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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重復征稅問題。我國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存在較多的重復征稅，現行的暫行條例中規定固定資產的已征稅款不允許抵扣，從而使這部分稅款資本化，分期進入商品成本中，成為其價格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出現了重復征稅的問題。
2.產品在國際和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由于我國不允許抵扣購進固定資產的已納稅款，使成本包括了含稅成本，使我國的產品進入市場，卻背負著未抵扣的增值稅，因而大大降低了這些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3.阻礙企業擴大再生產及高新技術產業、基礎產業的發展。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導致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稅負重于有機構成低的企業。因而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高新技術企業和基礎產業稅收負擔重，挫傷了投資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對這些產業和地區的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
由此可見，生產型增值稅存在著諸多的不足，這就使增值稅的轉型成為了必然，推動了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這一轉型也給各地經濟帶來了不同的影響。下面以浙江省為例。
二、浙江經濟概況
2006年，浙江全省生產總值為15649億元，比上年增長13.6％。三大產業增加值分別為3％、13.9％和15.1％。人均GDP為31684元，增長11.6％。全省財政一般預算總收入2567.5億元，其中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298.2億元，增長21.7％。
然而，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中還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如經濟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呈擴大趨勢。雖然工業產值逐年增長，但其發展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和完善。要在新的工業化進程中抓住深化改革、技術進步、結構升級、規模擴張和產業集群五個關鍵環節，加快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以先進制造業和基礎產業為支撐、大中小企業合理布局的主導工業體系。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從而加快產業技術進步、促進產業集群和企業集聚。與此同時，加大固定資產的投資規模，由此推動產業結構進一步整合優化。
三、增值稅改革對浙江經濟的正面效應
1.刺激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生產型增值稅，對固定資產的價值不允許扣除，抑制了浙江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甚至使基礎產業發展滯后。而轉型后的消費型增值稅，減輕高新技術產業稅負，克服重復征稅，降低了高新技術企業資產的賬面成本、從而增加企業利潤，一定意義上提高了浙江省的一些企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投資的積極性，從而促進浙江經濟的發展。
2.有利于優化和調整浙江產業結構及投資規模
近年來浙江加快發展資本密集型、高新技術企業，而這些企業的固定資產在其整體資本結構中占有的比例較高，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后，由于對本期購進的固定資產已納稅款一次性全部扣除，這樣就有利于企業擴大資本積累，加速設備的更新。企業采用先進技術，有利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發展，有利于基礎產業的資金投入，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從而使浙江產品的競爭力大大增強。
3.有利于浙江經濟的擴大再投資，拉動經濟
由于消費型增值稅下，使企業上交的增值稅額下降，從而在短期內有力地提高企業的現金持有量。這無疑為企業進行新一輪固定資產投資提供了資金準備。據調查浙江省2007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310.9億元，增長11.4％，可見消費型增值稅的實施有利于浙江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四、增值稅改革對浙江經濟的負面效應
1.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業壓力
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浙江企業占了一定的比例，在生產型增值稅下，增值稅負擔較輕，然而這種優勢；在消費型增值稅實行下不復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資本總是向高利潤的行業流動，這使得利潤率較低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對資本的吸引力下降。投資減少，勞動力的需求下降，同時，更多的企業加大了固定資產的投入，機械化生產代替了大量勞動力，使大量勞動力處于剩余，從而加大了浙江省各地區的就業壓力。
2.抑制個別產業的發展
正如交通運輸業、建筑業是浙江省發展潛力較大的行業，但是由于這些行業提供增值稅非應稅勞務，即在企業期末稅務處理上沒有銷項稅額，同樣也就不能確認進項稅額，不能進行進項稅額抵扣。消費型增值稅的實施，對這些產業發展影響不明顯，使得逐利的資本更愿意投資于可以進行固定資產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的其他行業，造成需要大量資本的交通運輸業和建筑業等產業的資本投入不足，抑制其發展。
3.減少浙江地方財政收入
增值稅的轉型使國家實際的稅收收入減少，同時使歸于地方所有的增值稅也同樣下降，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后，當年新增加的固定資產或是存量固定資產包含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可以抵扣，將直接減少當年的增值稅收入，對浙江的財政收入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在今年的兩會上，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2008年將“繼續推進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研究制定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方案”。可見消費型增值稅必將在全國推行，這是改革的趨勢，因此，我們要努力發展浙江經濟，提高浙江經濟的發展水平，增強其整體經濟實力，才能揚長避短，最大效用發揮增值稅轉型所帶來的優勢，最大限度地避免轉型帶來的負面影響。
【摘要】增值稅的改革，意在轉型——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2006年到2010年期間，將“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這一規劃的提出，是現行稅制改革的必然選擇。本文從現行的增值稅實施現狀指出增值稅改革的必要性，再結合浙江經濟實況，進一步分析了轉型后的消費型增值稅給浙江經濟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增值稅轉型浙江經濟消費型增值稅
參考文獻：
[1]董樹奎.對增值稅轉型中財政減收問題的探討.稅務研究，2004，（11）.
第一，從企業實際的稅負增加的風險角度進行分析，從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試點地區的情況來看，多數的小規模納稅人的稅率從5%的營業稅稅率改征3%的增值稅稅率，稅收負擔明顯下降；而多數的一般納稅人，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增加了其稅負。而該類企業能夠從上游企業獲取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可能性基本沒有，由此造成該類企業的稅負明顯增加。簡言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有力地支持并促進了我國小微企業的健康有序發展，而對于一些一般納稅人而言，比如，不知道如何運用一般納稅人的抵扣政策或是抵扣流程的企業，其稅負是明顯增加的。
第二，從企業稅收優惠風險的角度進行分析，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企業在享受稅收優惠方面主要是分為免征增值稅和即征即退增值稅兩種，那么，企業就要根據自身的情況判斷企業是否符合稅收優惠政策的條件，如果符合了優惠政策條件，企業是否需要按照主管稅務機關的規定來進行必要的操作流程和備案手續，是否可以對企業的應稅項目和免稅項目做出準確的核算，是否可以處理好免稅項目和增值稅專用發票兩者間的關系等。如果企業不能對這幾個方面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核算，那么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就會對企業引發稅收風險。
第三，從增值稅專用發票可能引發風險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多企業會希望通過取得更多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來進行增值稅的抵扣，從而實現少繳稅的目的，將不得抵扣事項進行抵扣、虛開、代開等違法犯罪行為；也可能出現因為對增值稅的相關法規了解不足而導致錯失了從上游企業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機會，或是錯失了抵扣稅款的機會。
第四，從增值稅申報的時間引發的稅務風險的角度來看，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會根據企業自身的情況做出推遲納稅等行為，以便實現節稅的目的。一旦被主管稅務機關查出，不僅要依法追繳應繳而未繳的增值稅，還要對企業進行罰款，給企業造成更多的經濟損失。第五，從企業財務核算與納稅不合規的風險的角度進行分析，一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對企業的會計核算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企業會計核算工作多由兼職會計或是記賬公司會計來做，那么，就容易因該會計缺乏對企業全面的經營狀況的了解而導致會計核算不健全，最終或因偷稅漏稅受到主管稅務機關的處罰或是引發刑事責任等。
1我國增值稅的演變與轉型的必然
自2004年7月1日起，經國務院批準，在東北地區“三省一市”的八個行業開始試點，取得預期成效，2007年7月起又延伸到中部六省二十六個城市繼續試點，為增值稅改革推向全國不斷積累經驗，做好充分準備。從2009年1月1日起，開始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
這次轉型改革主要內容是：允許企業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增值稅，同時，取消進口設備免征增值稅和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國產設備增值稅退稅政策，將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率統一調低至3%，將礦產品增殖稅率恢復到17%。增值稅轉型，一方面可使我國的增值稅與國際慣例接軌，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勵企業投資，促進企業技術革新和技術進步，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可使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企業得到更多進項稅額的抵扣，獲得更多的減稅收入，優化產業結構，增強我國企業競爭力。從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主要表現為增值稅稅基的縮減。核心是允許企業購進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可以在銷項稅金中抵扣，從而避免重復征稅，最大限度地減少稅收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2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影響
實行增值稅轉型改革后，經測算，2009年全國財政將減少增值稅收入約1200億元，減少城市維護建設稅收入約60億元，減少教育費附加約36億元，增加企業所得稅約63億元，增減相抵后減少企業說負約1233億元。
但是，對不同行業、不同經營周期的行業的影響不盡相同。在實行生產型增值稅時，勞動密集型企業因固定資產投資少，不予抵扣的進項稅額少所以稅負較輕；而資本密集型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產品成本中不予抵扣稅金的固定資產所占比重較大，稅負相對較重。改革為消費型增值稅后，勞動密集型企業輕稅負的優勢不復存在。通過《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中各個行業的新購置工器具設備數據按照不同行業的增值稅稅率計算增值稅轉型帶來的稅收優惠，發現橡膠制品業、印刷業、木材加工及其制品、金屬制品業、食品制造業、紡織業、家具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非金屬礦物制品等產業受益最為明顯。那些處于穩定經營期或衰退期的企業，由于大規模的產能擴張投資已經結束，因而收益程度并不大；而新辦企業如果仍處于基建投資期，未投產形成銷售，也不能馬上享受到轉型政策，只有產能膨脹型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
3增值稅轉型對企業會計核算的影響
3.1生產型增值稅下的會計核算
(1)購進(自建)固定資產的增值稅計入成本。
例1：甲企業屬一般納稅人，購入一不需安裝設備，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價款10萬元，進項稅額1.7萬元，款項已付，設備投入使用，其會計核算為；
借：固定資產117000
貸：銀行存款117000
顯而易見，將購進設備所含增值稅一并計入固定資產成本中。
(2)建造領用一般貨物必須轉出增值稅進項稅額。
例2：甲企業領用本企業原材料5萬元用于設備建造，會計處理為；
借：在建工程58500
貸：原材料500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轉出8500
我國稅法規定，購進貨物改變用途(即用于非應稅項目、免稅項目、集體福利、個人消費等)時，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在會計核算上具體表現為其支付的進項稅額必須轉出。
(3)銷售固定資產一般免征增值稅。
我國銷售固定資產免征增值稅，在會計處理時，只涉及“固定資產清理”，不涉及增值稅。
例3：甲企業銷售固定資產取得收入1萬元，款項收到，會計處理為：
借：銀行存款10000
貸：固定資產清理10000轉3.2產型增值稅轉型后的會計處理
(1)購進的增值稅進項稅額不計入成本，而是單獨核算。
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后，對購進的固定資產所含進項稅允許抵扣，在會計核算上具體體現就是購進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同一般貨物一樣，可以作為進項稅額單獨核算，不計入固定資產成本。沿用上文例1，會計處理為：
借：固定資產1000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17000
貸：銀行存款117000
(2)建造領用一般貨物不需轉出增值稅的進項稅額。
轉型后對購進的一般貨物和固定資產不加區分，因此建造固定資產領用一般貨物就和一般生產或銷售領用一般貨物的會計處理相同，其進項稅額允許抵扣。會計核算具體表現為支付或負擔的進項稅額無須轉出。沿用上文例2，其會計處理為：
借：在建工程50000
貸：原材料50000
(3)銷售固定資產應相應的交納增值稅。
增值稅轉型后，銷售固定資產與銷售一般貨物相同，應計算并交納增值稅，所以在會計核算上，清理固定資產時，必須同時考慮增值稅。沿用上文例3，其會計處理為：
借：銀行存款11700
貸：固定資產清理100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1700
4增值稅轉型對企業納稅影響
增值稅轉型對企業納稅到底有什么影響?下面以實例對轉型前和轉型后企業所繳稅金進行比較說明。
乙企業屬一般納稅人，購入一臺機器設備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價值100萬元，增值稅17萬元，凈殘值為0，使用期10年，按平均年限法計提折舊。企業所得稅率25%，城建稅率為7%，教育費附加率為3%。
增值稅轉型前即實用生產型時：每年計提折舊11.7萬元，少繳所得稅11.7*25%=2.9250萬元，折算成年金現值為2.9250*6.1446(年金現值系數)=17.9730萬元，多繳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17*(7%+3%)=1.7萬元，隨著機器設備的使用，它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并隨著產品的銷售形成銷項稅額，這部分銷項稅雖不是由本企業負擔而是由購買產品方負擔，但稅務機關確實就該機器設備重復征收了增值稅。實際繳納增值稅17萬元，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1.7萬元，折舊抵減收入少繳所得稅17.9730萬元。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5-000-01
我國的現行稅制結構表明，營業稅和增值稅是重要組成部分，發揮了稅收的重要作用，增值稅主要涵蓋了第二產業，而營業稅征收的主要是第三產業。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越往前發展，就越顯示稅收制度明顯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求。增值稅和營業稅共生容易導致納稅人納的稅在稅收征管過程中重復進行，可能會導致在短期內增加政府收入，但它阻礙了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不利。可見，推動營改增稅制改革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營改增的意義
營業稅改增值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支持中小企業，特別是在無法避免當前經濟下行趨勢的情況下，許多中小型服務業企業被減稅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它們的發展。其意義在于：一是營改增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按照服務收入額征收營業稅，稅收負擔過重，重復征收。營業稅改增值稅后，由于從對第三產業的扶持力度加大的角度確定稅收政策，將促進第三產業特別是新服務業的興起和發展。二是營改增也有助于我國勞務貨物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營業稅的背景下，出口退稅將不會進行，我們的服務和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被蓄意抬高，對出口企業的發展不利。營業稅改增值稅后，我國的稅收制度將與國際接軌，可以在國際市場中獲得價格優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國際競爭力。
二、營改增的影響
交通運輸業、部分現代服務業（主要是部分生產業）、郵政服務業三大類是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的行業。國家頒布的新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文件中明確提出了政策規定，交通部門以及一些服務行業不再繳納營業稅，全部繳納增值稅，并在目前增值稅的17%和13%的稅率的基礎上，增加11%檔和更低的6%的稅率。新的稅收政策表明，政府對交通運輸和服務行業給予一定的稅收支持。這樣的支持是對減輕企業稅收負擔而言的，然而，各行業其業務范圍涉及的內容是不同的，他們對新規的影響也是顯著不同的。
1.對企業經營結構調整的影響。對企業而言，“營改增”減少稅負不僅可以使制造業稅額負擔減少，也可以使服務業同時降低稅負。企業的負擔得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國家的稅收出現異常的情況，這就是增值稅低，而營業稅高，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公司專門把服務納入增值稅的范疇，這是稅收領域的極不正常的現象。因此，營改增的稅制改革，將影響公司的業務經營結構，導致企業做出新的調整。
2.關乎和影響企業的稅負。營改增稅收，多方面的影響著企業的研發體制的形成和展開，而其中稅負的影響是最大的，一方面營業稅改為增值稅避免了對企業雙重征稅，降低企業成本，使企業關注市場更精致的劃分，促進和擴大第三產業的發展。在另一方面，營改增可以降低企業稅負和運營成本，企業發展活力得到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得以提高。
3.影響著公司的利潤。首先，我們看一個企業的銷售收入，營業稅的計稅價格體制下的企業收入是用含稅價確認的，但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后，公司在計算收入時，其價格并不包括增值稅價，除了企業對銷售價格進行變動，否則，營改增實施后，企業收入將在減少，造成企業利潤減少。營改增后，企業要熟練掌握和準確把握營改增的動態，規范企業稅收管理。
三、“營改增”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對策建議
營業稅改增值稅需要和行業發展的特點相結合，有效地擴大稅收抵扣的范圍，企業必須評估行業的發展前景，能夠找到營改增以后企業減稅和相關抵扣項目，給企業發展訂立相關政策進行過度，以確保企業能夠減輕稅負。實施營改增以后，企業需要和稅務部門保持良好的溝通，給自身企業造就良好的納稅環境。
1.充分利用稅收政策，降低增值稅負。“營改增”后必然帶來增值稅納稅人增加，使原來不能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具備了有資格開具增值稅票。服務類企業在取得服務時已獲得了進項稅收抵扣額，并在其所有的成本里面，60%以上是人工成本，這樣得到進項稅抵扣比例的成本就不高，而適用稅率也從5%提高至6%。因此，“營改增”以后，該服務并不一定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在短期內，甚至可能會增加。但隨越來越多的廠商加入，服務企業所得進項稅抵扣越來越多，特別是“營改增”的全面實施，企業可以從多行業的供應商那里得到進項稅抵扣稅票，稅負會下降。為此，企業應該盡量選擇有健全的財務核算、可開具增值稅票的供應商和服務提供商。
2.提高財務人員業務素質，規范稅務管理風險防范。在“營改增”后，企業的會計和稅務基礎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容易導致出現不準確的會計核算，逃稅和稅收優惠不能被充分利用，因此企業應加強財務人員培訓和學習，提高他們在“營改增”后的業務、政策水平來應對業務變化，以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降低企業的稅務風險。企業還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合理選擇納稅人，如小規模企業納稅人，因為之前他們的營業稅是3%或5%，用增值稅可以使稅收下降2%，如果屬于一般納稅人的話，稅收雖然有所增加，但相關的增值稅可以抵扣，因此如何掌握平衡，以確定企業選擇納稅人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企業應結合會計制度的實際管理情況，調整和完善會計核算制度，要根據不同的稅種和稅率設置不同的科目核算，從而有助于企業對業務收入和成本進行數據統計等，以確保應納稅額精確計算。此外，營改增后，企業必須改革稅制管理的方式，特別是要建立基于新的營業稅改增值稅要求的工作流程，以確保它可以通過營改增政策要求以適應業務變化，從而有效地避免涉稅風險，合理規避和降低企業稅負。如營改增業務涉及到的電信行業，營改增后，涉及的增值稅稅率為三檔：17%、11%和6%，因此企業必須要考慮根據對應不同的稅率，設置不同的會計科目和改革稅收征管方法，以做好繳納稅收的工作。
3.促進企業轉型升級，降低稅收成本。企業應該更注重與上下游企業的合作分工以適應變化的情況，在商業模式、市場營銷和生產組織、專業分工進一步細化等方面做出適應性調整，如制造業企業中的研發和營銷就可以從制造業里分離出來，以提供更專業的服務，形成特色產業鏈，降低運營成本，同時推動企業管理升級，從構建產業鏈、財務管理、供應商的選擇等方面，完善公司治理，內部管理水平將會有明顯提高。在另一方面，“營改增”后企業擁有了更多的進項稅抵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更新企業設備和設施，從硬件升級上達到促進企業升級和降低稅負的目的。這樣，不僅使公司加速轉型升級，且可以用“營改增”降低公司稅負。
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量外資進入中國市場，不僅為我國經濟帶來大量資金和先進的技術，更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理念，極大的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深入推進的大背景下，對稅制改革的訴求也越來越強烈，國家亟待開始稅制改革，特別是增值稅改革，以滿足需求，增值稅改革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變，二是營業稅和增值稅并軌（簡稱“營改增”），其目的是為了推進經濟的穩健發展，這對于相關行業的影響較大。本文以外商投資為主體，探討增值稅改革對外商投資的有關影響。
一、增值稅改革的背景和內容
增值稅在我國稅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最主要的稅收來源，大約占到全年稅收30%，在增值稅改革之前，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范圍未涵蓋所有行業，其主要目的是應對改革開放初期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嚴重的經濟現象，在初期效果明顯，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大量外資的引入，這種生產型增值稅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發展要求，很大程度上甚至阻礙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此背景下，國家開始對增值稅進行改革。其主要內容是由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變，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從而促進了投資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利于應對金融危機的影響和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二、外商投資現狀及增值稅改革
（一）外商投資現狀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最大的國家，投資的領域和區域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深入和優化，從目前來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行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中，特別是加工業的投資比例較大，對于高新技術行業，如微電子、新能源投資的比例也較高，但是相比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的投資而言，比例較小。原因有兩個：第一，我國各地經濟發展的差距，東部沿海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優勢對外商具有較強的吸引力，而大量外商投資又加快東部地區發展，形成了良性循環，而中西部地區則相反；第二，稅收制度在不同行業差異較大，稅負不平等，投資結構有待優化。
（二）增值稅改革
增值稅改革前，我國采取的生產型增值稅，且征稅范圍沒有覆蓋到所有行業，從而造成增值稅抵扣不徹底、重復征稅、行業稅負不平等等問題，對此，我國將逐步分階段的對現有增值稅、營業稅的稅制進行改革，一方面是將目前的增值稅由原來的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另一方面是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目前已在部分地區和行業進行試點，最終，全面實行增值稅。由此而對投資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第一，引導投資方向，平衡投資領域，為國家經濟轉型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第二，大大減少企業稅負，提高了企業的投資收益率，使外商投資由簡單的資本投資變為生產投資和技術投資。第三，在消費型增值稅的推動下，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越多，其當期的抵扣進項稅也就越大，促進了企業投資的增長，帶動了企業生產、技術、管理的提升。
三、增值稅改革對外商投資的影響
（一）對投資區域性的影響
我國全面實行增值稅改革，從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變經過了三個階段，首先，2004年在東北地區擴大了增值稅抵扣范圍，其次，2007年增值稅抵扣范圍擴大到中西部地區，最終于2009年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增值稅改革的有序推行，使東北及中西部的投資環境也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相比之下，東部沿海地區的競爭壓力太大，使得大量的制造業往內地遷移，主要靠投資制造業的外資紛紛也隨之內遷，這加速了外商來內部投資的步伐。
（二）對投資行業的影響
從現階段外商投資的結構來看，主要集中在投資回報率高的制造業，對此，我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要大力提高外資利用水平，同時，我國正在推進營業稅改增值稅的區域和范圍，從國際上來看，增值稅的征收范圍涉及整個貨物的生產、加工和服務領域，還有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也以及勞務服務業等，隨著我國營改增稅制推行的不斷成熟，也必將對這些領域進行全覆蓋，其中“營改增”稅制改革對于外商投資結構主要體現在第一產業農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的不斷增加，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外商投資不僅僅局限在資本的投入，更多的是技術的投入，增值稅改革能夠減少投資過程中的稅負，增加其投資回報率。
由此可見，增值稅的改革對外商投資的影響，在區域上，中西部的投資力度將逐漸增大。在行業上，將由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逐漸向三大產業過渡。其總體的趨勢將更加科學合理，能更好的推進我國產業的結構優化和經濟的穩健發展。
四、總結
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是當前我國稅制改革的重點內容，其目的是為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服務，新時期，我國經濟面臨著內外環境的巨大挑戰，增值稅改革有利于實現經濟的轉型和外資利用水平的提高，外商投資在增值稅改革的背景下，也會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轉變而發生變化，其產業結構也將變得更加科學、合理。
一、引言
根據相關數據，自從2014年6月1日國家將電信企業納入“營改增”范圍后，2014年下半年電信企業繳稅減少81萬元，稅負減少約14% 。H公司2014年7月的應交增值稅額為598萬元，同比減少13萬元，預計2015年下半年少繳納稅款360萬元，實現稅款降低10.02%.中移動集團H公司作為中移動集團地市級分公司，面臨與過去繳納營業稅時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業務流程的變革和挑戰。從財務的角度出發，“營改增”對公司的稅負影響尤為重大。
本論文希望通過對政策的解讀、分析和研究，運用適當有用的稅收籌劃技術，希望得出實際有效的稅收籌劃方案，從而達到為集團公司合理節稅、合理納稅的目的；也希望為其他地市分公司提供借鑒作用，有利于推動全集團“營改增”工作順利開展；同時也為國家推行的“營改增”稅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有助于進一步完善相關稅收政策和法規條例。
二、中移動H公司“營改增”后可更新稅收籌劃方案
（一）調整積分商城的管理戰略
依據“營改增”政策：贈送第三方的外購的營業稅服務，不屬于增值稅的增稅范圍，不會增加增值稅的負擔，只交營業稅。
1、具體籌劃戰術
經過調查發現，現在積分商城上面贈送的東西大部分是實物。但是，贈送實物就要視同銷售，會增加增值稅的負擔。建議：
①把贈送面包，飲料等實體性的食品，盡量轉換為贈送對應的餐飲券。這樣，送出去的東西在實質上是一樣的，但是送的餐飲券等屬于營業稅服務，就不會增加中移動H公司的增值稅負擔。
②商城內保留的實體禮品，可以通過“積分+現金”的模式兌換。比如，原來需要2000積分兌換的禮品 X，現需要1500積分加800元現金方可兌換。這樣雖然仍觸及視同銷售，但增加了公司現金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繳納稅負的壓力。
2、效果評估
優點：把贈送實際物品轉換為贈送第三方外購的營業稅服務，這樣不僅對中移動贈送的成本并沒有什么影響，而且與此同時，還減少了由于視同銷售帶來的增值稅的負擔，讓中移動H公司不需多交增值稅，達到有效地規避不必要的稅款的目的。
例如：中移動H公司積分商城在過去的3個月里面，贈送實物所花費的成本如表2-1所示，則：
每個月贈送的實物成本的平均值=3366540=1122180（元） ；
每個月節約的銷項稅的平均值=244577.693=81525.9（元）；
每年可以節約的銷項稅=81525.9*12=978310.8（元）
由此可見，在假設把50%的贈送實物轉換為對應的代金券的前提下，通過本方案的稅收籌劃以后，每年可以幫助中移動H公司節約稅款大約為100萬。如果轉換更多的實體性物品，則可以節約更多的銷項稅額。
缺點：由于贈送的實際對象不同，把贈送的實際物品轉換為代金券等時，就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如：贈送的對象是家庭主婦等消費人群的時候，她們更愿意兌換的肯定是油、鹽、面包等實物的東西。如果更換為贈送代金券等，就可能面臨著像家庭主婦等一部分消費人群的流失或者相的消費金額下降等等的風險。
（二）調整禮品采購的管理戰略
在廣告執行的過程中，如果將刊登廣告和贈送小禮品這些東西包裝在一起，作為廣告費的整體，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視同銷售。通過這種操作，實物通過庫存出去的證明就會難以跟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銷項稅額。
1、具體籌劃戰術
在中移動H公司進行廣告宣傳和推廣移動業務的過程中，如果需要贈送小禮品，例如鋼筆，筆記本，杯子等，可以與廣告公司協商，在這些小禮品上印上中移動的標志，以宣傳的名義派發禮品。在禮品采購環節中，由廣告公司代為采購。由于沒有單據證明該禮品流入本公司，稅務部門并不能有效地追蹤禮物的去向。因此，中移動H公司可以將購買這些小禮品的成本歸納為廣告費用，無需視同銷售，從而可以避免視同銷售的17%銷項稅。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里有一個前提，就是贈送的這些小禮品要把移動的標志印在上面，把這作為一種推廣業務的動作或方法。
2、效果評估
優點：把贈送的小禮品與廣告費包裝在一起，盡量將其費用化，而不是實體化，從而減少視同銷售的額度，降低中移動H公司的稅負。與此同時，中移動H公司還將取得廣告費服務的進項稅發票，獲得更多的進項稅的抵扣額。
缺點：該方案需要與中移動H公司的廣告服務商進行洽談，需要廣告公司為中移動H公司提供協助，但很可能會有廣告服務商不配合中移動H公司的想法。另一方面，該方案可能會提高中移動H公司的稅收風險，而且稅局可能會對中移動H公司此項操作提出質疑。
（三）調整設備贈送的管理戰略
依據“營改增”政策：將自產、委托加工或者購進的貨物無償贈送其他單位或者個人，視同銷售，需繳納增值稅。但若是明確設備所有權歸屬中移動所有，使用權歸屬客戶所有，在客戶停止使用中移動的電信服務時需要回收設備，則不需繳納增值稅。
1、具體籌劃戰術
目前中移動H公司存在數種提供服務贈送設備的業務，如客戶安裝寬帶贈送無線路由器、機頂盒等。2014年1月至7月累計出庫了10722個ONU（寬帶貓），共計2893117.37元，單價為 268.58元。若是視同銷售，則每一個ONU需繳納約268.58÷（1+17%）×17%=39元銷項稅。如果在簽訂合同時，將“贈送設備”改為“提供設備去支撐該項服務的開展”，并添加“損壞賠償”等字眼，規避“贈送”等描述，所有權仍然為中移動H公司所有，即免費提供ONU等服務支撐載體給客戶使用，并且客戶在停止使用中移動H公司的寬帶時，需要交回這些設備，期間可以提供免費設備維修、更換等服務，以此來吸引客戶。下一年中移動H公司計劃發展6萬寬帶用戶，該操作可避免共2340000元的銷項稅。
2、效果評估
優點：中移動H公司不提及“贈送”等字眼，改為“服務支撐”，無需視同銷售，從而在不改變客戶體驗的情況下，合理規避不必要的稅收。
缺點：由于之前宣傳定勢或是競爭對手的營銷政策的影響，若中移動H公司不贈送設備，可能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度不大，削弱了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所以在中移動H公司與客戶簽訂合同時，需要耐心地向客戶解釋清楚，也可通過其他營銷手段如送話費等方式解決弊端。另一方面，該方案可能會提高中移動H公司的稅收風險，稅務部門可能會對中移動H公司此項操作提出質疑。
（四）調整個人客戶套餐的管理戰略
1、籌劃戰略背景
推出新套餐，提高套餐內增值業務收入占比；鼓勵及引導客戶使用這類套餐，以中移動H公司減輕增值稅稅負。
“營改增”基本政策：對基礎電信服務統一適用11%的稅率。對增值電信服務統一適用6%的稅率
“營改增”優惠政策：附帶贈送的電信服務，按照折扣折讓處理，以折扣后金額計銷項稅額。以積分兌換形式贈送的電信業服務不征收增值稅：客戶以積分兌換移動自有電信業服務，不征收增值稅；客戶以積分兌換移動外購的營業稅應稅服務，不需要繳納增值稅；客戶以積分兌換移動外購的商品或應稅服務，根據兌換的第三方服務或產品的購入價格及相應的稅率繳納增值稅。
消費者因素：微信等社交平臺的發展改變了移動客戶的消費習慣。如消費者對移動語音通話的使用量有所減少，學生族等年輕人對網絡流量的要求更高。
聯通簽到活動：聯通高德地圖簽到送流量、短信、話費等活動；
因此，在營改增背景下，可以利用“營改增”政策，并結合移動客戶的消費習慣，借鑒其他公司的相關經驗，推出新套餐，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甚至促使其轉換消費模式，并達到節稅效果，增加企業效益。
2、籌劃戰術
對于月租不含任何基礎服務和增值服務的套餐業務
根據省公司及相關稅務政策，對于客戶套餐月租費用，若是不能劃分為基礎服務和增值服務分別核算的，則以增值業務：基礎業務=39：61劃分。其中，基礎業務以11%、增值業務以6%的稅率征增值稅。
（1）業務現狀
比如，中移動H公司的老套餐（即不含有任何通話時長、免費短信或是 GPRS流量）主要有：①普通全球通套餐；②神州行長途卡新資費8元租費套餐[OCS]。這兩種套餐的月租費用不能劃分為基礎服務和增值服務。
目前，中移動H公司普通全球通套餐和神州行長途卡新資費 8 元租費套餐的月收入分別約為178100.00元和224520.00。此時，增值稅銷項稅為：
①（178100×61%）÷（1+11%）×11%+（178100×39%）÷（1+6%）×6%=14687.87元；
②（224520×61%）÷（1+11%）×11%+（224520×39%）÷（1+6%）×6%=18528.72元；
合計為33216.59元。
（2）籌劃方案
中移動H公司現推出套餐A與套餐B，分別與普通全球通套餐和神州行長途卡新資費8元租費套餐相對應，月租費用不變，但中移動H公司可以配合套餐A和套餐B分別推出一個“0元包”。“0元包”中含有10H流量和10條短信，中移動H公司鼓勵這批客戶推廣使用“0元包”，這樣新套餐不僅給予了客戶更多優惠，增大吸引力度，套餐A和B也可以劃分為增值業務套餐，起到節稅效果。
假如所有使用普通全球通套餐及神州行 8 元套餐的客戶均使用新套餐與“0元包”，則增值稅銷項稅計算如下：
① 178100÷（1+6%）×6%=10081.12元；
② 224520÷（1+6%）×6%=12708.68元；
合計為22789.8元，即推廣新套餐后每月節省增值稅銷項稅10426.79元。
對于使用包含語音、流量、短信等的套餐業務
（1）業務現狀
以目前中移動H公司用戶數最多的全球通全網統一資費新商旅套餐88元，約為5萬用戶，其套餐內容為：全國接聽免費（含視頻電話），包括通話時長350分鐘、國內數據流量30H，贈送來電顯示。目前用戶各業務實際使用情況如圖2-2、2-4以及2-5：
假設中移動H公司產品分攤單價為0.20元/分鐘，數據流量平均單價為0.50元/H。如表2-5所示，則：
語音收入=88×70÷（91-6）=72.5元
流量收入=88×15÷（91-6）=15.5元
增值稅銷項稅計算如下：
①中移動H公司語音收入應交增值稅/用戶=72.5÷（1+11%）×11%=7.18元
②中移動H公司流量收入應交增值稅/用戶=15.5÷（1+6%）×6%=0.88元
③則中移動H公司產品每用戶收入應交增值稅合計為8.06元
④因此，中移動H公司5萬用戶數每月共需繳納50000×8.06=403000元銷項稅。
（2）籌劃方案
通過對中移動H公司用戶使用較多的全球通全網統一資費新商旅套餐88元進行抽樣飽和度分析，結果如表2-6所示。
據抽樣結果可得出以下結論：客戶對流量使用逐漸上升，約有48%的客戶使用流量超過30H，70%的客戶使用流量在80H以內，而通話時長在350分鐘內的客戶約有80%是通話時長在300分鐘以內。
針對該現象，中移動H公司現推出新套餐C，其套餐費用與全球通全網統一資費新商旅套餐88元相同，但中移動H公司對套餐內容設計量進行調整，將50分鐘通話時長替換為60H流量，滿足大部分客戶對流量的需求。如表3-4所示，則：
中移動H公司新套餐C語音收入/用戶=88×60÷（111―6）=50.29元；
中移動H公司新套餐C流量收入/用戶=88×40÷（106―6）=37.71元；
中移動H公司新套餐C增值稅銷項稅計算如下：
⑤中移動H公司新套餐C語音收入應交增值稅/用戶=50.29÷（1+11%）×11%=4.98元；
⑥中移動H公司新套餐C流量收入應交增值稅/用戶=37.71÷（1+6%）×6%=2.13元；
⑦中移動H公司C套餐每用戶收入應交增值稅合計為7.22元，兩者相比較（⑦-③）可節約增值稅銷項稅0.95元/用戶。
⑧假設約有2.5萬用戶更換此套餐，則中移動H公司每月節約銷項稅共25000×0.95=23750元，每年可節約銷項稅23750*12=285000元。
（3）效果評估
中移動H公司其他品牌套餐如4G業務套餐的推廣也可按照該方案先進行客戶業務使用飽和度分析，再針對分析結果優化套餐內容，推出新套餐，并引導老客戶使用更貼合自身需求但資費不變的新套餐，從而達到既節稅又吸引住客戶、優化資源的目的。
三、“營改增”下H公司納稅籌劃方向
（一）轉變政企客戶贈送方式、節約稅負
政策規定：附帶贈送的電信服務，按照折扣折讓處理，以折扣后金額計銷項稅額；以積分兌換形式贈送的電信業服務不征收增值稅；贈送充值卡需作視同銷售處理。因此，目前尚有向政企客戶贈送充值卡，而將贈送充值卡轉為贈送話費，或以積分兌換話費的形式贈送，可節約稅額。
（二）大力增加固定資產、增加可抵扣項目
由于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購進（包括接受捐贈、實物投資，下同）或者自制（包括改擴建、安裝，下同）固定資產發生的進項稅額，可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和《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的有關規定，憑增值稅專用發票、海關進口增值稅專用繳款書和運輸費用結算單據從銷項稅額中抵扣。其中的準予抵扣的固定資產是指《增值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所規定的固定資產范圍，也即《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一條所規定的“固定資產是指使用期限超過12個月的機器、機械、運輸工具以及其他與生產經營有關的設備、工具、器具等。對于一般納稅人的不動產以及用于不動產在建工程的購進貨物，是不準予抵扣進項稅額的。
移動正大力拓展4G業務，這必然會需要基站及其他設備提供支撐。而且省公司會在項目進行前定性規定項目為動產項目或者不動產項目，動產項目內所有費用進項稅額可抵扣。而在“營改增”政策的背景下，在進行基站建設時固定資產可抵扣，需注意根據固定資產進項抵扣的相關規定，取得增值稅增值稅可抵扣憑證，進行進項抵扣。
（三）進一步加強發票管理，增加可抵扣項目
政策定：納稅人提供應稅服務，應當向索取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接受方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并在增值稅專用發票上分別注明銷售額和銷項稅額。增值稅專用發票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認證，才可進行進項抵扣。
①加強采購管理，選擇適當的供應商，盡量獲取增值稅可抵扣憑證，增加增值稅可抵扣項。
②細分增值稅應稅項目，優化合同條款，如代維費支出中，可能存在增值稅稅率為6% 的系統維護，及17%的設備維修，要注意劃分不同稅率的應稅項目，與合作方做好溝通，分別獲取不同稅率的增值稅專用發票。
（四）合理化租車籌劃，提高成本費用抵扣率
根據增值稅應稅業務的有關規定，有形動產租賃經營性租賃適用于17%的增值稅稅率。其常見業務有：單獨的車輛不含司機服務租賃合同。
而陸路運輸服務適用于11%的增值稅稅率。由以上規定可看到，兩者有稅率差異，可通過相關籌劃以提高成本費用抵扣率。
對于中國移H公司來說，目前的租車方式都是與租車公司合作，車輛與司機一起租的，因此，可以采取以下兩點方案：
①在租車時，合同條款中只租用車輛，不含司機服務，使其為有形動產租賃經營性租賃，而非陸路運輸服務。
②充分了解出租企業的稅務資質及適用稅率，盡量與能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出租企業合作。因為對于車輛提供企業而言，如果存在納入“營改增”試點前購入的車輛用于出租，可以申請征簡易征收的方式繳稅，即按3%的稅率征稅，將無法向企業提供增值稅。
參考文獻：
[1] 秦春燕，王馨繾.建筑行業稅制改革可能遇到的問題與對策[J].經營管理者.2016（02）
宏觀稅負通常被表述為稅收總量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其中，稅收總量可用稅收收入、財政收入與政府收入三個指標表示，經濟總量可用國民生產總值(GNP)與國內生產總值(GDP)兩個指標表示。根據國際可比性要求，本文以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表示宏觀稅負水平。
1994年，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為解決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下降問題，我國進行了劃時代的稅收制度改革，確立了流轉稅、所得稅與財產稅并存的現代稅收體系。1995年起，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持續提高，1995年為10.27%，2000年為13.50%，2005年為17.11%，2010年為20.07%，15年間共提高了10個百分點，每年平均提高0.4個百分點。①
對我國15年來宏觀稅負的變化與未來宏觀稅負的走勢，稅收理論界與稅收決策部門進行了深入探討。當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我國宏觀稅負增長過快，宏觀稅負水平偏高；應當實行減稅政策，控制宏觀稅負增長，降低宏觀稅負水平。
本文的觀點是：15年來，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符合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規律，不存在增長過快與水平過高問題；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我國宏觀稅負水平不是應當降低，而是應當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應當逐漸放慢。具體說明如下：
(一)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符合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規律
宏觀稅負水平通常受政府職能、經濟發展水平與稅收征管能力等眾多因素影響，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以人均收入水平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收入中用于滿足生存消費之后的剩余越來越多，稅收的源泉日益充沛；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教育、醫療、交通、通訊等發展性消費的需要日益增加，形成了新的規模更大的公共需要；隨著消費結構的升級，產業結構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整，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由此一方面形成了對于教育、醫療、交通、通訊、環境保護等新的規模更大的公共需要，一方面帶來了城市的產生與發展，提高了城市化水平；隨著城市的出現與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于公共安全、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的需要不斷增加。稅收源泉的變化為提高宏觀稅負水平提供了可能，公共需要的變化為提高宏觀稅負水平提供了需要。在“可能”與“需要”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宏觀稅負水平顯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對宏觀稅負水平的決定機制如圖1所示。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在1900-2000年的100年中，主要發達國家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基本上是“S”型的。表1中，英國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是：1910年代以前處于較低水平，1910-1940年快速提高，1940年以后處于較高水平且相對穩定；法國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是：1910年代以前處于較低水平，1910-1950年快速提高，1950年代以后處于較高水平且相對穩定；德國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是：1910年以前處于較低水平，1920-1950年快速提高，1960年以后處于較高水平且相對穩定；意大利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是：1910年以前處于較低水平，1920-1980年快速提高，1990年以后處于較高水平且相對穩定；美國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是：1910年以前處于較低水平，1920-1950年快速提高，1960年以后處于較高水平且相對穩定；加拿大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軌跡是：1930年以前處于較低水平，1930-1970年快速提高，1980年以后處于較高水平且相對穩定；日本宏觀稅負水平的變化是：1900年以前處于較低水平，1910年以后處于較高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無法獲得地方政府收入的全部數據，表1中的宏觀稅負水平只是中央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若將地方政府收入包括在內，各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會相應提高，宏觀稅負水平變化的拐點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就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情況看，其從1996-2007年宏觀稅負水平的走勢也具有“S”型曲線特征。表2數據顯示，在1996-2007年的12年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宏觀稅負水平由11.08%提高到12.75%，年均提高0.07個百分點，基本上處于較低水平相對穩定狀態；中低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宏觀稅負水平由21.98%提高到28.40%，年均提高5.35個百分點，基本上處于快速提高時期，且提高的幅度比較大；中高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宏觀稅負水平由23.76%提高到27.36%，年均提高3個百分點，基本上處于快速提高時期，但提高的幅度比較小；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宏觀稅負水平由33.25%下降到32.46%，年均下降0.06個百分點，基本上處于較高水平相對穩定狀態。
在過去的15年中，我國處于中低收入國家發展階段。我國人均GDP1995年為290美元，2000年為856美元，2005年為1 703美元，2010年為4 528美元。③按照世界銀行收入水平劃分標準，④我國于1998年開始進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于2010年開始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根據宏觀稅負水平變化規律，在“S”型曲線中部前半段，即中低收入國家發展階段，宏觀稅負水平將加速提高。由此判斷，在過去的15年中，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持續提高符合宏觀稅負水平變化規律，不存在增長過快問題。
(二)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將繼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將逐漸放慢
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我國將處于中高等收入國家發展階段。根據宏觀稅負水平變化規律，在這個階段，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政府職能、公共支出的變化，宏觀稅負水平將繼續提高；同時，由于經濟結構調整的幅度逐漸減小，政府職能的變化越來越小，宏觀稅負水平的提高速度將逐漸放慢。
從實際情況看，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根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我國將轉變政府職能，大幅度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提高政府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由此必然拉動宏觀稅負水平繼續提高。目前，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為3.06%，⑤低于4%的既定目標近1個百分點；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17%，⑥相當于全國醫療衛生總支出的20%；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9.97%，⑦低于25%的既定目標15個百分點。為改變這種狀況，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與社會保障支出，需要提高宏觀稅負水平。此外，我國目前的國防支出不足。政 府國防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4%，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居民人均軍費為55美元，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英國與法國的1/20、美國的1/50。⑧為增強國防力量，需要增加政府國防支出，為此也需要提高宏觀稅負水平。
誠然，我國現階段行政人員過多，行政支出過大。在未來二三十年內，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與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人員將減少，行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將降低。但是，與增加政府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與國防支出的迫切需要相比，財政支出總額將繼續增加，宏觀稅負水平將繼續提高。
二、稅制結構調整
宏觀稅負水平變化，一方面反映著公共支出變化，一方面依賴于稅制結構調整。沒有稅制結構調整，就沒有宏觀稅負水平變化。在未來二三十年內，要繼續提高宏觀稅負水平，必須對稅制結構進行較大調整。
(一)調整治稅思想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稅收不僅成為政府取得收入的主要形式，而且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隨著稅收作用的增強，“稅收萬能論”的傾向日益明顯。為了增加政府收入，在選擇收入形式時，首先不是運用資源收益、企業利潤與使用費等契約性政府收入形式，而是“積極”運用稅收，并在許多應當征收資源收益、企業利潤與使用費的場合實行了“租改稅”、“利改稅”與“費改稅”；為了調節經濟，在選擇調節手段時，首先不是運用價格、財政支出等其他調節手段，而是“積極”運用稅收，并在許多應當運用價格手段與財政支出手段的場合實行了稅收對價格與財政支出的替代。
事實上，稅收是對私有財產的侵犯，是民眾最不喜歡甚至厭惡的東西。在收入方面，稅收最容易激化矛盾、催生民變。在調節方面，稅收作用十分有限。就調節資源配置而言，稅收的調節手段是減免稅。實際上，減免稅與增加稅收是同義詞。在稅收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對一個地區或行業減免稅，必然要增加其他地區或行業的稅收負擔，結果只能是扭曲要素或產品價格，降低經濟效率。就調節收入分配而言，稅收的調節手段主要是累進所得稅。實際上，即便在市場機制比較完善、政府行為比較合理的條件下，累進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也是有限的。佩奇曼對美國稅收負擔分配的經驗分析表明：所得稅具有累進性；貨物和勞務稅具有累退性；在整個稅收負擔分配中，所得稅的累進性大部分被貨物和勞務稅的累退性所抵消，不同收入階層居民承受的稅收負擔大體上是成比例的，對收入分配沒有明顯的調節作用。⑨伯德與伍爾夫在研究稅收與收入分配關系時指出：無論如何，稅收不可能使窮人變富；要改變窮人生活狀況，必須依靠政府支出。⑩在我國現階段，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集中表現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壟斷部門與競爭部門之間、政府官員與普通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這些收入差距主要不是由市場機制不完善造成的，而是由政府行為不合理造成。要消除這種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必須改變政府行為，而不能簡單地依靠稅收調節。
由于上述原因，在西方，從重商主義至今，至少在理論上，一直把稅收作為取得收入的最后手段。在中國，早在春秋時期，為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理想，就開創了“官天財”、“官山海”的財政實踐。我國現階段應當吸收并堅持這些在古今中外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財思想與治稅思想，正確發揮稅收作用。在取得收入方面，首先應當發揮資源收益、企業利潤與使用費等契約性政府收入形式的作用，只有在契約性政府收入不足以滿足政府支出需要時，才有必要運用稅收；在調節經濟方面，首先應當發揮價格、財政支出等其他經濟手段的作用，只有在其他調節手段失靈的條件下，才有必要運用稅收。
(二)優化稅收依存度
除公債外，政府收入包括兩種類型：一是強制性收入，其中主要是稅收；二是契約性收入，具體包括資源收益、企業利潤、使用費等。稅收依存度問題，實質是強制性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問題。在我國現階段，自然資源歸國家所有，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由這種經濟制度決定，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契約性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要相對大些，強制性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要相對小些。這是我國財政與西方發達國家財政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治稅思想而言，契約性收入比重越高，民眾負擔越輕；強制性收入比重越高，政府收入越可靠。契約性收入與強制性收入的比重問題，實際上是民眾利益與政府利益的關系問題。在我國現階段，民生的要求日益強烈，民主的程度日益提高，確定契約性收入與強制性收入的比重，不能只考慮政府收入的可靠性，不關注民生負擔的輕重。因此，在現行經濟制度框架下，應當充分發揮資源收益、企業利潤等契約性收入形式的作用，適當提高契約性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降低強制性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
(三)建立健全契約性政府收入體系
契約性政府收入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政府收入，主要包括資源收益、企業利潤與使用費。
1.資源收益。自然資源歸國家所有，實行資產化管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企業與個人應當向政府繳納資源收益。目前，我國資源收益體系不健全，制度不合理。為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建立健全資源收益體系，征收土地資源收益、礦產資源收益、水資源收益；同時要改進資源收益制度，對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企業與個人征收“三金”：一是對取得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權的企業與個人征收資源使用許可金；二是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活動征收資源租金；三是對由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獲得的超額利潤征收特別收益金。
第一，土地資源收益。我國現行土地資源收益制度是：在取得土地使用權環節，向土地受讓人征收土地出讓金；在占有土地環節，向土地使用人征收土地使用稅；在土地收益實現環節，向土地出讓人征收土地增值稅。這種收益制度的問題主要有兩點：一是以土地出讓金代替土地使用許可金、土地資源租金與土地特別收益金，致使土地出讓金規模巨大，地方政府過分依賴“土地財政”，企業與居民負擔過重；二是土地使用稅征收范圍小、征收標準低，致使土地收益大量流失，難以實現土地的合理開發與利用。解決辦法是：首先，分解土地出讓金，分別征收土地使用許可金、土地租金與土地特別收益金；其次，將土地使用稅改為土地租金，擴大征收范圍，提高征收標準，實行分 類、分級從量定額征收；最后，將土地增值稅改為土地特別收益金，按超額利潤水平累進征收。
第二，礦產資源收益。我國現行礦產資源收益制度是：在取得礦產資源開發權環節，征收采礦權使用費；在占有礦產資源環節，征收礦產資源補償費與資源稅(對海洋石油資源征收礦區使用費)；在礦產資源收益實現環節，對石油開采企業銷售國產石油取得的超額收入征收特別收益金。這種收益制度的問題主要有三點：一是礦產資源補償費與資源稅同為資源租金，屬于重復征收；二是資源稅按照礦產品的數量計征，隨著礦產品價格的提高，稅收占資源收益的比重越來越低，稅收收入大量流失，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難以實現；三是特別收益金只適用于石油開采企業，未適用于其他礦產資源開采企業，征收范圍小。解決辦法是：首先，保留采礦權使用費；其次，合并礦產資源使用費與資源稅，按照礦產品數量，根據級差收入的有無與大小，統一征收礦產資源租金；最后，擴大特別收益金的征收范圍，對所有資源開發企業，根據超額利潤的有無與多少，采用累進比率，統一征收特別收益金。
第三，水資源收益。我國現行水流資源收益制度是：在使用環節，征收水資源費，具體辦法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這種收益制度的問題主要有三點：一是在取得水資源使用權環節，只實行許可證制度，不征收許可金；二是在水資源使用環節，水資源費征收標準低，地區差異大；三是在水資源收益實現環節，沒有征收特別收益金。所有這些問題，都不能體現國家對水資源的所有權，也不利于水資源的保護與利用。解決辦法是：首先，在取得水資源使用權環節，征收許可金；其次，在水資源使用環節，征收水資源租金，并加大中央政府協調力度，提高征收標準，縮小地區差異；最后，在水資源收益實現環節，對實行“階梯式水價”后形成的超額利潤，征收特別收益金。
2.企業利潤。國有企業歸國家所有，一部分國有企業實行政府控制下的壟斷經營，應當向政府上繳利潤。目前，我國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制度是：實行國有資本金經營預算的國有企業，按照5%、10%、15%的比例向政府上繳利潤。這種制度的問題主要有兩點：一是實行國有資本金經營預算的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未實行國有資本金經營預算的國有企業不上繳利潤，沒有完整體現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既造成了政府收入的流失，又不利于國有企業之間和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平等競爭；二是按照5%、10%、15%的固定差別比例向政府上繳利潤，沒有充分體現政府在形成市場壟斷方面的經營權，大量超額利潤由壟斷企業占有并部分地轉化為壟斷企業職工個人收入，既造成政府收入流失，又不利于壟斷性國有企業與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平等競爭。為改變這種狀況，應當實行統一的二次利潤上繳制度：首先，依據國家對國有資本金的所有權，對所有國有企業，按照國有資本金的數量，統一收取利息或股息；其次，依據政府在形成壟斷市場方面的經營權，對實行壟斷經營的國有企業，另行收取一部分超額利潤。
3.使用費。政府收費包括兩部分：一部分以政府管制為根據，屬于強制性收入，通常稱為監管費；一部分以政府服務為根據，屬于契約性收入，通常稱為使用費。目前，我國對使用費的認識不全面，傾向于把征收使用費籠統地概括為“亂收費”；在治理“亂收費”過程中，忽視使用費的積極作用，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辦法實行“費改稅”。事實上，使用費直接體現政府與受益者的互利關系，既是政府取得收入的理想形式，也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因此，在可能征收使用費的場合，應當充分發揮使用費的作用。現實生活中的“亂收費”問題，主要不在于“費”不合理，而在于費的“亂收”。正確解決“亂收費”問題，應當在全國范圍內集中費權，由宏觀經濟部門設置專門機構制定費的征收辦法，交由各地區、各部門分別征收。
(四)實行社會保障基金稅費分流
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完善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方式。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主要采取收費方式。這是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小、統籌層次低的重要原因。為解決這一問題，多數學者主張開征社會保障稅，部分學者堅持實行社會保障費，(11)少數學者提出稅費分流。(12)本文贊成社會保障基金的稅費分流制度。理由是：稅以政府提供的共同利益為根據，具有一般報償性或整體報償性；費以政府提供的個別利益為根據，具有特殊報償性或個別報償性。社會保障基金采取稅與費何種形式，取決于社會保障模式。以“個人賬戶”為主的社會保障模式具有顯著的個別報償性，應當采用費的形式；以“社會統籌”為主的社會保障模式具有顯著的整體報償性，應當采用稅的形式。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保障實行“統賬結合”模式，兼有“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兩種屬性，應當實行稅費分流形式。具體設想是：“社會統籌”基金實行社會保障稅，由國家稅務局征收；“個人賬戶”基金實行社會保障費，由社會保障機構或由社會保障機構委托地方稅務局征收。
(五)推進稅收負擔的結構性調整
為保證宏觀稅負的減速增長，需要對稅收負擔進行既有增又有減的結構性調整。具體措施包括：
1.增稅措施。在貨物和勞務稅方面，根據節能減排的要求，擴大現行消費稅征稅范圍。在所得稅方面，開征社會保障稅，提高社會保障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在財產稅方面，改革現行房產稅，主要內容是：首先，實現房產稅“轉型”，由按房產余值征稅改為按房產現值征稅；其次，實現房產稅“擴圍”，既對企業房產征稅，也對個人房產征稅。在適當時機，開征遺產稅。
2.減稅措施。在貨物和勞務稅方面，逐步以增值稅替代營業稅，徹底解決營業稅重復征稅問題，促進第三產業發展與經濟結構調整。在所得稅方面，開征社會保障稅后，按照“大”社會保障稅、“小”個人所得稅的模式，對現行個人所得稅進行重大改革，實行有較大免征額的比例所得稅，同時降低稅率水平。在適當時機，取消印花稅。
注釋：
①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版。
②霍利斯·錢納里、莫伊思·賽爾昆《發展的型式： 1950-1970》(1975)，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③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版。
④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收入水平的劃分標準每年進行調整。1989年的標準是：人均GDP小于580美元為低收入國家；580～2 399美元為中下等收入國家；2 400～5 999美元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大于6 000美元為高收入國家。1999年的標準是：人均GDP 725美元以下為低收入國家；726～2 995美元為中下等收入國家；2 996～9 265美元為中上等lwxz8.com 北京寫作論文收入國家；9 266美元以上為高收入國家。2008年的標準是：人均GDP小于756美元為低收入國家；756～3 855美元為中下等收入國家；3 856～11 905美元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大于11905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⑤⑥⑦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
⑧姜魯鳴《世界坐標系中的中國國防費》，《中國國防報》2011年1月11日。
⑨約瑟夫·A.佩奇曼《租稅落誰家：美國1966-1985》(1985)，臺灣“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1998年版。
折疊降低稅率 供給學派斷言，在經濟增長的自然動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財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長，只能帶來通貨膨脹，而累進的高所得稅率則是窒息經濟增長和抑制生產發展的主要障礙。
供給學派認為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可以對經濟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如鼓勵人們加班加點，積極經營，推遲退休，縮短待業期，從而提高收入。這樣人們就可以有更多的錢用于支出，特別是有更多的錢用于儲蓄,而儲蓄與收入刺激相結合,又可以鼓勵投資。在這一點上，正好體現出它與凱恩斯學派認為減稅的作用只在于增加總需求的不同著眼點。供給學派主張，減稅必須按照激勵儲蓄和工作并給投資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設計，主張實行累進稅和公司稅的削減。它與主張對高收入階層增稅而僅僅對低收入階層減稅的自由主義者完全對立。供給學派認為，當高額累進稅率阻止企業家積累財富時，社會遭受的損失遠較稅收為多，它喪失的是企業家發展自己事業時所具有的發明革新、敢冒風險和創新的精神(見供給學派稅收思想)。+
改革福利
供給學派認為，在財政支出方面對經濟增長起窒息作用的是社會福利開支。他們認為所得轉移──福利、社會保險、失業補助等等，對個人進取心的消極影響和高累進所得稅率相同。這是由于救濟金的水平并不比個人從工作中得到的凈所得低多少，在發放救濟、津貼前對申請人作家庭調查以后所公開課征的實際稅率，使領救濟金變成一些人賺取另一些人個人所得的行為。因此這種制度鼓勵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傷的則是積極進取的人。他們認為，美國現行的福利制度在許多場合使靠福利為生的人獲得超過許多辛勤工作者凈所得水平的救濟金。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將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工人們知道失業救濟金將幫助自己渡過失業期后情愿找季節性工作，而雇主則愿意在淡季辭退工人，因為工人可以領到失業補助。供給學派抨擊美國聯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過時的凱恩斯觀點的體現。它只關心維持個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們是否工作和儲蓄，只要能消費就行。當人們靠領取失業救濟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樣好甚至更好時，這種制度就是完全荒謬的。
實現平衡
供給學派反對赤字財政政策。他們認為，預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剝奪私營企業所需要的資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場的"擠出效應";或者當政府所發生的虧空是用增加貨幣發行量去彌補時，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如果說稅收和政府開支等量增加，那么私營企業的積極性受到挫傷又會 使經濟進一步蕭條。他們雖然反對赤字財政，卻不贊成把平衡預算作為實行減稅的前提條件。他們把主張先有財政盈余再實行減稅的人稱為"傳統的預算平衡論者"加以抨擊。他們認為，對付大手大腳花錢的自由主義者的最好辦法，就是把減稅置于優先地位。供給學派還反對赤字財政造成通貨膨脹的見解。他們指出，通貨膨脹基本上是一種貨幣現象。如果美國聯邦儲備系統不適當地增加貨幣供應量，那么不管預算是否平衡也會發生通貨膨脹。如果財政部向公眾出售自己的全部債券以彌補赤字，那只不過是把等量的私人儲蓄吸收過來并且提高利息率。把私人投資者從市場上排擠出去肯定不是一種合適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不超額增加貨幣數量，就不會有物價水平的普遍上漲。
積極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改革
■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是互補而非對立的關系，二者在實踐中應當協同實施。作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財政政策應積極發揮作用以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保穩增長與調結構的有機平衡，從而使國民經濟實現中高速可持續發展。應階段性適度提高財政赤字率;全面落實減稅政策，降低實體經濟負擔;營造有助于PPP深化推進的市場環境，積極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時代背景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科學發展的積極性。通過多措并舉，確保財政調控精準發力，實現在短期內提振有效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的目標。
供給側改革需要積極財政政策予以配合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后一段時期，國民經濟管理重點將向供給管理側重，但這并不是對需求管理的否定。就理論層面來講，供給側與需求側其實是國民經濟運行的一體兩面：短期內，繁榮與蕭條的更替源于總需求圍繞總供給波動所引起的經濟景氣度的周期性變換;但長期內，經濟增長的恒久動力源自有效供給對有效需求的回應與引導。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是互補而非對立的關系，二者在具體政策實踐中應協同實施。作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國財政政策仍有廣闊操作空間并且應積極發揮作用以配合供給側改革。不妨從兩個方面展開釋疑。
一方面，應以需求適度擴張來舒緩結構優化改革所衍生的外溢性張力。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其中有世界經濟長周期與我國經濟自身運行周期共同交織的因素，也有我國過去長期粗放型發展累積下的結構性因素。可以說，經濟結構失衡所引發的潛在總供給弱化是經濟增速下降的根源。“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優化國民經濟供給側的結構、質量與效益，使供給結構有效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完成市場出清，推進經濟轉型升級。但應當注意，首先，目前國民經濟需求側仍較為疲軟(PPI、CPI和PMI等指數走低、產能過剩、市場投資與消費信心不足、出口相對低迷)，源于歐文·費雪所謂的“通縮債務效應”——該理論近期被學術界廣泛討論。而宏觀經濟前沿理論中的“薩伊逆否命題”即“持續的短期需求不足必然引致中長期供給能力的削弱，造成潛在增速下滑，引發中長期持續低迷”，更是給當前中國經濟以深刻警示。所以說，要認識到持續性低迷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潛在風險，科學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亟待推出。其次，即使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也應用需求適度擴張協同配合。不可否認，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結構性優化調整方案，短期內不可避免地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其間的勞動力失業與再就業、舊業態淘汰與新業態重塑等問題，均要需求管理予以托底。需求管理通常借助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但較之財政政策，我國貨幣政策總量性特征較為突出，而結構性特征仍不甚理想。當下貨幣政策在傳導機制與調控參數等方面仍不順暢;作為調控信號接收端的微觀主體仍未實現優化重構，“僵尸企業”有待清理，剛性兌付與預算軟約束普遍存在，這使得微觀基礎對貨幣調控信號靈敏度缺失。為化解這些梗阻，需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優化貨幣調控的金融生態環境與微觀基礎。眼下若貿然采取大規模貨幣寬松，無疑會形成“大水漫灌”，不但無法有效緩解市場中結構化的流動，而且會干擾市場出清、助漲資產價格泡沫并加大資本外流壓力，甚至可能會給今后幾年埋下新一輪通脹風險，導致結構性矛盾持續固化。因此，以需求適度擴張為結構性優化改革營造穩健宏觀環境的任務也就主要靠財政政策，而貨幣政策需配合財政政策發揮輔助對沖作用。
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財政政策的供給效應。凱恩斯主義框架中，財政與貨幣政策被局限于通過相機抉擇來發揮對總需求“逆經濟風向”調節之功。但現實經濟運行中，較之供給效應偏弱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長期內卻能有效發揮供給效應。若將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協調配合，就能產生微觀與中觀層面的效果，改善供給結構與質量，提升經濟運行效率。例如，運用稅收、補給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降低生產成本，調動企業與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優化產業和區域結構。微觀與中觀范疇經過有機加總，宏觀層面的供給質量與效率就會得到提高。另外，具有供給效應的財政投資(設備更新、基礎設施與廠房改造、教育投資等)不僅短期內可以拉動需求，而且長遠看亦能形成高效率資本積累，這將優化潛在總供給，為經濟長期增長注入穩健動力。
綜上所述，以積極財政政策(輔之以穩健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作為近期宏觀調控理念的明智抉擇。既不搞大規模、低效率強刺激，也要防止結構性改革所引發的經濟順周期收縮，確保為供給側改革提供穩健的宏觀環境，并逐步為其構筑起健康的微觀基礎。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需化解哪些困局
不可否認，過去傳統的財政政策已顯現疲態。近期相關部門雖倡導積極財政政策，但不少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門都處于自發式去杠桿狀態，加之財政收支缺口短期難以彌合等因素的共同疊加，其間產生的對沖效應某種程度上可能弱化財政政策效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需妥善化解以下困局。
第一，財政收入與支出缺口亟待彌合。近年來，因周期性與結構性因素疊加，各地經濟增速呈現回落。與往年比，各級政府收入增速降低，但支出壓力依然高企。據財政部數據，201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口徑增長5.8%，但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口徑增長則為13.17%。在降杠桿動機下，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讓獲得債務收入與預算外收入等渠道被堵死，而新的規范性融資渠道相對有限。地方政府仍承擔著較多事權與支出責任，積極財政政策使其承受更大壓力，出現了地方配套資金空擋現象;地方債務置換只是緩解了部分存量債務的成本壓力，余下11萬億存量債務高額利息支出不容忽視;隨著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等社保領域改革，社保支出負擔未來亦會上升。上述因素使得財政收支失衡，對地方財政發力空間構成一定考驗。
第二，傳統財政投資的邊際產出效果弱化，并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生產效率形成了擠壓。過去傳統的低效、重復性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效力日趨衰減，其間引發的產能過剩和資本錯配亦使得資本回報率弱化，并擠壓著全要素生產率。若對投資結構進行考量，通常而言，先進設備投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以房地產等投資標的為主的建筑安裝投資則抑制全要素生產率。2008年以后，我國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快速擴張，累積一定的泡沫，給中小城市房地產市場帶來風險;但設備投資占總投資比例卻呈快速下降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和生產效率受到擠壓其來有自。應將財政政策與產業、區域政策協調配合，優化投資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改善投資邊際效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從而達到短期內適度擴需求，長期內優化供給質量與結構的效果。
第三，因地方政府原有的考核機制被打破，部分地區出現不適應的現象，削弱了財政政策執行效果。首先，近一段時期，財政項目投資審批力度雖然很大，但資金實際到位率與項目開工率不容樂觀。很多重點項目與民生項目推進遲緩，包括鐵路、高速公路、電網與通訊設施改造、農業基礎設施與危房改造等涉及國家長久發展大計的項目，出現了資金落實不到位現象。其次，與過去相比，2015年我國財政支出增速整體放緩，而地方財政支出回落更為顯著。地方財政存款增速加快，累積了大量固化性資金沉淀。據相關專家測算，近年來政府部門銀行存款以每年約20%速度攀升，占M2比重不斷增加。地方政府因缺乏盤活存量資金的積極性導致大量資金結余。財政資金運作效率低下壓縮了宏觀政策實施空間，拖累了經濟增長。當然，這也與近年來財務監控收緊以及資金管理模式機械有關。中央財政資金在撥付過程中，不同部門之間分配過細且過度強調專款專用，削弱了資金使用靈活性，導致地方政府對中央下撥資金使用的積極性與能動性下降。
第四，PPP政策實施效果亟待優化。通過創新投融資體制而引入PPP，有助于緩解資金壓力并拓寬投融資渠道，實現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利益共贏。但PPP仍處于探索階段，實際操作中呈現出雷聲大、雨點小特征。國有企業與城司常常充當主力，而政府部門同私人部門之間卻缺乏聯動效應，政府資本仍難以大規模撬動民間資本。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經濟法治化程度不高，政企關系不平等，導致民間資本對合作前景預期不明朗。另一方面，在PPP實施過程中，政府與企業之間契約關系尚待完善。PPP具有投資大、期限長、收益率較低、流動性弱等特征，包含一定市場風險、項目風險、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但政府與企業在權利義務、風險分擔以及利益補償等方面仍界定不清。在PPP合作中，兩者之間的利益協同機制欠缺影響了社會資本積極性。另外，PPP在實施中也出現了一些不良現象：例如，因融資平臺被切斷，有些地區以PPP為名，卻采取明股實債與保本回購等行變相融資之實。這不但未能拖動PPP，反而使其聲譽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優化財政調控的思考
為給供給側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今后需貫徹積極財政政策，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并駕齊驅。應階段性適度提高財政赤字率;全面落實減稅政策，降低實體經濟負擔;營造有助于PPP深化推進的市場環境，積極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時代背景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科學發展的積極性。通過多措并舉，確保財政政策精準發力，實現在短期內提振有效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的目標。為中國經濟中高速發展注入持久動力，推動中國經濟巨艦行穩致遠，最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第一，找準舒緩財政資金壓力的著力點，階段性提高赤字率，釋放可用資金空間，為財政政策精準發力創造條件。理論上講，財政政策在實施中面臨著減稅、增支和控制債務三個目標之間的三難困境。在增支及減稅的目標下，為緩解財政壓力，那么提高赤字率就成為彌合收支缺口的必然選擇。令人欣慰的是，我國的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仍有很大延展空間。就赤字而言，當下2.3%赤字率遠低于馬約所設3%紅線;就債務而言，中央政府債務負擔較低，地方債務雖有局部性和區域性風險，但與歐美國家的福利型、消費型債務相比，我國絕大多數的地方債務都有著規模可觀的實物資產作支撐。若再加上政府可調配的其他資源(土地、森林和礦產等)，則債務占政府廣義資產的比重就更低。所以說，依靠適度擴大赤字來緩解資金壓力的宏觀策略仍有著廣闊施展空間。如果今后能夠用PPP成功撬動社會資本的話，那么3%左右的赤字率應該就能基本滿足財政資金需要。就政策慣例來說，擴大赤字、增發債務和地方債置換應協同操作。首先，可借助國開行、財政部等部門來發行專項債券或特別國債，并以項目資本投入、股權投資等方式來支持地方重點性基礎設施與民生項目建設，其間適度擴大中央出資比例，緩解地方項目資金短缺問題;其次，應完善地方債務管理與處置機制，加快對余下的11萬億存量地方債置換消化，有效降低債務利息負擔。同時，未來的社保資金支出缺口亦當重視。應合理調整國有資本布局，可以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及收益補進一般預算和養老等社保基金預算，這將降低社保繳費率，緩解社保資金壓力。當然，對于涉及“五大重點任務”的領域，為配合特別國債和專項債券發行，央行也應及時地定向寬松貨幣以舒緩財政壓力，并化解因結構優化改革所衍生的潛在通縮風險。
第二，積極落實結構性減稅和全面性清費，有效發揮稅收政策的需求效應與供給效應，以短期稅費收入的減少為經濟長期持續發展增加勢能。切實做到降低實體經濟稅收負擔，實現在短期內擴張需求，在長期內激發微觀主體生產積極性，優化國民經濟總供給。第一，在強化頂層設計與全局謀劃前提下，嚴格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全面推進“營改增”改革，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并堅決清理不規范的行政收費、基金和加價收入，降低企業運營負擔，提高其生產和創新積極性。同時，需進一步壓縮三公經費和不必要的行政開支，避免“面子工程”等低效投資，為實體經濟減負拓寬空間。第二，加大對企業設備投資與更新改造的稅收優惠，鼓勵對先進設備的采購置換，加速資本折舊，提高生產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第三，完善對創業、創新等新業態的稅收激勵，取消對重化工業等舊業態投資的稅收優惠。加大對新產品、節能環保等新興經濟模式及其對應消費的稅收支持，減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各環節稅收;按照能耗度、污染度等指標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實施結構性稅率激勵，倒逼舊業態加快技術更新與產業轉型。確保減稅政策在短期內擴大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
第三，注重財政支出的科學性，提升財政投資效率，實現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雙重優化。尤其在投資領域，相關部門需重視對投資方向與投資結構的考量，全面體現出政府投資的戰略性、全局性、基礎性與長遠性，有效改善財政資金的邊際產出效率，提升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據五大發展理念，今后應將支出重點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加大對中小城鎮、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棚戶區改造、城市管道、城際交通、水利、電力與通訊設備)以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配合戶籍制度改革，促進人本型城鎮化，向農民發放購房補貼以鼓勵其進城落戶，其間亦能改善民生、釋放消費需求及消化房地產庫存，有效降低市場風險。其二，加大對重大科技創新項目公共投資支出，建立協同式、集群式國家創新系統。政府應出資構建創新性產業集群以整合研發力量，突破微觀個體的創新約束，促進企業間優勢互補與技術擴散;提高對創新驅動的扶持力度，構建政府、企業和科研機構協同式國家創新系統;加大基于質量與效益的戰略性創新投資，搶占新興科技制高點，確保我國對前沿技術的掌控力。其三，加大扶貧支出和各類補短板支出。積極落實精準扶貧，重視對產業扶貧、移民扶貧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領域資金支持，以轉移支付加快貧困階層收入增長，促進國內整體消費需求提升;財政部門也應配合去產能以及清理僵尸企業的任務，支持企業兼并重組，做好勞動力失業保障、轉崗培訓與再就業等社會政策托底工作。另外，在教育、養老、醫療健康、生態保護、國土綠化和高端服務業等涉及民生質量與福利體系建設的領域，也有著廣闊投資空間。最終實現以科學高效的財政支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有效提高供給側的質量，推動我國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與收入結構不斷優化。
第四，營造有助于PPP項目推進的市場環境，充分釋放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的潛力。PPP是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之舉，完善PPP制度是落實積極財政政策、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重要手段。今后應通過營造法治化運營環境、確立風險共擔機制、完善契約精神等方式，積極引入社會資本以降低財政資金壓力。首先，積極構建法治化的運營環境，發展平等的政企關系，完善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契約精神。中央需加大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力度，堅決杜絕以PPP為名來為融資平臺實施變相借債融資，從而避免因PPP聲譽受損所造成的融資環境弱化現象。建立地方政府與企業在PPP項目合作中的利益協同機制，制定科學、平等的合作計劃并提前做好風險處理預案，確保在PPP合作中，雙方均能夠按合同規章辦事，有效規避道德風險等后續問題。其次，將一部分有較高收益的項目納入PPP范圍，以提高對民間資本吸引力。同時，在強化風險監管基礎上，通過金融創新發展PPP金融(如資產證券化)，解決PPP在前期融資和落地后資本流動性不足以及股權退出問題。最后，因PPP主要集中于基建項目，具有期限長、收益低和流動性弱等特征，政府部門應主動作出承擔一定法律風險、政策風險的合同承諾，確保政企之間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以增強社會資本對PPP項目投資安全感與信任度。
第五，探索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時代背景密切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提高財政政策在基層的貫徹效果。推進央地關系優化重構，使地方政府在制度框架內積極貫徹中央政策要求，使其充分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鑄就中央與地方協同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源驅動力。首先，應推進宏觀經濟管理法治化，制定與完善《宏觀調控基本法》。我國宏觀調控僅側重政策實施，在宏調的目標、原則、程序、中央與地方關系等方面立法不足，且過度依賴行政權力，缺乏法律保障與制度建構。這與市場化改革目標不符，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央地博弈和政策自上而下貫徹過程中逐層減弱。推進宏調法治化將在制度層面大幅度增強中央政策的權威性，提高財政政策在基層的執行效率。其次，應優化政績考核機制，對基層政府的科學發展實施正向激勵，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在弱化但不拋棄GDP指標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經濟改革發展與轉型升級成效，強化綠色和民生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指標的考核，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既要破除“唯GDP主義”，又能激勵地方政府通過科學有效的投資手段促進經濟轉型。另外，在推進反腐和清理灰色收入的基礎上，為行政人員構建更加科學化、陽光化、合法化的收入機制，使其得到與其工作付出相匹配的體面收入。最后，應深化財政體制改革，處理好央地財政關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收入上，構建更加科學的地稅體系，配合“營改增”實施，完善增值稅稅制，增加地方稅收分成比，改善地方收入來源(亦能緩解對土地財政依賴)。在支出上，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更加匹配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及支出責任;在加強法治化監管的前提下，優化財政資金使用機制，提高地方政府對資金使用的靈活性與科學性，從而調動其科學化投資的積極性與能動性，盤活財政沉淀資金，提升財政政策執行效率。激勵相容機制的構建是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能否落實到位的關鍵，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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