛力，并給個人和國家的發展以很快和很大的貢獻。”第三種教育方式是不正規教育，這是指環境對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不正規教育是一個無組織的教育過程，沒有專門的教育機構，而是通過個人的經驗或與別人的接觸，如在家庭、同伴、工作、團體中，獲得知識、技能，形成對事物的一定看法和態度。不正規教育具有隨機性、自發性和廣泛性。在這個教育過程中，學習是在自然狀態下進行的。學習者幾乎意識不到他們正在從事新的價值和技能的綜合學習。
實際上，在正規、非正規、不正規教育之間難以劃分出明顯的界線。有些活動固然可以歸屬于單獨的一類，但許多活動卻有著兩種或全部的特點。
中國師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國家政策的產物。因而，師范教育的成敗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關鍵。
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及師范教育的世紀走向
中國基礎教育規模巨大，學生近三億，教師逾千萬。走向新世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發生了新的變化，稱“三大樂曲大協奏”：即從上學型轉向普及型，從普及型轉向精英人才型，從少數英才模式轉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現在，三種轉型同時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當長時間內交叉作用著，這就促使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呈現新的走向。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的復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和人員的多樣化流動，師范教育也相應進行了多種改革嘗試。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終于從政策上確認允許綜合性大學培養教師，中國師范教育自建國以來建立起來的單一定向型體系被打破，呈現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單一的師范院校定向培養轉向多類型院校培養，從正規院校培養轉向學校培養與社會培訓相結合，從學校培養轉向正規培養與國家認證相結合；
第二，從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分別實施到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相結合，再到職前培養與職后培養一體化。
這兩種變革使師范教育制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前者使師范教育體制走向多元化，在體現國家對資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強化培養形式的開放與匯集多樣的優秀人才；后者使師范教育職能趨于一體化，使教師教育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國家則能集中財力和人力建設重點師范教育培訓中心，從而較好地提高教師培訓水平。多元化體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辦好師范教育，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而職能的一體化則有利于重點投資，并強化培訓職能，提高師范教育水平，適應普及型英才教育對高水平的師資需要。這樣可以從根本上轉變師范院校只管職前教育，對在職教師現狀不能或過少參與的狀況，以及解決教育學院僅服務于教師在職進修，學科建設水準過低，教師教育后續力量不足等問題。
二、當前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政策問題
中國師范教育早期學習日本模式，以定向培養為主，爾后學習美國模式，注重多元的一體化模式，即多種院校培養師資，但堅持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一體化進行，不設專門的在職教師進修機構。建國后，我國向蘇聯學習，建立起定向型雙軌制的師范教育體系，即由專門師范教育機構定向培養教師，職前教育與在職教育雙軌并行、互不相通。
1.封閉的定向型培養模式的政策問題
50年來，定向型雙軌制師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響。一方面，這種體制保證了師資培養能按一定規格、一定計劃進行，即使在教師職業不受重視，很少人愿為人師的特殊情況下，也能通過定向的培養和封閉的管理體制保證相應的培養計劃得以實施；而且定向培養提供了較為系統的師范教育，畢業生對教師工作較熟悉，易于適應中小學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師范教育卻由于生源單一，特別是在教師工作不受重視的時期，報讀師范專業的生源既少又差，師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響。政策性的保護造成的封閉又產生了較為嚴重的發展性問題。這種政策以計劃性、穩定性、保護性為出發點，在強制執行按計劃培養教師情況下，特別是以所謂保持師范教育和教師隊伍穩定性的旗號為由，通過提供相應的助學金，來框定教師從業不得改行，致使師范教育趨于單一性，只是為了培養教師，其余學術研究活動都被列為次要或輔，長久以往，導致師范教育機構的學術水準日益降低，師范性越強的機構，科研水準也相應越低。最典型的是當數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機構。
2.錯位的雙軌制政策問題
師范教育雙軌制是中國50年來最大的特點之一。半個世紀來，中國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師范教育體系，即中等、專科、本科三級體系。1995年中國高等師范院校236所，其中專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萬人增加到58.3萬人；中等師范學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萬人增加到84.8萬人，從1980年到1997年已培養的新教師649萬人。1997年教師培訓系列的教育學院242所，在校學員21.4萬人，教師進修學校2142所，在校學員51.6萬人，從1980年到1997年已培訓在職中小學教師482萬人。現在40所高等師范學院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專業點700余個；14所高等師范院校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專業點120余個。但是這種不關連的雙軌制，有明顯的錯位特征。對教師教育發展來說，職前培訓只是為從事教師生涯打下一個系統的基礎，對教師的整個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響，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教師還應繼續學習更新更高水平的東西。因此，教師繼續教育必須是在比原先職前培訓機構更高的水平上開展的高級教育。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各級教師的職后培訓機構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學科建設，既無學位授權點，也缺乏較為完備的學術門類和學術梯隊，教育和教學水準與正規職前教育機構有重大差別，甚至出現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學士要到小學從事教學工作，那就必須到區級進修學校聽某師范學校畢業的同齡人授課之怪事。這種錯位的政策，給中國教師教育帶來了許多困惑和問題。在教育部門的許多文件中，只是給教育學院下達培訓指標，而對這些機構的師資卻很少有明確的要求。南方某省級教育學院，至2000底教育系還沒有一名博士學位獲得者，獲得碩士學位的教師比例也很低，連學士學位授權點也沒有。而同一省的省級師范大學教育口（含心理學）已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一個一級學科授權點，另有兩個博士授權點，10個碩士授權點，獲得博士學位的教師超過教師總數的2/3。但是教師繼續教育、中小學校長上崗培訓等都因政策規定由教育學院實施。
這種雙軌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設想是，教師在大學本科已經把知識學好了，教育學院只須為他們傳授一些臨時的補充知識和技能。這也是蘇聯30年代雙軌制模式出籠時的基本思路。這種設想帶著某種想當然的成份，有很強的計劃經濟傾向，更本質的是，政策基礎是建立在農業經濟時代，知識進化緩慢的情況之下。隨著社會發展，這種早存在問題的教師教育政策，更加嚴重地阻礙著教師教育的進步，影響到中小學辦學水平提高。新世紀的到來，不僅知識更新加快，新知識層出不窮，一個本科生在校期間只是學習一般的基礎性知識，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識，尤其是新知識主要在工作中、在繼續教育中學習和獲得，繼續教育已從補充性教育轉變為本科教育的繼續和提升。隨著80年代來的變革，一個計算機專業本科學的知識壽命只有一年，現在中小學的一般知識和教育科學知識在5年間也被更新過半。只有提高繼續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滿足和提高教師教育水平。因此，中國師范教育政策應當有重大調整。
三、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政策定位
中國師范教育未來的政策走向應當是有利于網羅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質高、專業性強的教師隊伍，使教師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
1.建構開放多元型一體化的教師教育體系
80年代來，教師管理逐步走出封閉模式，一是教師來源多元化，吸收自學考試畢業生及其他院校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二是教師可以流向其他行業。政策實施的進程是緩慢的，但對師范教育發展起了重大影響，以往擔心教師的轉行會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實是流動使教師隊伍活了起來，不僅人沒有跑光，相反流動起了篩選、重組和聚匯人才的作用。實踐證明，運用市場機制，推行開放、多元的教師教育體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要點。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允許綜合大學建立教育學院，培養師資，這是使教師教育多元化的一個重要的政策轉變。第二個政策定位是必須把正規培養和多樣化提高結合起來，推行一套以正規培養為主，國家考證相結合的新體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選教師。在實施這個政策時，國家管治下的正規教師教育始終是主流，在發展和提高師范院校（包括綜合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水平的同時，允許并支持許多杰出人才進入教師行列，才能使教師隊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體化政策定位的一個涵義是強調國家對師范教育的管治。無論辦學形式如何多樣，體制如何多元，世界師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強國家一體化管治，把教師作為國家的代表來教育年輕一代，傳播知識。許多跡象表明，盡管教育越來越自由，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但國家不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嚴格，非常強調師范教育的質量要求。
一體化政策定位的第二個涵義是強調師范教育的職前與職后教育的一體化。從目前的課程一體化轉變為機構一體化，即從強調師范院校教育要與教師今后發展相聯系，到把師范院校與教育學院（校）的機構一體化，納入共同建設和學科發展體系，這樣師范院校職前教育就能真正成為今后發展的基礎，使職前與職后培訓、見習以及在職提高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變階段性師范教育為終身的教師教育。雙軌合并一體，可以使雙方都獲得新的職能，一方面使師范院校實現職能的全面轉變，建構更加完整的師資培養體系，另一方面教育學院（校）得到本質的轉型，全面提升辦學水平。對部分縣市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學校則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規師范院校的專業輻射力。今后所有的師資培訓都在這一機構框架之下進行。
2.推動師資培養模式和教師專業形象轉型
中國師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據新世紀教育發展特征，設計新型的教師專業形象和師資培訓模式。第一，師范教育要與信息化社會發展相適應。隨著科技發展，教師專業性和技術含量得到加強，這是世界發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導和鼓勵進行教師專業技術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傳授知識的專業技術，教學教育專業技術，運用新信息手段的專業技術等方面的技術評定等級，實現教師專業培訓中教育思想、專業知識與教育技術上的結合，使教師同醫生等職業一樣，必須經過嚴格專業訓練方可為人師，徹底改變“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師培訓模式應當吸收更多的技術內容，對教師進行更加專業的技術培訓。教師除完成一般大學的專業培訓之外，還應當進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師教育專業深造，這是國際發展的重要趨勢。修習一年課程者可獲教師文憑，給予教師資格；二年課程合格者可獲教育碩士，在競爭上崗之下可以獲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課程合格并撰寫出論文者可獲學術碩士學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導未來教師專業目標。法國教育家J.維爾吸收了布魯姆和G.德朗希爾教授的觀點，提出教師發展的10項目標，來界定教師的職業內涵：認識學校的環境與學校的根本功能；認識學校的教育職能；具備傳授教育教學的理論、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認識教育對象；認識教育教學環境；培養綜合能力；培養變化能力；培養探索能力；培養創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師范教育水平
中國師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應當是根據國家不同地區的情況，通過不同形式來提高師范教育水平。第一，從根本上提升師范院校辦學水平，逐步從舊三級向新三級轉化，即在近期內取消中師層次，建立以專科、本科和教育碩士三個層次的中小學教師培養架構；未來目標是取消專科層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專業學習的教育文憑學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碩士及本科+3年的專業碩士的新的中小學師資培養架構。這樣，小學及幼兒教師在專門本科學院培養，初中及高中主要是從第二、三、四個層次中吸收，當然也不排除讓高層次人才進入中學或小學工作。取消中師層次后，部分邊遠地區的中師可以作為分校接受高一級學校的學術指導。第二，建立專門的以培養幼兒及小學教師的專業院校，強化綜合性的培養特色，既體現小學及幼兒教師特點，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時也應建構碩士及博士學位的教育層次。第三，強化教師的專業水平，特別應大力吸取國際師資培養經驗，建立教師考級制度。這種考級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評職稱，而是在對教師進行新一輪培訓或完成某種教育教學實踐上的重要項目之后，進行的國家性考級，強調教學水平和理論水平等方面的綜合能力，使教師從區縣級到省市級再到國家級逐步發展，有利于教師有層次的深入發展，避免目前評職稱帶來的大鍋飯現象，從而造就一批大師級的教師。第四，建立新的師范教育機構評估制度。鼓勵教師培訓機構整體提高自身素質，有層次地發展，適應時代對師資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國教師教育成為最優秀的教育系列。
【參考文獻】
[1]馬立.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教師教育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香港教育學院.1999.
一些學者研究成人教育時自覺不自覺地套用普教研究的觀點、體系、方法甚至結論，教育學中的分支學科有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管理、教學論等，成人教育學的分支學科也就有了成人教育社會學、成人教育經濟學、成人教育哲學、成人教育心理學、成人教育管理學和成人教學論等。似乎只要教育學中有的分支學科，成人教育學都應該有，只不過需要在前面加上“成人”二字。用教育學的理論、概念或方法取代成人教育基礎理論的研究，最終導致成人教育研究主體性失落，使成人教育研究成為實質意義上的非成人教育研究，“一些研究看起來充滿了成人字眼，但卻對成人缺乏深刻的理解，沒有深入了解成人的身心規律、學習特征、內在發展需要，未能注重成人教育獨特性的研究。”追本溯源，這種研究范式的缺失歸咎于研究活動嚴重缺乏“成人”意識，更是遠離了充滿生機的“成人世界”。脫開“成人”與“成人世界”而空談“教育”，往往失卻了研究活動的邏輯起點以及進行深入演繹的邏輯空間。
特色是成人教育學這門學科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是成人教育學得以獨立的法寶。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指出：“一門科學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個性并真正獨立于其他學科時，才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一門科學之所以能成為特別的學科，是因為它研究的現象是其他學科所不研究的。”一門科學的產生與否，不僅決定于外界有無客觀需要，而且還取決于其內部有無特殊的研究對象，即研究對象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學科的對象。由此可以推論，成人教育科學研究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有自己相對穩定、獨特的研究邊界。中國成人教育研究者的大腦不應該成為中國普教思想、理論的“跑馬場”。相對于普通（基礎）教育學而言，成人教育學理論研究，只有真正擺脫依附、從屬于研究兒童養護、陶冶、訓練、管理的（普通）教育學的地位，建立起以研究“現實中的成人特點和成人學習特點”為對象，而不是以研究者“想象中的成人特點和成人學習特點”的自主研究，才有可能適應以至推動成人教育實踐的發展。面對社會和專家對成人教育學的種種誤解和曲解，我們只有加強對成人教育學的“元”研究，才有可能爭取到成人教育學的學科獨立地位。美國著名成人教育專家諾爾斯將成人學生與一般未成年學生作了比較，提出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他認為：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成人學生是指能夠獨立地指導和控制自己行為和活動的人；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成人學生是具有生活經驗和工作經驗的人；從教育學的角度看，成人學生是學習目的明確、憑借經驗能夠主動學習的人。也就是說，成人教育學與傳統的普通教育學之間有著完全不同的研究對象，成人教育學有自己的研究對象為邏輯起點和建立起自己的學科理論體系。只有回歸豐富的成人生活世界，走進繽紛的成人精神家園，才能捕捉到成人生存境遇中的發展需求與發展困境，去思考教育可能提供的支持。“成人教育涉及多種學科，成人教育研究的開展離不開汲取、借鑒其它學科的有關概念、理論和方法論體系。但是，必須強調的是，成人教育研究不能過分依賴于其它學科的理論研究，各種理論都有其特殊適應的對象和背后的基本假設，不當的移植可能會誤用其建立的知識體系和方法和適切性。”
二、弱勢群體的研究維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人教育得到快速的發展，但全體受教的權利并沒有很好的落實，教育不均衡明顯。如關注城鎮教育多、農村教育少，關注從業者多、無業人員少，關注定居人口多、流動人員少，關注有償教育多、義務教育少等。表現在我國成人教育招生規模受限；實行考試選拔錄取，開放力度受限；重視脫產、輕視業余；重學歷教育，忽視非學歷教育及在職培訓。于是，社會的弱勢群體還是難有享受成人教育服務，拉大了我國貧富懸殊、地區差距，公民的受教育權、發展權得不到普遍而平等的尊重與保護。這種集中社會有限資源，培育社會急需的高級專門人才，對推動科技發展和國家重點項目建設起到積極作用，但是，它是以犧牲大多數成人的利益和教育需求而換取少數成人的成功來實施的。
2002年“弱勢群體”一詞首次見諸官方文件，隨后有關“弱勢群體”的問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所謂弱勢群體，是指由于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狀態而導致其處于不利社會地位的人群或階層。在傳統意義上，弱勢群體主要是指老弱病殘者和無勞動能力的依賴人群。但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那些并非由于主觀方面的低下或缺陷而是由于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在權利和權力方面、發展的機遇方面、生活的物質方面不具有優勢的人們便成了這一群體的新成員。具體而言，主要包括生理性弱勢群體（老年人、殘疾人）、貧困農民群體、城市邊緣群體（城市農民工是自發流動人口）及失業下崗工人群體。我們可以從一些數據認識當前弱勢群體的現狀。截止到2003年中國老年人口統計顯示，目前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1.34億，占總人口的10％以上；65歲以上的人口超過9400萬，占總人口的7％以上；8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300萬。預計到2025年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的20％，每5個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2001年，國有企業登記失業人員為680萬，下崗人員為500多萬，總計為1200萬人左右，到2002年底上升到1400萬人左右。另外，截止2002年11月，全國有1985萬享受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貧困人口。從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國弱勢群體規模在1.4億～1.8億人左右，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1％～14％。弱勢群體已成為嚴重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為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不和諧音。只有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社會才能穩定發展。“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機會，社會必須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這個觀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式補償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傾斜。遵循這一原則，較大的資源可能要花費在智力較差而非較高的人們身上。”關注農民工教育、下崗職工教育、老年教育、婦女教育、殘疾人教育、經濟欠發達地區教育、少數民族教育、社區教育是今后成人教育學科體系的批判與重構的重點課題。給每一個人平等的機會，并不是指名義上的平等，即對每一個人一視同仁，如目前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
機會平等是要肯定每一個人都能受到適當的教育，而且這種教育的進度和方法是適合個人的特點的。每個人并非要接受同樣的教育，但每個人卻應受到比較適合自己的教育。給下崗職工以教育關懷，讓其接受新技術培訓，接受廣泛的信息，提高自身的素質，跟上技術更新的步伐，把握住再就業的機會。對城市農民工實施教育關懷，在改變他們落后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提高他們的從業技能，培養他們的合作意識和敬業精神等方面進行系列教育培訓，是使農民工改變自身地位，融入所在城市社會群體的重要措施。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老年人對老有所用、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養，提出了更高、更多、更細的要求，成人教育也應反映他們的切身需要和自身特點。
三、中國化研究維度
現代成人教育于西方，在一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西方國家不僅開拓了成功的成人教育實踐，而且產生了豐富的成人教育思想，創立了比較系統的成人教育理論，搭建了成人教育學科體系框架。如1816年托馬斯·波爾（T.Pole）出版《成人學校的起源及發展》；1851年哈德遜（J.W.Hudson）出版《成人教育史》；1918年麥丁斯基出版《校外教育和它的作用、組織與技術》；1926年林德曼（E.Linderman）出版《成人教育的意義》；1928年桑代克（E.L.Thorndike）發表《成人的學習》；1959年基德（J.R.Kidd）出版《成人如何學習》；1959年布倫納（E.Brunner）等人出版《成人教育研究總覽》；1964年由以北美專家為主的成人教育教授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成人教育——一個正在形成的大學研究領域的概況》；1970年諾爾斯（M.Knowles）出版《現代成人教育實踐——成人教育學與兒童教育學的對照》；1970年保羅·郎格朗（P.Lengrand）出版《終身教育導論》；1970年弗萊雷（P.Freire）出版《被壓迫者教育學》；1988年霍拉（H.S.Bholal）出版《國際成人教育論》。而我國的成人教育實踐歷史短暫和理論研究薄弱。所以，我國一些學者在研究成人教育時，主要是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憑國外資料“想象”，運用抽象思維，或“移植”、“嫁接”、“拼盤”，引經據典術語滿篇的“科研成果”，對深層次的價值觀、文化觀等層面的差異缺乏理性認識，加之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得部分研究結果難有適合國情。
一門學科理論體系的形成、發展和完善絕不是無中生有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相對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為此，一門學科的發展必須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對其加以審思，從中汲取養分，方可保證研究的持續與深化。中國成人教育研究學習、借鑒、參照歐美諸國成人教育學科建設的成功經驗是應該的，也是必需的，然而不能將這種學習、借鑒蛻變為“以外為準”、“以西為準”來引進或加工，不能變成歐美成人教育理論研究的套用或翻版。中國的成人教育有自己的國情，有自身的實際，有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淵源，“原封不動”地一味借鑒會失去成人教育的民族特性。歷史地來看，中國的教育學，在建國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先是學德國的赫爾巴特，后是學美國的杜威，在建國以后，很長時間內學凱洛夫的《教育學》。如果中國成人教育學發展也走這樣的道路，那么有中國特色的成人教育學將永無形成之日。由于世界各國的成人教育是在本國的背景下開展的，受本國的文化、經濟等因素制約，所以在借鑒國外研究成果時，不能盲目地機械照搬，要考慮到國外研究成果的理論基礎、內在的文化觀、價值觀以及適用的范圍和條件，結合我國的成人教育實踐情況和我國的研究特色，真正做到“洋為中用”。“創新”與“原創”是理論研究的靈魂，是成人教育學科體系的批判與重構事業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中國的成人教育學科體系的批判與重構不是“引進式”思路以達到目的的。只有立足于“原創性”思路的前提下，以中國的成人教育實踐和成人教育問題為理論研究、學科建設之源，吸納數千年文化傳統孕育的教育智慧，借鑒西方成人教育實踐和研究的成功經驗，才能真正使成人教育學科體系的批判與重構走向正規化和科學化。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有極為豐富的教育思想資源，又是當今世界成人教育的大國，積有一百多年、具有現代性內涵的、豐富的成人教育實踐經驗。要從中國成人教育實踐的自身問題入手，從植根于中國文化土壤之中，植根于中國具體的、真切的成人教育實踐活動的基礎上，進行對本土成人教育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的研究，從而逐步建立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成人教育理論，進而拓展中國成人教育學科體系的建設。
四、體系化研究維度
在我國，成人教育實踐和經驗總結有著幾千年的歷史。然而，從建國之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成人教育的學科體系意識十分淡薄，而且還常與普通教育研究混雜在一起，很少單獨開展相關的研究活動。部分研究人員的選題更多的是從自身的興趣、特長出發，研究活動處于散兵游勇、各自為政的狀態。部分研究者的價值取向不在學問和學術，而在個人的評職晉級，缺乏深沉理智的學術研究精神，“跟風”研究、“政策研究”濃厚，導致成人教育學的研究長期難以深化。大多數專業研究者來自相對封閉的普教系統，知識結構、研究領域、學術視野不能完全適應成人教育研究的需要，存在著諸如“專門知識基礎的薄弱、科學方法的欠缺、理性思維的僵滯和大多停留在實踐運作體會感性歸整的層面”的現象，只能是“出體會、出經驗、出觀點”，科研水準停留在較低的檔次上，學術性、科學性、系統性不強。一些成人教育研究機構缺乏必要的溝通和交流，不能聯手攻關，聯合自強，在大范圍內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很少。
學科體系建設是成人教育發展的基礎性工程。學科群的形成是成人教育學成熟的標志。學科建設成熟的標志，不只要求“出經驗、出觀點、出思想”，而且要求“出理論、出學說、出體系”。作為教育科學理論的一門新興學科，成人教育系統研究的真正肇始卻是最近20多年來的事情。通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成人教育學科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成人教育學科框架結構基本形成，成人教育研究者在成人教育學科的概念、范疇、理論、原則、方法等方面基本達成共識。改革開放20余年來，我國出版了超過500種成人教育研究專著。其中王文林、余博、宋文舉主編的《成人教育概論》是我國建國后第一部成人教育專著；葉忠海主編的《成人教育學通論》、《成人教育心理學》、《成人教育管理》、《國外成人教育概論》、《大學后繼續教育論》等“成人教育理論叢書”較為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成人教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學科的理論體系；王北生主編《成人教育概論》、《成人教育教學論》、《成人教育管理概論》、《河南成人教育史》是一套具有充滿時代氣息和前瞻預測的著作；黃堯等主編的《面向21世紀中國成人教育發展研究》、《面向21世紀中國成人教育制度研究》、《面向21世紀中國終身教育體系研究》、《面向21世紀中國成人教育學科建設研究》、《面向21世紀中國成人教育法規建設研究》和《面向21世紀中國成人教育發展模式研究》等“面向21世紀中國成人教育發展研究叢書”是一部貫通古今中外、頗有分量的叢書。現有的專業研究人員中的相當一部分年長專家和相當一部分中青年學者是從其他學科、專業“轉行”來的，他們的背景和研究工作可大大提高成人教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但他們是“半路出家”者，其成人教育研究的功底不足。“半路出家”者不斷提高自己的成人教育研究水平是今后的一個努力解決的問題。成人教育理論研究人員的專業化建設必須強調通過不間斷的專門培訓、自主學習和長時期的專業化實踐，使科研人員具有較寬廣的知識面、提出問題發現問題的能力、強烈的創新意識、創造性思維的能力和嚴謹的研究態度。研究人員、研究機構要加強交流溝通，發揮整體效益形成研究合力。要集中各省、各地區和各高校的研究力量，形成研究合力，有計劃地組織一些學術研討活動，對一些較大的課題采取聯合攻關。成人教育學科體系是一個多序列、多維度的立體網狀結構體系。其中，成人教育學、成人教育哲學、成人教育心理學、成人教育社會學、成人教育管理學、成人教育教學論、成人教育史、比較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學和職工教育學，是成人教育學科體系中有較強代表性的、主要的分支學科。要對這些學科展開相對系統、深入的研究，進一步推動成人教育學科真正從“自在”走向“自為”，并在“自為”的發展中走向成熟和完善。
2應對措施
針對分析學前教育專業教育實習存在的問題，本文建議從以下幾方面來改進：
2.1有效設置課程資源在學前教育課程設置中需要重視專業思想的培養，使參與實習的學生明確自己的職業定位，在課程設置中明確實習目標，做好實習準備工作，擬定實習計劃。在課程設置中需要注意理論與技能的教育。隨著我國研究性教學的不斷深入，很多高校都不夠重視學生專業技能的培養。學校在學前教育的課程設置中，需要改進當前的課堂結構，提高技能類課程所占比重。在實習中，教師的體態表達、溝通、語言表達、教學游戲化、基本技能等都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在課程設置中需要優化高校學前教育，達到師范性與學術性統一的目的，加強學習專業化教學，也需要重視實踐技能的培養工作，除了設置現代教育技術之外，還需要設置教師禮儀、音樂、手工等課程。
2.2合理安排實習時間，完善實習基地高校在安排學生實習中，需要充分考慮實習時間的分配問題，延長實習時間，學生能夠熟悉幼兒園工作與生活的時間需要4周，若是實習時間安排為4~6周，很多學生是沒有機會講課的，因此需要將實習時間延長到12周以上，保證學生能夠全方面的接觸整個實習過程。在實習形式方面，為使學生更好地適應教育實習，學生的實習應該貫穿在整個學習生涯中，強化實習功能，依照學生的能力合理選擇實習方式。學校在實習基地的建設中，需要充分利用城市和農村的教育資源，推動幼教事業的發展。為保證實習基地的穩定性，高校需要與實習基地形成合作伙伴關系，保證雙方在互利的基礎上合作，關注實習幼兒園的指導工作，共同研究教育課題。在實習基地的人際關系建設中，實習生接觸最多的就是學生，指導教師需要為實習生上好示范課以及觀摩課，保證實習生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到教育經驗。
2.3健全實習評價體系學校在建立健全學前教育實習評價體系中，需要保證能夠提高教學工作水平；強調實習特殊化；強調實習教學質量；提高實習教學以及管理水平。基于此，高校應該建立多元化的評價方式，實現教師、家長以及實習生自評的方式，這樣多元化的評價方式能夠進行整體的評價和指導，避免單方面的因素出現成績偏差，影響評定工作。
在道德教育本質與現實關系方面，一些學者認為，道德作為人類一種精神活動，是對可能世界的把握，所反映的不是“實是”而是“應是”。它并不是人們現實生活的摹寫，而是把這種現實行為放到可能的、應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審視，并且用理想的標準對現實行為作出善惡的評價。這種“應是”與“實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運動構成了人類的道德活動并且推動人類向至善的方向前進。個體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也有些學者提出道德教育現實與超越性本質的立足點是什么的問題。認為，道德的超越性必須建立在現實性的基礎上，應該使超越性追求與現實性規范辯證統一。
道德教育在面向現實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須回答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也就是說，在當前社會轉型道德的“應是”是什么。學者們認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制約是不容置疑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有文明的人際關系來強化和維持自身模式運行。市場經濟必定要求社會具備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的道德規范體系。因此，當前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論困惑正是這種體系改組轉變的陣痛反映。有學者提出，道德問題必須放在社會環境中去考察，沒有純粹的道德。還有學者提出，德育的內容不是自身規定的，它首先取決于社會規定。當前市場經濟尤其是轉型期環境有很多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因素必須加以克服。在當今社會背景中，道德教育必須有自身特有的強有力的適應機制。二、對傳統道德教育的批判與繼承
有學者提出，在建立當代道德教育體系的過程中，要以民族化為基礎，強調民族性與世界性。道德傳統是民族文化的積淀，其核心是群體價值觀。民族性的道德傳統又是在不斷發展的，只有在原有的傳統基礎上不斷更新，才能逐步建立當代道德教育的理論體系。離開了傳統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對中國傳統道德教育進行研究，不僅應該重視其內容，更要注意其方法。從總體來看，它與西方的理智主義道德教育傾向有明顯的區別。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所走的是情理合一的道路。道德情感的陶冶與修煉在道德人格形成中既作為中介和動力又作為評價機制起著核心作用。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方法上，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具有現代轉型的社會價值。如果說跨世紀人才素質培養需要立足于民族和傳統這塊根基上的話，那么，中國傳統道德教育思想的精華為這種外在要求提供了內在的根據。歷史證明，道德教育如果忽視民族文化的根基——道德傳統，那只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如果說上述觀點主要是從傳統教育思想中挖掘寶藏的話，那么另一種觀點則側重在對傳統道德教育的“批判”。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基本上是消極的。它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趨于保守和愚昧，壓抑著人的主體精神。盡管傳統的道德教育思想對當代道德教育體系的建立有一定影響，但其意義究竟有多大令人置疑，而且對傳統的道德教育支離破碎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往往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有學者還通過對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分析，認為應該現實地、具體地看待傳統，諸如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與儒家文化并非極度相關。還有學者認為，幾千年來，以儒家為代表的道德體系是依靠政治制度來維持的，與其說是道德毋寧說是一種社會約束機制。因此，我們必須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研究傳統道德教育，決不能在現代道德及其教育體系中簡單位移傳統道德教育。
尚有一種觀點認為，對傳統道德教育思想的全盤否定或接受都是不妥的。在內容的選擇上應考慮現實條件，即便是精華部分尚有現實的可行性以及方式、方法問題。不能因為西方有學者“關注”我國傳統文化而“弊帚自珍”，也不能因為有人“否定”而“全盤拋棄”。應該從現實社會條件出發，充分認識到現代社會并不完全排斥傳統的道德內容，而且現代道德教育的花朵只會開在由傳統道德教育這棵樹根生長出的枝條上，關鍵是“改良”和“嫁接”。此外，有學者提出應該挖掘革命傳統教育中的道德內容和方法，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是不能忽視的。
三、對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鑒
大多數學者認為20世紀以來西方道德教育理論及其研究對我國當前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有學者指出，道德和道德教育是歷史性概念，作為歷史的是可變與不變的統一。不變的是道德的永恒精神即自律精神，人類自律是超越自然性的自由。而具體的道德原則、規范在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是可變的。不同的民族有其不盡相同的道德價值體系。另外，就其可變而言，其變化發展又是有規律可循的，一定的道德價值、規范體系總是社會條件尤其是生產方式、經濟體制的反映。我國作為現代化的后發展國家既不可能跳越西方工業化所走過的道路，又應當避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偏差。有些學者研究并闡發了西方道德教育的發展過程，認為20世紀以來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論是發展變化的，它與社會背景、歷史條件相對應。60年代以來，道德理論及其教育中的否定極權主義和相對主義與二戰后人們認為道德是相對的有關。而60年代以后的主情道德教育又是與民主化運動、人本主義等密切相關的，出現的反對灌輸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微觀操作模式研究，也是與之一致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來西方道德教育理論中反對價值觀念自由，“回歸規范教育”的動向特別值得引起注意。
四、關于德育的現實操作與德育學科的理論建設
柏拉圖是古希臘屈指可數、名聞遐邇的大哲學家,他既是蘇格拉底的直接繼承者,又是另一位著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的重要影響者.他在哲學、政治學、倫理學、邏輯學等領域均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近現代的幾乎所有學術思想均可在柏拉圖的思想中找到源頭,因此,說柏拉圖是古代、中古和近現代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人實不為過.柏拉圖思想中最有影響的恐怕是其哲學思想,同時他還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流芳后世的《國家篇》和《法律篇》中,他關于幼兒教育、女子教育、音樂文藝教育、體育及軍事教育等思想對古希臘及后世的教育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早期教育
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圖第一個提出學前教育思想.他認為對兒童的教育開始得越早越好.“凡事開頭最重要,特別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階段,最容易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國家篇》377B)他甚至主張胎教,“我們同時應該甚至在孩子出生以前就著手這一工作:待產的婦女必須接受為了有利于未出生的孩子所需要的那種訓練.”(《法律篇》789D)他認為,孩子出生后,必須確保護士甚至在他能走路之前給他有益的運動和空氣,尤其不許他由于過早走路而傷害自己(《法律篇》789E).嬰孩應盡可能接近于仿佛他一直在大海上那樣生活；應該把他上下擺動,給他唱歌,以便使他免受驚嚇(《法律篇》790C—E).這是為發展勇敢和堅定性格的首要的準備工作.當孩子3歲或更大一點,我們可以開始審慎地糾正他,讓他開始玩游戲,最好讓孩子發明自己的游戲；在6歲時,就要認真開始授課,隨之把女孩和男孩隔離開來,應當教他們騎、射、投、擲,應該注意把孩子們訓練成左右手并用(《法律篇》793D—794D).現代腦科學表明,兒童的大腦具有極強的可塑性,柏拉圖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小孩的肉體和精神具有極大的可塑性,因而提出了早期教育的思想,我們不得不為柏拉圖的睿智所折服.
二、音樂及體育教育
柏拉圖特別重視對兒童的音樂文藝教育和體育教育.他認為“教育就是用體操來訓練身體,用音樂來陶冶心靈,教育要先教音樂后教體操,將故事包括在音樂里.”(《國家篇》376E)古代希臘重要的文化生活是聽民間藝人彈著豎琴演說史詩故事,故“音樂”一詞包括音樂、文學等義,相當于現在的“文化”一詞.
他認為兒童階段的文藝教育至關重要.“一個兒童從小受了好的教育,節奏與和諧浸入了他的心靈深處,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會變得溫文有禮；如果受了壞的教育,結果就會相反.”(《國家篇》401)他認為,一切種類的音樂、詩歌和藝術的教育目的都在于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培養人的道德品格,音樂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達到對美的愛.(《國家篇》403c)因為音樂詩歌由于其潛移默化的作用,自幼便會把真、善、美同假、惡、丑的區別注入人心,使兒童“從童年時就和優美、理智融合為一.”(《國家篇》401D)正因為他對兒童的音樂文藝教育非常重視,柏拉圖主張對音樂文藝教育的內容應嚴加審定.“先入為主,早年接受的見解總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為了培養美德,兒童們最初聽到的應該是最優美高尚的故事.”(《國家篇》378E)因此,“我們首先要審查故事的編者,接受他們編得好的故事,而拒絕那些編得壞的故事.”(《國家篇》377C)他提出要制定一個限制音樂、詩歌的法律,規定哪些內容的音樂、詩歌可以提倡,哪些內容的音樂、詩歌必須取締,以“鼓勵母親和保姆給孩子講那些已經審定的故事,用這些故事鑄造他們的靈.”(《國家篇》379C)
柏拉圖認為音樂教育之后,年輕人應該接受體育鍛煉,“體育方面,我們的護衛者也必須從童年起就接受嚴格的訓練以至一生.”(《國家篇》403D)他認為,體育訓練的目的是使護衛者的身體狀況能適應護衛者的工作,“他們有必要像終宵不眠的警犬；他們在戰斗的生活中,各種飲水和各種食物都能下咽；烈日驕陽狂風暴雨都能處之若泰.”(《國家篇》404B)因此,他要求護衛者必須戒除酗酒,食物應當簡樸,不能嗜睡.
柏拉圖認為應將音樂教育與體育鍛煉有機地結合起來,因為“專搞體育鍛煉的人往往變得過度粗暴,專搞音樂文藝的人又不免過度軟弱”(《國家篇》410D),因而應使音樂和體育良好地配合,使“音樂和體育服務于人的兩部分——愛智部分和激情部分.”(《國家篇》412)
三、女子教育
柏拉圖的教育思想中不僅非常重視對男子的教育,而且提倡給女子以同樣的教育,他是西方第一位主張“男女平等”的思想家,他用動物作比方,以此來證明男女應受同等教育.“我們除了把母的警犬看做較弱者,公的看做較強者以外,應當一切工作大家同干.”(《國家篇》451E)“那么,如果我們不分彼此地使用女子,照使用男子那樣,我們一定先要給女子以同樣的教育.”(《國家篇》452)他提出應該同樣用音樂和體操來教育女子,并且還要給她們軍事教育.他認為兩性之間惟一的區別不過是生理上的區別,在一些方面如織布、烹飪、做糕點等,女人比男人更擅長,在諸如行軍作戰方面男人比女人更擅長,因此,沒有任何一項管理國家的工作因為女人在干而專屬于女性,或者因為男人在干而專屬于男性．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樣的才能和稟賦適宜于擔任國家保衛者的職務,分別只在于女人弱些男人強些罷了.
四、城邦護衛者的教育
柏拉圖的教育思想是直接為其所構建的理想國服務的.他認為,統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個,就是教育,即通過音樂和體育培養出優秀的公民.良好的教育和培養造成良好的身體素質,良好的身體素質再接受良好的教育,產生出比前代更好的體質,這除了有利于別的目的外,也有利于人種的進步.在這里,柏拉圖充分認識到了教育對于富國強民的重大意義和作用.他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具有最高知識的真正的善良的城邦護衛者,這一目的進一步體現了他的教育為國家政治服務的思想.
關于護衛者的學習內容,柏拉圖認為應先學習五門預備性學科:數學、平面幾何學、立體幾何學、天文學和音樂理論.他認為,治國者之所以應學習這些知識,是因為它們不僅在軍事作戰上有用,更重要的是能鍛煉人的心靈,發展抽象思維的能力．這些知識的對象都是不能用感覺來觸摸的,“只能用理性去把握,別的任何方法都不行.”(《國家篇》526A)通過這些知識的學習,將治國者的靈魂“從變化世界轉向‘真理和實在’,最終達到最高知識——‘善’”的理念.他認為,所有這些預備性科目應趁護衛者年輕時教給他們,不能用強迫的方式進行傳授.
柏拉圖認為,在學完預備性學科之后,要想達到“善”的境界,還必須接受“辯證法”的訓練.對于為什么要學習“辯證法”,他用著名的“洞穴的比喻”加以詳細的闡述.他把洞穴內的世界稱為“可見世界”,把洞穴外的世界稱為“可知世界”.在洞內看到洞壁上木偶的形象,相當于認識的“猜測”階段,轉身看到木偶的實物相當于認識的“相信”階段,及至走出洞穴到光天化日之下,認識便進入“理念世界”(“知識”的階段).而洞穴外的太陽則喻作理念世界中最高的“善”的理念.他指出,正像整個身體不改變方向就無法離開黑暗轉向光明一樣,我們必須“有一種靈魂轉向的技巧”,使學習的器官——整個靈魂(它類似看物的眼睛)轉離變化世界的個別事物,正面觀看實在世界的理念.這種“靈魂”轉向的技巧或學問就是他所說的“辯證法”.
關于學習前面提到的課程的對象,柏拉圖認為必須挑選出最堅定,最勇敢,在可能范圍內也最有風度的人,此外,他們不僅要性格高貴嚴肅而且應具有適合這類教育的天賦,如必須刻苦學習,強于記憶等.
柏拉圖不僅對護衛者的教育目的、內容作了明確規定,還就教育的時間安排及人才選拔作了詳細論述.他將護衛者教育的時間安排分為六個階段:(1)童年——青少年時期.護衛者自幼接受音樂和體育教育,目的是照看心靈,培養他們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們的學習和哲學功課應適合兒童的接受能力.(2)十七八歲——二十歲.這一階段主要是進行必要的體育訓練,為哲學研究準備體力條件.(3)二十歲——三十歲.進行第一項選拔,把那些在“勞苦的身體鍛煉、學習和戰爭恐怖中總是表現得最能干的孩子挑選出來”(《國家篇》537A),對他們施以數學、幾何、天文、音樂等“辯證法”預備性學科的教育.(4)三十歲——三十五歲.進行第二次選拔,“選出其中最富這些天賦條件的青年,在他們年滿三十的時候,給以更高的榮譽,并且用辯證法考試他們.”(《國家篇》537D)凡經過考試的,可讓他們“用六年或者四年”(后“定為五年”)時間“專心致志地學習辯證法”(《國家篇》539DE).(5)三十五歲——五十歲.用十五年時間到實際工作中鍛煉,“強迫他們負責指揮戰爭或其他適合青年人干的公務”,目的是“讓他們在實際經驗方面不低于別人”(《國家篇》539E),同時還可以在公務中繼續考驗他們的素質.(6)五十歲以后——去世.他們必須接受最后考驗,使他們最終達到“善”本身,管理好國家、公民個人及他們自己.在剩下的歲月里用大部分時間研究哲學,在培養出國家的繼承人后他們便可辭去職務,進入樂土,并安居下來.
五、柏拉圖的學園
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諸實施,柏拉圖在雅典的阿卡得穆建立了自己的學園.關于學園建立的確切日期無從查考.“從建園的綱領和柏拉圖說起曾在40歲那年訪問意大利和西西里時確立的信念之間的明顯聯系來看,我們自然應該設想建園大概是在這個時期(公元前388—387年).”［1］學園的活動以“講學”為主,學習和研究幾何學在學園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學園入口處懸掛的“不懂幾何學者,請勿入我門”的名言充分說明了柏拉圖對于幾何學的重視.除幾何學外,柏拉圖學園對生物學、地理學、天文學、宇宙學等學科也開展了廣泛的學習與研究.學園除重視文、理科學習之外,最重要的,凌駕于一切學科之上的課程當屬柏拉圖的哲學,他將哲學之前的各門具體學科稱為“預備性學科”,而將學習哲學作為通向最高知識的“善”的理念的惟一途徑.阿卡得穆學園作為教育科學中心雖然以教學和科研為主,但它并不是與世隔絕的象牙塔.柏拉圖創辦學園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哲學和政治的新的結合,培養一批既精通哲學、自然科學又善于治國的政治人才,為他心目中的理想國服務.
柏拉圖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系統教育理論的人,其教育思想涵蓋了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階段,其關于教育的許多主張與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輝.但其教育思想如同其他思想一樣,也或多或少帶有時代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柏拉圖非常重視教育的政治意義和作用,其教育思想是為其烏托邦式的國家政權服務的,其教育目的是培養經世致用的治國人才——城邦護衛者,因而其教育活動具有明顯的社會功利性,過分注重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且他這種培養護衛者的教育只能是極少數人享有的教育.柏拉圖重視早期教育,提倡公共學前教育,重視女子教育,主張男女平等,提倡德、智、體、美和諧發展,但他認為對兒童的游戲故事,唱歌的內容必須加以選擇,進行嚴格審查,原則是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忽視了兒童的個性和獨立人格的發展,他關于婦女兒童社會公有的思想更是有悖于社會倫理道德而應加以批判的.
柏拉圖的教育思想與他的人性論思想是密切結合的.他認為,上帝造人分為三等,即金質、銀質和鐵質.他認為,“一個人屬于哪一種,他所生下來的子女就屬于哪一種.”［2］其遺傳決定論的觀點實質是論證奴隸社會階級統治的合理性.
柏拉圖的教育旨在與智者教育對城邦所造成的離心力相抗衡.對柏拉圖來說,教育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在孩子們身上培養音樂的機敏與身體的靈巧,也不是通過在神話和詩歌中所反映的人類生活來培養政治的和實踐的智慧,真正說來,它是一個人靈魂的內在和諧的塑造,即內在于人的不和諧因素的協調一致.教育是人身上難以調和的東西--野獸性與天使性--的統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形成這種統一,使人既不變成一頭馴順的綿羊(奴隸),也不變成一頭貪婪的狼(僭主).［3］人變成一個政治存在的潛能依賴在他之中這種哲學本性與尚武本性的統一.因此,教育并不是對某種技能的培養,而是要形成權力與愛知識的統一.
在我國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過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的現象。如在古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道德教育；在近代和現代則又有把德育空虛化的傾向，名義上給德育一定的地位，而在落實中不是用意識形態的東西來替代德育，就是把德育完全流放到邊緣地帶。對這種種情況，雖然已有不少學者進行過反思，但是仍有進一步厘清德育與教育之關系的必要。
二
從教育目的看，培養“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應有之義。在這里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在制定教育目的時，一般都能通盤考慮。著眼于完整的人的培養；而在具體實施這一目的的過程中，則往往會把該目的分割成一些獨立的部分，而對這些獨立部分之間的關系又缺乏恰當的處理。在古代，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只注重個人品德的發展，而輕視其他方面，教育成了國家意識形態的代言人，“目中無人”；當今的教育似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只重視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知識技能的獲得，而把道德品質培養流放到了邊緣地帶。道德是生活的一個“構成性”因素，離開生活無以存在。而生活也離不開道德，離開了道德生活就會枯萎。因此，如果教育只重視智育，只看重科學知識的價值而無視道德教育，就會造成一些精神器官不協調者，正如一四肢極大而軀干極小之人。
學校教育在把社會對教育的要求逐級內化的過程中，也把教育目的進行一次次的分解，最終落實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體現在受教育個體的發展上。而在一次次分解的過程中，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目的。一種是“固定目的”，另一種是“流動目的”。“固定目的”指那些在特定時段、可以用確定的內容來完成的方面，比如各類科學素養、動作技能等。這種教育目的更多的是針對個體的物質生活進行把握和謀劃。“流動目的”則是指那些伴隨著生活本身的流動而不斷變化、生成著的目的，它并不固定在人生的某一時段，也沒有一個確定的最終狀態，很難用特定的內容來形成，只能通過每個人的經歷獨立地實現。這類目的更多指向于人的精神生活，指向于人的意義世界。這兩類目的是互相結合的，盡管可以分開來認識，但在實際教育中卻是不容分割的。如果把教育目的比喻成一輛車的話，“流動目的”可以說是車的方向盤，指引著所要開往的方向，但它不能離開車身而獨自起作用；“固定目的”則好比是車身，載著方向盤，而自身卻不能拋開方向盤而前進到某個地方。德育更多地屬于教育目的之中的“流動目的”部分，盡管也包括具有“固定目的”性質的、相對確定的規范教育在內，但它的主要內容是要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做出說明，并促進實現。在實際教育中，存在著簡單、機械地把教育目的肢解的做法，分割成德、智、體、美、勞等方面，這種做法常常導致產生許多沒有“方向盤”的“車體”和沒有“車體”的“方向盤”。因此，在把教育目的進行分解時，通常只宜把“固定目的”進行分解，而“流動目的”則應附著于每一個“固定目的”。這樣“固定目的”才能有的放矢，而“流動目的”也不至于盲目泛空。
三
教師是教育目的能否實現的關鍵性因素。教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以道德教育為綱的。首先，德育是全體教師共同的責任。有些學校設置專門的德育工作部門和配備專職的德育工作者，將德育工作化，忽略了其他教師在德育中的作用。這種做法嚴重地影響了學校德育目的的實現。其次，德育作用的發揮依靠每一個教師真實、真誠地對待學生。杜威曾經說過：“不能有兩套倫理原則，一套是為校內生活的，一套是為校外生活的。因為行為是一致的，所以行為的原則也是一致的。”教師如果搞“兩套倫理”，一方面容易使自己迷失于異己的世界，既勞累了自己，也喪失了職業的尊嚴與自由；另一方面則給學生一種虛假的熏陶，這種虛假的熏陶無論被學生識破與否，都對其人生有百害而無一利。最后，教師需積極作為，不能消極避事。盡管學校教育經常與社會影響不一致，但教師必須機智地把這種矛盾轉化為德育的資源和動力，要化負面影響為有教育意義的事件，開發“惡”的教育價值。
四
教育目的的實現必須依托于一定的內容。教育內容應該包括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相互作用的一切內容。教育者僅僅完成了學科的教學并不能保證教育任務的徹底完成。因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識掌握，而是培養人。另外，將教育內容僅限于各學科，容易讓教師形成錯覺，誤以為完成課堂教學就意味著教育的結束，就意味著教育目的已實現。這種對教育內容的偏狹理解，不僅會在以“應試教育”為指揮棒的當今教育中將德育排擠到邊緣地帶，甚至有徹底消解德育在學校中的地位的可能。德育目的不能僅僅依靠學科教學去實現，也不能通過設置專門的德育課程來達到，這就是說，德育的實施不能依靠將美德按條目編制成類似于“菜譜”式的學科，然后“插入”學習者的頭腦。德育目的的實現需要廣泛的內容，包括各門學科、教師道德修養、學校生活的德性等方面。
教育內容通常是經過選擇的、有助于教育目的實現的。德育好比是一把篩子，把不適合于其目的實現的內容盡可能過濾掉。這就是說，學校德育目的的實現依賴于一定的內容，但不是所有的內容。在實際中，常常有一種情況是，社會上產生什么東西或流行什么內容，都一股腦兒往德育里塞。這樣做一方面導致德育變質，該重視的遭忽略；另一方面也是對德育的不負責任，對教育的不負責任，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成人教育論文政策應體現廣泛性、包容性和綜合性三個原則。[2]廣泛性是指在終身學習理念指導下，成人教育政策應包括廣泛的學習內容，為終身學習打下堅實基礎；包容性是指受教育作為一項基本人權、要保證不同民族、處于不同地域、邊緣化的弱勢群體也能接受成人教育。綜合性是指成人學習的目標應包括個人、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多維向度。《貝倫行動框架》為檢測當前成人教育政策提供了框架和標準。要理解成人教育政策的情況，首先要弄清世界各國對成人教育的理解狀況。
一、成人教育官方定義程度較低，理解差異較大成人教育政策是保證和實現成人教育權力和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政策制定者對成人教育的立場、價值取向、理解不同就會影響到教育政策的制定、執行等各方面。因此，對“成人教育”的理解是影響成人教育政策的關鍵因素。成人教育的官方定義可以有效反映人們的理解狀況。報告顯示：全球平均有58%的國家對成人教育有官方的界定。其中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最高為73%、歐洲北美61%、非洲地區54%、阿拉伯地區43%、亞太地區最低為41%。[3]有些國家對成人學習與教育沒有文本定義，但實踐中存在成人學習與教育的概念，成人教育既有文本的顯性理解，也有實踐的隱性理解。通過分析成人教育的官方解釋，成人教育的理解大體分為單一向度和多維向度。按照教育對象、內容和目標等，單一向度的理解可分為三個類別：
1、單一向度是為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線性思維，缺乏綜合性；只看到了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忽視了教育的人文初衷。世界上約有一半的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對成人教育的理解是多維向度，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整合在一起。具體表現為：
（1）依據教育程度、目標和形式，將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文化教育和公民教育等不同類型的教育聯合成為一個整體。
（2）目標包括個體發展、社會發展和國家發展目標，個人目標包括提高就業能力、公民參與水平和生活品質。
2、少數國家將成人教育等同于掃盲教育，以15歲以上的人群為目標群體，教育程序和目標缺乏具體性。
3、（第二份）對成人教育更為廣泛的理解不可不歸功于國際組織所頒布的《漢堡宣言》、《貝倫行動框架》等文件所起到的引領和導向作用。
4、六分之一的國家將成人教育理解為成人基礎教育或第二次教育機會，是對生活技能的培訓。
5、將成人教育等同于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TVET），許多國家將TVET作為唯一關注焦點。
二、成人教育教學語言政策普及較低，種類多樣教學語言政策作為成人教育政策的一項分類政策是衡量教育包容性的重要指標。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背景下，世界各國的交流日益頻繁，國際間教育流動越來越常態化，在流動的社會中，人們所處雙語或多語環境情況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存在著文化、語言的多樣性，在保護文化的差異性的前提下為不同人群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越來越成為成人教育政策考慮的重點議題。教科文組織為我們提供了多語世界中三個教育原則：（1）支持將母語教學作為建立學生和教師知識和經驗、提高教育質量的手段。（2）支持不同教育水平的雙語或多語教育作為促進社會、性別公平的手段和社會語言多樣性的關鍵要素。（3）支持語言作為跨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鼓勵不同群體之間的理解，確保尊重人的基本權利。[15]據以上原則和各國具體情況，除了沒有制定和分類未知兩種情況外，全球成人教育教學語言政策共有9種類型（詳見表2）。教學語言政策種類較多，不同類型的語言政策以官方語言為主，作為通用語言的英語應用較廣；地方語言較多的用于掃盲教育，其他國家語言的使用有教育程度的限定。報告顯示：52個國家沒有制定成人教育教學語言政策，全球只有58%的國家制定了語言政策，許多國家的教學語言政策是覆蓋各類型教育的，不僅僅針對成人教育。[16]成人教學語言政策相比成人教育政策的普及程度，比例較低；教學語言政策以“官方語言為主，輔之以地方語言”的國家數最多達到了21個。部分歐美國家為移民提供本國語言的培訓，更有利于促進社會的融合。
三、政策目標具有多維性，以功能主義目標為主成人教育理解的差異性、教育政策對象的多樣性、成人教育政策的綜合性原則等都要求成人教育政策目標應當是多維性的。多維的政策目標具體表現在各國的成人教育政策中。71%的國家在成人教育政策中設定了目標，通過分析，成人教育政策目標主要有三個方面：
（1） 提高和發揮整個教育系統或其構成要素的功能和作用，把其納入到終身學習框架中。
（2） 加強成人教育的內部效能，即提升成人參與水平，取得顯著的教育成果。
（3）具有人文性目標，在于使成人學習和教育產生影響或帶來更為廣泛的益處，主要指提高生活質量，實現人的可持續發展，提高就業能力，增強社會凝聚力。目前成人教育政策以前兩項目標為主，[11]前兩項目標屬于成人教育系統的內在目標，是教育本身要達到的目的；第三項則屬于教育之外，能對個人、社會帶來發展和變化。兩者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賴和相互融合的。東歐國家愛沙尼亞促使教育體系更加開放，保證成人的正規學習和非正規學習，增加他們的競爭力和發展他們的創造力、主動性與社會責任感，減少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比例。[12]可見，其政策目標既有成人教育系統的內部統籌，也有個人、社會發展的目標要求，成人教育政策目標具有多維性。但在實施具體的政策目標方面，功能主義教育觀成了實踐上的優先選項。杜爾凱姆作為功能主義代表人物，認為教育目的或功能由社會來決定，培養人具有適應社會的能力。[13]具體表現在政策上就是關注成人教育的就業，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將職業教育作為重點，為市場培養有知識、高技能、適合工作的人。區域性組織、各國政府普遍把發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途徑。[14]第二份成人學習與教育全球報告顯示，這種政策目標仍然占據主導地位。
四、政策對象為四類人群，關注就業和弱勢群體教育政策對象即政策的目標群體是指教育政策所直接作用與影響的社會人群。[7]目標人群范圍的大小是成人教育政策包容性原則的標尺。報告顯示：全球成人教育政策的目標群體主要有四類：
（1）按某一年齡段的人群。主要包括有全年齡段（full age spectrum）人口，即15歲以上的人群，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人，是最為廣泛的目標人群。蘇格蘭有項光榮承諾，就是向所有公民提供優質教育。[8]有國家基于經濟發展的角度，將勞動年齡人群（15—65）劃為成人教育政策對象；有少數國家還將最活躍勞動人口（15—45歲）作為教育對象；歐美11個國家強調將老年人作為成人教育的對象。
（2）與就業相關人群。在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背景下，全球70%的國家將政策目標群體定位于某一特定領域的就業人群、失業和半失業人群，其目標在于提高成人就業能力，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①分類。不同顏色的小飛機，幼兒要根據顏色分類，挑選出相同顏色的小飛機作為自己的棋子。在下棋的過程中，飛機飛到相同的格子中，可以快捷到前面一個相同顏色的格子內。
②順序。根據誰先擲到6來確定誰先走、誰其次、誰最后。根據所有飛機到達終點的先后順序確定誰勝出、誰其次、誰最后。
③數量關系。根據所擲的數字行棋。幼兒園小朋友在玩飛行棋時經常會發生各種爭執，有一次筆者負責的班中有兩個孩子（暫時稱為歡歡與鵬鵬）。歡歡說：“我還沒有走完格子，你怎么就開始擲骰子了？”但鵬鵬不予理睬。爭了一會兒，沒什么效果，而且開始有肢體動作的苗頭要產生。這時筆者便走過去蹲下身詢問事由，然后說：“老師也來參加游戲，我們一起來玩，好不好？”在做游戲的過程中，筆者跟他們講了下棋的規則，并趁他們高興的時候，跟他們說：“下棋要遵守規則，否則大家就玩不成了，我們做別的事情，是不是也要講規則啊？”歡歡與鵬鵬都點頭表示同意。事實上，我們很難要求孩子們玩游戲中能達到所有的游戲目的，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時間，游戲中的孩子都會表現得不一樣。比如上面的案例，事實上此時老師要把握的是關于規則意識的建立。孩子爭吵，產生了沖突，這種沖突是因為幼兒對規則意識的模糊，所以老師要注意介入的內容和時間。如果孩子通過自己協商可以取得一致，老師就不需要介入，這是在培養孩子的談判意識和社會交往能力；如果孩子沖突升級，產生了情緒性因素，老師就需要介入。介入的方式不能直接以命令的方式，因為灌輸式的服從和幼兒本體意識的覺醒是完全不一樣的。同樣的，筆者也經常聽見孩子說“這個太難了”、“我們選個簡單的吧”之類的話。棋類主要的價值之一是培養孩子的抗挫能力，所以遇到這種情況，如果因為孩子不愿意繼續嘗試，就聽之任之，那么抗挫能力的培養事實上便放棄了。但筆者也不能嚴歷訓斥，強迫要求孩子參與游戲，這就違背了了弗洛依德認為兒童游戲應遵循的“唯樂原則”。筆者要做的是讓孩子喜歡上這個游戲。所以，筆者的方法是和孩子們動手畫一個大的棋盤，顏色由孩子們自己填，還請孩子們自己設計了一些關節點，如郵局之類的。同時，極大的簡化了規則，讓所有的孩子基本一聽就會，諸如一開始必須要投6點才能開始、最后要倒退等等較復雜的全部取消。結果孩子們搶著來玩，很有興趣。筆者于是趁熱打鐵地說：“怎么樣，一點都不難。你們做任何事都行的！”
2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教育學家杜威認為：“兒童的游戲是自由的，是具有可塑性的。兒童自發的想進行某種活動且從中得到滿足就是游戲，當兒童預見一種活動的未來且具有一定特定的結果，并為達到這個果而付出持久的努力，游戲才變成了工作。兒童游戲的結果是會讓兒童進行更多的同類活動，而不是按某種目的繼續進行規定的行為，工作則是要將所有的活動歸結于最后的目的。”杜威的理論引導我們思考和設計教學游戲的框架。從設計的角度而言，飛行棋游戲是個很好的教學游戲，但事實上在很多幼兒園，它只被放在活動區的一角，很少或幾乎不予以關注。材料一般，缺乏童趣；規則復雜，不利于幼兒理解。下飛行棋，主要目的不是為了下棋，而是學會了這種棋的規則，從中學會如何走相同類型的其他的棋（游戲對兒童發展的貢獻不在于游戲的內容，游戲的貢獻是學會學習——貝森特），筆者認為可以從兩方面提高和改進：
2.1讓孩子參與游戲的設計，從“做中學”
杜威認為在游戲過程中，需要為兒童提供最簡單的物質材料，而非像恩物那樣是被教育者設計好的直接用于游戲的輔工具。直接為兒童提供想要制作的物體的原始材料能讓兒童更早接觸更多的生活概念。兒童可以從觀察材料的構成開始，獲得一些直觀的感受，再根據自己的想象實際操作，獲得想要的成果，同時收獲快樂和知識，在此過程中，老師的指導是必要的，但絕不能直接干預兒童的行動。飛行棋，事實上包括棋盤、飛機、規則等，都可以尊重幼兒的選擇，讓孩子自由選擇玩什么和怎么玩。比如在游戲過程中，不是擲骰子，而是采取抽木頭數字的方式。同時，不僅配有各種顏色的飛機，還配有玩偶、小動物等品種。另外，規則也可以讓孩子們自己提出來，只要能取得一致意見，就是可行的。這種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培養，遠遠比機械性地下飛行棋有價值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