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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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雖然二種農業模式都兼顧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效益，但生態農業更加重視生態效益，而對經濟效益比較弱化，而循環農業更加注重經濟效益的提高與環境改善的融合。
（2）生態農業追求的最終目標雖然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但在滿足人類社會持續對農產品的需求方面沒有具體措施，因此，生態農業更是可持續農業的基礎。
（3）生態農業主要側重于產品生產環節的環保、綠色，而循環農業按照循環經濟3R原則更重視生產環節、生產鏈和消費領域的物質循環利用，減少自然環境的破壞與資源的消耗。
（4）生態農業注重產品的自然安全，而循環農業在注重經濟效益下對產品的安全比較弱化。我國生態農業的提出與發展比循環農業早20年，在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科技與社會的進步，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的概念與內涵皆不斷更新完善，至今，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兩者在內涵上已呈現交叉重疊現象，兩者都以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原理為指導，除各有側重點外，直接或間接目標一致。但對生態農業而言，其發展依賴于農村環境，而農村環境又與農村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社會經濟發展到目前，隨著農村生產資料、消費商品的豐富，在生產各環節及人們生活過程中，農業生產系統中非自然物質的輸入不可避免，而這些物質按照生態學原理，依靠自然生態系統的食物鏈轉化很困難或歷時很長，從而直接影響生態系統穩定與良性發展，造成農業生產環境惡化，因此，在農業物能循環中必然涉及到非自然性物質的人為循環利用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需要用循環經濟的理論來解決的。因此，為了減少概念的重復，取長補短，形成符合現代生態文明、物質文明、社會文明建設要求的系統化現代農業概念，將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的概念融合，稱之為“循環型生態農業”。
1．2循環型生態農業的概念界定結合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的現狀與發展，我們認為：循環型生態農業是在系統學、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和生態技術學理論指導下，把循環經濟理論應用于農業生產過程，實現“投入品－產出物－廢棄物”的循環綜合利用，達到資源低消耗與高利用、投入清潔、產品安全、廢棄物低排放，從而實現生態良性循環、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人居環境優美、公民身體健康的現代農業系統。循環型生態農業的目標可以概括為：“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高安全、美環境、美人文”，即兩低兩高兩美目標。
2循環型生態農業的內涵
從循環型生態農業的概念出發，明確其內涵本質是應用設計與實踐運行的基礎。其主要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生態良性循環。生態良好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按照生態學原理，將農業生態建設和綠色消費融合，實現農業生產環境的改善和農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提倡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實現低開采、高利用、低污染等，生產過程用養結合，注重生物資源的自然回歸利用，最大程度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自給，嚴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質的投入、農業廢棄物的產生與非生態化處理，最大程度地維持農業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
（2）物質循環利用。按照循環經濟3R(Reduce，Reuse，Recycle)原則，通過優化農產品生產至消費整個產業鏈的結構，實現物質能量的多級循環使用。綜合設計“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最佳配合方案，尤其是要加強生產、加工、消費環節非自然生態系統廢棄物回收利用，使物質與能量的得以順暢循環流動，達到自然資源低消耗、生產過程低污染、物質高利用、廢棄物低（零）排放，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的同時，減少廢棄物污染，從而將提高經濟效益與促進自然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相融合。
（3）產品安全優質。將改善與維持良好的農業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利用與健康的動植物生產緊密融合，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中、用潔凈的生產方式（盡量采用生物肥料、生物農藥等綠色物質輸入）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在現代管理體系下加工銷售食品，倡導綠色消費，促進人們生活習慣的轉變，不斷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
（4）系統網狀復合。在環境保護和產品安全的總旨下，用生態經濟學原則和系統科學原理設計并不斷優化人工農業生產系統，將種植業、林業、漁業、畜牧業及其延伸的農產品加工業、農產品貿易與服務業、農產品消費領域等產業進行合理組配，建立高效循環的產業鏈。各產業之間通過中間產品和廢棄物的相互交換而互相銜接，形成一個比較完整和閉合的物質利用網絡，使資源得到最佳配置、廢棄物得到有效利用、環境影響減少到最低水平。
全面推進秸稈機械深耕還田，重點擴大秸稈過腹還田、秸稈生物反應堆、秸稈沼氣、秸稈固化、生物質能源等轉化利用能力。組建完善配套秸稈循環利用技術模式9個，建設秸稈青貯場所9處，年青貯玉米秸稈40余萬畝，秸稈固化點40余處，秸稈生物反應堆6000個大棚，秸稈養藕4000畝，戶用秸稈沼氣5000個，大型秸稈沼氣工程28處，制造秸稈顆粒年消化20余萬畝的玉米秸稈，玉米機械深耕面積每年達到90萬畝，小麥、玉米平均畝產分別增產10%和12%，每畝為農民增收節支近300元。
1.2推廣節肥、節藥、節水、節種技術，實現農業投入品的減量化
全市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實現了全覆蓋，建立村級測土配方技術示范面積8.47萬畝，年累計推廣糧食、蔬菜等農作物配方肥2.2萬t，使用面積37.87萬畝，技術推廣面積300余萬畝，減少化肥施用量3萬噸，化肥利用率提高3%左右，每公頃化肥使用量減少100kg，節本增效1.7億元。在臨淄區朱臺鎮建成1萬多畝小麥壟作示范推廣基地，節肥10%、節水30%以上。在臨淄、桓臺、高青、沂源等4個項目縣建立專業化統一防治示范區4萬畝，全市專業化防治服務面積每年達到158萬畝次，防治效果平均達到90%以上，每公頃農藥使用強度減少0.5kg；糧食作物農藥用藥量減少5%以上，經濟作物用藥量減少15%以上。
1.3以沼氣建設為紐帶，促進農村廢棄物資源的循環利用
全市共建有戶用沼氣池10.11萬個，占農戶的30%以上，其中80%以上的戶達到了“一池三改”標準。建成生態能源示范村86個、“千池鎮”15個，年可利用人畜糞便30%以上、作物秸稈10萬畝以上，提供優質有機肥40多萬噸、沼氣4000多萬立方米，節約標煤3.1萬t，減少CO2排放7.1萬t，為農民節支8000多萬元。發展“豬沼果”模式6000多個，“豬沼菜”1200多個，沼渣沼液利用戶數達67048個，沼渣沼液利用率達到93%，畝節藥219元，節肥68元，農產品增值179元。
1.4以鄉村清潔工程為載體，推動農村生態文明建設
選擇不同區域、不同類型、不同條件的鄉村清潔工程示范村16個，生態家園富民工程示范村30個，相繼開展了生態循環農業示范建設，夢泉村等5個村通過省級驗收，被列為全國農村清潔工程示范村。通過開展農村清潔工程示范建設，改善了農村生活環境，示范村內100%耕地實施測土配方施肥，農藥、化肥減施率超過30%；人畜糞便等廢棄物入沼、還田、漚肥等方式使人畜糞便利用率均達到100%；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5%以上，田間廢棄物收集率達到90%以上。有效解決了農村普遍存在的糞堆、柴堆、垃圾堆“三大堆”現象，達到治理面源污染和清潔家園、清潔田園、清潔水源的目的，受益農戶達到5000余戶，農民人均增收1200元，大大推動了新農村建設。
2存在的主要問題
2.1扶持力度偏小，缺少資金支持
目前循環農業項目的覆蓋面仍然偏小，循環農業發展中無論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人才的培訓、技術的開發等，都需要大量資金，生產者多為經濟基礎薄弱的農戶，發展循環農業僅靠農戶和農業部門顯然力不從心。由于政府對循環農業資金投入不足，社會多元投入體系尚未建立健全，資金不足仍是制約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2.2產業化經營相對滯后，后續服務比較薄弱
目前循環農業相關產業還沒有形成一條完整的從建設使用管理后續服務的產業鏈條，專業化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滯后，管理和運作不規范，沒有對循環農業發展起到應有的服務保障作用。尤其是農村沼氣產業，產品市場比較混亂，沒有統一的行業標準，許多產品的質量不過關，這無疑加大了建設成本，影響了沼氣產業發展。受服務經費缺乏、運作方式不成熟等原因限制，農村沼氣的后續管理和服務還跟不上沼氣產業迅猛發展的步伐。
2.3循環農業技術支撐不夠，需要進一步強化
目前循環農業模式特別是適合當地的循環模式有待于進一步豐富和創新，部分循環農業產業鏈偏短，秸稈機械還田在綜合利用中所占的比例偏高，多元化開發利用模式規模偏小，而當前對循環農業實用技術的研究和實踐相對薄弱，循環農業的技術支撐需要加強。
3對加快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的建議
3.1加大扶持力度，完善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的長效機制
國家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十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高度，作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的戰略部署，提出了建設美麗中國的奮斗目標[2]。具體到各地市，建設生態文明，最基礎的就是以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為著力點，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堅定不移地推動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為促進生態循環農業向更高層次發展，建議各級政府設立生態循環農業專項資金，加大扶持政策和發展措施的研究力度，以適應當前生態循環農業發展需求；同時建議省有關部門結合本省實際，制定并完善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的政策和法規，建立生態循環農業的核算體系，并納入統計體系和考核體系，逐步形成"政府推進、市場驅動、企業發揮、全民參與"的長效發展機制。
3.2強化技術研發，建立促進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研發與推廣機制
建議設立省、市級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研發中心，整合各級、各類農業科研院所、農業高等院校、農業基層技術部門技術力量，強化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研究、開發與推廣，提高技術創新力度，逐步完善支撐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的技術體系。創新循環農業技術推廣體制，建立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研發推廣人才梯隊，完善基層農技推廣網絡。加快生態循環農業新技術、新成果轉化，建立技術集成示范基地，通過開放性的試驗示范，將先進的技術和成果直觀地呈現在農民眼前，真正實現“做給農民看，帶著農民干”，讓農民學得會、用得上。
本文作者：趙良慶 程克群 作者單位：安徽農業大學
安徽循環模式與生態功能區耦合依據
農業循環經濟模式注重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積極運用先進實用技術和精細化管理手段，并取得了明顯成效。然而，我省各地具體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技術水平的差別，決定了循環農業模式本身的區域性和局限性。循環農業的普及、推廣和發展并非模式的復制，更不應該是技術的復古，即便是已經被證明成功了的循環農業模式也要因地制宜，盲目模仿可能因為地域特征和環境的變化而導致失?。?］。那么，如何能夠尋找到本區域最適宜的循環農業模式呢？生態功能區的劃分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思路，生態功能區的劃分不僅可以促進區域資源的合理利用，避免因盲目的資源開發而導致生態環境破壞，還可以增強社會經濟發展的生態支撐能力。生態功能區是指根據區域的生態環境敏感性、生態系統受脅迫的過程和效應、生態服務功能重要性及生態系統的特征和差異性而進行的地理空間分區。安徽位于我國東南部，地處東經114°53′—119°38′和北緯29°22′—34°40′之間。長江、淮河橫貫境內，將全省分為皖北、江淮和江南三個區域，地形由平原、山區、丘陵相間排列，生態環境總體上較好，但由于地處北亞熱帶與南暖溫帶過渡地帶，地形地貌分異明顯，氣候條件不穩。按照地貌和水熱等自然條件將安徽省劃分為五大生態功能區，即沿淮淮北平原生態區、江淮丘陵崗地生態區、皖西大別山生態區、沿長江平原生態區和皖南山地丘陵生態區［4］12。生態功能區的劃分是實施區域生態環境分區管理的基礎和前提，也是進行生態建設，促進循環農業更好地向低碳化、規模化、效益化發展的重要依據。
循環農業模式選擇
1．沿淮淮北平原生態區。該區包括淮河以北及沿淮地區。行政上分區包括亳州、阜陽、淮北、宿州、蚌埠、淮南等六市全部及六安市霍邱縣、壽縣、合肥市長豐縣、滁州市鳳陽縣、定遠縣和明光市的部分地區?？偯娣e4．36×104km2，占全省面積的31．1％；土壤類型以砂姜黑土、潮土為主；屬華北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年平均日照時數為2 300—2 400小時，年均氣溫14℃—15．3℃，年降水量約750mm—900mm之間，年蒸發量1 600—1 900mm。該區是我國古老的農業耕作區之一，農墾歷史悠久，自然植被絕大部分已不存在，人為開墾種植程度高，農業耕作制度一般為兩年三熟或一年二熟制，北部蕭碭一帶有成片果樹分布，是我省重要的糧、油、棉和水果產區之一。該區適宜的模式有立體型農業模式、兩淮煤礦塌陷區生態復墾與利用模式、沿淮行洪區適應性循環農業模式、城郊生態循環模式、“四位一體”循環經濟模式、“銷”一條龍循環農業模式、農業副產物再利用模式。2．江淮丘陵崗地生態區。該區位于安徽省中部，行政分區上包括合肥市轄區、長豐縣中南部、肥東縣、肥西縣，滁州市市轄區、鳳陽縣和明光市的南部、定遠縣大部、全椒縣、來安縣、天長市的全部，六安市的霍邱與壽縣南部、舒城縣北部，原巢湖市居巢區、廬江、無為、含山及和縣的北部地區?？偯娣e3．18×104km2，占全省面積的22．7％；土壤類型主要是黃棕壤，屬北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年平均日照時數為2 100—2 200小時，年均氣溫14．7℃—16．0℃，年降水量約900mm—1 100mm之間，年蒸發量1 400mm—1 700mm。該區人口密度大，農業生產歷史悠久，工業與城鎮集中，生態系統受人為干擾嚴重。農業耕作制度一般為一年二熟或一年三熟制，是我國重要的糧、油產區之一。該區適宜的模式有：立體型農業、區域循環、農業副產物再利用、水源節約型循環模式，畜禽產品深加工產業鏈循環模式，“十節二減”循環農業模式，城郊生態循環農業模式，資源再利用循環農業模式，休閑觀光型和農村庭院型發展模式等。3．皖西大別山生態區。該區位于安徽省西部。行政分區上包括六安市的金寨和霍山縣的全部、舒城縣的部分地區，安慶市的岳西縣的全部，潛山、太湖縣的大部分以及宿松的部分地區。總面積1．39×104km2，占全省面積的9．9％；土壤類型主要是黃棕壤和山地黃棕壤，屬亞熱帶濕潤區與暖溫帶半濕潤區過渡地帶，年平均日照時數為1 900—2 100小時，年均氣溫14．0℃—15．0℃，年降水量約1 250mm—1 400mm之間，年蒸發量1 400mm以下。該區人口密度較小，但由于多數地區為山地，人口主要集中于山間盆地及溝谷平坦地帶，是我省重要的林果生產區之一。農業耕作制度一般為一年二熟或三熟制，是我國重要的糧、油產區之一。該區適宜的模式有：立體型農業模式，區域循環模式，農村庭院型發展模式，休閑觀光型模式，綠色、有機（菜、果、蔬、茶）循環農業模式，農資減量化模式，“銷”一條龍循環農業模式，“十節二減”循環農業模式，區域大循環農業模式等。4．沿長江平原生態區。該區位于安徽中南部，沿長江兩岸呈南西—北東走向。行政分區上包括合肥市廬江縣的南部，銅陵縣南部，馬鞍山市區，宣城市宣城區和郎溪縣大部，蕪湖市轄區、蕪湖縣、無為縣，南陵與繁昌縣北部，池州市貴池區、青陽和東至縣北部地區，安慶市轄區、樅陽、懷寧、望江縣全部、宿松縣大部，桐城、潛山、太湖縣南部地區。地貌以湖積平原為主，水網、圩區、崗地交錯，湖泊星羅棋布，沙洲也較為普遍?？偯娣e為2．32×104km2，約占全省面積的16．6％；屬華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帶，水熱豐沛，年均日照為2 000—2 100小時，年均氣溫15．7℃—16．6℃，年均相對濕度75％，無霜期230—250天，年均降水1 050mm—1 400mm之間，年蒸發1 500mm—1 800mm；土壤類型有粘盤黃棕壤、紅泥土、黃紅壤等，屬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植被帶。在廣大湖沼水域中，水生、濕生植被如蘆葦、菱筍、蓮等群落分布較多。本區城鎮密集，經濟發達，人為活動頻繁，土地利用率高，是安徽省重要的農業產區，也是安徽省沿江工業城市集中分布區域。農耕制度為一年兩熟和三熟制，是我國重要的糧、油和棉花產區之一［4］40。該區適宜的模式有：農牧、農水結合型循環農業模式，秸稈直接還田循環模式，礦區廢棄土地生態復墾與利用模式，區域循環模式，綠色、有機（果、蔬、茶、菜）循環農業模式，農村庭院型循環農業模式，“銷”一條龍循環農業模式，立體種養模式，區域循環農業模式等。5．皖南山地丘陵生態區該區位于安徽南部，行政分區上包括黃山市全部，宣城市廣德縣、寧國市、旌德縣、涇縣、績溪縣的全部以及宣州區的南部，蕪湖市南陵縣南部，銅陵縣南部，池州市青陽縣、貴池區和東至縣中南部和石臺縣全部。總面積2．76×104km2，占全省面積的19．7％。該區屬中亞熱帶濕潤性季風氣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一般年平均氣溫為15．4℃—16．3℃，年平均降水量1 200mm—1700mm之間，蒸發量1 200mm—1 400mm，年平均無霜期230天左右，日照時數1 800—2 100小時［4］48；土壤為紅壤、潴育水稻土和石質土、黃壤、暗黃棕壤等。本區自然植被保存較好，自然與人文景觀豐富，是安徽省旅游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山間盆谷地區農業耕作制度以一年兩熟制為主，主要農作物為水稻、油菜、玉米大豆、山芋、苧麻等，也是安徽乃至全國著名的茶葉產區，還有香菇、石耳、筍衣、蕨菜等獨具特色的綠色食品。該區適宜的模式有：循環性生態觀光模式，休閑觀光型發展模式，特色古民居村落模式，綠色、有機（果、蔬、茶）循環農業模式，農業副產物再利用模式，村莊中循環經濟模式，“十節二減”循環農業模式，區域循環農業模式和農村庭院型發展模式等。
1.1循環經濟的本質要求是發展生態農業
發展生態農業是現在所提倡的發展循環經濟的一個典例，生態農業的發展是農業循環經濟的最主要表現形式。要更好的發展生態農業，要了解其本質。它就是把農業生產更加生態化，其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尋求農業的生產發展、經濟增長，又要進行資源環境的保護協調與同步，最終尋求到適應我國國情農業發展模式。
1.2循環經濟的發展利于改善農業生產環境
循環經濟是一種旨在實現環境、資源、人口等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創新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它的核心就是運用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思想，通過農業各技術創新和組織方式的變革等方式，提高農業系統內部環節的多級循環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產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倡導清潔化的生產和節約型的消費理念，嚴格地控制外部系統有害物質的進入和農業廢棄物等的產生，最大程度地減輕有害物質對環境污染及生態的破壞，最終實現農業的良性循環發展以及農村的和諧有序。
1.3循環經濟能夠引領生態農業的發展
循環經濟在生態農業的4R原則對生態農業的發展起到了引領的作用。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嚴重的破壞了大自然生態環境，同時也危及人類的生存空間，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農村經濟的停滯乃至下降，進而破壞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系統平衡。發展循環經濟的途徑是通過資源的循環利用，重點是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和能源，其原則是減量化、再利用以及再循環，從而能夠實現經濟的循環發展，這些原則的規定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生態農業的發展。
2舟山生態農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條件分析
2.1舟山發展生態農業的優勢
舟山已初步具備發展生態農業的基礎。據統計，截至到2011年底，全市的水果、蔬菜、水產養殖、生豬飼養等數量在有序的基礎上仍有上漲的幅度。舟山定海區和普陀區現已在農業方面全面推行規?；?、標準化和生態化的生產模式，同時還推進“良種良法”和“良機良制”綜合運用，更應該特別強調的是據調研得知定海的瓜稻輪作區等一大批核心示范基地已經初具規模，更好地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舟山已開展推廣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和試點。全市各地采用以試點探索和模式創新為基礎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的方法。普陀區的展茅、岱山衢山、嵊泗本島、定海岑港等地都已計劃形成以“畜糞、沼液、沼渣”綜合利用為核心的農業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其他的如普陀區的林地雞合作社已計劃實施小型屠宰場污水沼氣工程并進行開展“三沼”綜合利用果園養雞模式等。這些模式的推廣都有利于舟山市的農業轉型和升級。
2.2舟山發展生態農業的劣勢
2.2.1發展生態農業的資金投入不足
生態農業有別于其他的農業，它的效益具有長期性，只有進行長期的實踐才能有顯著的效益，而且在發展生態農業的前期和后期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但是大多數的生態農業技術的初期并不能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基本上靠的是國家以及各級財政的扶持，加之目前一系列的制度并不完善，有關部門降低了對生態農業技術的推廣力度，這就導致了生態農業技術的推廣率比較低。農業推廣的資金投入，是農業技術推廣事業維持和發展的保證。目前，生態農業推廣工作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資金投入不足；另外就是資金來源渠道比較單一，主要方式是依靠政府的全額撥款，而全額撥的款項中大部分被用作農業推廣人員的工資和福利，從而造成推廣經費嚴重不足的現狀。
2.2.2發展生態農業的人才缺乏
生態農業是一種專門、專業的技術，它的基礎學科是生態學，然后把先進的生產技術同傳統的農業結合起來。因此這就要求生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具有較高的專業素質，但目前的情況是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的科學文化水平較低，不能很熟練的掌握應具有的先進的、專業的知識，同時接受培訓和教育的機會也比較少，不能將先進的技術及時而準確的傳達給農戶，這樣就限制了生態農業技術的快速推廣和發展。
2.2.3生態農業推廣對象生態觀念不強
生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推廣的對象是農民。農民行為和觀念的改變受多種因素的制約，目前舟山市的農業發展污染還是比較嚴重，忽視了在發展農業過程中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工業三廢”向農村和農業的轉移趨勢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態農業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的宣傳力度還不夠，現在這個觀念還沒有深入人心，所以導致在農業生產和發展過程中生態破壞、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嚴重，長期的傳統粗放型的農業生產模式，已經成為制約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4生態農業發展中的勞動力障礙
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加快發展以及城市化、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農村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農村逐漸只剩下了老、弱、病、殘、少、兒人群。在這部分人群中存在著勞動力不足問題，特別是在農忙季節，結構性勞動力不足問題就表現得十分明顯，從而使生態農業推廣工作無法真正落到實處，進而影響了生態農業技術的推廣和發展。
3加快生態農業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3.1加大生態農業技術的資金投入
生態農業技術推廣的遠期效益比較顯著，這就需要依靠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發揮政府部門的支持和引導作用，通過國家政策的傾斜，使生態農業技術推廣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政府要把發展生態農業當作一項民生項目工程來開展，加強政府的資金投入和項目扶持力度，發揮國家政策以及財政資金的導向作用，調動農民和社會各界力量的積極性。同時還可以通過聯合推廣模式，實現規模效益，建立多種渠道的資金投入機制。
3.2提高生態農業推廣人員的素質
生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著生態農業技術推廣的進展，因此發展現代農業就要不斷地提高農業推廣人員的素質。建立完善的生態農業推廣人員及生態農民技術培訓機制，對生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進行定期的培訓，提高推廣人員的學歷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建立起考核獎勵制度，充分發揮和調動推廣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完善和建立技術成果推廣獎勵機制，對在推廣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績并創造顯著經濟效益的工作人員給予重大的物質和精神獎勵。
3.3加大發展生態農業宣傳的力度
要從轉變傳統的思想觀念著手，要以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為宏偉目標，加強生態農業發展的教育宣傳力度，積極地引導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以及社會各界人士樹立起新的資源觀、發展觀和生態價值觀念，成為建設生態農業的建設者和促進者。建立起一批先進的示范企業、示范區、示范模式、示范項目等，全方位、多層次地進行生態農業示范推廣工作，營造一個農民群眾自覺參與、社會普遍關注、政府積極倡導的良好氛圍。
（一）城市的加速發展產生了生態環境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發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8.5％提高到2004年的41％。據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50％左右（國際經驗30％至70％為加速城市化時期）。這標志著我國已進入以聚集為主要趨勢的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
城市的加速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效益的提升：城市經濟對我國GDP的貢獻率已超過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約為1500萬，促進了城市非農就業崗位增加；城市產業結構由低級向高級演變，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城市功能逐步健全和優化；居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生存環境得到改善；城市文明不斷滲透傳播，推動了城鄉協調發展和城鄉一體化進程；人的素質不斷提高……。
城市的加速發展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生態環境負效應。據聯合國環境署統計，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消費全球75％的自然資源，并產生全球75％的垃圾。
傳統城市的生態環境負效應主要表現為：一是空氣污染。城市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和煙塵，籠罩在城市上空，給城市環境和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危害，也是造成城市熱島效應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全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在監測的342個城市中，只有132個城市達到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僅占38.6％；空氣質量為三級的城市有141個，占41.2％；而劣于三級的城市達69個，占20.2％。二是固體廢棄物污染。我國城市垃圾年清運量約1.49億噸，并且還在以每年8～10％的速度增加，無害化處理卻不到20％；工業固體廢棄物每年大約產生6億噸，其中，危險廢棄物占5～6％，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不到46％，2／3的城市處于垃圾包圍圈之中。三是水環境污染。全國城市污水排放量大約為414×108m3／a，城市污水處理率和二級處理率分別僅達30％和15％，污水回用率則更低。由于大量工業和城市生活水未經有效處理直接排入江河造成90％左右城市河段受到嚴重污染。四是資源短缺加劇。我國約有42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14座嚴重缺水，全國城市日缺水量達1600萬立方米，年缺水量60億立方米。能源供需每年都有缺口并呈擴大的趨勢，以天津為例，2004年可供全市消費的能源量年末庫存量為－348.03萬噸標準煤，缺口比2000年增加了115.66萬噸，年均增長10.63％。五是資源利用效率較低。2004年，我國的GDP只占全世界的4％，但消耗的原煤占世界的38％，鋼材占27.4％，氧化鋁占21.4％，水泥占45.8％。按現行匯率計算，我國資源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20，德國的1／6，能源利用率為33％，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為55％，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分別比國外先進水平低10個、25個、20個百分點。每輛汽車年油耗為2.3噸，比美國高27.8％，比歐盟高53.3％，比日本高109.1％。單位GDP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是經濟合作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資源的回收利用率也較低。在發達國家，廢鋼鐵、廢銅、廢橡膠的回收利用率都達到了90％，而我國廢鋼鐵回收利用率僅為45％、廢銅回收利用率為30％，廢橡膠的回收利用率為40％。
上述種種生態環境負效應使得城市可持續發展受到嚴峻挑戰。
（二）生態缺失是傳統城市不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根源
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城市發展有三個階段：一是“自然本體論”城市。這種城市是人類社會發展早期形成的，在自然因素完全決定和支配人類定居區域演變的特定情況下的城市表現形態，反映了人類社會生產水平在自然面前處于劣勢時體現的順應自然的城市發展思想。二是“人類本體論”城市。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的因素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以人類為中心的城市發展思想興盛一時，對城市的存在和演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三是“生態本體論”城市。即人、生物和非生物環境和諧、均衡的城市生態系統，這才會帶來城市的持續興旺和繁榮，即所謂生態型城市。
人們不僅忽略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存在，僅僅把自然生態系統看作是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看作是人類任意索取資源和排放廢棄物的場所，是人類征服和改造的對象；而且還忽略了城市這個人工系統自身也應該具備像自然生態系統那樣的自我平衡機制。我們把城市發展中這種缺少對生態因素關注的現象，稱為生態缺失。城市發展理論和指導思想上的生態缺失，導致了城市系統的生態缺失，使得城市成為經濟上的明星，生態上的黑洞。城市的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矛盾的加劇等種種生態環境負效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城市發展理論和城市系統的生態缺失，源自不適當的城市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因此，生態缺失成為我國傳統城市不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根源。
二、生態回歸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生態回歸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是一個人工系統。它作為人們改造自然最徹底的一種人居環境，是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改造自然的價值觀和意志的真實體現。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的不斷升華，對城市發展中的主要問題和制約瓶頸的逐漸認知，生態因素漸漸走入人們的視野。人們開始意識到，城市發展不僅要關注經濟社會因素，也要關注生態因素。只有三者的全面協調發展才會有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應包括城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它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集中體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解決的問題是：使城市生態系統的調節機能能維護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在保證城市和城市體系經濟效率及生活質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消費和污染最小化。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因此，實現生態回歸，實現“人類本體論”城市向“生態本體論”城市的轉變，是逆轉城市發展中的生態環境負效應的必然選擇，也是傳統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發展中的生態回歸，就是要使城市系統能夠具備生態調節機能，能夠維護城市系統與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在保證經濟效率及生活質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消費和污染最小化，實現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與生態環境關系的協調，實現生態規律與經濟規律的統一。
城市發展中的生態回歸，實質上是一場生態環境革命。它是以人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為宗旨，以城市發展中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高度和諧為目標，調整城市產業結構與工業布局為手段，加強生態環境建設與治理，改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提升城市功能和價值，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人類的創造力、生產力，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斷提高，技術和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市穩定、協調和永續發展的環境復合工程。
城市發展中的生態回歸，就是要徹底改變城市生態環境建設中單純的“環衛”、“環?！焙汀拔廴局卫怼钡葌鹘y觀念，打破“生態環境建設就是投資”、“要工業就不能要環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傳統認識，建立全新的生態環境理念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理論、新思路和新模式。把生態環境與經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以生態環境革命整合城市發展諸要素，提升城市價值，以城市增值盤活資產存量，從而高效聚集城市財富，并以城市豐厚的經濟實力投入環境和城市綜合建設的良性增長循環中。
（二）生態回歸所追求的城市發展目標是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
生態城市英文為ecopolis或ecocity或ecoville或ecologicalcity，這一概念是在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BA）”計劃研究過程中提出的。前蘇聯生態學家O·Yanitsky（1987）認為生態城市是一種理想城模式，其中技術與自然充分融合，人為創造力和生產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環境質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住區。美國生態學家RichardRegister（1987）則認為生態城市即生態健全的城市，是低污、節能、緊湊、充滿活力并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聚居地。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1999）在《自然生態化：為人類和地球徹底改造城市》中指出：無論是工業化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必須將規劃本國城市放在長期協調發展的地位，而其大方向只能選擇走生態化的道路。城市生態化也就是“生態城市”，簡單地說就是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居住區形式；是一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保護三者保持高度和諧，技術和自然達到充分融合，社會生態化、經濟生態化、城鄉環境清潔、優美、舒適，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類（生態城市系統模型）的創造力、生產力，并促使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穩定、協調與永續發展的自然和人工環境復合系統。
由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概括出生態城市包含的主要內容是：社會生態化、經濟生態化和自然生態化，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化。自然生態化是基礎，經濟生態化是條件，社會生態化是目的，復合生態化是前提。從涉及領域來看，生態城市是一個以人的行為為主導、以自然環境系統為依托、以資源和能源流動為命脈、以社會體制為經絡的“社會——經濟——自然”的復合系統，是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統一體。從城市生態環境方面來看，生態城市的自然資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護，具有良好的環境質量和充足的環境容量，空間結構布局合理，基礎設施完善，生態建筑廣泛應用，人工環境和自然環境融合。從城市經濟方面來看，生態城市既要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更要保證增長的質量，形成良性循環，實現城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效益的統一。從社會方面來看，人們的價值取向已不再是單純追求經濟利益，而是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為目的。科技、教育、道德、法律等都將“生態化”。
要營造滿足人們自身需求、文化氣息濃郁、富有生機和活力的城市居住地。二是整體性。生態城市不是單以追求環境優美或自身的經濟繁榮，而是兼顧社會、經濟和環境三者的整體效益，在整體協調的新秩序下尋求發展。生態城市建設不僅重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協調，更要堅持以人為本，關注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三是持續性。生態城市是以可持續發展思想為指導的，兼顧不同時間、空間，合理配置資源，公平地滿足現代與后代在發展和環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以“掠奪”的方式促進城市短時的“繁榮”，保證城市發展的健康、持續和協調。四是高效性。與傳統城市“高能耗”、“非循環”相比，生態城市的運行機制是提高一切資源的利用效率，物盡其用，地盡其利、人盡其才，物質、能量得到多層次分級利用，廢棄物循環再生，各行業、各部門之間共生協調。五是區域性。生態城市建設的核心是城市，但是生態系統具有開放性，因此生態城市的建設必須考慮城鄉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必須建立在城鄉的區域平衡基礎上，并表現為明顯的區域特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和生態文明時代。面對城市化、人口、環境資源的巨大壓力和嚴峻的挑戰，未來城市發展也必將體現生態文明這一時代特征，只能走城市生態化發展道路。建設生態城市是生態回歸所追求的城市發展目標，是城市發展變革的系統工程，也是走出“人類困境”，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三、實現城市生態回歸的最佳途徑是發展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是將經濟與社會、生態系統聯結起來的全新的經濟范疇。它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是回歸人類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物質循環運動的本質屬性，運用生態學規律改造傳統經濟系統的線型物質流動模式，以物質的高效利用和充分循環利用為核心，以“3R”即“減量化（Reduce）、再循環（Recycle）、再利用（Reuse）”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重新構造經濟系統，實現“資源——產品——消費——再生資源”的物質和能量梯次、閉環流動型經濟。
1.循環經濟是實現城市生態回歸的切入點
實現城市生態回歸，建設生態城市，首先必須選準切入點。在自然生態化、經濟生態化和社會生態化的平衡發展與良性循環這個生態城市建設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則中，經濟生態化是前提，沒有經濟的生態化，就不可能有城市的生態化。因此，實現城市的生態回歸、建設生態城市必須以經濟生態化為切入點，從“改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入手。循環經濟正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生態回歸，它突破了傳統經濟對建設生態城市的最大壁壘。
城市化是以工業化為基礎的，傳統城市資源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與工業化運動以來以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為特征的傳統線性經濟模式密切相關，與傳統的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非循環性密切相關，這種非循環性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致命缺陷。而且目前末端控制和治理，沒有從“生態—經濟—社會”巨系統的整體著眼，不能從根本上遏制環境惡化危機。因此，實現城市生態回歸，建設生態城市，就必須對傳統的人類社會經濟體系進行創新，而循環經濟代表了這種創新方向，是對傳統線性經濟的革命。
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一種善待地球的發展觀和價值觀。它與傳統經濟的根本區別在于，后者內部是一些相互不發生關系的線性物質流的疊加，由此造成出入系統的物質流遠遠大于內部相互交流的物質流，形成“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經濟特征；而前者則要求通過“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在系統內部以互聯的方式進行物質交換，使進入系統的所有的物質和能源都在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達到“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結果。一個理想的循環經濟系統通常包括四類主要行為者：資源開采者、處理者（制造商）、消費者和廢物處理者。由于存在反饋式、網絡狀的相互聯系，系統內不同行為者之間的物質流遠遠大于出入系統的物質流。循環經濟可以為優化城市經濟系統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提供整體性的思路，為傳統城市經濟轉向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經濟提供戰略性的理論范式，從而從根本上消解長期以來資源環境與城市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
2.循環經濟能夠體現城市生態回歸的核心思想
實現城市生態回歸、建設生態城市就是要用生態學原理和生態經濟理論來規劃、設計和建設城市，解決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生態缺失對環境的污染、生態的破壞、資源的浪費問題，維護城市生態系統的平衡，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工作和生活，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而循環經濟正是運用生態學原理來指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其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其主要目標是：第一，減少物質投入量。針對產業鏈的輸入端，強調最大限度的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竭性開采與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資源為經濟活動的投入主體，以物質投入量最小化（低開發）為目標，達到既定社會經濟目標。第二，減少廢棄物排放量。針對產業鏈的輸出端，強調以廢棄物排放最小化為目標（低排放），實現社會再生產各環節以及社會生活各領域產生的廢棄物的多次回收再造。第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為目標，要求通過發展減物質化和再資源化技術，提高物質、產品之間的轉化效率，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輸入和輸出經濟系統的物質流。第四，提高物質循環利用率。以物質循環利用率最大化為目標，強調構筑從廢棄物到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企業）共生組合，建立“經濟食物鏈”和循環鏈，通過系統內部相互關聯、彼此疊加的物質流轉換和能量流循環，最大限度利用進入系統的物質和能量，盡可能降低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影響。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是循環經濟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思想。作為一種發展模式，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可以達到減少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降低人類生活、經濟活動及社會發展對資源的過度依賴，減少環境污染和破壞，維護城市生態平衡等目的。因此，可以說循環經濟集中體現了城市生態回歸和生態城市建設的核心思想。實現城市生態回歸、建設生態城市為發展循環經濟創造了空間、舞臺、機遇和條件，而發展循環經濟為實現城市生態回歸、建設生態城市找到了有效的實現途徑、形式和抓手。
四、構建循環經濟體系是實現城市生態回歸的基礎
城市的循環經濟體系不同于傳統的經濟運行體系，發展循環經濟必須首先構建循環經濟體系。而構建循環經濟體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消耗大量的人、財、物力，并且對舊體系的改造比新體系的建設更加復雜，因此，從長遠發展來看，循環經濟體系的構建應該在城市化進程當中，結合新城市（城區）的建設和老城市（城區）的擴建和改造，用超前性理念和系統工程思想，制定城市總體發展規劃，制定科學的城市建設和布局標準，以避免新建設的城市和城區的經濟社會運行系統不符合循環經濟系統的要求，剛剛建成就要改造、重建，造成各種資源的巨大浪費。
未來幾十年，城市循環經濟體系的構建重點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構建城市產業循環體系
構建城市產業循環體系的目的是要解決城市生產活動中的資源循環利用問題。
我國目前的城市產業體系存在的共同缺陷：一是布局分散，缺少按照產業特色和同類產業要素集聚的原則構建的特色產業園區，現有的園區也多是綜合性的產業園區，園區內多種產業并存，缺乏產業關聯，各園區間的產業結構趨同，不利于建立產業間和園區之間的物質循環關系。二是缺少按生態學原理構造的產業物質流循環鏈，即上游產品、企業、產業的廢料，成為下游產品、企業、產業的原料……，現行產業鏈主要是按照產品流向構造的，即具有前向、后向關聯的產品之間構成產業鏈和產品鏈。
在城市化進程中構建城市產業循環體系。首先，要制定科學的城市經濟發展規劃，必須要充分考慮城市產業循環鏈條和網絡的建設內容，按照生態學原理和產業集聚原則，搞好新建城市（城區）的產業結構和布局規劃，搞好老城市（城區）的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規劃。其次，按照產業布局規劃和各產業園區的功能定位，結合新項目招商引資和老企業搬遷改造，集中打造兩類產業園區。一類是特色產業園區，將同類產業項目集中擺放，這樣，即有利于同類企業共享資源、聯合開發清潔生產技術，交流企業內部物料循環利用的經驗，提高產業、園區內部企業的資源利用效率，減少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和排放量；又有利于將同類企業產生的成份大體相同的廢棄物集中起來，尋找并供給產業“食物鏈”、“循環鏈”的下端企業或園區，形成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另一類是生態產業園區，將具有廢棄物代謝關系、屬于產業“食物鏈”上、下游關系的企業集中到同一園區，形成縱向閉合的產業循環鏈，以達到零排放的目的。第三，對于城市建成區已有的、暫時無法向相關的特色園區、生態園區集中的企業，也要積極推行清潔生產，提高企業內部物料循環利用的水平。并且還要在生態工業園區試點基礎上，由各城市工業主管部門和工商管理部門等牽頭組織對所轄企業進行廢物代謝網絡調研，按工業生態學原理進行相關分析，對具備輸出、輸入潛能而未形成輸出、輸入關系的企業，組織洽談，促成其建立鏈接關系；對在本轄區范圍內無法找到鏈接對象的企業，可跨產業和地區尋找鏈接伙伴。第四，對于找不到鏈接伙伴的企業、產業或園區，要積極地組織引進和研發相關的補鏈項目，建立產業生態系統的“食物鏈”，力爭在本市、本部門不存在產業循環鏈的斷點。第五，要大力發展靜脈產業和環境產業。靜脈產業是指將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的產業。它是傳統的動脈產業（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反饋式流程，是構成完整的產業循環鏈條的不可缺少的半環。而環境產業本身即是城市產業循環鏈的必不可少的補鏈環節，又是為構建城市產業循環鏈提供必要的技術、設備和手段支持的產業，還是形成整個城市完整的循環經濟環路的重要環節。
總之，構建城市循環經濟產業鏈條和網絡，就是要把各個產業環節和子系統中的斷點或缺損的半環接續起來，形成反饋流程；就是要使企業之間、產業之間、特色工業園區之間發展橫向耦合和縱向閉合關系，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以達到資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的最小化。
（二）構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環利用體系
構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環利用體系的目的是要解決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環利用問題。
目前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大體有以下幾種方法：一是填埋，我國絕大多數城市垃圾都采用占地填埋的處理方式。其弊端是：費用高昂，處理一噸垃圾的費用約為200元至300元人民幣；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僅北京市日產垃圾就有12000噸，目前達到一定規模的垃圾堆在北京五環路以內有700多處，占地500多萬平方米，每年仍以3—5％的速度增加；沼氣泄露，污染空氣；垃圾爆炸、垃圾場崩塌造成瞬間的悲??；劇毒的垃圾液體泄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威脅人類及其他生物的安全等。二是焚燒，經過高溫焚化后的垃圾雖然不會占用大量的土地，但它不僅投資驚人，并且會增加二次污染的風險。劇毒致癌物質二惡英就是垃圾焚燒后產生的主要氣體成分之一。而且無論填埋還是焚燒，都是對資源無謂的浪費。第三種垃圾處理方式是焚燒發電，與前兩種方式相比，其最大的優點是實現了垃圾資源化，將垃圾轉化成了電能。但是它的投資更加驚人，對垃圾的質量（可燃性）要求較高，而且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垃圾液和二惡英污染。所以，這也不是解決城市垃圾問題的最佳途徑。
“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在許多國家，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已經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產業。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再生資源回收總值已達到2500億美元／年，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長。全世界鋼產量的45％、銅產量的62％、鋁產量的22％、鉛產量的40％、鋅產量的30％、紙制品的35％來自于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并且利用再生資源進行生產，不僅可以節約自然資源，遏制垃圾泛濫，而且要比利用天然原料進行生產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例如，利用1噸廢紙，可造紙800公斤，節約木材3立方米、燒堿300公斤、電300度，還可以少排大量造紙污水。因此，實現垃圾的再資源化和再循環利用是解決城市垃圾問題的根本途徑。
垃圾分為有機類，無機類和棄土類垃圾，只有將它們混在一起的時候才是垃圾，一旦分類回收就都是資源：有機類垃圾可以轉換成家畜飼料、有機肥料等；無機類垃圾可以分為各種金屬、紙、玻璃、塑料等大類，重新成為生產原料；而棄土類垃圾則可以用作道路墊土。那么，構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環利用體系，解決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環利用問題，其關鍵就是實現城市垃圾的分類，即從源頭開始分類收集、清運和回收，使之重新變成資源。垃圾分類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垃圾分類后被送到工廠而不是填埋場，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燒所產生的污染，還可以變廢為寶，緩解城市資源瓶頸，就處理的成本與效益而言，應該是最佳選擇。
浙江是一個農、林、牧、漁全面發展的綜合性農業大省，有著歷史悠久的農業文化，主要代表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其特色是多元化種養、多模式栽培。農業主要包括的產業發展模式有糧食、畜禽、蔬菜、林業、瓜果、觀光旅游農業、花卉等塊狀農業發展模式。浙江省是全國較早提出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省份之一。生態循環農業經濟作為循環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浙江省已有了一定的發展。結合浙江省實情的生態循環農業發展模式和產業鏈也已基本成型，相關的政策體系也在逐步完善。
1農業資源得到節約集約利用，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不斷推進
2005年以來，浙江省積極開展農業資源節約利用和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的工作，并取得較好成績。在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方面，如寧波市將畜禽糞便與其他物質混合發酵，生產出無味、高效的有機肥料，實現畜禽糞便資源化、產業化發展;在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方面，如農作物秸稈資源豐富的嘉興市，農機部門一改往日農作物收獲季節里焚燒秸稈、污染生態環境的處理方法，結合嘉興實際開展過腹還田、壓塊利用、秸稈沼氣氣化等新技術試點工作，實現了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和節能減排，也減少了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面源污染;在規?；B殖企業廢棄物處理與利用方面，隨著近年浙江省農業轉型升級，特別是規?；B殖的推進，大量的畜禽養殖廢棄物直接排入河道造成污染，臺州市及時限定禁養、限養區，提倡建設生態養殖場和養殖小區，大力發展沼氣集中工程、無害化畜禽糞便還田和生產有機肥等綜合利用方式，實現畜禽養殖廢棄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有效治理了規模化畜禽養殖廢棄物帶來的污染。
2生態循環農業模式成型，農業技術提升
通過近幾年的努力，浙江特色的生態循環農業得到快速發展，立體農業模式、生態鏈接與轉換模式、農村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模式、農業生產資料減量化模式等逐步成型［9］。例如，寧?？h在浙東海岸農業循環示范園構建了“畜牧養殖糞(肥)－有機復合肥—農作物”、“農業廢棄物－奶牛養殖－有機肥加工”、“魚蝦－貝藻”等立體化的農業模式;淳安縣“桑枝－食用菌－廢棄菌棒－沼氣－稻田”的生態循環農業生產模式是利用桑枝條生產食用菌，用廢棄菌棒生產沼氣，用沼氣作輔料來滅菌，也控制了反季秀珍菇房內的溫度，其中沼液、沼渣還可還田。提升農業生產技術，推進全省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種植業上，培育優良的設施農業新品種，推廣應用肥水同灌、噴灌滴灌等技術［8］。盡量消耗更少的資源，得到高產優質的農產品。既對農業投入品進行減量化、再利用，又促進“三品”農業的發展。2011年全省推廣設施栽培面積達21.62萬hm2，比2005年增長126．42%。畜牧業上，根據不同畜禽養殖地區和規模大小，采取畜禽糞便干濕分離、雨污分流處理技術、負壓通風和濕簾降溫等清潔技術，利用污水凈化沼氣池，沉淀過濾、融污水厭氧消化等設備，減少畜禽養殖廢棄物的排放［8］。另外，各地因地制宜地積極推行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態循環農業運作方式和適合當地實情的生態循環農業生態化發展技術。如嘉興新竹制造有限公司開發研制了一套高效處理農用有機廢棄物專用設備，為生態循環農業標準化規?；a提供了保障。
3“兩區”建設不斷推進，農業產業集聚初具規模
農產品基地規?；l展，產業化集聚優勢比較明顯。如浙東南沿海海水產品優勢產區，浙北－浙東南沿海蔬菜和加工、出口產業帶。塊狀農業產業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如余杭區的休閑觀光農業園區和農家樂特色村項目、西湖龍井產業區、諸暨珍珠產業區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業產業。據統計，各類產業化經營組織不斷壯大。到2009年，全省創建銷售收入2102億元，農民專業合作社15965多家。近幾年來，浙江省大力支持與農民利益相關的農業龍頭企業和專業合作社，呼吁民間資本投資農業產業，最終實現農村集體土地流轉、農產品品牌化、現代農業園區和糧食生產功能區建設產業化的發展［8］。浙江省全面啟動“兩區”建設的工作，按規模化、生態化、標準化的要求，集聚優勢資源，跨越式發展農業產業;重點圍繞土地流轉、資金流動、高新技術、品牌效應4個方面，破解了制約“兩區”發展的體制障礙。至今，已有25個國有農場列入省級現代農業園區和糧食生產功能區創建點，規劃建設總面積達3826.67萬hm2，占園區規劃總面積的10.43%，如漁米之鄉湖州、產量大市金華、柑橘王國衢州等。
4政府主導的宏觀調控機制逐漸健全，“自上而下”政策體系逐步完善
近年來，浙江省對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逐步完善了“自上而下”的政策體系。如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頒布了《浙江省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條例》［10］、《浙江省動物防疫條例》［11］、《浙江省耕地質量管理辦法》［12］和《浙江省農業廢棄物處理與利用促進辦法》［13］，為發展生態循環農業提供法律保障;制定了《浙江省生態循環農業發展“十二五”規劃》［14］，為發展生態循環農業提供規劃保障;省政府頒布了《關于印發浙江省發展生態循環農業行動方案的通知》［15］、《關于促進商品有機肥生產與應用的意見》［16］;省財政廳每年安排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畜禽養殖廢棄物治理與利用、農村沼氣建設等生態循環農業示范項目;一些地方政府結合省政府推行相關政策，如湖州的《關于加快建設現代農業園區的實施意見》和《關于扶持市本級糧食生產功能區建設的若干意見》，為全省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發展提供政策保障。
浙江省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的現存問題及成因分析
1生態循環農業發展資源短缺
浙江省人多地少，近年來隨著經濟迅猛發展以及傳統農業發展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農業資源，農業資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水資源和耕地資源供需緊張［17］。2005～2011年，浙江全省水資源總量從1014．35億m3降至749．2億m3，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低于全國人均水平［17］。同時，由于水庫設施老化，灌溉方式落后，節水灌溉覆蓋面小，水資源總體利用率不高。另外，水土流失依然存在，水土保持能力弱，區域生態系統修復能力不高。大量泥沙流入江河，損失了大量的氮、磷、鉀等無機肥和有機質，也破壞了土地資源。耕地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農作物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但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消耗了大量耕地資源，建設用地擴大，退耕還林。因此，耕地面積持續減少成為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的又一瓶頸。據統計，浙江人口密度約為全國的3．4倍，人均耕地不及全國一半。傳統粗放型農業發展模式消耗了大量資源、污染了農業生態環境。農業發展與資源貯存、生態環境保護三者之間的矛盾依舊突出。如嘉興市將農作物秸稈露天焚燒、畜禽糞便傾倒入河道、食用菌種植廢棄物和廢棄農膜等現象，對農村空氣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也產生了難降解的白色污染。
2生態循環農業發展技術滯后
浙江省缺少易推廣、低成本的實用型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生態循環農業關鍵技術的引進、研發、推廣力度不夠，制約了生態循環農業的發展，缺乏具體操作和專業技術指導。許多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的成本很高，其技術水平還足以維持較高的運行成本，無法利用生態循環農業產生經濟效益。如建設秸稈氣化工程、農業廢棄物處理項目大多由政府出資，但市場推廣難度較大［17］。此外，浙江省農業正面臨轉變發展方式、推進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而掌握高新農業技術的新型農民較少。
3生態循環農業發展資金短缺
當前，浙江農業龍頭企業、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合作社發展等資金短缺問題尤為突出。資金投入不足是制約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的絆腳石，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部分生態循環農業項目投資周期較長，經濟效益不高，市場推廣能力不夠，銀行不愿投資農業產業，大多依靠國家和政府的投入扶持［17］。生態循環農業發展需要大量多元化的投資，但浙江省后續的運行管理缺乏資金支持，長期的發展模式尚未建立起來，農業環境維護資金投入不足，節地、節能、節水、無公害的生態循環農業模式也未能大規模推廣。
浙江省生態循環農業的發展對策
浙江省的生態循環農業發展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18］，相關的發展對策措施必須進一步明確，為生態循環農業深入發展的保駕護航。尤其要因地制宜選擇發展的模式，推進生態循環農業示范建設，提升生態技術，強化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創新農作制度。
1因地制宜選擇發展模式
根據浙江省內各地區地形地貌和自然資源條件及各地區農業發展現狀和趨勢，可分為杭嘉湖平原水網區域、西南丘陵山地區域和東南沿海城鎮和島嶼地區［19］。各區域應有其特有的發展模式。杭嘉湖平原水網區域靠近上海都市圈，應抓住上海傳統農業向都市農業轉化的契機，發揮高新技術和合理的產業布局，并且利用該區域民營資本雄厚、農業科學技術水平高優勢，重點發展“以農產品產、加、銷一體化，龍頭企業為帶動的產業鏈延伸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近年來，由于工業化及傳統農業的粗放式經營，直接破壞了該區域的水環境。因此，該區域應采用規?；笄蒺B殖場廢棄物治理、沼氣利用為主的生態循環農業發展模式，來治理農業與農村環境［19］。西南丘陵山地區域是浙江省欠發達地區。針對該區域擁有的農業產業基礎，該區應發展具有山區特色的深加工、資源綜合利用為主的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和綠色農產品、休閑觀光旅游產業為一體的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19］。東南沿海城鎮和島嶼地區的發展重點應圍繞海洋資源展開，發展具有浙江特色的漁業循環經濟模式。其中，水產養殖向著優質化、高效化、生態化方向發展，水產加工向著品牌化、外向化、安全化方向發展，水產品向著無害化，養殖、加工、銷售一體化方向發展［19］。
2積極推進生態循環農業示范建設
以點線面結合開闊思路，以種養大戶、專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為主體、家庭農場，建設生態循環農業示范縣、示范區、示范企業和示范項目，充分發揮各類農技人才的作用，多層面、多渠道推廣示范，以點帶面推進生態循環農業發展。“十二五”時期，全省重點創建20個省級生態循環農業示范縣、100個生態循環農業示范區、100個生態循環農業示范企業、500個生態循環農業示范項目［18］。并根據各地發展實際，制定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的年度計劃。
3提升生態技術
整合農業技術的教育資源，搭建農業科技創新平臺，重點加強高新農業技術、新型農作制度、病蟲綜合防治、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農產品精深加工、設施農業環境控制［19］等研究。其中，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的支撐技術體系主要包括農業清潔生產理念與生態技術體系、廢棄物循環利用技術、農村沼氣技術、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科學施肥用藥技術［19］等。大力推廣保護生態環境為目標的農業生產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地方實情的農業技術政策，積極應用“綠色農業”、“生態農業”、“無公害農業”等新型農業生產方式，改變傳統農業技術范式［20］。
4加強資源節約集約利用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795（2014）01-0003-0008
1、問題的提出
近20年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語言學家、教育學家、語言規劃工作者疾呼：人類語言生態嚴重惡化，大量語言瀕危，尤其是土著語言消失速度在加快；全球語系、語族、語支、語種及其變體關系失衡，大語種越來越大，小語種則越來越小，通用語越來越通行，地區方言越來越孤島化，人類語言的萬家燈火逐一熄滅；有人預言：本世紀末，現有語言十之八九將不復存在；有人高唱：五洲同音，四海同語，天地同歌，同一個世界，同一種語言，重現巴別塔語，指日可待。
其實不然。人以語言為家園，以文化為根基，以信仰為寄托。語以載文，文以化人，信以傳承。語之不存，文之安乎？文之不存，信以安乎？語言滅則文化滅，文化滅則信仰滅，信仰滅則人類滅。
語言是生命體。語言生態、語言生活、語言生命、語言生機……，其中“生態”、“生活”、“生命”、“生機”系隱喻，隱喻是人類的思維工具、概念的主要載體、意義的傳遞手段。“語言生態”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態”概念。生物，生命之物?！吧鷳B”是“眾生之態”，單體獨身不成系統，稀物寡種更無法形成態勢。人類語言的失“態”，如同生物失“態”，棄之不回，去之不歸。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即“熵增定律”）表明，自然界存在著不可逆熱力過程，具體表現為從有序走向無序，而且不可能自動復原為初始狀，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現實。按照熱力學第一定律，人類語言種類的數量可以發生變化，但能量保持不變，其結果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傳導至強者并被其吸收。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態變化過程是一種能量耗散過程，生物的消失意味著多樣性生態系統的失衡，語言種類的減少意味著語言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系統的耗散，文化多樣性的衰弱耗散意味著人類知識庫的耗散，尤其是人類的地域性非物質表達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災難。熱力學三定律不僅對自然生態的發展而且對語言生態的變化結果有著深刻昭示意義，同時要求語言規劃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類自然語言的生態實況。
那么，人類語言生態的實況究竟如何？人類語言多樣性系統是否面臨危機？
2、語言生態觀
2.1 語言生態觀
生態學是一門研究有機體之間關系以及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之間關系的學科。語言生態觀是指以生態學的視角和方法來看待和研究語言系統、語系及語族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語言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關系。語言生態研究涉及語言學和生態學兩大領域，具有跨域叉研究的屬性。
以有機生命的生態觀看待語言和語言生活由來已久，歷史上不少學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語言所具有的有機生命形態屬性，尤其關注語系及語族成員之間的同源關系。例如，Humboldt（1997）認為，所有語言都是有機體，語言是人類的天賦屬物，具有有機生命的屬性。Schleicher（2008）認為語言有機體與自然有機體有諸多相似點，語言所遵循的發展規律與生物的路徑非常相似。他在1863年發表的《達爾文理論與語言學》一文中宣稱，他的語言理論符合進化論的觀點。他還采用了生物學對植物分類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的歷史親屬關系。Schleicher的研究表明，印歐語系的譜系圖所反映的歷史親屬關系與植物群有著十分相似的生態規律。Chomsky在其半個世紀以來的著述和演講中始終將自然語言視為人類與生俱來的心腦機制，將人類語言能力尤其是兒童語言習得機制視為人類特有的生物稟賦，將人類認知系統中專司語言知識及其運用的系統視為以基因為載體的“語言器官”（見梅德明，2008）。
2.2 語言生態觀的隱喻意義
語言生態觀是將語言環境視同生物環境的一種隱喻類比。按照生物學的觀點，維系生物系統長期穩定的要素是多樣性生態環境。換言之，多樣性生態系統是生物系統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樣性不僅直接影響著而且還決定著生物系統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如果我們依循“生態觀”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樣性”的詞語，對人類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語言生態觀的隱喻意義具有現實性。Baker（2001：279-283）高度評價了人類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認為這種多樣性改善了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能力，進而也促進了人類的進步。
語言生態觀念由來已久。oegelin等人（1967）曾提到“語言生態”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語言生態”一詞的是Hau-gen。1970年8月的一次報告中Haugen將語言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比作動植物物種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并提出了“語言生態”的概念。Haugen的“語言生態”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語言與所在族群、社會、文化以及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發展狀態。兩年后，Haugen（1972）以專文闡述了語言生態，特別強調了語言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語言在環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與語言生態相關的問題，如語言使用者、語言的語域、語言的變體、書面語、語種關系、語言的支持和類型等。Haugen認為“語言生態”表述還僅僅是個隱喻，語言和有機生物之間雖然存在著諸多相似處，這種相關性有借鑒意義，但不能過分強調。他同時也指出，語言生態既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生態，同時也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生態，這種生態主要是由語言的使用者、學習者和傳播者決定的。Haugen將語言生態學定義為具體語言與其環境關系的研究，其核心問題是語言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和心理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對語言自身所產生的影響。Haugen（1987）在討論雙語教育與語言規劃時，用生態隱喻闡述了語言生態多樣性與“社會生態”多樣性的關系。
Fill&Mohlhausler（2001）認識到生態隱喻的借鑒作用，指出生態隱喻可以加深我們對某一生態環境中居住者多樣性以及居住者相互關系的理解，加深對保持和促進生態系統多樣性要素的理解。Creese&Martin（2003）認為語言生態觀是一種關注多種要素之間關系的理念，持語言生態觀者注重調查各語言之間的關系、語言與該語言說話者之間的關系、語言與該語言所處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Harmon（2002）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樣性與語言及文化多樣性有很高的相關性。根據Maffi（2001）、Skutnabb-Kangas等（2003）學者的研究，這種相關性具有雙向致因屬性，即生物多樣性和語言文化多樣性表現為相互促進、共同進化。
Hornberger（2002，2003）集中關注語言生態隱喻的三個關鍵要素：語言進化、語言環境和語言瀕危。她指出，語言如同其他物種一樣，在與其他語言的相互關系中，在其生存環境中，會經歷一個進化、生長、變化、生存和死亡的過程，如同物種一樣，語言也會瀕危滅絕。在她看來，語言生態學的研究對增強瀕危語言的活力，甚至對復興瀕危語言，能起到積極的作用。Horn-berger認為，語言應該被視為在生態系統中的生命體，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中與其他語言共存發展（2003）。Hornberger（2002）將語言生態觀延伸到語言規劃領域，指出語言生態隱喻直接影響著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直接影響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視多語言政策的實施。在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領域采用語言生態觀，其重要意義在于保護和發展語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論文（2010）中指出，語言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系已成為眾多生態語言學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問題；Oviedo&Maffi研究了全球數百個生態區的土著族群、傳統民族的語言狀況和生物生態狀況，結果表明，生物多樣性程度高的地區，語言多樣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關性；Nettle對西非地區的語言分布進行了研究，發現越接近赤道地區，語言的數量就越多；Glausisz發現，雨季的長短與語言數量直接相關；Smith對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證明，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2.3 語言生態的自然性與社會性思考
語言生態環境是由語言使用的地域、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相關語言的語際關系，以及語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態度三方面構成的復雜體。語言生態系統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語言的種類多樣性和動態平衡性。語言的種類多樣性和動態平衡性相互制約、相互影響，促進了語言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
有些語言學家試圖從純粹的生態學角度證明生物的多樣性與語言的多樣性有著直接的關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語言多樣性的地區也同時擁有高度的鳥類和哺乳動物的多樣性”（薄守生、董照輝，2007）。但是這種相關性是否呈雙向性？換言之，具有高度語言多樣性的地區是否也同時擁有高度的鳥類和哺乳動物的多樣性？薄守生、董照輝（2007）認為，“把語言多樣性比附于生物多樣性更是缺乏根據，生物是自然的產物，遵循的是自然規律，語言是社會的產物，遵循的是社會規律。”上述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語言的生存、發展乃至消亡的確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戰爭、宗教、移民、文化等緊密相連。但是，語言生態觀并沒有排斥社會因素。語言生態觀不僅將語言的社會因素視為語言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是構成語言生態系統、影響語言生態系統的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生物生態系統的角度看，多樣性的生態系統是最強健的生態系統。從語言生態共生關系的角度看，多語并存對人類來說是一個幸運。人類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榮的發展，是因為人類為了應對其所處的各種不同環境發展出了多樣的文化，人類語言生態的共生共榮關系是人類人文生態環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條件。促進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發展的前提，保護語言生態的多樣性至關重要。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的傳播主要靠語言。多語并存意味著人類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態系統得到傳承和保持。相反，人類一門語言的消亡意味著失去了一種文化，失去了一份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和可供比較、借鑒的文化信息來源。
3、語言生態危機
3.1 語言生態事實
從世界語言發展的歷史來看，語言的數量是在不斷減少的。公元前.全世界約有15萬種語言，到了中世紀，還有七、八萬種，到了20世紀，就只剩下6，000多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2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世界上現存的6，000多種語言中大約有一半的語言處在危險之中或瀕臨消亡。
自上世紀70年代起，語言學、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領域的諸多學者（Crystal，2000；Dixon，1997；Dorian，1989；Grenoble&Whaley，1998；Hale et al.，1992：1-42；Maffi，2000：175-190；Robins&Uhlenbeck，1991）在對土語和小語種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逐漸對這些語言在日益深化的社會、政治、經濟變化中的前景表示擔憂，他們向世人警示：人類語言的多樣性受到空前的破壞，人類語言的生態系統越來越脆弱。
到了90年代，隨著世界上各種語言資料的積累，歐洲、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都傳出同一個消息：世界上的土語和小語種正在以驚人而且越來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為數不多的幾種不斷擴張的主要語言（Grimes，2000；Skutnabb-Kan-gas，2000）。美國《語言》雜志1992年第1期發表了一組關于瀕危語言問題的重要論文，包括Krauss的“處于危機中的世界語言”和Hale的“語言瀕危和語言多樣性的人類價值”，這些文章進一步引發了學界對語言瀕危問題的關注。不少學者驚呼：語言正在消失，到2l世紀末，全球現有6，000多種語言的半數將不復存在，而數量更多的方言也將成為歷史。也有學者更為悲觀地指出，百年之內將有90%的語言成為人類的絕唱（Krauss，1992：4-10；Krauss，1998：9-21；May，2004）。
Crystal（1997）在其主編的《劍橋語言百科全書》中告誡世人，人類語言消失的速度十分驚人，一個世紀前巴西境內有1，000種印第安語，現已僅存200種。全世界6，000多種語言中有四分之一語言的母語人數已不足1，000人，二分之一語言的母語人數不足10，000人，這些語言中的絕大多數在50年內將不復存在，只有1，000種語言可進入22世紀。
我國是世界上語言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之一，但是我國的語言生態也不容樂觀。我國的語言在譜系上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南島語系、印歐語系以及多源混合語類，從類型上可分為屈折語、粘著語和分析語三種。我國在秦統一全國之前有上萬個諸侯國，其時的社會語言狀況可謂“文字異型、言語異聲”。自秦實行“書同文、路同軌”政策之后，因各種原因大部分語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鮮卑語、契丹語、西夏語等曾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語言早已不復存在。根據孫宏開、胡增益、黃行（2008）主編的《中國的語言》，時至今日，我國僅存語言129種，文字60多種，其中20多種語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從發展趨勢看，有的語言分化了，如蒙古語；有的語言縮小了使用范圍，如仡佬語；有的語言正趨于消亡，如滿語。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語言生態危機在我國也同樣存在。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中，使用人口在10萬以下的“非安全語言”多達99種，約占我國語言總數的77%，其中，有20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這些語種瀕臨滅絕已是不爭的事實。
我國的滿語正在徹底退出實際的日常交際。滿族在清代作為一個統治民族歷經三百多年，由使用單語過渡到同時使用滿語和漢語，到最終放棄滿語而轉用漢語，有著深刻復雜的歷史發展原因、社會文化原因和語言活力原因。語言就像生物有機體一樣，其存在必須有合適的生態環境。語言賴以生存的環境一旦發生了不利的變化，必然會導致該語言的衰弱甚至消亡。滿語的瀕危是其賴以生存的語言生態環境惡化的結果。
語言是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記憶，隨著一個民族的語言的消失，承載著這個民族文化的記憶也就蕩然無存了。人類的語言生態日益惡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語言多樣性受到嚴重威脅，不平衡、不和諧的語言生活令人擔憂。目前，全球97%的人使用4%的語種，3%的人說著96%的語種。由于各種原因，數以千計的語言基本上進不了教育體系、新聞媒體、出版物和公共場所，使用者日趨萎縮。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交通及傳媒的現代化，以及各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勢語言陸續走向瀕危已是不爭的事實。
3.2 語言生態危機致因
語言生態的概念就是語言多樣性的概念，語言生態危機就是語言多樣性的危機，就是語言的瀕危和滅絕。當前語言生態危機的主要表現為：1）強勢語言國家化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2）互聯網通用語的一體化發展態勢；3）土著或少數裔族語言的瀕危與消失；4）方言的邊緣化與消失；5）雙語社區及雙語人的減少與消失；6）年輕人對非通用母語及母語文化表達形式的主動拋棄；7）語言島和方言島的淪落和沉沒；8）雜交語或混合變種語言的難產或式微。
語言研究工作者往往只看到語言的消失，而未深入研究語言消失的生態原因。Muhlhausler（1996，2000）調查了太平洋圈語言規劃和語言生態狀況，尤其是皮欽語和克里奧語的語言系統、歷史演變和生存狀況。他發現太平洋語言圈的根本問題在于語言生態環境的破壞，而摧毀語言生態環境的首要因素是語言帝國主義，而非土著語言數量的減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危語言問題特別專家組在2006年的一份報告中稱“語言瀕危既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軍事、經濟、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內部因素引發，如語言族群對母語的消極態度。內部壓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礙了語言和文化傳統的代際傳承。許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勢社會地位與其文化相聯系，進而認為自己的語言沒有保留價值，于是拋棄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以期擺脫歧視，過上穩定的生活，增強在社會中的能動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場經濟?！?/p>
學校教育對語言多樣性生態的保護有沖擊作用，正規教育具有反傳統性。學校教育的統一性模式和標準化范式帶來的是工業化、批量化的規格產品，而不是農業化、多樣性的個性產品。而國際化教育更是一把雙刃劍，國際化教育的結果往往是西方化教育，得到強化的往往是西方的語言、文化、價值觀和方法論。
語言多樣性受到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沖擊。今天，語言多樣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減。弱小語言在消失，中型語言在縮減，大型語言尤其是超級語言如英語在加速擴張，擠壓了中小型語言的生存空間。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英語成為最重要的溝通語言。世界上約有15億人使用英語。英語除了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的母語外，也是世界上7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官方語言或第二語言，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選擇英語作為優先學習的外語?；谌蚧男枰?，各國在反對英語霸權的同時，不得不主動學習和使用英語?；ヂ摼W的迅猛發展更加快了英語的全球化，目前互聯網上85%的網頁是英語網頁，80%的信息載體是英語，網絡域名幾乎成了英語的專利，100%的軟件源代碼是英語格式。此外，世界上五分之四的電子產品說明書用英文撰寫，三分之二的科技論文用英文撰寫和發表。
3.3 語言生態保護行動
進入21世紀后，經濟全球化浪潮極大地促進了各種語言和文化的接觸與交流，語言消失速度加快，語言瀕危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和各國政府的普遍關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根據各自的語言情況，采取了不同的積極保護措施和搶救對策，以延緩瀕危語言的消亡。如美國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護自己語言的法律；澳大利亞政府對于保留土著民族語言的計劃給予資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烏爾娜語由于納入了大學教育計劃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駕馭該語言。英國的威爾士語處在英語的包圍之中，在急劇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經過努力而使其恢復了元氣。
在對語言生態危機問題達成共識的基礎上，語言學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國際社會采取了一系列行動，表現了對瀕危語言問題的高度重視。1992年，國際語言學界在加拿大魁北克拉瓦爾大學舉行的第15界世界語言學大會將瀕危語言問題作為大會的兩大主題之一，這是此問題作為主要議題的第一次大型國際性語言學會議。1993年，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瀕危語言方案》，其中包括《瀕危語言紅皮書》和《瀕危語言研究進展情況報告》，旨在匯集世界范圍內瀕危語言的信息及其研究工作情況。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該年為“搶救瀕危語言年”。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了“國際瀕危語言情報交流中心”和亞太地區語言研究部。1995年，美國和英國也相繼成立了瀕危語言基金會。1996年，西班牙巴塞羅那會議通過了《國際語言權利宣言》。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9屆大會批準設立“世界語言報告”項目。1998年，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向各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出公開信，要求各國有關機構進行合作，共同完成“世界語言報告”。2000年，在德國科隆大學召開的國際瀕危語言研討會，匯集了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從事瀕危語言研究的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協商、交換意見，對制定研究和記錄瀕危語言的先后順序進行排序。
語言體現著特定語言社群的世界觀、價值觀、倫理觀、思維方式等精神性、觀念性的內容，承載著豐富的自然及宇宙知識，包含著人類關于數學、生物、農業、歷史、地理、醫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知識。一種語言的消失必然導致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的消失，一種語言的滅絕，必然導致許多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的湮滅。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制了《世界處在消亡危險中的語言地圖集》（1996年），修訂并繪制了《全球瀕危語言分布圖》（2009年），組織成立了瀕危語言問題特別專家組。經過廣泛調查研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臺了《語言活力與語言瀕?！穲蟾妗榱藦V泛宣傳保護母語的重要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1999年起，將每年2月21日確定為國際母語日。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出臺了三個重要文件：《文化多樣性全球宣言》（2001年）、《維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年）、《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形式多樣性公約》（2005年）。
2003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行了關于瀕危語言問題的專家會議，會議評價了世界各國現有的瀕危語言研究項目和推廣保護瀕危語言的最佳做法，討論了提高人們的語言憂患意識和促進國際合作的戰略措施。會上David Crystal以Crossingthe Great Divide：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Public Awareness為題作了主旨報告。2012年9月，“亞歐會議語言多樣性論壇”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舉辦，會議的主題為“保護和促進亞歐語言多樣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筆者作為中國代表以“中國語言和文化多樣性保護與發展”為題，就我國保護和促進語言多樣性的經驗作了專題發言。2012年12月，“中歐語言合作研討會”在北京舉辦，會上筆者作了“中國語言與文化多樣性保護及多語教育實踐”專題報告。2013年9月，“東亞峰會雙語教育政策與實踐研討會”在新加坡舉辦，筆者在會上作了題為“促進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多語教育：從語言政策到語言實踐”的專題報告。
3.4 語言生態危機再認識
就世界范圍來看，語言瀕危致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語言接觸、強勢語言擠壓弱小語言是導致語言瀕危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們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在廣播、電視、電話、網絡等大眾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一些弱小語言由于不能適應社會交際及信息傳遞的需求而逐漸喪失其交際作用，最終被強勢語言所代替。當然，語言全球化也會引發語言地方化。例如，伴隨英語全球化的是英語地方化，世界各地地域文化在英語語言與英語文化的沖擊下，產生了地方身份的自我覺醒和自我保護，其結果是成百上千種英語變體――“地方英語”（indigenized English）的產生。
語言生態危機的本質是語言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消失。PhiHipson&Skutnabb-Kangas（1996：429-452）指出，語言生態研究范式基于全球范圍的語言多樣性，促進多語主義和外語教學，賦予所有人以母語權利。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母語價值。人類的語言結構是人類智能成就的證言，反映了一個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點。語言所具有的文化載體功能，是人類文明的巨大財富。一種瀕危語言代表著一種文化，每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貢獻和特點，誰都代替不了誰。多種語言并存是一種人文生態環境。
應對語言生態危機，改善語言多樣性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需要多角度思維和國家政策和技術支持。Pennycook（2004）指出，語言保護所面臨的困難在于如何有效地協調自然語言的動態本性與國家語言政策的協調能力。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與特定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沒有戰爭、沒有特大的自然災害，其語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來，威爾士語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因此在分析和研究瀕危語言時，我們要多角度地研究和分析造成瀕危語言的瀕危條件以及各種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瀕危語言資料的搶救和保存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性工程，不僅需要專家學者和有關機構的學術支持和人力參與，而且還需要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技術支持和資金支持。
至今為止，語言生態調查主要依靠語言工作者的田野調查，通常鎖定某一目標語言進行個案調查研究，尤其是鎖定某一土著語言或瀕危語言，將“活”的語料記錄在案、考究分析、歸檔保存，然后或報告，或會議交流。這種傳統的調查方式和手段往往只見樹木而不見樹林，見個景而不見全景，見昔時狀態而不見現時狀態，從而無法全面、實時、動態地考察地區乃至全球的語言生態，無法及時準確地了解語言的結構變異和功能變化，因而無法為制定有關語言政策特別是語言教育政策和語言保護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4、大數據時代及語言數據意識
4.1 大數據時代的海量數據
人類已進人了大數據時代。大數據是指在信息爆炸時代無法在允許的時間里用現有的常規軟件工具提取、存儲、搜索、共享、分析和處理的海量的、復雜的數據集合。
隨著社交網絡、移動計算和傳感器等信息新渠道和新技術的產生，如PB級大規模數據量的不斷涌現，過去三年里產生的數據量比以往三萬年的數據量還要多。截止到2012年，數據量已經從TB級別躍升到PB、EB乃至ZB級別。據估計，互聯網上的數據量每兩年會翻一番，到2013年，互聯網上的數據量將達到每年667EB（1EB=230GB）。這些數據絕大多數是“非結構化數據”，通常不能為傳統的數據庫所用，但這些龐大的數據“寶藏”將成為“未來的新石油”。今天我們在不到1秒的時間內可處理的信息量相當于我們的DNA用10億年處理的信息量。整個人類文明所獲得的全部數據中，90%產生于過去兩年，而2020年全世界所產生的數據規模將達到今天的44倍。
Mayer-Schonberger&Cukier（2013）指出，大數據帶來的信息風暴正在變革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思維，大數據開啟了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最大的轉變就是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承認混雜性，關注相關關系。這就顛覆了千百年來人類的思維慣例，對人類的認知和與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戰。以往的思維決斷模式是基于“為什么”，而在“大數據時代”，則已可直接根據“是什么”來下結論，由于這樣的結論剔除了個人情緒、心理動機、抽樣精確性等因素的干擾，因此，將更精確，更有預見性。
世界的本質就是數據。根據Kelly的觀點（1994，2010），宇宙的本質是信息。那么信息的本質是什么呢？那就是數據，生物的DNA會消失，而數據化的DNA則永存。Kelly早就預測，未來的人工智能將誕生于由10億臺中央處理器組成的“全球腦系統”，這個系統包含互聯網及附屬設備一從掃描儀到衛星以及數十億臺個人電腦。這臺全球腦包含的不只是筆記本電腦，它還包括數十億部手機、數十億部固定電話，數千萬臺數據服務器，上億臺平板電腦。整個系統有上萬億個網頁，每個網頁平均鏈接數十至近百個網頁，網頁和網頁之間形成數以萬億計的“突觸”，而這些“突觸”每隔兩年翻番，形成難以刪除的人類記憶。
語言生態是由語言、語言人和語言環境所構成的自然.人文系統。如果宇宙的本質是信息，信息的本質是數據，那么語言生態系統的本質也是一種信息系統，構成這一信息系統的是數據。全球語言生態是一個大系統，涵蓋所有語系、語族、語支、語種、語言變體、語言人、語際關系，以及語言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這個大系統由大量中系統和海量小系統構成，中小系統之間以及系統內關系錯綜復雜，形成無以計數的語言信息“突觸”，并產生浩如煙海的過程性、交互性、變異性語言數據。
4.2 大數據時代的思維方式
產生于通信技術創新與發展的大數據使人們得以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語言信息，同時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讓數據說話”的思維方式改變了傳統的“八九不離十”的思維方式。
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性思維，全球性思維需要由全球腦來支撐。在小數據時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在大數據時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頭痛可醫腳，腳痛可醫頭；宇宙只有統一的法則，而沒有中心，形成的是點對面的網狀相連關系，而非點對點的線性因果關系。
大數據時代的思維之道是群蜂之道，信奉群體規律和集群智慧，眾愚可成智。群體規律是大數據定律，大數據定律也是必然定律，由無形之手操縱。網狀世界，沒有中心，沒有邊緣，沒有開始，沒有結束，周而復始，互為因果。大數據可避免偏見，消除糾結。人們不受時空和形式的限制，全天候、全方位地進行點對點、點對面的交流。
以大數據理念觀察事物，世界的均衡是暫時的，流變是必然的，均衡的生態系統是僵死的系統，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是絢麗多姿的系統，是開放多元的系統，也是不斷流變的系統。
以大數據視角看待語言生態，就是以網狀的整體論和循環論觀點看待語言和語言數據。數據不僅是名詞和代詞，更是動詞和介詞，甚至是助詞、副詞和修飾詞。數據既是逗號和句號，也是引號和問號，甚至是省略號和驚嘆號。數據既是因之果，也是果之因，甚至是一種多重疊加的并行關系或串行關系。
4.3 大數據時代的計算模式
大數據和云技術使追求全樣而非取樣本數據成為現實。面對海量數據，云計算技術為我們提供了強大的計算能力，使我們并處物質和數字兩個世界。
掉了根的大樹?！钡拇_，從整個中國歷史來看，道學的作用實與儒學不相上下，它們一隱一顯，
共同澆灌著中國社會的文化土壤，對中國社會之發展和中華民族性格之形成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
響。
然而，長期以來，或者更準確地說，90年代之前，道學研究一直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如果說
儒學的研究可謂“門庭若市”的話，那么，道學的研究則可謂“門庭冷落”。有人將這種情況概
括為“儒熱道冷”，是大體符合實際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學研究開始步“儒學
熱”之后塵，受到學界的關注，并陸續出版、發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說用“道學熱”來揭
示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的特點，具有某種言過其實和“揚道抑儒”之嫌的話，那么，指出道學研
究構成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卻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總的看，20世紀后半葉的20年特別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這種進展主
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關于老莊其人其書及其他道家人物與著作的研究；二是關于道家思
想淵源及學派演變的研究；三是關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質的研究；四是關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別是道家之道論與人論研究；五是關于道家思想的比較研究包括道家學派內部的比較研究，道
家與其他學派的比較研究，道家與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六是關于道家之歷史地位與道學之現代
價值的研究；七是其他問題的研究，諸如道家與道教的關系研究，道學史研究，郭店道家簡研究
等等。前不久，筆者組織編寫《中國文化研究20年》一書，就中曾設專章，從上述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況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總結。通過這一總結，并通過與儒學及儒學研究
之情況的比較考察，我們感到，有幾個問題仍有必要提出來，以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和重視。
（一）關于道家之地位問題
80年代中后期以來，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和肯定，除
極少數論者執守揚儒抑道的立場外，絕大多數論者都普遍認同道家之重要歷史地位。這其中，有
一種看法尤為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這就是“道家主干說”?！暗兰抑鞲烧f”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繼有陳鼓應，后有胡孚琛、呂錫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陳鼓應先生倡導最力最
勤。客觀地說，“道家主干說”的提出和討論，對于重新認識道學之歷史作用，推進道學研究的
深入，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然它與傳統的“儒家主干說”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隱含著學派的偏
見或門戶之見，潛存著發展為“獨尊道學”之可能。這是不能不讓人有所擔憂的。歷史上董仲舒
的“獨尊儒術”，給予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乃至中國社會的進步曾造成極壞的影響，教訓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們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認識，避免從重視道學、推崇道學走向“獨尊道
學”。事實上，儒學和道學在中國傳統哲學、傳統文化中皆有其顯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補互動，不論從積極方面抑或從消極方面，都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何以一定要人為地在二者之間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謂交叉主干，說的是，為中國社會不同時期
的歷史條件和文化需求所決定，儒、道在中國哲學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是遞相變化和發展的。從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來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是儒學起著主導的作
用，占居基礎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歷史時期，則是道學起著主導的作用，占據基礎的地位。所
謂互補互動，說的是儒學的道家化和道學的儒家化。儒學的道家化傾向乃“道家主干說”論者所
持，道學的儒家化傾向目前學界尚無人這么提。事實上，這兩種傾向在歷史上都是客觀的存在。
前者說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補儒”；后者講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補道”。很顯然，
“互補”是雙向的，不是單向的，是相互頡頏、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關于新道家、新道學問題
在儒學的歷史發展中，有所謂新儒家、新儒學。與之相對應，有論者認為存在一個新道家學派。
董光璧先生在《當代新道家》一書中明確指出：“當代新道家的思想幾乎是同當代新儒家并行發
展的，它是在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危機情勢下，由一批科學家發展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闡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義，日本科學家湯川秀樹論證道家思想的現代性，美國科學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態智慧?！拔野阉麄儼l展的道家思想的現代形式歸納為四個基本論點：道實論、生成
論、循環論和無為論?！边@是“一種以科學新成就為根據的，貫通古今、契合東西的新文化
觀”，“一種基于文化趨同性的世界主義文化觀。”董先生稱李約瑟、湯川秀樹、卡普拉為當代
新道家的幾個“最引人注目者”。從中國學界來說，陳鼓應先生倡導“道家主干說”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對道學可謂推崇備至。盡管他們并沒有自命為當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稱之為中國
的當代新道家。與此相聯系，有論者如董光璧先生“確信重新發現道家具有地球船改變航向的歷
史意義”，有論者如胡孚琛先生進而提出創立新道學，以作為中華民族21世紀的文化戰略。這實
際上是要將道學提升為當代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礎地位或主導地位。從學術自由的角度
看，與新儒家、新儒學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一樣，新道家、新道學亦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
但我們對“道學是參天地、贊化育、貫中西、通古今的大學問，創立新道學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
史潮流中審時度勢，應變自強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戰略”（參見胡孚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
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的說法，眼下還只能保留意見。希圖新道學引領中國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許過高？不過，正如“道家主干說”的討論一樣，關于新道家、新道學的討論也將是有意義
的和必要的。
（三）關于道學與的結合問題
儒學研究中，人們曾就儒學與的結合問題進行討論，并取得一定的進展。雖然人們關
于二者能否結合的認識見仁見智，但多數論者普遍認為，“合則兩利，離則兩傷”。可是在道學
研究中，道學與的結合問題似乎未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依筆者看，探討道學與馬克
思主義的相同相異、相通相融關系，既是推進的進一步中國化，發展中國特色和中國
氣派的的需要，同時也是使道學獲得提升、獲得發展和發揚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馬
克思主義的進一步中國化，有賴與中國的經濟、政治特點相結合的同時，吸收包括道學在內的中
國文化的有益養分，從而充實和豐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學要實現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創造
性轉化，有必要以為指導，用理論來改造自身，使其獲得新的生機與活
力?，F在，道學之現代價值和現代意義得到愈來愈多的人們的普遍認同，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實
現道學精神與的結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學之現代價值獲得充分體現的一條重要途徑。
在中國文化史上，有所謂“儒道互補”；在現代中國，顯然存在一個道學或儒道與的
互補問題。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學術界有人為之。
（四）關于道學的普及與大眾化問題
儒學研究中，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曾就儒學的普及與大眾化展開討論，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學普
及的實際工作，如儒家倫理的啟蒙教育，儒家經典的背誦等，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總的說，還
局限在學術討論的層面，從學術探討進入普及的真正的實際操作，還有很大的距離。然畢竟邁出
了可喜的一步。筆者認為，道學也存在一個普及與大眾化的問題。道學研究工作者在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為的。當然，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一方面，道學中有精華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們作出準確的價值判斷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學之普及化、大眾化不等于道
學之庸俗化、簡單化，其間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為如此，道學研究工作者更有責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養、理論素養、道學素養乃至語言素養，在道學之普及中發揮引導作用?，F在的要務是
提高認識，重視起來，盡快將道學之普及與大眾化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五）關于道學史研究
隨著道學研究縱橫兩方面的展開，道學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在道學通史的研究
上，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黃釗先生主編的《道家思想史綱》，陸玉林等著《中國道家》，胡孚
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等等。在道學斷代史的研究上，學術界較為注重者為先秦道學、魏晉
玄學、道教等。關于先秦道學，較為代表性的作品有：張松如、邵漢明著《道家哲學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學研究》，張運華著《先秦兩漢道家思想研究》等；關于魏晉玄學，較為代表
性的作品有：湯一介著《郭象與魏晉玄學》，許抗生著《三國兩晉玄佛道簡論》，趙書廉著《魏
晉玄學探微》，高晨陽著《儒道會通與正始玄學》，王葆玹著《正始玄學》等；關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國道教思想史綱》和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等。此
外，關于稷下道家、黃老之學、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問世。上述作品的先后發
表，對于人們克服揚儒抑道的傳統偏見，重新認識道學的歷史地位，無疑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
用。但總的看，與儒學史研究相比，道學史研究仍顯薄弱，至少現在還沒有一部貫通古今的全面
詳盡的《道學通史》。如果有一學界權威人士出來，牽頭組織編寫一部多卷本的《道學通史》，
當是道學研究與發展中之幸事。應該說，現在時機已經成熟。
（六）關于郭店竹簡與儒道關系問題
1973年，帛書《老子》的發掘，曾使老學研究取得新的進展。時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簡—
—《儒家簡》、《道家簡》的發掘，為儒學和道學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機和條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該方面已經取得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一些論文
集中反映在《中國哲學》第20輯、第21輯中。對于郭店楚墓竹簡的價值，學界給予了很高的評
價，海外學者甚至譽之為“中國的死海遺書”。還有論者說，郭店楚墓竹簡出土以后，整個中國
哲學史、中國學術史都需要重寫。在眾多研究成果中，一個頗為普遍的認識，是肯認儒道之相通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
引言
企業是為了經濟上的成就而存在的,其目的就是創造顧客,所以滿足顧客需求是一個企業得以存在和持續發展的基礎。正是為了滿足顧客的要求和需要,社會才把物質生產資源托付給企業。由于其目的是創造顧客,企業有兩項基本的職能:即市場營銷和創新。各種經濟力量為企業活動設立了界限。事實上,企業本身只是一種虛構之物,是一個組織,是由人及其相互關系組成的,正是人們彼此作用以履行有助于達成經濟目標的必不可少的職能時,企業就出現了。企業的產權是企業基本的社會經濟屬性,表現為企業的治理結構,企業中的人利用土地、資本和技術等資源形成企業的組織機構,進一步形成企業的流程、文化、知識,等等。
企業的發展類似于物種的演進,逐步由低級向高級演變成了一個復雜的系統,只不過它不像物種的演進那樣緩慢而漸進,是一種階躍式的演進――組織形態需要階段性的快速進化以迎合技術的跳躍式發展。進入21世紀,信息技術的發展正戲劇性地影響著交易的經濟性,現代經濟由于經濟全球化、各國對經濟干預的減少及技術進步,已進入“商業生態系統”、“網絡經濟”或“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把企業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模塊化的組織形式――動態變化的組織結構,包括“知識型企業”、“虛擬企業”等。
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需要用知識來代替熟練的或是不熟練的體力勞動,從而由使用體力勞動者改為使用知識工作者,進一步使知識具有生產性,知識如果恰當地予以應用,是人、最有活力的資源。使知識具有生產性要求職務結構、職業途徑和組織發生相應的變革前的模塊化的動態組織變革,知識型企業的出現順應了這一趨勢。
一、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特征
知識型企業是指以知識或知識型員工的智力資本為輸入,以知識加工、知識創新和知識傳播為主要活動,通過提供知識產品或知識服務來滿足顧客的需求,進而實現知識價值最大化和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有機體。彼得?F?德魯克(1988)認為,新型的知識型企業是由專家小組組成,并指出這種企業以知識為基礎,雇員隊伍由體力員工和文案員工迅速轉向知識型員工,在決策結構上,他們能根據來自同事、客戶和上級的大量信息自主決策、自我管理;在組織結構上,知識型企業應超越傳統的矩陣形式,是一種動態網絡結構。
傳統企業理論把企業當成一個經濟體來研究,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但是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個成長過程,追求企業的生存和持續發展而非利潤的最大化。仿生學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使得人們開始把企業看成一個生命體,以生物的各種各樣特征為模擬對象,來認識企業及其環境中的各種現象,研究企業的生存和持續成長的問題。
企業作為社會的經濟實體,由物質的、精神的、社會的和人文的諸多要素所構成,是以其擁有的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的各種體內外資源(自然的和人文的資源)構成的有生命機體,由此決定了企業個體必然會產生需求、生產、交往等屬性,具有類似于人類大腦、神經系統一樣的內部結構,以及與人類一樣的追求成長、自覺能力并對外界環境有所反應、生命周期等生命現象。而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由于其基本的人力資源是知識工作者,其生命體特征更加明顯。對知識型企業來說,知識是維持企業生命最重要的因素,而知識創新能力則決定了企業生命周期的長短。
(一)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信息處理。與人類相似,知識型企業生命體中也具有相應的感覺器官、執行器官和腦。它們雖不是真實意義上的生理器官,但在功能上卻發揮著相同的作用,從個體的反應來分析,因為知識型企業個體是知識工作者,知識工作者必須能夠自己計劃,自動對外界反應和行動。這些個體構成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各種子系統智能單元,每一個子系統智能單元都具有自組織和自我管理調整的特性,他們構成一種智能化網絡拓撲結構,相互協作來實施整體對外界環境的應變措施,從而實現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生存與發展目標。在知識型企業內部,具備這種自組織調節網絡并形成一定的免疫能力和快速反應外界變化的強大信息處理功能。
(二)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DNA。知識型企業作為一個有機生命體,也和人類一樣,具有決定自身結構和特征的DNA分子,和攜帶遺傳特性的基因。關于“企業DNA”的說法,最早是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商學院教授Noel M.Tichy提出的。作為一種比喻的說法,企業作為一種活的非自然生物體,與生物一樣,有自己的遺傳基因。本文認為,構成企業的文化、知識、土地、資本這些要素通過人力資源組合起來構成了企業的DNA,而獨立的業務構成單元――企業基因(即業務能力要素,這是因為我們看到企業的能力要素(價值鏈中獨立的價值要素,如制造、品牌管理、采購))就好比人類基因是按照遺傳法則決定人類個體的體貌及性格特征的DN斷一樣,是企業價值鏈中對企業產出有獨立貢獻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是這個基因決定了企業的基本穩定形態和發展、乃至變異的種種特征,掌控著企業的“遺傳密碼”,決定著企業銷售什么、銷售對象是誰,以及可以配置那些資源。也就是說,它決定了企業可以提供什么樣的產品和服務。
在知識型企業中,基本的人力資源是知識工作者(即知識員工)。對于知識員工要組織一個自我管理、自我創新,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和傳統的命令和控制型的組織不同的“自我管理團隊”。知識員工的工作價值觀因物質的豐富而發生變化,由原來的工具性價值觀(工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轉變為精神性價值觀(尋求工作的內在價值和樂趣)。知識型企業主要分布于高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例如軟件和網絡服務產業、研究與開發、法律服務、咨詢服務、金融服務、媒體傳播業、教育培訓,等等。
(三)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生命周期。自然界的生命體遵循著從出生、成長到老化、衰亡的生命過程,而企業通常也具有由誕生到成長以及衰亡的生命周期規律。目前,得到普遍認同的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是伊查克?麥迪思的研究成果。伊查克?麥迪思將企業生命周期分為10個具體的時期來分析,這10個具體的時期又分屬三個不同的階段,即成長階段、再生與成熟階段以及老化階段,如圖1所示。(圖1)
與普通生物不同,企業生命周期的長短與變化,不是自然循環,而是生存競爭的結果。統計表明,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是40～50年。而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知識型企業的平均壽命卻遠遠低于傳統企業的平均壽命。以最代表美國知識經濟的硅谷為例,活到5年以上壽命的企業,基本上只占全部企業的10%。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知識型企業生命體運行的層次高,內環境和外環境更加復雜多變,尤其是企業在應付外界環境的突發性變化時,導致快速死亡;另一方面是知識型企業生命體所采用的動作方式和管理機制通常沿襲傳統企業,不能適應新的企業生命體的運行。
與傳統型企業相比,知識型企業生命周期的階段特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圖2)
首先,知識型企業生命周期中上升與下降的曲線部分比傳統型企業更為陡峭,即知識型企業通常面臨著快速的成長過程和突然的衰亡過程;其次,知識型企業由于發展速度較快,而其各生命周期階段的特征通常沒有傳統企業那樣易于辨識,各生命周期階段之間的界限不明確,因此對于知識型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無需像傳統企業那樣詳細。本文根據知識型企業的特征及研究需要僅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誕生期、成長期、成熟期及衰退期;最后,知識型企業的生命周期曲線并沒有傳統企業的生命周期曲線平滑,由于受到更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包含了較多的衰退和逆轉過程,在其生命周期曲線中即表現為曲線的振蕩。
二、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自組織邏輯
(一)生命體的自組織現象。所謂自組織系統是指:無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組織、自行創生、自行演化,能夠自主地從無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結構的系統。自組織理論源于系統論,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當代自然科學前沿出現了一大批新興學科,例如“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突變論”、“超循環論”、“混沌理論”和“分形理論”等。他們研究的對象是非線性的復雜系統,或非線性的復雜的自組織形成過程。
生命過程正是這樣的一個非線性復雜系統,生命體可以定義為一個通過不斷吸取外部能量來維持甚至擴展其有序結構的系統。能量的供給是用于維持和擴展結構的。生命體需要耗散能量,這些能量使得生命產生出原理平衡態的結構,按照普利高津的說法,這種結構叫做耗散結構――耗散能量產生結構。生命能夠進行自組織,是個自組織系統,所需的指令以DNA的形式存儲起來。
(二)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自組織解釋。知識型企業是生命體,是個開放系統,它向市場推銷自己,在市場上獲得自己所需的各種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它通過與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交流和技術合作,企業間進行知識共享和信息交流,鼓勵企業內部知識型員工積極主動地關注和學習外界環境的知識和技術,實現與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信息和知識的交換,耗散能量,維持知識型企業處于遠離平衡的狀態。知識型企業的基本人力資源是知識工作者,他們對知識和信息資源的利用是一種創新過程,使得知識型企業具有“智能性”,具有自創生、自生長(發育)、自學習、自適應和自更新的能力。
知識型企業生命體自組織過程是系統組分之間的互動互應過程,一個組分的行為變化,必然引起其他組分的回應,發生相應的行為變化,又反過來影響到該組分,形成復雜的生命動態網絡關系,系統和環境之間也有互動互應,系統的每一個變化引起環境的回應,環境的每一個變化引起系統的回應。正是在這種互動互應的過程中,知識型企業生命體不斷地試探、學習和自我評價,尋找新的結構和行為模式,接受環境的評價和選擇。知識型企業的發展如圖3所示:企業內部的運行不斷導致熵增,通過與外界環境的能量和信息交換,為企業引入負熵,使企業能夠維持耗散結構,不穩定是發展的條件,內部漲落是發展的動力,漲落推動了企業的變革,在遠離平衡態時,在變革的臨界點,微小的漲落可能被放大形成巨大的漲落,漲落會像一個觸發器,驅動系統突變性地由原來狀態變為另一種新狀態,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自組織發展。知識型企業的發展是個非線性的復雜過程。(圖3)
混沌理論解釋,初始條件稍有一點不同,企業就會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知識工作者這個初始條件決定了知識型企業與傳統企業具有顯著的不同,知識型企業的孕育形成,一般必須具有“競爭性技術”或不可仿效的“綜合能力集”,而這些綜合能力或技術一般集中在創業的少數人身上,這些創業者初期就確定了自己的目標。知識型企業的入門職位――就是使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青年人進入工作和實踐的成人世界的職位――與一般企業的入門職位也有不同,由使用體力勞動者改為使用知識工作者,如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員等,只有這樣才能使知識勞動者成為有生產性的。同時,知識型企業的生產率取決于知識工作者的質量,社會的“腦力形成”率,即社會生產出具有想像力和遠見、教育、理論和分析技能的人的速率構成知識型企業的重要人力資源環境。
(三)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自組織結構。知識型企業是個開放系統,需要從環境中不斷的獲取信息和資源,外部環境的許多因素導致組織充滿動蕩和不確定性,組織需要不斷的學習,需要一種橫向的、分布式的組織結構。知識型企業是一個創新型的組織,它充滿了靈活性,積極向員工授權,沒有嚴格的工作規則,是一個有機的自由流動的組織――模塊化的組織,能夠產生創新思維,是適應動蕩環境最好的組織形式。知識型企業中的知識型員工必須自我控制,通過“自我管理團隊”式的智能單元,來達到自發動作、有效的組織運作。各子系統(各智能單元)之間通過建立“網絡結構”的柔性組織形式,消除企業系統內部不同層次之間的邊界,使得企業系統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富有“彈性”,各不同層次都能等同地面對環境(平權化輸入),相互并行地協同并適應環境變動中出現的各種情境。
在知識型企業的智能單元內部,通常又是由一些更小的智能單元所構成,這些更小的智能單元可能直接是個體的知識型員工或專家,也可能是多個知識型員工按一定關系結合成的小單元。知識型企業生命體中,所有智能單元所組成的結構具有自組織理論中的分形特征,如圖4所示,這與傳統的命令與控制型組織的層級結構在組織方式和決策機制上具有本質的不同。在智能單元內部,那些小的智能單元也具有一定的直接對外界環境的感知能力和反應能力,它們是知識創新的基本單元,在它們之間也存在溝通與協作的相互關系,并且每個智能單元應承擔一定的溝通與協作的責任。與傳統的技術團隊不同,智能單元具有較強的自組織特性,它有一定的目標,并在內部具有較好的多樣性和演化動力,所以它們通常是面向過程輸出的,知識結構復雜的(多層次、多領域)以及功能交叉的實體。在這種結構下,組織只能給智能單元的目標實現創造各種條件,并對智能單元間的協作與溝通進行一定的協調,而不能強行控制智能單元的行為過程,應遵循科學控制和行為自治的原則。(圖4)
知識型企業組織結構可以是扁平化、工作團隊、網絡化和虛擬化的“柔性化”組織。另外,還可以通過交流組織戰略、鼓勵學習和知識交流的網絡結構、運用IT技術進行設計工作過程和管理過程、有效的激勵、讓知識型員工把自己的知識和企業的需要結合起來等五個方面來設計一個知識型企業,鼓勵知識工作行為。
三、結束語及展望
本文從企業演化的過程,結合知識和知識工作者等要素,界定了知識企業并把它看成是一個生命體,分析了其信息處理機制、企業DNA和基因、生命周期等生命特征。然后結合生命的自組織,認為知識型企業生命體是個自組織的過程,對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信息處理機制、發展模式、組織結構進行了自組織的邏輯分析。
在本文自組織的知識型企業生命體描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可以分析企業的自組織管理,設計企業的組織結構,進行員工間的自組織、員工與“事”的自組織和工作時間的自組織設計;可以借助于自學習遺傳算法和進化博弈進行知識共享的分析,知識型企業生命體的優化;可以運用Agent對知識型企業運行進行描述及仿真;還可以結合環境變量研究知識型企業的持續發展等問題。
(作者單位:南京地下鐵道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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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了如冰雪災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p>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痹谌绱藝乐氐谋就粱F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發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象的出現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現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
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边@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地考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生發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難的現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現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與其說是傳統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边€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
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具體情境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時期的傳播戰時閃現。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現，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展為‘神經傳播學’?！?/p>
與傳統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現，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伴_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伴_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2)01－0110－06
一、文化哲學的發展歷程和研究現狀
有哲學就有哲學史，文化哲學也不例外。西方文化哲學史可以簡論如下：文化哲學問題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實踐哲學”(主要指倫理、政治方面)，彰顯于西方近代的“休謨叉子”(“是”與“應該”問題)和康德的“實踐理性”(對應于“理論理性”或“純粹理性”)。而文化哲學理論興起于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維科的“新科學”(建基于哲學的“語義學轉向”)、赫爾德的“歷史科學”(建基于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和盧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學的“民族學轉向”)；伴隨19世紀中葉以來以愛德華?泰勒、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為代表的文化進化論、以馬林諾夫斯基和卡西爾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義、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文化結構主義的各自競爭性解釋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學正式確立了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哲學使命。20世紀以來的哲學人類學、哲學語義學、結構主義、現象學以及后現代主義的發展，豐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學的理論資源和拓展空間。當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蒞臨使得文化哲學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出發都獲得了新的解釋力。
在中國，文化哲學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紀80、90年代。在那個80、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全面轉型可以作為文化哲學出場的社會基礎和時代背景。在這個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來對文化問題的討論路徑和資源框架，文化哲學基本理論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機的文化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等問題，開始或再次成為中國學界文化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相關課題。
事實上，無論從現代西方哲學還是當代中國哲學，抑或哲學的當展來看，文化哲學的確獲得了學界普遍性青睞和接受性認同。就現代西方哲學而言，無論是卡西爾的符號形式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薩特的存在主義，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卡爾納普、艾耶爾的語義哲學，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的法蘭克福學派，還是斯賓格勒、湯因比的歷史哲學，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薩伊德的后殖民主義等等，都自覺不自覺地把文化作為其學術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綿延主軸。當代中國哲學對東西方文化的研究、當代哲學的“生存論轉向”以及二者共同對“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的建構，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學的理路。毫無疑問，文化哲學正在“走向21世紀的世界哲學主潮”(許蘇民，《江漢論壇》1989年第6期)并成為“哲學的新生長點”(許蘇民，《光明日報》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學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漢譯名著”系列叢書、三聯書店出版了“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90年代特別是進入新的世紀，商務印書館先后推出了“文化和傳播譯叢”、南京大學出版社相繼出版了“當代學術棱鏡譯叢?全球文化系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也翻譯了“知識分子圖書館”系列叢書。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譯作及其介紹評述，不但讓國內學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學研究的大致情勢，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國內文化哲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資料。當然，中國人自己書寫的文化哲學專著也大量涌現，譬如：朱謙之從社會哲學角度論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學》(商務印書館，1935)，許蘇民從哲學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程運用現象學方法進行系統細致的文化哲學研究的《當代文化哲學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經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過對文化哲學史的詮釋以及用文化哲學解讀哲學的《哲學與文化哲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與作為系統研究文化哲學認識論(廣義認識論)的《文化哲學：認識與評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等等。至于散見于各大理論刊物的文化哲學論文，更是不計其數。
就彰明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動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龍江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重心的兩大文化哲學研究基地已經坐實并成為中國文化哲學研究的“先導”，從而以“文化”命名的諸多研究中心相繼在各大學或研究院掛牌運營；“中國文化哲學論壇”圍繞與文化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先后召開了7屆研討會議(到2010年10月為止)，涌現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學研究大家，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化哲學研究的長足進步。
二、我的文化哲學觀
何謂文化哲學?這是每一個從事文化哲學研究的人必須首先澄明的前提性問題。即使不能用普遍認可的話語界定概念本身，至少應該有自己對文化哲學的一管之見。就文化哲學理解而言，學術界目前大致有兩種思路：一是作為哲學基本理論、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維模式而言的“哲學形態”理解，一是針對其成因與功能而言。前者以黑龍江大學衣俊卿教授為代表，認為文化哲學是區別于“部門哲學”的新的“哲學形態”，可以作社會歷史理論解讀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程研究員為代表，認為文化哲學是基于“文化間性”歷史境遇，反思“何謂哲學”問題基礎上哲學自身的重新“認識和設定”。但無論作何理解，我們無法否認文化哲學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復被“資本煉金術”和“叢林法則”業已篡奪、業已吞沒的哲學陣地，即在理論上廣延哲學的解釋力、在實踐上整飭“文化秩序”以及在倫理介入性品德上證成“人屬世界”。也就是說，文化哲學作為現代西方主流哲學所孕育和負載的一種理智運思方式，伴隨世界范圍內“文化性生存”樣態的漸次生成，其當代合法性在于哲學自救(或轉換)和人的自我救贖。
之于前者即哲學自救而言，當哲學史上“哲學終結”問題不止一次地被學人們提出、討論時，勢必促發哲學尋求新的出路。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得到說明：一方面，當代哲學在不斷被“實證科學”和以現代性一后現代性話語為背景的“社會發展理論”強勢侵入并最終剝奪了研究對象時，哲學必然遭遇
“終結”問題從而尋繹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隨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資本邏輯”、“祛魅”邏輯的置換，哲學不再主導意識形態，代之以相對主義思潮的泛化。相對主義本身無錯，但對相對主義的極度推崇將從根本上否認“形而上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贖而言，當代人類精神在后現代主義的挑唆置換下，信仰迷失、價值墮落從而精神極度空虛的現實情態，使得人類在精神層面的自我救贖就越發顯得關鍵和緊迫。往昔的“風范大國”、“民族脊梁”終極信仰早已被“無品質的成功”、“無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錢、地位、權勢、娛樂滿足人們肆無忌憚的欲望時，“現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響?！耙磺袌怨痰臇|西都煙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兩腿無毛的動物了!如果說先前的哲人們還可以憑借宗教對人的精神領域進行些許護佑，那么，在科學如此高度發達的今天，當宗教失去了“綜羅百代”的統治力并遭遇哲學的嚴重詰難和挑戰之后，一切關于“人的問題”特別是人的生存意義安置問題就被推向了理論的關節點，亟待厘定。這里引用的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為深刻的學理問題其實就是那個康德式的老問題：人何以是人。我們需要對康德一生難以釋懷的“物自體”功能進行哲學再深思。
當然，我們也可以基于以下考慮對文化哲學的合法性進行質疑：哲學的倫理轉向或者文化轉向抑或文化的倫理轉向，可能將哲學問題變成一個道德問題。但反問立即生成：較之于“思辨哲學”的根基動搖從而“哲學終結”危局，我們不選擇以“人文化成”為原點理據的文化哲學，哲學還有出路嗎?
進一步，上述雙重救贖為什么可能甚或必須是文化哲學?文化哲學何以應對“文化獨斷”詰問?哲學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學或者“哲學與文化的融合”?意義世界和人的精神領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學所完全承載?當人類理智接受文化哲學的合法性浸和持續性作業，理性和道德、事實和價值二分所產生的普遍性“文化焦慮”是否可以理療甚或根除?當“哲學人類學”與“文化自覺”(事實上，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和當下蓬勃發展的文化產業說明中國當下并不像某些學者認為的文化不自覺，而是文化太自覺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質)交匯在新的理論地平線上之時，全球化與社會轉型所引發的“文化沖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這些理智困惑在學理上的積淀，將最終催生如下哲學問題：人文知識的客觀性又如何。
很顯然，發問不是為了簡單作答，而是為了明晰文化哲學的出場究竟基于何種考慮，負載何種功能，呈現何種意義。問題的關鍵在于對“文化”的深度理解。如果在一般意義上把文化理解為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的“復合體”，那么，文化哲學勢必面臨“文化是個筐、什么都能裝”的學術困境。因此，合理的解讀當是我們對“文化的倫理本質”和“倫理的文化本性”的適度把握和雙向洞觀。在此基礎上，去進一步理解文化與倫理的互為本心與習心的關系和質態模式。
所謂“文化的倫理本質”，法國生命倫理學家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過精當獨到的論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個人和人類在所有領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進步的總和，只要它有助于作為進步中的進步的個人精神完善的進步。”“最為一般地說來，文化是進步，是個人以及集體在物質和精神上的進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對個人和集體而言，生存斗爭緩和了。生存斗爭只有這樣才能得以緩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實現對自然和人性的控制。從而，就其本質而言，文化也具有雙重意義。文化既實現于理性對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實現于理性對人類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這兩種進步之中，哪一種是最為本質的呢?比較起來，可以說是理性對人類信念的控制?！薄皬亩镔|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個人和總體完善的意義上發揮作用時，它才成為文化。”換言之，“文化的本質不是物質成就，而是個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個人思考民族和人類的社會和政治狀況改善的理想，個人信念始終和有效地為這種理想所決定。某些東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夠被列為物質進步，這對文化并不具有決定性。決定文化命運的是信念保持對于事實的影響。航行的出路并不取決于船開得快慢，它的動力是風帆或蒸汽機，而是取決于它是否選擇了正確的航道和對它的操縱是否正確?！辟|言之，“文化的倫理本質”強調的是對敬畏生命的倫理道德本質的揭示。
因此，我們有了下面的理論判斷，(1)“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制度的改造相比，倫理道德的進步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正如施韋澤所說，在現代化的早期，物質和制度的進步會同時推動道德的進步，但在現代化的物質和制度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之后，道德不僅難以與物質和制度共同進步，甚至會受到其損害。這時，倫理道德的進步就具有決定意義了?！?2)著眼于當代中國現實，可以看出，“當代中國社會與啟蒙時期的歐洲社會在文化心態上應該是‘同時代的’……因而啟蒙精神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課題。然而……在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中重建啟蒙精神，并不意味著重走歐洲人的老路，我們追求的是一種經過反思和修正的啟蒙精神。”這樣的判斷事實上表明，“當我們以‘文化思維’反思歷史和現實的時候，倫理標準和目標居于文化思維的中心?！?/p>
所謂“倫理的文化本性”，東南大學倫理學家樊浩教授有過系統細致的闡發。他通過對中西文化中不同“倫理”生成的歷史性考察，指出“西方并沒有形成中國意義的倫理文化，更沒有形成中國式的倫理型文化，就像中國沒有形成西方式的法律文化、宗教文化一樣，因為在中國，倫理在相當程度上履行著法律、宗教、倫理的三重文化功能。為此，就必須對中國文化中‘倫――理――道――德’概念的內涵及其運行原理作文化學上的分析?！苯涍^一系列引經據典式的論述，他總結說：“人倫原理、人德規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個方面的統一，構成倫理的文化本性。這種文化本性的特質是：以人為主體，人倫為基礎，價值為取向，規范為核心，智慧為真諦，人文力為本質。倫理的文化本性與倫理的文化原理一體，構成倫理作為一種文化設計與文化生態的有機構成的特殊韻味和特殊品性?！?/p>
需要強調，施韋澤先生把文化僅限于道德領域的理解以及樊浩教授對倫理的純粹中國式文化解析，都未免失之偏頗，但相對而言并結合“文化亂象”和“倫理道德疏離”之社會現實，二位頗具匠心的思想流淌和其典范式的結論創制，對我們確有啟示意義。我們要做的不是在其理論中尋找悖論，而是領悟他們試圖解決的理論難題，明晰其真實理論旨趣所在。
通過引述“文化的倫理本質”和“倫理的文化本性”，不難看出，這兩個稍顯矛盾或者略帶循環論證之嫌的范式釋義所內蘊的互文式思維真實：一方面是文化本質的倫理證成邏輯，一方面是倫理本性的
文化定位推演。前者可以立足于觀念史的視角從人類文明發展史得以明證。譬如西方自“啟蒙以來，西方文明在科學、理性的名義上向全人類貢獻了兩種優良倫理意義上的社會道德理想和生存價值信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依照自由主義的經濟倫理，我們獲得了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貿易、正當、效率、法制等為標志的現代經濟文明；依據平等的公正倫理，人類獲得了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義、公平、良治為標志的現代政治文明?！?/p>
后者可以立足于訶源學從“說文解字”說開去。譬如中國的“倫”即“輩”，“理”即“治玉”，從而“倫理”就是“人倫之理”。這種“人倫”從“血緣”(“天倫”)開始，“治玉”從“治人”開始(這事實上預設了“人性善”命題，因為只有人“善”，才有文化的可能)。又因為倫理事實上是理論化、系統化的道德(或者說倫理指向的是社會規范，道德指向的是個體美德)，而“道”就是“道路”和“Tao”，“德”就是“得”，所以“道德”就是得到“非常道之道”。如此雙向建構――在個體“道德”與社會“倫理”之間，中國“倫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得以圓融生成并被解蔽在我們面前。
上述文化本質的“倫理證成”邏輯與倫理本性的“文化定位”推演，所要揭示或者表達的問題實質，就是優雅的人性與健全的道德人格境界養成何以可能的問題。由此而發，我們承認文化就是人性，就是人化；文化哲學更合理的稱謂應該是人化哲學。因為：“人性乃至文化不可以被理性先驗地去設定，人性和文化是隨著人類的活動和文明的進程不斷地被發現、被創造、被創制、被完善、被實現的過程。這就是人性的真實、歷史的真實、文化的真實。新的文化哲學以及文化概念的內在根據和立足點就在這里?！?/p>
回到現實，令人驚嘆、驚訝的卻是另一番情景：當現代性一后現代性社會的“人倫之理”迷失之際，呼喚“道德陛生存”乃至訴求“文化三自”雖已成為邏輯之必然，但事實上，追求“品味人生”乃至對“公序良俗”的訴求還僅僅停留在形式和口號上。它并沒有被“市場社會”中的“我”和“我們”認可、認同直至內化，更遑論其躬行踐履。而即使覺知于“文化人”面具或“文明人”之光的照耀，但落實在文化操守實踐路徑上的，依然是利益驅動下的“經營性文化產業”，并非承載人性冷暖的“公益性文化事業”。
現代人類只是用“文化資本”為世界擴充增量，而問題在于“德性生活”的智識存量。
也因此，作為對文化之“人為的”和“為人的”觀照、反思、批判乃至理性表達――文化哲學，無論就理論、現實還是二者的結合上，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擁有自己的領地并走向理論自覺。且不說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的哲學本身需要不斷轉換主題，一個淺顯的道理在于：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創造性的文化、由此而及的社會以及人自身，都需要不斷走向文明和現代。既然沒有人愿意“在一個昏暗的時代走著昏暗的路”，那么，文化就無需隱退，哲學就不能失職。難怪有人詰問：“形而上學之后怎么辦?”這個問題實在耐人尋味。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對文化哲學作出如下理論拓展并給出建設性預判：文化哲學囿于在入學層面對人的生命價值、意義的時代性彰顯，在自然哲學層面對“人化自然”意義的強調，在社會哲學或者歷史哲學層面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開放性、多元性的呈現，在宗教哲學層面將宗教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處理，在實踐哲學層面對“主體性”原則的提升，在公共哲學層面對“文化公共性”意蘊的開拔以及在哲學層面對人的實踐、人的自由――人的文化創造活動的詮釋，等等，文化哲學必將成為或者原本就屬于區別于經濟哲學、科技哲學等“部門哲學”的新人類形而上學。這也符合諸多學人認同的超越實體性思維的功能性思維、超越文化預成論的人學生成論邏輯圖景。概言之，文化哲學問題就是反思并追問人及其文化賴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據問題。當然，(1)這樣的理解本身能否得到文化哲學史的支持還需要進一步論證和檢驗。(2)這個前提和根據問題可能包含現代性問題、全球化問題、生態問題、倫理問題、制度問題、“古今中西”問題等等。也因此，文化哲學理當是一個開放性的學科，我們不必急于總結和定性“文化哲學”。
三、文化哲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和出路
(一)完善中西文化哲學史的研究。
雖然我們對哲學史上一些文化大家的思想、論著有了一定的闡發，但是，這些思想、言說背后究竟要解決的理論難題是什么以及相互之間何以接洽，從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哲學史理論，尚待時日。譬如，對于從新康德主義的馬堡學派走來的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的文化哲學研究，目前較多關注的僅僅是他諸多“符號形式”以及“人是符號的動物”的文本釋義，至于他要解決的理論難題――是“客觀性問題”還是“人文知識的倫理邏輯”，仍在爭論之中。就是說，文化哲學發展的主線和整體面貌依舊模糊。不僅如此，中國文化哲學史的建構，特別是對中國近現代文化學者(譬如)的思想觀念的哲學提煉和整體把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重建中國的文化哲學框架。
文化哲學研究在中國的開啟和展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西方文化哲學話語。因此，(1)在“意識形態遠未終結”的話語體系里，中國當是中國人的中國，理當擁有自己的文化哲學話語權和文化哲學形態。(2)面對“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境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中國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都要求中國特色的文化理論和文化范式作“先導”和“規制”。(3)面對“新全球化時代”和“新媒體時代”文化生態平衡的日漸被打破態勢，“文化認同”的哲學觀照，為文化哲學重建帶來新的視域空間。這既是時代賦予文化理論自覺之必然，也是中國文化哲學本身得以走向合法化的絕佳契機。
(三)融合文化哲學與哲學研究的視域，開啟共贏互利的學術研究新局面。
清華大學鄒廣文教授指出：“雖然馬克思沒有頻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沒有提出系統的文化理論，但是馬克思一生的哲學思考中貫穿著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的內在邏輯，這實際上是以主體性為核心的文化哲學的邏輯；只有抓住馬克思思想的這一內在的文化哲學的邏輯，才能更好地理解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補充意義以及他對現代性的文化批判。”他還總結說：在馬克思哲學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文化哲學的邏輯起點，主體文化是文化哲學觀的核心，其目標指歸是完善唯物史觀，馬克思的現代性文化批判可以算作個案分析。有鑒于此，我認為，應從唯物史觀的基礎理論和文化哲學的基礎性問題這兩個方面共同推進當前哲學和文化哲學的研究：一方面，通過文化哲學的研究，獲得對于唯物史觀的一定程度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依據對于唯物史觀的新理解，推進文化哲學的研究，逐步建構起的文化哲學，以擺脫目前哲學在面對西方文化哲學時的“文化經濟化”、“文化政治化”和“哲學社
會學化”狀態。
(四)從方法論角度跨越文化哲學研究遭遇的學術瓶頸。
任何哲學研究都離不開方法論的指導，文化哲學研究尤其如此。因為關于文化的哲學透視，人們可能選取“一定的文化”(譬如特定民族、特定時段的文化)或“部門文化”(譬如企業文化、體育文化、網略文化等)進行“個別性”的哲學透視，也可以著眼于文化人類學視域對整個人類文化進行最一般意義的、“總體性”的哲學觀照。前者可以為后者提供理論資料并檢驗完善后者，后者可以為前者提供理論指導和科學啟示，因此，前后二者的共時態優良發育和培植，才是文化哲學研究可取的方法論原則。視角可以不同，方法屬于“通觀”。
就具體方法而言，我們還可以就文化人類學、歷史文化哲學、文化的實證研究和文化的哲學研究、文化批判思潮等不同視界開出不同的具體方法，進而構建文化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大廈。就是說，可以專門從方法論角度展開文化哲學的進一步研究，跨越文化哲學研究目前遭遇的學術瓶頸。
(五)把文化哲學研究納入其他人文科學領域，尋繹文化哲學研究的新路徑。
吉林大學邴正教授曾指出：“文化哲學實質上是自覺了的人的自我意識”，而人的自我意識又展開或投射在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等不同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所以，“哲學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種單純的哲學理論活動，而是一個綜合的、跨學科的發展過程”。有鑒于此，我認為，把文化哲學研究納入其他人文科學領域，可以期待開啟文化哲學研究的新領域。這樣做盡管可能帶來文化哲學研究的“對話”難題或者學術不“規范化”，但學術創新本身也是一種冒險；而且，較之于那些隔靴搔癢的“邊緣理論家”，這樣的做法至少在純良道德實踐層面需要鼓勵。而開放性的文化哲學一定會讓我們對哲學之未來充滿無限期待，盡管按照黑格爾的論斷，“哲學是黃昏到來時才起飛的密納發的貓頭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