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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討論和上述問題相關的新興經濟增長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新興經濟的增長速度新調整；第二，從歷史上新興經濟增長軌跡看目前的調整；第三，政策選擇和未來展望。 新興經濟增長速度新調整
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速度確實在放慢。圖1記錄了1993年到2013年歷次新興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縱坐標是經濟增長放慢的新興經濟占新興經濟的百分比， 如果超過75%的新興經濟增長放緩，我們就認為新興經濟增長整體在放緩。
過去20年， 在墨西哥危機、亞洲金融危機、IT股市危機，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新興經濟都出現整體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我們的觀察表明，從2011年開始一些新興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開始放緩，到2013年下半年，已經有80%的新興經濟出現了經濟增長放緩，由此可以判斷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速度確實在放緩。
目前新興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如圖2所示，我們的模型表明，過去兩年，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了1.35個百分點。其中外部需求疲軟形成約1.15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也有相當一部分因素是內部結構性問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造成宏觀結構失衡，內部經濟結構問題形成約0.6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同時，應對外部需求疲軟， 一些新興經濟動用財政刺激和寬松貨幣政策和信貸擴張政策支持了經濟增長約0.4個百分點。整體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1.35個百分點，其中同時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兩方面的原因。
外部需求疲軟是全球經濟周期變化的自然結果。進入2013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以刺激政策帶動的反彈周期結束，全球經濟增長進入一個新的中低速調整期。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G20推動下，各國相繼推出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全球經濟反彈強勁，2010年全球經濟增長5.2%。
受2011年歐元危機爆發影響，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從2010年的3% 下降到1.6%，整體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到4%。2012年歐元區經濟衰退，美國經濟受財政消減影響中度經濟增長，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繼續下降到1.2%，但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繼續下降到3.2%。
2013年，由于發達國家經濟疲軟，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也開始下滑，預計全球經濟增長將降低到3%左右。全球經濟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反彈后已經連續四年下滑，危機以來以刺激政策帶動的反彈周期結束。
新興經濟大部分是外向型或出口單一型經濟，經濟增長歷來受外部需求和外部資金流動影響較大，對外部經濟金融環境變化高度敏感。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強有力的外部經濟環境，包括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升，大幅度改善的大宗商品貿易條件，額外提振了新興經濟GDP的增長（見圖3）。
全球貿易開放，全球貿易增長大大快于全球經濟增長，有利于新興經濟出口，增加總需求。其中向中國和美國出口的新興經濟通過貿易增長大幅提振了經濟增長，而歐元區因為經濟衰退對新興經濟出口帶動作用弱小（見圖4）。
同時，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推出的非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推動了資本向新興經濟的流動，新興經濟比較容易得到外部資金支持，融資成本也由此大幅下降。我們估算新興經濟平均融資成本下降了460個基點，其中外部流動性條件的改善幫助融資成本降低大約340個基點，新興經濟內部宏觀條件改善幫助融資成本降低大約120個基點。在外資流入新興經濟時， 也推動了新興經濟貨幣和信貸周期性擴張，這也拉動了總需求向上。
現在這些利好因素都在改變。由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石油價格、大宗商品、金屬產品和農產品的價格都在經歷從快速上升階段向下降階段的轉變，因此，對于大宗商品出口國，過去幾年由于貿易條件改善提振的經濟增長部分消失了。外部需求疲軟同樣導致了新興經濟出口增長速度的放慢。
由于美聯儲退出非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國的長期利率水平（十年期國債利息水平）已經從最低點上升了近100個基點， 我們估計在2014年還會繼續上揚，由此也將影響全球利率水平逐漸上升，而新興經濟利率上揚速度會更快。美聯儲經過實施非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流動性充裕，大量資本流向新興經濟，我們估測，因為非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帶給新興經濟體的外資金額高達4700億美元。
美聯儲退出非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新興經濟也會面臨資本撤出的挑戰， 一如我們在2013年5月到8月期間已經觀察到的。由此，新興經濟在過去幾年里享受的資金寬裕和便宜的融資環境也在發生根本的變化，這也在影響總需求。
新興經濟內部宏觀失衡，也是形成近期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連續多年強勁經濟增長下，一些新興經濟也逐漸積累了內部的宏觀失衡，表現為財政赤字上升、貨幣增長過快和信貸過熱、經常賬戶赤字上升，通貨膨脹也逐漸抬頭。當外部需求強勁時，一些必須的結構改革也被拖延。
這些問題往往被較高的增長速度所掩蓋，而一旦外部需求疲軟， 內部宏觀失衡的問題立即暴露，推動經濟的進一步下滑。我們的模型預測，這些內部宏觀失衡和結構問題整體形成了新興經濟0.6個百分點的GDP增速下降。由此，新興經濟在外部經濟金融環境變化、內部宏觀基礎惡化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需要進行調整在所難免。 從新興經濟增長軌跡看目前調整
新興經濟增長和趕超的道路從來都不平緩。正如我們在圖1看到的，過去20年，新興經濟經歷了多次的增長速度放慢， 所以問題的實質不在增長速度放慢， 而在是否有正確的調整政策，穩住經濟增長，并繼續向前發展。
又一次，歷史提供了有趣的案例。我們對1962年-2011年過去50年新興經濟的增長、發展和趕超的軌跡做了一個分析，我們不但關注絕對的新興經濟本身經濟增長速度變化，而且引入了一個衡量新興經濟人均GDP和美國人均GDP（代表發達國家）的差距的指標的變化。因為在現實經濟中，當新興經濟在增長時發達國家也在增長（在此以美國為代表），只有新興經濟人均GDP和美國人均GDP的差距在縮小時，新興經濟才實際在趕超、在發展。在圖5中，縱坐標是新興經濟的平均GDP增長速度，橫坐標是以該年度美國人均GDP為基數，新興經濟人均GDP占美國人均GDP的比重。這個指標我稱之為趕超指標。
回顧過去50年，在上世紀60年代，新興經濟增長強勁，平均增長速度從年均2.8%加速到4%，增長速度在70年代有所放緩，但新興經濟持續保持不斷縮小人均GDP和美國人均GDP的差距，從1960年初只占美國人均GDP的15%達到1970年末占美國人均GDP的22.5%。
此后，全球經濟金融環境發生變化，上世紀80年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金融危機不斷，新興經濟也經歷了兩次拉美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并受到IT股市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在80年代新興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新興經濟人均GDP和美國人均GDP的差距又一次擴大，退回到占美國人均GDP的17.5%的水平。
上世紀90年代新興經濟增長速度回升，但人均GDP和美國的差距并沒有明顯縮小。直到進入21世紀，全球經濟增長強勁，新興經濟增長又一次提速，整個新興經濟體保持6%左右的增長速度，而發達經濟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嚴重下滑。新興經濟的趕超在加速，今天新興經濟的人均GDP達到美國人均GDP的27.5%左右。
這個過程是令人震驚的，因為在過去50年里，我們看到新興經濟有過強勁的經濟增長，國民經濟實力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如果放在世界范圍內，從趕超的角度看，趕超的路途并不平緩，趕超的過程并不理想。
拉美經濟增長軌跡是個典型的案例。如圖6所示，拉美經濟在1962年到1966年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7%左右，已經相當于今天全球新興經濟體占美國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但是此后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長速度從1972年開始急劇下降，之后雖然也有經濟增長速度的提升和趕超的反復，如拉美經濟增長速度和上世紀60年代初相仿， 但人均GDP占美國人均GDP的水平要低于50年前的水平。
縱觀全球，亞洲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和趕超比較成功。如圖7所示，在過去的50年間，亞洲新興經濟保持了持續和穩定的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只在上世紀80年代的全球經濟衰退和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中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但迅速調整后反彈，總體仍保持增長，因此能夠在50年間將占美國人均GDP的水平從12%提高到40%左右。
其中韓國的案例引人注目。如圖8所示， 韓國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了強勁的增長，此后雖然增長速度不斷放緩，但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斷在趕超美國的人均GDP水平。2000年經濟實現了經歷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企穩，將經濟增長維持在3%的可持續水平，并不斷縮小與美國的水平，直到今天達到美國的65%左右。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過程。
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中國的增長和趕超軌跡同樣引人注目。中國的特點是人均GDP起點低，但經濟增長速度非常快，因為起點太低，所以一開始的趕超速度不快。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才開始放緩但企穩，不斷縮小人均GDP與美國人均GDP的差距，如今達到美國的20%左右。
從過去50年新興經濟增長和趕超的軌跡看：第一，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和趕超是一個持續的、長期的、曲折的過程，所以經濟增長的政策要關注長期的可持續性。
第二，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和趕超，外部環境（外部需求）起很大的作用。在全球經濟增長強勁，對新興經濟的外部需求強勁時，新興經濟的增長速度也強勁；而全球經濟疲軟或衰退時，新興經濟也面臨相對發達經濟而言更大的下行壓力。上述案例中，新興經濟的經濟強勁增長和實際趕超也都是外部經濟環境比較有利，全球經濟增長強勁的階段。
第三，由此，由于外部經濟環境的不可控，以及全球經濟金融的周期性波動，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和趕超也是一個波動、反復和曲折的過程，是一個不斷適應變化的外部環境、不斷調整政策的過程。
第四，上述案例展示了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太成功的經歷。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區別就在于新興經濟能否堅持長期的可持續性增長政策，在上升周期避免過熱，在面臨下行壓力時及時經濟調整，政策到位。調整政策決定了新興經濟能否持續地保持經濟增長和趕超。 新興經濟的政策選擇
和未來展望
綜合當前的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和歷史經驗教訓，在目前新興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情況下，新興經濟可以采取哪些應對政策呢？
第一，要充分認識到目前新興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主要是由外部經濟環境變化，部分由內部宏觀失衡引起的。這是新興經濟在經濟增長和趕超之路上無數已經發生的并且會繼續不斷發生的波動和曲折之一，是一個自然的經濟周期過程。新興經濟調整經濟金融政策，適應變化的全球宏觀經濟金融環境，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在此情況下，試圖通過內部宏觀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阻止經濟增長下滑，維持經濟的較高增長很難收到效果，反而會因為過度刺激政策引起宏觀環境惡化，埋下經濟金融危機的種子。
第二，在全球經濟周期性下降的過程中，也是新興經濟調整經濟結構的窗口時機。從長期可持續發展看，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和趕超之路也是一個不斷把經濟增長模式從外需為主調整到內需為主的過程，而外部需求下降是結構調整、加大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好時機。因此，政策一方面要看到經濟增長速度下調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防止經濟大幅下滑和波動時，要從結構調整的角度，而不是從拉動總需求的角度制定政策。
第三，由于新興經濟增長的放緩也伴隨有內部的宏觀經濟金融失調，因此重建宏觀財政、貨幣政策空間，維持宏觀經濟金融穩定也是當前新興經濟調整政策的重要部分。2013年5月到7月，因為美聯儲提出減緩非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經常賬戶赤字高企，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新興經濟受到資本外流、匯率、股市和債市波動的沖擊較大， 再次表明維持宏觀穩定的重要性。
第四，新興經濟要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同時不斷縮小人均GDP水平和美國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實現居民的財富水平不斷提高，最為核心的是要持續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需要把經濟增長政策的關注點從增加規模轉到提高效率，并具體制定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具體措施。
我們對過去50年新興經濟增長軌跡的分析表明，推動持續不斷經濟增長并縮小和發達國家人均GDP差距最為根本的一條就是成功地把經濟增長目標從追求規模轉到追求效率，并制定相應的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措施。
圖9中我們分解了1990年到2010年新興經濟增長中，各種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整體看，相比較其他區域，亞洲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最高， 而且勞動生產率對GDP增長貢獻的比重也最大。但是即便在亞洲，主要貢獻經濟增長的仍然是資本投入，人力資本的貢獻普遍偏低。
圖10具體比較了美國和不同收入水平的新興經濟在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在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新興經濟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只有美國20%的水平。這具體解釋了新興經濟人均GDP和美國人均GDP之間的差距，也表明新興經濟未來發展的潛力和空間是巨大的。
第五，我們對過去50年新興經濟增長軌跡的分析同樣表明，推動持續經濟增長并縮小和發達國家人均GDP差距的另外一條就是有較公平的收入分配，讓全體公民共享經濟增長的果實。這就需要創造和擴大就業機會、打破壟斷，讓居民有進入市場公平競爭和按勞掙得收入的機會。在第二次分配政策偏向窮人之前，需要有較好的初次分配政策和有較好的就業、公平競爭政策。
第六，保證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保證經濟增長的果實被全民共享的根本基礎是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我們對過去50年新興經濟增長軌跡的分析同樣表明，推動持續不斷經濟增長并縮小和發達國家人均GDP差距的還有一條就是在不斷的經濟調整過程中，把經濟政策的關注點從增加規模轉到支持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制度建設上，由此不斷推進建立市場和公平競爭的體制。我們的分析表明，持續完善制度建設是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持續實現經濟增長的最為根本的基礎措施。
經過十多年的強勁經濟增長，全球新興經濟又一次面臨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政策調整。這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是堅持速度還是適時調整，是繼續依靠擴大規模還是大力調整結構，是修復和維持宏觀政策空間與宏觀穩定還是繼續動用資源刺激經濟增長，是強調勞動生產率還是關注投入，是堅定收入分配政策，讓百姓共享經濟增長的果實，還是只關注增長。這一切又一次成為了全球新興經濟的政策選擇。在圖11中，我們的觀察表明，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開始企穩， 2013年新興經濟的增長速度會從2000年到2012年平均速度4.7%降到3%，但是2014年有望提升到3.7%。
二、新常態下新興經濟體轉型發展面臨的困境
新常態下，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日益增加。外部環境的惡化，加之受增速放緩影響而愈發凸顯的國內結構性矛盾，新興經濟體轉型發展面臨著諸多困境。
（一）國際環境帶來的轉型發展困境
增長乏力將是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全球經濟新常態，為尋求新的增長動力，發達國家紛紛推行“再工業化”，減少經濟活動的外包與離岸生產。受國際需求減少影響，以勞動、資源密集型產業為發展動力的新興經濟體，將遭受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出口貿易減少、國內失業率大幅上升等嚴重沖擊。隨著全球分工的不斷深化，依賴廉價勞動力發展起來的新興經濟體，將陷入“保增長”還是“調結構”的兩難境地。同時，美歐日等國發起的量化寬松政策，加深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新興經濟體政策調整難度加大。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結束，新興經濟體國內資本外逃、金融動蕩、通貨膨脹居高難下等都將加大新興經濟體政策落實的難度。除此之外，國際安全形勢動蕩不安，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深，也使得新興經濟體陷入了“促增長”、“防風險”、“保穩定”的多重困境。
（二）內部環境帶來的轉型發展困境
受危機影響，新興國家經濟發展遭受重大打擊，增速放緩，以前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下的產業結構、貿易結構、收入結構等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新興經濟體迫切需要抓住全球結構調整機遇，實現經濟社會轉型。但從整體來看，新興經濟體轉方式、調結構步伐仍相對滯后。新興國家工業化模式多以勞動、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依靠廉價勞動力帶動經濟增長，工資水平受到國內、國際兩方持續擠壓，內需難以擴大，科技創新動力不足。同時，低端產業的長期發展、內外需求的萎縮，也使得產能過剩難題愈發突出，亟需為高端產業發展騰出足夠空間。作為后發國家，新興經濟體還存在資本積累不足、基礎設施建設缺乏、教育普及率較低等問題，轉型發展所需的基礎條件、人力資源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破解新興經濟體轉型發展困境的對策建議
要破解新興經濟體轉型與發展困境，必須堅持“四個更加注重”。
（一）必須更加注重生產活動的本土化，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新李斯特經濟學認為，離岸生產及外包活動不僅造成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還會使得發達國家及欠發達國家國家利益均嚴重受損。新興經濟體要想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和發展，就必須在堅持國民經濟優先發展的基礎上，大力推行“去全球化”，積極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優先發展本國工業，再配以嚴格的關稅保護，為本國工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同時提高跨國公司離岸生產及外包活動準入標準，減少外商直接投資對國民經濟的控制，保證國民經濟的獨立性及完整性。
（二）必須更加注重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保護，實現向價值鏈高端環節的躍升
新李斯特經濟學主張，欠發達國家應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實行貿易保護，以構建完善的工業體系。新興經濟體要想成功破解轉型難題，就必須在保障糧食安全、工業健康發展的基礎上，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裝備制造業等戰略新興產業。考慮到全球分工對新興經濟體幼稚產業的毀滅性影響，新興經濟體必須加大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在不妨礙新式設備和現代化生產資料進口的基礎上，加大關稅保護力度，以經濟活動質的提升對沖量的下降，實現向價值鏈高端環節的躍升。
（三）必須更加注重發展全民教育，為國內結構調整提供堅實人才保障
新李斯特經濟學認為，在國際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建立報酬遞增的高端產業部門，離不開技術創新、教育事業的支持。新興經濟體在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勢必會對技術人才存量、勞動力素質提出更高要求。新興經濟體要想實現更高質量的經濟轉型與發展，就必須大力發展全民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增加教育財政支出，加大對國內勞動力的職業培訓，切實提升工人素質，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強大的人才保障。同時以堅實的人才儲備，迎接新一輪經濟長周期的挑戰。
自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都把新能源的發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美國不惜投入1500億美元發展新能源,計劃用3年時間使美國新能源產量增加1倍,到2012年將新能源發電占總能源發電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這一比例將增至25%;日本經濟產業制定最新計劃,到2030年,風力、太陽能、水力、生物質能和地熱等的發電量將占日本總用電量的20%。同時,德國也表示將來新能源領域就業人數要超過汽車領域就業人數;澳大利亞公布的新能源立法草案顯示,到2020年該國新能源占總能源的比例將升至20%。韓國將在2030年之前投資1030億美元用于開發新能源,將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從目前的2.4%提高到11%。印度政府也通過了新的能源安全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倡導使用清潔、可再生能源。
鑒于中國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面臨著重重困難,盡快向“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的節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顯得迫在眉睫。特別是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從中央到地方,都將新興能源產業的發展作為啟動經濟、振興產業的重要舉措。
決策層高度重視新興能源產業的發展。主席在2009年3月中旬參觀“2009中國國際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科技博覽會”時強調,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積極開發新能源,這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節能減排和開發新能源工作尤其不能放松。緊接著,國務院副總理在5月21日舉行的財政支持新能源與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發展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每一次金融危機都孕育著新的技術突破,催生新的產業變革。綜合考慮國內外情況,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是促進消費、增加投資、穩定出口的一個重要結合點,也是調整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一個現實切入點。這一新興產業發展的潛力很大,應當重點給予扶持。8月9日,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孫勤首次證實,“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將更名為“新興能源的發展規劃”。他還表示,作為亞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中國始終依靠自身保證能源供應,并高度重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預計將在年內制定完成新興能源發展規劃。
從“新能源”到“新興能源”的轉變,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卻至少反映出如下認識上的深化和擴展:其一是對能源認識范圍的擴大。目前,國家能源局正在牽頭制訂新興能源的發展規劃中,把新興能源主要界定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的能源,二是對傳統的能源進行技術變革所形成的新的能源,比如對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車用新型燃料、智能電網等。其二是對發展新興能源產業面臨的技術瓶頸有著更為理性的認識。發展新興能源,關鍵在于我們必須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進行技術創新。雖然技術合作是一條出路,但不能光希望于國外技術引進和援助,更應該警惕我國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變成了國外的產業鏈末端。其三是強調新興能源產業的長期而非短期發展。根據能源局的設想,正在制定的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已經刪除了“振興”兩個字,而且從原定的到2010年或者2012年延長到2020年。之所以這樣設計,主要是考慮到短期內,新興能源不會有大的技術性提升,而科技含量的提升需要一系列政策的扶持,所以最后著眼于新能源產業的長期發展布局,而不是短期振興。基于上述理由,所以去掉了“振興”這個詞,改為產業發展規劃。
產業布局有深意
近年來,我國新興能源產業方興未艾。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及大企業掀起了一股建設新興能源產業基地的熱潮。比如云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區推進非糧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發展,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集團大力進軍新能源領域,為生物質能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在發展目標方面,此次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的目標要比以往任何一次規劃的目標都要龐大。以風電為例,根據2007年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10年,全國風電總裝機容量達到500萬千瓦。重點在東部沿海和“三北”地區,建設30個左右10萬千瓦等級的大型風電項目,形成江蘇、河北、內蒙古3個100 萬千瓦級的風電基地。建成1～2個10萬千瓦級海上風電試點項目。到2020年,全國風電總裝機容量達到3000 萬千瓦。在廣東、福建、江蘇、山東、河北、內蒙古、遼寧和吉林等具備規模化開發條件的地區,進行集中連片開發,建成若干個總裝機容量200萬千瓦以上的風電大省。建成新疆達坂城、甘肅玉門、蘇滬沿海、內蒙古輝騰錫勒、河北張北和吉林白城等6個百萬千瓦級大型風電基地,并建成100萬千瓦海上風電。而據能源局透露,目前形成的《規劃》對新能源發展目標的制定已經較此前外界流傳甚廣的版本規模更為宏大。
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新能源發展最快的國家,我國風電的裝機容量連續三年成倍增長,已達到1200多萬千瓦,排世界第四位。從地區分布來看,我國相當于年平均風速6米/秒以上的地區,在全國范圍內僅僅限于較少數幾個地帶。就內陸而言,大約僅占全國總面積的1/100,主要分布在長江到南澳島之間的東南沿海及其島嶼,這些地區是我國最大的風能資源區以及風能資源豐富區,包括山東、遼東半島、黃海之濱、南澳島以西的南海沿海、海南島和南海諸島、內蒙古從陰山山脈以北到大興安嶺以北、新疆達板城、阿拉山口、河西走廊、松花江下游、張家口北部等地區以及分布各地的高山山口和山頂。目前,我國已經形成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的主要包括了新疆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甘肅酒泉地區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蒙西地區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蒙東地區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河北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江蘇沿海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
甘肅風能資源豐富。根據甘肅省氣象局最新一次風能評估結果表明,甘肅風能資源總儲量為2.37億千瓦,占全國總儲量的7.3%;技術可開發量2700萬千瓦,占全國的10.6%;可利用區面積5萬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積的10. 6%。更為重要的是,甘肅的風能資源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在這一綿延1000多公里的狹長走廊內,不但有“世界風庫”瓜州、“風口”玉門,其他地區也分布有豐富的風能資源,許多地方都有建設大中型風力發電站的良好條件。并且,這里也沒有臺風,全年最低溫度不低于零下29攝氏度,適于風電機組的建設和全年運行。還有大面積的荒漠可利用,廣布風電場,可以減少同一地區季風變化帶來的限制,形成“此起彼伏”的優勢,降低運行成本。
目前,甘肅風電產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截至2007年底,甘肅省風電裝機容量已達到50萬千瓦。在酒泉市,年風力發電量已達8億千瓦時,風電裝機容量占全國的五分之一,成為全國五大風力發電場之一。此次總投資1200多億元的甘肅酒泉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是中國乃至世界首個千萬千瓦級聯片開發、并網運行的風電基地。按照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批準規劃,酒泉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在“十一五”末將建成裝機516萬千瓦;“十二五”末再新增裝機755萬千瓦,累計建成裝機1271萬千瓦。該項目將成為國家繼西氣東輸、西油東輸、西電東送、青藏鐵路之后西部大開發的又一標志性工程,也是甘肅省建設能源大省的骨干工程之一。
重振經濟的新引擎
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將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新能源開發、節能技術、智能電網等領域,將新能源技術作為新的戰略增長點。從美歐日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已公布的刺激經濟計劃看,都將新能源發展和能源效率提高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措施之一,通過政府投資或鼓勵私營部門加大這一領域的投資來實現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從短期來看,這些投資、計劃有助于緩解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沖擊,而且效果已經開始顯現。從更長遠的時期來看,國際能源署在《世界能源展望?2008》中估計,未來30～40年,全球每年投資低碳經濟至少在5000億美元以上,2007～2030年期間需要超過26萬億美元。
目前,我國正處在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時候。在遭受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企業經營困難的跡象十分明顯。在2003～2007年期間,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連續5年超過10%,并于2007年達到11.9%的新高。然而,進入2008年下半年后,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落。到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只有7.1%。
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歷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是新技術革命爆發的一個重要契機。而每一次全球經濟的再度復蘇,都離不開新經濟和新技術的創新。這也就是世界各國在經歷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之后紛紛致力于發展新能源產業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中國而言,大力發展新興能源產業至少會有以下幾點積極作用。
第一,有助于培育新的增長點,盡快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在去年中國出臺的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中,有5800億元用于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項目,其比例占到了整個計劃的15%左右。而根據匯豐銀行一項統計表示,用這么大的資金投入比例用于保護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項目,中國排名世界第二。中國經濟是典型的投資推動型的的增長模式,通過大規模投資于一種新型產業,在最短的時間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將有利于阻止經濟的持續下滑,扭轉其他傳統產業不景氣的局面。
第二,有助于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雖然能夠帶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卻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違背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通過大力發展新興能源產業,對于實現“十一五”期間萬元GDP能耗下降20%、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節能減排任務無疑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也對于保持未來國民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三,有助于增強中國的能源安全,減少重要資源對國外的依賴。在中國目前的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占了70%,石油供需矛盾越來越大。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方式預測,到2020年,中國需要消耗煤炭28億噸、石油6億噸,石油進口依存度將高達70%。因此,大力發展新興能源產業,對于擺脫石油等重要能源對外高度依賴、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就顯得至關重要。
事實上,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的新興能源產業已經具備了良好的發展基礎。在一些新興能源產業的關鍵技術方面,即使是在國際上也處于領先地位。目前,我國年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量已超2億噸標準煤,氫氣年產量已近900萬噸,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氫氣生產國。2004～2007年底,全球太陽能電池產量增加437%,而中國更是猛增了77倍,成為全球第一大太陽能電池生產國。風力發電在我國已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國家安排的風電設備研發項目,為提高風電機組的國產化率提供了技術支持。
不過,在看到我國新興能源產業迅猛發展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挑戰和矛盾。比如目前新能源電網接入問題,以及光伏發電標桿電價問題等尚待明確。如因風電等新能源電量不穩定,電網接入需要大量投資,此外電網企業還要提拱附加服務,但目前我國新能源政策中對于電網企業投資建設新能源電網接入并無明確規范。
一
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將現代經濟學的各個流派盡收囊中，從而整合成一個新的經濟學主流學派。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興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揚棄了新古典規模經濟的概念，而用專業化經濟來表征生產條件。第二，它沒有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而新古典框架則是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絕然兩分。第三，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交易費用對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初次接觸新興古典經濟學，則恐怕難以理解這種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經濟學的含義，從而也就難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讓我們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為什么要提出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簡單，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如果我們空泛地討論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難以令人信服。現在，我們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魯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濟塔－克魯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這些缺陷。
大家公認，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的理論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形成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他們的模型改變了過去增長模型中關于規模報酬遞減或總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假定，使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規模經濟在1970年代以后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盡管如此，他們的理論卻面臨如下困境。第一，他們關于經濟增長等現象“當且僅當”廠商平均規模擴大時才能發生的預見與現實不符。在他們看來，廠商規模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存在無止境的規模經濟，而廠商規模決不可能變小，因為這意味著規模不經濟。但是，OECD國家、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中國的經驗證據（參見張永生，2000：《廠商規模無關論：理論與經驗證據》）卻顯示，廠商平均規模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無疑，遞增報酬現象是經濟增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情節，但正如阿倫·楊格在他著名論文（1928）中指出，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是分工與專業化，規模經濟是對分工與專業化經濟的一個錯誤描述。第二，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只是一個“黑箱”，企業為什么出現以及企業制度本身的經濟含義則不能被解釋，對現代商業社會中種種有趣的“新發展現象”，如企業規模變小、生產外包、合約出讓、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特許連鎖經營、貼牌（OEM）生產、電子商務等等，則更是無從解釋。他們的框架無法將企業制度內生，如果要內生企業制度，則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會隨之改變；而如果沒有先天就存在的企業，他們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會發生。第三，交易費用在他們模型中沒有實質性的含義，企業規模擴大等現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經濟學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釋力有了質的提高，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變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對這些理論進行修正，從而走出上述困境？瓊斯、達斯格普特等人和國家研究委員會（參見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許對我們有一些啟發。他們在發現否定R&D等新內生增長模型的經驗證據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內進行改進的方案。瓊斯（C.Jones ，1995)，楊（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議了幾種方法來避免R&D模型中的第V類（研究與開發投入）規模效應。但是，瓊斯自己也承認，“這種改進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為它又產生了人口（第I類）規模效應”。而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規模效應，則內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這些經驗研究表明，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并沒有對經濟增長背后的驅動機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長理論將遞增報酬歸于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來源對它又是一個不解之謎。
如果仔細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楊格1928年發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遞增報酬與經濟進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發表的“市場容量限制分工”等經典文獻，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斯密－楊格定理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定理。經濟增長中的遞增報酬并非來源于規模經濟，而是來自于分工和專業化經濟。專業化經濟是一個比規模經濟恰當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規模經濟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們的直觀，而且符合人們力圖改造世界的決心，以致于誤導了很多經濟學家。如果用專業化經濟替代規模經濟，我們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規模經濟概念來產生遞增報酬。
可見，以斯密分工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思想更能解釋我們周圍的經濟現實。但是，僅有分工理論還不夠，斯密的分工理論中沒有企業理論。如果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之中，那如何才能演進到一個以企業制度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呢？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于是，科斯就出現了。他說，分工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市場的功能就是組織分工；對風險的厭惡也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保險市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企業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節省交易費用。張五常（1983）則進一步指出，企業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力交易費用低于產品交易費用的結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中卻沒有直接的經濟增長含義。而貫通斯密、楊格、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理論的，則正是楊小凱等人。他們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同時內生出企業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模等現象，從而徹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上述缺陷。他們的模型將企業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這樣，一個新的理論通途就開辟出來了。
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對經濟學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同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各分支學說的左修右補相比，新興古典經濟學真可謂氣薄云天。在它看來，經濟學只需要一個框架。在新興古典框架下，當代向新古典經濟學挑戰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等，將匯聚成一條洶涌澎湃的主流經濟學大河。
預計世界生產總值將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別增長3.3％和3.6％，與年初公布的數據相比略有增長。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依然持續，但各國和各地區復蘇的步伐卻極不平衡。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強勁，而發達國家經濟則仍顯疲弱。其中美國經濟預計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別增長2.6％和2.8％，西歐國家經濟復蘇相對緩和且不平衡，受債務危機影響的國家如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則呈衰退或低增長趨勢。發展中國家中，東亞國家2011年和2012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分別為7.3％和7.2％，其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分別為9.1％和8.9％。
一些發達國家由于開始采取財政緊縮政策，導致短期內的經濟增長預期不被看好。與之相比，發展中國家及轉型經濟體則對經濟危機后世界經濟的增長做出重要貢獻。全球經濟復蘇仍然主要得益于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印度和巴西。盡管如此，出于對本國持續通貨膨脹、固定資產泡沫浮現以及因大量資本流入而引發匯率上升壓力等方面的考慮，這些國冢也正在對增長預期進行調整。
2012年，全球發達市場的總需求仍不足，在此環境下新興市場的外部需求將明顯受到抑制。同時，由于發達市場的金融風險層出不窮，特別是歐債危機可能引發銀行業更大的風險，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外部金融環境也更加復雜。
2012年，新興經濟體無法獨善其身。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新興經濟體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力量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是全球經濟復蘇的重大推動力。但是，在歐洲債務危機和發達市場需求不足等沖擊下，新興經濟體也受到明顯的沖擊，其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金融不穩定的風險在累積。
2011年，新興經濟體遭遇產出、
金融和政策風險
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面臨政策兩難。一方面，全球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后的復蘇基礎不牢固，各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增長趨勢剛剛確立，2010年后又面臨歐債危機沖擊，需要持續的經濟刺激政策來維系經濟增長和就業；另一方面，由于主要新興經濟體此前的危機應對中，財政赤字問題日益顯現，債務負擔明顯增加，如果持續擴大財政支出，新興經濟體的債務問題可能出現新的風險。為此，主要新興經濟體就面臨著政策持續與政策退出、政策刺激與衍生風險、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等目標之間的抉擇。
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全球和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市場跟隨歐債危機的深化遭遇一波又一波的動蕩。2009年底、2010年4～5月、2011年5～6月、2011年8～9月等階段，全球和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大幅下跌。其中2011年8～9月，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暴跌近20%。2011年，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股票市場下跌達到20%。
國際資本流動更加紊亂。此前，為了提高投資收益率，國際資本重新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的投資，更大規模的熱錢流入造成了發展中國家股市繁榮和資產價格膨脹。但是，歐洲債務問題爆發之后，美國國債長期收益率不斷走低，國際資本尋求避險重回美國的跡象十分明顯。資本流動的群體“理性”行為卻導致全球資本市場流動性的困境，全球信貸市場可能出現結構性“緊縮”，新興經濟體面對風險溢價大幅提升等困境，其融資難度將增加。資本流動的紊亂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波動。
全球經濟復蘇將放緩腳步，新興經濟體同樣開始降速。受歐債危機影響，歐元區和歐盟的經濟增長明顯下滑，而日本、美國等政府也面臨持續的債務問題，增長速度同樣放緩。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速度降低的同時，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也開始放緩。
全球經濟可能二次探底，部分
新興經濟體可能硬著陸，
需警惕滯脹風險
歐債危機仍將持續深化，全球經濟存在二次探底風險，新興經濟體面臨新的增長風險。從目前的情況看，在歐債危機的沖擊下，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仍將下滑，更重要的是，部分新興經濟體可能出現硬著陸。比如，巴西經濟增長從2010年一季度9.34%的高點下滑至2011年三季度的2.12%，儼然已經是一次硬著陸。
最后，新興經濟體可能面臨滯脹的風險。全球經濟和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降低已經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但是，由于歐債危機的深化，歐洲最后可能學習美聯儲實行無限度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即將債務問題貨幣化。雖然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性遠低于美元，但仍然可能進一步觸發全球的流動性泛濫，導致新興經濟體的通脹壓力進一步提升，最后帶來滯脹風險。2011年10月，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越南等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分別為4.2%、9.44%、6.97%、7.7%、21.59%。
全球總需求仍不足，新興經濟
體出口將進一步放緩
由于目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問題十分嚴重，在歐債危機的沖擊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公共部門將出現一個明顯的財政整固和去杠桿過程，總需求水平將是不足的。這將進一步降低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需求。中國出口增長率從2010年5月的48.5%下跌至2011年10月的15.9%，印度出口增速從2010年3月的56.81%下跌至2011年10月的10.8%。阿根廷出口、進口增長率從2010年8月的47%、63%分別下跌至2011年10月的28%和27%。巴西出口從2011年8月至11月就下滑了17%。2012年主要發達經濟體需求不足，對進口的需求將更低，為此，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將面臨新的壓力。
更重要的是，新興經濟體將面臨更加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由于出口是美國、日本甚至歐洲（特別是西歐）很多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動力之一，但是其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在減少，必然會對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預計未來一段較長的時間內，貿易摩擦將明顯升級。
國際資本流動可能逆轉，新興
經濟體金融風險需警惕
歐債危機的深入發展，使得國際資本回流的趨勢十分明顯。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投資機構認為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和宏觀風險在提高，投資風險收益率降低，為此減少或撤回了對新興經濟體的投資，配置風險更低的美國國債等資產；二是金融機構為了應對歐債危機帶來的資產負債表調整壓力，主動收回投資，以現金形式作為資產負債表整固的基礎。
全球資本流動大規模、頻繁地進出新興經濟體，是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的一個重大特征。2010年，由于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水平較高，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國際資本大幅流入新興經濟體。而2011年以來，由于新興經濟體的通貨膨脹水平很高，貨幣政策持續緊縮，全球資本流動開始凈流出新興經濟體。美國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研究公司的數據指出，截至2011年11月23日，2011年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資金凈贖回規模為350億美元，而上一年此類基金為凈申購800億美元。
國際資本流出可能引發重大的金融風險。一是資產市場的價格可能大幅下跌，摩根士丹利新興市場指數在2011年下跌超過20%，其中上海上證綜指、印度孟買SENSEX指數以及巴西IBOV股指從2011年初分別大約下跌了20%、25%和33%。
二、新興經濟體實現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
1．新興經濟體國家內部發展面臨的挑戰
經濟危機過后，新興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出現暫時性回落，世界上一些經濟學家在面臨該問題的出現時在增長方式轉變方式上達成了一定的共識，面對各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新興經濟體成員國也出現一些微妙變化。比如新興經濟體中的印度，其近年來在電子軟件方面發展迅速，國家經濟發展也是如日中天，但其經濟發展阻力也比較明顯：比如高貧困率、國內消費與儲蓄之間具有較高不平衡性，主要面對的是自身經濟增長，刺激國內消費和拉動內需等問題。不均衡的經濟發展直接制約著印度經濟的發展。這種內部經濟不均衡發展的情況也在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中出現，是我們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嚴重問題。
2．新興經濟體國家外部發展面臨的挑戰
新興經濟體國家面臨的外部挑戰是各成員國面臨的嚴峻問題，尤其是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以中國、印度、俄羅斯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增長不斷減速甚至是快速下滑，由此可見，新興經濟體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還有著一定的差距。在進入到后金融危機時代后，新興經濟體國還保持著以往的經濟增長方式，所以，在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為應對新經濟時期而進行的快速經濟轉型的競爭中必然處于弱勢地位。所以，新興經濟體在后危機時代要快速實施經濟發展戰略，制定有較強針對性的政策，從而解決這次危機所帶來的巨大阻力。
3．新興經濟體間激烈的競爭挑戰
由于以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中的金磚國家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經濟競爭，這使得新興經濟體內部出現了經濟合作方面的矛盾。例如，近年來中國與印度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的能源爭奪戰以及俄羅斯、巴西的能源價格戰等，而最終的結果必將導致新興經濟體成員國之間經濟利益的互相損傷，進而阻礙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
三、新興經濟體實現可持續增長路徑
1．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構建內需主導的增長模式
美國次貸風暴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在全球經濟增長低迷和金融風險高企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乏力，進口需求不足，并且為了保護本地市場和就業，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不斷對新興經濟體的產品做出反傾銷、反補貼裁定。面對外部需求萎縮以及外資抽逃，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的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將明顯受到抑制。為了應對國際環境的惡化，新興經濟體必須扭轉原有經濟增長方式對外部市場的路徑依賴，轉向依靠國內市場拉動。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針對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導致消費疲軟的普遍現象，新興經濟體：首先，應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另外，要健全失業保障金制度通過發放失業保障金使失業者的生活有基本保障，并通過職業培訓幫助失業者重新就業；其次，新興經濟體要重視和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完善勞動力市場，推動行業、職業和專業間的收入均等化；最后，通過加大信貸支持力度來拉動企業投資需求。新興經濟體各金融機構要加強金融調控，優化信貸投向，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市場、有效益的中小企業，應積極給予信貸支持，著力解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努力拓寬企業的投資空間，鼓勵中小企業投資生物技術、環保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并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為中小企業投資新興產業提供保障。
如很多外商所“垂涎”和“吹捧”的一樣，首先，新興經濟體38億的人口數量就蘊藏著巨大商機。曾經評價“金磚四國”的崛起就是用超過26億的人口能量推動世界。而據統計，“新鉆十一國”里印尼有2.4億人口，巴基斯坦有1.62億，孟加拉1.44億，人口最少的韓國也有近5000萬。所有新興經濟體加在一起，就積聚了38億人口的經濟總量，一旦進入蓬勃發展期，消費力確實不容小覷。甚至有專家開始預測，到2025年，大多數“新鉆十一國”的個人年均收入將突破3000美元門檻，這個數字將成為消費能否帶動經濟增長的關鍵點。
同時吸引外商注意的，不只中國老百姓銀行的儲蓄，還有整個新興經濟體的居民儲蓄。中國是世界上儲蓄最高的國家，儲蓄率達到50%，而新興經濟體的居民儲蓄平均也達到了32%，普遍高于歐美國家百分之十幾的儲蓄率，可謂使外商垂涎欲滴。
然而，需要特別告誡外商注意的是，新興經濟體內需市場的潛力擴散需要時間，一切需要循序漸進，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直面挑戰
新興經濟體國家雖然發展迅速且蘊藏巨大商機，但社會、經濟面受發展程度限制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擴大內需面臨著許多共同挑戰。
聯合國近日的關于世界經濟狀況的報告和2009年的展望指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使窮人增加，首當其沖的就是新興經濟體中的中國和印度。
新興市場是相對成熟的發達市場而言的一個概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先在2007年的報告中使用了“新興經濟體”概念，并界定了26個新興市場國家。本文采取IMF的界定，確定除中國外的25個國家作為研究范圍（表1）。拓展新興市場的前提是弄清新興市場發展態勢及其特點。本文采取從企業中了解新興市場情況的調研方法。2013年8月底，筆者對東莞外貿廠商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對象通過分組抽樣方式來確定，從每個鎮選取5~10家典型廠商作為問卷調查對象，向30個鄉鎮（街區）一共發放問卷283份，回收了236份有效問卷。從東莞抽樣被訪問的樣本企業大多是從事加工貿易業務的廠商，他們對新興市場有比較切實的體驗。在這些企業中，港資企業和臺資企業分別占比為46.02%和28.76%。美國、日本、歐盟、東盟、韓國、中國內地等的廠商占全部投資商的比例分別為3.54%、7.08%、2.21%、0.88%、2.65%、5.31%（表2）。還有少數投資商來自新加坡、維京群島、馬來西亞、薩摩亞、土耳其、俄羅斯等地。從樣本廠商的行業看，東莞樣本企業的行業分布廣泛，主要有6大類：計算機及信息和電子設備工業，占25.1%；紡織服裝、制鞋業，占比13.39%；電器制造業（家電），占比12.97%；橡膠和塑料制品業，占比12.55%；金屬制品業，占比10.46%；家具、家居用品業，占比8.37%。另外，少部分企業涉及到玩具、包裝印刷品、玻璃墻等制造業（見圖1）。
二、新興經濟體市場需求變化態勢
相比于發達國家市場，新興經濟體的市場需求表現出以下特征：（1）新興經濟體發展起步遲，經濟規模比較小，發展速度分化比較嚴重。近幾年，屬于快速發展的地區主要是東盟、南亞和南美大部分國家，這些國家增長速度都在7%以上；其次，屬于慢速增長的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呈現負增長；再次，處于兩者之間的國家，如俄羅斯、委內瑞拉、墨西哥、土耳其等國家的增長速度在1%~5%之間（表1）。（2）市場規模相對較小，進口規模不大，但是變化快。國際金融危機前后，新興市場的表現都明顯優于發達市場。以金磚國家為例，5國貨物進口總額在2007~2012年間平均增長9.64%，占世界貿易的比重從11.19%上升到17.33%；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的貨物進口的年均增速分別為7.17%、3.92%、13.41%、10.85%和1.08%。從中國角度看，中國與25個國家的貿易額為6,640.42億美元，占中國外貿總額的17.17%，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額占6.5%。（3）市場需求差異比較大。首先，新興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程度和居民收入差異比較大。新興經濟體發展水平差異大，2012年人均GDP高于1萬美元的國家有13個，人均GDP處于極低水平（4,000美元）的國家有5個，收入水平及其消費能力呈現較大差異（表1）。其次，對產品需求層次多。盡管對產品檔次總體要求不高，但對低端到高檔的各個層次產品都有一定需求。再次，對產品質量及其耐用性能要求較高，從而節約生活支出。從東莞企業經驗看，對新興市場國家消費水平進行評價，68.04%的企業認為較高，25.77%的企業認為很低。93.21%的企業認為新興市場的居民購買的商品檔次屬于中檔商品，其中中高檔消費者占50.49%，中低檔消費者占42.72%。可見，新興市場國家消費者需求層次多，不等于“低而廉”或“低而劣”。（4）超前消費的觀念比較強。新興市場國家消費者觀念發生了較大變化，對國際市場也比較熟悉。從東莞企業經驗看，有23.7%的企業認為新興市場居民超前消費意識比較強；有47.52%的企業認為居民屬于及時消費類型；也有30.69%的企業認為其居民看中未來消費，喜好儲蓄。從購物方式看，有26.45%的企業認為居民偏好專賣店購物，69.42%的企業認為居民超市購物比較多，5.79%的企業認為居民喜歡直銷購物（郵購），13.22%的企業認為居民通過網絡或電子商務購物。（5）新興市場需求的產品特點。新興市場進口需求產品從技術密集型的設備、機電產品，到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機械產品，再到初級型的農產品及食品、礦石等，呈現多元化態勢。比如南非2010年進口前3大類商品是機電產品、礦產品和運輸設備等，占南非進口總額的55.9%（陳萬靈，2013）。新興經濟體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代工生產或貿易需要大規模進口中間產品，比如，5個金磚國家2009年進口中間物品的比重都超過了進口總量的50%。
三、東莞外向型企業拓展新興市場的狀況
（一）對新興市場的出口狀況國際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經濟萎靡不振，市場需求下降，中國企業獲得的來自發達市場的訂單隨之減少，其出路在于積極主動拓展新興市場，一般有對新興市場出口貿易和投資兩種方式。東莞企業多是外向型企業，其中外資加工貿易企業占多數，其出口市場分布廣泛，也主要銷往外資來源地，占61.92%；其次是東歐新興國家，為42.56%；再次是南美與東盟，分別為16.9%和16.39%。顯然，東莞企業出口市場的選擇由投資者控制，其投資者多來源于具有傳統地位的發達國家市場，但是對印度、東盟、南美、非洲、中東、東歐等發展中國家（地區）出口的比例占97.13%（表3），可以說明絕大部分企業向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出口。
（二）對新興市場的投資狀況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需求和出口市場不景氣，而且東莞要素成本不斷上升，對此，有部分企業選擇“轉單”，一是把訂單轉向內地，二是轉向中國以外的地區，比如東南亞地區。在調查中，樣本企業當被問及“若擴大生產規模是否愿意向外遷移轉廠或轉移訂單”時，只有40家廠商考慮向外遷移轉廠或轉移訂單，僅占受調查廠商數的19.51%，可見，只有少部分企業愿意“走出去”對外投資。這部分企業選擇“外遷”的原因有多種：66.86%的企業認為工資成本上升，39.64%的企業認為原材料價格上升，27.22%的企業認為土地使用成本增加，還有人民幣升值及其匯率成本上升，環保要求嚴格，技術更新改造對技術工人要求高而導致技術工人短缺，遷入內地物流成本增加，政策和制度環境不理想，知識產權受侵害等原因（表4）。
（三）拓展新興市場的風險和挑戰1.新興市場國家的社會文化差異的挑戰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社會文化比較復雜，既有本民族的文化，又受到外來文化影響。許多發展中國家曾是老牌發達國家的殖民地，其語言、文字、文化、風俗、觀念及其政治社會制度比較復雜，成為中國企業進入新興市場和經營管理的障礙。其次，中國一些境外投資失敗的教訓顯示勞工風險和管理團隊風險比較大。這些國家的觀念、情感體系、生活方式的差異和勞動法規都會成為企業在當地運營的重要風險。2.新興市場國家市場機制不完善的風險新興市場國家大多數屬于轉型國家，充滿著風險。一是商品市場發展和金融市場不完善，出口風險增加，交易成本比較高，不利于中國企業的出口。二是市場法律法規不健全、進口企業信用較差等都會為出口帶來不穩定性，面臨很大的信用風險。三是外匯管制很嚴，阻礙了中國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四是交通運輸、金融服務、保險等服務水平較低。五是對新興市場國家投資所遭遇的經營管理風險，包括勞工風險、財務風險、技術風險、本土化過程中的管理風險等。3.新興市場國家當地法制環境和社會秩序的挑戰一般而言，新興市場國家在交易行為上重合同守信用，社會秩序良好。從東莞企業經驗看，40%的企業認為新興市場當地社會秩序良好，53.04%的企業認為社會秩序一般，也有4.35%的企業認為當地社會秩序混亂，甚至有2.61%的企業認為社會動蕩不安，風險較大。其次，新興市場國家當地法律與社區規則并行，居民有，22.41%的廠商認為宗教規則影響交易，41.38%的廠商認為新興市場國家遵循法制。4.產品出口的挑戰：與新興市場國家產品相似而引起的貿易摩擦中國出口產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結構相似，易受到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制裁。發展中國家大多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為了保護國內的產業發展，多采取反傾銷、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抑制了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大多采取擴大內需的政策，一些國家采取了反傾銷調查來阻礙相似產品的進口，比如印度、巴西、阿根廷、俄羅斯和墨西哥等紛紛效仿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5.投資的挑戰：“走出去”的政治及體制障礙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進口雖受到一定抑制，但比較歡迎外來投資，希望與外來投資合作，但其政治、法律環境、經濟體制和監管體系對外資有一定的抑制。廠商對當地政治文化、法律環境、經濟制度缺乏足夠了解，信息渠道不暢通，投資風險增大，一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屬于體制轉型國家，政局動蕩，這些因素阻礙雙邊貿易順利發展；二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正處于過渡期，其政府行政、政策和法律限制多，產品出口和對外投資的運營風險擴大。6.面對陌生的新興經濟體營商環境的挑戰對新興市場國家進行了考察的廠商對當地營商環境的看法不一。關于新興經濟體政府行政管理及服務，大多數廠商認為當地政府行政效率高，60.98%的廠商認為當地政府“廉潔高效”，16.26%的廠商認為當地政府“重人情輕規則”，13.01%的廠商認為“官員腐敗”。關于當地社會秩序的看法，40%的廠商認為“社會秩序非常良好”，53.04%的廠商認為社會秩序一般，只有6.96%的廠商認為社會混亂和動蕩不安。關于商業交易秩序，90.6%的廠商認為當地商業重視交易合同和守信用，4.27%的廠商認為當地商業信守口頭承諾，6.83%的廠商認為當地商業輕履約和經常違約。這是因為每個新興經濟體的營商環境不同，弄清新興經濟體營商環境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情。所以，中國企業拓展新興市場必須克服企業自身發展制約因素、市場轉換的融資障礙、社會文化障礙、體制與法制障礙、國內支持政策不足等，才能化解這些障礙或不足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
四、中國企業的選擇：東莞拓展新興市場的經驗
（一）轉變對新興經濟體市場的認識1.樹立國際化經營理念，滿足目標市場需求拓展新興市場的企業必須關注新興市場需求變化，滿足目標市場需求。一是不斷研發適應目標消費者需求變化的新產品；二是通過創新產品、改善質量和售后服務等整體營銷方式建立品牌，提升產品的市場影響力。2.尊重新興市場消費者選擇，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東莞企業借助當地政府和民間組織力量，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搞好企業公共關系，樹立良好的產品形象。一是參加公益事業，積極承接公益捐贈產品的生產，樹立正面形象；二是積極努力承接當地政府公共項目；三是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項目，宣傳企業及產品；四是進入當地社會網絡，做好與客戶的交流和溝通，充分了解客戶的需求，融入當地市場；五是加強售后服務。加強對客戶技術方面的溝通和支持，及時反饋信息，在產品質量、技術服務等方面切實做好公司的差異化服務。
2010年12月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通過新流動性監管標準，會對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經營以及貨幣政策框架產生重大影響。流動性新規旨在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流動性監管標準，在經濟金融面臨壓力的情況下，增強銀行部門抵御市場沖擊的能力。在流動性新規出臺之前，諸多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持有了較高份額的流動性資產，這部分源于較高的準備金要求，部分則由于監管當局對流動性的特殊規定。此前由于國際流動性監管規則缺位，一些跨國銀行或者跨國銀行在本地的分支機構更傾向于保持寬松的流動性，由此會誘發新興市場經濟體資金的跨境融出，并增加銀行體系期限錯配的風險。流動性新規出臺有望促使新興市場經濟體建立更具彈性的銀行體系。凈穩定融資率（netStablefundingratio）指標受到重視，因為凈穩定融資率更加關注因期限不同所引起的流動性缺口。過去由于籌資的短期屬性使得銀行大多發放短期貸款，加之資金流入充足，銀行對籌集長期存款缺乏動力，流動性缺口并未引起重視。新的流動性監管標準會使得那些在國際市場融資活躍的銀行減少其投資組合收益，并影響到這部分收益的再分配。特別是流動性新規的乘數效應，會減少銀行的部分國內信貸和跨國借貸。在金融危機期間，相較于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債券價格下降得更多。如部分拉美國家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蒙受了持有大量債券的慘重損失。當更加嚴格的流動性監管標準要求跨國銀行或國內銀行減少貸款期限轉換時，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體系將會面臨一個問題，即銀行是否應該發行長期債券為其信貸投放籌集資金。總體來說，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包括外資銀行均將存款作為其投放貸款的主要來源。因此，較之于諸多發達經濟體，旨在減少批發融資的流動性監管新規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并未受到同樣關注。近年來由于私人部門存款增長滯后于銀行貸款業務，新興市場經濟體逐步將融資渠道轉向外部。此外，銀行大量擴張房地產及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但同時負債期限沒有相應延長，因而一些國家銀行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現象持續存在。近年來國際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促使銀行逐步開始重視國內長期融資。與外部借貸、國內銀行發行國際債券相比，發展資產抵押證券市場的收益更大。盡管如此，短期內，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銀行不會替代資本市場成為長期資金的主要來源。在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由于金融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執行也可能形成不可小覷的阻力，因此面對資金持續大量流入時，一個深化的金融市場也并非萬能藥。
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
（一）匯率政策浮動匯率制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受到廣泛支持。如哥倫比亞，自1999年哥倫比亞放棄了匯率目標區間制以后，比索匯率的靈活性增強，靈活變動的匯率降低了國內物價水平。以控制通脹為目標的央行通常認為，只有當匯率劇烈、迅速波動時，央行才需要出面干預，而當全球利率恢復至正常水平時，應停止外匯干預。金融危機爆發后，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加大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最通常做法是建立外匯儲備緩沖，以減少持續的本幣升值預期所引發的投機行為。但如果本國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缺乏彈性，或者金融制度設計不完善，僅靠匯率浮動也不能完全抵御外部沖擊，同時也可能由于匯率的自由浮動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當然，也有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明確應該穩定匯率。如沙特阿拉伯貨幣管理局認為，對于沙特阿拉伯這樣的能源型經濟體而言，逆周期的財政政策以及相對穩定的貨幣購買力平價更能保持產出免受沖擊。
（二）將匯率作為中期貨幣政策目標一些新興經濟體央行將匯率作為中期貨幣政策目標，以強化央行管理匯率的主動性。一些央行認為可以通過允許實際匯率按照均衡匯率潛在升值，設定匯率正常波動區間以及允許本幣升值空間，以維持中期實際有效匯率。比如，以色列銀行估算了以色列謝克爾的實際均衡匯率，并分析了如何通過實際均衡匯率干預外匯市場。捷克國家銀行研究了通過長期均衡匯率測算捷克共和國加入歐元區的時機。從實踐來看，實際均衡匯率一般通過模型估算得出，貨幣政策制定者想籍此精確指導，并做出抉擇是很困難的。此外，考慮到匯率波動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以及匯率超調所引起的出口損失，貨幣政策制定者往往使用利率和匯率政策組合來對抗本幣匯率升值。
（三）將匯率政策內化于貨幣政策制定中為了實現達到控制通脹和穩定產出，一些新興經濟體央行嘗試將匯率政策內化于貨幣政策制定中，其主要做法是，通過構建一個加入匯率變量的泰勒規則模型，描述了央行如何在政策利率和名義匯率之間進行取舍，以達到穩定物價和產出的目的。模型測算的政策利率水平與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如智利、印度、馬來西亞、秘魯、泰國和土耳其的實際政策利率水平相當吻合。將匯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典型案例是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于新加坡元的貿易加權值管理匯率，當經濟過熱時本幣升值，經濟疲軟時本幣貶值。2010年10月，當大量外部資金流入引發對經濟過熱擔憂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放寬了匯率波動區間，加大了投資國內資產市場的雙向風險。另一個在貨幣政策決策時考慮匯率變動因素的案例來自于土耳其。2010年底當通脹率回落到政策目標區間時，土耳其央行降低了政策利率，以抑制短期資金流入和本幣升值。同時提高了準備金率以抑制國內信貸增長。這種做法改變了本幣升值趨勢，降低了信貸投放增速。但是，一些央行認為，根據匯率變化而調整政策利率，背離了通脹管理目標。
三、新興經濟體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和對沖操作
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經濟體普遍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新興經濟體呈現出資本流入和經常項目順差格局，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被迫通過干預外匯市場緩解本幣升值壓力。
（一）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國際清算銀行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外匯干預：對中央銀行的影響》中指出，2010年，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總資產與GDP比值的中位數約24%，新興經濟體央行的資產規模普遍高于發達經濟體。對新興經濟體央行而言，持有大量外匯資產的成本較高，有些國家對沖外匯資產的成本相當高，接近或超過其GDP的1%，而持有大量外匯資產的國家因本幣升值引起的計價損失可能更大。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已經認識到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所承擔的較高機會成本，許多央行由此陷入了負資本困境。而其政府當局和其政策制定者卻并未完全認識到這些準財政成本，這會為央行的獨立性埋下了隱患。雖然持有外匯儲備會需支付很高成本，但大量的外匯儲備有助于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因此，包括巴西、中國、韓國、墨西哥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國家還是愿意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
對新興經濟體中的一般企業來講，以下列出的五種能力作為企業研發能力的主體部分要使企業全部具備顯然是不現實的，而應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逐步形成相應的能力，其在實質上也構成了企業成長現實的能力路徑。1．復雜環境的生存能力“這一能力是指在制度環境不完善或政府存在干預市場行為的背景下……企業協調、處理并滿足利益相關者的能力。”［6］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新興經濟體國家，政治與經濟體制都在朝著逐步分權、透明和破除發展障礙的方向發展，但由于產能過剩和經濟區域間缺乏協調，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區域貿易壁壘依然存在。這種存在明顯缺陷的制度環境增加了企業的交易成本，但新興經濟體的各類企業必須快速適應和學習這種變化中的艱難環境，這是企業開展一切研究和開發的前提所在，只有順利地生存下來才有討論獲得創新技術等核心競爭力的必要。2．智力能力水平智力能力是指企業“識別、搜集、分析與理解那些與關于市場、技術、競爭、行業標準以及行業規范相關信息的能力”［6］。而這些信息對于形成智力資本、采用模仿式和原創式的創新都是至關重要的。學術界已經比較認同下列觀點：即智力資源是由人力資源、組織資本和社會資本三個重要方面構成的，三個方面都離不開對高水平專業人士顯性與隱性知識的開發與利用，同時，智力能力作為企業創新的基本能力，直接決定了企業創新率及研發能力的水平。可見如果企業沒有高水平的研發隊伍和創意人員，其創新就會成為無源之水。3．對外部技術等資源的整合能力整合能力是“指將外部市場可以通過公開渠道獲得的技術、關鍵部件和專業化服務與自身擁有的資源、設計和產品等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從而提供具有更加豐富功能、成本更低或其他改進產品特征的能力”［6］。“對于新興經濟體的公司來說，僅僅將國外公司開發的技術或產品原封不動地引入國內市場是不夠的，它們必須開展研發工作，將國外技術或產品加以更改，以符合當地消費者的需求或政府的要求……此外，研發工作還會增強一個公司的吸收消化能力，即公司識別新的、外部信息價值的能力，消化這些信息的能力以及將這些信息應用于商業化的能力。”［4］整合能力具備一定技術難度但能有效地為企業創造價值的一個能力維度，其往往直接決定了企業創新率的高低。4．網絡能力網絡能力是指“企業通過外部組織，如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供應商、顧客、社區甚至競爭對手等，獲得企業發展所需資源的能力”。“具有東方背景的國家，網絡能力對于新興國家的企業，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戰略資源，可以幫助他們克服外部環境高度不確定所帶來的傷害以及內部運營所存在的缺陷……與簡單地請客送禮不同，這里的關系構建，更多的是致力于從外部環境公開合法地獲得信息和知識，建立與利益相關者長期穩定的合作，以及通過網絡化和模塊化對企業傳統的產業鏈進行再造獲得差異化的競爭優勢。”［6］也即當指之間有較強的網絡關系維系時，他們就會互相學習、共同提高，從而產生較高的網絡外部性和集聚效應，這也成為創新集群地作為科技創新元素的重要性所在。5．新知識的消化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企業評估、消化與應用新知識的能力，具備了這一能力的企業，就可能對市場變化與外部新產品做出快速響應。吸收能力可“將其歸結為三部分內容，即獲取、模仿、轉化和開發新知識的能力”［6］。對于創新能力相對較弱的東亞新興經濟體而言，在其企業無法投入大量資金開展原創性開發但又不甘于總是屈居人后的情況下，吸收能力就是其自身其他核心能力從無到有建設的前提。以市場營銷為媒提升創新能力新興市場國家盡管在規模上不盡相同，其共同特點是都處于高速發展期，產業結構不斷變化，市場誘人但也瞬息萬變，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同時政府逐步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在這種背景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經營的有效開展時刻無法離開市場需求。“市場營銷的成功需要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營銷組合，技術創新也需要有一系列與之配套的目標市場戰略、市場定位戰略以及產品、加工、促銷、分銷戰略，并非某一單項活動或一個環節。”［7］同時，“市場營銷也可以增強一個公司吸收外部信息并加以更改以用于當地市場的能力。通過大規模營銷，公司可以了解哪些外部信息、產品或技術是適于當地市場的，以及對其做什么樣的更改才能滿足當地消費者的需求。營銷工作對于了解新興市場當地消費者的需求尤為重要。首先，新興市場普遍缺乏知名的、可信賴的市場研究中介機構，公司難以從市場研究公司那里獲得可用的市場信息，轉而加大營銷工作，以收集可信的市場信息。其次，較發達市場經濟體而言，新興市場消費者需求的性質更為復雜，通常也更需要不同類型的產品創新”［4］。在市場營銷所提供情報的基礎上，企業技術創新得以順利實現之后，同時要注重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依靠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提升企業的競爭實力和經濟效益，從而實現技術創新與企業營銷創新的良性循環。
提升企業科技創新水平的策略
（一）加大企業技術創新投資，建立多元風險資本投資體系中國企業由于長期科技投資嚴重不足，因而在選擇技術創新模式方面缺乏選擇能力和自由度。但在當前的形勢下，“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越來越受到企業家們的重視，只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才能使企業的技術創新資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充分發揮出對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作用，才能促使企業更大幅度的增加科技投入，使其進入良性循環”［8］。具體說來，“新興經濟體的科技創新能力明顯不足，必須積極提高新興經濟體科技創新能力：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數量，提高科研機構科研質量，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支出。另一方面要加強校企合作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同時保證政府對高科技產品的獲取渠道，尤其是擴大國企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以從發達國家直接引進技術”［9］。1．科技人才梯隊的建設“在企業技術創新活動中，人才是成功的關鍵。”［8］為招攬人才企業要善用優化工作條件和待遇（對高精尖人才的特殊優待），提供深造機會等手段，并使高級人才成為技術創新的中堅力量。獲得人才資源之后，還要完善激發科技人員優勢、積極性、創造性的機制，包括建立科研能力和創新成果等科技人才體系架構標準，加快創新文化的建設。中國企業必須明確，加大對科技人才培養的投資就是對增強企業科技競爭力的投資，而且需要超常規地加大人才尤其是基礎研究人才的投資力度，并且建立學習型企業科技人才的培養新機制。通過切實實施企業高科技人才繼續教育工程與高精尖人才特殊培養工程，不斷提高企業科技人才的整體水平與質量檔次，只有通過科技人才定期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及時捕捉國際科技前沿信息，組織科技攻關，才有把最先進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的新產品的可能。2．拓寬科技投資渠道，投資分配上重點突出從現階段的情形看，應學習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盡快構建和完善風險資本投資體系，而中國企業也需科學評估技術創新的高風險，才會有較高的收益預期。這里也需明確技術創新中企業與政府分工與協作的關系：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也應是籌集科技資金的主體，其需到場外交易市場和民間資本市場去尋求資金，并逐步建立籌集企業技術創新資金的“政府退出”機制；而政府則需回歸到“制定政策，創造環境，加強監督，控制風險”的本位上來。另外，在投資分配上需突出“三個重點高對應”，盡快提升基礎研究投資的比重，針對中國企業以往的科技投資普遍存在“撒胡椒面”現象，目前的投資應遵循“三個重點高對應”的企業技術創新投資理論，強調企業技術創新投資取向是要把重點資金與重點項目、重點人才在一定高度上對應起來，為此企業則要形成“三個重點高應對”的有效資源配置的政策機制，并提升企業技改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在科技創新的資金管理方面，應推進企業研發資金的審計監督創新進程，既要改革傳統的審計證據收集方式，又要變革審計導向———從制度基礎審計轉向風險基礎審計。因此，改革現行企業審計體制，變革審計方式和技術，培養新經濟條件下審計管理人才對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資金的有效利用至關重要。3．加強與外部組織的合作研發縱觀發達經濟體的經驗，我們發現“如果想擴大創新的深度和廣度，就必須加強創新系統內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和互動，強化在創新成果產生、應用和推廣過程中體制機制、技術、人力資源和基礎設施之間的相互作用，實現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在整合創新資源方面，瑞典、芬蘭、荷蘭等北歐國家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這些國家率先改革了各創新主體間的聯動機制，為企業、公共及私立研究機構和政府搭建了良好的創新資源整合平臺。值得一提的是，各種非政府組織也積極地融入創新體系中”［10］。我國企業在創新資源極度缺乏的情況下，應注重與其他企業以及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合作。“鼓勵企業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采取多種形式的聯合，促進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多種合作關系包括合作開發、項目委托、建立以關鍵項目為基礎的有限責任公司等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可以在與企業的合作中確定自己為社會生產服務的最佳位置；企業也可以通過合理利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資源，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