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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3）07-0150-04
[作者簡介]銀杰，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不動產經營管理；
南靈，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不動產經營管理、資源經濟與環境管理。（陜西楊凌712100）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擴展問題成為了城市發展的熱點問題。但是，目前對城市空間擴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等經濟發展較快的東部地區，而對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城市研究不足。
西安處于中國西部，關中平原中部，土地總面積為1010萬公頃。南依秦嶺，北臨渭河，海拔約為400米。該地區現轄新城區、碑林區、蓮湖區等9區及藍田縣、周至縣、戶縣、高陵縣4縣。最近幾年經濟發展和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西安建設用地擴展也在逐步加快，矛盾日益顯露。本文以西安市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建設用地擴展的時間特征，探討主要的影響因素，揭示建設用地擴展的驅動機制，對提高西安市土地管理決策水平和土地持續利用效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時間特征分析
（一）擴展規模分析
城市用地是城市發展的基本載體，城市用地規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隨著城市經濟的逐步發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建設用地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1990年西安市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為138km2，2010年則增加到327km2，是1990年的2.37倍。在這20年間，1993-1996年，1997-1998年，1999-2002年建設用地規模變化較小，原因是這幾段時期內，城市擴張主要為內涵式，在原有建成區的基礎上進行了存量土地的挖掘，提高了城市土地的集約化利用。但是從2003年開始，建設用地的規模開始大幅度增加，尤其是2004、2006和2010年最為明顯，分別比上一年增加了17.7km2，30km2和44km2，呈現出外延式的擴展模式，其增長趨勢如圖1。
（二）擴展速度與強度分析
建設用地擴展速度表示單位時間內土地面積變化的幅度，用于表示城市建設用地擴展的總體規模和趨勢，其公式為：AGA：（UJMn+i-UJMi）/n。AGA表示建設用地的擴展速度，UJMn+i，UJMi表示n+i和i年的城市建設用地面積，n表示以年為單位的時間。建設用地擴展強度用于比較不同時期城市建設用地擴展的強弱和快慢，表達式為I=（UJMmn+i-uJMi）/nUJMi×100%，其中UJMn+i，UJMi為n+i年和i年城市建成區面積，n指以年為單位的時間。
從年均擴展速度來看，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張分為3個階段：低速擴展階段，即1990-1995年，此階段城市建設用地擴展面積為10km2，增長速度為每年2.0km2：穩定擴展階段，即1995-2000年和2000-2005年兩個時期，此階段城市用地增長了39km2和43.71km2，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7.8km2和8.6km2；快速擴展階段，為2005-2010年，城市建設用地增長了96.29km2，年均增長速度為19km2。從擴展強度來看，西安市在1990-1995年城市擴展較弱，擴展強度只有1.4%，而在1995-2000年，2000-2005年擴展強度有所提高，分別為5.3%和4.6%。雖然在2000-2005年這段時期，擴展強度有所下降，但是2005-2010年，又重新提高到了8.24%。
（三）擴展彈性分析
國內外一些學者常用城市建設用地擴展彈性系數來判斷城市建設用地擴展的合理性。該系數一般的表述為：R（t）=UJM（t）/Pop（t），UJM（t）表示建設用地面積年均增長速度，Pop（t）表示非農業人口年均增長速度。
依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對中國歷年城市化過程的分析結果，將彈性系數定為1.12比較合適。從數據分析來看，這四個時期的情況如下：1990-1995年擴展彈性系數為0.7，表明這段時期里西安市建設用地供應比較緊張，不能滿足城市經濟發展的需求；2000-2005年這段時期內，彈性系數接近1.12，為1.04，這段時間建設用地擴展和非農人口的增長速度之間處于較為合理的狀態；1995-2000年，2005-2010年這兩段時期內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過快，數值較高，分別為1.57和1.99，建設用地利用效率低下。從這20年總體來看，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系數為1.50，說明西安市建設用地過快擴展，建設用地擴展與非農人口增長存在不合理的情況。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安市城市建設用地擴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經歷了低速擴展、穩定擴展和快速擴展三個階段。表1為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特征情況。
二、建設用地擴展的驅動力分析
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張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過去的研究已經證明人口、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是測算建設用地擴展驅動力的適宜指標。本文在研究的基礎上選擇非農業人口、人均GDP、產業結構調整變量、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城市化率作為研究變量，通過對它們進一步的統計描述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發現它們與建設用地規模的關系。具體指標如表2：
數據主要來源于各統計年鑒。其中城市建設用地主要指市轄區的城市建成區。建成區面積、第二和三產業產值、城市化率、非農業人口數量等1990-2010年數據來源于《陜西省統計年鑒》。
（一）建設用地擴展單因素分析
1.人口因素對建設用地擴展的影響。城市非農業人口數量是決定建設用地需求量的直接因素。西安市非農業人口從1990年的195.90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374.64萬人。平均每年增加8.5萬人；城鎮化水平也從1990年的0.37提高到2010年的0.48。快速的非農人口增長刺激了土地需求，尤其是住宅、交通和基礎設施等用地需求。通過對1990-2010年全市非農業人口、城市化水平與建設用地規模的相關性分析，兩者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97和0.94。可見，人口因素是判定建設用地擴展水平的重要指標。
2.經濟發展對建設用地擴展的影響。經濟發展是刺激建設用地擴展的根本動力。一方面提高居民的經濟生活水平，刺激改善居住出行條件的需求。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也促進了建設投資的增加。這兩方面綜合作用，推動了建設用地的擴展。在過去的20年時間里，西安市的人均GDP從1990年的1880元增加到2010年4萬多元，固定資產投資從19.88億元提高到2910億元，增長趨勢與建設用地擴展趨勢大致相同。通過對西安市人均GDP與建設用地相關性進行分析，發現這兩者具有很高的相關性，相關系數達到了0.97，而固定資產投資與建設用地相關性則達到了0.93。
3.產業結構對建設用地擴展的影響。產業的發展水平與結構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配置狀況的綜合反映，而各類產業必須落實到具體的空間。隨著第一產業的比重逐漸下降，農業用地騰出部分來滿足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導致農業用地減少，而建設用地增加。1990-2010年間，西安市三產業結構從11.96∶43.05∶44.99調整為4.05∶42.02∶53.92，可以看到第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通過擬合建設用地面積與二三產業比值發現，二者相關系數為0.61。即產業結構與建設用地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表3為通過EVIEWS7.2統計軟件計算的各因素與建設用地之間的相關系數結果，通過以上分析得出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與所選取的各個指標都具有較強的相關性。
（二）建設用地擴展多因素分析
1.模型的構建及變量界定。根據國內外的研究，建設用地的擴張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上述觀點只是分析了各個因素與建設用地之間單獨的關系。而實際上，建設用地擴展是受到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可將各個因素之間的計量關系可以表示為：
UJMi=C+β1EDPi+β2POPi+β3INDSi+β4FAIi+β5ULIi+ε
其中：C為常數項，β1-β5為各變量回歸系數，UJMi代表著西安市第i年的城市建設用地面積，EDPi、POPi、INDSi、FAIi、ULIi分別表示西安市第i年的經濟發展、城市人口數量、產業結構調整狀況、固定資產投資情況和城市化率，εi表示殘差。
其中，產業結構調整狀況由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比值表示，城市化率由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表示。此外，對人均GDP進行了調整以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具體方法如下：
實際人均GDP=人均GDP（當年價）*100/CPI價格指數。（以1989年為100）；
為了使分析更具有實際意義，盡可能消除異方差的影響，對數據進行了對數處理，處理后的變量為lnUJM，lnEDP，lnPOP，INDS，lnFAI，lnULI。最后數據分析采用的是EVIEWS7.2統計軟件。
2.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計量分析結果。運用逐步回歸法對西安市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展情況進行了回歸分析。五個指標中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城市化率由于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回歸結果表明，模型中剩余的三個影響因子的t值都具有顯著性，顯著水平都在95%以上，調整后的R2為0.985，F值都在1%的顯著水平上，這表明模型擬合度較高，說明1990-2010年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城市人口因素及產業結構調整對于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展解釋力非常強。同時，經濟發展水平、城市人口與產業結構調整對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張都起到了明顯的正向作用，呈現兩高一低的特征，其中經濟增長與非農業人口增長的影響作用更為顯著，回歸系數分別達到了0.622和0.727，產業結構的調整回歸系數只有0.471。
綜上，基于對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的分析，城市人口對建設用地的擴展最為明顯，與實際情況符合，這主要是因為城市建設用地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經濟發展對于西安市的建設用地擴展作用同樣重要。隨著西安市經濟發展和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的速度將越來越快，規模將越來越大；產業結構調整作用雖然不是很顯著，但是仍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三、結論
1.從整體規模來看，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人口的集聚和城市建設速度的加快，西安建設用地的擴展是必然結果。建設用地規模從1990年138km2增加到2010年的327km2，是1990年的2.37倍。同時，每年新增建設用地規模也在不斷擴大。
2.從擴展的強度和速度來看，1990-2010年，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990-1995年處于低速擴展階段，1995-2005年則處于穩中有升的階段，2005年以后開始進入高速擴展時期。
3.從擴展的彈性來看，西安市在過去的20年綜合彈性指數為1.50，表明建設用地利用效率低下。三個階段中，除了1990-1995年彈性指數低于合理系數1.12外，其他幾個階段都比較高，尤其是2005-2010年，彈性指數高達1.99。因此，西安市在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需要降低建設用地的擴張速度，由外延式擴張向內涵式擴張方式轉變，提高建設用地的利用效率。
4.從驅動因素來看，在理論上與建設用地擴展都相關的五個指標中只有經濟發展、非農業人口與產業結構調整對西安市建設用地擴展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三者以影響程度排序為非農業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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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建設用地發展趨勢
隨著我國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到2011年已突破50%），城市用地擴展是城鎮化在空間上表現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也是城鎮化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目前，中、西部城市的用地擴展速度和蔓延速度都大大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下階段全國城市建設用地將呈現三個趨勢，第一是總量控制，指標分解，政策引導；第二是集約使用，嚴格控制，重在村鎮；第三是提高效率，杜絕圈地，弱化規模擴張。
二、朔州市中心城區建設用地基本情況
朔州市中心城區城區現狀建設用地主要分布于北同蒲鐵路西北側的七里河兩岸，基本上南、北岸各占一半。此外，在中心城區周邊散落分布有一些村莊，包括西北部的上團堡、下團堡等與東、南環路周邊祝家莊、太平窯、西辛莊等。
從2011年現狀數據用地構成看，朔州市中心城區各類建設用地的人均指標偏大，其主要是因為土地的粗狂使用造成的，尤其是人均居住用地面積過大，超過國標要求。同時，各類用地的布局也存在問題，公服與商服設施集約度較底，具有較高品質的服務設施與用地空間缺失，未形成分級、按區服務于城市居民的標準。
二、朔州市中心城區建設用地存在問題
1、兩個“先天阻礙”
（1）河流與大型交通設施對城市整體發展的阻礙
受地理條件的限制與經濟水平的影響，在上個世紀朔州建成區的范圍基本上一直是盤禺于七里河以南恢河往北區域，之后隨著開發路、張遼路的貫通，三座跨河大橋拉大了城市發展的骨架。但是，因跨河發展起步晚的原因，兩河周邊地區城市建設遺留問題較多，兩岸之間的聯系只能通過僅有的三座橋梁聯系，公共設施與交通設施協同建設滯后，理想的城市整體發展模式一直未能形成。
同時，因大型交通設施山西省南北交通主干鐵路――北同蒲線的分割，城市向東發展受到限制。就現狀用地分析來看，鐵路對城市擴展的影響是最為突出的，南城區（朔城區）“被動”向西、向南發展，其城市中心的區位受城市 “錯位”擴張的影響，略顯偏西，由此也帶來如交通等一系列的城市問題。
（2）多頭體制對城市融合發展的阻礙
因歷史的原因，朔州市在1989年成立省轄市后，中心城區一直以來基本上以七里河為界南北分治，朔州市在北、朔城區位南，各自為“陣”。其中朔城區所在的南城區受朔黃鐵路、同蒲鐵路制約，向西發展成為必然；七里河以北的市區即北城區受河道制約，一直向北發展。同時，由于開發區的獨立的管理體制及其歷史遺留的平朔生活區等諸多問題，使得整個主城區用地發展難以統籌考量，城市用地發展方向多頭并舉、輕重難辨成為規劃建設行政體制的真實寫照。
城市用地結構在三區之間的分布也不均勻。朔城區居住用地占其總面積的70%之多，而市區公共設施用地則遠高于朔城區，同時開發區的工業用地比例卻高達85%以上，產業用地比例遠高于市區和朔城區。
綜上，兩方面的制約影響，使得城市缺乏整體發展的動力機制，各種用地之間、片區之間的有機聯系、交融發展不夠，極大的弱化了城市用地的高效、集約擴展。
2、一個“大幅超標”
作為近今年才發展起來的一個城市，“縣城烙印”下的城市建設用地使用仍較為粗礦，人均建設用地面超過115m2的國家標準，對于國家控制建設用地開發，節約人均占地面積的政策導向大為不符。地少人多是我國的國情，根據國務院最新土地規劃，隨后十五年我國年均減少耕地面積不能超過200萬畝，對于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來說，這意味著分配到每個城市的可建設用地可以忽略不記。在這種情況下，朔州市主城區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的合理制定是下一步城市科學發展、有機增長的重要手段。因此，現狀存在的人均用地規模過大的問題，將是下階段城市發展需要重點研究與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
3、兩個“利用不足”
（1）對兩河的水體、綠化自然景觀用地缺少挖掘
作為貫穿朔州市中心城區的兩條水系，是為城市注入生命的重要自然廊道，然而由于缺少整體開發與利用，兩河及其周邊用地的利用度不高，對于它們承載的景觀價值與文化形象挖掘不夠，使其發揮的生態效益、景觀效益與土地經濟效益大大弱化。
（2）對現有存量土地利用度不夠，存在空心白地現象
朔州市近幾年城市用地擴展迅速，但主要以水平方向的蔓延擴展為主，相應的土地利用效率并不高。據2011年統計，中心城區已建設用地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60%，未利用土地占土地總面積的40%，土地后備資源相對較豐富，有很大的可利用空間，由此導致地價偏低，造成了快速發展過程中的盲目利用。土地利用效率與全省其他地級城市相比處于較低的水平，必須節約集約利用土地，使城市用地擴展向內涵增強式轉變。
三、朔州市中心城區建設用地擴展特征
1、時間特征
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朔州市中心城區城市用地總體上是逐年擴大的，但是有很強的時間差異性，在擴展速度上呈現出一定的“波蕩漸進”的特征。
在朔州建市前，主要建設用地為北同蒲鐵路、大運路與七里河、恢河“兩路兩河”圍合而成，是以原朔縣縣城為主要核心，依托舊城（古城）向東、向北呈擴張的模式，在鄯陽街形成新的城市中心，這一時期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展是緩慢的、漸進式的；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及其生活區的建設，人口急劇聚集，尤其是1990年七里河大橋的建設，使得朔州市擺脫七里河地理空間的限制，快速跨河向北發展，并形成以開發區路與平朔生活區為增長極的“北城區”，這一階段城市規模集聚增大，用地空間快速擴張，基本奠定了朔州市現有的城市格局；但隨后至本世紀初的近10多年中，因為煤炭市場的不景氣，朔州市經濟水平處于較為平緩增長期，這一階段城市建設用地擴展速度放緩；而近幾年跟隨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以及經濟開發區、富甲工業園區的建設，城市建設又一次迅猛提速，北城區北部、南城區西部、開發區、恢河以南等區域呈現出多頭并進的趨勢，城市骨架進一步拉大，以外環道路圍合形成的主城區格局逐步顯現，城市建設用地規模迎來了第二波的加速擴張時期。
2、空間特征
采用空間信息疊加的方法，在同一張圖上把不同時期城市土地利用圖疊加起來，可以反映城市擴展的變動情況，并進行歷史演變空間分析。現將具有代表性的1983年、1990年、2002年與2011年的城市土地利用圖疊加，得到了1983-2011年的城市用地變化過程，從中可以清楚直觀的看到朔州市中心城區城市用地擴展的空間主要呈現出以下時空特征：
（1）用地擴展方向從“南重北輕”轉為“南北均衡。
因為城市的發展變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相應的用地擴展也具有突出的階段性：解放后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因受北同蒲鐵路與七里河的制約，城市擴展區是以舊城（古城）為主向北延伸，形成以鄯陽街為中心的拓展區，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務設施也主要布置在鄯陽街兩側；之后隨著平朔生活區的建設，城市沿著開發區路通過七里河大橋向北發展，尤其是設立省轄市的朔州市區形成第一次城市空間轉向北部的跳躍式拓展，“一城兩區”格局以南為主由此形成，但是北城區的城市職能地位較為尷尬，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速度緩慢。進入21世紀，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設立對于城市整體空間的調整具有重大拉動作用，使得七里河北部成為明顯的城市擴展區域。
（2）用地擴展模式由軸向蔓延擴散為主向集團式多中心輻射擴展演變。
由于過去城市發展對城市道路及兩側配套服務設施等依托性較強，朔州主城區用地空間呈現以鄯陽街、府前街、開發區路等為軸線的空間特征明顯，通過對比主城區2002年底與2011年底現狀建成區，可以看出城市用地呈現出多中心、多方向的分布式擴展態勢，尤其以開發區、新市區（北城區中心）、富甲工業園區為核心的城市新型功能片區逐步形成。
（3）用地擴展重心處于搖擺之中以致三區（南城區、北城區、開發區）發展各自為陣，有量無質。
20世紀80年代前，城市的主要發展力量都集中在七里河南部的朔城區，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城市道路的建設、平朔生活區的入駐使得七里河北部的第三產業逐步壯大，規模快速增大。但是因為體制的原因，二者以七里河為界南北分治，各自為政。南城區缺乏與北城區多方面對接的動力機制，反而向其西側尋求發展空間，極大的消減了城市集中建設發展的力度；北城區因開發區管轄區劃的原因以及平朔生活區的制約，建設速度與空間擴展也較為緩慢，主城區整體空間顯現出大而不精的發展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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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4-0086-02
近年來，城市中各種應急事件屢見不鮮，一方面是自然災害猝不及防，一方面是群體突發事件頻繁發生。城市應急事件存在復雜性、多樣性特征，由于大量突l事件源于基層或社區組織，對于一系列的預警、防范，相關政府部門往往無法第一時間發現并及時處理，以至于為突發事件的處理效率、處理成本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一、提升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的意義
（一）強化應急準備針對性
提升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可促進社區對周圍環境一系列不確定因素開展科學有效分析，經由實施科學有針對性的應急知識宣傳教育，組織應急培訓、演習等活動，以強化城市社區應急預警防范能力。
（二）確保第一時間應急響應
提升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與突發事件可否及時有序處理存在密切聯系。突發事件發生后，在政府組織的相關援救隊伍到達事發地前，城市社區可先期開展應對工作，第一時間對各項信息開展采集、傳遞，及時組織事發地周邊居民開展自救互救，實現對事態發展的有效控制，進而盡可能降低人身財產損失。
（三）促進重建措施高效實施
突發事件引發后，災后重建是應急管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環，由于災后恢復工作牽涉諸多方面內容，再加上政府資金投入有限，倘若所有事宜均要政府一手操辦，無疑會延緩重建計劃進程。積極參與重建計劃是城市社區的職責所在，以城市社區為單位開展物資援助、心理疏導，可迅速將應對政策落實到個人，促進重建措施高效實施，極大限度減輕突發事件造成的影響。[3]
二、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提升工作方案設計
全面城市社區在時展新形勢下，要緊隨社會發展腳步，強化改革創新，引入先進科技理念、成功發展經驗逐步提高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為進一步促進社區應急管理有序開展，可以自以下相關策略著手：
（一）調整城市社區與政府的關系
眾所周知，政府在公共突發事件處理中占據著核心主導地位，然而由于應急管理存在復雜性、時效性特征，使得政府還要扮演促進者、協調者的角色。如今我們一方面已經認識到城市社區在應急管理中所具備的優勢，一方面又顧及喪失對城市社區的控制力，使得對城市社區管理依舊保有一種矛盾心理。新公共管理理論指出，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工作能否有序進行，并不取決于政府權力的大小，或是政府指令的權威性，政府應當更新思路，依托新型管理技術手段，實現對社會力量的優化整合，這也是政府的最終責任和工作目的。
地方政府要建立科學的領導和合作關系，對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開展管理保護，為每一社會主體提供充足的參與空間。[4]面對不斷發展轉變的社會環境，政府務必要優化運行模式。鑒于此，我們應當明確認識基層組織在社會管理尤其是應急管理中的重要性。首先，政府應當開展好城市社區應急管理指導工作，為城市社區應急管理指明發展方向，對城市社區在應急管理中的權力、義務予以充分明確，強化城市社區應急管理隊伍建設，推進城市社區應急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進程。其次，政府應賦予基層社區以權力和責任，引導城市社區開展自主創新。最后，積極引導城市社區參與突發事件預案的討論和應對措施制定，進而提高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的科學實用性。
（二）建設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
近年來，多元主體協同機制在眾多發達國家應急管理中得到廣泛推廣，而在我國則依舊處在初級發展階段。我國傳統應急管理系統注重系統的穩定性以及系統原則的延續性。新形勢下，應急管理特征發生了極大轉變，由此很大限度上提升了應急管理的難度。
作為一種以多中心治理理論為前提的機制，多元主體協同機制在應急管理中可實現對社區、企事業單位以及民間組織的優化整合，促進城市社區在應急管理中的功能得以有效凸顯。在組織結構方面，多元主體協同機制的偏平化、彈性化的組織結構可取代以往官僚制組織機構中僵化式和機械式的層級模式；在權力構成方面，除去政府部門之外，無論是社區居民還是企事業單位均具有管理的權力及義務；在決策機制方面，依托集權、民主相互結合的手段，在社區應急規劃、法規建立、政策制定等階段，主張民主參與第一、強制第二，從而強化決策規劃的科學可靠性。在城市社區應急管理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建立過程中，應當秉承公共危機治理理念，提高對資源、信息各方共享的重視度，積極吸引企事業單位、志愿者、社區居民，開展群防群治。
（三）城市社區參與城市應急管理保障體系建設
（1）強化城市社區應急文化建設。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高低，受其是否具備良好的應急管理文化、素質很大程度影響。應當加強對城市社區居民的危機教育，推行不同形式的危機教育。其中，政府可借助電視、報紙、互聯網平臺開展應急知識宣傳教育，城市社區可定期組織應急知識宣傳、座談討論活動。同時應當開展應急演習活動，結合不同地區實際情況，城市社區、街道辦應積極組織該地區針對其易發的突發事件進行預防、演習活動，從而提高城市社區居民突發事件應對能力。
（2）強化城市社區應急管理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應強化對城市社區基礎設施的投入，尤其是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應當強化在衛生、消防、抗震等方面的基礎設施投入。對于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政府應加大補貼，從而減輕城市社區的經濟負擔。另外，對于城市社區應急設施的建設，不同地區應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引導當地企事業單位、學校等共同參與。
（四）強化城市社區應急管理工作法制建設
城市社區應急管理同樣離不開法律的保障。
（1）加強法律制度建設，為城市社區應急管理有序開展提供科學可靠的制度環境。現階段，我國即便已出臺了以《突發事件應對法》為特定規范的突發事件防治法規及相關緊急預案，然而該項法律法規針對次生災害的防治、災害造成的連鎖反應等相關工作未做針對性立法，同時各種應急預案在時效性、預見性等方面依舊存在極大的缺失。[5]基本法相關內容的制定、完善迫在眉睫。
（2）依托部T法的修訂，推進城市社區應急管理每一主體相互間的協同效應。借助法律的形式促進突發事件下權責調適機制的有序運轉，對每一組織乃至個人在應急管理中的權力、義務予以明確，實現對他們的有效監督、約束。
（五）強化城市社區應急管理隊伍建設
單一主體力量極為有限，這在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中顯得特別明顯。因此，城市社區應當對自身蘊藏的資源開展優化整合，推進應急管理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的統一協調，強化隊伍建設，積極促進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城市社區應急管理隊伍除去社區組織、上級職能部門、專業技術人員等組成的專業隊伍以外，還應當強化社區居民、物業公司人員、轄區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組成的非專業性志愿服務隊伍的建設。有序推進城市社區應急管理隊伍的協同管理、指揮，構建健全的培訓教育制度，強化對應急管理隊伍的基礎知識、技能培訓，開展實地演練，切實執行組織績效評估，提高城市社區應急管理隊伍綜合素質。與此同時，城市社區應當強化志愿者隊伍建設，對人員進行妥善安排，保證優勢功能的有效發揮。依據規范流程對志愿者進行招募、資格認證、培訓考核等，提高城市社區志愿者隊伍的綜合素質。在應急管理期間，對志愿者隊伍給予指導、幫助，促進城市社區應急管理工作有序進行。
（六）開展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建設與評估
科學完備的應急管理評估，可對全面應急管理過程有效性開展檢測、反饋，找出其中存在的問題，有助于經驗總結、提供發展依據，改善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促進城市社區應急管理工作的有序開展。
應急管理全面環節開展的評估應當包括：突發事件引發前脆弱性及風險源評估與預警、突發事件引發時實時檢測與快速評估、突發事件引發后損失與能力評估等內容。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評估是對城市社區處理突發事件過程中的實時評估、事后評估，是從資源設置、應急設計等多個方面，對城市社區應急管理全面階段開展能力評估。經由能力評估，可獲取針對應急組織自身、應急行動及項目水平的評估結論，進而為提高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提供有力依據。城市社區可自主或者邀請第三方組織對自身應急管理能力開展評估。首先，要對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評估主體、內容予以確定，然后，應用科學有效的評估方法，建立科學完備的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評估體系，結合評估模型，開展好模型數據分析，從而獲取能力評估結論。城市社區應當提高對應急管理能力評估的重視，對應急管理每一階段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實行科學的措施，積極促進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結語總而言之，城市社區是社會必不可少的一個元素，城市社區應急管理是社區居民生活、生產安全的重要前提，是城市社區安全、和諧、穩定的重要基礎。公共事件頻發且導致嚴重損失的一大原因是全社會安全意識不足，城市社區居民自救互救能力缺失，城市社區安全基礎差。因此，政府務必要不斷鉆研、總結經驗，清楚認識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內涵，全面分析城市社區在應急管理中的特點與優勢以及提升城市社區應急管理能力的意義，結合城市社區應急管理工作實際情況，積極促進社區應急管理能力有效提升，推動城市社區的有序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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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抑郁癥;老年人;社會支持;比較研究
老年期抑郁癥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不明確，但是較為一致的觀點是老化過程中心理和生理的變化共同作用構成易感因素，而社會環境因素起到“扳機”作用，促使老年期抑郁癥的發生〔1〕。誘發老年期抑郁癥發生的社會、精神因素主要有負性生活事件、社會支持的缺失等〔2～7〕。在我國由于有傳統的家庭模式以及老年人具有的良好家庭支持系統，負性生活事件的致病作用不如西方國家明顯。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家庭結構與模式的轉變，我國老年人將面臨著更多的精神挫折和沖擊，這一趨勢不容忽視。加深對社會支持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指導老年人建立和利用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保持身心健康，提高晚年生活質量;另一方面為加強老年期抑郁癥的社區防治工作提供依據。本文在安徽省城鄉社區老年期抑郁癥及癡呆癥隊列研究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城鄉社區老年人社會支持特征的差異及社會支持呈現的新特點，探討城鄉社區社會支持對老年期抑郁癥影響的差異。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設計和研究人群 在城鄉社區老年期抑郁癥及癡呆癥隊列研究基礎上，分析了2008年的隨訪資料。研究現場位于安徽省潁上縣迪溝鎮和合肥市廬陽區。本次隨訪對象是城市社區基線調查的1 186名老年人(2001年，年齡≥65周歲，在當地居住5年及以上，基線實際調查1 736人，排除整體拆遷550人)和農村社區1 600名老年人(2003年，年齡≥60周歲，在當地居住5年及以上)。本研究對上述2 786名老年人進行了調查，得到2 304份資料(包括死亡601人)，應答率為82.7%;失訪482人，有效的生存資料為1 757份;其中城市社區667份，農村社區1 090份。
1.2 調查工具、診斷工具及調查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病例篩查及危險因素調查工具以及調查方法詳見《合肥市城市社區老年期抑郁癥衛生服務研究概述》〔8〕。
1.3 統計學分析 用Epi Data4.0軟件對調查表數據進行雙錄入實時校驗，以保證資料錄入的準確性。計量資料用x±s表示;計數資料用率或構成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單向有序資料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非參數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計算各變量比值比(OR)和95%可信區間(CI)，采取前向逐步法(LR)，變量進入值采用0.05，變量剔除值采用0.10。
2 結 果
2.1 城鄉社區被試老人社會人口學特征 本研究實際調查到1 757名老年人，其中城市社區667人，占37.96%;農村社區1 090人，占62.04%。城市社區老年人平均年齡(78.49±5.04)歲，農村社區(74.24±6.72)歲。城鄉社區被試老人性別、婚姻構成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城鄉社區被試老人的年齡構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城市社區被試老人的文化程度以高中(專)為主(26.1%)，農村社區以文盲為主(84.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見表1。
2.2 城鄉社區被試老人社會支持情況 本研究從10個方面研究老年人的社會支持特征：居住模式、擔心子女、最近親人距離、健在兄弟姐妹居住距離、與親人聯系情況、與朋友聯系情況、與鄰居聯系情況、獲得幫助情況、對獲得幫助的滿意情況及與父母關系融洽情況。擔心子女、獲得幫助、對幫助的滿意情況及與父母關系4個方面的城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農村社區獨居老年人的比例高于城市社區，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農村社區73.0%的被試老人其最近親人居住在同村/同街道，城市社區這一比例為22.0%，城市社區以居住在同縣/市(51.2%)為主，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農村社區被試老人的健在兄弟姐妹較多居住在同村/街道(28.7%)，城市社區較多居住在省外(27.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農村社區被試老人每天聯系或每周聯系2～3次的比例為：57.9%(與親人)、76.9%(與朋友)和76.1%(與鄰居)，城市社區此比例分別為36.6%、50.2%和42.6%;城鄉社區被試老人與親人、朋友、鄰居聯系的頻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
2.3 城鄉社區老年期抑郁癥與社會支持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本次調查的城市社區老年人中，GMSAGECAT計算機診斷系統診斷為抑郁癥24例，患病率為3.59%;農村社區67例，患病率為6.15%。為排除混雜因素的影響，引入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等12個變量進行校正后，城市社區老年人患老年抑郁癥的影響因素有獨居、擔心子女和每月與朋友聯系1次(P=0.00，或P=0.02);農村社區為擔心子女、從不與親人聯系、每月與鄰居聯系1次(P=0.02，或P=0.00)，見表3。表1 城鄉社區被試老人基本社會人口學特征表2 城鄉社區被試老人社會支持情況表3 城鄉社區老年期抑郁癥與社會支持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 論
3.1 城鄉社區被試老人社會支持特征比較 本研究發現，農村社區獨居老人的比例要高于城市社區;農村社區被試老人與親人、朋友、鄰居的聯系較城市社區被試老人頻繁;從最近親人居住距離與兄弟姐妹居住距離分析，遭遇突發事件時，農村社區被試老人較城市社區被試老人容易獲得來自親人的支持。一方面可能受居住距離的影響：城市社區，大部分被試老人(51.2%)的最近親人居住在同縣/市，而農村社區大部分(73.0%)被試老人的最近親人居住在同村/街道;城市社區27.8%的被試老人的健在兄弟姐妹居住在省外，而農村社區只有3.8%。另一方面可能受親屬數量影響：農村老人的孩子和兄弟姐妹的數量較城市老人多。最后，由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造成農村出現較多獨居老人。
3.2 城鄉社區老年期抑郁癥與社會支持的關系比較 表3說明，社會支持的幾個因子中，城鄉社區被試老人患抑郁癥的共同危險因素有擔心子女。城市社區擔心子女的老人患抑郁癥的危險是不擔心子女的4.55倍，農村是2.73倍。城市社區老人較農村社區老人更擔心自己的子女問題，可能是由于農村社區老人的小孩許多都無固定的工作，職業、崗位機動性比較大，因此反而沒有城市老人那么擔心。浙江的一項調查也支持本研究的觀點，城市老人最擔心的是子女和社會環境問題，而農村老人最擔心的是個人養老問題〔9〕。
親人、朋友和鄰居在城鄉老人的社會關系領域發揮的作用不同，對患老年期抑郁癥的影響也不同。城市社區每月與朋友交流1次的被試老人患抑郁癥的危險是每天交流的21.02倍(校正后)。農村社區從不與親人交流的老人患抑郁癥的危險是每天交流的7.59倍;每月與鄰居交流1次的老人患抑郁癥的危險是每天交流的13.55倍。在城市社區，首先由于工作經歷、文化程度等因素，老人有同事、戰友、同學等人際關系，晚年有較為固定的朋友;其次，由于城市的初級社會群體趨向衰落，鄰里、街坊等地緣群體關系變得不那么緊密〔10〕;最后，由于親人居住距離較遠，城市老人更容易獲得朋友提供的社會支持。在農村社區，由于地緣關系(鄰里關系、同鄉關系等)和血緣關系的相互滲透，人們局限于較小的地緣范圍，流動性較小， 很容易獲得來自親人和鄰居提供的社會支持。
城市社區獨居老人患抑郁癥的危險是非獨居老人的10.60倍，提示城市社區獨居老人是高危人群。農村老人獨居的比例雖然高于城市老人，但農村獨居老人可以獲得更多的來自親人和鄰居的支持。
對于社會支持和身心健康之間的關系研究已有很長時間。研究者認為，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一方面為處于壓力狀態下的個體提供保護，另一方面對維持一般的良好情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11，12〕。本研究發現，建設和諧社區、打造和諧鄰里關系，正如古語所說“遠親不如近鄰”，對減少老年期抑郁癥的發生具有一定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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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8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90(2007)06-0038-04
Abstract:
The city community spor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established "the person, the community, the sports, the natur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new idea. This article in discusses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cept under the frame, proposed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should consider the material sports environment, the non- material sports environment and the inhabitant sports behavior and so on three aspects mutual functions and affect such viewpoint, in view of our country cit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proposed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difference and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sports three property, namely "society property,, the region and the paragenesis", elaborated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ntent, and proposed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pattern and the different typ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concrete measure.
Key words: city; community sports;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隨著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資源短缺、人口激增、自然生態惡化等現象的出現,一些學者開始用生態體育可持續的觀點來重新認識、思考和解決城市社區體育建設問題。他們分別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城市社區體育建設作了大量深入和詳細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促進城市社區體育建設的思想,對城市社區體育建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1-3]。迄今關于對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研究尚未見報道，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是城市社區體育建設中，愈來愈重要的一個戰略性問題。城市社區體育生態建設研究在我國較為滯后,這就使得有必要對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進行研究,通過對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研究來了解如何實現城市社區體育的生態化。
1 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內涵
城市生態社區體育是指生態健康的社區,是一個能促使居民身心健康,提供居民優質生活,保護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和體育文化不斷進步的這樣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共處的社區。城市生態社區體育不僅要求社區中人的體育意識和思維方式的改變,更強調人、生物和環境的共同行動或活動。從理論上講,城市生態社區體育意味著生態城市中以社區中人的體育生活選擇與體育生活生態過程為主導，以社區體育中人―生物―環境這一生態鏈網為物質基礎,以社區體育中人的生態倫理、情感、思維、行為意識、知識的形、質、象、式、景、態相融合的新型體育社區。根據這一內涵,考慮到各種因素的獨立作用和內在聯系性,我們認為, 體育物質環境、體育非物質環境和居民的體育活動,構成了城市生態社區體育作為一個開放式生態系統的整體。從人與環境的關系角度而言體育物質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體育因素的總體。對于城市生態社區體育而言, 體育物質環境因素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即社區體育所處地域的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條件和社區地域所處的城市人工環境條件。社區體育的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人工環境則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建造起來的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具體表現; 體育非物質環境主要是指人類在長期的生產活動和體育活動中形成和產生的體育法律制度、體育文化傳統和體育科學技術等非物質的意識形態等。這些體育非物質的意識形態,構成了人類社會體育的秩序,規范了人的體育行為,陶治了人的性情,提高了人類適應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城市社區體育中的各種活動即居民體育活動。居民體育活動與體育環境的關系,可歸納為“適應、認識、改造、恢復、保護和共生”這樣一個過程。居民在社區體育中進行多種多樣的體育活動。這些活動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它們一起對社區體育的整體質量及可持續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在城市生態社區體育中, 體育物質環境決定了居民的體育生活方式,決定了居民體育生活的質量,同時決定了居民體育生活的未來。而相對應的體育制度、管理和居民的參與,則是城市社區體育能良好健康運行的基本保障。城市居民的各種體育活動、生態體育意識等，則是實施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主觀決定因素。
城市社區體育主要指在城市中以社區為單位，以社區居民為主要對象，社區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基礎，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群眾體育活動[3]。城市社區體育是由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形成的一種社會體育生活共同體。它是聚集在一定區域范圍內的體育群體和體育組織,根據一套體育行業規則和制度結合而成的體育活動群體,是一個地域群體體育活動的共同體。這一概念反映了城市社區的地域性和社群性的特征。而城市生態社區體育作為城市生態體育的基本功能單元之一,是以體育的生態功能為主旨,體現了城市社區體育中各種組成因素和社區體育本身與其外部環境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和互協調,這里稱之為共生性。因此,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具有地域性、社群性、共生性三大特征。它是由體育物質環境、體育非物質環境和居民體育活動共同構成的一個開放式生態系統的整體:第一,它是一個尊重社區體育的自然環境,具有良好自然生態的場所。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必須體現地域的特點,充分適應和利用周圍的環境并與之相協調,使體育活動場地具有可持續性。第二,它是一個合理的、有效利用體育資源的聚落。它要求盡量利用可再生能源,減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提高體育資源的利用率。第三,它是一個為居民提供優質體育生活的場所,要充分體現對人的關懷和對體育生活方式的尊重,同時也表示居民的健身活活、體育人口和體育文化生活達到了良好的水平。第四,社區體育中的各種組成要素構成一個開放的健康運轉的生態系統,并與外部環境有能量、物質的交流和循環,而這種交流和循環處于一個動態的平衡之中。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體育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舊城區的社區體育環境已經不能適應現代化人體育活動的要求,而原來阻隔城市之間的農村區域逐漸城市化,并將各城市聯通成呈網絡型的城市群,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日顯突出,在社區體育的演變上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歷史悠久的老城市面臨城市版圖不斷擴大所帶來的郊區城市化的問題,同時一些新興城市面臨現代化與傳統村鎮在經濟體制、社會文化上的沖突與融合的問題;（2）居住的郊區化推動了大量的在原來郊區農用地上開發新的房地產樓盤,小則幾十公頃,大則幾百公頃的社區,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全新的城市社區體育;（3）由于城市經濟和居民體育活動的發展,很多城市傳統的舊的街區或社區面臨著更新和重建,而一些舊城區的工業地塊也因為功能置換而出現新的社區體育建設。因此,本文在研究建設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過程中,按照社區體育的特征(地域性、社群性和共生性)去劃分,將其分為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邊緣社區體育建設,是指城市邊緣村落在城市化過程中變成的新的城市社區體育的建設;第二，.新建社區體育建設,是指房地產成片開發新建起來的生態社區體育建設;3.舊城社區體育建設,是指在城市社區體育中形成時間較長的街道所構成的生態社區體育建設。這三種最常見的城市社區體育建設, 從地域性、社群性和共生性三方面考慮,各有不同的生態特征，見表1。
2 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內涵、基本模式和措施
2.1 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內涵
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目標是強化社區體育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基地的作用,加強社區體育的自我組織及自我調控能力,合理高效地利用物質能源與信息,提高生活質量的環境水準,充分適應社會體育再發展的需要,最終從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方面，去創造一種能充分融合技術和自然的人類體育生活最優環境的人類居住地。
2.1.1 社群性、地域性和共生性的特征
社群性和地域性是傳統城市社區體育的主要特征。對于城市生態社區體育,我們加上了“共生性”作為城市生態社區體育與傳統城市社區體育的主要區別。這種共生性,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城市社區體育范圍內各種要素的共生,二是城市社區體育本身與其外部環境的共生。城市社區體育范圍內的各種要素,包括了物質體育環境、非物質體育環境和居民體育活動,這三者之間的良性作用及相互聯系,在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中能促進人與體育、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健康發展。在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中,必須將這三者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充分認識到三者的聯系,不可忽視任何一個方面。具體來說,就是要做到:第一,對城市社區體育場地的熟知,是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前提。平常我們所說的尊重自然環境,因地制宜,充分發揮自然條件和氣候的作用,用最少的消耗和對環境最小的影響去創造舒適的城市社區體育人工健身環境,實際上是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物質體育環境是城市社區體育賴以生存的根本保障,否則會阻礙甚至破壞城市社區體育的進步和發展。物質體育環境的變化,促使城市社區體育不斷地重新認識人和自然的關系,從而制定相適應的體育制度和產生相適應的體育文化。城市社區的建設與自然相結合,是實現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基本前提。第二,物質人工環境的建設,是構建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關鍵所在。城市社區體育的物質人工環境的建設決定了社區居民的體育活動景觀。建立人與體育、自然和諧相處、人與人和諧共處,安全、舒適和高品質的健身生活區,是城市生態社區體育追求的目標。如何達到這樣的目標,首先取決于我們將建設什么樣的物質人工環境。城市社區體育的物質人工環境,主要包括體育場地、體育場館和基礎體育設施等，適當技術的應用,能使人工環境的生態更加高效和環保。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物質人工環境建設要求做到:充分尊重體育場地的自然和文化特性;因地制宜,適應氣候;按生命的程式去設計和安排各種人工景觀;滿足人的需求而不是機動車的要求;社區體育的物質應少一點輸入輸出,多一點循環利用,強調其自給自足性;盡量使用清潔能源,減少能耗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提高體育資源的利用效率;使社區體育的運作對區內和區外的體育環境影響減到最少。第三,城市社區體育的非物質體育環境是建設生態社區體育的重要內容。非物質體育環境更多地依賴長時間的培育,而非短期的建設,運行良好的非物質體育環境對于一個生態健康的城市社區而言是更高層次的追求,其形成意味著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良性發展。城市社區體育非物質體育環境也是一個有機的系統,最大程度地體現了社區體育建設的作用,而各構成要素則是這個有機系統的組成物,相互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非物質體育環境所涉及的項目比物質體育環境更廣泛,包括了經濟、社會、文化和精神境界等有形或無形的內容。第四,居民的體育活動和體育生態意識是城市生態社區體育能否實施的決定因素。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活動導致物質自然環境的改變,為政治、法律制度及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的產生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也為科學和技術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廣泛的途徑。社區居民的體育生態意識,是行為的規范、行動的指南,對體育環境的影響最終起決定性的作用。社區體育與其外部環境的關系,既是個體與整體的關系,同時又是互相影響、互相聯系、共生共榮的一體關系。首先,城市生態社區體育作為一個開放的健康運轉的體育生態系統,它與其外部環境進行著能量、物質的交流和循環。兩者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共同處于一個動態的平衡之中。其次,城市社區體育范圍內的生態健康是以不影響社區體育范圍外的生態健康為前提的。體育生態學認為, 是體育--環境--人三者之間構成的一個生態系統,支撐體育發展的主要的是體育環境因素。體育的生存和發展,不應以破壞和犧牲其它自然環境的生存和發展為代價。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系統是城市生態復雜巨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社區體育的生態健康不能以犧牲其區外的環境、損害區外的生態健康為代價。這體現了生態整體性的思想。因此,在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中,整體性的觀念是至關重要的。
2.1.2 自然體育―利用層次,社會體育―功能層次,體育文化―意識層次
我們可以把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可以理解為自然體育―利用層次,該層次是社區居民健身活動的自發層次,是城市社區體育生態活動不斷開拓和競爭平衡的過程,最終達到地盡其能、物盡其用。隨著城市社區體育活動的加劇,城市社區與自然環境的時、空矛盾日益突出,引起人們對改善城市社區體育關系、增強社會體育整體功能的強烈愿望,這就是第二層次,即社會體育―功能層次。第三層次,即體育文化―意識層次,旨在研究人的體育生態意識,變外在控制為內在調節,變自發為自覺的行為。因此,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必須從第一層次發展到第二、第三層次上,將社會體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生態學、體育環境學、體育地理學、體育行為學、體育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結合進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中,變過去單純的物質性的建設方式為社會體育需求、體育經濟與自然體育融合的綜合性建設方式。
2.1.3 個人、家庭(組織)、地方政府三種作用主體
個人在社區體育中的作用,往往需要通過家庭或組織的形式具體地反映和表現出來。社區體育的社群性決定了當每個人要在社區體育建設中發揮作用時,首先應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其意見和建議才可能得到重視,才能在社區體育建設的范圍內得以有效的實施。而通過家庭或組織,則可以將具體的個人的建議和意愿,給予充分的表達和體現,并且以某利益團體的身份反映出來。地方政府對社區體育建設的作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充分尊重社區居民的公眾參與和自治的意識,對個人和組織的行為進行規范指導和監督實施。應該說,為了使三種主體充分協調地發揮其作用,提倡公眾參與和居民自治是最有效的方式。
2.2 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基本模式
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不管是邊緣社區、新建社區或舊城社區,首先要明確問題和目標,對社區體育的現狀條件,包括體育物質環境、體育非物質環境和居民體育健身活動等內容,進行測評分析并進行預測,然后設計出不同的規劃去滿足未來的條件,將所作的不同的方案進行比較和評估,最后選擇其中之一進行深化至可操作層面,然后付諸實施。在實施過程中要進行跟綜的監測和評估,不斷給予調控。
2.3 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措施
具體來說，對于不同的城市社區體育類型，可以提出城市生態社區體育建設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和建議，見表2。
3 結束語
黨的十七大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一項新要求，首次寫入大會報告，表明中國更加重視生態環境保護、走綠色發展道路的決心。城市社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確立了“人、社區、體育、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社區體育新理念，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為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發展的科學化、網絡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全民健身計劃的正常運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城市生態社區體育的建設，使生態體育面向每一個市民，從而促進了城市生態社區體育服務體系發展的進程，增強國民體質，使人類實現體育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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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杰,孫慶祝.城市社區體育健身環境評價體系的構建［J］.中國體育科技，2005，（4）：99-102.
二、中小城市社區建設的難題與源由
中小城市社區建設主要面臨建設發展不均、投入不足、法規缺乏、居民參與意識薄弱四方面問題。首先，中小城市社區建設發展不夠均衡。中小城市的地方領導對社區建設認識不足，個別社區建設長期滯后。中小城市的社區建設規模大小不一，新建社區基礎薄弱，資源條件較差。城市社區建設進展速度有快有慢，城市化進程影響中小城市社區建設的進展速度。其次，中小城市社區投入普遍不足。中小城市社區建設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而中小城市政府對于城市社區建設不夠重視。中小城市政府主要重視經濟的效益，而忽視了基礎設施和社區發展。目前中小城市社區建設總體資金投入不足，社區工作開展難度很大。再次，中小城市對于社區建設的法規缺乏。中小城市社區建設缺乏配套措施和監督機制,社區建設工作開展沒有法律依據。中小城市社區居民與社區發展目標未能有效整合,社區居民只關心與自己有直接關系的問題。“結果在社區建設中就經常出現這樣的事情,即政府和社區熱中的卻不是居民希望的,甚至兩者時常尖銳沖突”而這些問題，由于中小城市社區建設法規缺乏，社區也無力去解決，從而影響社區建設發展。最后，中小城市社區居民對社區建設參與意識薄弱。“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的一項重要原則就是社區居民的廣泛自愿的參與和介入,包括社會參與、經濟參與、政治參與和文化參與”。中小城市社區居民缺乏參與意識,中小城市社區建設工作仍停留政府主導位置。中小城市社區居民在城市社區管理中被邊緣化,社區非自治組織,這影響中小城市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
一、城市社區教育管理改革的基本原則
城市社區教育管理的對象是社區居民，以人為本原則就是強調社區教育管理要從社區居民的利益出發，居民利益是所有城市社區教育管理工作的出發點、歸宿。在新時期，城市社區教育管理人員在改革管理工作時務必嚴格遵循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用真心、真情、真誠全心全意服務于人民群眾。城市社區教育管理的目標應是走千家、進萬戶，采取實際行動深入居民群眾中，多看、多問、多思考、多研究，了解社區居民的真實需求，為社區居民解惑、解難，從而做到密切聯系群眾，從本質上發揮出紐帶作用。同時，城市社區居民教育管理人員要及時處理、化解各種糾紛、矛盾，傾聽居民訴求，切實解決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努力改變陳舊的社區教育管理行為，打造符合社區特征的社區教育管理模式，更好地完成城市社區教育管理的任務。
二、促進城市社區教育管理改革的措施
1.建立良好城市社區教育管理體制
一是將城市各個社區的教育管理機構有機聯系起來，統一號令，發揮出機構發展城市社區教育事業的整體作用。二是健全城市社區教育管理人員的管理制度。城市社區教育管理人員主要包括教育行政部門中分管城市社區教育的人員；政府機構部門負責管理城市社區教育的人員，包括區、街道、居委會等內部相關人員；專門的城市社區教育管理機構，也就是社區教育委員會的管理人員。三是構建新的城市社區教育管理網絡，即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分別是市級、區級人民政府，市、區、街道辦事處管理城市社區教育，市、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則組成四級管理網絡，把居民委員會擺在管理網絡的中心位置，真正把城市社區教育管理工作全面落到實處。
2.盡快建立完善的參與及合作秩序
一是樹立服務意識，因為服務精神是城市社區教育管理主體開展工作的主要支持力量，實際上管理主體很難通過參與公益性事業獲得利益，其關鍵在于分擔公共責任，只有樹立起公共利益優先的意識，才能主動、自覺地參與城市社區教育管理事業。二是建立健全權力約束機制，堅持弘揚法治精神，依法明確城市社區教育的各個管理主體的責任、權利、義務，通過立法約束其行為，同時加強監管，用權力約束權力，促使各個管理主體相互監督、制衡，并接受社會輿論的監督，以便提升城市社區教育管理的服務質量。三是建立完善的協調機制。開展城市社區教育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協調的過程，調配資源，協調各個管理主體，協調主客體矛盾等，所以建立穩定的、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對促進城市社區教育管理改革非常重要。可建立完善的聯席會議制度，由相關部門負責定期交流城市社區教育計劃；也可專門成立協調組織，依托第三方的力量加強相關部門的聯系與溝通；還可建立網絡化的辦公制度，公開政務，避免重復溝通某一信息，提高城市社區教育管理效率。
3.整合城市社區各種教育管理資源
一是以社區居民為主，組建城市社區教育隊伍，加大社區宣傳教育力度，鼓勵城市社區內的各個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利用業余時間義務服務社區發展，尤其是部分專家學者、具備行業技能的社區居民、離退休干部等，打造一支能力強、素質高、專兼職結合的城市社區教育隊伍，同時鼓勵社區居民主動接受社區教育，活躍社區學習氛圍，有效利用社區的人力資源。二是整合城市社區的組織資源，盡可能形成社區教育管理合力。社區應大力倡導區域內學校、社會團體、文化機構等共同開展社區教育管理工作，將各類資源最大限度地向社區開放，使社區成員獲得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場所，推動社區教育管理的有序、高效M行。
在中國的發展及轉型時期，改革城市社區教育管理尤為關鍵，只有準確把握并嚴格遵循促進城市社區教育管理改革的基本原則，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才能助力城市社區教育管理事業的發展，為建設和諧穩定的城市社區以及實現社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可靠支撐。
地域傳統文化是體現空間范圍的一種文化類型，主要表現在語言、飲食、婚喪禮俗、民風民俗、節慶、信仰與民居等方面。是地域范圍內的民眾在一定的時期中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文化。地域傳統文化以其鮮明的地域性與強大的影響力，成為眾多城市社區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它在聯系居民溝通、社區參與與提升社區居民的共同價值觀等方面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但隨著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地域間人口流動加劇，浙江紹興作為千年古城，其地域傳統文化建設的步伐已經明顯跟不上時展的速度，目前正面臨著地域傳統文化認識弱化，居民參與度低，傳統文化建設乏力等多方面的問題，因此，如何將地域傳統文化融于社區文化建設之中，是城市社區文化建設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一、地域傳統文化與社區文化建設
（一）地域傳統文化是城市社區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先生指出：“社區建設是建設一個守望相助、尊老護幼、知禮立德的高尚精神文明的過程，也將是社區居民共同營造一個和睦成風、安居樂業、其樂融融的美好生活環境的過程。”因此，從本質上來講，社區建設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建設。社區文化建設是社區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內容。社區文化建設的最終目的是要形成共同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主要通過社區居民不同的文化載體來呈現，而不同的社區體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地域特征與傳統特色。浙江省紹興城市社區文化建設應根據社區居民的自身特點，選擇居民們自己喜聞樂見的文化類型，構建本社區的特色文化。因此，社區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應因地制宜地體現本土特征。而能體現本土文化特征的來源恰恰是地域傳統文化。地域傳統文化是一種根基文化與傳承文化，是地域范圍內的人們通過世世代代沉淀下來的文化精髓。紹興作為千年文化古城，其獨有的水文化、橋文化、酒文化、名人文化等等都體現出了紹興人民的獨特的氣質與秉性。而這些沉淀下來的經典文化是社區文化建設之根。因此，社區文化建設離不開“地域傳統文化”。在紹興城市社區文化建設過程中融于地域傳統文化，培植社區居民的共同價值觀，是社區文化建設的必然。
（二）地域傳統文化在社區文化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
1.規范社區居民的行為方式，影響社區居民的價值觀念。地域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具有空間特征的文化類型，不僅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同時具有約束性與繼承性。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成員的行為起到影響與調節的作用。紹興地域文化中的典型文化特色如鑒湖文化、名人文化、紡織文化、黃酒文化及民俗文化等，這些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精神與行為規范，在一定程度上約束著紹興人的日常生活行為，統一著紹興人的價值理念，規范著紹興人的傳統秉性。這種傳統文化作為持久性的特征，對構建和諧、民主、向上的社區起到重要的引領指導作用。2.熏陶社區居民的思想，調節居民的精神生活。紹興歷史悠久，地域傳統文化內容非常廣泛。被稱為“沒有圍墻的博物館”。同時還擁有“江南風情看紹興、江南古城看紹興、江南文化看紹興”的美譽。這是紹興文化的根脈所在，也是紹興文化的魅力之源。在紹興城市社區文化建設中，應大力挖掘以魯迅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越都為代表的古越文化，以黃酒為代表的物產文化，以越劇為代表的戲曲文化，以蘭亭為代表的書法文化，以烏篷船為代表的民俗文化，來打響紹興城市社區文化的品牌建設。這些地域傳統文化內容涉及到學識、品德、技能、文化、精神多個方面，這些良好的文化教育資源在社區文化中有意或無意的滲透，對社區居民起到很好的榜樣、教育作用。3.激發社區居民的歸屬感，增強社區居民的凝聚力。紹興地區擁有十分豐富的文化資源，從大禹治水、蘭亭序、造酒工藝、紡織工藝到書法節、黃酒節、大禹祭祀節等等，每一個節日與事件的背后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紹興民俗烏篷船、打花鼓、唱大戲、猜謎語等等都是紹興地域各種傳統文化傳遞、表演的重要載體與舞臺，社區通過多種形式活動的開展，不僅能提高社區居民參與活動的積極性與熱情，還能很好地提升社區居民的審美觀與鑒賞力。久而久之，社區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屬感也會培養起來。
二、紹興城市社區地域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紹興城市社區建設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特別是社區文化建設方面，已經有了一定量的積累，但在社區文化建設的內涵方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筆者通過查閱資料、走訪、問卷調查，實地了解了紹興城市社區地域傳統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地域文化認識弱化。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與城鎮化進程速度的加劇，現代思維觀念與傳統文化矛盾相互交織在一起，人們對地域傳統文化中的觀念、節日、民俗等諸多內容出現遺忘與淡漠的現象。在課題組的實際調查中關于紹興傳統文化的了解程度時，其中不了解的占27%，不太了解的占38%，一般了解的27.75%，了解的占7.25%；當問到您是通過哪些途徑了解紹興地域傳統文化時，通過學習了解的占23.5%；聽別人講述了解的占38.2%；通過網絡媒體了解的占30.75%；通過相關活動了解的占15.72%。從實地調查的總體情況來分析，紹興城市社區居民對地域傳統文化的了解與認識不盡人意。從調查的統計數據來看，老年人對傳統文化了解的整體情況比中青年人要好，而在參與問卷調查與訪談過程中最不了解的是中小學生。這說明紹興民眾對地域傳統文化的認知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淡化。2.地域傳統文化參與度低。對紹興地域傳統文化參與程度的考查，筆者主要通過問卷調查與活動開展實地走訪兩個方面來了解。在城市居民參與娛樂文化活動的問卷調查中，選擇跳廣場舞的占32.5%，選擇看電視娛樂節目的占58.73%，選擇其他活動的占8.77%。這說明紹興城市社區居民的精神生活內容單一，質量有待提高。在問到你參加過的紹興地域傳統文化的活動時，選擇參加過越劇、紹劇、蓮花落的占2.82%，參加過大禹祭祀活動的占1.83%，選擇參加過蘭亭書法節的占3.2%，參加過黃酒節的占2.1%。這些最能凝聚居民的地方代表性文化活動本應該成為民眾聯絡情感、增加凝聚力的橋梁與平臺，但每年舉行的這些活動實際發揮的作用并不大，居民偶爾參與，很多都是迫于任務與形式，實際主動參與的少之又少。3.地域傳統文化建設缺乏長期有效性。地域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從實際調查與訪談來看，紹興城市社區文化建設從整體上缺乏長期性的規劃，而實際開展的文化活動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從政府層面來看，文化建設的長效機制仍不夠完善，特別是文化建設人才的嚴重缺乏，地域傳統文化建設后繼無人，文化斷層情況嚴重；從社區層面來看，實際有效的文化建設活動開展不多，現有文化活動的開展無法吸引更多的居民參與；從居民方面來看，文化活動參與的積極性不高。究其原因，在于地域傳統文化建設缺乏長遠性的規劃，相應的文化建設配套建設跟不上，文化建設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立竿見影，自然地域傳統文化建設的效果就不盡人意。
三、紹興地域文化建設的對策與建議
地域傳統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復雜而長期的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聯合行動，如何使得具有2500多年悠久歷史的紹興能夠煥發新的生機，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進行有效結合，需要政府主導、社區策劃、民眾參與等多方式、多手段進行，這也必將成為社區文化建設重點關注的問題。1.加大宣傳力度，提高民眾地域文化的認知。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充分挖掘地域傳統資源，首先，要意識到社區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必須要加大社區文化建設的宣傳力度，使得領導干部與社區居民意識到：在社區文化建設中，特別是建立在以社區居民為基礎的地域傳統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地域傳統文化是培養社區居民共同歸屬感的源頭與起點，地域傳統文化是社區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社區居民相互交流與促進情感的紐帶。其次，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大力宣傳紹興地域傳統文化，讓民眾意識到地域傳統文化在城市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第三，可以通過形式多樣的文藝活動、文藝宣傳畫冊、地域傳統文化專業人士宣講等多種方式，并讓這些形式活動的開展成為一種常態，深入到社區居民生活之中。這種形式循環反復，久而久之，社區民眾的地域傳統文化的意識就會逐漸地形成。2.提高社區居民的參與度。提高社區居民的參與度，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社區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社區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有自己的特色。文藝演出、娛樂健身、讀書看報、休閑交流的場所的設計要符合社區居民的喜好與地方特色。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社區文化人才結構，特別是充分挖掘地域傳統文化專長人才，建立兼職與專職相結合的社區人才隊伍。有條件的與地方高校聯系，建立校企合作，盡可能地挖掘文化人才。最后，要定期不定期地開展文化活動，文化活動的形式要多樣，內容盡量豐富，同時要充分挖掘地域傳統文化，將民眾們熟悉的、喜聞樂見的文化采用多樣的形式進行傳遞與表達。只有在思想上重視，設施上過硬，形式上多樣，內容上豐富的社區傳統文化才能更好地提高社區居民參與的熱度與激情。通過多手段、多樣式，讓地域傳統文化扎根于民眾，不斷豐富社區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3.建立長效機制，將地域文化建設融于社區文化建設之中。社區文化建設的長效機制，需要從政府制度支持、文化設施硬件完善、社區實際操作完善等多方面進行配合。首先，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相關社區文化建設的制度，并能定期投入文化建設資金，保證文化活動的正常開展。其次，以制度的形式規定社區文化活動的開展作為一種常態。在社區文化活動開展的過程中，以社區居民共同熟悉的傳統文化為起點，培育與發展社區居民的共同歸屬感。這是建立社區文化發展長效機制的重中之重。要以社區居民的需求為導向，豐富社區居民文化生活的多樣性。社區居民年齡、性別、身份、職業不同，對文化的需求也不盡相同。以社區居民共享為基礎，拓寬社區居民的參與度。拓寬社區居民的參與度，必須建立在共享與喜好的基礎之上。為此，社區可以充分挖掘社區的顯性資源與隱形資源。顯性資源主要包括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等，有些資源帶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能夠很好地激發社區居民的歸屬感。社區的隱形資源是指社區居民職業、身份不同，他們自身所隱含的文化資源也不盡相同，將這些資源充分挖掘，與居民共同分享，以提高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者:李茂松 單位:紹興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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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目前對城市社區的在我國的具體所指還沒有統一的意見，大多數人認為城市社區就是指街道辦事處所轄區域，只有少數人認為城市社區應該指居委會所轄區域。在我們思考社區的定位時，我們必須搞清楚為什么要提出社區的概念，為什么要倡導社區建設，顯然社區概念在我國的提出是有明確的背景和用意的，那就是我國的經濟體制由由計劃轉向市場，計劃經濟破產，政府不再擁有支配所有社會資源的能力了，但政府承擔的職能仍然是全能式的，在此狀況下，政府不堪重負，社區概念的提出與社區建設的倡導就是政府想將自己擔負的過多的職能還給社會，以減輕自己的負擔，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目標。明白了這樣的背景與用意，我們再來定位社區就明晰多了。我認為在我國開展社區建設的過程中應該將城市社區定位于居委會所轄區域而非定位于“街區”。城市社區的具體定位問題不僅涉及社區的性質問題，更牽涉到社區建設與社區服務的主體問題，從而影響甚至決定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的路徑選擇乃至最終的成敗。
“社區”這一概念幾經轉譯，至1955年就達94中之多，人們難以對其達成一致意見，但其核心所指還是明白無誤的大家基本公認的：具有高度認同感的相互依存的自發性的地域共同體。其主要特征有：民間性、普遍參與、自治、高度認同、情感依賴等。居委會所轄區域剛好在理論上符合社區的性質：居委會在理論上是居民普遍參與的自治組織，非官方組織，居民由于日常生活聚居的原因，對所生活的居民區有某種自發的認同感，居民間也有一種相互的情感依賴。將城市社區定位為居委會所轄區域就使居委會成為理所當然的社區建設主體，而居委會本來就是法定的自治組織，剛好契合。
而如果將城市社區定位于“街區”，則街道辦事處必然成為城市社區建設的直接的最主要的主體，但街道辦事處是區政府（或不設區的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它是代表政府來實現國家對社會的監管與制控職能的（當然也還有服務職能），以它為主要主體的城市社區建設能否實現社區建設的普遍參與、自治、高度認同、情感依賴、民間性等目標和特征實在不容樂觀。有人認為將城市社區定位于街區可以充分發揮基層政府的作用，發揮行政推動作用加速社區建設。行政推動歷來為我們崇拜，行政推動在城市社區建設中必不可少，尤其是在社區建設剛起步時更是如此，但這種建設社區的方式極有可能會建設出“行政社區”即行政推動主導的模式因帶有傳統操作方式的色彩而極可能在實際工作中把社區重新變成一個行政化了的“大單位”從而影響政府的職能轉換，使政府負擔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重新增加。而我們的城市社區建設本意就是要推動社會自治減輕政府的行政負擔，建設“行政社區”的思路與社區建設的邏輯背向而馳。也就是說以行政推動作為城市社區建設的主導模式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社區建設啟動后行政力量如何退出，它退出后又用什么力量再來推動城市社區的建設繼續進行，又用什么力量推動行政力量在城市社區自治領域的退出？而這樣的退出又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程，同時這種退出過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建設過程，因此前此階段的行政推動并未能真正開啟實質意義上社區建設之路。因此將社區定位于街區，即使社區建設能夠進行，但其在過程中又不得不解決如何走出“行政社區”的困境，這就與政府提出社區建設的本意相悖。而將社區定位于居委會（或者是適當調整后的居委會）所轄的區域相對而言就不會遇到此類困境。
二、社區組織的復位
解決了城市社區的定位后還必須解決社區組織的復位問題。這里所說的社區組織主要是指以居民委員會為主導的社區自治組織也就是非盈利成員組織，其區別于政府組織、市場組織和非盈利公益組織。所謂復位也就是讓其回復其原來的位置，扮演其本來應該扮演的角色。
目前應該著力加以解決的就是居委會的行政化問題。居委會這一社區的主導自治機構變成了基層政府的腿，在實際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甚至全然喪失了自治的特征。（在調查中大部分居委會成員認為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在實際上是上下級的行政隸屬關系，居委會日常工作中的70%左右來自街道辦事處）當然居委會的行政化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和當前體制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承認其必然性與合理性決不能推演出容忍之、縱容之甚或發展之的結論，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的基層社會永遠只會處于國家的強行政控制之中，何談社區建設。社區建設的本意就是要使基層社會擺脫國家的強控制走向自治之路。
1．體現以人為本。社區建設應堅持自愿選擇、以人為本的人文理念，以社區居民參與為核心，突出社區的自治性，滿足居民自我管理、自我實現的需要，增強社區居民的歸屬感和凝聚力，為個人發展提供良好的社區氛圍，以更好地服務于人民，把關懷、方便、愛護帶給人民群眾，把人民群眾的尊嚴和幸福作為社區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2．打破等級制，實現網絡化。在傳統的社區管理體制下，中國各類組織的結構基本上是按照行政系統納入各級政府部門的管理系統，形成了等級化的層次結構，弱化了其本應具有的獨立的意志、利益和目標。而新的社區管理體制應該界定政府的權限，提高社區的自治程度，突出各類社區組織對社區管理的參與，增加管理主體之間的聯系。
3．立足中國國情實現自治，體現公民社會和治理的時展趨勢。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種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照抄外國模式。中國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改革，一要充分考慮到中國城市社區的實際情況，特別是街道和居委會的具體情況，以便于與原有的管理體制接軌。二要重視自治性的提高和中介組織的參與管理，實現居民參與社會的現實需要，體現公民社會和政府由“統治”向“治理”轉變的發展趨勢。
4．確立社區管理主體，理順政社關系，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在新的模式中，政府已不是社區管理的主體，至少不再是惟一的主體，相對于傳統模式來說，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圍將大大縮小。政府管理的方式手段也將發生變化，社會力量不斷增長，朝“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向發展。
二、中國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創新模式的設想
擴大社區規模、完善社區功能、形成特色社區，是加強社區管理機構建設，強化管理職能，實現現代化社區管理的前提條件。應從結構和功能上對城市社區管理體制進行調整，構建新型的運行體系。
1．擴大社區規模廡善社區功能突出社區特色。針對城市社區劃分過細、功能不全且“弱化”的現實，改革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應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1)要合并現有的城市社區，使之成為規模較大、功能結構更合理的“大社區”。大社區的劃分，應充分考慮到土地面積與地理結構、建筑面積與人口數量、配套設施與服務功能等諸多因素。新建社區要適應城市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適應城市發展戰略的具體要求，規模以原社區的4倍～5倍為好。(2)大社區應具備較為完善的管理與服務功能，一般包括：治安、飲食、衛生、體育、娛樂、宣傳、文化、交通、通訊、郵政、休閑等。(3)大社區應形成各自的特色。社區特色的構建可根據居民的種族、宗教、文化、社會地位、經濟狀況、職業、地域以及物業的檔次、風格等因素，劃分為安居房住宅區、金融業住宅區、個私經營者住宅區等各具特色的社區，進而設計、實行不同的管理與服務，提高社區管理的效益與水平。
2．科學構建城市社區管理運作體系。城市社區管理新模式的構建與實施，必須明確社區居民自己建設社區、管理社區，實現居民“自治”和以專業人土進行社區管理與服務，實現社區管理與服務的“專業化”，把社區建設成為居民的溫馨家園的指導思想，科學地構建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管理良性循環系統。
3．理順關系，明確職能，強化服務。(1)理順居民與業主的關系，以此確定城市社區管理委員會的性質與職能。業主是以財產――物業權來劃分的，業主的權利主要是一種經濟權，居民是以居住地來劃分的，居民的權利主要是其作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政治權利，合理分配政治權與經濟權在社區管理機構中的比例份額，從而建立起能代表居民與業主共同利益的社區管理機構――社區管理委員會，代替居民委員會與業主委員會行使職權(建議取消居民委員會與舊制業主委員會)。(2)依法界定物業管理單位的企業性質，規范運作。由于物業管理行業的發展一開始就缺乏應有的規范，舊模式下的城市社區管理沒有明確界定物業管理單位管理性質，帶來了其與社區管理委員會之間的矛盾，逢利則爭，遇事則推，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城市社區管理的無序與低效。因此，在進行城市社區管理模式改革中，要依法界定物業管理單位的服務性管理企業性質，使其回到經營的專業領域――對物業及其配套設施的維護與管理，而將社區文化建設、家政服務、治安、擁軍優屬服務、社會救助服務等功能歸位于社區管理委員會，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管理糾紛。(3)分清社區資產關系，疏暢經營與管理渠道。社區的資產大致可分為社區內的城市配套設施和社區管理費兩大組成部分。社區內的城市配套設施，主要部分由政府投資建造(在舊城區幾乎全由政府投資建造)，政府是理所當然的業主；另一部分是開發商投資建造的(在新城區其所占比重更大)，開發商自然是業主；還有一部分設施是由社會慈善機構或社區人士捐資建造，雖然這些捐資者并不一定就成為業主，但在對這些資產進行經營與管理時必須考慮捐資者的“主人翁”地位。社區內這部分資產的財產權歸屬界線較為明顯，社區管理委員會的責任就是將這部分資產管理好，但依據“政企分離”原則，社區管理委員會必須將這部分資產交給可靠的法人或自然人進行經營，而不能自行經營。
4．積極探索社區資源整合的路徑，加大對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社區的基礎設施是推進社區建設和拓展社區服務的重要載體，是社區管理良好運行的基礎物質保障，必須加大投入力度。而僅僅依靠單一的政府財政投入是不夠的，對于面廣量大的社區基礎設施建設而言，其只是杯水車薪，另外還容易導致社區自治組織的行政化趨向。筆者認為，可把擴大投資的著力點放在激活、整合社區資源上。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充分利用社區資源，引導社區內企事業單位的設施向社區開放，讓閑置場地、設施為社區所用并鼓勵企事業單位及個人以資金、房產、設備、技術、信息、勞務等形式投入社區服務業，把居委會的自治管理與街道辦事處的行政管理、物業公司的專業管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責權利明確、協調配合、互相支援、管理到位的新型社區管理體制。另外，社區還可以對服務的受益者或使用者實行服務項目收費，收取服務實際成本金額，如家庭垃圾處理等。而社區管理只需對清潔公司步人社區以及對其社區服務質量進行管理和監督即可，不必管理到每家每戶。
近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戰略的深入發展，社會轉型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許多新的變化，“單位”的社會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城市社區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社區經濟方面的問題也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在此情況下，深入研究社區經濟發展現狀，對加快我國社區建設，充分發揮社區作用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社區經濟的基本內涵與特征
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社區建設工作的逐步推行，社區經濟才慢慢從城市社會福利性的區服務中分離出來，它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前后才開始出現的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新概念，所以，對社區經濟的研究，目前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然而，社區經濟作為一種客觀的經濟活動早就存在，人們幾乎每天都在接觸它。對于社區經濟的認識，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來，目前國內大致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社區經濟就是街居經濟。因為，既然城市社區建設的基本單位是街道和居委會，那么，社區經濟也就是街居經濟。二是認為社區經濟是指區域內所有經濟活動的組合，凡是街道地區范圍內的經濟，都可以說是社區經濟。三是把社區經濟作廣義上的理解，認為社區經濟是社區各種經濟因素及其活動的總稱，包括社區經濟管理系統(如工商、稅務、金融、物價等)、社區經濟部門(如區、街和居委會經濟組織、工商業、各種服務行業等)、社區經濟活動的項目以及社區經濟的活動。
以上三種觀點主要是從經濟學角度、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界定社區經濟的。它不僅拋棄了社會學中有關“社區”、“社區建設”的特定內涵，而且也割裂了社區經濟與社區建設的密切關系，所以它們都存在不足之處。第一種觀點只對社區經濟中的“社區”作空間屬性上的理解，而沒有把社區經濟的內涵表述完整。因為社區經濟不只是包括街居經濟，還包括其他成分;第二種觀點則把社區經濟的外延給擴大了，有無所不包之勢;第三種觀點更是窮盡經濟之涵蓋因素，把社區經濟的范圍擴大到了極致。由于這幾種偏重于經濟學意義上的界定都缺乏“社區建設”所擁有的社會學內涵，導致在解釋社區經濟時顯得十分乏力。
那么，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或者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相結合的角度來理解社區經濟的內涵呢?本文認為，要界定社區經濟，必須先了解“社區建設”的內涵。因為社區經濟是社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區建設的經濟基礎，社區經濟正是針對社區建設的發展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社區建設”在社會學上具有特定的內涵，它主要“是指基層社區在政府的幫助和指導下，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解決社會問題，提高社區成員的生活質量，促進社區經濟、政治、文化、環境、治安、務等各項事業與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過程。”因此，要完整、準確地理解社區經濟的概念，就必須從要完整、準確地理解社區經濟的概念，就必須從社會學角度來把握社區經濟的幾個基本特征。
1.地域性。社區經濟首先必須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和社區界定范圍之內。社區即地域性社會，地域性是社區經濟的首要特征，超出了特定區域范圍的經濟活動就不能成為社區經濟。社區經濟的地域性不僅是指其經濟主體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勞動力構成也具有一定的社區地域性特征，社區居民必須是社區經濟的基本勞動力和主要技術的構成主體。
2.社會性。社會性是社區經濟諸特征中最為突出的體現。社區雖然首先是指一種地域性社會，但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外，它還帶有感情、特殊主義和集體主義取向。所以，社區經濟不能像其他經濟類型那樣，一味地只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社區經濟的社會性。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社區經濟不僅要講究經濟效益，而且更要講究社會效益，這種社會效益是廣泛而巨大的。如文化方面的有償服務，不僅可以增強社區建設的后勁，而且可以促進社區居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基本素質的不斷提高。
3.服務性。社區經濟是為了社區建設而興辦的，其宗旨是為社區居民的生活和全面發展服務。所以，并非在社區內的一切經濟都是屬于社區經濟的范疇，這正是社區經濟區別于其他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社區經濟的服務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其構成來看，社區經濟一般多以商業、生活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為主。二是從其性質來看，社區經濟的性質就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社區居民，其發展方針是“圍繞服務辦經濟，辦好經濟促服務”。近幾年來，我國許多城市社區本著“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和因地制宜、拾遺補缺的方針，積極發展綜合服務事業，這已構成社區經濟的主要方面，成為社區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4.多樣性。社區經濟的多樣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內容的多樣性。社區經濟的內容豐富多彩，包括房地產、旅游、商業、餐飲、醫療保險、建筑安裝、文化教育等產業。二是經濟成分多樣性。社區經濟除了集體經濟這個主導經濟成分以外，還包括私營、個體、合資等多種經濟成分。凡是立足于社區、服務于社區的一切經濟成分都可看作是社區經濟的一部分。三是經營方式的多樣性。社區經濟一般規模不大，但經營方式靈活多樣。它可以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隨時調整經營方式，適應市場競爭，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我國社區經濟的發展現狀
在我國，社區經濟目前正處于實踐摸索和理論探討的階段。在實踐中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經驗，理論方面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畢竟起步比較晚。因此，在其發展過程中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面臨著不容回避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
1.資本不充足
(1)社區的縱向聯系傳統化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在對社區街居實行襁褓般的束縛的同時，又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在這種體制下，社區缺乏積累社會資本的條件和動機。在計劃經濟轉軌時期，產權制度改革后，社區內的企業成為獨立的法人組織，社區居委會成為自治組織，互動合作關系。但目前有的地方的社區組織，無論思想和行為上都沒有擺脫傳統體制的影響，滯后于形勢發展，習慣于依賴政府，過著“等、靠、要”的日子。面對重要戰略機遇期，有些社區組織不是緊抓機遇，而是“瘸子打圍坐著喊”，不行動，依賴政府獲得“首長項目”以便取得財政保證。
(2)社區的橫向關聯程度低
城市社區經濟發展，要優勢互補、利益共享，節約交易成本，獲得最大化利潤。而從目前城市社區經濟的現狀看，長期以來傾向于和政府之間的縱向、封閉、傳統的聯系，而忽視跨社區和產業之間的交往與聯系，產生了經濟效益低的問題。
(3)社區資金短缺
我國城市化建設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了相當的水平。但對城市社區來說，資金短缺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一方面，政府財力有限，獎金投向社區的數量畢竟太少。另一方面，社區自有財力較弱，城區財政僅能維持一般工資支出，是“吃飯”的財政，險些之外，無力擔當投資發展經濟的(下轉109頁)
(上接107頁)任務，不能成為國有資金投向對象。一個地方的發展，不能光靠政府拔款，主要要靠自身的實力來支撐發展。我國城市社區經濟恰恰是在自有財力上短缺。
2.結構不合理
長期以來由于缺乏建設、管理社區的經驗和對客觀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以至于我們在著力發展社區經濟時出現戰略決策的失誤，戰略重點的失衡，產生了許多結構性的新的問題。如，以往在城市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中，把發展重工業放在不恰當的位置，許多城市忽視輕工業，與此相適應，勢必重視積累而輕視消費。重視經濟增長速度而輕視經濟效益，重視生產用品而輕視生活用品。受這種發展戰略的影響，我們原先的一些社區經濟的結構自然地有著“畸重畸輕”的痕跡。許多城市社區超越自身條件的許可范圍而貪大而求全，忽視固有的優勢而追求自成體系，忽視長期發展戰略而追求短期效益，以至生產結構上比較失調。資源得不到合理開發和利用，生產潛能得不到充分發揮，消費結構上供不應求，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技術結構上不能及時更新換代向高層次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益極不相稱，體現不出經濟發展的戰略要求。
3.管理不完善
我國城市經濟管理體制基本上是沿襲蘇聯縱向的集權式管理機制，雖然也有幾次變革，但主要是在調整條條塊塊的管理權限上做文章，沒有跳出以行政部門和行政方法管理企業的圈子，仍然是矛盾重重，根本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城市社區經濟的管理也不外乎如此，其主要弊端是:
(1)條塊分割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