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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一、 國際環境合作原則的概念
眾所周知，國際合作是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面對當前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各國都有責任和義務加強合作并采取共同行動應對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問題。國際環境合作原則作為國際環境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指國家及包括國際組織、公司、個人在內的其他國際行為體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合作， 基于人類共同利益的考慮， 為解決已經發生或未來可能發生的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的環境問題而采取集體行動的原則。國際環境合作原則是國際合作原則在環境保護領域的拓展和延伸，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國際環境合作原則理念的與時俱進性。
首先， 國際環境合作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豍這一表述目前已經成為使用最多、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認可的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解釋。國際環境合作原則正是為了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出的。
其次， 國際環境合作突出了“人類共同利益”的理念。就國際環境合作而言，“保護生物圈是人類的共同利益”，而國際法長期忽視人類這一共同利益，因此，國際環境合作原則的提出填補了這一空白。
（二）國際環境合作原則參與主體的廣泛性。
依據傳統的國際法理論， 國際法的主體只包括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 而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個人幾乎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在國際環境保護領域， 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以及個人， 正在國際環境合作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這是傳統國際法所不可企及的。
（三）國際環境合作原則的靈活性。
傳統意義的國際合作的基礎是各國之前的利益交換，它強調雙方權利與義務的對等。而國際環境合作則強調實質公平，這集中體現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上。雖然目前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仍然始終存在著巨大爭議， 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國際環境保護領域特有原則的最終確立， 使國際環境合作具有了更加靈活的實現方式。
二、 國際環境合作原則的國際法依據
國際環境合作原則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是在一系列重要的國際會議上得以最終確立的。國際環境合作原則的國際法依據包括：《關于人類環境的斯德哥爾摩宣言》、《內羅畢宣言》以及《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
（一）《關于人類環境的斯德哥爾摩宣言》。
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著名的《關于人類環境的斯德哥爾摩宣言》（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 on Human Environment，簡稱《人類環境宣言》），其中第7 條明確提出： “種類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 因為它們在范圍上是地區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為它們影響共同的國際領域， 將要求國與國之間廣泛合作和國際組織采取行動以謀求共同的利益。豎”此條款強調了為實現人類共同的環境目的， 需要各國政府、國際組織、企業與個人共同的努力， 即“為籌措資金以支援發展中國家完成它們這方面的責任所需要進行的國際合作”豏。此外，該《宣言》第22、24、25 條都有關于這一原則的規定。
（二）《內羅畢宣言》。
1982年為了紀念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0周年，在內羅畢召開了人類環境特別會議，并通過了《內羅畢宣言》。針對國際環境保護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內羅畢宣言》共提出10 項原則， 核心即強調國際環境保護合作的原則。《內羅畢宣言》有多項內容里涉及國際環境保護合作原則，例如：第10條明確提出：“國際社會莊嚴重申各國對斯德哥爾摩宣言和行動計劃所承擔的義務，重申要進一步加強和擴大在環境保護領城內的各國努力和國際合作”豐，該原則就明確了加強國際環境合作的原則。
（三）《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
1992 年6 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簡稱《里約宣言》。該《宣言》旨在為各國在環境與發展領域采取行動和開展國際合作提供指導原則，規定一般義務。《里約宣言》共包括27項原則，其中有的內容是對《人類環境宣言》、《內羅畢宣言》中相關原則的重申， 而有的內容則是對前兩個《宣言》的發展，例如：第24條原則是關于戰爭與和平與環境和發展的關系問題， 明確提出各國“戰爭本來就是破壞持續發展的。因此各國應遵守規定在武裝沖突時期保護環境的國際法，并為在必要對進一步制訂國際法而進行合作”豑；而第27條原則明確規定： “各國和人民應真誠地本著伙伴關系的精神進行合作，貫徹執行本宣言中所體現的原則，進一步制訂持續發展領域內的國際法”豒，將國際環境合作原則的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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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i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World and China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磨卡有限公司(Mirka，以下簡稱“磨卡”)主要為全球范圍內9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無塵干磨系統及研磨材料的生產與銷售服務，其總部位于芬蘭。磨卡的分銷公司位于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新加坡、印度和中國等國家。
磨卡是研磨行業中第一個獲得IS0 9001、OHSAS 18001、IS0 14001三項重要質量認證的公司。磨卡無塵干磨系統得到了多家知名汽車廠商和知名油漆供應商的推薦使用，在無塵干磨行業中具有領導地位。
磨卡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于2008年在上海注冊成立，并在北京和廣州設立了分部，其在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大中華地區擁有超過300家經銷商服務于汽車售后領域，還有近100家經銷商服務于其他工業領域。并且，磨卡在沈陽、哈爾濱、西安、濟南、武漢、成都、深圳等地派遣服務代表為廣大客戶提供及時的供給、服務和支持。
記者：磨卡來到中國六年，取得了怎樣的成績？您如何評價如今磨卡在中國市場中的表現？未來三到五年，磨卡針對中國市場，有怎樣的發展計劃？
Nina：來到中國六年，磨卡從“小”到“大”。通過一系列積極的產品培訓和市場拓展，針對現在的鈑噴流程，磨卡如今能夠為中國市場提供更好的整體解決方案、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我們希望磨卡提供的服務和設備可以讓維修工作變得簡單、有效率。面對取得的成績，磨卡不會停下腳步，而會繼續不懈努力，以此推動品牌及行業的發展。磨卡會在中國推出更多的產品，其中包括耗材、砂紙和設備。在發展產品和技術的同時，磨卡也會完善培訓計劃，我們希望能夠給市場和客戶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培訓，也有計劃在中國開設新的培訓中心。另外，我們愿意為汽車售后維修企業提供更多的整體解決方案。
我對磨卡在中國的業績非常滿意，今年磨卡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當然，評估一個公司的指標不僅僅是銷售額，還應該包括它所能提供的服務種類等。原來，磨卡的主要產品是砂紙、耗材，現在還有打磨設備及相關服務等。我們在銷售數字上有一個量的提升，而在產品線、服務和解決方案上則有一個質的提升。我們想通過各方面的提升，讓磨卡的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總而言之，今年磨卡在中國市場的表現非常不錯。
2014年，磨卡的全球銷售額為212歐元左右，中國的銷售額占全球總銷售額的10%左右。當然，這些數字不僅限于汽車市場，還包括其他工業市場。201 5年，磨卡計劃將業務擴展到電子行業，比如手機殼和與電子行業相關的打磨產品。
說到磨卡在中國市場未來三到五年的計劃，其實非常明確，就是通過產品推廣和培訓，讓越來越多的修理企業成為我們的客戶。當這些企業成為我們的客戶之后，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磨卡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前，我們計劃與評估了很長時間，所以我們更加珍視磨卡在中國的發展。未來，我們希望在中國發展更多的合作伙伴，主要包括經銷商、主機廠和修理廠等，我們希望與他們建立更加密切的關系，以此促進雙方的發展，促進磨卡的產品被更多的人認可與使用。歸根到底，任何一個企業都要用自己的產品、服務和能夠為客戶提供的解決方案來證明實力。還有一點要補充，我們在尋找經銷商合作伙伴的時候，企業的誠信度是我們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
記者：進入中國市場之初和發展至今，磨卡遇到的最大困難和挑戰分別是什么？
Nina：磨卡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面對的最大困難是沒有人知道磨卡(Mirka)品牌，那時的挑戰是如何提高品牌知名度，讓行業內更多的企業和人知道磨卡，了解磨卡，認可磨卡，選擇磨卡。發展至今，磨卡依然注重品牌形象，從綜合服務、培訓及與客戶和經銷商的接觸中，我們始終致力于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磨卡如今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是如何找到好的員工。我們希望服務于磨卡中國公司的員工能夠深刻理解磨卡的理念、服務、產品等信息，然后把這些信息傳遞給客戶；能夠更加貼近中國客戶的需要，把磨卡的產品、服務、技術推廣給客戶。磨卡相信，只有好的員工才能構建更好的企業組織架構，才能夠更好地為客戶服務。
記者：磨卡在全球其他市場表現如何？從磨卡的角度來看，與其他市場相比，中同的市場有什么特點？
Nina：除了中國之外，在歐州、北美、墨西哥、東南亞及亞州等市場，磨卡都發展得很好。現在歐盟的經濟遇到了一些問題，但這并沒有影響到磨卡的經濟增長。磨卡今年沒有在世界范圍內開設新的公司，但現有公司的業務都在穩步發展。
我個人對中國市場有兩點評價。第一，中國市場的發展速度非常快。第二，中國維修企業的員工更樂于接受新事物，愿意在工作方式和方法上作出改變。歐州市場中，維修企業的員工大多觀念比較固化，很難接受新的技術和方法，很難被改變。總之，在歐州和北美市場，很難改變汽車后市場中從業人員的觀念和習慣，但在中國，大家更愿意接受好的、新的事物，并把它們運用到工作中。
記者：磨卡一直提倡關愛環境，近幾年，中國的相關部門也大力推動綠色維修，今年九月，十部委聯合了《關于促進汽車維修業轉型升級 提升服務質量的指導意見》也提到了提倡和鼓勵綠色維修，磨卡在中國將怎樣繼續將環保理念貫穿始終？
Nina：磨卡是專業提供無塵干磨系統及生產和銷售涂附磨料的公司，這些產品的作用是打磨汽車鈑全部分，讓它們更干凈，所以磨卡是一個很“干凈”的公司，我們也一直致力于營造更干凈的大環境，綠色環保是磨卡始終堅持的理念。磨卡正在實施一個可持續性的發展計劃，去年，我們在芬蘭總部建立了一個工廠，這是一個綠色工廠，它融合了很多先進的環保技術。在這個工廠中，我們不僅能夠生產出更環保的打磨產品，也將整個生產過程的環境污染程度降到了最低。磨卡對環保問題很重視，也很敏感，就像我們的產品，都是無塵打磨，有專門的裝置來收集打磨過程中產生的灰塵，不會讓它們飄浮在空中，影響施工人員的健康。
國內環境政治和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1從環境問題的產生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工業化使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這種代價也呈現出跨國性。一國的環境問題會造成其他國家的環境問題，這類環境問題又分成兩種情況：一類是故意轉移污染成本或代價的行為；另一類是非故意的行為。隨著國際分工的擴大及跨國交往的增加，國際投資和貿易也成為轉移污染的渠道。如：歐盟國家意識到工業發展所承載的環境壓力，紛紛提高國內工業的環境標準，迫使企業將生產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因此，國人津津樂道的“中國制造”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和進行貿易時也要考慮環境成本。這類通過貿易轉移的環境代價是間接的，而直接的廢棄物貿易則令人震驚。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洋垃圾，如英國把廢舊紙張運往中國，日本將廢舊電腦等電子產品運往中印等國，這類有意識地轉移環境成本、污染環境的行為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此外，有一類環境污染是非故意的行為，但在客觀上造成國內環境問題國際化。國內環境污染如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等有時會造成跨國污染。20世紀70年代，美國酸雨漂到加拿大，每年給加拿大造成數十億加元損失，經過數十年談判，美加達成治理協議。近些年，印尼為了發展生物能源，燒掉大片森林，造成印尼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東南亞陰霾天氣增多。跨國水污染指的是一國由于和其他國家擁有共同的河流、湖泊等，在本國發生水污染后，波及下游國家，引發或加劇國家間關系的緊張。如：萊茵河發源于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流經法國、德國等9個國家，1986年11月瑞士巴塞爾市一化工廠失火，近30t劇毒的硫化物、磷化物和含有水銀的化工產品流入萊茵河，導致萊茵河150km內60多萬條魚被毒死，5000km以內河岸兩側的井水不能飲用，河邊的自來水廠關閉，啤酒廠停產，萊茵河因此“死亡”20年。
再如：2010年10月，匈牙利鋁廠的廢物池決口，約有100萬m3有毒廢物泥漿沖出，威脅多瑙河下游6個國家。又如：烏拉圭河流經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2005年，烏拉圭在該河興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紙漿廠，影響附近的空氣、水質等，一度造成烏阿關系緊張。可見，環境問題的產生有深刻的國際根源。
2從環境問題的治理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之間的關系
環境屬于公共物品，具有非對抗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既存在和環境有關的國內公共物品，也存在和環境有關的國際公共物品或全球公共物品。國內環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維護看似只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實際上也離不開國際視野，即在必要時要借鑒國外先進的環境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國內環境；此外，如果一國的環境問題外溢，影響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還需要加強雙邊或多邊合作。在全球環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維護方面，地球上的每個行為體，特別是每個國家都負有責任。當前世界十大環境問題包括：氣候變化、臭氧層的耗損與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酸雨、森林減少、土地荒漠化、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在這些問題中，關于氣候變化的談判成為一個最典型的，需要各國政治家、科技人員等共同商討方案的大事，因為過去圍繞其他環境問題的全球治理一般交給科技人員制定技術標準就可以解決，但是氣候變化問題的公共性更加明顯，氣候是全球生態系統的基礎，大氣不具有排他性，任何國家都可以擁有大氣，但又不受任何其他人和任何其他國家的約束，即使其他國家采取了積極改變氣候急劇變化的措施，某些國家仍然可以搭便車，可以共享改善的氣候。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在國際社會建立一種機制，既約束對氣候產生不利影響的國家，也用激勵措施鼓勵更多國家為大氣這樣的公共物品的維護作出貢獻。因此，目前國際社會圍繞氣候變化展開的外交談判在較大程度上動員了世界上的每個國家。可見，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內國際互動及盡可能多的國家參與國際合作。
3從環境意識的傳播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環境意識包括對環境問題的產生及解決辦法的認知，環境治理理念的傳播經歷了一個國際化的過程。環境治理理念可以從一個國家到達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形成的意識再去影響另一個國家；同時也可以由一個國家直接影響另一個國家，中間不經過國際社會的意識的影響。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公害事件及《寂靜的春天》等著作的出版，使20世紀中葉掀起第一次國際性的環保運動。地球日的誕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將環境治理理念擴散到世界范圍的例子。美國參議員尼爾森和哈佛大學學生海斯積極倡導環境保護，在其影響下，1970年的4月22日，美國有2000多萬人在街頭、校園游行，集會、演講，宣傳環保理念，其影響超出美國，成為世界性的環境保護運動。4月22日也成為全球性的“地球日”。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開展形式多樣的群眾環保活動。此外，國際社會一般把1972年作為國際環境治理的起點，因為這年6月，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來自113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和民間人士就當時的世界環境問題及全球環境保護戰略等進行研討，制定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提出了7個共同觀點和26項共同原則，并建議將此次大會的開幕日即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此后聯合國每年都會根據當年的環境熱點問題制定“世界環境日”主題。可見，國際環境意識起源于英、美、日等工業化國家對環境問題的反思，最后形成大多數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認同的意識，這種意識又開始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據統計，在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之前，全世界僅有10個國家設立環保局，到1982年有110個國家設立了環保局。
現在，雙邊或多邊環境條約數量之多、涉及國家范圍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環境治理理念的國際傳播。雖然我國自古重視天人關系，但是我國環境意識的成長以及環境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經歷了一個國際化的過程。一方面，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參與國際環境大會，學習國際環境法的精神，并將環境治理的理念內化到我國的環境政策與法規中。另一方面，我國也不是被動地接受國際環境治理理念，而是在參與的過程中積極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及環境問題的突出，我國必然要參與國際環境治理理念的傳播和塑造。
4國內環境問題與國際干涉的關系
由于人類面臨的環境危機日益嚴重，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的敏感度會提高，其中既有合作，也有摩擦。以水資源為例，似乎更多的是沖突，如：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圍繞著約旦河的水資源分配問題產生的沖突；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圍繞幼發拉底河產生的沖突；印度和孟加拉國圍繞著恒河產生的沖突。除了水資源的分配問題之外，還有使水資源免受污染的問題以及水生物的生態多樣性保護問題，上游水利、水電設施對下游的影響問題，這些也是容易引起國家間關系緊張的因素之一。積極的合作可以化解沖突，但是近些年來，一些環境問題被擴大化，甚至和其他國家安全問題聯系在一起。例如：外國在宣揚“中國”時，又增加了“中國水”。中國的國際河流眾多，在東北部有松花江等，在西北部有伊犁河、額爾齊斯河等，在西南部有瀾滄江（湄公河）等。這意味著我國在進行國際河流的合作時，要避免使問題復雜化，比如避免把雙邊問題多邊化，或者把水問題和其他問題掛鉤，加大解決水問題的難度。水問題只是眾多環境問題中的一個，有學者擔心環境問題會成為一些棘手的國際政治問題的借口。
飯島伸子環境社會學思想的價值
飯島伸子環境社會學思想的價值在于它在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啟發了人們對環境與社會、社會與環境關系，和環境社會學相關問題的思考。
思考之一，環境問題是工業化、城市化有所發展、但發展又不充分的產物。決策者在制定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時，必須考慮工業化、城市化對環境的影響，必須做好優化經濟結構、完善工業布局、妥善處理人口分布與資源配置關系的文章，相關部門在實施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時，必須把環境保護作為硬任務和剛性指標。工業化、城市化既能破壞環境，也能美化環境。環境問題既可因工業化、城市化而產生，也可因工業化、城市化消除。
思考之二，環境問題既是生態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對環境問題不能只作生態學分析，還應作社會學研究。為尋求環境問題的解決路徑，必須將其納入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框架中考量，不能就環境問題談環境問題。就環境問題談環境問題無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尋求環境問題的解決路徑，必須強化環境保護和經濟與社會發展并重的意識，不能以犧牲環境來獲得經濟與社會發展。以犧牲環境來獲得經濟與社會發展得不償失。
思考之三，人口增長、技術失控、生產過剩、消費無度是環境遭受破壞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發展觀念不正確。發展觀念不正確使得政府在作管理決策、企業在作經營決策時很少考慮環境因素，很少考慮這一決策的執行會對環境造成怎樣的影響。為避免這一現象的再次發生，政府和企業在作相關決策時，必須改變觀念，必須考慮這一決策及其執行對環境有無影響，有多大影響。
思考之四，消除環境危機須扎扎實實地開展多方面的工作。須袪除“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確立并踐行道法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理念。須健全完善政府主導、民間推動的環境保護、環境治理機制，充分發揮政府和民間在這方面的作用。須克服以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環境效益為表現的市場失靈和以追求經濟增長尤其是GDP的增長，忽視環境保護和治理為表現的政府失靈。須在各個方面，尤其是資金、技術方面開展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的國際合作。
思考之五，環境社會學研究不能孤立進行，它需要借鑒其它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成果，需要與其它學科合作。只有借鑒其它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成果，環境社會學才能在不斷追求人類生存環境的理想狀態中樹立自己的學科形象，實現自身的價值。只有與其它學科合作，環境社會學才能更充分發揮自己在環境保護、環境治理中的立言獻策作用。
思考之六，環境社會學者在促進公眾環保意識的覺醒，國家環保法律體系的完善以及官產學環保聯動機制的建立方面大有可為。環境社會學家通過對環境問題發生機理、機制的分析和環境問題解決思路、對策的探討;通過對環境保護必要性、重要性的論述和對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雙嬴理念的倡導;通過對所在社區、所在城市、所在國家環境運動的參與和國際環境運動的介入，為喚起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為消除經濟增長投下的環境陰影，為促進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貢獻自已的力量。
飯島伸子環境社會學思想的價值除體現在它能啟發人們對環境與社會、社會與環境關系的思考外，還體現在它為人們提供了一條了解環境社會學的線索，為人們開啟了一扇審視環境問題的窗子，為人們搭建了一個預測環境社會學前景的平臺。循著它提供的線索探究下去，人們知道環境社會學是一門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科學，一門將結論建立在實證分析、細節分析基礎之上的科學，一門有理論意義和實際價值的科學。透過它開啟的窗子，人們看到了環境破壞的嚴重性、環境治理的緊迫性和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登上它搭建的平臺，人們看到環境社會學以其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深層憂慮、對環境危機的深刻反省、對消除環境危機的執著追求顯示出自身的魅力。有魁力就有生命力，有生命力就有環境社會學的美好前景。
飯島伸子環境社會學思想的局限
飯島伸子的環境社會學思想深化、升華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給人們處理環境問題以理論和方法的指導。我們在肯定這一點的同時，也應清楚地看到它的某些局限。她承認環境問題產生于不當的生產、生活方式，但沒有認識到不當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是環境問題的歷史性、體制性根源。環境問題的歷史性、體制性根源是發展理念不正確、發展模式不合理。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改變唯經濟增長的發展理念、必須改變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她看到了經濟全球化的作用和產業大轉移的趨勢，看到了“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大規模開發和工業建設的過程，也是發展中國家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遭到損害，土著民族的原有生活方式遭受徹底破壞的過程。”但沒有看到發達國家正是在經濟全球化和產業大轉移的幌子下將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轉移到欠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從欠發達國家拿走的是“干凈”的產品和巨額利潤，留下的卻是產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廢氣、廢渣。發達國家留下的廢水、廢氣、廢渣加劇了欠發達國家的環境危機。欠發達國家在承受因自身發展而導致的環境之痛的同時還要承受發達國家轉嫁的環境災難。
她看到了城市市民對城市環境狀況的不滿，但沒有看到即便環境狀況再遭糕人們也不會輕易離開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放棄賴以為生并己經習慣了的城市生活方式，放棄與之相關的工業技術。人們可以治理城市環境，可以改變城市環境。不如人意的城市環境不應成為人們反對城市、反對與城市建設、城市生活有直接關系的工業技術的理由。她強調調整經濟結構、尤其是調整產業結構、工業結構對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的意義，但沒認識到環境保護、環境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除了要調整經濟結構外，還應做好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和環境污染源的控制工作。
她強調零增長、緩慢增長對維護生態平衡的意義，但沒有認識到面對不可逆轉的增長趨勢和難以抑制的發展沖動，不是迫于無奈，沒有哪一個國家會為保護環境而刻意減緩發展速度。發達國家不會，欠發達國家更不會。以犧牲生態為代價換取暫時的經濟繁榮不對，借口保護自然環境而不發展經濟也不對。正確的做法是在發展經濟時注重對環保的保護，在保護環境時注重經濟的發展。她強調政府、非政府組織負有幫助民眾擺脫環境災難的責任，但沒有提出為履行責任政府應采取哪些具體措施，非政府組織應實施哪些具體方案。因沒提出具體措施和具體方案，幫助民眾擺脫環境災難不免陷入空談。
飯島伸子環境社會學思想的局限既與環境社會學學科現狀有關，又與其學術旨趣、價值取向有關。就學科現狀而言，由于環境社會學產生較晚，學界對它的研究還處在初始階段。很多基礎性問題還沒完全理清。就學術旨趣、價值取向而言，飯島伸子重視環境社會學對象、方法環境問題現狀和民間環保運動類型的研究，不太重視環境社會學功能、環境問題趨向和政府環境治理政策及效果分析。飯島伸子研究環境社會學所依據和利用的文獻資料大多來自歐美，歐美學者的價值觀對其環境社會學思想的形成與演變無疑有很大的影響。
上午好！中國XX年上海世博會“環境變化與城市責任”主題論壇，經過一天半緊張而熱烈的主題演講和討論交流，即將圓滿結束。在此，我代表上海世博會執委會，對共同主辦方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中國環境保護部、中國氣象局、中國國家能源局、江蘇省南京市政府，以及各位嘉賓的熱情參與和論壇工作人員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謝！
世博會是展示人類文明發展成果和探討未來發展理念的重要舞臺。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環境保護就已經成為多屆世博會的主題內容。從能源、淡水、海洋,到居住與環境、人類與自然，世博會持久傳播著保護生態、關愛地球的價值理念，推動著人類社會不斷邁向可持續發展。
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的中國XX年上海世博會，旨在探討“什么樣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什么樣的生活觀念和實踐讓城市更美好”以及“什么樣的城市發展模式讓地球家園更美好”。在當今世界城市發展普遍面臨環境資源挑戰這一歷史背景下，上海世博會不僅延續并凸現環境保護的價值理念，而且也第一次強調提出了“環境變化和城市責任”。
圍繞“環境變化和城市責任”，本次論壇從應對氣候變化與低碳發展、城市環境治理、綠色產業發展、可持續交通和建筑、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公眾參與等方面，重點探討了城市如何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和義務，如何選擇符合城市特點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如何通過技術、政策創新落實全社會環境責任等問題，形成了以下一系列共識和主張。
第一，城市應該也必須通過自身的行動和相互的合作積極承擔應對環境變化的責任。
一方面，城市作為人類生產生活活動的主要載體，既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也是各類環境風險的主要受害者。大量觸目驚心的數據揭示了城市化過程中環境資源問題的嚴峻性。比如，城市在消耗了75%自然資源的同時排放了76%的二氧化碳和更多的其他污染物，而這一數據隨著城市化進程還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環境是城市的資產，城市不僅有必要成為全球環境治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承擔著無法逃避的道德責任和行動義務。
另一方面，城市作為發展問題的決策和管理基本單元，是環境問題解決方案的重要提供者和執行者。“全球思考，城市行動”已成為世界各城市推進可持續發展的普遍共識和行動準則，各城市交流的共同點就是如何在考慮全球環境問題中落實城市的具體行動，如何在解決城市環境問題中為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作出貢獻。
同時，城市必須結合階段發展的實際，通過合作共同應對環境變化。比如，不少專家指出，像非洲等欠發達地區，必須兼顧其正當的發展需要以及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因此，如何構建公平的資金技術轉移機制，應當成為政府、企業和學術界認真思考的問題。
第二，各城市應積極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眾所周知，環境問題需要運用綜合的政策措施予以有效解決。正如不少專家指出的那樣，環境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綜合問題，與城市化、貧困、就業之間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系。從這一點看，環境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發展的問題，其關鍵就在于我們采用什么樣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方式。無論是綠色城市還是低碳城市，城市環境責任必須具體落實到城市規劃、能源利用、交通發展、產業發展、以及城市生活等各個領域，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在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同時努力避免和降低環境風險。
實踐證明，處理環境與發展問題，必須結合城市特點，尋找更有針對性和現實性的有效途徑。我們看到，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因素涵蓋資源稟賦、技術水平、消費模式、環境政策等諸多方面，并且與城市的發展階段有重大因果關聯。墨西哥的可持續城市項目、加拿大蒙特利爾市、中國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交流，都說明了從城市實際出發確定應對策略和行動計劃的重要性。
第三，城市在承擔環境責任和應對環境變化中，技術進步是關鍵。
要在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保護好生態環境，重點要走出一條經濟產出高、資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的產業發展道路，關鍵在于技術的進步及其推廣應用。技術進步不但能幫助以低成本實現環境控制目標，而且有助于從市場中獲取競爭優勢。如何通過技術創新使能源、交通、建筑等領域和鋼鐵、化工、制造業等行業更環保、更低碳、更清潔，已經成為城市系統解決方案的關鍵內容。
第四，城市環境保護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并履行相應的責任。
城市在履行環境責任中，政府、企業、公眾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彼此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動關系，顯得日益重要。越來越多的經驗證明，城市環境治理的成敗取決于體制和治理結構，這和政府、企業、社會三個方面都密切相關。比如，對于綠色建筑，行業和政府在標準制定推廣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歐洲綠色運動推動綠色星球”、阿拉伯地區“綠色城市和公民環保行為”、拉美和日本的“城市可持續生活”，還有臺北縣“可持續教育與公民綠色參與”等，都說明了公眾參與的力量和成效。值得注意的是，環保非政府組織一直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國環保協會提出“用市場之手持續創新城市生活”，并與政府部門合作發起“綠色出行看世博”活動，得到了良好反響和廣泛參與。借今天的機會，我也熱誠歡迎大家會后“綠色出行看世博”。
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國際體系乃系國際關系學界運用于分析國際關系的邏輯出發點，系指兩個及以上國家之間有足夠的交往，一國對其他國家決策產生足夠影響而促成某種行為時所發生的體系。［1］國際體系具備的諸要素:體系范圍、結構、單位行為體、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規則及支撐體系的經濟因素與文化因素。本文從國際法視角闡述國際環境治理體系的變遷。
一、國際關系的體系觀
國際關系學界存在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三大國際體系觀，各自將國際關系置于國際體系內進行分析，各自論證方式不同，結論也不一樣，分別形成的各自體系對應為:結構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
(一)國際體系的屬性認識
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屬于單向的靜態體系，一方面，國家間的互動不會對國際體系造成影響，只是國際體系對國家間的互動產生作用，謂之“單向”;另一方面，國家之間并不會自己互動，而是由外力(如國家權力)來推動他們互動，謂之“靜態”。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權力結構對國際體系的重要影響，但主要強調“進程”，從成本－利益角度來論證，將合作互動具體落實為“制度”形式。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是客觀存在的，但它認為是通過行為體人為改變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國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過觀念建構起來的。
(二)對“互動”的理解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內部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與單元無須分開，處于單元層次，行為體運行的動力來源于外部力量，每個國家被比喻為球臺上的一個球，當球桿打出之后，球與球之間在外力的作用下發生物理性的互動，并產生某種結果［2］。因此，它認為國際體系內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極低的合作。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深受行為體自身的權力影響，但各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仍然對于形成國際體系產生重要作用，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更多是不考慮權力因素通過合作來達到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將產生各類制度規范，進而發揮約束行為體行為的效力，同時使得行為體對其行為產生預期。建構主義所認為，行為體之間不斷的實踐活動將首先消除私有觀念，形成共有觀念，最后產生社會性的觀念結構，謂之“文化”，或以“共同體”之概念來表達。［3］這一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始的共同體、上升的共同體和實現行為體的彼此認同，三個階段均基于共同觀念而建立起來的共同遵守的規范則是互動的主要方式。
二、當代國際體系的要素變遷
按照秦亞青教授的觀點，國際體系在發生延續與變革，他從國際體系本體和要素兩個方面對國際體系展開論述，認為體系本體依舊沒有發生質變，但體系要素卻發生了變革。［4］國際體系本體上還是以為原則、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為體系在運行，但國際體系諸要素已經或者正在發生變革。
(一)行為體:單一國家向多元主體轉變
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建立后，單一國家都一直是國際體系內部唯一行為體，但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一大批組織在二戰之后紛紛成立并在國際社會事務中發揮越發重要的作用，盡管這些組織目前難以取代國家，但長遠看來，國際組織有可能具備不亞于民族國家的地位，特別是在諸多需要國際組織參與的領域，比如軍事安全、恐怖安全、經濟危機的處理等方面，已經超越了一國的能力范圍，甚至若干個國家的合作也難以解決問題，需要國際社會的諸多國家共同聯合開展。國際組織可能成為諸多國家利益訴求的共同載體，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發揮其重大作用。另外，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個人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也愈發明顯重要，當然也就包括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權方面，個人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社會，單一國家作為國際唯一主體的局面將被多元的國際主體共同支配的現實所取代，而多元主體的行為必將給國際體系帶來更多且更復雜的影響。
(二)結構:硬實力與軟實力并存
國際關系理論談及結構，實質是指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權力結構所強調的政治權力是一直以來支配國際體系的硬實力。結構現實主義就是將權力在國際體系內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國際體系最重要的方面，認為權力是決定國家行為與其在國際體系內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實力對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甚至決定了一國的對外行為，霸權國家就是實例，20世紀以來，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以其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支撐，盡管有一段時間因為蘇聯的出現，使得國際社會呈現均勢局面，但這同樣是源于二者擁有其他國家沒有的軍事力量。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各國認識到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痛苦，不約而同棄戰轉向將經濟發展作為各自的首要戰略目標，日本和歐盟的經濟實力在戰后得到了巨大發展，各自藉此成為世界多極化的一極。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約瑟夫•奈教授提出軟實力一說，［5］他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力都歸為軟實力范疇，與硬實力并列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將發揮超越硬實力的作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微妙變化，二者可以相互影響和作用，自由制度主義為此還創造出“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強調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間的密切關系。
(三)互動:能力與頻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動能力得到極大地提高，而互動能力的提高也使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互動的程度首先與科技環境是密切相關的，它是支撐互動的基礎。互聯網和高科技打破了傳統的地緣界限，前者實現了虛擬空間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間上的交通變得更加順暢和便利。人們之間的交流互動頻率不斷增強，社會的流動性不斷增強，國際交往更加廣泛和深入，互動愈加頻繁，國際社會趨于融合，以往國際所呈現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為體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觀層面的國際體系圖，這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不斷在進行過程建構的結果，并且這一結果在未來的時間里將因持續與行為體的實踐活動互相作用而不斷發展。互動的目的就在于解決某些問題，其結果可能表現為沖突，也可能表現為合作。比如，經濟上的互動，歐債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都顯示出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彼此之間需尋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這個過程當中，互動是相當頻繁的。互聯網時代的文化傳播日新月異，各國文化的互動結果則可能表現為沖突。建構主義認為文化就是觀念結構，文化的融合實質上就是其所強調的共有觀念，行為體實踐與其觀念之間的互構其實就是一種互動，觀念在行為體的實踐互動過程中趨于統一與融合，即為共有觀念。
三、國際法對國際環境治理體系的影響
英國學者萊德利•布爾提出國際社會概念，認為國際體系進一步發展就是國際社會，視乎是否出現基于共同觀念所遵守的國際法律規范。從環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討國際法律規范在當代國際體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環境治理目標實現唯有依靠國際法予以規范達成。
(一)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際法
國際體系變遷是一個進程(process)，意為國際體系中的個體或曰單元之間的互動方式和互動類型。［6］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通過制度合作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將國際制度定義為“一系列圍繞行為體的預期所匯聚到的一個既定國際關系領域而形成的隱含的、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7］建構主義所強調的進程是國家通過主動建構國際體系觀念結構的實踐活動，行為體交往的初始行為通過互動產生了主體間意義，在形成共有觀念基礎之上產生社會性的觀念結構，因而形成共同的規范、規則和程序。二者無一例外強調運用規則、原則和程序來保障國際體系進程的實現和維系國際體系的運行。在國際體系互動進程問題上，借鑒過程建構主義理論得出結論［8］:國際體系乃過程建構的結果，而過程建構將孕育國際法。過程建構主義的基本理論取向是社會性過程理論，強調社會性建構作用，認為社會性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要素，該理論假設之一就是堅持國際社會進化的原則，認為國際關系的運動是變化的，是行為體的能動作用使然，同時相信國際體系的變化是朝著更加符合人類期冀的方向變化，也就是朝著進步的方向變化，而這種變化正是一個不斷地通過主體間的實踐活動來建構的過程，或曰過程建構。在其看來，過程就是指產生社會意義的持續的實踐互動關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規范。既然規范是行為體廣泛接受的適當行為的準則，那么，規范的孕育和形成動力之一，就是來自過程本身，就是說，規范不僅是行為適當性的標準，而且也是規范參與者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過程使得規范得以塑造實踐者，也被實踐者所塑造。過程的運動既意味著規范通過行為體的社會性實踐被持續不斷地建構和再建構，共同利益不斷地被生產和再生產，也意味著這些被建構的規范和規則反過來對過程的持續又起到了促進作用。
(二)國際法對環境治理體系變遷的功能
國際關系錯綜復雜，國際社會在體系變遷中運行不免失序，國際法無疑是使之更加有序運行的有效路徑。國際關系學對于國際法概念界定，主要從國家行為體的角度將其概括為一種行為準則，分為限制性法律規范和構成性法律規范，前者主要體現為限制，后者則首先體現為構成。當代國際體系已非沃爾茨時代的單一政治體系，經濟、文化等方面已經或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宏觀國際體系內部已經或正在建構更多的子體系，縱橫交錯，稍有不慎即可能引發宏觀體系秩序的混亂與無序。國際法的產生、傳播和發展已經與國際體系的運行形成了不可分離的緊密關系。國際法之于國際體系的作用可謂不可或缺。一方面，多元主體使得規范化趨勢增強。當代國際主體的多元趨勢源于全球性事務的日益增多，并且處于不斷膨脹的過程。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國家作為單一國際主體的國際體系正在變革，國際組織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層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務的大量涌現，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體系的唯一行為體已經難以應付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組織威脅、環境污染、經濟危機等問題，都是當代所出現的新問題，覆蓋面及其廣闊，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圍，影響整個世界，這些問題涉及各國的政治、經濟等方面，如不加以處理或者處理不當，勢必給各國造成深遠的消極影響，既然一國無力處理好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過國際組織來解決，在世界無政府的背景下，各國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只能依靠相互合作來維系，而合作的重要載體就是國際規范，無論是基于經濟學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觀念的成形考慮，規范都將通過制度化和社會化而得以實現其效能，國際組織在當中將充當規范制定、執行和監督的平臺作用，使得國際社會能夠依此作為其行為的預期和指引的重要載體。另一方面，問題的互動由國際法保障實施解決。在國際體系理論中，互動是體系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互動亦是為了解決某一問題。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務需要行為體之間的頻繁互動，無論是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機制，抑或建構主義(包括西方建構主義和秦亞青教授所提出的過程建構主義)所倡導的規范建構，都以互動作為國際體系的重要內涵視之，各國不同程度地發展多邊關系，互動結果是各方尋求彼此都予以承認或是遵守的共同規則來加以調整和協調，此即國際法。如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就是范例，為解決目前及未來所面對的國際性事務，組織內部的各國際組織也分別相應地制定規范性條約來保障通過互動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像核安全問題，聯合國及其相應的內部組織制定相應的規制核行為的一系列規范和原則，在最大可能的范圍內限制全球核危機爆發及保障因核試驗而帶來的戰爭危險。再如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組織，其內部各成員國所制定的各類多邊協議或者是適應性不一的規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國際經濟互動的有序進行，同時也能夠在規范的指引下尋找到解決各類經濟問題的途徑。本文以環境治理為例，建構具有普適性的國際法，以此為基礎和依據，各國互動顯其意義。1．無政府狀態下環境問題的產生國際體系的變遷并未實質改變其本體，即國際社會仍舊處于無政府狀態。全球環境問題卻愈發嚴重，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在客觀上給人類帶來危害的程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問題的解決顯然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在無政府狀態下這就陷入了集體行動困境中，各國愿意搭便車而非主動采取行動來解決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務。國際社會并沒有一個凌駕于各國政府之上的國際政府像國內政府那樣采取強制性措施統一解決問題，各國從其本國利益出發，觀望之態者甚于主動為之者，諸如氣候減排這類環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國家認知其主動減排的成本將遠遠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車，等待獲取其他國家主動減排所帶來的公共收益，美國對待氣候變化的政策較為消極的原因便是實例，其認為如果該國主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盡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對收益會較小，而其他國家可能從中獲取更多的相對利益，這嚴重不符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應該為了主要是其他國家未來世代的利益而讓國民承擔大量的成本［9］。2．要素變革下的治理路徑:建構國際環境法律制度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治理得到不斷加強，國際環境條約數量和締約國數量不斷增多，［10］，盡管并非所有的條約及締約國都能發揮效力和遵守條約;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代表的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環境組織在環境治理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歸因于國際體系主體多元化的結果，國際組織功能發揮愈加明顯;公民對環境問題的認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環境問題的全球治理。國際體系變遷中的多元主體趨勢有助于沖破傳統國家利益的枷鎖而使得環境問題得以治理。在上述言及的相當數量國際環境條約中，臭氧層治理方面的國際法所發揮的實效性最強。1987年制定的《損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被普遍認為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國際環境協議，該議定書先后經過五次修改，已有190個締約國加入和批準，協議實施后，共有超過85%的消耗臭氧層物質被淘汰，科學家依此預測到21世紀上半期，臭氧層將會得到恢復。［11］臭氧層國際協議的實施成功，證明國際法在臭氧層治理方面發揮著巨大的功效，從法律實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爾議定書》不僅使得締約國履行相應義務，而且能夠通過該議定書解決南極上空臭氧空洞問題，說明此議定書是有效，也證明包括臭氧層在內環境問題解決最佳方案只能是締結具有普適性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本文從國際法角度來探討當代國際體系的變遷問題，以全球環境治理為例，基于法律的穩定和預見等特征在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優越性考慮，認為國際社會有與國內社會相類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觀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國際法在調整國家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方面將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定紛止爭、獎罰分明，使得國際行為體對其行為產生預見性，保證國際體系朝著穩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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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約瑟夫•奈教授在1990年在其論文＜軟權力＞、＜世界權力的變革＞及其著作＜必定要領導———正在變化著的美國權力的性質＞中提出和闡述了軟權力概念．一般被界定為三方面的要素:價值標準、市場經濟和西方文明，其重點在于社會聯系、經濟相互依存和國際組織機制對國家的影響．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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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過程建構主義乃我國學者秦亞青教授所主張，他認為國際關系學派中應有中國學派的位置，中國傳統的哲學思維是“關系”，這恰恰是國際關系三大流派所共同缺失的，主張借鑒主流建構主義，將“過程和關系”植入國際關系理論中，提出一個過程建構主義的理論模式．秦亞青．關系本位與過程建構［J］．中國社會科學，2009(3)．
［9］JodyFreeman，AndrewGuzman．氣候變化與國家利益［J］．公法研究，2012(1)．
本期討論
《極地規則》：北極航道
生態治理與航運安全規則的先聲2014年11月在倫敦召開的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MSC）第94屆會議上，通過了《極地水域船舶航行安全規則》（簡稱“極地規則”）草案及《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有關修正案，此舉標志著國際海事組織有關保護極地水域航行船舶以及船上人員（船員和乘客）的工作取得里程碑式的進展。極地規則內容包括船舶操作、設計、安裝和環保等方面，并且提供確保船舶安全操作的指導說明。
前《極地規則》時代北極地區環境治理規則梳理
北極領域目前的迄今為止，專門適用于北極地區的、有法律效力的政府間條約是《斯瓦爾巴條約》（也稱《關于斯匹次卑爾根群島的條約》），但是該條約僅僅承認挪威對于斯瓦爾巴島“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權”、“該地區永遠不得為戰爭目的所利用”等。由于締約時間較早，加之該條約主要為解決各國淘金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的產生，對于環境問題沒有關注。
而北極地區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適用目前也只能為一般性的國際環境法律文件所輻射，例如《防止海上油污國際公約》、《干預公海油污事件國際公約》、《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國際公約》、《設立國際油污損害賠償責任基金的國際公約》、《丹麥、芬蘭、挪威、瑞典關于采取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合作措施協定》、《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公約》等。
北極航道事實上的形成與該地區環境與航運法規體系之不足
2013年，共有71艘船舶通過俄羅斯北方海航道，而2012年僅有46艘。2013年過境運輸量為140萬噸，較2012年的130萬噸略有上漲。但隨著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快速增長，預計2015年這一數字將達到400萬噸，2020年更將飆升到6500萬噸。不論我們愿不愿意承認，事實上的北極航道已經投入使用。英國倫敦航運保險機構勞氏市場協會對此發出了警告：在北極極地水域航行面臨著“極大的”風險，隨著船舶在北冰洋水域航行越來越頻繁，已“超出了政策制定者制定法律框架的能力”。針對該領域航行船舶的操作規程不健全、防止船舶污染的標準與規范不明確、相關保險險種配備不齊全、極地環境下突發事件應急營救規則的缺失等問題最終凸顯出了北極地區環境與航運法規體系之不足。
《極地規則》對于北極航道環境治理法規體系的補足與完善
《極地規則》立法的初衷是提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的船舶安全操作規程和保護北極地區環境的國際法律文本框架中的技術標準部分，以在確保船舶與船員航行安全的同時，將運行之中的航運風險降到最低，并在此基礎之上對北極航行安全和防污有關的法規、公約和指南進行整合，形成一個在北極水域船舶航行安全的國際公約。《極地規則》已經確定將稱為《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及《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的修正案，從而具有法律約束力。
目前，各國圍繞北極航道的經濟利益爭奪呈現出多元化、復雜化的趨勢，《極地規則》作為一部綜合性的北極地區航運與環境保護規范的法律文本的先聲，能否在確保各國可接受的商業利益的同時，有效保護海洋環境與極地生態，我們拭目以待。
—傅哲明
北京大學法學院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專業2014級法學碩士
極地航道環境治理中的“技術賦權”與“法律賦能”
在《極地規則》出臺之前，20世紀30年代，芬蘭與瑞典政府聯合頒布了《芬蘭-瑞典冰極規則》，首開了北極海域的航行規則的立法進程。此后長達數十年內，由于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局限，北極海域的立法規制進程停滯了。直到2002年12月國際海事組織（IMO）頒布《在北極冰覆蓋水域內船舶航行指南》。2009年12月國際海事組織通過《在極地水域內船舶航行指南》。2006年國際船級社協會（IACS）頒布《極地船要求》。2008年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設計與設備分委會（DE）審議《極地有冰覆蓋水域船舶操作指南》，并作為非強制性指南。
2009年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第86屆會議提議制訂強制性《極地規則》，并且就南極和北極采用不同的適當措施達成一致。2010年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設計與設備分委會第54次會議開始制訂《極地規則》。2011年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設計與設備分委會第55次會議對與《極地規則》制定相關的風險識別、規則草案、環境保護三個方面進行審議。
基于對極地航道規則的發展演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很早就將高度技術性、操作性的規則納入了法律文本，其中有的是直接以操作性規則命名，有的以附件或者附加議定書的形式作為正式法律文本的附則存在。但是如果深究其立法意圖，我們不難發現其中“技術賦權”過度而“法律賦能”不足。
“技術賦權”：國際海事規則制定的傳統價值取向
技術何以賦權的問題，本質上是技術和政治關系的問題。兩者之間密切的關系不僅僅體現在政治能夠通過壟斷科學技術來獲取權力，更為重要的是，科學技術本身就有驅散蒙昧、啟迪民智的啟蒙特征。《極地規則》同樣沿襲了這一思路，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目前公布的草案，《極地規則》草案的初步框架包含了：認證、設計、設備與系統、 操作、環境保護、配員與培訓等幾大塊內容。環境保護涉及極地地理邊界劃分、環境保護要求、極其水域航行監視等方面。2012年2月13-17日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設計與設備分委會第56次會議初步確定 A、B、C三類船舶定義。其中A類船舶具有符合IACS UR、PC冰級或等效冰級，可在嚴重冰狀操作；B類船舶具有一定冰級，可在當年冰狀態操作；C類船舶無冰級，可在很薄（新）冰狀態操作。作為船舶建造者和操作人員的行為指引，將技術知識融入法律規則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極地環保的理念與知識，起積極作用不可小視，但是如果考慮法律運行的整體機制，我們會發現在權力賦予與激勵催生的兩造之中，權力的擁有并不必然導致良好環境治理行為的發生。
“法律賦能”：《極地規則》的弱點與極地海事環保法規發展的方向
新世紀以來，“激發權能”或者說“催生激勵”開始成為認知心理學與環境行為學等領域研究者熱議的重要概念，亦成為精神健康、公共衛生、人文服務、政治與經濟發展等實踐領域的熱門話題。一般而言，法律激勵或者說法律賦權在實踐之中是通過正面向的法律獎勵制度和作為反面向激勵制度的法律懲處來進行的。《極地規則》之中，由于過多的技術性考量占據了很多篇幅。《極地規則》將于2017年1月1日生效，適用于按《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發證的新建極地航行客船和500GT及以上的貨船。屆時，船舶在滿足相關要求后才能在極地水域航行。《極地規則》對2017年1月1日之前建造的極地航行船舶具有追溯性，這些船舶要在2018年1月1日之后第一次中間期檢驗或換證檢驗時滿足極地規則有關要求。其中對于船舶建造者的技術要求將由極地沿岸各國國內法來承擔其監督工作，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懲罰面向的激勵的統一尺度。在此意義上講，《極地規則》的“技術賦權”有余而“法律賦能”不足是顯而易見的。而這也是傳統的海事海尚領域的環保法規整體性的缺陷。如何在國際海事立法之中有效引入激勵機制以催生履約動力，將會是極地海事環保法規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吳凱
北京大學法學院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專業2014級法學博士
極地航道氣候變化與法律治理
極地航道氣候變化：威脅也是現實新世紀以來，氣候變化不僅僅在自然科學界被廣泛討論，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成為了炙手可熱的議題。盡管全球變暖的原因與人類對于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依然存在爭議，但頻發的極端性天氣、洪澇災害、嚴重的干旱和冰川的融化等諸多現象表明，全球性的氣候變化已經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作為這一客觀現實的明證的是：北極冰融速度加快，使得影響北極航道通行的冰阻障礙正在逐漸消失。受到全球變暖的影響，每十年極地的冰層就會減少百分之三，按照這樣的速度，未來不久，這些冰層就將完全消失，通往極地的航路也將自然打通。原本為寒冰所封凍的北極逐漸出現了一條可供船只航行的通道，研究者一般將其稱為北極航道。
嚴格意義上講，北極航道是指穿過北冰洋，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
包括穿過加拿大北極群島的西北航道和穿過歐亞大陸北冰洋近海的東北航道。另有學者指出，隨著北極冰塊的消融，預計在2050年左右，北極的第三個航道將可以航行，也即直接穿過北極點的航道，可以將其稱為“中央航道”或者“穿極航道”。
極地航道法律治理：氣候變化法律應對的現實演練
北極地區是全球環境變化，尤其是氣候變化的“指示器”，在影響全球環境的整體動力學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由于該地區常年積雪覆蓋和缺少光照，北極海域的生態承受能力整體來說很低，同樣的污染對于北極海域的影響相較于其他領域更為嚴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一份報告指出：北極地區的人口以及文化完全依賴于該地區的生態環境狀況。作為全球氣候變化的一個縮影，急劇變化的北極環境迫切需求人類社會及時、高效的應對。
一般而言，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有減緩性措施與適應性措施兩種。減緩性措施主要指人類采取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適應性措施則是指人類通過調節自身的行為模式，以更適合氣候變化發生后的客觀環境。
保護北極航道的海洋環境，維護人類最大的共同利益——生態利益不受侵犯，防范生態風險，預防和控制生態損害發生，是北極航道開發與管理中不容忽視的問題。不僅僅是北極周邊國家需要積極投身于北極的生態保護，國際社會更需要通過完善現有機制與創設新的、可操作性的和具有約束性的國際法律規則來維護全人類在北極所共享的生態利益。
—奚望
北京大學法學院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專業2014級法學碩士
北極航道環境治理的基本模式：
“自行綠化”與“主權治理”之爭
近年來，隨著極地水域冰層融化，極地航道特別是北極航道的通航條件日趨改善，越來越多的船舶開始在極地水域航行。為保證極地水域航行船舶和人員的安全，同時防止極地環境受到污染，國際海事組織近年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一些相關標準。但與《極地準則》相比，這些標準都具有強制性。
有研究者表示，《極地準則》的出臺，標志著國際社會在保護船舶以及人員在極地水域航行安全方面進入了一個歷史性新階段。實質上，《極地規則》的出臺昭示著極地區域環境保護規則性質中“主權治理”與“自行綠化”兩種邏輯的此消彼長。
“主權治理”北極航道環境治理的現實關照
在北極地區，有關國家對于此領域的領土主權的取得主要是通過發現、先占、購買以及司法判決等方式進行的。在1553年到1848年之間，英國取得了從埃爾斯米爾島到麥克爾森山脈之間的廣泛區域，構成了加拿大領土面積的主體。在1648年到1743年之間，俄國占領了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1867年，美國從俄羅斯手里買下了阿拉斯加。
1930年，海牙國際法院將格陵蘭島的所有權判給丹麥。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傳統的國際法上的主權治理模式在北極地區占據了主導地位。
基于主權治理在環境領域的當然延伸，北極航道地區的環境治理與資源開發也遵循了依據各國主權范圍、由各國主權機關主導進行的模式。但是隨著人類對于北極地區開發的不斷深入，加之北極地區本身環境脆弱，使得北極環境在各國經濟爭奪之戰中成為了前線。在這一背景下，北極地區面臨的污染類型突然增多，已經由傳統的海洋污染、近海陸源污染物污染擴展到了大氣沉降、核污染與日益增多的船舶污染。各國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在共同合作應對環境問題時是有所保留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環境治理的效果。因此，北極地區環境治理呼喚新的模式與邏輯。
“自行綠化”：《極地規則》背后的制度倫理
“自行綠化”理論最初由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斯坦提出，其含義是對于部分處于人類認知能力范圍邊緣的環境要素，其常常處于“可得性忽略”的狀態。在意識到需要對其加以保護的時刻，良好的環境治理可能實現，但是一旦其被忽視，其環境治理的效果也就無從談起。鑒于這種無法歸責于人的主觀意識的疏忽，借助持續不斷的、脫離人的認知掌控的治理方式可以在這些領域之中扮演起主要作用。例如，一棟大樓內不論如何強調對于電能的節約，可能最終會有一定概率的忘記關燈的情況，如果此時選擇全樓之中安裝聲控或者影控的裝置來控制燈管的明暗，則可能實現更好的電能節約。
“自行綠化”理論自從提出以來，引起了環境治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而在國際海事組織指引下制定的《極地規則》彰顯了國際環境治理事務中“自行綠化”模式使用的可能。《極地規則》主要包括船舶安全和環保兩部分內容，涉及船舶設計、建造、設備、操作、培訓、搜救等多方面。此次會議通過的是船舶安全方面的內容。關于船舶環保方面的內容將在2015年5月舉辦的 IMO海上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第 68次會議上審議通過，提出極地航行船舶油污水和有毒液體物質零排放操作要求，以及新建極地航行A類和B類船舶載運污染物質的液艙要求雙殼建造。
《極地規則》區分了人的行為準則與船舶裝備的配備規則，并且對后者加以強化，最終實現的是各國裝備統一基礎之上的“自行綠化”，只要使用了符合《極地規則》要求的船舶，不論其操縱者在極地航行之中出現怎樣的失誤或者疏忽，其對于環境的影響都能夠在《極地規則》的構架下得到最大的控制。
盡管“自行綠化”理論承載了學者與立法者的美好設想以及北極區域治理模式的嬗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環境治理的主體最終是人本身，在敏感脆弱的極地領域，完全放棄人的環境利用行為的治理模式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是必然低效的。對于《極地規則》在北極地區環境治理之中的作用，我們抱持謹慎的態度拭目以待。
—張鈺羚
室內環境的治理工作是在十二五期間重點討論的議題，我國在此方面剛剛處于起步階段，還面臨著發展的機遇同時也存在問題，因此文章主要對室內環境治理行業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確定發展的目標，進而做出全面性的努力。以下對環境治理行業的發展現狀進行分析，確定功能，定位主要任務，以此推動整個健康行業的快速發展，為社會生活創建更有效的意義，實現小康社會的建設和發展。
1.我國在環境治理方面面臨的機遇和問題分析
1.1我國在室內環境治理方面面臨的機遇
首先，黨和政府都十分關注民生的改善性工作，民生改善也是為了能夠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不斷的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要想進行生態文明建設還需要在食品、交通以及環境方面進行重點改善，而室內環境治理更是為人民群眾打造安居樂業環境的一種措施。室內的環境污染治理成為國家發展中的大事。
其次，室內環境治理行業日漸成熟。從2000年開始至今，我國的環境污染治理經歷了將近十幾年的發展時間，也得到了一些政策實施的從無到有的發展，尤其是在2008年我國北京舉辦奧運會期間，室內環境治理的技術已經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1.2室內環境治理方面面臨的挑戰分析
室內環境治理行業也面臨著一定的挑戰，主要表現在環境治理行業盡管已經有多年的發展，但是對于傳統性的行業還有多方面的不足之處，解決室內環境問題還是一個艱難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要有效的對檢測和治理的關系進行處理，并且對于室內的通風還有凈化的條件做了解，提升居住者的環保意識，理清室內污染治理和行業發展之間的關系，提升消費者對室內環境污染治理的認識程度。
2.室內環境治理市場的未來發展分析
當前我國各個城市尤其是工業發達以及人口密度大的城市，霧霾情況，PM2.5已經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性關注，這種對人體健康有損害的生活環境已經成為一種時代危機，加快空氣的凈化，讓室內環境也得到凈化已經成為未來主要研究的領域。
2.1市場上的空氣凈化技術分析
銀離子凈化技術。這項技術主要將讓室內的空氣充滿銀離子的成分，以此起到凈化細菌的作用和效果，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表現為產品需要付出較多的成本，含有的細菌滅少率也不是非常高，尤其是對一些病毒細菌，根本起不到凈化和殺菌的作用。
負離子技術，這個技術主要是使用靜電釋放的負離子技術對于空氣中含有的粉塵進行吸附，以此降低塵埃中的毒素對人體產生的危害性作用。負離子還能和氧氣一同產生臭氧，能夠殺滅細菌。
低溫等離子技術，這樣技術就是對室內的氣體進行外加電壓，然后讓氣體釋放出電壓，并且讓氣體能夠被擊穿，產生各種帶有氧化性的低溫等離子，在較短的時間內讓污染物被粉碎。光觸媒技術，主要是在光纖的照射作用下釋放出一些帶有強氧化的自由基技術，這項技術的主要優勢是成本非常低，缺點是能夠在空氣中發生作用的時間不長，因此殺菌的效果有限。
靜電集塵技術。此項技術使用的是高壓靜電的吸附性原理，對空氣中的污染物進行過濾，這已經成為一種基礎性的凈化技術，在家庭室內的空氣精華當中使用非常廣泛，有點是對于空氣中的微粒污染物能夠有去除的作用，例如，常見的灰塵還有花粉以及廚房的油煙等等，還能對空氣中的氣態污染物進行驅除。
2.2室內環境治理行業的發展思路
首先，發展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建設文明的室內的生活環境。人們群眾非常關心自己的居住環境問題，為了能夠對居住的環境進行污染物的凈化處理就需要構建起一定的應用技術，研發出空氣消毒技術，這也是走向低碳環保以及環境治理的美好明天的有效途徑。另外還需要建立起公共衛生事件緊急救治防范措施，人民群眾的安危已經成為當前國家發展中第一重點問題之一，關乎到生產的安全性以及社會發展的安全性，因此應急救援技術的使用也是對群眾室內安全關注的一個方面。
特別重要的是，環境服務貿易談判中必須區分并協調好全球環境服務需求與中國環境服務需求的關系。從中國和全球的共同利益出發，談判中需要：盡快重新定義環境服務；提出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環境服務清單；建議WTO應該明確將環境改善，至少是全球環境改善，作為WTO環境服務談判的目標，而非僅僅靠成員自己的貿易利益驅動談判。
環境服務貿易談判的前世今生
環境服務貿易談判已經成為WTO以及雙邊和區域自貿區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WTO希望促進貿易與環境中環境貨物和服務的談判以反映所有成員的需求，最重要的需求是WTO成員如何應對全球的環境挑戰。中國進行的區域和雙邊自貿區談判中，環境服務貿易經常被作為核心要價，很多涉及到與氣候相關的全球環境服務。
中國如何在談判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以維護負責任大國形象又最大限度維護自己的利益？其中，首要問題是要清楚認識中國在環境服務貿易中的利益，并找到全球的共同環境利益，以“共同呵護”我們的地球家園。
環境問題與環境服務的優先領域
中國對環境服務的巨大需求首先是因為其嚴重的環境污染。中國目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許多城市空氣污染嚴重，酸雨污染加重。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
未來15年中國人口將繼續增加，經濟總量將再翻兩番，資源、能源消耗持續增長，環境保護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有效解決這些環境問題，迫切需要量大先進的環境產品和服務。
探秘環境的真實內涵
我們傳統上理解的環境保護或環境治理的概念一般包括室外環境、當地環境、國家環境和區域環境，而較少關注室內環境和全球環境。
隨著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快速發展和以人為本理念的不斷深入，對環境的定義、內涵和范圍也必須進行擴展，從微觀擴展到室內環境服務，從宏觀擴展到全球環境服務。
室內污染：人類的第四大殺手
對人類而言，一生中80%-90%的時間在室內度過。室內環境污染容易引發呼吸道疾病、心臟病及癌癥，人類68%的疾病都與室內環境污染有關。
世界衛生組織（WHO）研究發現，許多發展中國家，室內空氣污染是位于艾滋病、瘧疾等之后的第四大殺手。而且，兒童是室內空氣污染的首要受害者。保守估計，全球每年由于室內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數達200多萬人，其中，100萬是由于引發了急性呼吸道疾病的5歲以下兒童。中國大陸每年因室內空氣污染超額死亡11萬多人 。
室內環境服務可以減少、消除、解決室內環境污染問題。以中國每年新增16-20億平方米住房為例，室內環境污染也為環境服務提供了更多機會，包括室內景觀和園藝設計服務、室內污染消除和預防服務等。
室外污染：熒光屏下的人類之痛
一般屬狹義的環境問題，具體指由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活動，使自然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反過來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問題。具體類型包括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生態系統破壞、噪聲等。這類環境問題也是我們環境保護工作具體和重點的對象。
“十一五”（2006-2010）規劃所提的單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COD降低10%、污水處理率達到70%、工業固體廢物處理率達到60%的環境目標為環境服務提供了巨大機會。這些目標的規定特別是對能源和溫室氣體、二氧化硫等的減排方面的環境服務需求是非常大的。
全球環境：守候人類共同的家園
全球環境問題是最近二、三十年最新認識到的環境問題，主要包括氣候變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POPs、危險廢物越境轉移以及其他國際環境公約所針對的全球環境問題。
這些國際環境公約的簽署和實施也將為全球環境服務提供很大機遇，例如：節能和其他溫室氣體控制方面的環境服務進出口；為消減影響臭氧層的ODS物質的無氟碳化物的環境服務貿易；實施POPs公約有關的環境服務進出口等等。
環境服務的優先領域：橫看成嶺側成峰
環境問題解決的優先領域設置原則應該是：健康影響優先于其他影響；直接影響優先于非健康影響；不同級別的政府和組織根據不同授權有其不同的環境優先領域。
從原來中國狹隘的國家利益出發，環境問題優先順序是：室內環境問題>室外/當地/國家環境問題>全球環境問題。從中國當前戰略來看，環境問題的優先順序應該是室內環境問題+室外/當地/國家環境問題+全球環境問題。
對于國際組織而言，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首先是多邊環境協議所關注的全球環境問題，其次是其職責范圍內的室內環境問題，而室外/當地/國家環境問題并非他們關注的重要問題，因為這是國家政府的職責。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講，環境問題優先順序應該是：全球環境問題>室內環境問題>室外/當地/國家環境問題。
從服務提供模式來看，全球環境服務需求優先領域順序應該是模式4>模式2>模式1>模式3；而中國的環境服務需求優先領域順序應該是模式3>模式4>模式1>模式2。
可以看出，不論是從環境服務類別上看還是服務貿易提供模式上看，中國和全球的環境服務需求優先領域都有很大的不同。
環境服務貿易談判凸顯中國利益
根據如上分析，環境服務貿易談判中必須區分并協調好全球環境服務需求與中國環境服務需求的關系。從中國和全球的共同利益出發，談判中需要：盡快重新定義環境服務；提出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環境服務清單；將環境利益作為最重要的利益。
環境服務的重新定義
當前，WTO中進行環境服務談判的機構主要在服務貿易理事會而非貿易與環境委員會。談判仍然停留在環境服務的定義和分類方面，而且這是一個主要問題。與此對照，中國正在開展或已經完成許多關于環境服務的雙邊自貿區談判，例如中國-智利、中國-新加坡、中國-澳大利亞、中國-新西蘭等，環境服務的定義也是談判的焦點。
當前中國在環境服務貿易談判中仍然使用其在入世承諾時采用的聯合國中心產品分類（CPC），也部分考慮了歐盟的定義，向談判方作出比入世更多的出價。
基于相關研究，當前環境服務的定義不能滿足環境質量的需求，尤其是對全球環境質量和室內環境質量的需求。基于對環境譜帶和范圍以及中國的環境問題優先領域新的理解，需要從環境需求的角度在整個譜帶范圍內重新定義環境服務，如上所述，將環境服務分為室內環境服務、當地環境服務和全球環境服務。
室內環境服務：用于改善室內環境的環境服務；
地方環境服務：用于改善室外、當地和區域環境的環境服務，即傳統環境服務；
全球環境服務：用于改善全球環境的環境服務。
該定義引入了全球環境服務和室內環境服務兩個新的分類，范圍要比OECD、APEC及WTO使用的范圍寬。它清晰地顯示了人類對全球和室內環境的需求。微觀層次上，它與聯合國禁煙公約相一致；宏觀層面上，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臭氧層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多邊環境公約相一致。
在WTO中使用該定義進行談判，將會與多邊環境協議實現很好的協調一致。另外，根據該定義，全球環境服務是為了保護全球環境以及通過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措施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地方環境服務是為了保護當地的環境以及通過貿易措施在當地、國家和區域層面上促進當地的可持續發展；室內環境服務是保護室內環境以保護人類健康并通過微觀層面上的貿易措施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環境服務清單也應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
為更好滿足環境服務需求，建議基于環境服務貿易的四種提供模式，并以聯合國中心產品分類為基礎，進行環境服務的重新分類。所建議的環境服務清單基于中國自己的利益應該包括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方面：室內環境、當地環境和全球環境的環境需求；擴大就業；環境服務出口；環境技術研發；總體環境外交戰略。
通過SIA方法，重新發現中國的利益，應該包括可持續發展的幾個方面：環境利益：進口環境服務以滿足中國和全球的環境需求；出口服務以改善中國和全球的環境質量。經濟利益：出口貿易利益；國內環境服務業發展利益。社會利益：就業利益，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就業；外交利益，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和發展中成員的國際政治利益。
環境經濟學科的產生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并引起社會普遍關注是分不開的。自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驅使下，人類對自然環境展開了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開發利用。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于戰后重建家園的強烈愿望，一些工業化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表現出了空前的增長熱潮。雖然在極短的時期內，人類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大加劇了對耕地、淡水、森林、礦產的消耗，引發了深重的環境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響。僅20世紀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環境問題與農業社會時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不僅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而且嚴重削弱了自然環境系統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支持能力，給人類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這種嚴峻的環境形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公眾的環保意識空前高漲，環境運動在發達國家開始蓬勃發展，一大批社會有識之士也加入到宣傳環境保護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1962年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寫的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引起的轟動。該書描繪了一幅由于農藥污染所帶來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永遠失去“明媚的春天”。該書的問世，對公眾的環境意識施加了重大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前景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意義上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起，生物學、化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探索，主要是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了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取得了比較重大的進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經濟學者開始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學分析方法對環境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探討環境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途徑等課題。同時發現傳統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認識的兩大失誤在于，一是低估了環境負外部性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廣泛影響。僅僅把外部性當做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偶然、個別的現象，而忽視了在大規模開發與利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這一事實，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后果。二是傳統經濟理論片面強調GNP作為衡量社會發展與進步指標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不僅使環境研究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的分析視角，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在嚴峻的環境現實面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這意味著環境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客觀條件正在逐步成熟，隨著大量的有關環境經濟研究成果如各種關于環境問題的學術研討會、期刊、教科書等的迅猛增加，環境經濟學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并且隨著環境現實的發展變化與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得以迅速發展。其發展軌跡實際上沿著兩個方向同時抑或交替地向前推進，一是微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深入，二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拓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內探討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治理途徑以及與環境治理相關的費用效益分析方法與環境價值評估技術等內容。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在于環境資源配置上的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產生的政府失靈。最初對市場失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論上。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活動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現象，有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的情況，而后者則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情況。一般認為，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于負環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廠向外排放廢氣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雖然損害了周圍地區居民的利益，卻往往并沒有因此而承擔相應的成本，而是將其直接轉嫁給社會。這樣一來，工廠就沒有動機減少廢氣排放，從而造成空氣的過度污染。下圖簡單描述了這一情形。圖中P代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價格，MP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私人成本，MS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社會成本，由于廠商并沒有考慮污染排放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因此邊際私人成本要小于邊際社會成本。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生產時將會生產Q單位的產量，此時邊際私人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生產，廠商只應該生產Q[*]關水平產量，此時社會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一致。顯然，由于廠商沒有考慮生產的負外部性，生產水平超過了社會最優生產水平，從而產生過度污染。
運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環境惡化的原因實際上來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就對此進行了分析，只是當初環境問題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罷了。不僅如此，庇古還提出了糾正外部性的辦法——對引起外部性的活動征稅或補貼（后者適用于正外部）。庇古稅也因此成為環境經濟學家們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開出的最早的經濟藥方。看起來，外部性理論已經對環境問題進行了比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們就有了新的發現，這源于科斯1960年《社會成本》一書的發表。由科斯等人創立的產權理論為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產權理論，環境問題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場缺陷而是由于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確所致。哈丁（Hardin1968）關于“公地悲劇”的研究最能說明這一點。其大意是，在中世紀英格蘭的一些農村地區，有供社區成員放牧的公地。當時做出這項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細分存在困難，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圍難以控制。然而，社區成員為了從公地上獲取最大利益，競相增加牲畜頭數，結果導致公地上出現過度放牧現象，進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毀滅的悲劇。經濟學家們以公地悲劇為例說明如果沒有排他性產權安排，必然會導致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因此，產權學派開出的治理環境藥方是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然后讓市場來決定環境資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為零，不論產權界定給誰，市場都會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的效果。產權理論并不是對外部性理論的替代，而是進一步豐富了經濟學家們對環境問題的解釋。在這兩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稅、排污權交易等各種途徑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由于環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兩個方面，因此，費用效益分析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來進行環境政策分析。環境經濟學家認為，環境治理的目標并不是環境質量越高越好，因為隨著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進一步改善環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而相應地環境改善所帶來的效益則會越來越小，因此，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分析，最優環境質量目標應是在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環境經濟學家們進一步發現，不同環境政策手段的效率與成本是不一樣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既定環境目標也是環境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內容。與費用效益分析密切相關的是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評估問題。因為環境資源本身是非市場交易產品，其價值不可能通過市場自動表現出來，也正因為如此，市場對環境資源配置才會失靈。所以，為了給環境資源“定價”，一系列環境價值評估方法如意愿調查法、旅行成本法、享樂價格法、生產函數法等也成了環境經濟學不斷探索的新領域。公共選擇學派的興起為人們探討環境問題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理論武器。以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重新審視了政府的性質與作用，將“經濟人”概念進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國家人身份參與政治或公共選擇的人們的行為中，即承認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種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靈的情況。公共選擇學派的這一理論同樣被環境經濟學家們應用于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指出政府失靈也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沒有糾正現行環境市場價格與實際價格的偏離，二是一部分經濟政策甚至人為地扭曲了市場價格，如不適當的資源補貼價格政策。當然，指出政府失靈也并不是完全否認政府在環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對環境問題的干預。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是，解決政府失靈的關鍵還是在于提高決策當局對環境問題的正確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當然，這也有賴于經濟學家們提出更好的理論解釋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遵循古典傳統，從資源的角度對環境問題進行探討，使經濟學在解釋與解決環境問題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人們也同時開始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惡化與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是分不開的。因此，很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探索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其相互影響的內在規律，并從宏觀上提出協調環境與發展的戰略措施。這也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面臨的主要任務。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主要討論國民收入增長與就業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宏觀經濟學并沒有把環境問題納入其討論范圍。但是隨著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環境問題的越來越嚴重，宏觀經濟理論與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開始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是宏觀理論模型還是應用模型的研究都試圖表明宏觀經濟發展與環境是怎樣相互影響的以及環境與能源政策是怎樣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等問題。當然對于這些問題的宏觀分析可以應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環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則包含很少這類方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間國際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的委托，就當前的增長趨勢與未來人類困境關系進行研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他們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建立了一個精心設計的以電子計算機模擬計算為基礎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決定全球經濟增長和人類未來的五個基本因素：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消耗按現在的增長趨勢持續不變，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增長就會在今后100年內某個時候達到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這兩方面發生頗為突然的、無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結論。《增長極限》的發表，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關于人類增長前景的大討論，也標志著環境問題開始正式納入宏觀經濟理論模型的分析之中。隨著人們對增長認識的不斷深入，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這一思想很快被納入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觀環境經濟分析有了新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也促使人們開始反思傳統反映經濟福利指標GNP的合理性。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資源退化、環境破壞等影響因素包括在新的國民收入指標或者稱為綠色國民收入指標的問題。隨后，這一問題也開始逐步成為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發表的《避免不經濟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經濟學家應該研究最優經濟規模的觀點，從新的角度探討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此外，對環境問題的宏觀經濟分析也逐步擴展到國際維度，如國際貿易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全球氣候變暖的經濟分析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共同治理等問題都可以用新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