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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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盡管與主流文化之間的互相滲透并沒有停止過，但是，文化的交融意義并不是十分清晰。這樣的地理空間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結構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仡佬族文化無論是精英文化還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漸趨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為一種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變遷以及隨之而來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構過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體自始至終都是文化轉型的執行者，同時兼具了民族知識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為仡佬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載體。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認同大致通過如下幾種途徑：一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特征明顯的族群控制者他們通過對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強化來實現自身的身份架構。仡佬族精英對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過政府力量對民族聚居地進行重建。二是通過對于民族文化的不斷開掘，或者通過對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來強化地方形象，強化自我意識和族群精神，進而實現自身身份的認同。務川縣九天母石等景觀重構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空間意象的建構，同時也是對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種凝聚。第三種方式是相對而言較為被動的實現民族恢復及歸化，以便彌合民族精英認同矛盾，架構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證。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來涌現出王華、戴紹康、肖勤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過民間文學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強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學化、系統化地表達了仡佬族機能性文化區域特征及民眾生活狀態。這可以看做是第三種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語言、文化及精神等表達出民族的生存狀態，反思民族發展是接下來討論的重點。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學建構路徑、約束因素與文化適應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學建構路徑
仡佬族作家對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學性架構，既包含了對地域自然環境充滿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對于人文環境的相對集中的闡釋。如果說地理意義上的環境是一種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對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環境所內蘊的文化氣息對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對于特定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追求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基質性作用，會通過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形式內化于民族的日常行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闡發文化認同感。仡佬族作家通過對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風俗意象的文學化表達顯現了民族的最為原始的情感特質。比如，王華在《橋溪莊》中通過對“石仡佬”開荒辟草，展現了“石仡佬”對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儺賜》中通過仡佬族民族節日“桐花節”的盛大場面描寫，以及先民儺戲事象與儺賜莊貧窮對比描寫，既凸顯出仡佬族的苦難歷程，也展現了仡佬族人民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正是這樣的態度激勵著仡佬人民走出苦難，促進了仡佬文化走向復興。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難書寫展現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經歷的時代的變遷是每一個仡佬族民眾都刻骨銘心的記憶。這些歷史記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為其民族文化不斷更新、再造的內生動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間，對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體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記憶中關于民族苦難的表述通過傳承成為作家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進而觸發了作家敏感的神經。他們要做的恰恰是通過對于生存現狀、生存困難的回憶和記述，讓整個仡佬族群冷靜而達觀地正視曾經的歷史進而肯定人性的多樣和復雜。無論是秋秋《儺賜》生命淪為碎片的悲劇，還是李作民《橋溪莊》人性被扭曲的無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覺的尋根意識和憂患意識，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構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構的約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構體現在民族認同聚合型邏輯約束、族裔話語意識形態約束以及族群女性區域性異化的邏輯約束等三個層面。一是民族認同聚合型轉向的邏輯約束。眾所周知，文化地理學注重文學表征與地域風貌的社會實證思路，它試圖通過空間敘述解釋權力關系關聯與差異運作。盡管仡佬族民族認同與民族地理空間既相互生產又相互表征，基于“內在動員理性聚合型認同”邏輯的新空間建構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與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認同性表述。這種認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對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確認；另一方面是對于主流文化價值的歸屬性確認。誠如肖勤在《尋找丹砂》中指出，尋找的是一種民族的歸屬，這種對于相似性的提煉是一個“尋根”的情感認同過程，與此同時也是對于外在文化體系的應激性的認同過程。換言之，我們還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認同背后潛在的“認異”的雙向互動邏輯。外在邏輯不應是常態，內在邏輯應該成為主流。實際情形是內聚型的認同邏輯規范以及價值認知過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個貴州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現象，這對于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和文化重構顯然并非有益之舉。二是少數族裔話語的意識形態約束。從本質上講，少數族裔是一種天然的屬性，是以自然體質為基礎的形式，同樣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價值意識形態的歸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進與自身特征不同生產體系中。這種地理空間意義上的族群劃分，表面上是空間觀念的差異，實質上是少數族裔自身身份認同的權力性展示。舉例來說，王華在《儺賜》中通過對儺戲表演的環境特質細節性描寫，消解“他者”視角中主流文化的優越感，并通過具體的描述轉化為仡佬族文化內在的抵抗，從而在空間對立隱喻文學敘述中得到強有力支撐。趙劍平《獺祭》中老荒除了捕殺之外很少有語言的表達，他的人物性格遮蔽與凸顯完全存在于對獵物的捕殺。實際上，老荒的失語不是有意識的，而是意識形態規訓與自身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基于自身所處層級的初步判斷，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權衡與取舍。盡管這種行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質，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間中，他還是實現了自身價值和意思的語境化的自我認定。
顯然，趙劍平試圖通過“老荒”的自我認同的構造，來表述少數族裔主體空間語境的緊致，以及族裔話語象征空間的脆弱，而以詞匯為基礎的話語暴力背面，潛伏著的恰恰是針對少數族裔知識差異的馴服。三是族群女性區域性異化的邏輯約束。既然族群空間成為權力關系及其運作的文化場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獨特的性別特質自然成為性別表述與空間表述的產物。誠如學者所言，少數族裔文化空間既參與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區域化異化的本源。傳統仡佬族女性在空間中經驗與認同已經被排除在外，當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達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種離散性質的特征。我們發現，仡佬族少數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華、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們文學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對于空間、時間本身的描摹，從而將女性的空間存在感放置于一個相對虛無的區域中。這種虛構的表達，一方面凸顯出少數族裔女性漂泊無根的碎片感、無力感，便于讀者從人性的廣闊圖景解讀小說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數族裔女性的異化表象；另一方面，拋卻道德與人文關懷來看，這樣的寫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對于整個華語體系關系網絡的開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種對內對外相互協調的張力和向度。誠如王華在《儺賜》中對“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難的種種悲憫情愫一樣，我們強調仡佬族女性空間的區域化約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于當下仡佬族群女性現狀的剖析，也是對于女性掙脫權力文化實踐的肯定，盡管在當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體，對于這種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義的抵抗邏輯。
（三）空間重建對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調適
誠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間規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階層則試圖通過文化調適和價值再造實現文化結構的空間重建。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對于空間的重建既包括現實層面對于物質世界、地理景觀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間、歷史記憶的整理和建構。從文化地理空間想象的角度來說，仡佬族的文化重構體現了族群本身對于歷史記憶、民族想象共同體的接續。正如安德森所說的，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族裔歷史代表了一種事實與理想結合物……表現出讓人審視起來較為親切的共同體歷史畫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話等歷史元素成為“想象共同體”建構的關鍵環節。對于文化地理空間的再造則利于實現民族身份的定位，鍛造民族歷史連續感。王華在《儺賜》中寫道，祖輩告訴儺賜人過桐花節，沒告訴過儺賜人屬于哪個民族。我們可以說，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僅僅是仡佬族普通民眾缺乏對于語言、服飾的認同，即便是精英階層也缺乏對于本民族語言、服飾、文化活動傳承的自覺意識。從物質世界、地理景觀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對于歷史地理儀式再造的角度來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間也在實現一種文化調適意義上的細微轉變。我們看到，傳統意義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間策略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文化的和諧共處是不利的。傳統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覺地呈現出一種精英與民眾在認同領域的對立。誠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實踐中精英利用族群、社會關系，使祭祀活動呈現出一種精英階層與民眾階層不同的參與形式、程度、影響。
這樣本應該是“自下而上”的一種對于祖先的呼應，變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階層操作的祭祀游戲。這樣的結果是，失去了廣大民眾支持的祭祀儀式，盡管還存在著儀式性、莊重性等諸多表面的特點，祭祀活動內在的認同價值和文化建構意義卻大打折扣，儀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價值，身份認同的弱化又影響到地方文化空間重構，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記憶、民族文化傳承和接續。實際上，在諸多的仡佬族作家筆下，仡佬族祭祖儀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他們在通過文學化的形式表達對于文化調適的價值。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或者是一種巧妙的變形結構呈現出來，比如趙劍平《獺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動就是用小說的虛構形式解構了祭祖儀式和場所，使得“河邊”這一自然景觀變為類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觀。
二、然而，《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一書
只能是處于一定的歷史階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軸線與文學地理》來談一談這個問題。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三個問題：①圖表統計的來源問題。在這一章中，主要的圖表是四個流域（長江、黃河、珠江與運河流域）著名文學家的分布圖，這些統計數據本身是有意義的，然而統計的根據是什么？什么樣的文學家才是“著名”的？作者也指出這些統計數據的來源是譚正壁先生所編的一部辭典，不過也是存在問題的：一方面，這部辭典是不是具有權威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所編的與文學相關的全書之類的出版物，可謂眾多，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各卷、《辭海》之類，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參考價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為主，還可以參照許多其他經典性的著述，包括《全唐詩》、《全宋文》、《全清詩》之類。這樣才有比較充分的依據，同時也有統一的標準。這樣的數據是不是可以說明某一個流域文學歷史的變遷與中心的轉移問題。作家與詩人的產生是與地理相關的，并且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環境也是決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個特定的時代，這個省多一個、那個省少一位詩人與作家，也許并不說明什么問題，特別是不可能一對一地說明流域中文學流變與文學中心轉移的問題。因為詩人作家的產生具有偶然性，同時作家詩人也是不斷流動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對其創作所產生的影響哪個為大，存在多種多樣的情況。如果說到文學歷史發展的周期，作家的數量能不能夠說明它們的周期，也許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四大流域軸線擁有各自不同的生命節律與周期。黃河流域軸線較之其他三大軸線具有先發優勢，其中先后經歷了自西租東運動的四次波瀾。第一波始于傳說中的炎黃時代，終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終于戰國；第三波始于秦漢，終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隨唐，終于清代。每一波都是從上游開始，經過一定時間的徘徊，最終止于下游，然后又開始新一波自西租東運動，以此往復循環。”（169—170）這樣的觀點是不是經得起推敲，的確也是一個問題。以流域軸線來說明整個中國文學地理的問題，也許并不科學，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線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東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線數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蘇、浙江分別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較可觀。所以元代以來運河流域文學軸線向南線傾斜趨勢在明代進一步加劇之后，至清代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運河南北兩端所在北京與浙江文學家的數字變化做一比較，則分別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別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見從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縮小，但相對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247）因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是中國人口集中的地區，也是文化發達的地區，運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為重要的文化與文學區域之一，可以說明中國文學地理的主體內容，然而廣大的西北地區、東北地區與西南地區，特別是蒙古草原與新疆南北地區，都并不在這四條河流的流域之內，那么它們的文學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們認為中國的文學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軸線之內來進行全部的合理的闡釋，因為還有山地與草原，也還有邊地與沙原，因為那些地方并不是沒有人居住，詩人作家也是存在的，雖然不像上述四個流域，那么眾多，那么顯著。
一、掌握知識的能力
知識的增長是以能力為媒介的，而能力的發展又以知識為基礎，二者相輔相成，一定條件下，還可相互轉 化。由于基礎知識是地理教學大綱中規定的最基本的教學內容，因而培養學生掌握基礎知識的能力，也自然成 為地理學科能力最基本的成份。按照思維發展由簡單到復雜的順序，掌握基礎知識的能力又可分為三級：
（一）識記地理知識的能力
從本質上講，知識屬于認識范疇。識記地理知識，即對要求識記的地理知識獲得感性認識。具體要求是： 第一，對要求識記的地理事物及其空間分布等，獲得初步的認識，即能說出它的要點、大意。第二，對于大綱 中列出的地名（包括山脈、河流、城市等名稱）能夠準確地寫出，并能在地圖上填注或從地圖上找出。第三， 寫出大綱中列出的常用地理數據，并在有關問題中識別它們。
識記是理解的前提，是學習其它知識的支撐點與“遷移基地”，是發展高一級層次能力、領悟教材思想觀 點的必要條件。義務教育初中地理教學大綱中規定的589個知識點中，有約70％的屬記憶性知識。 因此，依據 大綱，加強識記知識教學是中學地理教學最基本的任務之一。
地理考察、模型、錄像和圖片是幫助學生提高識記能力的有效教學媒介。
（二）理解地理知識的能力
理解知識是在識記的基礎上對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地理事象特點、成因、分布和變化規律獲得理性認識 ，并能用自己的語言解釋其含義或現象。
根據理解對象與要求的不同，我們將“理解”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層次。認識（認得或看到）某種關系，即看出單個事實、概念與一般原理之間的關系。例如，“國家 ”、“地中海氣候”等都是“名詞”，它反映的是事物的屬性。
第二層次。看到某個事實、概念的工具作用。即看到（認識）一個物體、過程、思想、（包括概念）能夠 用來達到某種意圖、目標或者用來解釋某種現象。例如，看到“烏云”，能意識到暴風雨的來臨；知道某地位 于板塊邊界地帶，就能推測到這個地方可能多地震。顯然，這種理解對人的活動有一種預見的意義。
第三層次。領悟到原理及其構成過程及方法。有人把這一層次的理解，稱為“流動的頓悟”，并提出一系 列關于理解原理的標準：①能夠用自己的語言陳述它；②舉出關于它的例子；③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下（認）識 （區）別它；④辨別可能代表它的行為或不能代表它的行為；⑤了解它與其它原理之間的關系；⑥明白它可能 有的用途；⑦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中運用它；⑧預料應用它的結果；⑨陳述一個與它相反的原理。
只有理解了的知識，才能牢靠地記住它；同樣，也只有理解了的理論，才能靈活地加以運用。所以，理解 知識的能力在地理學科能力中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搞好理解層次知識教學直接影響學生地理思維能力 的發展。大綱中列出的屬于理解層次的知識點有140多個， 約占知識點總數的24％。
（三）建立地理知識結構的能力
該能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能夠運用歸納、分類辦法將獲得的地理知識按其內在聯系，把它系統化 （列出知識結構）。如教學“中亞概述”一節時，按教材順序完成教學內容后，小結時可列出下列知識結構：
附圖{圖}
“中亞概述”知識結構
二是按照一定的認知規律，將獲得的知識按一定的方式總結出來。例如：學習西亞石油資源時可以“一、 二、三、四、五”為線索將有關的知識形成一條知識鏈。所謂“一”是指一條以波斯灣為中心南北延伸的石油 帶，所謂“二”是指陸上和海上石油運輸線，所謂“三”是指 1／2、1／4、90％三個數字，所謂“四”是指四 大產油國， 所謂“五”是指五大輸油路線。
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J.S.Bruner）早在本世紀中葉就認識到，“除非把一件事情放進結構好的 框子里面，否則，很快就會忘記。”“詳細的資料是靠表達它的簡單方式來保存在記憶里的”，并提出了著名 的學科結構理論。結合我們的教學實踐，學習結構主義理論，我們深刻認識到，培養學生整理知識結構的能力 ，不僅能大大提高知識教學效率，而且還為發展學生思維能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運用地理知識的能力
即運用已獲得的地理知識分析、綜合、比較地理事象、解決地理問題的能力。根據思維方式的不同，這一 層次的能力可分為下列兩個級別：
（一）分析判斷能力
指通過對復雜的地理事象的分層、分類剖析，認識各個組成要素之間的聯系和特征。例如，根據非洲大陸 大河流向的分析可初步判斷非洲地勢的傾斜方向。
（二）綜合（概括）能力
思維的一大特點是高度概括性。人通過思維，就可以認識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能夠透過現象抓住事物的 本質，掌握事物之間的規律性聯系，并由一事物的發展變化經推測另一事物的發展變化。培養學生的綜合（概 括）能力就是要在認識地理事象的基礎上，善于揭示他們間的本質聯系和發展規律，擴大學生對地理事象認識 的廣度和深度，增強其認識能力和創造力。如，通過對資源、交通、勞動力、市場、環境、技術等影響工業布 局因素的分析，明白了德國的魯爾地區為什么會發展成為一個重要工業區，就能夠對其它任何一個地區（特別 是自己家鄉）工業發展方向提出自己的設想。
綜合（概括）的結果要用語言文字表述，加強初中學生地理表述能力的培養也不可忽視。近幾年，我們發 現有所50％的初三學生不能順利地將地理思維的結果表述出來，有的錯別字還很多。
第二層次的能力是初中地理思維能力的核心，它直接體現出學生地理智能的高低。因而培養學生這一層次 的能力是各級各類初級中學地理教學的重要任務。
三、形成地理觀念的能力
觀念，即思想。“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毛澤 東）。地理思想是人們對地理事象和地理問題的本質的認識，是對地理內在規律的理性認識，也是對地理知識 和地理方法的高度概括與總結，它規定和約束著人們地理思維的方向，從而保證了地理思維的有效性。幫助學 生健全基本地理觀念是中學地理教學在認知領域的根本目標。
我們認為，只有在形成和發展第一、二兩個層次的地理能力的基礎上，全體學生都樹立與健全基本的地理 觀念，并養成良好的地理行為習慣，其地理教學才算是全面完成（認知領域）地理教學任務，才算是成功的地 理教學。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中學地理學科在培養21世紀合格公民偉大事業中的價值，才能進一步提高 地理學科的社會地位。立足課程計劃和教學大綱，綜觀社會、經濟發展，我們認為當前初中地理教學要著重培 養下列基本地理觀念：
（一）整體觀念 地理環境的整體性是最基本的地理觀念。地理環境每一要素的變化都會引起該系統中其 它因素的相應變化。例如，在大江大河上游修建大壩，不僅會影響河流下游的水文特征，還會影響到該區及其 下游地區的大氣溫度、溫度等要素，從而影響到農業生產。
（二）生態觀念 人作為自然界中的一種生物，必須將自己融于自然，而不能與自然樹立，要保護野生生 物，維護生物種類的多樣性；要尊重自然規律，逐步適應自然規律；要有節制、有計劃地利用自然資源；人類 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必須做好相應的保護工作；人類利用一種自然資源的同時不能破壞其它自然資源和自然環 境，同樣，保護其它自然資源時也要考慮不要引起其它災害。
（三）人口觀念 正確認識“人口”與“人手”的辯證關系。正確認識提高人口素質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的重要意義；樹立人均資源觀念，從小養成儉樸、節約的良好習慣；正確認識與評價計劃生育政策。
（四）時空觀念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 版，第49頁）。因此，時空觀念是最基本的地理觀念之一。中學地理教學中，時空觀念包括變遷觀念和空間觀 念。變遷觀念是唯物辯證觀在地理教學中的具體體現，它要求我們在學習、研究地理問題時要用聯系、變化及 轉換的方法。空間觀念，即具有對地理事物和現象的空間結構、空間分布和空間聯系的觀念。中學地理教學要 幫助學生建立下列三個不同層次的時空概念，一是二維平面空間。在一定的范圍內，地表的地理事物可以看作 分布于一個平面上。二是三維立體空間。實際上地球表面一切事物都存在于球形立體空間之中。三是存在于球 形立體空間的一切事物都在沿時間維不斷演變。
錢學森在20世紀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總結全人類研究的科學體系。概括起來分11個門類、5大巨系統、4項建設（圖1、圖2、圖3、表1），下面分別表述原著與解解的內容。
附圖
圖1錢學森論人類的知識體系
Fig.1ThestatementofhumanknowledgesystembyQianXuesen
錢學森將當今人類對科學知識的體系，分為數學科學、自然科學、地理科學、社會科學、建筑科學、軍事科學、人體科學、思維科學、行為科學、系統科學與美學11個體系。對上述人類知識體系解讀，可以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地理科學作為客體世界的主要研究對象；而人體科學、思維科學和行為科學作為人類主體的主要研究對象；建筑科學界于客體與主體科學之間；軍事科學實際上是指謀略科學（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學基礎上的智慧較量；美學是縱貫于各個學科的；數學科學與系統科學是橫貫于各個學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學分類網絡系統（圖2）。
附圖
圖2科學分類的網絡體系
Fig.2Thenetworksystemofscienceclassification
在五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中（圖3），地理系統與星系系統、社會系統、人體系統、人腦系統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腦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規律”。
錢學森提出的社會主義總體設計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外，特別提出地理建設，筆者將其修改為地理系統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鎮、資源、災害、產業。
表1社會主義建設的系統結構（略有修改）
TablelThesystemstructureofsocialismconstruction
附圖
2地理信息科學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航天技術的迅猛發展，來自外層空間的遙感、遙測、定位、通訊信息海量地增加；隨著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處理與解決這些海量數據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統、地理專家系統、管理信息系統、輔助決策系統應運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學首先獲得發展的機會。正是地理信息科學這門用高新技術武裝起來的技術科學的發展，帶動了整個地理科學的建立與發展。
附圖
圖3五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
Fig.3Fiveopencomplexgiantsystem
地理信息科學的主要內容就是天地信息一體化網絡系統，包括航天信息網絡系統（外層空間衛星之間的信息網絡）、地面的網絡系統、天地之間的網絡系統三部分，是有線網絡與無線網絡連通的一體化網絡系統。1998年筆者發表了“航天信息與地理信息一體化網絡系統及其應用”的論文[5]，2002年又發表了“論地理信息科學的發展”[6]一文。兩篇論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學的創始與發展，當前各行各業都在進行數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設，實際上都是天地信息一體化網絡中的部分子網絡或子系統。地理信息科學中最重要的原創性的成果是遙感信息模型與地理信息編碼模型。
隨著遙感信息的大量獲取，數學家以模式識別為工具對遙感信息進行圖像處理與分類，使用的數學工具主要是數理統計的方法，把遙感信息看成是沒有成因關系的隨機變量；物理學家則把獲取遙感的物理過程視為遙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輻射傳輸方程為主的數學工具，事實上不承認地理現象的不確定性；大多數地理學家將遙感信息當成系列成圖的基礎信息，快速、準確地制作系列地圖。地圖是符號系統，其信息量遠不可與遙感信息量比較，地圖學家把遙感信息轉化成符號系統的系列圖譜。遙感信息模型則是將地理復雜現象中的非遙感信息轉變為歸一化的影像信息，與遙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統計與相似準則結合，也即演繹邏輯、歸納邏輯與類比邏輯結合；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包括隨機的不確定性、模糊的不確定性、灰色的不確定性、分形的不確定性）辯證統一；圖像與方程（一個像元或一個圖斑、一個方程）耦合；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互動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地理復雜信息模型[7-9]。這種信息模型只有在遙感技術的推動下才有可能產生。這種信息模型是遙感信息與地理信息連接的紐帶。地理信息系統本來就是為了制作地圖而創建的，因此地圖學家將從遙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圖存入地理信息系統，是順理成章的。但是這種地理信息系統無論空間分析功能多么強大，也不可能進行模型計算，外掛、內嵌種種方式都不可能解決直接進行模型計算問題。系列地圖存入計算機的圖形庫時，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帶來一系列與計算機技術發展格格不入的疑難，最為典型的是數據挖掘，數據挖掘說明存在數據庫中的信息有冗余。遙感信息模型的運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統可以直接進行模型計算，由此地理信息編碼模型應運而生[10,11]。傳統的地理信息系統以圖形的疊合(Overlay)為主；而能夠進行遙感信息模型運算的地理信息系統則以像元或圖斑中的多位編碼的抽取(Extract)為主。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徑。地理信息編碼模型還是地理定量信息與定性信息轉化的紐帶，也是地理信息系統中屬性庫與地理專家系統中知識庫聯系的橋梁。
總之，天地信息一體化網絡系統是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研究這個巨系統的地理信息科學的內容遠遠超過了3S(RemoteSensing,GlobalPositioningSystem,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的范圍，而是以天地信息一體化網絡系統為核心的天—地—人—機系統。地理信息科學雖然是從屬于地理科學的技術科學，但是地理信息科學的誕生與發展是引領地理科學成長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時，將地理信息科學與地理科學相提并論，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學的重要性。
3地理系統工程
地理系統工程當前尚未被廣泛認識，已經認識到的也僅僅是系統工程在地理學中的應用。當地理信息科學中的模型在實踐中應用時，必然會涉及地理系統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遙感復雜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進行定量預報和回溯，因此為地理系統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礎。國民經濟的主戰場主要包括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災害、城鎮、基建、產業等8個方面，這8個方面是互動的。中國的人口問題、西部開發問題、21世紀水資源問題、能源問題、洪旱災害問題、環境問題、生態農業問題、城鎮體系問題、基建布局問題、產業結構動態調整問題以及相互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無不屬于地理系統工程。
地理現象是復雜現象，地理系統是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當研究西部開發時，如果國家各個部門各行其是，石油開發只考慮石油開采與輸送管道；交通只考慮公路建設；鐵路只考慮鐵路建設；水利只考慮南水北調問題；城鎮建設只考慮城市規劃等，那么整體的西部地區有可能產生許多事倍功半的現象，例如修了公路沒有物資運輸；城市居民結構不盡合理；勞動力與產業結構不配套等。錢學森的社會主義總體設計部就是要把地理系統工程與政治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系統地結合起來，地理系統工程僅是其中的一個子系統。而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災害、城鎮、基建、產業是地理系統工程中的子系統。人口中的數量、素質、結構、分布是人口系統中的要素；資源中的礦產資源、水資源、生物資源、土資源、大氣資源等又是資源系統中的子系統；大氣環境、水環境、土環境、生物環境、地質環境是環境系統的子系統；交通、鐵路、航運、航空、供排水、供電、供氣、供暖、電訊、電視、計算機網絡是基礎建設系統的子系統等。系統嵌套系統，分層次子系統與交叉子系統，構成完整的、開放的、復雜的巨系統。
研究開放復雜巨系統的方法，首先是將系統分解為多層次的子系統，明確其中的交叉子系統；其次是從定性到定量地確定子系統中各個要素與指標體系；第三是根據指標（相似準則）建立模型進行預測預報；最后是檢驗該巨系統的效益與效率。當前大多數是分別研究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災害、城鎮、基建、產業等子系統，在一個地區全面研究區域地理系統工程的有效實例不多，區域經濟地理的研究還遠遠夠不上地理系統工程。筆者曾在2000年底提出中國水資源、水災害、水環境、生產用水、生活用水統一解決的洪水充分利用，全國水系網絡化與渤海淡化的地理系統工程，中國科技報曾進行報道，之后筆者在“21世紀黃河系統工程方略”一文中進行闡述，首先所能進行的研究是虛擬地理系統工程。全國水系網絡化與渤海淡化是21世紀的世紀工程，尚需有識之士共識，廣泛地深入研究，進一步的論證。如果沒有以高新技術武裝起來的地理信息科學的支撐，研究復雜的地理系統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們已經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學的許多關鍵技術，地理系統工程的實踐指日可待。
4理論地理科學
地理信息科學一方面可以進一步為地理系統工程提供研究方法與手段；另一方面又為理論地理科學提供技術基礎。從遙感信息模型發展到地理復雜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數學[8]，為理論地理科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理論地理科學中首要的是建立開放的復雜巨地理系統的理論；其次是地理類比的廣義相似理論[13]；第三是一般地理復雜模型理論與地理數學；第四是地理數學在部門地理—部門子地理系統工程與區域地理—區域地理系統工程中的應用。理論地理科學如果不能指導部門子地理系統工程的研究和區域地理系統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論意義。
如果沒有以高新技術武裝起來的地理信息科學的支撐，研究理論地理科學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們已經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學的許多關鍵技術，理論地理科學的建立指日可待。
5地理科學在可持續發展信息社會中的作用
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人類中心主義”，然后達到了地理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階段。地球上人類消耗的資源、能源是極其不平衡的，按照發達國家的水平，一個地球是滿足不了全人類的需求的。可持續發展只有在信息社會中才能實現，人類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學技術開發資源，如太陽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綠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陽輻射，靠納米技術直接轉化太陽能為電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術節省資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體化網絡系統就是信息社會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術獲取外層空間信息源，靠計算機技術建立信息網絡。由此可見，地理信息科學在可持續發展信息社會中的作用[14]。隨著地理信息科學的發展，地理系統工程與理論地理科學的發展，將為國民經濟的主戰場做出重要的貢獻。
由上分析，可見地理科學與地理信息科學已經被廣泛共識，地理系統工程與理論地理科學的發展尚不夠充分，因此本刊更名為“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是適時的，是既有繼承性又有發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現實性的。在這里我們希望地理科學界的同仁，切不要輕視技術，高新技術恰恰是新理論、新應用的強大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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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當今時期，在源遠流長、積淀豐厚而又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中國文學研究不斷面臨學科交融、學術創新的嚴峻挑戰之際，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學科意義
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嘗試與探索，是基于對目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的雙重選擇的結果。
文學地理學，顧名思義，即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而成的跨學科研究，其學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選擇：1、從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2、從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3、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交叉學科；4、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5、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方法。鑒于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尚處草創階段，難免見智見仁，我想不妨先從中抽繹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組合如下：
1、文學地理學是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
2、文學地理學并不是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簡單相加，而是彼此有機的交融；
3、文學地理學之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地位并非對等關系，而是以文學為本位；
4、文學地理學研究主要是為文學提供空間定位，其重心落點在文學空間形態研究；
5、文學地理學既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可以發展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乃至成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據此，大致可以將文學地理學扼要概括為：“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文學地理學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貫地理；2、作家活動地理；3、作品描寫地理；4、作品傳播地理等四個層序，通過對這四個層序動態的、立體的、綜合的分析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更真切地了解文學家的生態環境，復原經過文學家重構的時空場景，揭示隱含于文學家意識深層的心靈圖景，而且還可以由此探究文學傳播與接受的特殊規律。這里，需要特別關注一下文學地理學中“地理”之于“文學”的“價值內化”作用，所謂價值內化，就是經過文學家主體的審美觀照，作為客體的地理空間形態逐步積淀、升華為文學世界的精神家園、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動力。有感于《紅樓夢》又名為《金陵十二釵》，且反復出現“金陵”意象，我曾作過一次粗略的統計，結果發現《紅樓夢》一書中出現“金陵”（或南京）竟達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時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麗著美好的童年生活在與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強烈對比中，不斷內化、升華為具有精神原型意義的理想世界，積淀為具有精神原動力作用的“金陵情結”。再如魯迅先生的系列“故鄉”小說，則為我們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鄉” 價值內化為“故鄉情結”的另一經典案例，也同樣具有普遍性的啟示意義。
文學地理學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發現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文學空間，其次是從文學空間的視境重釋與互釋文學時間，最后則是重新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這對于推動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創新――無論在個案研究的微觀方面，還是在文學史研究的宏觀方面，都有重要意義與價值。正如一切物質都是時間與空間的同時存在一樣，文學的存在也離不開時間與空間兩種形態，而文學的研究也同樣離不開時間與空間這兩個維度。文學史，只有當其還原為時空并置交融的立體圖景時，才有可能充分重現其相對完整的總體風貌，因此，文學地理學對于文學空間研究形態的拓展與深化，既在理論層面上更符合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的內在需要，同時也可以在現實層面上反思與補救當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的明顯缺失。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是19至20世紀之交在中國文學變革與西方文學理論傳入的雙重作用下興起的。爾后，經過代代學人持續不懈的努力，中國文學史――無論是通代文學史還是更為精細的分類專題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與成果，成為中國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縱觀百年以來不斷涌現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著作，其中最為流行的是注重時間一維的單向度的線性范式――姑且稱之為“藤瓜范式”，即文學史的時間進程為“藤”，作家作品猶如結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時而進。這種“藤瓜范式”看似提綱挈領，脈絡清晰，實則往往是對文學史研究范式的單向度的片面構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過于注重時間一維的線性演進，而普遍忽視空間形態及其與時間形態內在交融的立體圖景，結果不能不以犧牲文學史本身的多元性、豐富性為代價。
今天，當我們面對百年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與不足，面對學術界關于“重寫文學史”的學術爭鳴與期待，我認為有必要重溫一下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所提出的意見：“茍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后，空間離合，而總匯于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 這里，陳寅恪先生特別強調編著文學史應做到“時間先后”與“空間離合”的兩相融合，的確很有預見，也很中肯，對于克服長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構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學史范式頗有借鑒意義。
文學地理學注重從文學空間的嶄新視境，從一個新興交叉學科的嶄新平臺，重新審視一切文學現象、形態與規律，其意義遠不止停留于文學的空間研究，它將直接或間接地催化中國文學研究視野、理論與方法的重大變革，為其注入新的精神養液與活力。
理論創新
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建立與進展，首先有賴諸多具體研究成果的累積，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創性意義的理論創新的支撐。
追溯中國文學地理的研究實踐，可謂源遠流長，比如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所論《詩經?國風》的地域特點，注重以風俗為中介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學作品的關系，堪稱早期地理與文學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關于文學地理或區域文學的論述，在歷代的文集、詩話、筆記等中屢屢出現，但多隨感而發，缺少必要的邏輯推繹與理論闡述。到了20世紀，在首尾兩次略為相似的“文化熱”的激發下，傳統的文學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紀初伴隨西方文化地理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而發生近代轉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等；繼之則在世紀末再現復興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單篇論文之外，還陸續出現了以曾大興先生《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術專著。袁行霈先生《中國文學概論》也曾列專章《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討論。此外，楊義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圖志》，雖然不屬于純粹的文學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學與民族學、地理學研究的結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這些都對中國文學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積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從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科要求衡量之，學術界對此還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關研究普遍存在著兩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論創新；二是體系建構，需要同時加以重點突破。其中理論創新是文學地理學學科得以建立和發展的生命與靈魂，但嚴格地說，迄今為止尚無具有原創性意義的理論建樹，因此，這方面的重點突破，最為迫切，但難度也最大。鑒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作為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兩大理論支柱。
“場景還原”說的要義，就是從文學概念或對某種文學現象的概括向具體鮮活、豐富多彩的特定時空場景還原，向更接近于文學存在本真的原始樣態還原。真正的文學研究如同文學創作，切不可舍棄那些具體可感的特定文學時空場景，更不可舍棄發之于那些生動鮮活而蘊義深遠的特定文學場景的真情感動。茲舉兩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陳亮自東陽赴上饒拜訪退閑在家的辛棄疾，二人同游鵝湖，共飲瓢泉，長歌相答，極論世事；陳亮小住十天后，兩人又同去紫溪拜會朱熹，未見，陳亮先行東歸。別后第二天，辛棄疾為挽留陳亮，一路追去，至鷺鷥林，雪深泥滑，獨飲小村，夜宿吳氏泉湖四望樓，忽聞鄰笛凄涼，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賀新郎》詞（把酒長亭說）。五天后，陳亮奉原韻賦詞《賀新郎》（老去憑誰說）以答。別后，辛棄疾又作《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寄之。兩人都在詞中寄寓壯志難酬的悲憤和一致主戰的心愿。二是清代順治十五年（1658）四月，吳兆騫因丁酉科場案為仇家所誣，長流寧古塔后，顧貞觀、徐乾學、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終以文才打動納蘭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吳兆騫在歷經長達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寧古塔返還京都，徐乾學大設宴席，親朋紛紛前來相賀。酒過數巡，徐乾學起身賦詩一首，徐元文、納蘭容若、潘耒、馮溥、陳其牟、王士禎、吳樹臣、尤侗、毛奇齡等次韻奉和，吳兆騫本人也當場賦作《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次原韻》詩：“金燈簾幕款清關，把臂翻疑夢寐間。一去塞垣空別淚，重來京洛是衰顏。脫驂深愧胥靡贖，裂帛誰憐屬國還？酒半卻嗟行戍日，鴉青江畔度潺。”……此景此情，的確令人感嘆不已，感奮不已，它不僅留給我們一幅幅具體可感、形象生動的文人生活圖景，而且也一同賦予我們一種震撼心魂的信念與力量。所以，所謂“場景還原”說，既是對一種鮮活生動、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學樣態的回歸，同時也是對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歸。
然而，就文學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來看，特定的具體的文學場景畢竟僅僅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單元，無數個文學場景的組合與演進，才能構成整體的文學時空圖景。鑒此，我認為有必要在“場景還原”說的基礎上，再提出“版圖復原”說，版圖之“版”，意為戶籍，《周禮?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為戶籍之意；版圖之“圖”，意為地圖。版與圖組合為版圖，既可通指一國的疆域，同時又可分指經濟、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狀態，如政治版圖、經濟版圖、文化版圖，等等。文學地理的核心關系是文學家與地理的關系，其中文學家是主體，是靈魂；地理是客體，是舞臺。文學家的“戶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學活動空間與舞臺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學家的“戶籍”又非凝固不變，而是始終處于活動之中的，因此以文學家為主體與靈魂、以地理為客體與舞臺的文學版圖也就始終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文學版圖的復原即是通過文學家的籍貫與流向，還原為動態、立體、多元的時空并置交融的文學圖景，此即“版圖復原”說的精髓所在。
“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是相互貫通、相得益彰的。整體的文學版圖是由無數個具體的文學場景組合而成，作為文學版圖中的主體與靈魂的文學家無不處于具體的文學場景之中，具體文學場景的變化必然會引發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而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又決定著具體文學場景變化的方向與節律。如果說，文學版圖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整體的概念，那么文學場景則為具體、特定的時空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復的，是高度個性化的時空組合。因此，把握了文學“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精神實質，并將兩者有機地融為一體，相信可以在微、宏觀兩個層面上為建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術體系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學地理與中國文學地理獨特性的模式泛化現象與傾向。
體系建構
對于中國文學地理學而言，理論創新與體系建構就如靈魂與骨架，無魂不活，無骨不立，兩者缺一不可。以“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為兩大理論支點，然后通過重點提煉“本土地理”、“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區系輪動”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與范疇予以密切配合，這就為“理論創新”之“靈魂”與“體系建構”之“骨架”的融會貫通與邏輯轉換鋪平了道路。
體系建構既是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另一需要重點突破的關鍵所在，也是標志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形成的核心成果。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的最為關鍵的要素來看，首先是文學家籍貫分布，然后依次為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最后歸結為區系輪動。這如同一個啞鈴結構，文學家的籍貫分布是整個文學地理的基礎和始點，但它是靜態的、平面的、單向的，與此相對應的區系輪動則是動態的、立體的、多元的，而中間最重要的三個環節分別相當于“動脈”、“心臟”、“靈魂”的功能與作用。
1、流域軸線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動脈”的作用。黃河、長江、珠江、運河四大流域三橫一縱的展開，猶如四大動脈貫通于中國文學版圖之上，彼此在伴隨中國文學版圖自西北向東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繼發揮主導作用。其中黃河流域軸線具有先發優勢，長江流域軸線具有次發優勢，珠江流域軸線具有后發優勢，而運河流域軸線則在溝通黃河、長江兩大流域而構成中國文學版圖中的“黃金水網”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與京杭大運河相配合，一同構成環東南沿海的弧形“黃金連線”，此與運河與黃河、長江三河交匯的“黃金水網”一同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家最密集的分布區。
2、城市軸心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心臟”的作用。城市軸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間結構和行政關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國文學版圖的構成與演變中所發揮的最為核心的作用――不僅城市本身成為最活躍、最重要的文學活動舞臺，而且也是進一步驅動文學版圖演變的核心動力所在。由于黃河、長江、珠江、運河四大流域在中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國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這四大流域軸線上，流域軸線為城市軸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條件，而城市軸心的轉換又帶動著流域軸線的移動，彼此連為一體，密不可分。與此同時，城市軸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設立與調整中，推進城市軸心體系的完善與軸心功能的發揮，然后在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納和積聚各種文學資源，發揮文學軸心作用，成為文學版圖的“心臟”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開創的“雙都軸心”源遠流長，別具一格，是城市軸心體系中的核心所在。由“雙都軸心”將不同等級的城市網絡連為一體，并通過“京都情結”的內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將各地的文人群體吸納其中。
3、文人群體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靈魂”的作用。作為文學活動與創作的主體，文人群體的流向隨時都在改變著并最終決定著中國文學版圖的整體格局，決定著文學區系輪動的方向與節律。文人群體的整體地域流向，總是圍繞不同級次的城市軸心，從外邑流向都城，從邊緣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學、應舉、仕進、授業構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向心力為動力的正向運動；二是由隱逸、貶流構成的離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離心力為動力的逆向運動；三是由游歷、遷居構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向心―離心力為合成動力的交互運動。以上三者，以前者為主導，以后二者為輔助，在“極化―擴散”的對流與互動中，不斷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體也因此而歷經不同的排列組合，然后逐步成長為不同的文學社團與文學流派。
以文學家籍貫地理分布為基礎，然后依次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平面走向立體，從單向走向多元，最后便進入對文學地理區系輪動的動態模型建構與規律探討。綜合中國文學地理的空間分布與時間演變來看，大致可以將其歸結為“內圈”文學區系與“外圈”四大文學區系的輪動與互動。“內圈”文學區系，即指秦隴文學區系、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巴蜀文學區系、荊楚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燕趙文學區系、閩粵文學區系。前六大文學區系分別座落在黃河、長江流域軸線上，燕趙文學區系、閩粵文學區系則分別座落在運河流域、珠江流域軸線上，然后環繞東海岸線而完成區系之間的連接、過渡與轉換。這文學區系既在空間上同時并存，相互影響，又在時間上依次輪動，不斷演化。“外圈”四大文學區系，即指東北文學區系、北部文學區系、西北文學區系、西南文學區系，這是“內圈”文學區系輪動過程中不斷向外擴散并由此構成內外互動的結果，也是各代文學“拓邊”運動的重要成果。
從“內圈”文學區系與 “外圈”四大文學區系的輪動與互動態勢來看，處于核心層面、構成核心動力的，則是“內圈”文學區系 。其在總體趨向上，是從西到東，從北到南，先后經歷了五次循環往復運動，也由此劃開了中國文學地域區系輪動的五個階段。第一次運動始于五帝傳說時代，終于商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齊魯、燕趙、三晉三大區系的三角地帶。第二次運動始于西周，終于戰國，同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齊魯與荊楚文學區系。第三次運動始于秦漢，終于南北朝，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吳越文學區系。第四次運動始于隋唐，終于南宋，同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吳越文學區系。第五次運動始于元代，終于清代，依次從燕趙文學區系向齊魯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仍落在吳越文學區系。
創新能力的培養關鍵在基礎教育，學科教學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地理教師要不斷探索教育規律，運用恰當的教學方法傳授知識，適應地理教學的需要。
一、激發學生的創造動機和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
正確的學習動機是學生學習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的內在動力。在地理教學中要讓學生懂得創新的重要意義。創新是時代的呼喚，創新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要，創新也是個人自我發展的必備素質和未來競爭的前提。一個國家擁有創新人才的多少，將決定經濟發展的快慢和科技進步的大小。當學生明白了創新的意義后，他們就會產生強烈的創造動機和責任意識，自覺地為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和美好的人生去創造。
應讓學生充分地參與，讓學生通過觀察思考，自己提出問題，發現問題，確定探究課題，自主探究，自主得出結論。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探究學習的目的。不論是學生探究的能力，還是學生的問題意識和探究創新精神，都只有通過親身實踐才能逐步形成。
二、在搜集思考中求最佳
中學生已經養成一個問題連續思考并產生多種想法的好習慣。針對這一特點，教師擬定一個問題供大家討論，集思廣益，待大家充分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方法后，教師從中選擇出共識，得出一個最佳方案，這種思考方法與學習方法的作用在于，學生討論選擇中都會提出有創見性的獨特見解，以及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徑。在熱烈的討論中迸發出創新的思想火花。這些設想與建議是地理課本中找不到的，是學生自己利用所學知識結合創新意識思索出來的，也體現了學生集體的智慧。
三、將相關學科知識運用到地理教學中
作為自然學科，在地理學習中還要運用其他學科的知識。這就要求教師要熟悉相關學科知識并恰當運用到地理教學中，開拓學生的視野和思路，促使學生創造能力和多方面思維能力的增強。學科之間的聯系是對教材的補充和延伸，教師要有的放矢，恰如其分地運用到地理教學中，不斷培養學生的地理思維能力
四、打破常規求創新
現在的地理教學中，教師應該把課堂上的知識轉化成現實中的問題，以提問的方式講授知識。這類問題的提出會使學生不拘泥于固有的思維定勢，不局限于既定的理解，從而擺脫了固定思路的束縛，拓寬了學生的思路，并有創造性地認識地理現象，活躍學生的思維，激發學生的獨創熱情。教材中要解決的問題很多是已知的、現成的，常常是一個答案。僅對教材中已有的標準答案進行記憶，思維會在定式化了的、封閉狹窄的、受到各種限制的單軌思路上發展而導致思維的刻板僵化形成，消極的思維定勢，這對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十分不利。教師要注意搜集克服思維定勢的信息并設計獨具匠心、激發學生探究心理、打破思維定勢傾向的問題，啟發學生從新的角度、相反方向、不同途徑去思索和探討。
五、培養綜合創新思維
創新思維并不是一種獨立的思維類型，而是多種思維方式的綜合。創新活動本身是一種探究活動，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中，包含著許多曲折反復的因素，因而需要有多種思維方式的參與。只有突破刻板思維的約束，綜合靈活地運用多種創造性思維方法，才會有非同尋常的創造。思維過程中少不了分析綜合。沒有分析，認識不能深入，沒有綜合，認識不能提高，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緊密結合的。
為此，地理教學中應嚴格遵循“分析——綜合——再分析——再綜合”的規律，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通過對各種地理現象的分層剖析，將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辨析清楚，再加以綜合概括，這樣既能獲得完整的知識，又能激發和活躍學生的創新思維]。
六、積極開展課外活動，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
要開拓學生視野，提高思辨能力，培養創新精神，就必須開展地理課外活動，讓學生將所學課本知識與日常生活、生產實際和社會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地理課外活動是地理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課堂教學的補充與延伸，而且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形式，它是更廣闊、更生動、更富有吸引力的大課堂。
綜上所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我們相信，在高中地理中不斷深化創新教學，一定會為學生開辟出一片創新教育天地，為21世紀培養出更多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人才。
參考文獻：
[1]劉涌2006高中地理教學中創新能力的培養[J]科學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14）46-0235-03
人文地理學是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側重于研究人類活動的空間差異和空間組織以及人類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人文地理學在高校地理科學及相關專業的課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強對學生的人文地理學的教育，有助于豐富其科學認知，培養人地協調的思想，更好發揮人文地理學在私人決策和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新時期以來，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編寫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對我國人文地理學的教學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與國外同類教材相比，教材在內容、體系等方面仍存在諸多不足。伴隨新時期大學課程改革，探討我國人文地理學教材編寫問題，對人文地理學概論課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李同升和趙榮曾對國內外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特點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對新世紀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內容體系提出了有見地的設想；湯茂林對英美國家的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作了諸多評析，對國內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編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本文試通過對90年代以來，我國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進行分析，從教材的組織結構、表現形式、學術規范等方面指出其優缺點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編寫設想。
一、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類型
筆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共7種，分別出版于1991～2013年。這些教材在不同時期被我國各個大學地理科學及相關專業廣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結構和體系，可歸納為以下3種類型：
（一）理論分析型
這類教材以王恩涌編寫的《文化地理學導論》為代表，教材體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觀分析為主線，與西方的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結構比較相似。教材結構借鑒TerryG·J的《TheHumanMosaic：AThematicIntroductiontoCulturalGeography》。對地理文化現象都是從文化區、文化的起源與擴散、文化生態、文化整合、文化景觀的意義等方面進行分析，層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顧朝林編寫的《人文地理學導論》與其相似，側重理論分析、方法介紹。
（二）總論分論型
這種教材早期以張文奎主編的《人文地理學概論》和金其銘主編的《人文地理學概論》為代表，后期以趙榮的《人文地理學》和陸林的《人文地理學》為代表。教材采用先總論后分論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總論部分介紹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史、研究對象、基本理論、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論部分介紹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農業、工業等屬于人文地理學分支學科的基礎內容。
（三）概括論述型
這類教材以陳慧琳的《人文地理學》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內容比較簡明，在邏輯結構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學的基礎理論貫穿于人地關系的經濟、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個研究對象設置章節，最后探討人地關系的時間、空間演變，研究各要素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的龐大知識內容上升地理學的學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讓讀者不再感覺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是各分支學科的簡單堆砌組合，這是與總論分論型概論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特點及不足
（一）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特點
通過對以上不同類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編寫特色，但從總體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點：教材體系內容上，過去的人文地理學教材重點在于介紹人文地理學的一般研究對象和各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則擺脫了這一傳統，把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礎理論設定人文地理學的基本體系，各分支學科主要作為實例來驗證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題等。在教材風格上，過去追求教材內容的廣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學教材越來越重視從基本概念、理論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學的學科形象，著重介紹人文地理的新視角、新進展以及應用價值。
（二）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國人文地理發展水平和教材編寫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國人文地理學教材存在著以下主要問題：
在教材體系上，大多數教材沒有建立起起既符臺教材特點，又全面準確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內容及其相應的研究方法、基礎理論，以及被學術界公認的邏輯結構，使人文地理學缺乏統一、完整的學科形象。
在基本理論、研究主題方面，不同的教材編寫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為主線，這一點受到了不少教師的批評。有的人文地理學者認為，人文地理學畢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學，人文地理學概論類教材不應該以文化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關系為主線貫穿始終，但此類教材內容較淺，難度過小。
在時代性上，現有教材在編寫內容方面落后于時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緩慢；教材引用著作較多，論文較少，時代感不強。
在學術規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別人的著作卻未在文獻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參考文獻。
三、新世紀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編寫思路
（一）理想的概論教材框架結構
對于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框架的探討，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義的建議，認為新世紀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在內容體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人文地理學發展歷史；第二部分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第三部分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層次的哲學方法論以及相應的傳統野外調查方法以及隨著時展出現GIS、遙感等新技術方法的運用；第四部分為人文地理學的基礎理論，包括傳統的人地關系理論、農業區位論、工業區位論、中心地理論等以及新近發展的文化轉向和計量轉向，女性主義視角等理論；第五部分為人類活動的空間分布、歷史演變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第六部分為人地關系存在矛盾及其解決手段。
（二）以理論和研究方法為重點、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與自然地理學、地理信息系統等其他相鄰學科相比，人文地理學發展到目前為止缺乏統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論體系，基礎理論存在不同的意見，一些理論多從其他學科借用而來，或者學習外國的一些先進理論，這不僅是教材編寫的問題，更是學科發展的問題。在教材編寫中要注重介紹不同的理論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論導向，這也有助于未來青年學生、青年地理學者的成長發展。
（三）案例分析與方法介紹并重
以理論分析為重點，并不意味著忽視區域人文地理和部門人文地理實際，教材可以采用區域地理的內容和案例來驗證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從而加深學生對前者的理解。教材編寫中，將案例分析與理論方法介紹有機結合起來來解決這一問題。對每一種社會文化景觀現象，應從典型案例分析著手，結合案例分析和研究問題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再進行理論總結。
（四）遵守學術規范
規范嚴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應附有相應的參考文獻，論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進行準確標注。國內李小建主編的《經濟地理學》可堪稱是地理學教材中遵守學術規范的典范，不僅在章末的參考文獻進行準確標注，在章節內文里面也嚴格注明。樹立嚴格學風是學術的根本，教材對于參考文獻的標注理應規范，這有助于培養青年學生遵守學術規范的良好習慣。
（五）編寫配套教材、翻譯外國同類教材
與經濟學等其他學科相比，人文地理學配套教材及翻譯的外國同類教材較少，甚至沒有。迄今為止，我國所翻譯的人文地理學導論教材還是2O世紀8O年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會與空間》，翻譯外國優秀教材是當務之急；另外教材編者應結合主教材內容，編寫配套相關教學資料等。
組織行為學是近二十多年管理學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獨立的新學科，它是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生理學 等原理在（教學）管理中的運用，屬于多學科相交叉的邊緣學科。實踐證明，加強組織行為學的研究和應用， 對于調動教學的主體——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提高教學管理水平，提高教學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組織行為學是采用系統分析的方法，研究一定組織中（地理教學活動）人的（學生個體）心理和行為的規 律，從而提高管理人員（地理教師）預測、引導和控制人（學生）的行為的能力，以實現組織（地理教學）既 定目標的科學。它的任務就是使管理者（地理教師）能夠掌握勞動者（學生個體）的心理和行為發展變化的規 律性，提高對勞動者（學生個體）心理和行為的預測能力和引導與控制能力，以便及時協調學生、集體、地理 教學活動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他們與學校、家庭、社會環境的關系，更充分地調動和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創 造性，探索并做出最優的教學組織設計，以保證地理教學目標的實現、地理教學任務的完成。
二、提高準備階段動態質量的方法
提高準備階段動態質量的理論基礎是組織行為學的激勵理論。下面是按照其主要激勵理論來設計的方案。
1.根據需要理論來設計
需要理論是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等人提出的。需要是客觀存在，并且有層次，因而教師要：
（1）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
教師要找出學生相應的激勵因素，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來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以引導和控制學生的行為 ，實現組織目標。具體地講，就是把課本知識點按需要層次分類、組合。例如：高中地理中這樣的知識點組合 結構有利于學生掌握。
A.（空 氣） 低 層 大 氣 氣 候
CO[,2]的溫室效應 人口
< 酸雨危害 工業<
臭氧層空洞 城市
B.（食物）糧食種類分布糧食問題農業狀況。
對于作為教學的客體——教師來說，在地理教學內容設計上應體現出對地理教材內容（包括基本知識、技 能）處理的層次性。
（2）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
學生的個體差異很大，因而可將學生按不同要素進行分類，設計提問的題目時，要考慮不同分類的學生。 如：學生學完高中地理第一章后，可設計以下不同難度的題目：
極晝是地球自轉形成的嗎？（難度較低）
某地8時日出，晝長為多少小時？（難度中等）
當西半球全部為晝半球時，太陽直射點在哪里？（難度較高）
2.根據強化理論來設計
強化理論是操作條件反射的核心，它是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金納提出的。強化理論的實用范圍很廣 ，這里僅從三個方面來闡述：
（1）積極強化
積極強化的主要方式有：①精神強化。給學生創造、提供施展才華的機會和環境。如在上高中地理（上冊 ）第一章第三節：月球和地月系（自學教材）時，要求學生自己看，然后寫出對月球的認識，體裁可用故事、 寓言、童話、散文、論文、詩歌等多種形式，寫成后，叫學生自愿到講臺前朗誦，結果學生活動積極，激勵水 平較高，教材知識掌握較好。②物質強化。如利用部分班費或勤工儉學收入購買課外讀物、學習用具等在階段 性考試、檢測、學科競賽中成績優異者進行獎勵。③聯合強化。如會考得A者可以班級為單位組織暑期近地觀光 旅游等。
（2）適當“懲罰”
適時適度的“懲罰”可以樹正壓邪，鞭策后進。如對學習偷懶者明令規定要背誦四大洋的面積、深度、溫 度等；會考不過關者可在植樹節時，要求比別人多栽5棵樹等。
（3）消極強化
如果把會考成績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全省統考會考成績，占80％；一部分是教師平時考查考試成績，占 20％。這樣，即使一些對這門課不感興趣的學生，為了“過關”，也會按要求強迫自己完成地理學習任務。
3.根據期望理論來設計
期望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弗羅斯提出的。激勵水平取決于期望值和效價的乘積。M（motivation）＝（exp ectency）×（valenc）。
比如兩個參加地理會考的學生，一個學生估計他能夠過關的可能性為30％，概率為0.3；另一個估計能過關 的可能性為80％，概率為0.8；前一個學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效價可算為3，后一個十分重視， 效價可算為 10，代入上面的公式，則得出激勵水平是不相同的。
前一個學生M＝0.3×3＝0.9，
后一個學生M＝0.8×10＝8。
因此，教師在上課前，要將學生的心理動態摸清，然后及時下藥，正確指導，分灶吃飯，才能取得較高的 激勵值，從而提高地理教學質量。
三、需要說明的幾個問題
應讓學生充分地參與，讓學生通過觀察思考，自己提出問題，發現問題，確定探究課題，自主探究，自主得出結論。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探究學習的目的。不論是學生探究的能力，還是學生的問題意識和探究創新精神，都只有通過親身實踐才能逐步形成。
二、在搜集思考中求最佳
中學生已經養成一個問題連續思考并產生多種想法的好習慣。針對這一特點，教師擬定一個問題供大家討論，集思廣益，待大家充分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方法后，教師從中選擇出共識，得出一個最佳方案，這種思考方法與學習方法的作用在于，學生討論選擇中都會提出有創見性的獨特見解，以及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徑。在熱烈的討論中迸發出創新的思想火花。這些設想與建議是地理課本中找不到的，是學生自己利用所學知識結合創新意識思索出來的，也體現了學生集體的智慧。
三、將相關學科知識運用到地理教學中
作為自然學科，在地理學習中還要運用其他學科的知識。這就要求教師要熟悉相關學科知識并恰當運用到地理教學中，開拓學生的視野和思路，促使學生創造能力和多方面思維能力的增強。學科之間的聯系是對教材的補充和延伸，教師要有的放矢，恰如其分地運用到地理教學中，不斷培養學生的地理思維能力
四、打破常規求創新
現在的地理教學中，教師應該把課堂上的知識轉化成現實中的問題，以提問的方式講授知識。這類問題的提出會使學生不拘泥于固有的思維定勢，不局限于既定的理解，從而擺脫了固定思路的束縛，拓寬了學生的思路，并有創造性地認識地理現象，活躍學生的思維，激發學生的獨創熱情。教材中要解決的問題很多是已知的、現成的，常常是一個答案。僅對教材中已有的標準答案進行記憶，思維會在定式化了的、封閉狹窄的、受到各種限制的單軌思路上發展而導致思維的刻板僵化形成，消極的思維定勢，這對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十分不利。教師要注意搜集克服思維定勢的信息并設計獨具匠心、激發學生探究心理、打破思維定勢傾向的問題，啟發學生從新的角度、相反方向、不同途徑去思索和探討。
五、培養綜合創新思維
創新思維并不是一種獨立的思維類型，而是多種思維方式的綜合。創新活動本身是一種探究活動，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中，包含著許多曲折反復的因素，因而需要有多種思維方式的參與。只有突破刻板思維的約束，綜合靈活地運用多種創造性思維方法，才會有非同尋常的創造。思維過程中少不了分析綜合。沒有分析，認識不能深入，沒有綜合，認識不能提高，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緊密結合的。
為此，地理教學中應嚴格遵循“分析——綜合——再分析——再綜合”的規律，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通過對各種地理現象的分層剖析，將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辨析清楚，再加以綜合概括，這樣既能獲得完整的知識，又能激發和活躍學生的創新思維]。
六、積極開展課外活動，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
要開拓學生視野，提高思辨能力，培養創新精神，就必須開展地理課外活動，讓學生將所學課本知識與日常生活、生產實際和社會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地理課外活動是地理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課堂教學的補充與延伸，而且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形式，它是更廣闊、更生動、更富有吸引力的大課堂。
綜上所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我們相信，在高中地理中不斷深化創新教學，一定會為學生開辟出一片創新教育天地，為21世紀培養出更多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人才。
論文關鍵詞：高中地理教學創新能力
論文摘要：21世紀，知識創新及其創造性的應用將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而其中，創新能力是創新教育的核心。本文就高中地理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進行思索。
創新能力的培養關鍵在基礎教育，學科教學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地理教師要不斷探索教育規律，運用恰當的教學方法傳授知識，適應地理教學的需要。
參考文獻：
[1]劉涌2006高中地理教學中創新能力的培養[J]科學教育；
地理新課改全新定義了課堂教學的教學觀、師生觀，地理教師應由知識的傳播者轉變為學生學習的促進者、指導者與合作者。教師角色的轉變，學生學習方式的改變，課程理念的刷新，引發對教師教學質量評價的方向變革。依據新課程評價目標的要求，課堂教學評價要沿著促進教師成長的方向發展。“促進教師成長就必須建立促進教師不斷提高的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指標體系的內容分教師教學的評價和對教師素質的評價兩方面。本文主要從地理教師教學質量方面進行評價指標體系的探討與構建。
一、地理教師教學質量評價模塊的新闡釋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現代教學設計理論認為，課堂教學過程運行前的有針對性的教學準備即教學設計是課堂教學活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為教學過程制定藍圖，規定教學方向和大致進程，以解決地理教學問題為宗旨，促成教學目標實現的一整套有序的方案。科學可行的教學設計能夠減少和克服地理教學活動的隨意性、盲目性，增強和提高地理教學活動的有效性和可控性，達到提高地理教學質量的目的。可見，教學設計是有效教學的前提，是課堂教學質量評價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對地理教師教學質量的評價應分兩個模塊進行：一是教學設計水平的評價，二是教學過程運行的評價，前者是靜態的，但規劃了動態的教學過程，后者是動態的，是對靜態的教學設計的實施。
二、促進地理教師成長的教學質量評價指導思想
1．對教師教學設計水平進行評價，指標滲透課程和教學設計理念對教師教學設計水平進行評價，指標要著眼于地理新課程理念和現代教學設計理論。通過全面細致的指標設計來促進教師對系統理論、學習理論、地理教育教學理論、傳播理論四大設計基礎理論的學習與應用，促進地理教師對新課程理念、專業知識的深入鉆研，完善教學設計要素，提高教學設計水平，掌握課堂教學技巧，達成課堂教學實效。通過奠定科學的教學設計評價指標的導向性地位，確實為有效教學提供前提和保障，促進教師不斷成長。
2．對課堂教學過程進行評價，指標體現“為學而教”“以學論教”地理新課程教學過程評價應打破關注教師行為表現、忽視學生參與學習過程的傳統課堂教學評價模式，而建立起“一切為了每一個學生發展”的“為學而教”“以學論教”的發展性課堂教學評價新機制。“為學而教”即評價指標從學生主體地位出發，考慮學生“學”法的認知特點，在知識傳授上強調為學生重組認知結構，搭建認知橋梁；在知識的理解上，關注學生經歷與體驗，注重創設情境；在知識的應用上，極力為學生提供實踐或練習的機會；在方法上不僅教學生學會，還教學生會學的方法；在情感上，采取多種策略讓學生好學、樂學、勤學。
“以學論教”即課堂教學評價的關注點轉向學生在課堂上的行為表現。地理教育國際表明：2l世紀要培養活躍而負責任的公民。活躍、責任應通過學生的地理課堂參與度中行為來顯現和培養，生動而富活力的課堂互動景象，正如一面鏡子，真實地反饋地理教師課堂教學的效果。對學生課堂上的行為表現主要從學生的情緒狀態、注意狀態、參與狀態、交往狀態、生成狀態、思維狀態等諸多方面進行評價，通過六大“狀態”全面捕捉學生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的獲得以及相應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動態變化與發展。
基于“為學而教”“以學論教”體現“教師的教”真正服務于“學生的學”的教師教學質量評價觀，是對傳統教學理念的新突破，是新課程評價改革的著力點。
3．評價指標的陳述應具有診斷性、可操作性傳統的評價指標內涵有著外延無限、“空、范、大”等弊端，增加了指標把握難度。我們認為評價指標體系應是一套可供比照甄別的價值判斷標準，指標設計的科學、合理則能事半功倍，達成評價的目的，起到信息反饋，改進教學的作用，否則評價工作流于形式，使師生產生抵觸、厭倦情緒。教學質量評價指標實際是對教師課堂教學前的準備工作、課堂中的教學策略、方法、師生互動景象及教學課堂氛圍等等內容進行達標衡量的一系列評價標準或評價目標。根據馬杰行為目標陳述法，目標陳述應當可觀察、可測量，能使教師根據目標陳述對學生標作出清晰準確的判斷與評價。同理，對地理教師教學過程評價指標的陳述也應當是具有可測量性的，應當用易診斷、可操作性的語言加以陳述與界定，即指標的陳述可通過對教學活動的實際觀察、測量得出較準確的評價結論，亦即使參評人員一語讀之可診斷，一筆評之可操作，如“提問設計具有啟發性、激思性”。對于部分評價指標還可以“條件+目的”的結構形式作細致化的陳述，加強指標的易診斷性、易操作性(如例1、例2)。
其中“條件”是教師從學出發所采用的教學策略，“目的”則是學生對知識、方法的掌握或行為所發生的變化。
三、促進地理教師成長的教學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教學設計水平模塊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教學設計是教師教學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完整的教學設計要素由背景分析、教學目標、教學策略、教學媒體、教學過程等內容組成(對課堂教學過程的評價指標在后面單獨構建)。其中背景分析常常是絕大多數地理教師教學設計中易忽視和缺失的部分；教學目標陳述模糊也是地理教師的共性，其陳述技術應體現現1受學設計理論中的“行為目標法”“內外結合法”“表現性目標”三種價值取向的靈活性；教學策略和媒體的運用應以新課程理念為指導，注重學生自主、合作、探究學習方式，并基于地理知識屬性采用相應的策略，促進學生知識的遷移和技能的形成，形成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這些都是評價指標設計的重點所在。
2．教學過程模塊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為學而教”指標體系構建，從知識傳授、理解、應用、方法等方面進行基于地理學科特色的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學過程評價設計(見表2)；“以學論教”指標從反映學生課堂參與度的六大“狀態”進行構建與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