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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商業銀行；服務外包；風險；對策分析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s；service outsourcing；risks；analysis of countermeasures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2-0171-03
0 引言
近年來，隨著金融行業競爭的加劇、服務外包業快速發展，中國商業銀行的服務外包業務也加快了發展速度。自90年代商業銀行服務外包業務開始發展至今，目前我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軟件開發、技術研究、支持推廣業務均外包給了隸屬于總行的軟件開發中心，其他中小商業銀行則多采用將信息技術服務外包給專業公司[1]。然而目前國內商業銀行服務外包基本限于IT服務外包，另外后勤服務屬于商業銀行的傳統服務外包業務，業務形式單一。同時，由于中國商業銀行受制于體制弊端、不健全的風險管理控制體系、尚待完善的法律監管等，其服務外包業務在開始后便出現了一個外包業務面狹窄和發展緩慢的狀態。
《金融服務外包征求意見稿》將金融服務外包定義為：“受監管實體在持續經營的基礎上，利用外包服務商來實施原由受監管實體進行的業務活動。”[2]目前，針對金融服務外包風險管理的研究可歸結為定性和定量為主兩大類。定性研究著重分析金融服務外包風險類型和相關對策建議，而定量分析更多側重于風險評價與度量。
定性研究方面：曹淑艷[3]分析了常見的四大金融服務外包業務中存在的風險，并認為四大風險主要來源于：外包合同、商業銀行業務變更、銀行機密信息外泄、產生依賴性。陳福明[4]針對金融服務外包中存在的外包失敗風險、外包收益分配的不確定性風險、信息不對稱誘發的道德風險等提出了：提升自我防范、外包商信用評級、完善配套法律框架、利用合同控制外包風險、改善法律制度環境的五大策略。曾康霖[5]認為在外包過程中有3個環節需要注意，即選擇外包業務、選擇外包商、管理外包雙方的伙伴關系，并對健全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監管制度提出政策建議。
定量研究方面：蔣歡[6]運用戰略風險的理論與方法構建了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并利用風險矩陣分析法對具體風險事件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以此進行風險管理。J·P·Morgan[7]運用風險值測定法，將風險對項目的影響分為5個等級。通過定量化的調查，對服務外包過程中的具體風險事件的影響程度和發生概率進行加權平均，得出各項指標的風險發生概率和損失大小，以此控制風險。劉小軍等[8]建立了基于完全信息的金融服務外包靜態博弈模型，強調了完善金融服務外包配套法律框架及健全相應的監管制度對控制金融服務外包風險的重要性。江暢等[9]運用結構方程模型（SEM），通過因素分析與路徑分析相結合的統計方法，對商業銀行服務外包過程中存在的風險與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最終根據所得的風險與績效的相關性數據，確定主要風險，進行風險管理。
綜合以上文獻可見，由于中國金融服務外包起步較晚，且仍處于發展階段，在服務外包風險管理的研究方面以定性研究居多，且多是基于巴塞爾委員會歸納的十種風險進行研究的；定量研究雖較為嚴謹，但對風險的測量結果仍然難以準確量化，對實際的服務外包活動的參考作用有限；同時，已有研究對金融機構內部治理鮮有涉及，而成功的金融服務外包需達到戰略、戰術、運營、人員等多方面的融合，其風險管理必將涉及內部治理層面。本文基于不同的風險來源對風險進行分類，進而探討商業銀行如何通過機構內部治理進行風險防范與管理。
1 商業銀行服務外包的主要風險來源
巴塞爾聯合論壇在《金融服務外包》文件中將金融服務外包的主要風險歸納為以下十種：戰略風險，聲譽風險，合規風險，操作風險，退包風險，信用風險，國家風險，履約風險，監管障礙風險，集中和系統性風險。同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指出了銀行業的三大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內容，對各國對銀行服務外包風險的界定有著深刻影響。然而，存在的弊端是，巴塞爾協議是從監管者角度定義三大風險的內容的，因此更多地滿足了監管當局的實際需要，但不能完全滿足銀行自身對風險管理的需求。筆者根據商業銀行服務外包風險的不同來源，總結出存在于商業銀行服務外包中的主要風險，以便進一步有針對性地進行風險防范對策研究。
來自銀行的主要風險：戰略風險。它是指銀行在決定是否要開展服務外包及選擇服務外包內容的決策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具體引起該風險的因素有：商業銀行未準確定位合適的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商業銀行與外包商的戰略目標不一致，商業銀行對外包商的了解、檢查和監控不力等。
來源于外包商的主要風險：操作風險，信用風險，履約風險。操作風險是外包商因技術故障、操作差錯、內控不嚴導致客戶資料保密性受損或無充足的財力來完成外包工作。信用風險是主要由外包商信譽不佳或者經濟環境變化等原因引起的外生性風險。履約風險是外包商完成服務外包的能力強弱在銀行服務外包執行階段存在的風險。
來源于雙方交互過程的主要風險：合規風險，退包風險。合規風險是指在服務外包的制定、履行合同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具體的風險因子包括合同條款的準確度（對歸責等情況說明準確）、合同條款的完善度（對違約情況等說明完善）等。退包風險是指銀行綜合考慮評估后決定中斷外包服務的風險，具體風險因子包括繼續外包的成本增加、外包商違約中斷等。
來源于外部環境的主要風險：監管障礙風險，法律風險，國家風險。監管障礙風險是指由于國家缺乏專門的監管機構監管金融服務外包的各交易環節或其監管力度不夠，導致銀行在交易過程中存在的風險。法律風險是指由于國家相關金融服務外包法律法規不健全不完善，致使銀行在交易過程中存在風險。國家風險是指由于外部市場環境影響，導致商業銀行在決策、交易過程中存在風險，具體包括債務國政治、經濟、金融及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從而可能給債權國金融機構權益造成損失的風險等。
2 我國商業銀行服務外包風險規避與管理對策
2.1 完善商業銀行服務外包的內部治理
2.1.1 識別最合適的金融外包業務 識別最合適外包的業務，確定自身業務經營的核心產品和核心市場，是實現業務外包的前提和基礎。商業銀行在進行外包決策時，應結合自身機構的現狀，包括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自身業務水平等，綜合考慮銀行信息安全、外包商信譽等風險因素，權衡利弊，選擇合適的業務進行外包，在保證信息安全、外包商與銀行自身都保持正常運作的狀況下，求得利益最大化。
2.1.2 合理地選擇服務商 外包商的業務水平直接關系到外包活動的成敗，因此服務商的選擇對商業銀行的管理層來說至關重要。服務外包決策者應聽取來自內部或外部法律、人力資源、財務專家的意見，結合自身的業務需求，通過市場調研對外包商信用及技術水平、管理水平評級，做出最優選擇。此外，加強與外包商的溝通，使其能正確理解了商業銀行的需求，同時管理外包雙方的伙伴關系。通過對商業銀行與供應商關系的有效管理，同時充分考慮到外包商的利益，促進金融機構與外包商結成穩固的、有彈性的伙伴關系，達到雙贏。
2.1.3 設立專門的服務外包監管委員會 COSO的報告、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Australian Stock Exchange）及相關文獻指出了內部控制、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三者間的關系：內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基礎，而風險管理包含內部控制；公司治理是內部控制的環境要素之一，是內部控制的前提，而風險管理包含內部控制；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是嵌合關系，而風險管理包含內部控制；風險管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二者相互制衡。筆者認為，風險管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應加大風險管理的力度，成立專門的服務外包監管委員會，同時，讓董事會了解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質量信息，以達到有效的內部控制。
服務外包監管委員會應明確其自身的以下職責：分析外包環境，識別風險因素；對外包商信譽、管理水平、技術水平等進行全面評估；對服務外包過程的各個環節進行監督控制以求在源頭上對風險進行識別和控制；掌握與金融服務外包相關的法律條文，保障自身的權益；隨時掌握市場的相關信息，并以此及時對外包服務策略進行調整。
2.2 加強商業銀行服務外包的外部監管 商業銀行在實施服務外包中，不僅受自身特殊性和內部環境影響，外部環境也將在外包服務中產生關鍵風險，阻礙金融服務外包的發展。在本文對商業銀行服務外包過程中風險分析可以了解到，法律風險和國家風險是兩個主要外部影響風險，下文將具體對這兩項風險提出相關規避對策和建議。
2.2.1 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在外包過程中，金融機構將自己的部分或全部信息提供給外包服務商開發、運行和管理，其間外包服務商及其員工有獲準接觸金融機構秘密及機密資料的權力，這樣金融機構的商業秘密及其相關信息就極有可能會泄漏給競爭對手，從而使金融機構面臨著戰略泄漏和知識產權糾紛風險。以歐盟為例，其于1995年通過了《個人數據資料處理和自由轉移的命令》（即95指令），使得歐盟會員國紛紛按照該指令對個人資料保護立法進行修訂[10]。鑒于此，筆者認為，國內相關部門也應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防止信息泄露、合同糾紛和知識產權糾紛等事件，具體需要做到：對商業銀行信息資料保密做出具體、嚴格的規定，如加大泄露信息人員的具體刑責處罰力度，防止銀行內部和外包商違背職業道德，泄露信息造成雙方物質和聲譽的損失；完善商業銀行服務外包相關《合同法》規定，使銀行能夠在如服務質量標準、外包執行程序、款項支付、知識產權規定、后續合同延續等合同內容引起糾紛時受具體的法規保護。
2.2.2 建立安全網絡并建立危機處理機構 從上文的風險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商業銀行服務外包過程中也將面臨外部市場環境的影響。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如國家風險：由于債務國政治、經濟、金融及社會環境等發生變化，以至其不愿意或無力償還債權國金融機構的貸款本息、國際結算款項，或使投資收益無法匯回國內，而給債權國金融機構權益造成損失的風險[10]。因此，面對在外包過程中，因市場環境變化而產生的突發、偶發事件，如造成商業銀行財務風險，國家應采取適當的財政措施，同時建立一個危機處理機構，幫助銀行度過危機。上文的內部控制對策中提到，相關部門應掌握市場的實時信息，這不僅僅可以幫助管理者隨時做出外包服務的決策，還可以輔助國家危機處理部門提前防范可能發生的風險。
此外，國家應提出相關政策，鼓勵商業銀行和外包商雙方培訓內部人員的風險管理、風險應對技能。外部環境存在不確定性，防范風險的同時，相關部門更應該培訓能夠處理風險、面對風險的人才，配合相關培訓機構，共同改善金融服務外包的整體環境。
3 結束語
金融服務外包行業目前正處于行業生命周期的高速成長期，商業銀行服務外包雖然有利于提高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但也會帶來失敗。因此，加強商業銀行對服務外包的風險防范與治理有著深刻的理論背景和現實意義。本文根據商業銀行服務外包中存在的風險的不同來源，對風險進行了分類，進而將責任歸集，認為商業銀行內部治理在服務外包風險管理體系中占據責任主體地位，商業銀行應通過識別最合適的的外包業務、選擇信譽度高、技術水平高的外包商來做出最有利于銀行發展及盈利的戰略決策，同時建立銀行內部的服務外包監管委員會對金融服務外包的市場環境進行分析、識別風險因素進行全要素全過程的風險管理，及時傳達風險管理的質量信息給銀行董事會，更好地進行內部控制。同時，本文對商業銀行服務外包的外部治理提出了幾點建議包括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建立安全網絡并建立危機處理機構以促進形成良好的金融服務外包發展氛圍。總而言之，商業銀行服務外包風險管理應將內部治理與外部治理緊密聯合，使商業銀行和外包商能夠相互制衡同時互利共贏，這為金融服務外包風險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1]李庭輝.加快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發展的思考[J].新金融，2011，（7）：60-63.
[2]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金融服務外包征求意見稿（中文摘要）[N].李文龍編譯.金融時報，2004-10-26（4）.
[3]曹淑艷，張莉.商業銀行金融服務外包現狀與風險監管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9，（12）：43-47.
[4]陳福明.中國金融服務外包發展風險和策略分析[J].浙江金融，2010，（06）：52-53.
[5]曾康霖，余保福.金融服務外包的風險控制及其監管研究[J].金融論壇，2006，（6）：20-25.
[6]蔣歡.金融服務外包及其風險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27-37.
[7]吳國新，李元旭.金融服務外包風險識別、度量與規避[J].國際金融，2010，（4）：48-53.
二、商業銀行金融服務外包風險管理現狀
（一）風險識別意識薄弱
所謂風險識別，也就是對風險可能性的認識。風險識別意識薄弱從源頭上就增加了金融外包服務的風險，這一處理不得當，以后的一切行動都只能是亡羊補牢。在外包金融業務時，若不對合作方進行充分細致的考量，那么風險的不可預見性就切實地存在于合作中。因為對對方缺乏了解，輕易簽訂合同，等于將自己弓手放在了別人的砧板上，只能是處于被動狀態，說不定什么時候風險就炸開來，而銀行還來不及反應時就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二）風險評價體系不完善
風險評價體系是指就是對業務指標進行全面評估，按照一定權重評估，設置預警指標。說白了就是對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歸納和等級分類，做到心中有數，不至于在事故發生之時手足無措。目前大多數的商業銀行是沒有做到這一點的。風險評價體系不僅僅要求商業銀行負責人對合作可能帶來的風險進行系統評估，還要求做成實際的評估報告存檔，以備日后的查閱和處理。且這一體系應該由專業的團隊來考量，而不是將決策權集中在某一個或幾個人手里。目前大多數商業銀行沒有形成自己的金融業務外包風險評價團隊，這對于銀行的發展顯然是有害的。
（三）風險防范措施不足
相應承接下來的第三個問題就是風險防范措施不足，這是與上面兩條特征一脈相承的。在進行風險識別、風險評價環節之后，就要根據風險評價制定相應的防范措施。一般而言，商業銀行因為業務繁忙，而考慮不到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偏低等因素，往往忽略掉這一環節，覺得沒有必要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風險防范上，因為沒有風險的話，風險防范措施的投入就打水漂了。但他們沒有考慮到，一旦發生事故，銀行將何以自處。甚至有些風險，是銀行本身不足以承擔的，而這個而責任又該誰來負呢？
三、商業銀行加強金融服務外包風險管理措施
（一）提高風險意識，謹慎選擇外包服務供應商
商業銀行的存在和發展和其業務水平息息相關，稍有不慎，銀行就可能失去長年累月積累的信譽和用戶基礎。因此，在應對外包業務時，務必處處謹慎，選擇可靠的合作伙伴。在合作之前，商業銀行應對擬合作企業進行深入地調研與觀察，考察對方企業的業務水平和信譽，選擇誠信高效的合作對象;在合作進行中時，商業銀行也應隨時關注對方業務動態，雙方進行實時地業務交流和往來，預防一切可能的風險。
（二）完善風險評價體系，加強內外部調查與監管
上面談到，風險評價體系是進行風險防范的基礎，也是商業銀行在選擇合作伙伴時應進行的業務考量。可以通過問卷、訪談、內部調查的形式直接收集銀行經營網點、一線員工以及其他外包服務最終接受方對該類外包服務的評價和建議，客觀評價業務外包后產生的成效，提出改善外包業務管理的建議，促進外包業務的持續良性發展，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的作用。銀行內部或者其他外包服務商的意見和建議能夠有效反映見可能的風險，并對雙方合作可能產生的效益進行評估和考量，從而有助于選擇風險可能最小，所得成效最大的合作伙伴。
（三）建立風險應急機制，降低事故可能造成的影響
中小企業占全國注冊企業總數的99%，其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并為社會提供80%的就業崗位，從傳統行到現代服務業，為我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小企業的經營也受到巨大的沖擊，很多被迫關停并轉，其突出的問題依舊是融資難。
一、中小企業界定及特點
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中小企業生存環境，首先改革劃分標準。根據新的規定：中小企業包括中型、小型、微型三種類型，具體又從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結合行業特點制定了劃分標準。劃分標準如下表（表一）：
達到表中的標準以上的為大型企業，否則為中小企業。通過與大型企業分析對比，中小企業有許多特殊性，主要有：
（1）企業數量多，涉及領域廣
國家統計局2012年統計資料，登記在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325609家：其中大型企業9111家，中小微企業316498；中小企業占總數97%。可以看出在我國中小企業注冊數量占絕對的多數，經營范圍廣泛，涉及社會經濟和生活的各方面。
（2）企業產值相對小
據統計資料，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844269億元：其中大型企業351507億元，中小微企業492762億元；產值占總數58%。目前中小企業投資水平低，單一企業投入產出總量相對較小，難以取得規模經濟效益，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在價格、質量、特色等方面都難以與大型企業相較。
二、中小企業面臨環境的SWOT分析
中小企業因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倒閉關停并轉數量較多，社會的需求銳減與過剩的生產之間的矛盾致使危機后全球經濟開始轉型，這對中小企業將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一）優勢
中小企業因為規模小，生產經營靈活，在生產經營環境變化時能夠及時退出，轉型快捷。企業生產經營范圍小、結構相對簡單，容易集中企業優勢資源在某一市場進行發展。在危機后生存下來的中小企業一般具備特定的客戶群、特殊的價格或品質優勢，具備一定的核心競爭力。
（二）劣勢
中小企業一般資金規模相對較小，尤其是一些微型企業，難于達到規模經濟效益，競爭處于劣勢地位。這類企業多為家族式民營企業，組織結構較為簡單，管理不如大型企業完善，一般采用簡單的事業部制或創業制組織結構，其管理權利集中，管理資源浪費嚴重。這類企業內部人才相對缺乏，投資決策的能力較差。另外，中小企業相對大型企業擁有的資源較少（例如原料、銷售渠道等資源），不利于長期企業發展。
（三）機會
因遭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經濟也受到重創，但是還是處于增長狀態，這給我國中小企業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危機后，高科技、新興的服務行業、利用電子技術的行業發展比較快，這些新興的行業對企業規模、組織結構要求比較低，給中小企業發展帶來了發展機遇。我國出臺系列稅收、政府優惠政策，全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例如逐步調整金融政策，放開貸款利率管制制度，促使不同企業根據自身條件去選擇不同的融資渠道，促使金融企業擁有更多的貸款額度用于為中小企業發放貸款，這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貸款渠道資金取得困難的問題。
（四）威脅
大多數的中小企業目前還處于傳統行業，這些行業成本高，退出壁壘高，行業內競爭對手多，所處行業競爭激烈。金融企業的政策多為國有企業、大型企業服務，借貸資金條件不適合中小企業借貸資金。新興的行業雖然需求簡單，但是需要企業具備高端人才，且新興行業風險較大，一旦投資失敗，對中小企業將是致命的打擊。
三、中小企業財務風險分析
（一）融資方面的風險
中小企業因為規模限制，發行股票、債券籌資受到嚴格的控制，其籌資主要來源于銀行或個人借貸、自籌資金的兩個渠道。融資渠道過窄，導致資金結構很難達到合理的結構比例。中小企業一般股權結構較為簡單，多為個人、小規模投資者，若遇企業需再繼續籌集資金，企業就難于通過投資者再次籌措資金。另外，銀行借貸資金使用條件、籌措條件、信用額度等都比較嚴格，沒有合理的資金結構比例比較難再次取得所需資金。這些都會導致資金成本高，籌資困難，在擴大發展過程中企業資金鏈斷裂，被迫面臨破產或被的惡果。
（二）投資方面風險
廣義的投資包括對內投資，如構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還包括對外投資，如購買股票、債券等活動。對于對外投資，企業將會面臨變現風險、項目風險、股票價格下降風險等企業風險，中小企業投資管理缺乏有效程序、內控，缺少專門的人才，投資時主觀任意性較強，對投資未做出有效分析評價時就投資，極易造成決策失敗，導致企業面臨資金難，資金不能及時周轉回來的風險。對內投資過程中，由于投資決策不科學，往往會導致投資項目不能達到預期收益而產生財務風險。對于中小企業，對于固定資產投資需要占用企業較多的資金，如果不能較好的投資決策，很可能會致使企業資金斷流。
（三）生產經營方面風險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不規范，因此其抵抗風險的能力較弱。中小企業日常資金主要被存貨、應收款項等占用。由于缺少規范的存貨管理機制的籌劃，被存貨資金占用比重較大，企業不能使資金及時回籠，導致資金鏈斷裂。企業銷售多采用賒銷方式，未對賒銷對象進行嚴格考察，賒銷政策及管理制度不完善，賒銷占用資金不能及時收回。企業自身資信度不足，采購很難獲得較多的商業信用，這些都會導致企業發生財務危機。
四、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建議
中小企業中財務風險較高，風險集中在資金流不暢通、籌資困難，競爭能力較低，因此中小企業必須積極采取措施加強管理，積極應對財務風險。
（一）完善管理機制
建立經營風險與財務風險配合機制，這種機制是企業股東和債權人都希望的風險搭配。完善賒銷管理、存貨管理、投資管理的機制，控制賒銷、存貨占用資金，使投資的資金加速回流；完善人員聘用機制，選聘高級人才，正確決策、管理，減少管理成本。
（二）做好財務分析與風險預測
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對做好財務分析，例如：利用計算機及EXCEL軟件，便可對企業財務進行簡單分析。現階段計算機已經普及，利用其強大的運算功能，建立報表數據之間的聯系，進行財務分析，了解企業存在的財務問題進行及時調整。企業也可以選擇定期聘請專業人員對企業進行風險分析與預測，與有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等建立長期合作關系，通過對企業財務風險的分析與測評，借助專家建立適合企業的專業預警機制，及時評估風險、應對風險。
（三）提升核心競爭力
重視高效能市場開拓，例如：高技術、高服務質量、高端人才等內容的開發，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促使企業走出競爭劣勢，建立競爭優勢，提高資產利用水平，提高管理水平，穩固生產經營這是解決財務危機、應對財務風險的基本方法。
參考文獻：
[1]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司戰略與風險管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84-92.
[2]盛桂花.后危機時代中小企業財務風險分析及防范對策[J].財會月刊，2010（26）.
[3]財政部企業司編.企業財務風險管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4]劉丹.中小企業財務風險及其控制探析[J].經營管理者，2010（13）.
[5]姚雁雁.我國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的成因及其防范[J].財會研究，20l1（13）.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3年秦皇島市社科聯立項課題“秦皇島市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研究”（201306145）的研究成果。
一、通信企業的財務管理環境分析
(一)外部財務環境分析
1、宏觀環境分析
隨著我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活動不斷深入，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也在逐步完善。2011年來國家不斷提高銀行存貸款利率、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國內通貨膨脹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大環境對通信企業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供大于求，社會通信消費不旺。另一方面的影響是國家加大對電信等基礎設備的投入，推進通信企業的發展建設。
2、企業金融環境分析
隨著世界金融自由化成為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全面可兌換指日可待。這意味著所有企業外部金融風險加劇。所以如何防范金融風險成為眾多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再者，隨著金融業與世界金融業相接軌，越來越多的金融企業融入我國市場,更加劇了金融市場的競爭力。
(二)內部財務環境分析
通信企業是一個資金密集型與壟斷性的產業。但是企業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加強基礎設備建設，更新通信設備,以滿足我國日益增長的通信需求。
通信企業財務管理層次較低。目前，我國移動通信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主要是以營運資金為中心。將企業投資、籌資，資本結構、財務風險預測與控制及財務數據分析做為次要財務管理內容。這樣的財務管理工作缺乏科學性與合理性。遠遠不能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速度,同時也不利于企業自身的發展。
企業財務管理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通信企業的干部與員工都缺乏市場意識、競爭意識、經營意識,國內通信行業壟斷現象較為嚴重,壟斷也滋養了人們懶惰情緒的產生。
二、通信企業財務風險認識
(一)合法、合規性風險
通信企業在我國作為服務行業，面臨著無處不在的監督。通信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所受限制條款較多,不能違背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要符合相關規定。
(二)市場風險與技術風險
通信市場長期投資項目也具有市場、技術、產品、服務等方面的風險。也可能將短期債融入的資金用作長期投資。通信企業若大規模發行短期融資券，該行為中包含的潛在投資風險也會越來越大。比如，企業資金投入項目是在新開發的市場，投資目的是發展移動業務或其他相關通信業務,易導致網間、網內結算支出大幅上升,最終導致超出項目預算，入不敷出，給通信企業造成一定損失。
(三)道德風險
財務人員缺乏相關財務素質，給企業財務管理工作造成一定損失。有的財務人員與領導勾結，利用財務管理漏洞，滿足私心而私自挪用企業公款。
三、財務風險管理策略
(一)投資決策管理策略
通過研究市場運行規律，我們發現風險與收益是呈比例存在的。傳統意義的投資決策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風險管理。就是針對國內金融市場存在的利率風險、外匯風險等內容，采用定性定量分析法。進行項目評價和預測。同時根據風險分析結果采取一系列的防范風險等措施。第二方面內容就是效益分析。運用財務管理的相關方法，對投資項目的貨幣時間價值進行分析、預測、比較，從而選擇最佳方案。我國通信企業在投資相關項目的時候，一定要多方面多層次地分析項目風險。
(二)融資決策管理策略
企業可供選擇的融資渠道很多。通信企業必須選擇正確的、適合自身發展的融資渠道。傳統的企業融資主要是負債經營，企業流通的資金大部分來源于銀行貸款等。目前，我國通信企業融資方式正在轉變，由債券融資向股權融資方向轉變。同時通信企業擁有越來越多的融資方式。通信企業可根據自身發展需求，債權承擔能力，選擇正確的融資方式，并擴大融資規模。
(三)集約化財務管理策略
通信企業應該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權責明確、具有現代化特點的企業管理制度,需要建立新型有效的財務管理體制。財務管理應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統一管理方向轉變。必須逐步實現通信企業集中資金調度權、資產處置權、收益分配權等等，建立完整的利潤分配制度與中心,促使各地分公司成為收入和成本中心。進而加強企業財務管理體制由分散型向集中型的轉變，精化管理層次，提升財務管理層次，提高企業財務管理水平最終實現通信企業建設發展目標，實現為全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四)加強風險監察工作
我國通信企業可安排相關權威部門進行風險監察，監察內容包括員工是否嚴格遵循客戶服務準則、財務人員有無舞弊現象等等。加強企業風險動態預測與監測，并及時處理發生的各種無法預測的因素，盡量排除潛在風險因素。
(五)加強管理工作，建立良好的管理模式
通信企業管理者應該重視基礎管理工作，加強對員工日常工作的監督。監督管理工作中，發現缺陷應及時向上級管理層反映情況，避免事態惡化。
四、總結
通信企業財務風險管理對通信企業財務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業務辦理能力、預測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應提高企業人員財務風險意識。加強通信企業財務風險管理工作，落實財務風險管理工作責，避開企業發展道路上的風險。為促進企業發展更快、更強，做好財務保障。
參考文獻：
1、宏觀環境分析
隨著我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活動不斷深入，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也在逐步完善。2011年來國家不斷提高銀行存貸款利率、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國內通貨膨脹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大環境對通信企業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供大于求，社會通信消費不旺。另一方面的影響是國家加大對電信等基礎設備的投入，推進通信企業的發展建設。
2、企業金融環境分析
隨著世界金融自由化成為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全面可兌換指日可待。這意味著所有企業外部金融風險加劇。所以如何防范金融風險成為眾多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再者，隨著金融業與世界金融業相接軌，越來越多的金融企業融入我國市場,更加劇了金融市場的競爭力。
(二)內部財務環境分析
通信企業是一個資金密集型與壟斷性的產業。但是企業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加強基礎設備建設，更新通信設備,以滿足我國日益增長的通信需求。
通信企業財務管理層次較低。目前，我國移動通信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主要是以營運資金為中心。將企業投資、籌資，資本結構、財務風險預測與控制及財務數據分析做為次要財務管理內容。這樣的財務管理工作缺乏科學性與合理性。遠遠不能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速度,同時也不利于企業自身的發展。
企業財務管理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通信企業的干部與員工都缺乏市場意識、競爭意識、經營意識,國內通信行業壟斷現象較為嚴重,壟斷也滋養了人們懶惰情緒的產生。
二、通信企業財務風險認識
(一)合法、合規性風險
通信企業在我國作為服務行業，面臨著無處不在的監督。通信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所受限制條款較多,不能違背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要符合相關規定。
(二)市場風險與技術風險
通信市場長期投資項目也具有市場、技術、產品、服務等方面的風險。也可能將短期債融入的資金用作長期投資。通信企業若大規模發行短期融資券，該行為中包含的潛在投資風險也會越來越大。比如，企業資金投入項目是在新開發的市場，投資目的是發展移動業務或其他相關通信業務,易導致網間、網內結算支出大幅上升,最終導致超出項目預算，入不敷出，給通信企業造成一定損失。
(三)道德風險
財務人員缺乏相關財務素質，給企業財務管理工作造成一定損失。有的財務人員與領導勾結，利用財務管理漏洞，滿足私心而私自挪用企業公款。
三、財務風險管理策略
(一)投資決策管理策略
通過研究市場運行規律，我們發現風險與收益是呈比例存在的。傳統意義的投資決策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風險管理。就是針對國內金融市場存在的利率風險、外匯風險等內容，采用定性定量分析法。進行項目評價和預測。同時根據風險分析結果采取一系列的防范風險等措施。第二方面內容就是效益分析。運用財務管理的相關方法，對投資項目的貨幣時間價值進行分析、預測、比較，從而選擇最佳方案。我國通信企業在投資相關項目的時候，一定要多方面多層次地分析項目風險。
(二)融資決策管理策略
企業可供選擇的融資渠道很多。通信企業必須選擇正確的、適合自身發展的融資渠道。傳統的企業融資主要是負債經營，企業流通的資金大部分來源于銀行貸款等。目前，我國通信企業融資方式正在轉變，由債券融資向股權融資方向轉變。同時通信企業擁有越來越多的融資方式。通信企業可根據自身發展需求，債權承擔能力，選擇正確的融資方式，并擴大融資規模。
(三)集約化財務管理策略
通信企業應該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權責明確、具有現代化特點的企業管理制度,需要建立新型有效的財務管理體制。財務管理應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統一管理方向轉變。必須逐步實現通信企業集中資金調度權、資產處置權、收益分配權等等，建立完整的利潤分配制度與中心,促使各地分公司成為收入和成本中心。進而加強企業財務管理體制由分散型向集中型的轉變，精化管理層次，提升財務管理層次，提高企業財務管理水平最終實現通信企業建設發展目標，實現為全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四)加強風險監察工作
我國通信企業可安排相關權威部門進行風險監察，監察內容包括員工是否嚴格遵循客戶服務準則、財務人員有無舞弊現象等等。加強企業風險動態預測與監測，并及時處理發生的各種無法預測的因素，盡量排除潛在風險因素。
(五)加強管理工作，建立良好的管理模式
一、供電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現狀
財務風險是指由于多種因素的作用，使企業不能實現預期財務收益，從而產生損失的可能性。企業的財務風險控制難以落實到位、與企業日常工作脫節而導致企業運營不良的問題一直是企業財務管理的難題，而新時期的經濟環境對企業一體化管理要求逐日提升，更加注重財務端與業務端的緊密配合，供電企業亦是如此。當前，供電企業在財務風險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財務風險管理控制理念較為落后
供電企業的財務風險管控的理念仍然處于一個較為落后的地步，沒有很好地融入財務管理的基本目標――價值最大化，財務部難以發揮企業整體價值引領的職能。因此，供電企業需要及時更新財務風險控制理念，將財務風險控制的目標放到企業整體運營的戰略高度上。
（二）財務風險控制機制不完善
傳統供電企業財務風險控制只集中于財務風險的識別、評估和應對，缺乏長期的監控和改進流程，缺乏對不同風險的側重分類，可能產生企業資源浪費、管控效果降低的問題。新時期的財務風險控制工作需要結合企業財務風險管控文化和企業財務風險信息系統，才能保障財務風險管控工作有效施行。
（三）財務風險控制業務協同性不足
供電企業組織體系龐大，管理層級較多，傳統的財務風險控制工作被通常誤解為財務部的工作，其他部門只是輔助作用。財務風險控制體系的建設需要將風險源控制遷移到業務部門，從業務部門到財務部門的工作中一體化地將財務風險梳理出來，針對性的進行科學有效的控制改進。
二、構建新型供電企業財務風險管理體系
結合全面風險管理理論框架、COSO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基于供電企業的管理現狀、具體情況，探討構建新型供電企業財務風險管理體系框架。
（一）構建目標
“COSO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提出四個目標，具體包括：戰略、經營、報告、合規。COSO提出的目標普遍適用于各行業企業，但針對性不足，并未能充滿體現供電企業的公共服務、資產密集的特點。結合新常態下的環境和供電企業管理特點，提出供電企業財務風險管理體系的三大目標：
1、資產安全
供電企業屬于資產、資金密集型企業，其特點是資產高度密集集中，資產數量龐大、種類繁多，且資產設備高單價，涉及大量資金流出流入，資金管理風險大。因此，資產和資金的安全、完整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財務風險控制體系應保障資產、資金（包括表內外資產、資金）的安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2、經營合規
供電企業屬于自然壟斷行業，一舉一動受到社會外界嚴格監管。任何違法違規行為都會嚴重影響企業形象。因此，企業經營活動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絕不允許通過逾越法律以謀求企業高速發展，只有在遵紀守法的基礎上，才有條件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在經營合規目標中還包含了財報合規目標，企業需嚴格按照會計法、會計準則提供及時、真實、完整、準確的財務信息，保證上報、披露的財務信息報告真實完整，以有效監控企業經濟業績和有效支持管理決策。
3、可持續發展
供電企業一方面實現國資委利潤目標考核，同時作為公共服務行業，又要兼顧社會公益性和綠色環境保護等可持續發展要求。因此，財務風險控制提出可持續發展目標，充分考慮短期利潤和長期發展要求，提升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和創造長久價值。
（二）構建步驟
構建財務風險內控管理體系的關鍵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財務風險管理運作機制。應分步建立風險評估、風險應對、風險監控、監督改進的系統性管理要點與流程，并持續修訂與完善，實現閉環管理。
1、開展風險事項識別
風險識別延伸業務端。企業經營過程發生的財務風險并不局限于財務管理活動，更多是由于業務端的工作不合規，不合理所導致。因此財務風險識別不僅是對財務端風險識別，更要延伸到業務前端，確保評估范圍全面覆蓋。例如：資金安全風險來源于資金流入安全的不確定性和資金流出安全的不確定性兩個方面，并進一步延伸到收費管理、項目結算等業務前端的風險識別。
追溯財務風險源。基于財務風險事項識別，對風險事項的風險源進行深度分析，風險源不僅包括財務端的風險源，還應延伸到業務端的風險源，分析發現風險產生的根本原因，更好制定有效的控制措施，從源頭控制風險。
2、開展風險評估
建立風險評估標準。基于“風險評估分數=風險發生可能性*風險發生影響程度”公式，細分風險發生可能性和風險發生影響程度評價維度。風險發生可能性細分為可能性概率和可能性定性描述，風險發生影響程度細分為經濟損失、計劃實現、管理效率、企業聲譽。
全員參與風險評估。財務風險涉及到企業各個業務領域、各個流程、各個崗位，只有全員參與、多方配合開展風險評估，才能保證財務風險評估結果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風險評估要求風險事項涉及的歸口管理部門和輔導責任部門負責評估，并且要求每個部門主任或副主任至少一個人、全體主管或副主管參與評估風險。根據歸口管理和輔導責任，不同崗位級別的評估分數予以不同權重。
外部專家審核。由于內部員工對自身風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財務風險評估結果增加外部專家審核，根據供電企業內外部環境風險變化，提出財務風險關鍵點，對風險評估結果提出反饋意見。
3、建立風險事件庫
財務風險識別、評估結果進行編號整理形成風險事件庫，內容包括風險事件、風險源、發生可能性、影響程度、風險分值、風險級別。
4、制定風險應對策略
根據財務風險分值、級別，確定主要財務風險的應對策略，主要包括風險規避、風險控制、風險轉移、風險承擔。
5、開展風險監控
風險監控是在風險評估和風險應對基礎上，對重大風險設定關鍵風險指標，實施日常監測、預警和控制的過程。其中，關鍵風險指標是由關鍵績效指標（KPI）衍生出來的指標，用于監控重大風險的屬性狀態變化和風險承受度突破水平。
關鍵風險監控指標包括前瞻指標和歷史指標。其中，前瞻指標是指該類指標可以反映風險發生前的狀態或程度；歷史指標是指該類指標通過統計風險已經發生的歷史情況，預測未來重復發生的狀態或程度。其中，前瞻性指標也可以包括觸發指標（即某類關聯性因素的發生或狀態變化，會間接反映當前風險的狀態或程度），歷史性指標也可包括布爾指標（即根據某觸發因素的是或否，判斷風險預警狀態）
6、監督改進
風險管理監督改進是指針對全面風險管理體系運轉過程存在的各種缺陷和不足，開展自查、監督、檢查和審計，并實施體系改進與完善的過程。
財務部、監察審計部、各業務部門利用壓力測試、返回測試、穿行測試，風險控制自評等一些方法工具，發現財務風險管理存在問題，分為“控制缺陷”與“管理提升”，形成優化建議報告，實施改進，更新相關的風險應對措施。
控制缺陷：識別現有控制不足與未能防范財務風險的控制缺陷，并提出整改建議，明確完成時間、責任部門。
管理優化：分析現階段管理水平，從提升運營效率、加深業財融合等角度提出管理提升優化建議，明確完成時間、責任部門。
（三）保障機制
通過建設財務風險信息系統和構建財務風險文化作為風險體系的基礎工作，支撐風險體系落地、實施，并貫穿于風險評估、風險應對、風險監控、監督改進各個環節。
財務風險管理信息系統：是將信息技術應用于供電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的各項工作，為供電企業提供一個財務風險信息采集、分析、共享的平臺。其主要功能包括：提供財務風險信息采集模板，積累大量標準化的財務風險信息；集中財務管理風險信息，固化財務風險管理流程；實時監控財務風險，提供高效的財務信息化預警手段。借助財務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的這些功能會對企業提高財務風險管理的科學性和工作效率產生顯著效用。
財務風險文化：新型供電企業財務風險管理體系中的財務風險文化建設，總結為以下四個方向：“道德誠信、安全第一、持續發展、風險可控”。各供電企業需結合自身文化形成獨樹一幟的特色企業財務風險文化。
三、結論與展望
本文研究了供電企業財務風險管理體系的建設，探討構建了財務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全過程和實際操作方法。今后，隨著電力企業改革的深入推進，供電企業應動態分析外部環境變化對財務風險的影響，進一步完善財務風險管理體系，推進實施成本精益化管理，為企業健康協調持續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一、房地產抵押存在風險的表現形式
1.1評估目的風險
評估的直接決定和制約著資產評估價值類型和方法選定，
以抵押為目的的評估價值類型是抵押價值。《規范》要求：房地產抵押價值的評估，可參照設定抵押權時的類此房地產的正常市長價格進行，但應在估價報告中說明未來市場變化風險和短期強制處分等因素對抵押價值的影響。以抵押為目的的房地產評估要注意以下風險：
1、1、1預測風險。因為房地產抵押評估價值是當時某一時點的價值，而抵押期間一般會在一年以上，一旦發生處分清償，處置價值是在未來某一時點價值。因此，在評估時，對預期會降低評估價值的因素要充分考慮，而對預期不確定的收益或升值因素較少或不予考慮。
1、1、2市場變現能力風險。抵押權人實現抵押房地產回收時大多數是將抵押房地產變賣，而不是回收實物；并且由于宏觀經濟形勢、產業政策、市場變化等因素影響，抵押價值也相應變動。尤其對有價無市的房地產要進行分析，降低因不能及時變現的市場風險。
1、2抵押評估方法選擇帶來的風險
抵押房地產評估方法根據房地產具體情況一般采取成本法、市場比較法、收益法或假設開發評估法進行評估。采取不同評估方法所評估的結果從本質上講是一致的，均能反映房地產公開市場的公允價值，但由于各種評估方法在評估過程中所選定的參數和考慮的因素均不相同，也會造成抵押評估價值的高低風險。如：以收益法評估商業用途的房地產價值時，在測定收益率時，會因確定的收益率微小變化造成房地產評估價值結果很大的差異；以假設開發評估在建工程的價值時，建成的房地產價值、后續工程成本、銷售稅費等參數均需要進行科學的預測，預測結果的真實來自于要有一個完善透明的房地產市場才能實現，但由于房地產市場很不完善及行業內相關信息資料相互共享不夠透明和有效，存在著采用不同評估結果高低風險。
1、3評估人員執業風險
在我國，房地產估價是一項新興服務行業，也是對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的行業。它要求評估師不僅要熟悉掌握評估專業知識，而且要求評估師要具備廣泛的經濟、法律、金融、建筑、財務及管理等方面知識。由于行業的規范和管理正在探尋階段和估價人員執業水平的參差不齊，對評估原則、評估方法、技術參數及相關因素的選擇、評估信息資料真實性的甄別、評估人員的執業能力和經驗不足及價值含意的把握等都將影響評估結果的科學性和真實性，也都增加了執業風險。
1、4職業道德風險
房地產評估公司是公正性的中介服務機構，對所出具的評估報告承擔法律責任。在房地產抵押評估過程中，評估機構和評估人員應恪守職業道德、遵循獨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但當前，個別房地產評估公司和評估人員出于自身私利目的或委托方需求，故意提高抵押房地產價值，提供虛假評估報告，導致評估結果失真，職業道德意識淡薄造成了抵押人員利益的潛在損失風險。
2、房地產抵押的風險
2、1認識誤區。房地產抵押貸款是在借款人的償還能力即第一還款來源之外，以房地產抵押物代償為條件設置了第二還款來源。這種貸款方式從理論上講比第一種多了一道風險屏障，當第一還款來源出現問題，借款人無法用正常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來歸還貸款時，銀行可通過處置抵押物獲得補償。因此，從這一意義出發，房地產抵押物在降低貸款風險、減少貸款損失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不少信貸人員正是從這一認識出發，把借款人能否提供抵押物作為能否貸款的主要依據，而不注重對借款人的償付能力進行分析。
2、2操作風險。銀行操作上的缺陷也是引發房地產抵押貸款風險的重要原因。
2、2、1抵押物產權存在瑕疵造成的風險。抵押物雖然通過特殊方式取得了所有權證，但沒有相應完善的程序和手續；抵押物存在產權糾紛或債權債務糾紛；占有形式不合規。如辦理房產或地產抵押時，房產與地產分離，沒有同時進行抵押登記，一旦所占用的土地用途發生變動時，抵押房產的價值將滅失；抵押權被懸空。如開發商以無定著物的土地使用權作抵押取得貸款，用于該地塊上的房產開發，隨著商品房的完工出售，開發商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售房款轉移，最終使抵押權懸空；抵押權滅失。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對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進行房地產開發的土地有動工期限限制，超過出讓合同約定的時間可以加征土地閑置費甚至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依此規定，土地長期閑置不用超過一年的，無疑會增加處置成本，削弱還貸能力，更為嚴重的是，一旦閑置期屆滿兩年，土地使用權被國家無償收回，抵押物就不復存在；抵押權難以實現。根據《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必須按照出讓合同的約定進行投資開發，達不到法定轉讓條件的均不得轉讓。顯然，面對這樣的土地使用權，銀行即使維權成功，也只能夠以折價形式受償，但問題還在于受償以后抵債土地使用權如何處理。
2、2、3抵押物的價值風險。
（1）抵押物市場價值減值風險。抵押物市場價值減值主要分四種情況：一是遠離城區的企業以土地、廠房設備抵押，抵押物重置價值與市場變現價值相差大；另一種是外部環境變化引起的抵押物減值。如用城區土地抵押，由于城市規劃的調整或抵押物所處地區的功能環境的改變，也會使抵押物市場價值減值；第三是部分用專用性很強的抵押物如廠房、職工宿舍樓，交易市場狹窄，變現能力很差；第四種是功能性減值，如用機器設備抵押的，由于技術進步和設備的加速損耗，造成抵押物市場價值減值。
（2）現行抵押率計算方法已不能有效控制風險。一是當前的抵押物評估價值經常被高估，即使不被高估，反映的也是市場價值，而不是變現價值，變現價值往往與市場價值存在較大差距；二是確定抵押率時，未從評估價值中扣除實現抵押權所需發生的費用，如訴訟費、評估費、資產保全費、產權過戶費、處置費等，而這些費用所占抵押物價值的比例甚大。
2、2、4社會經濟環境不規范形成的風險。一是現有的法律、法規對咨詢評估機構的評估失真責任追究不嚴，為虛假評估報告提供了生存空間；二是政府職能管理部門存在管理上的漏洞，不具備產權辦理條件的，通過特殊關系可以辦理產權C明。不符合抵押登記條件的，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三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銀行在實現抵押權時，法院裁定用于抵償債務的抵押物價值往往偏高，且未考慮償債物處置變現的相關費用。
3、房地產抵押風險的防范及對策
3、1進一步完善抵押貸款管理辦法。對抵押物件進行細分，明確規范不宜作抵押物的統一標準。房地產抵押物的選擇，應牢牢把握"堅固耐用，不易毀損；通用性強，容易變現；價值穩定，不易貶值"二十四字原則。
3、2加強銀行內部管理，規范業務操作程序。信貸人員要到現場核實抵押物真實狀況，到有關職能部門核實產權檔案情況；法規部門要嚴格審核抵押物權證的合規合法性；咨詢部門要重新評估確認抵押物價值。
3、4建立與規劃、城建、房管、國土、工商等職能部門的聯系機制，及時了解抵押物是否存在缺陷，是否存在變動，是否存在重復抵押等情況。
3、5嚴格審查抵押人資格及抵押房地產的有效性。要審查抵押人是否是《擔保法》、《房地產管理法》等規定的不得作為抵押人的幾種情形，是否有法人資格或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是否是體制改革后可以作為抵押人的事業法人。
3、6嚴格完善房地產抵押登記手續。房地產抵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在房地產抵押過程中，應嚴格核實抵押房地產的情況，在進行抵押房地產評估后，在縣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規定的房地產產權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抵押登記期限一般以評估報告的效期為限，但往往借款期限長于抵押登記期限，這就要求債權人在登記到期日前重新辦理評估和登記手續，才能完善房地產抵押合同的法律延續性和有效性，保證債權人的合法利益和風險可控。
3、7加強法律、法規、政策的信息收集，及時了解各種有關抵押擔保上的新的司法解釋、抵押管理辦法和政策。
3、8認真進行實地勘察、收集、整理和分析相關資料。實地勘察是依據抵押房地產產權證明和相關資料到實地驗證和勘察，從而確定影響房地產價值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房地產所出位置和交通條件、周圍環境質量及配套設施等區域因素；房地產的建筑結構類型、內外裝修、設施設備、朝向樓層及完損程度等個別因素；了解當地房地產市場行情，掌握市場交易信息；實地拍照、收集資料等。
3、9 綜合分析評估過程，慎重確定評估結果。明確了評估對象之后，應選定擬采用的評估方法。由于采用的評估方法不同，計算出的評估額不同是很自然的。無論采取何種評估方法都要對整個評估過程在基礎數據是否準確、參數選擇是否合理、公式選用是否恰當、影響因素是否齊全及是否符合評估原則等方面進行檢查，在確定所選用的評估方法估算出的結果無誤后，對市場行情和潛力進行綜合分析，最終決定評估價格。
4.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針對在房地產抵押評估過程中面臨的一些風險進行了羅列，并提出了相應的防范措施，根據實際的房地產抵押評估的操作來從對于抵押人主體資格的審核等多個方面進行分析，以期能引起相關部門的思考。
參考文獻：
1．2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通過帶動企業發展，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并吸引民間資本留在當地，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直接動力，讓民間資本投資分享專業機構的智慧、資源和成果。通過未來企業成功上市，整合更多資源，做大做強，樹立行業地位，打造地區產品品牌及地方名片。
2大學生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中心構成
2．1種子基金專門投資于創業企業研究與發展階段的投資基金。大學生創業需要經歷一個探索與創業的艱難過程，在這個過程的初期，即研究與發展階段，高科技專業人才與風險投資者相結合，共同參與創業。這時需確定技術和商業方面的可能性，進行市場研究，制定經營計劃。當創業企業成長起來之后，種子基金便退出，投資于其他新的對象。
2．2孵化基金大學生的創業項目在種子基金扶持下經過種子的培育已經成熟，可以進行企業見習基地運作。孵化基金旨在拓展寧波市大學生科技創業企業融資渠道，以孵化基地的大學生創業企業為扶植對象，為上述大學生創業企業貸款提供便捷、低門檻、低成本的擔保服務，支持和幫助大學生創業企業的成長。大學生創業企業擔保基金的運作不以盈利為目的，主要職能是為經營正常，信用良好，技術先進的大學生創業企業提供貸款擔保。基金提供期限為一年的一定金額的流動資金貸款。
2．3夢想基金夢想基金委托專業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進行管理，將采用市場化運作方式，設立優惠政策和激勵機制，聯合創業投資機構和天使投資人對優秀大學生創業企業共同投資。通過為目標企業配備企業創業導師，為企業導入創業經驗、行業資源、人脈關系以及各種人才和資源，幫助大學生創業企業成長為符合VC標準的優秀企業。
2．4創新基金創新基金暨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目的是鼓勵和扶植大學生創業企業的科技創業活動，引導大學設立大學生科技創業專項資金，促進大學生科技創業企業加入科技企業孵化輔導撫育體系，在初創期小企業創新項目內設立大學生創業項目給予引導和支持，創新基金以無償資助方式支持立項項目。
2．5思源基金飲水思源、匯報社會，優秀校友企業和優秀校友在這塊土地上不斷脫穎而出。對于從孵化基地成功孵化的企業，高校創業生態系統給了他們實現夢想的機會和舞臺，而這些企業在成功以后也將拿出資金、項目、管理理念等投入到高校創業生態系統中去幫助扶持一個個明日的明星企業。
3寧波市高校創業教育生態系統運作模式
以“政、產、學、研、資、介”協同合作方式，以“國際化、戰略、支撐平臺戰略、輻射戰略”為指導原則，以“種子基金、孵化基金、夢想基金、創新基金、思源基金”五大基金，扶持“發現之旅計劃、涅槃計劃、騰飛計劃”三大計劃，形成“大學生創業培訓見習基地、創業種子基地、創業孵化基地、大學生創業服務團”為一體的“三基一團”的寧波市高校創業教育生態系統運作模式。
3．1指導原則（1）技術、管理、宣傳層面進行國際化戰略。國際化戰略是指高校創業生態系統轉移國外先進技術、孵化國外中小企業、引進跨國公司的研發機構以及幫助創業中心企業走向世界。高校創業中心從管理人員的國際化、服務體系的國際化和品牌的國際化三方面推進國際化戰略：利用學習、培訓、參觀考察、引進國際化人才等多種方式，迅速提高國際化的管理水平；通過合資等方式提高服務的標準化和現代化水平；利用各種機會廣泛宣傳，充分提高高校創業中心的知名度。（2）建設、扶持、創新層面采用支撐平臺戰略。支撐平臺戰略是指高校創業教育生態系統為創新、創業、研發等活動所提供的物理空間、綜合服務、資源配置和文化氛圍等。通過支撐平臺戰略的實施形成高校創業教育中心獨有的“創新服務體系”，既能夠促進創業園區企業的提升和發展，也能真正實現創業園區的價值，甚至可以孕育出一個全新的服務行業，編織出一個嶄新的充滿活力的完整價值體系。（3）成果和人才層面進行輻射戰略。輻射戰略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指高校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孵化的成果與培養的人才最終要輻射到社會的各個層次，從而實現服務社會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指高校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利用本身的優勢，向外擴張發展、建立分基金、分中心的過程。
3．2功能定位首先是引導功能，引導社會資本，推動形成創業資本的聚集機制，引導投資方向，彌補市場空白；其次是杠桿功能，發揮杠桿作用，引導社會資本設立創業風險投資基金，而且通過引導創投基金投向高校初創期創新型企業，彌補了市場空白，推動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科技創新的產業化步伐；第三是孵化功能，從“培訓基地”開始，到“種子基地”培育，再到“孵化基地”、“夢想舞臺”完成完整的孵化升華功能，再從單一的綜合孵化器向專業孵化器集群的轉化。
3．3管理模式通過政府有關部門主導、高校為主體，引入產業聯盟、民間資本、研究機構、中介機構等“政、產、學、研、資、介”協同合作共建，尤其是對加入生態系統的民間資本參與模式主要有：參股支持模式、融資擔保模式，除此以外，還有跟進投資、階段參股、風險補助以及投資保障等其它形式。
3．4管理程序一是由專業化投資經理團隊負責項目的篩選、審慎調查并形成投資建議；二是由風險控制團隊負責財務核數與法律意見，形成風險分析報告；三是由創投引導基金中心決策委員會先決策；四是最后由高校創業教育生態系統決策層綜合決策。
3．5運作模式戰略具體運作模式是結合“三大計劃”建立起寧波市高校創業“三基一團”生態系統。（1）大學生就業創業培訓見習基地。寧波市各高校完善以KAB課程為核心的高校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在此基礎上，中心建立大學生就業創業培訓基地，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創業系列基礎培訓。中心還將建立創業訓練營性質的大學生創業見習基地。（2）創業種子基地。在種子基地中心實施創業投資基金發現之旅計劃，給與不同項目以不同額度的種子基金和其他相關服務扶持。（3）大學生就業創業孵化基地。這個基地也可以稱之為創業苗圃，在此實施創業投資基金涅槃計劃，項目可以享受中心提供的孵化基金。（4）夢想舞臺。中心實施創業投資基金騰飛計劃，通過夢想基金對成功孵化的企業進行實現優秀企業的夢想，進一步實現項目助推。（5）創業服務團。服務項目有創業綠色通道、政策解讀、智囊團、創業沙龍等，服務團員有風投、創業資質評定機構、微企業開發中心、創業者校友聯合會、創業者協會等。
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由發展項目導致的非自愿移民的數量每年大約有10000000左右，20年中全球總共有大約200000000移民。由于大規模頻繁移民引起不良后果，使得移民問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一、社會公平和強制性移民
因發展而需要進行強制性移民的說法體現了發展本身固有的有悖常理的矛盾。由于這種移民表現出發展的收益和損失的不公平分配現象，從而導致了較多的道德問題。
強制性移民是由于修建新的企業、灌溉工程、高速公路、電站等基礎設施或者如醫院、學校、飛機場等城市公用設施而引起的，這些項目毫無疑問是必需的，它們改善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提供就業機會并且提供了更好的服務。但是由這些項目引起的非自愿移民同時也會給有些群體帶來不公平的負擔。因為國家政府的介人，移民的權力往往會受到限制，而這種介入的方式往往會使移民的情況變得更糟，這就引起了許多有關社會公正和平等的爭議。“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原則被一貫用來說明非自愿移民的合理性，實際上，這個原則經常被濫用并且被演變成一種為了忍受可以避免的傷害的不正當的理由。結果是發展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公平分配，一些人享受著發展的成果，而其他人則承受著發展帶來的痛苦。
非自愿移民的最廣泛的影響就是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貧窮。在印度，研究人員發現，近40年來大致有20000000人由于國家發展計劃所需而被強制移民，但其中75％的移民沒有得到“妥善安置”，他們的生活水平沒有恢復到先前水平。實際上，在印度大多數移民已陷入貧困之中。
但是這并不僅僅發生在印度。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種非自愿移民帶來的貧困以及社會不公平現象也很明顯。在每個案例中物質和文化上的損失是巨大的。比較嚴重的結果是當強制性移民面臨政治壓力的時候。強制性遷移使某些群體受到社會排斥，包括被原有地域的自然排斥和被一套正在運行的社會網絡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排斥。這種排斥的概念更有助于對非自愿移民產生貧困的理解。Sen進一步地評論過各種形式的社會排斥有悖于發展的本質，因為發展是為了不斷取得更大的自由。
然而發展將繼續要求改變對土地和水的使用，這樣有時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程度的人口遷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發展的收益和代價的不平等分配本身是必然的或道德上是正當的。實際上，這種不平等完全有悖于發展的目標，沒有理由接受這種生存空間的再安排和由此帶來的損害，而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悲劇。無論何時只要發展導致了風險和確實可以預測的損失，我們都應該不容置疑地堅持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原則，尊重公民的權利。
如果貧困是移民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移民工作的挑戰便是如何避免風險以及提供安全保障，這樣通過減少一些可避免的弊端來提高發展的效益。我們不可能阻止每一種負面影響，但是可以在有財政支持的情況下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措施以使發展帶來的損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趨平等。在開明的政策引導下，一定可以比現狀更有效地保護公民的權利、人的尊嚴以及作為非自愿移民而享有的經濟權利。
那種使許多人遷移但只安置了一部分人的傳統計劃方法沒有很好地避免風險和保障移民權利。沒有社會的安全措施，失敗就會重現。在許多案例中，移民工作者都沒能夠降低移民的傷亡和貧困，但是這種僅有遷移而不安置的做法歸咎于許多國家內現行政策的固有缺陷，并不僅僅是計劃程序的原因。我們認為這種所謂的“發展”政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計劃方法必須糾正過來或改變。
實踐證明，有效的方法可以完全避免非自愿移民或者至少減少移民規模，盡管從歷史的角度看，移民作為發展的一種形式不可避免，但并非規劃者所提議的每一個工程的移民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移民不可避免，移民的結果也并非都造成大量的貧困，因而對貧困不應該一味忍受。有很多方法可以減少移民的困境和對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
從經濟和道德的角度看，糾正移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讓他們共同分享發展的利益，不僅僅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以平等為指導原則的移民工作，能夠避免長期貧困，并且對國家和地方的經濟都有益處，這種移民可稱之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移民。然而，那些批準和設計有移民的項目的人經常地喪失了“公平原則”，這些原則本可以指導他們如何分配項目資源以及防止或減少貧困化風險。為了幫助發展這種平等原則，本文提出一種移民工作中的風險和重建模型，它指出了移民規劃和財政支持政策和方法中的許多缺陷，并且提出一些改良移民政策和實踐的建議。 二、風險和風險避免模型
以下我們給出一種非自愿移民的理論模型，這個模型能說明移民中引起貧困的內在風險，并提供了一些方法來抵消或減少這些風險，這個理論模型被定義為移民中的貧困風險和重建模型，簡稱IRR模型。這個模型的主要目的是：①說明在大規模的非自愿移民這樣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中會發生的情況。②創建一種理論的。可靠的手段，在政策、規劃和項目實踐活動等方面給予指導以消除負面影響。我們相信這個模型能發揮解釋、診斷、預測以及規劃功能，這樣可以為復雜的移民情況作一個知識性的指導。
在提出這個IRR模型過程中，我們首先強調關于移民研究的理論模型的必要性，并且對以前的類似模型進行了簡要的回顧。我們還討論了難民和移民之間的共同點，以及這個移民模型適用于難民研究的可能性。其次，我們明確這個模式的4種功能，并且進一步明確和記錄每一個貧困的主要風險。在下一部分中，我們逆向使用這個模型，討論模型如何提出消除風險的方法以及如何基于“恢復經濟”的原則，指導重建移民生活的策略。最后是移民操作和分析方法方面，對當前主流做法與新模型提出的做法進行比較，并且提出改進移民實踐和研究的建議。
在這些年中，在新的土地上規劃居民定居點的研究者們已經提出幾個理論上的模型來描述規劃定居點的過程。在20世紀60年代末，Chambers定義了一種描述在非洲土地定居生活的演變過程的三階段通用模型。不久，拉丁美洲的Nelson在綜合了新土地安置的許多經驗的基礎上驗證了這種模型。Chambers和Nelson的模型中都概括了自愿移民的經驗以及土地安置項目管理的機構或組織的重要性。
在這些早期思想基礎上，Scudder和Colson在1982年提出將安置模式分為四階段：招募、過渡、發展和合作／移交。這個模型主要是按照階段進行建模的，它關心移民的壓力以及每一階段他們具體的行為反應。起初，這個模型被應用于自愿移民過程中。后來，Scudder也把它用到一些非自愿移民項目中，但僅局限于那些經歷了所有4個階段的成功的非自愿移民案例，因為這一模型不適用于失敗的和沒有完成最后兩個階段的移民案例。
回顧先前主要的難民研究，我們注意到由Em-mannuel Marx提出的用以解釋難民狀況的理論模型。這個模型以社會學的網絡理論為基礎，圍繞作者所說的“難民的社會世界”展開。
從一個理論模型到另一個，這些把大量的知識經驗濃縮到模型和理論框架中的努力，已經創造了智能的工具，可用來幫助研究人員解釋他們獨特領域的成果。它們已經幫助說明了規律，并且建立了關于移民過程的理論。然而除了這些優點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這些模式并不是很有效。沒有一個模式曾經注重過貧困的開始、產生以及脫貧的過程。以上提到的理論模型中，只有一個，即Scudder-Colson模型，可以應用于非自愿移民，但它也僅僅適用于成功的移民。然而歷史地講，大部分非自愿移民是不成功的，失敗的移民所累積的影響并沒有在Scudder-Colson的階段模型中被模擬。
正如Scudder陳述的那樣，在文獻（de Wet 1988，Partridge 1989）中曾經有過圍繞這些理論模式的深層次討論，然而很不充分。但是大家都普遍認為，有必要努力尋求一套理論來解釋和說明移民的復雜性。
在要求開發一種更綜合的理論模型方面，Brenchin，West和他們的同伴在有關從自然保護區內移民的大量著作中強烈提出過。他們主張的許多涉及非自愿移民的發展決策并沒有充分預料到對移民的全面影響。因而非常需要一種可以解釋和預言移民的累積影響并且可以提供一種實踐中的引導的模型。他們寫到：
被專家和學者很少理解的似乎是移民安置的社會影響。當居民被迫遷移時，一些通常的影響可以被預料，但是對社區或其他社會組織所產生的集體的社會影響卻因案例不同而差異很大，直到今天仍沒有一種模型能預測累積的影響。
文章所提出的貧困風險和重建模型主要目的，是為了使“累積影響”能被理解，從不同的方面和他們的內部聯系。通過對組成整體的各部分過程建立模型，并且通過深思熟慮建立阻止和減少風險的機制。這個模型的建立及其取得的進步是以先前提到的模型經驗總結為基礎的。
相對來說，IRR模型是近年來才建立和開發起來的，在20世紀9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為模型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基礎。該模型的最初的版本在1993～1994年，首次被大范圍應用于近200個世行項目的移民檢查。模型主要是基于經驗和理論而開發的。經驗上，主要來自于20世紀最后25年以來，世界范圍內的關于移民方面的經驗的積累，參考了許多國家關于該方面的研究報告。理論上，主要得益于同一時期的移民理論方面的最新發展水平。①
①關于移民理論研究的各主要領域的最新發展水平在Cernea，1999年中已經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也可參考Cuggenheim，1994年出版的非自愿移民的參考文獻，但由于該出版物是1994年出版的，而之后的大量的移民文獻繼續以爆炸性的速度在增長。
三、難民和移民狀況中的類似之處
如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所展示的那樣，IRR模型在一些移民研究和實際實施中已經被應用過。然而，最近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最初為解釋開發項目引起的移民問題建立的這個模型，是否也有助于研究難民安置。這個問題出現于難民研究和移民研究之間建立溝通的嘗試與趨勢中，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和普及。實際上，因發展而導致的非自愿移民與為逃離暴力（戰爭或武力沖突）的難民之間有許多很相似的社會經濟問題。這兩部分人口占全世界范圍內遷移人口總數的很大比例。最近分別對移民和沖突后重建家園的難民的研究表明，他們之間有很大的聯系。
為了拉近這兩個領域的距離，很有必要首先在內部建立各自的理論。從兩者的特殊性和個性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常識，以說明這兩類人口狀況的共同之處。每一個領域必須努力提出新的觀點。成果目錄、結構性的對比以及理論模型，為建立兩者知識的最終結合作智力上的儲備。如Harrell-Bond和Voutira在關于主要國際機構的實踐上正確指出的一樣，要克服這種知識間的相互交流會有體制上的困難。但這并不會降低那些為知識整合而努力的學者的作用，實際上這反而加強了這種作用。考慮到可比的前景，Harrell-Bond和Voutira也強調“提出一種能夠適用于非自愿移民中各種不同情況（貧困、內戰或發展項目）的關于移民的理論模型”的挑戰性和難度。Voutira和Harrell-Bond強調說：“實際上對于各類移民……從方法論上說（貧困）可以用來作為難民和被驅逐經歷的共同特性”。然而因為貧困的原因和“成功”的定義不相同，因而很有必要保留這種差異的情況。
實際上，問題不是取一個理論模型并且應用或改變它的位置到在另一種過程中。挑戰主要是檢驗它作為一個研究工具所提供的增量價值以及創造性地使用它來說明其它過程。在這方面，Kibreab認為這個IRR模型是作為適用的工具可以應用于相關難民的研究和實際救濟工作中。“不管移民和難民狀況表面上的不同”，Kibreab寫到，“最近一項考查表明所謂的區別并不限制這個模型的適用范圍，而是使它更相關”。
四、IRR模型的四個基本功能
IRR模型關注于非自愿移民和重建這兩個過程中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問題，這個模型在記錄當時的活動方面非常同步，但是它也能及時地反映移民沒有得到恢復的狀況。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三個主要概念：風險、貧困和重建，其中每一部分又包含更具體的內容，如后面將會提到的，每一因素又反映出另一因素，貧困或重建的變化（如：失去土地、邊緣化、發病率以及社會解體）。這些變量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有的起著最初的作用，其他起著派生的作用（主要是作為給定環境下的一種功能），引進這些相互聯系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拓寬了關于移民過程的理論討論，也有助于說明它的本性、內部聯系、病態機理以及社會經濟補救方法。
這個理論模型指出了潛在風險和已發生風險的差別。所有的非自愿移民極易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風險，但不能消極地放任這些風險的發生。
我們利用風險的社會學概念來說明項目中的某些行為可能引發有害的影響——損失和破壞，這個風險概念是和安全相對的：移民的風險越高，移民的安全就越低。作為一個客觀事物，風險常常可以直接感知，也可通過科學手段來測量。風險的文化詮釋——社會風險或自然風險——能加強或減弱風險的嚴重性，甚至也可以忽略它，但這仍不能改變風險的客觀存在。
安置風險模型源于把綜合的、多方面的移民過程分解成可鑒別的、原則性的和通用的部分，包括：①喪失土地；②失業；③無家可歸；④邊緣化；⑤食品不安全；⑥發病率增加；⑦失去享有公共財產和服務的權利；⑧社會解體。本文將依次作進一步說明。
最重要的是模型的內部邏輯，它建議阻止或克服貧困以消除風險。這個過程可以通過確定目標戰略，以及足夠的財務支持來實現，這個模型將顯示必須采取的策略和方法：①從喪失土地到以土地為基礎的安置；②從失業到再就業；③從無家可歸到家園重建；④從邊緣化到融入社會；⑤從疾病增加到醫療保健改善；⑥從食品不安全到充足的營養的提供；⑦從財產損失到社區財產和服務的恢復；⑧從社會分化到社會網絡重建。
這個模型不僅強調可避免的風險，而且強調了重建策略——構造其用途作為重建行動的指南。像其他模型一樣，在要求或允許的既定條件下，為了減少某一個或某些因素的影響，可以通過重新設計，對模型的組成部分進行調整或“處理”。這就要求將這些變量通過它們之間的共同關系作為一個系統考慮，而不是將它們看成是一系列單個獨立的因素。
理解模型的各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系能使決策者更有效地采取措施減輕風險或挽回損失。作為一個概化的模板，模型也具有兼容性，可以整合其他相關的元素以及適應模型應用環境的變化。
除了實用于單個的項目外，這個模型還可以用于整體政策制訂中。它可以引導移民過程的社會參與者，包括政府和決策者，社會研究人員，項目設計者，移民，執行機構和其他相關團體。該模型還可以與其他模型進行連接，以補充其他觀點和知識。
模型的4個不同而又相互聯系的功能為：預測（警示和計劃）功能；診斷（解釋和評價）功能；解決問題的功能（在引導和調節移民重建方面）和研究功能（在提出假設并展開理論領域調查方面）。
每一種功能的簡要特性描述如下：
1．預測功能
這個模型的預測功能產生于模型對以前項目實施經驗的總結，這些經驗總結可以幫助工作人員預測隱藏在新環境中的問題，這些問題被概括為8個主要貧困風險，預測實際上就是可能要出現的重大社會問題的早期警示，這個警示可以在搬遷決定之前較長一段時間內進行討論。這樣，這個模型就使管理者和規劃者有能力預先了解到某種規劃可能帶來的風險。
這個功能的實際用途就是它能使計劃者和移民清楚地提前認識風險，尋求其它選擇以避免移民或提出減少移民的措施、降低成本的策略以及處理的方法與步驟。不能提前認識到顯著風險，政府、機構和計劃者只能給他們自己以及受影響群眾帶來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2．診斷功能
這個功能，首先把對項目的一般診斷轉變為對手邊的具體項目情況的現場診斷，來進行解釋和評估。模型的這個功能可以看作一個用來引導評估工作和衡量在給定條件下某個貧困風險強度的認識工具。
診斷功能的實際用途是向決定移民的政府官員和深受其害的移民們，揭示移民的風險和可能后果。這個具體的風險評價（診斷）為規劃項目和預防風險提供早期信息和重要建議。
3．解決問題功能
解決問題功能源于模型分析的透徹和它具體的行動導向，IRR模型重視移民中的社會成員，他們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為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模型中鑒別貧困化風險的部分必須被完全倒轉，“堅持它的方向”，本文將進一步說明。通過從預測和診斷功能轉向提供行動指南，模型的實際功能大大提高。這個模型成為重建移民生活狀況，推進直接救濟機制和再發展的策略指南。
4．研究功能
對于社會工作者而言，IRR模型為他們進一步創建和組織的理論工作指明方向。模型激勵了關于在移民安置過程中的主要變量之間關系的假設的產生。同時探查關聯風險之間的相互聯系性、互補性或相互抵消性。
它的實際價值在于有利于以統一的方式搜集整理不同的數據，以及對文化背景相異，不同國家，時間相異條件下的相同參數進行比較。 五、移民的主要貧困風險
盡管對于不同項目，情況會有很大的不同，但許多移民研究人員的經驗成果表明其中有基本規律存在。這種基本規律形成了清楚的模型。對比這些經驗成果，我們識別出8種常見過程并建立了一個綜合的風險模型。這些過程影響的轉化和累積導致貧困的快速顯現。在移民發生之前，這些過程僅僅是面臨社會和經濟風險的威脅。一旦沒有進行合適的反作用，這些潛在的危險會轉變成嚴峻的貧困化災難的現實。
這些風險不僅威脅著移民，同時也會影響當地（區域）經濟，造成重要損失和破壞。個別風險強度會隨當地條件而變化。但是模型的功能使其有可能預測這種典型的風險，以及它們是否會在將來同樣可比的移民過程中會發生。下面是每一種重要風險的簡明闡述，并用一些經驗證據來說明。
1．喪失土地
土地被征用使人們失去了創建生產系統、商業活動以及生活條件的主要基礎，這就是移民失去資產和貧窮化的主要形式，因為他們失去了自然和資源。
除非是在另外為移民們重建生產系統，或者給予他們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否則，一旦失去土地，受影響家庭就會變得貧困。Nayak指出在印度奧里薩邦的Kisan部落土地被征收，而補償并沒有恢復他們的土地基礎，喪失土地的貧困沒有減輕，反而迅速演變成對部落的其他風險和損失。在印度的Rengal項目中，Ota報告到搬遷后沒有土地的家庭的比例超過以前的2倍——從4．6％到10．9％；同時，Reddy指出在Singrauli附近煤炭開采項目的移民中，沒有土地的人所占比例從搬遷前的20％飛躍到72％；對肯尼亞的kiambere水電站項目的社會學研究發現，移民后農民家庭的平均土地占有量從13公頃降到6公頃；牲畜減少超過1／3；每公頃玉米產量減少了68％，豆的產量減少75％，家庭收入從10908肯尼亞先令減少到1976先令——82％的損失。在印度尼西亞，Padjadjaran大學生態研究所對Saguling水庫的移民進行了調查，他們發現移民家庭的土地擁有量減少了47％，而且他們的收入也被減半。在巴西也有類似情況。人類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對于從事農業的家庭來說失去土地所產生的后果通常要比失去房屋要嚴重得多。
2．失業
不論是城區還是農村移民，對于那些工作在工廠、服務業或農場的人來說，失業的風險很高，然而創造新的就業很困難并且需要較多的投入，在實際的搬遷之后，移民們中的失業者和待業者還要忍受很長時間才可獲得一份工作。
失業大體上有三種來源：在城區，工人失去在企事業或服務業的工作；在農村，勞動力沒有土地并且沒有機會在別人的土地上勞動，也無法獲得公共財產制度下的財產使用權；自己經營的小生產者——手工藝人，小店主及其他也喪失了生意的人。在1993年的馬達加斯加的塔納湖平原項目調查中，一些小私營企業——工廠、食品店、手工作坊，由于移民后沒有權利獲得相應的補償，而且失去了原有的商業圈和顧客。在印度奧里薩邦的Talcher地區的五個村的部落戶主的調查中，發現失業率從9％增加到43．6％，其他就業人口的從業結構從第一產業大幅度轉移到第三產業，受影響的部落及世襲階層的收入水平減少了50％～80％。對一些移民提供短期的培訓能夠掌握一些技能，但并不是需要的工作。發達國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在加拿大馬尼托巴湖的Churchill-Nelson水電站項目中，土著的居民生產安置計劃如：養魚、水禽捕捉、皮草加工等沒有被實施，研究者發現這個社區非生產性時間顯著的增長。
移民失業在搬遷后的一段時間后才會出現，而不是立即。因為在短時間內移民可以從項目開發相關工作中獲得就業。然而這樣的就業是很短而不持久的，幾個大壩項目證據表明可以通過臨時的新的建設來吸引一些移民以形成所謂“就業繁榮”，但隨著項目結束而結束。這就形成了移民中長期或臨時的失業問題。
3．失去房屋
也許對許多移民來說，失去家園是個暫時性的問題，但對有些失去家園者而言，卻是個長期擔憂的問題。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上說，失去自己的家園以及失去歸宿群體的文化空間會導致一種疏離隔絕之感。對于難民，無家可歸和“失去歸宿”是其定義所固有的。
有關喀麥隆Douala城市項目，2000多戶移民在建房時遇到困難，僅有5％的移民得到了貸款去支付被指定的宅基地的費用。據來自于中國丹江口水庫項目報告，大約20％的移民沒有房屋并且窮困。在一些地方，強行拆遷居民的房屋是為了快速逐出在無主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在烏干達的kibale公園）。當政府發動強制性的土地村有化政策并且強迫人們移民，家庭就會失去天然的資源和人工的財產并且要在長時期內忍受沒有居住地。如果拆遷房屋的補償是按市場價格進行估算而不是重置價格，那么移民房屋條件惡化的風險就會增加。
移民通常不能得到人力和財務支持以迅速重建房屋而被迫遷到“臨時”住所，這些住所類似于難民營，一夜之間就可建成。項目把“緊急住房中心”和“臨時安置帳篷”作為一種“臨時”后備措施（如印度卡納塔克邦的克利須那河上游大壩和灌區項目），然而卻經常演變成一種長期而不是短暫的情況。在北非毛里塔尼亞的Foum－Glebia灌溉項目中，881戶移民中只有200戶成功地重建了他們的房屋，其他人則住在帳篷或防水布下，并持續了2年或更長時間。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的Kukadi-Krishna灌溉子項目中發現，有59％的移民家庭在被搬遷后，仍住在臨時或半永久房屋中長達10到15年。然而可以通過充分的項目財務支持和及時的準備來避免移民無家可歸以及相關的失業、邊緣化和疾病的風險。
4．邊緣化
邊緣化是因為許多家庭失去了經濟能力和向地位低的社會階層變動過程中產生的。中等收入的農場主不會變得沒有土地，他們會變成小的土地所有者；小的店主和手工藝人會縮小規模且會跌到貧困線下。許多人在新的安置區無法使用他們以前所掌握的技能，人類資本喪失或者變得消極和無用。經濟的邊緣化常常伴隨有社會和心理的邊緣化，表現為社會地位的下降，對社會和自身沒有信心，不公平感以及極端的脆弱。這種強迫性的搬遷和移民們的犧牲會導致移民自我形象的貶低，并且由于移民的社會地位降低導致他們經常被安置區居民所歧視。
邊緣化是多重的，當移民們到了新的安置區時，他們的文化地位被削弱，在那里他們成為“陌生人”且沒有機會和權利。在移民計劃中往往忽略移民的心理邊緣化及其所產生的后果。但是文化和行為上的不適應、焦慮以及信心下降在許多地方都曾被廣泛報導過。早在搬遷開始之前，相應的經濟上的剝奪和邊緣化就初顯端倪，因為遠在項目建設之前，搬遷區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建設就已經被停止了。部分但是顯著的耕地的喪失（如，因修建道路或渠道占用土地）導致了一些小型農場經濟上無法維持，雖然實際上他們似乎可以生存下去。當移民后靠安置時，他們在土地上被邊緣化，因為他們將失去河谷地帶的肥沃和高產的土地，而得到的卻是高程較高的而且貧瘠的土地。此外，邊緣化也出現在非農業收入來源的損失過程中，如在尼泊爾的Kule-hani水電項目和斯里蘭卡的Kotrnale項目中就曾經出現過。
對于城市移民，邊緣化在搬遷后的一段時期有一定程度地發生。例如，當移民得到一份臨時工作而不是得到一塊土地時，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其收入來源不是很穩定的。政府機構也默認這種移民邊緣化的持續，且他們認為移民無法恢復以前的生活水平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5．食物沒有保障
強制性搬遷會導致移民臨時或長期的營養不良的風險增加。因為其熱量和蛋白質的攝入量低于人們正常的成長和工作的最低需要。
食品不安全和營養不良是未妥善安置移民的結果和癥狀。在實際遷移中，食物供應量和經濟收入都會突然猛跌。因為遷移后的新地方正常的食物生產能力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可得到恢復，因而有可能造成長期的饑餓和營養不良。Green就關于難民和移民的與糧食有關的風險問題給出了一個綜合的觀點，雖然二者之間有顯著差異。接著，Hakim在對印度古吉拉特邦的Vasava部落移民中的糧食風險和結果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那里移民被強迫種植經濟作物來代替糧食作物。實際上這一點在所有的安置點都有報道。塞內加爾的Manantali大壩與水情管理項目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用“發展導致的糧食不安全”這一概念對其進行了形象的描述。在斯里蘭卡的維多利亞大壩工程中，大約有55％的重新安置家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在使用食物救濟卡。在中國的Bailiambe水庫工程中，移民人均耕地面積從搬遷前的0．087hm2降到安置后的0.027hm2，當地的食物生產因此供應不足。所以，幾年中必須有每年75000噸的糧食救濟。營養不良風險會增加疾病和死亡的風險，而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早期的喪失土地和失業風險是否被有效降低。
6．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
大量的人口遷移會導致健康水平的嚴重下降。發展帶來的社會壓力和心理創傷有時會伴隨著與搬遷有關的疾病的爆發，特別是瘧疾和血吸蟲病等。不衛生的用水和不健全的排污系統更增加了慢性腹瀉和痢疾等疾病的感染。免疫力最弱的一些人群——如嬰兒、兒童、老人所受到的影響最大。
經驗表明移民在搬遷后對疾病的抵抗能力要比搬遷前低得多。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帶來的一個間接影響是，在項目區內那些沒有搬遷的群體的發病率也上升。總之，在缺乏安全的健康措施情況下，直接和間接的疾病影響包括：心理疾病、衛生疾病（如腹瀉與痢疾）、水介疾病（寄生蟲病）等。在斯里蘭卡，傷寒在維多利亞大壩附近傳播甚廣。在Mahawelis項目的第C號移民安置區，患瘧疾的人由8．9％升到15．6％。在加納的Akosombo地區，20世紀60年代的短短幾年中，血吸蟲病的發病率從移民前的1．8％迅速攀升，成年人中發病率高達75％，而在他們的孩子們中則高達100％。在毛里塔尼亞的Foum-Gleita灌溉項目中，學生中患有血吸蟲病的人增長到75％，農民的健康也因為引用臟水而惡化。在泰國的Nam Pong水庫中，檢查證實當地的發病率——肝蛭和鉤蟲感染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這是由于惡劣的生活環境和不健全的水處理系統導致的。
這個風險模型中所包括的健康惡化和喪失住所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前就被討論過。研究表明脆弱群體，如老人，失去原有房屋的直接影響就是導致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因為“社會壓力”而產生的精神上的疾病因年齡、性別、婚姻及職業狀況不同而有差別。
發病率的增加也會產生于新建水庫或新的水域周圍的意外事件中。由于缺乏正確的信息和預防措施，在印度尼西亞的Saguling水庫旁，在項目動工的最初14個月中，由于缺少必要的防護措施造成了一百多人溺死湖中。同樣，在印度尼西亞的Girata水庫，在蓄水后的頭10個月中，有10人溺死水中。
7.失去享有公共財產和服務的權利
對窮人而言，特別是沒有土地和資產的人們，無法使用安置區當地的公共財產（如牧場、森林、水域、墓地以及采石場等），從而造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顯著惡化。比較典型的是當地政府對移民原有的公共財產不給予補償。這些損失包括公共服務設施，如學校以及這一類風險中的群體損失。
kibreab提供了一種在公共財產資源、貧困以及貧困風險之間建立聯系的理論分析。針對典型的權力結構和移民的弱點，Kibreab指出公共財產資源的損失會對移民的生活和社會地位產生長遠的影響。經驗表明在所有地方，很大一部分家庭收入是來自于可食用的森林產品，薪炭林、公共牧區以及公共采石場。喪失了這些資源留下了一個大缺口。例如，在印度的半干旱地區，91％～100％的燒柴，66％～89％的家用燃料，69％～80％貧困家庭的牧草都是由公共土地供應的。據一份有關印度的奧里薩邦1950～1994年中造成移民的7個項目的研究顯示，沒有一項工程給予公共財產以補償。在印度的Rengali大壩項目中，移民前所有家庭都可以使用牧場和墓地，但搬遷后，只有23．7％的人可以使用牧場，17．5％的人可以使用墓地。當移民享受公共財產區資源的權力不被保護，他們就會侵犯受保護的森林或增加安置區公共資源的壓力，這本身就成為一個社會沖突和環境惡化的新的原因。
8．社會解體
強制性的移民擾亂了現存社會結構。導致社區分解和裂化、社會組織與人際關系的平臺被破壞，同時也使親屬關系變得淡化。互幫互助的關系網，當地脆弱群體組織以及自發組織的服務團體都被拆散了。這些非常有價值的所謂“社會成本”的直接損失包括自然的、物理的以及人文的資源損失（如前所述）。由于社會解體而導致的社會成本的損失，常常在項目中沒有得到考慮，也沒有進行賠償，而這種實際的損失會產生長期的影響。
曾經促使人們為公共利益或為個人需要而忙碌的社會關系網絡一旦被解體就很難重建。尤其是用分散的方式安置移民，隔開他們以前的鄰居關系，而不是以群體和社會單元的方式來安置。這些情況下的損失比起將移民整體安置在一起更大。由Behura和Nayak進行的關于印度一個大壩項目的社會學研究中發現，在親屬關系的社會解體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例如親情關系松散、疏遠甚至出現混亂，親人之間行為的約束力減少，家庭凝聚力降低。由于缺少購置嫁妝的錢，無力置辦婚宴和購買禮物，婚禮常被延期。移民與沒有搬遷的親戚之間的關系漸遠，家庭之間的來往也大為減少了。因此而帶來社區活動減少，豐收后的歡宴、朝圣不復存在，公共墓區一片混亂不堪。印度的一份關于Hirakud大壩研究的論文指出，“其經濟地位受到嚴重損毀的移民們”在重新安置許多年后都未能與安置區居民“融為一體”。“人們看上去繼續存在著，但是以往的社區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它的空間、時間和文化基礎已經不存在了。移民歷史學家指出移民的代價已經遠遠超過了“純粹的金錢成本”：“所有代價中最大的是人們熟悉環境中的人際關系的疏遠，而要到一個陌生環境去面對新的社會經濟的不確定性”。貧窮不僅是因為沒有收入和財產——土地、住所和食物，相互幫助網絡的喪失直接導致并加劇了貧困——沒有權利，無依無靠以及變得脆弱。轉貼于 六、風險強度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主要貧困風險的內部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它們經常影響著人們，被描述成令人延誤的風險。然而這種嚴重的風險群是強加在移民的身上，使他們的意志無法轉移。移民必須同時面對和處理這些風險，而不是單獨地去考慮。結果是一場危機。
隨著移民發生的環境、區域（城市或農村）以及時間的不同，各種風險的強度是不同的；有時，對于一個特殊的受影響群體甚至可能不會遭遇其中的某個風險。相反地，其他的風險可能會出現。個體的情況總是比一般情況來得復雜，而且有所不同。但是綜合性模型面對的是所有的情況，盡管個體有所差異。在理論和政策方面問題假設的基礎是，強制性移民本身就具有一個基本的風險屬性。
為了舉例說明這種變化，我們注意到近期研究表明，婦女所受影響更為嚴重地顯示出婦女在補償費標準上受到了明顯的歧視。例如，在印度奧里薩邦，規定未婚個人可獲得土地補償費的資格是男性大于18歲，但女性要大于30歲。從世界范圍來看，上述強制性移民的貧困風險帶給土著和部落群體的危害比對一般群體的影響更大。而且深入的研究，通過解釋這些人口的特殊的脆弱原因來說明為什么這一切會正在發生。
對處于一個特殊年齡段的兒童，受到了特別嚴重的影響，鑒于從印度取得的一些經驗，Mahapatra建議“上述貧困風險中應加入一條——失學對兒童的影響”。移民安置使許多孩子中斷學業，其中有些孩子再沒有回到學校。移民后，由于家庭收入下降，許多孩子過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因此，不同的脆弱群體應以不同的措施區別對待。
七、安置區居民的風險
在順利的移民安置中，安置區居民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由發展或沖突造成的大規模遷移中。在使用IRR模型時認識到安置區居民的具體風險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模型的完整性。
很顯然，安置區居民的風險在本質上或強度上都不同于移民的風險，但和他們有聯系并且也可能受到牽連而導致貧困。移民的大量涌入增加了對資源和社會服務的壓力，也增加了就業競爭。安置區物價會上漲，健康風險也會增加。文化沖突頻繁（在不同種族之間），社會緊張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另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會同時威脅安置區居民和移民的生活。
對安置區居民利益最有效的保護就是制定具有詳細設計和資金充足的移民安置計劃。當安置點和安置區影響人口確定后，項目的計劃階段就是一個很恰當的時機來考慮移民和安置區居民的風險。經驗表明當移民有一些特有的機會時，如果有可能，明智的做法是讓安置區居民也享有這些機會。這樣可以減少兩者之間的緊張和競爭。
總之，IRR模型概括了很大范圍的危險——不僅是經濟風險，也包括社會和文化風險。它提出了關于移民的一種觀點，這個觀點揭示了貧困的發生機制，它的主要過程和范圍。這些包括收入性貧困和非收入性貧困，例如財產、房屋、健康、營養和教育方面的貧困，失去組織，喪失權利。在遷移過程中，人們喪失掉了所有形式的資產——自然資本、人工資本以及人文和社會資本。保護這些資本不至于損失是很必要的，但不僅僅是保護。因此我們認為重建策略必須是多方面的，要編制一個綜合的和系統的移民安置計劃。這將在IRR模型的第二部分“關于將風險分析轉變為重建戰略”中談到。
八、生活重建的基本過程
現在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果移民模型能夠幫助預測和診斷遷移的風險，那么它也能指導問題的解決嗎？
回答是肯定的。風險和重建模型用移民的社會經濟重建的具體框架來補充它的風險診斷。模型不僅僅是不可避免的貧困化的預言者；而且也引導抵消移民風險和解決問題，這個風險模型必須轉過頭來，“逆向”去讀，這樣它會指出為移民的生活重建的道路，下面將進一步闡述。
九、反風險：模型的自毀預測
正如RObert K．Merton所指出，一個不良后果的預測可以當作一個“自毀預測”。也就是說，一個風險預測模型的最大用途不是體現在它所預測的災難果真降臨了，而是體現在由于人們采取了某些預防措施，使得風險不發生或造成最低程度的危害，使得預測的災難沒有出現。IRR模型的預測－規劃功能產生于它“集成”了智能的預警能力。這就是IRR模型可以摧毀它自己的預言的原因。
風險識別對好的計劃很重要。不僅僅是提供普通的警告，這個模型對不同情況下風險變化機理進行現場評價。它可以幫助識別每一特定人群遷移風險的具體組成，這樣現場風險評估能夠而且實際上一定直接導致和制定規避風險的計劃。作為一種工具，這個模型曾被用來為項目準備移民計劃。
正如前面所講一樣，IRR模型的內部邏輯建議要阻止和克服貧困，很有必要及時行動以攻克風險并阻止它們成為現實。識別風險并不是為研究的目的而進行，而是為了更好地計劃以避免風險。
從逆向思維的角度使用IRR模型，可以知道保護、重建以及發展應該采取什么方法。例如，為了避免移民導致的喪失土地，在遷移前甚至剛剛開始必須構思以土地為基礎的移民（當然要考慮當地的具體情況）。為了防止無家可歸，房屋重建計劃也必須提前設計。這包括不僅只有單一的方法，還有對移民可行的許多不同手段等。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這個觀點，我們說IRR模型包括了兩個基本信息：政策信息和策略信息。在這個模型中體現的主要政策信息是，移民所固有的風險可以通過政策性的指令和財政支持的互相配合使用進行控制。但這種內部相互關聯的風險群不能通過零散的措施來控制。
這個模型中體現的策略信息是，任何時候都需要具體的移民計劃，主要是為了在一般的風險模型和實際的移民環境之間建立一個橋梁，并促使利益相關的機構和社會組織采取一致行動。單一的手段，例如，僅僅現金補償并不能抵消所有風險。簡單的補償并不能彌補策略的不足以及代替一個完整的計劃。
雖然政府有義務制定一種政策以恢復和分配所需的資源——資金的、機構的、技術的等等，但如果沒有移民的親自參與和創造，政府可能會構思出一個至上而下的不切實際的重建計劃，這樣的努力是無效的。所需的策略不僅僅是政府的單獨策略，而是所有人共同的策略。盡管可能會出現意見多極化的情況，但是重建中讓所有相關人員的參與（移民、當地領導、非政府組織以及安置區群眾）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發展導致的移民和沖突引起的難民在安置重建過程中的資金和技術措施會不同。對于前者，政府有義務為重建提供資源；然而對于后者情況并非如此。當然，兩者也有相似之處；模型中定義的重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相同的，這些相似之處為處理難民與移民的經驗交流提供了一條聯系紐帶。 十、重建的組成部分
任何非自愿移民的基本目的應該是防止貧困，恢復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在以下進一步討論重建的組成部分時，我們將稍微調整一下，與闡述風險的次序略有不同。首先，討論兩個最基本經濟變量——土地和就業；然后再討論社區重建、房屋以及社會服務設施。
1．從失去土地到以土地為基礎的安置，從失業到就業
移民重建的核心任務是使移民再次有土地耕作，有工作獲得收入而賴以生存。成功的移民重建一般都會與一些對策有關：確定同等數量的土地，開發和改良荒蕪土地，實行農業集約化或種植經濟作物，開展農業和非農業的多種經營，利用工程帶來的一些資源如水庫、灌區等。在安置區投資創造一些新的穩定就業機會也是很重要的。
在非洲，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業安置方案常常被用來解決移民和難民的問題，為他們創造新的生產基地。Lassially-Tacob說明和對比了本文中這些經驗。在人口稠密地區，土地稀缺需要新的對策。在中國的水口大壩項目中，為了克服土地稀少這一難題，（中國）項目官員盡了很大努力把水庫周圍的山或陡坡修成梯田來植樹造林。由項目資助機械設備進行大面積土地開墾。在遷移開始前幾年便種植許多果園，這樣在遷移后果樹便快要結果。其中包括3533hm2的果樹，667hm2的茶樹，1733hm2的竹子，13333hm2的林木。集約化農業和種植模式的改變為大約20000名移民提供了新的土地、工作以及生計來源。他們的平均收入遠遠高于原移民規劃預期值。盡管移民的人均土地從0．065hm2降到0．021hm2，他們的經濟條件仍有很大提高。綜合開發策略和多種經營使水庫后靠移民受益，6％的移民從事養殖業（包括養鴨和養魚業），13．4％的移民從事交通、服務行業，19．3％的移民進入新建企業工作等。在印度尼西亞的Saguling程中，當地移民主動地將即將被淹沒的庫區的肥沃的土壤搬運到山上，改良那里的土壤。
綜合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用土地代替土地——或者用模式的術語——“以土地為基礎的移民安置”是迄今比現金補償更為成功的措施，更優良的措施，因為現金補償常常并沒有實現恢復收入，而仍需改良。另外，系統的研究表明僅僅提供新的土地并不能取得成功，即使對自愿移民也如此。技術援助和可行的社會政策性措施必須和以土地安置的移民而結合使用。
移民工程資助加上當地移民的主觀能動性和資源，可以將失去土地轉化為“耕作水面”的機會，也就是說，在新的水庫中進行水產養殖。通過發展水產業，許多新的水庫已經成功地變成移民收入的一個來源。在墨西哥的Aquamilpa庫區，1989年只有4．1％的移民從事漁業，然而到1995年底，已經有60．8％的移民從事該產業。印度尼西亞的Cirate庫區，從事網箱養魚的工人每月比同一地區從事農業種植的工人多掙56000盧比。
國家公園和生態保護區的建立總是重復地給當地居民帶來遷移的威脅。幾乎每一個案例都表明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解決土地和就業問題。然而對受影響人來說從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遷走簡直是災難。實際上很少的遷移——能像瑞典Mololtoja國家公園那樣能取得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因為選擇很好的土地，以很謹慎的方式來安置移民。這些例子再一次證明土地對生產重建的重要性。一種可以避免遷移的辦法是結合土地權利和在保護區工作中創造就業機會，幫助當地居民在保護區獲得既得利益以作為他們的收入來源。
培訓移民以掌握新的技能只有和市場或新的投資項目對實際的就業新技能的要求相結合才是有效的。在印度Dudichua煤礦項目中，378位移民中有225位經過培訓得到工作（每個家庭安排一個工作崗位），他們的平均收入是當地農村平均收入的8倍。在阿根廷的Yacyreta項目中，一部分制磚工人在有限的項目資金的幫助下，成功地重新開始他們的工作并且提高了收入。然而，一些重要的困難局面無法解決，在其他的一些具體政策上，土地安置無法解決的問題，如在無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或濫用征用權的陋習。通過界定，城市里“在無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主要居住在公用地，如“公用道路”用地和其他公用地，而且往往得到了市政部門的默許。同時這些人往往屬于最貧困一族。當新建項目需要占用他們居住的土地時，他們得不到安置只是被趕到其他的地方，而變得更加貧困。要解決這一問題，但處理結果又必須防止其他人效仿，確實是很困難，需要制定非常詳細的政策和法規。
另一個爭議的問題是征用權原則的無限制使用。一個很有價值的論點是，當為了新的發展項目要求土地的原所有者必須交出大量的土地時，這些土地的所有者應該成為新的發展項目的直接共同業主，在整個新項目的運行期一直是共同受益人。或者，采用其他措施而不是將土地全部征用，政府可以讓他們成立一個公司繼續擁有這些土地，然后將土地出租給新的項目使用，租用期限可以是1999年，或新項目的整個運行期。這樣就不需要強行使用征用權，使得土地被突然剝奪而可能長期陷入貧困。在選擇這些解決方案時需要仔細地權衡利弊，因地制宜靈活使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另一種理想的恢復和發展的選擇是在下游新的灌區安置水庫移民，然而這種方法很少使用。印度的一些邦（Madhya，Pradesh，Gujarat邦等）努力通過頒布限制新灌區土地最多擁有量的法律，在規定的區域內安置移民，這種措施應該加強以獲得安置地農民的合作。總之，提供土地和就業機會的結合應用是很好的恢復策略，尤其對于那些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工作的群體，這可以保證移民勞動力的充分利用。
2．從無家可歸到重建家園
在改善移民生活方面，改善居住條件是相對容易實現的。但對于住所和財產沒有任何補償的難民們，這會變得很困難。
從對世界范圍內的經驗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到至少兩種相同的發現。首先，事實反復證明，因住所喪失而導致的貧困可以通過在移民項目預算中正確評估房屋重建成本而得到有效制止。其次，在全世界范圍內，移民們都顯示出對他們的生活水平能比過去有所改善的強烈愿望。他們通過增加實物（勞動力）和資金投入來實現這一愿望。即使身處背井離鄉的黯然和對低的補償標準的憤怒之中，然而對住宅的迫切需求以及渴望更好的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愿望使得移民們作出最大努力去建更大、更耐用的房屋。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移民們采取不同的策略：動員家庭勞動力，請求親朋好友的幫忙，貸款以補充補償資金的不足，挪用部分土地補償用來建房，并分階段重建——首先修建一個可以建大房子的地基，然后根據家庭財力和需求，分階段修建房屋。
關于移民投資操作的大量經驗證據表明許多人使用一部分生產性財產補償來建房，他們使用超過房屋補償的錢來重建比以前更好的住所。
家庭住所條件的改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更多的人均房屋面積，質量好的建筑材料（尤其對屋頂），服務設施便利（水電），安全的衛生設施，有家庭花園等。在房屋重建過程中典型的問題主要包括：來回往返平均距離變長以及在城區的運輸成本增加，支付能力和長期貸款（抵押）的負擔以及沒有合法土地身份的房屋的補償權利問題。從新房屋狀況來看，其生活水平不僅僅是“恢復”了，這已經在大量的項目中有說明：阿根廷yaeyreta大壩的首批移民；尼泊爾的hali Gandaki大壩以及進場道路的大部分移民；中國的水口大壩項目中，每戶的居住面積增加了25㎡；肯內亞的出口發展項目的移民。另外，在上海，因為排水項目導致的移民可以選擇租借國家的公寓或者購買私人公寓，而移民只須花費相當于1／3的建筑成本費用。另有報導在房屋重建中的方法創新，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使用的代金券。在西非多哥的Nangbeto項目，項目提供交通工具每天把移民送到新址，這樣使他們通過增加額外的房間以擴大項目原來所能提供的房屋面積。總之，廣泛的證據表明無家可歸并非不可避免，實際上，房屋重建并不意味著僅僅恢復到先前通常很低的水平，而是建得比以前更好。
3．從社會解體到社區重建，從邊緣化到融于社會，社區財產／服務從喪失到恢復
社區、網絡以及社會凝聚力的重建是很重要的，然而在現在的政府政策中它很少被認真考慮過。規劃人員往往忽視了這些社會文化和心理（不僅僅是經濟）因素，也很少關心安置區居民與移民共享服務設施以及移民的集體公共財產的補償等方面的問題。
上述三個方面是部分區別和部分重疊的。區分他們的原因是為了強調，在重建項目中使用這種潛在的協同關系巧妙地處理模型的不同變量可取得更好的效果。社區重建是群體組織行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而克服在單個家庭層次上的邊緣化行為。當村子或鄰區作為一個需要社區財產和公共服務的社區單位被建立，或者臨時將移民分散安置在安置區已有的社區中而增加了安置區現有服務設施及當地居民所有的公共資源的壓力時，現場方法要有所不同。
重建社區結構和社區所擁有的資源是一項復雜的工作，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關于斯里蘭卡的Mahaweli移民項目的研究表明，對移民最初的資源分配，包括有權享受公有財產資源，對于移民成功地在新地區安家落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享有公有資源的權利低于某一標準時（戶均或人均標準），就會非常危險，但是如果搬遷剛開始給予移民最基本的條件，然后進行后期發展扶持也能達到成功安置的目的。因此，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能使移民家庭擁有資源及其共享社區的資源得到增加，是成功移民安置的關鍵。這一結論在很多地方都已得到證明。
有一些來自中國、埃塞俄比亞、希臘以及墨西哥關于保護社區結構或者幫助形成新社區網絡的引人關注的經驗的報導。在中國，項目負責人必須通過法律與作為個人和團體的移民同時談判。政府提供的移民資金按一定比例在家庭（補償家庭損失）和代表社區的鄉鎮委員會（補償公共損失）之間分配。在遷移中社區所喪失的所有財產被估價并且由政府補償按照原樣或可比的標準重建社區財產，這些財產使移民的生活條件得到恢復。移民村莊的一些社會組織可以在移民中發揮作用，并且繼續他們的存在和履行他們的職責。而且，在共同承擔損失（尤其是土地）方面，社區的團結性被充分體現，他們要求把本村內非移民擁有的未受影響的土地通過重新分配，使失去土地的移民也得到了土地，在這點上，中國的方法很獨特。
重建社區機構對成功的移民和生活的恢復是極為重要的。在埃塞俄比亞，Woldeselassie報告了在遷移后恢復村莊的宗教組織及其風俗起到了很好的正面效果。它可以集體組織去幫助最脆弱的群體以及被邊緣化的社區成員加快融入集體中。在希臘，Hirschon分析了希臘移民的經驗，表明在重新凝聚和整合過程中，共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可以克服物質貧乏，經濟缺陷以及不利的自然條件。因此，社區的重新凝聚不需要由經濟重建來實現，它本身可以超前進行。墨西哥的Aquamila移民項目不僅恢復了以前的社區服務，而且建了幾個新的社會服務設施。這些經驗是很重要的，因為對社區資源的恢復經驗似乎少于對私有財產的恢復，而為移民和安置區居民之間發生沖突留下了后患，總之重建過程的三個方面都需要建立機構以及安置區居民的合作。
4．從食品不安全到營養充分，從增高的發病率到更好的健康治療
營養水平和健康狀況最終還是取決于移民經濟水平的恢復進度（如食品，土地和就業）。但是在短期內，我們的重建模型要求，即使經濟水平未能恢復，也必須采取緊急的措施來抑制食品供應不足以及對健康和生命的威脅。借鑒一些成功的難民援助（緊急救濟）工作的經驗對解決移民的營養和健康風險問題以及重點關注最脆弱群體（兒童、老人以及孕婦等）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可持續的重建工程也需要長期規劃，除了緊急救濟措施之外，需要掌握大量信息與知識，并注重培養移民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
現有證據表明，相對于健康風險，移民的食物短缺風險更容易被移民機構注意到。對于這方面的風險防范很少有長期的規劃。移民本身也認為首先要解決的是食品需求。國際衛生組織（WHO）對湄公河流域下游的四個國家（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的研究表明，減少大壩水庫移民健康的負面影響最有效的長期策略是建立健全衛生機構。研究建議四個國家把“人類健康因素都考慮進入所有的一體化流域開發項目中”，以預防高疾病率和死亡率的風險。多哥的Nangbeto大壩項目提供了這方面參照的成功實踐的例子：它引進了一個貫穿整個建設期間內的連續的健康監測研究計劃，這有助于保護移民和安置區居民的健康狀況。
移民生活重建的形成部分已在上面分組說明，但很有必要再一次說明模型強調了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的關系。因此，優化重建策略要求在考慮由地方項目環境所決定的內部優先權的同時要注意跟蹤這些關系的趨勢。
總之，IRR模型的重建部分為沿著幾個清晰的方向跟蹤移民重建提供了廣闊的藍圖。提供的證據表明：①貧困風險可以被成功抵制和消除；②生活重建盡管很難，但只要明確了具體的方向也是可行的；③可參考的積極的經驗在不斷增加。
十一、現行移民實踐的必要發展
IRR模型如何與現在發展項目非自愿移民的一般實踐操作相對照？
證據表明IRR模型的框架在某些方面超前于現在一般的移民實踐活動，它的廣泛應用將明顯提高移民實踐的標準和操作水平。它帶來了一系列有別于傳統方法和手段的新的要素。它建立在目前最新的移民科學研究基礎之上，為發展項目的移民問題提供了一種診斷、費用估算、規劃、資金管理以及實施的更好方法。這能切實糾正目前某些被廣泛批評的移民分析中的缺陷以及執行中的不足。
IRR模型完全適合于目前最新的移民政策，并且給出了一個有效的方法，以廣泛提高這些政策實施的延續性和效力。1980年最早采用的世行移民政策導則（后來1986年，1990年以及1994年又正式地被強化和修改），已經逐漸被其他援助組織采用。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亞洲開發銀行（ADB）等。然而更多機構的重點和嚴厲的監測要求它們的一致性應用。如在這些導則下項目準備階段所應用的經濟分析方法經常與導則本身不一致，它們為費用的具體化留下了足夠的空間以及非常不完善的風險分析。貧困風險分析方法仍然需要在世行、亞行或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助項目中得到普及。對于沒有明確的非自愿移民政策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來說，IRR模型可以為這些國家在制定移民政策導則時提供幫助。
作為計劃和監測的工具，在過去的四五年的時間里，IRR模型已經在不同國家的一些項目中得到應用。在印度和菲律賓，有報道說在移民準備和計劃階段應用了IRR模型。其他主要的應用在于移民操作的現場監督和項目實施的監測工作。在非洲南部的萊索托王國，Scudder提出了一系列指標來評估國家大型水利工程項目造成的貧困風險以及實際發生的影響。在Mathur和Marsden的書中寫道，來自于印度各邦的移民規劃人員和業內人士在一個研討會上對IRR模型在移民規劃上的潛在用處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然而，對于大部分有移民的建設項目來說，在其規劃期間并沒有系統地解決貧困風險問題。這主要發生在對于項目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沒有太多要求的一些國家內部項目。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由雙邊、多邊捐贈機構或放貸實體資助的項目中。
IRR模型可以與其他項目風險工具相互銜接，并且可以改進和提高其中的一些方法。我們主要強調了糾正常規的規劃方法中三個暗藏的缺陷的必要性。這些將會導致忽視貧困風險的缺陷包括：①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方法中的缺陷與不完善；②過分信賴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盡管它存在著明顯的不足；③缺乏真正的協商和受影響人的參與。
下面將逐一論述。
1．傳統風險研究方法中的缺陷
目前常規的“風險分析”是項目經濟和財政準備方法中的一部分。然而遷移導致移民的風險并不屬于常規風險，也不屬于由規劃者在項目經濟分析和財務分析中所進行的敏感性分析。
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主要評估影響項目投資收益率的風險的起源和規模。評估關鍵變化（如項目執行期限，成本超支，地方配套資金的能力等）所引起的變化量以及項目凈現值對這些變化的敏感性。對每一個這些變量的敏感性都要進行分析，因為每一個變化都會影響項目的產出以及對投資者的回報。必要時，對所有備選方案及其不可預見性進行敏感性檢驗，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減少財務風險以使投資收益最大化。
但是傳統的經濟風險分析（簡稱CBA）并不包括對受項目影響人群的風險。傳統的項目經濟分析以及敏感性分析通常用來識別、估計以及幫助阻止對項目和投資者的收益率所面臨的風險，它們并不被用以識別和衡量包括受項目影響的移民在內的其他利益相關者所面臨的風險。這僅僅是現行項目風險分析中的基本缺陷。這種分析方法的偏見是很明顯的：對項目投資者以及投資基金的風險被仔細分析和衡量，而對受項目影響的人群的移民的風險卻往往沒有得到同樣嚴謹、具體和系統的分析。遷移所引起的風險僅僅是影響投資的間接風險，它們被排除在投資風險分析中所謂的“典型”風險類型之外。這和保護人們的利益和幸福的最終目的有沖突，它也有悖于減少貧困的總體政策目標。
因而，結論是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方法必須從根本上進行修訂和拓寬，使其包括項目對作為項目利益相關者的被影響人所產生的風險。也就是說項目風險分析必須明確包括在IRR模型中重點提到的貧困風險，并且提出保障措施，以及在可能的范圍內設計出風險保護和社會安全網。
對可預見的貧困風險的最佳防范措施是尋求能夠避免移民或者至少可以減少遷移人數的替代方案。這樣的替代方案有時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例如，可以通過修正高速公路路線以避開現存住宅區；改變大壩的位置，或減少大壩高度。然而，當不可能完全避免產生移民時，政策制訂者和規劃者可以在模型的指導下，制定一些具體的措施來防止每一個可預見的風險。這些措施可以是經濟、財務、技術、法律或文化方面的。他們應該和風險程度相對應，一個有經驗的規劃者會識別出每一個具體案例中哪些風險會較多出現，它們怎樣相互作用的，以及那些風險需要首先得到遏制，以發揮積極的連鎖效應使其他風險的發生得到避免或減少。
2．成本效益分析（CBA）完整的原因
更遠地說，過分依賴CBA來評價有移民存在的項目，是粗暴地對待這些項目所固有的貧困風險的另一個主要原因。CBA分析是完全不充分的，因為它僅僅是宏觀經濟的工具，并不能說明成本或收益在項目利益相關者中的分配。
當項目總收益與總成本的差額超過了可接受的幅度時，CBA分析法便認為項目是可行的。但這種判斷很不充分。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項目影響人口的損失和傷害沒有在項目收益中得到補償，因為這些收益的分配沒有被相應劃分。移民很少被列入這些項目的直接受益者之中。因為CBA分析方法不能預見和引導項目將來收益的合理分配。這種成本和效益的整體計算掩蓋了項目效益在分配上的不合理和隨意性。第二，移民真正的損失和全部成本也沒有得到正確評價和衡量。因而，他們也沒有在項目的CBA中被包括和充分考慮。
因為從經濟方面判斷項目可行是以成本——收益分析為基礎的，因而補償水平總是盡可能被降低以遵循CBA的成本最小化原則。因而，移民中最常用的措施便是給予移民盡可能少的補償，以把很大一部分真實成本外部化，而且放任移民在搬遷后自己去謀生。盡管這種方法在許多項目中已經導致貧困的大量肆虐，但它卻仍被廣泛使用著。
在本章第一部分中對資本損失（物理的、自然的、人文的和社會資本）的分析，說明在現行程序中許多社會經濟成本往往被忽略。在現行實踐中這些真實成本很大一部分被“外部化”。這些被從項目預算中剔除出來的成本被加到了移民身上。這就是為什么通過總成本－收益計算來判斷對個人的成本在邏輯上是粗糙的，而且掩蓋了真實的貧困影響。它低估了個人的損失并且給社會經濟留下了許多沒有解決的負面影響。
發展項目為受益者們帶來的長期收益的事實并沒有為移民減輕一絲被逐出家園的痛苦。在現階段，個人損失既沒有從總收益中扣除，也沒有被項目受益人支付。這些成本中被補償的僅僅只被征用財產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以“為了更多數人獲得更大利益”的名義，使其他大部分成本由占很少比例的受影響群體作出犧牲來承擔。這種不合理性有悖于社會公平，同時也損害了發展的目標和計劃的實施。而且在項目經濟分析中使用這種不完整的分析方法不利于促進規劃人員尋求真正可行的解決方案。總之，這個CBA方法以及它的片面應用，是造成忍受不必要風險的原因，而且，由于忽視，也是造成本來可以消除的負面影響擴大的原因。
為了克服CBA方法中的缺陷，應該在發展項目分析方法中引進具體的分類分析方法。涉及移民的項目是項目殊的一個子類，它要比其他項目在項目影響上更具復雜性，因而它們應該包括一個不同于CBA的特殊的經濟和財政分析方法。這種分析必須強調分類進行。“平等原則”要求根據不同類的受影響群體（受正面或負面影響）來分別計算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不加選擇地以整個社會或整個項目進行計算。這個要求來自于不同的影響必須被識別的原則。事實上，也是這個原則要求采取如移民政策這樣的保護政策。因此，這個原則應該被貫徹到經濟分析方法當中以區分這種不同。
在許多國家中仍然存在不合適的移民成本分析方法，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缺乏相應的政策和法律體系，而這些是為了保護那些由政府或私有部門投資項目所引起的移民的權利。在這樣的政策真空狀態下極易出現專橫武斷。需要通過對發展目標和策略進行公開辯論的方式，建立平等的政策和修改過時的與移民有關的政策條款（如土地征用、征用權法或其他法律）。因而不僅僅是一些過程而且對在決策者、政治家以及工程人員大腦中的固有觀念也有所影響和改變。要在許多國家和發展機構內進行政策辯論和政策決策以要求改變項目經濟分析、風險分析的方法以及CBA方法以應用到非自愿移民項目中。
也許單獨而又片面地應用CBA方法最為嚴重的后果是項目移民的資金不足。如果移民的損失沒有在補償中被公平計算，而且經濟和財務分析中沒有把恢復生產和發展所需的投資列入預算，那么對移民的最終財務支持必然是不充分的。結果使得貧困變得便不可避免。
對照一下，我們認為這種貧困的解決辦法是不僅僅只考慮“經濟補償”而且也要考慮“經濟恢復”和發展。這種區別是基礎性的。它要求除了補償外，要充分計算移民成本和投資分配。這意味著需要一種比CBA方法更為優越的移民經濟分析方法，并產生不同的移民財務支持模式。
必須明確說明，一個移民家庭和社區的生產性恢復的成本一定會高于這個家庭和社區財產損失的市場價值。因此，單純的補償對于恢復移民以前的社會經濟基礎是永遠不夠的，如果移民計劃僅僅圍繞財產補償，將無法達到恢復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政策目標。因而很有必要創建一門新的移民經濟學，把重點從現在通用的以補償為基礎的經濟學轉變成恢復經濟學。新的恢復經濟學將除了提供補償以支持移民發展外，還包括確定移民活動需要增加的投資。提出這樣一種具有一整套獨立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恢復經濟學，對于經濟學家們是一個職業性的挑戰。但是最終批準和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學是一個政治行為，它是用以解決發展中難題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結論是無可回避的：因為政府機構利用政權和法律的力量進行征地和移民，所以政府有責任使移民恢復他們以前的生活狀況，并且分享他們由于遷移所可能帶來的收益。
只有通過制定政策使移民能夠分享他們曾有過貢獻的項目的收益，移民生活重建所需資金才能夠真正得到滿足。Van Wicklin已經提出了提供這種分享收益的許多選擇方法。在其他可利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這種分享不僅是一種平等而且是必需的方法，使重建的真實費用得到財務支持。
3．移民參與風險分析
最后，在項目準備期間和最終決策之前缺乏和即將搬遷的移民進行商議，客觀上配合了由不完整經濟分析方法提出的謬論。潛在的受影響群眾的參與對于“開發性移民”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移民規劃和實施機構的能力較差，使得受影響群眾的參與變得更加需要。
在早期警告和實施可行的預防性行動方面，規劃人員和移民之間的信息和交流是一個重要的手段。然而，信息交流仍然很少發生。在決策者和受影響人群之間缺乏交流是導致移民失敗的一個原因。正如Mairal和Bergua曾明確指出，在認識移民所導致的風險這一點上，將要遷移的人和技術專家及機構的想法會有很大不同。他們的研究已經證實機構沒有掌握對風險的預警“導致了在西班牙Zaragoza壩區沖突擴大化”。
對移民自身而言，IRR模型的預警功能使他們以及他們的組織認識到風險，并且及早參與、協商并提前采取策略。移民必須即時準確得收到信息，充分理解近在眼前的遷移，克服懷疑和不滿情緒。當移民不可避免時，IRR模型通過預測搬遷可能會帶來的一些列連鎖反應，通知移民及時參與并選擇應對方案，在搬遷前盡量讓移民做好充分準備，以保護他們的權利。
相反，在信息和交流方面的不暢通會導致“負面參與”，即竭力反對搬遷、抵制開發項目。一些機構采用了不明智的方式，對移民和移民權利封閉信息，實際上導致了這種反面效果。用封閉信息來代替參與和公開，往往被某些官員用來防止恐慌和壓力。然而這實際上是自欺欺人的。它取代了早期對移民們重建生活的動員。他們的作用是移民中很重要的因素，盡管這一點在移民文獻中很少提到。
4．移民研究和IRR模型
為了總結說明IRR模型，很有必要簡述一下自從這個模型問世以來，它在現在及以前研究中的應用。
在最近幾年中，IRR模型已經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討論，而且服務于現在許多發展和研究項目。在印度奧里薩邦，由社會經濟發展所（ISED）進行的大型研究中，把IRR模型作為他們研究7個大項目（大壩、熱電廠、礦場以及企業）引起的移民的理論和方法基礎。樣本包括31個村莊、441戶、涉及2274人，樣本來源于95個受影響村莊，1977戶。這個研究是印度有史以來進行的關于移民影響的最綜合和最完整的調查之一，在大規模的現場調查的要求下確定了這個模型。它的主要成果是圍繞著IRR模型中貧困的風險展開的。另一個研究圍繞“消除貧困風險”出現在印度的Rengali大壩研究報告中。這個研究衡量了每種不同風險的實際影響，分析了抵制風險的辦法，并且建議在現場中需要的措施。在水利工程項目國際監督小組的要求下，關于貧困風險及其影響的研究在非洲南部萊索托王國展開；在尼泊爾的Kali Candaki項目，模型在幾個正在進行的移民影響評估研究中的得到了應用，總結了很有用的移民經驗，并且提出了可行的建議。
在最近四五年內，在哥倫比亞、南非、印度、美國及其他地方舉行的國際科學會議上都廣泛討論過IRR模型的理論含義及潛力。一些書籍和大量的論文對模型的有效性進行了討論，檢驗其應用性，或者對其中的模塊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開發。1999年，印度移民專家L．K Mahapatra出版了一本書，書中寫到了他所進行的對模型的最初檢驗。作者對印度近20年到30年移民文獻中幾乎所有的經驗研究進行了廣泛的回顧分析，通過研究文獻中記載的發現來說明這個模型是否有效。他的分析證實并肯定了這個模型。Parasuraman在他關于印度移民的著作中討論了由IRR模型所確認的貧困風險，并且指出“在印度，喪失土地是引起遷移后貧困的一個最主要原因”。M．Basu研究了IRR模型和“基本需求”模型之間的聯系。Juliette Hayes從IRR模型的風險部分發展出一種關于移民過程的“資本損失模型”。
一些學者建議通過包括其它不同風險和損失來拓展IRR模型，如喪失享用公共服務設施，喪失公民權，或由于搬遷移民中的學生暫時不能上學。是否將這些風險加到通常的風險模型中仍需考慮，但是這些建議都增加了模型的靈活性和可用性，使它更趨完全。文章即將付梓之時，Robert Hackenberg在《人類組織》雜志上的論文已開創在這個雜志上由人類學家們進行關于貧困風險和非自愿移民經濟和重建的“公開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