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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啟示》一書將要告訴我們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銀行總部豐富的工作經歷和對大量文獻的分析，向讀者再現了東亞金融危機發生時的驚心場景，揭示了隱藏在危機表象下的根源本質，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結論。
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的專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數仍然沿用新古典主義與國家主義這兩種主流學派的觀點。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作者在對兩大主流學派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四種可供替代的危機根源模式：投機攻擊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機模式和經濟不平衡模式。這為我們理解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系統分析框架。
投機攻擊模式是四種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匯率制度本身內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純粹的投機攻擊足以給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經濟體帶來危機，而不受其宏觀經濟基本面等因素的影響的重要結論。
全球化模式認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統的脆弱性造成了許多東亞經濟體的危機隱患。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監管的缺位導致金融部門特別是銀行系統高負債和高不良資產。這是造成金融隱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理論是哈貝馬斯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交往行為理論》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四種形式，合法化危機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單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是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本途徑。哈貝馬斯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對于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諸多重要啟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夸大了語言的作用，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換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基礎
任何一個社會要存在下去必須具備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哈貝馬斯認為，所謂合法性指的是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承認。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說，同一種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被承認是正確的和合理的要求對自身要有很好的論證。合法的制度應該得到承認。合法性就是承認一個政治制度的尊嚴性。這個定義所強調的是，合法性是一種有爭議的公認的要求。統治制度的穩定性，甚至取決于對這種要求的(起碼的)事實上的承認。”
哈貝馬斯認為，傳統社會的合法性基礎是自上而下確立的。所謂自上而下，即是說傳統社會借助于文化傳統而鞏固自身的合法存在。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來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從社會勞動的根基上獲得的。這是由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決定的。哈氏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被理解成為—種機制，這種機制能夠保證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不斷發展，從而動搖了傳統社會的制度框架在生產力面前的傳統的優越性。傳統社會里，統治是政治的統治。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場的合理性，即市場交換關系的公平合理和等價交換，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統治制度。統治制度依靠生產的合法關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權利。社會的制度框架在間接的意義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義上是經濟的。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
(一)危機概念及標準
哈貝馬斯主要是從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辯證關系上來建構自己的危機概念的。“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當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間的聯系。……我們所謂的社會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過程中所處的制度系統；社會系統在這里表現為一個具有符號結構的生活世界。我們所說的系統整合，涉及到的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所具有的特別的控制能力。這里的社會系統表現為它們克服復雜的周圍環境而維持住其界限和實存的能力。”在他看來，危機的確是系統整合出了問題，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卻在于社會整合意義上的社會認同、共同的文化價值出現問題，也即是說其根源在于社會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個社會系統陷入了危機之中標準是什么呢?根據哈貝馬斯的分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社會成員的社會認同發生質變。其二、社會系統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會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
根據這三個危機標準，哈貝馬斯斷定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陷入危機。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及其產生根源
在對“危機”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哈貝馬斯展開了對以合法化危機為中心的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全面批判。在他看來，晚期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綜合系統，發生的危機是一種全面的、普遍的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這四種形式。
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仍然存在。這種經濟危機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持續的通貨膨脹、不斷的生產停滯、嚴重的財政赤字。但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發生的主要領域已經轉移到政治系統和社會文化領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和動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合理性危機實質上是指國家在干預經濟時決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盡管合理性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決定性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領域，比合理性危機更主要、更嚴重的危機是合法化危機。
政治系統的“投入”危機就是合法化危機，也可以稱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則意味著，用行政手段無法維持或確立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
“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合法化危機即廣大群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原則和形式產生懷疑。
哈貝馬斯主要從兩方面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源。第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一個自身無法克服的悖論之中：一方面必須實行國家干預，以解決市場機制下經濟功能失調而頻繁發生經濟危機的問題，以此來減輕經濟危機對群眾物質生活的危害從而獲得他們的忠誠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國家實施干預活動，其統治形式又會受到群眾的懷疑，從而失去合法性基礎，因為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以及“自由競爭”、“公平交換”等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于是，一種矛盾境地不可避免，沖突也就隨之而來。這種沖突是產生合法化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圖分類號：F014.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7-0001-03
對于2007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國內外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本文旨在利用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來剖析當前這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揭示其實質，為世界各國更好地采取應對措施提供決策思考。
一、從主流西方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危機爆發的原因
1.美國次級貸款本身的缺陷。次級貸款是美國住房貸款的一種，是針對那些信用等級或收入較低、無法達到普通信貸標準的客戶所提供的一種貸款，這種貸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會不斷提高。從定義中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次級貸款的先天不足。首先，它的發放對象是那些信用等級較低和收入較低的借款人，是借款機構在還款來源上無法確認；其次，這種貸款通常不需要首付，極大刺激了貸款購房的需求，形成市場需求的假象，從而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最后，貸款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到了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危機的爆發也就成了必然。
2.過度的金融創新。人類從創造外匯期貨這個金融衍生品以來，從未放棄過金融創新，而美國更是全球金融創新的領頭羊。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衍生品的杠桿作用為投資者帶來豐厚收益的同時，也成倍地放大了風險。以此次經濟危機為例，就引起此次危機的美國次級貸款數量而言，是不足以引發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而次貸危機之所以變成了金融危機，最直接的因素是美國的依托次貸產品的金融衍生品的數量遠遠大于次級貸款本身，并在華爾街的包裝下，一層層地賣給了各種金融機構，從而加快了次貸危機向金融危機的演變，也加速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全球蔓延。
3.政府的越位及缺位。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現為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中政府的過度干預表現在：第一，次貸是美國證券交易會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產物；第二，美聯儲主動推動了OTC等金融衍生品的發展；第三，華盛頓政府干預金融市場，協同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創新支持次級住房貸款；政府的過度干預間接推動了次貸危機的發生[1]。
如果說政府的越位是政府過度作為的話，政府的缺位則更多是政府在該有所作為的領域無所作為。1980—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兩個重要法案，解除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美國政府一方面大大減少了對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管制，允許商業銀行涉足證券市場；另一方面允許私人金融機構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才能經營的業務。這樣，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被吸引從事投機性業務。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房地產市場次級貸款何自由按揭所支撐的證券以及其他的所謂創新不斷增加，而其規模和數量又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私人機構圍欄追求高額的利潤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是房貸標準不斷降低，各種風險防范機制也得不到有效的執行，最終釀成次貸危機，成為這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導火索[2]。
4.美國人的透支消費觀念。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美國成為頭號世界強國，美國主流社會的生活價值觀發生了改變，由勤儉節約型向奢侈浪費型轉變。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逐步走出滯漲的局面，國家經濟進一步發展，來自全球的資本和勞動極大地擴張和增強了消費者的消費信心，使得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房貸、車貸、信用卡的出現一方面為美國人奢侈的消費方式推波助瀾，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美國人“消費未來”的養成。但是這一模式是建立在流動性充足、資本持續流入和資產價格不斷攀升的基礎上，一旦產生外部沖擊，經濟波動即無法避免。
以上觀點分別從不同的視角解釋了危機的成因，雖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筆者認為，這些解讀只看到了危機的表象，并未揭示其實質，因此很難令人信服。筆者認為，分析經濟危機的根源最終還是要回到馬克思，只有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才能給出科學合理的解釋。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成了觀察資本主義制度歷史命運的最好窗口，無論是資本主義世界，還是社會主義世界，社會各個階層都在用自己的行動反思和總結這次金融危機。下面讓我們從現實與理論結合的雙重角度探討其根源。
暗淡的“美國夢”
20世紀90年代初，劇變。此消彼長間，美國的富裕和強大使它成了各國人民追求的夢想。關于“美國夢”，20世紀90年代，中國曾經流傳著一個中美老太太天堂對話的故事，大意為中國老太太說：“我辛辛苦苦攢了大半輩子錢，上天之前，終于住上了買好的大房子”；美國老太太說：“我住了幾十年的大房子，上天之前，終于還清了貸款！”然而，2008年10月3日，美聯社、路透社、CNN等媒體的一則新聞將答案揭曉于天下：原來，傳說中那位美國老太太因為還不起貸款，面臨被驅逐出家宅的窘境，最后居然飲恨舉槍自殺！①
次貸危機發生一年間，美國超過100萬所住宅遭銀行沒收，超過700萬民眾失去了他們的健康保險，超過400萬民眾失去了他們的養老金。英國女王證券投資損失37%，美國金融巨人接連倒下。各國政府為緩解危機，聯手發起救市大行動，用納稅人的錢堵上金融巨頭捅出的大窟窿，導致2011年債務危機。對于金融風暴的原因，有過度消費說，有華爾街金融集團說，有新自由主義政策說，有放松監管說。以上原因似乎都有道理，可是如果深入分析，它們僅僅是危機發生過程中某一個階段、某一環節的具體因素。次貸危機能演化成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系統性危機，就不是某一個主體，如消費者、金融家、監管部門、政府任何一方能夠獨立承擔起的責任。與此同時，西方各階層中興起了《資本論》熱。有些人還親自到馬克思的故居向這位“千年偉人”致敬。德國馬克思紀念館館長說：“我經常聽到來這里的人們說：這個人說對了”。人們為什么認為馬克思是對的呢？筆者將循著馬克思的邏輯解析當今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源。
以馬克思的邏輯看金融危機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二是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購買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
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一點突出表現在金融經濟過度發展所導致的結構失衡。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及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實體經濟的利潤呈下降趨勢。1965～1973年，美國制造業的利潤率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降低了23%。②在追逐利潤的欲望驅逐下，資本紛紛向金融、資本市場轉移，由此，資本擺脫了實體資本增殖過程中（G―W―G’）生產環節的束縛，直接從事“錢生錢”（G―G’）的連鎖交易，一連串“金融創新”如CDO、CDS等，使虛擬經濟瘋狂發展。
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政府監管部門為什么不管呢？格林斯潘擔任了18年的美聯儲主席，歷屆總統無論哪個黨派都鼎力支持格林斯潘主張的刺激借貸、低利率、放松監管、金融自由化等政策，而美國財政部長也大多出身于華爾街。因此，政府本身就是金融資本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捍衛者。在華爾街追逐利潤的驅動之下，在美聯儲、美國政府的保駕護航與各大商業銀行、投資基金、各國基金、投資者的聯合參演之下，美國和世界的經濟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越離越遠，終成危險的“倒金字塔”結構，進入危機爆發的準備時刻。
世界經濟“倒金字塔”結構中塔基的第一層和第二層，屬于實體經濟，2007年全球實體經濟大約10萬多億美元，為全球GDP的1/5。第三層和第四層是虛擬經濟。第三層是基礎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資產在230萬億美元左右，為當年全球GDP的4倍多。第四層是金融衍生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規模已經超過了680萬億美元，差不多是當年全球GDP的13倍多③。美國虛擬經濟更是瘋狂發展，金融衍生品高于GDP的倍數，由1998年的2.9倍，上升到2009年的10.4倍。④
對此，日本學者稻盛和夫說“事情的本質是，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地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資本主義的暴走狂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次金融危機，正是上天為我們人類敲響的警鐘。”⑤現實再一次證明了完全由資本主導的經濟社會系統是危險的、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遠不是人類社會理想的終極家園。
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在生產領域，2000年美國工業資本的閑置率是29%，2001年就上升到36%，2002年后期已達37%，2008年9月為34%。在房產行業，美國2008年有1400萬套房屋空置，比起1985年的740萬套，差不多翻了一倍。這些房屋足夠安置4000萬以上的人居住。⑥因此，此次金融危機中，生產過剩依然存在，符合傳統經濟危機的表現。
另一方面，在消費領域，次貸危機還能用勞動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來解釋嗎？對這些低收入人群來說，他們是透支消費，即把他們未來有可能掙到的錢，拿到當下來消費。換言之，這些低收入人群當前的收入水平是買不起這套房的，即當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足的。因此，以過度消費和負債消費為特征的次貸危機，造成一種虛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經濟繁榮，掩蓋了消費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事實。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辦的《金融與發展》雜志公布的數據，美國最富有的1%群體占有全國財富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10%，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前為23.5%，2009年高達40%，而 80%社會中下層群體僅享有全國財富的7%。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分配必然遵循資本的意志，以貧富分化的形式表現出來。
理論的現實回響：啟示
馬克思是對的。劇變以后，美國學者福山興奮地斷言：“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取得勝利的今天，歷史已經終結。”而此次金融危機恰恰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資本主義不是人類永恒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今天，雖然仍有自我調節和發展的潛力，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及經營管理的具體制度方法也有許多可資借鑒之處，但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走進了死胡同，走到了生產力發展的反面，失去進步性。
資本主義危機形態無論怎樣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基本矛盾是根源。社會制度是決定性的東西，虛擬經濟的惡性發展是金融危機的誘因，其根源則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只要存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就必然存在資本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就必然出現經濟危機。只有消除危機產生的根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
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市場經濟，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立足于內需發展，走共同富裕道路。“中國老太太雖然笑到美國老太太后面，但還沒有笑到最后，高房價正在吞噬她的積蓄。要笑到最后，只有擺脫資本主義成分的侵擾”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私有經濟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私有制的本性有可能帶來虛擬經濟惡性發展。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動搖，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動搖。保持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平衡，防止虛擬經濟惡性發展。
【作者為北京科技大學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城市思想與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FRF-BR-10-018A】
【注釋】
①王佳菲：《揭開經濟危機的底牌―透過〈資本論〉看新危機時代》，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4頁。
②何秉孟，“美國金融危機與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③朱炳元：“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虛擬化”，《紅旗文稿》，2012年第4期。
④宗寒：“從虛擬經濟看西方金融危機”，《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⑤[日]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類的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5頁。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頻繁發生，其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社會財富的湮滅，促使如何熨平經濟周期，避免經濟危機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自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隨著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發展，西方國家已連續20余年未出現經濟危機，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通過宣揚“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等理論，試圖論證資本主義具有自我完善性，經濟危機將不會發生。但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無情的否定了這些西方學者的理論。
鑒于上述背景，本文擬對馬克思與主流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危機的研究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和比較，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將不僅對認清掩蓋在現代知識經濟外衣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機理與實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將對剖析資本主義實質，研判未來經濟危機的發展趨勢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馬克思從根源出發解釋經濟危機的生成機制，不僅分析了經濟危機產生的本源，而且對經濟危機爆發的推動力量進行了研究。本文擬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研究出發，對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動力量進行較為系統的歸納和梳理。
(一)馬克思對經濟危機本源的追溯
馬克思通過對商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過程進行分析，認為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中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同時，只有完成商品價值實現中“驚險的一躍”，才能使商品生產流通過程延續，一旦商品價值實現環節出現問題，則之后一系列商品都會由于缺乏貨幣而無法實現價值，這為經濟危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而資本主義中經濟危機產生的必然性是則由“整整一系列關系”共同產生的結果，具體而言，它主要由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以及資本收益率遞減等因素影響。
在生產過剩方面，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中，資本的逐利性驅使資本家盡可能的擴大產出，而導致生產比例失調變為客觀規律。因此，馬克思批判西方經濟學家只關注局部個別部門的生產過剩，而并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存在總體生產過剩。而這種總體生產過剩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導致的，其發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內在矛盾。一種傳統的解讀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價值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分配方式，注定使資本家得到的剩余價值的積累遠高于工人工資。而資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驅使下，將大部分剩余價值用于資本積累，這將導致資本主義存在無限擴大的生產能力與有限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經濟危機的產生。但筆者認為，在傳統解讀的基礎上，還存在對馬克思觀點的另一種解讀，即需求由消費性需求及生產性需求組成。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社會分工逐漸細化，生產性需求的比重不斷提高，剩余價值實現愈發依賴于剩余價值的再投資。但是只有當工人工資能夠達到所生產剩余價值的必要勞動的限度時，工人才可能被雇傭。因此，將導致社會總體需求的不足。
在利潤率存在下降趨勢方面，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家通過壓縮個別勞動時間而追求剩余價值的最大化，其導致產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降低，與此同時，榨取剩余價值的難度將不斷提高。為達到不斷提高資本剩余價值總額的目的，需要不斷擴大生產中的資本投入，從而造成市場整體的生產過剩。
綜上，馬克思通過將資本主義的矛盾細化為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潤率下降等三個層面分析，認為資本主義存在生產最大化和剩余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本身即為“一個活的矛盾”，因此，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二)馬克思對經濟危機推動力量的分析
雖然馬克思指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存在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化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馬克思同時認為，經濟危機是在“一系列關系”共同作用下爆發的。在此，本部分擬對視角下經濟危機爆發的主要推動力量進行分析。
第一，固定資本更新。固定資本更新對經濟危機的推動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個別固定資本更新而言，由于資本家在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驅動下，會利用固定資產更新以降低個別勞動時間。但固定資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將導致在固定資本更新周期的間隔內相關產品部門的生產過剩；二是對于社會整體固定資本更新而言，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決策的分散化，社會總體固定資本更新總額與所預存的折舊基金總額很可能不相等，這將為經濟危機的爆發起到推動作用。此外，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較長資本周轉周期的產業也會由于與固定資本更新類似的機理，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第二，虛擬資本的積累。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能夠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例如，當利率上升或股票增發時，會導致股票價格下跌。而股票價格往往與居民實際持有財富總量相掛鉤，即當股票價格下降時，其所有者的總支付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市場整體需求，這將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消費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則在資本家消費中所占比例較大。一旦經濟出現波動時，人們首先會縮減非生活必需品的開支，這將導致生產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門出現裁員，進而導致非生活必需品生產部門員工的需求降低，社會生產出現過剩。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費比重將不斷上升，這將導致出現經濟波動時所產生更大的連鎖效應，以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綜上，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本質矛盾出發，以唯物主義的思想，通過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消費不足，即生產與市場之間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對資本主義兩大部類生產比例失調，即生產過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對資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趨勢的研究，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而且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客觀必然性進行了系統分析。
二、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理論的研究
在傳統研究中，一般以經濟危機的影響因素來自經濟運行內部、外部或是兼有為依據，而分為內因論、外因論、綜合論對西方經濟危機的研究進行分類。這種劃分方法能夠較好得對各種研究觀點進行總結歸納，但是無法在時間順序上反應出觀點的演
進。在此，筆者將以西方主流經濟學派的演進歷史為序，追溯梳理古典經濟學、凱恩斯學派、自由主義學派等對于經濟危機的主要觀點，并對其進行分類和歸納，這樣能夠在觀點歸納的基礎上，較好的反應出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相關研究觀點的演進。
(一)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危機的理論研究
由于19世紀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確立，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必然導致生產過剩具有較大的爭議。在此背景下，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危機的研究觀點經歷了由全面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到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存在不可避免性的發展歷程。
1.資本主義無危機論持資本主義無危機論的學者普遍持市場萬能論觀點，認為市場中總需求與總供給相等，從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會發生，其代表人物有薩伊、李嘉圖等學者。
薩伊(Jeen－Bapfistesay)認為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出售某種商品意味著購買了另一種商品，即生產某種商品的同時為與它價值相當的商品提供了實現價值的渠道，所以總需求總是與總供給一致，不會出現普遍生產過剩下的經濟危機。
李嘉圖(David Ricardo)繼承了斯密“看不見的手”，認為個人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與社會整體利益并不沖突，從而他將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歸結為滿足社會需要。此外，李嘉圖接受薩伊的思想，認為生產創造了需求，即資本家通過生產實現商品價值后，無論選擇個人消費或擴大再生產，都會產生價值相等的新的購買，因此，總需求和總供給總是相等。縱觀李嘉圖的危機理論，其建立在需求無限論的基礎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與物物交換的關系。
綜上，資本主義無危機論認為資本主義不會產生普遍性經濟危機，這與當時處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初期的時代背景有關，當時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減少政府干預而擴大生產，其導致了當時主流經濟學家關于資本主義無危機論的觀點，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利益。
2.資本主義危機存在論與上述無危機論相對立的是危機存在論，其代表學者西蒙斯第(Simons)、馬爾薩斯(Maltmos)等學者，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之間存在矛盾，資本主義存在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條的思想，認為商品并不與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機械化大生產導致的生產規模的無序擴大，使小生產者不斷破產，進而影響市場需求和總體消費，最終導致商品價值無法實現，產生經濟危機。因此，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大生產導致的生產無限擴大化與消費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
馬爾薩斯認為當社會積累大量轉向必需品的生產時，必需品的生產必將超過現有需求程度，產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僅靠資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應由地主、軍隊、官員等非直接勞動者創造與商品生產無關的需求，從而保持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平衡。因此，對于資本主義而言，若要維持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平衡，則必須刺激非生產階級的消費，從而避免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危機存在論通過分析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危機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階級不同等因素，導致持危機存在論的學者觀點之間存在差異，西蒙斯第基于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認為小生產者破產會導致國內市場縮小，產生經濟危機，而馬爾薩斯從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認為貴族等非生產階級揮霍能夠避免和緩解經濟危機。
(二)凱恩斯主義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凱恩斯主義是在1929年到1933年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其全面否定薩伊定律，認為需求能夠創造供給，并在“個人消費傾向”、“資本邊際產出”以及“個人偏好”的基礎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凱恩斯(Keyhes)認為，“個人消費傾向”是由人的習慣、心理以及社會背景共同決定的，會隨個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當國民收入提升時，收入和消費之間的缺口會不斷加大，導致需求小于供給。而“資本邊際產出”為新增的每單位投資可得到的利潤，當資本邊際產出高于資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時，投資會增加；當資本邊際產出等于利息時，投資將停止，在長期看來，資本邊際產出是不斷遞減的，這也將是導致資本邊際產出不足的原因之一。“個人偏好”是指個人基于交易動機、謹慎動機以及投機動機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貨幣，而非全部儲蓄。因此，在貨幣總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們對于持有貨幣偏好的存在，會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導致投資不足。
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總供給與商品總需求相等時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時，均衡條件下的就業量小于充分就業的就業量，是資本主義大量失業存在的原因。對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凱恩斯認為其可分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方面。在消費需求層面，由于經濟危機時期對失業可能性的憂慮，導致人們不斷減少消費，使社會總需求降低；在投資需求層面，由于貨幣總供給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較慢等原因，導致社會整體中沒有足夠的貨幣支付投資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凱恩斯認為，在經濟危機發生時，政府應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盡快經濟蕭條的影響。其中，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包括政府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調整準備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響市場貨幣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場貨幣供給；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和政府購買，并利用相關政策鼓勵私人增加消費，例如，可利用適度的通貨膨脹，使居民實際工資下降，促進消費。
(三)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隨著通貨膨脹與失業并存的“滯漲”爆發，凱恩斯主義受到質疑，而出現了以反對政府干預為主要觀點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強調以“無形的手”調節下的自由競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危機是由于政府采用凱恩斯主義，對市場進行過度干預而產生的。而在新自由主義中，由于研究視角的不同可分為不同的學派。本文擬對其中有代表性的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關于經濟危機的研究觀點進行歸納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貨幣數量論為核心，認為由收入、邊際資本產出、通貨膨脹率以及個人偏好共同決定的貨幣供給量對于經濟危機的產生具有決定性作用。當貨幣發行量高于生產產品總價值時，通貨膨脹就會產生。但由于自然失業率的存在，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不存在替代關系，因而凱恩斯主張利用通貨膨脹降低失業率的舉措只能導致“滯漲”。而對于“滯漲”的解決措施，應采用只以貨幣供應量為唯一調節因素的貨幣政策，應保證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之間保持同步。這種觀點對于緩和資本主義矛盾具有積極作用，但其忽視了失業的產生以及解決方法。
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需求創造供給的論斷，認為需求不一定創造供給，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影響社會經濟主體對于儲蓄和投資的預期，從而產生經濟危機。因此，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給缺乏，應通過減稅、削減政府開支等措施，提高社會供給，避免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還包括弗萊堡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其都認為經濟危機的產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凱恩斯學派對經濟過度干預導致，應反對政府干預，提倡市場自由競爭。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對于“滯漲”現象作出相應的原因詮釋和解決路徑分析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例如，新自由主義下，由于資本家對于超額利潤的追求，使資本的投入重點由實體經濟轉向金融項目，這對于居民而言，能夠依靠透支消費提前滿足遠期需求，對于資本家而言，能夠提前支取遠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項資金鏈斷裂，就會產生連鎖反應，進而爆發經濟危機。
三、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研究的比較分析
通過上文中對于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危機研究的比較分析能夠看出，兩種經濟危機研究的根本分歧來源于研究對象以及方法論的差異，進而導致了在經濟危機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觀點方面存在差異。
(一)研究對象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從經濟現象的本質出發，通過系統的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的規律和趨勢，科學的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經濟危機的產生是資本主義這種矛盾的必然產物，因此，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
而縱觀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的研究，其以唯心主義出發，以資本主義永恒存在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體階段的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導致研究觀點與結論具有明顯的時效性。無論從薩伊、李嘉圖等學者對于經濟危機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馬爾薩斯等學者對經濟危機存在性的肯定；還是從凱恩斯主義面對經濟危機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的危機應對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研究仍停留在現象層面的分析，并沒有接觸到經濟危機的本質，因此也無法對經濟危機的起源與應對進行全面、客觀的研究。
(二)方法論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對于意識行為具有決定作用，人們在物質生產中所結成的經濟關系是社會形成的基礎，而經濟關系中的物質利益關系是經濟主體行為和心理的出發點，所以經濟主體行為和心理應當由物質利益關系說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場主體的經濟關系錯綜復雜，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則”來指導所有市場主體的行為，也不能只用某一階級的特定心理及行為描述整體，因此，應堅持唯物主義方法論，以經濟關系人手對經濟危機進行全面、系統、科學的研究。
而在西方經濟學在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中，以唯心主義為方法論，普遍將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對于市場行為的決定作用，使得對于國民經濟整體運行過程的研究失去了應有的客觀性。例如，凱恩斯在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中，承認資本主義存在供過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沒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內在機理，而是以市場主體心理因素出發來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這種利用唯心主義觀點對經濟危機進行研究與馬克思的觀點截然對立。
(三)研究觀點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透過經濟危機帶來的各種表面現象，深入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的內部矛盾進行分析，通過在《資本論》三卷中分別對消費不足、生產比例失衡、資本收益率遞減等矛盾表象的分析，從不同層面揭示經濟危機產生的內在原因，認為市場供過于求是經濟危機的直接表現，而供求矛盾是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實現矛盾的表現，剩余價值實現中的矛盾則是生產者的盲目擴張與消費者有限需求之間矛盾的體現，最終得出經濟危機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與生產社會化。
面對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西方學者展開大量的經濟研究，試圖找到解決經濟危機的關鍵措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發展的困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問題也做出了全面系統的科學論述，并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
（一）凱恩斯的經濟危機理論
凱恩斯認為，經濟危機的實質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進而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使得社會處于非充分的就業狀態。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在經濟發展中處于基礎地位，她積極的探討如何有效的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有效的消除非自愿失業。
（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在文明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化大工業迅速發展，機器化的大生產促進了社會化的大生產，生產資料有資本家們控制，工人和無產階級創造的財富被資本家們所掠奪。隨著社會化的程度越大，它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就越發的激烈，最終導致危機的發生。
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只能暫時緩解而不能根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因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恢復和高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又會重新激化，導致經濟危機再一次爆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處于危機、蕭條、復蘇、高漲這樣的幾個階段，危機和高漲既是起點，也是終點。
二、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原因分析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每隔一定時間就要爆發的生產過剩危機。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本質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產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經濟的平穩運行，進入到21世紀，美國的經濟未能及時的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驅動動力。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開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的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房地產迅速的發展起來，為了促進消費，美聯儲大膽的進行了各種創新，尤其是在住房按揭貸款上面。2004年開始，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加速了通貨膨脹，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各種驟然的政策加劇了房地產的泡沫，從而直接引發了次貸危機。
（二）對當前金融危機的解釋
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危機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費有關的零售商業中暴露和爆發的，而是在批發商業和向它提供社會貨幣資本的銀行中暴露和爆發的。”馬克思還指出，“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因而此 次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房地產泡沫引起的，但實際上卻是由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所導致，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中國的應對措施
中國應進一步夯實實體經濟基礎，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并積極主動的參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重建，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信心。
（一）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弊端也有益處。一方面，美國的金融危機也導致了世界經濟的衰退，中國處于其中的一員，無法躲避大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的危害，如，大量的外國投資從中國撤資，致使國內吸收的國外投資減少，各國經濟萎靡不振，為了促進本國經濟的復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的出口貿易受挫，出口貿易型產業面臨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出口國外受挫，但是國內確是未完全開采的大市場，而且也為國家政策調整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此次危機也為我國金融行業的發展提供力反思和汲取教訓的機會，要促進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協調發展。
（二）促進經濟增長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理論是哈貝馬斯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交往行為理論》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四種形式，合法化危機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單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是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本途徑。哈貝馬斯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對于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諸多重要啟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夸大了語言的作用，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換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基礎
任何一個社會要存在下去必須具備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哈貝馬斯認為，所謂合法性指的是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承認。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說，同一種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被承認是正確的和合理的要求對自身要有很好的論證。合法的制度應該得到承認。合法性就是承認一個政治制度的尊嚴性。這個定義所強調的是，合法性是一種有爭議的公認的要求。統治制度的穩定性，甚至取決于對這種要求的(起碼的)事實上的承認。”
哈貝馬斯認為，傳統社會的合法性基礎是自上而下確立的。所謂自上而下，即是說傳統社會借助于文化傳統而鞏固自身的合法存在。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來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從社會勞動的根基上獲得的。這是由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決定的。哈氏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被理解成為—種機制，這種機制能夠保證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不斷發展，從而動搖了傳統社會的制度框架在生產力面前的傳統的優越性。傳統社會里，統治是政治的統治。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場的合理性，即市場交換關系的公平合理和等價交換，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統治制度。統治制度依靠生產的合法關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權利。社會的制度框架在間接的意義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義上是經濟的。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
(一)危機概念及標準
哈貝馬斯主要是從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辯證關系上來建構自己的危機概念的。“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當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間的聯系。……我們所謂的社會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過程中所處的制度系統；社會系統在這里表現為一個具有符號結構的生活世界。我們所說的系統整合，涉及到的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所具有的特別的控制能力。這里的社會系統表現為它們克服復雜的周圍環境而維持住其界限和實存的能力。”在他看來，危機的確是系統整合出了問題，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卻在于社會整合意義上的社會認同、共同的文化價值出現問題，也即是說其根源在于社會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個社會系統陷入了危機之中標準是什么呢?根據哈貝馬斯的分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社會成員的社會認同發生質變。其二、社會系統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會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
根據這三個危機標準，哈貝馬斯斷定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陷入危機。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及其產生根源
在對“危機”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哈貝馬斯展開了對以合法化危機為中心的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全面批判。在他看來，晚期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綜合系統，發生的危機是一種全面的、普遍的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這四種形式。
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仍然存在。這種經濟危機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持續的通貨膨脹、不斷的生產停滯、嚴重的財政赤字。但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發生的主要領域已經轉移到政治系統和社會文化領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和動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合理性危機實質上是指國家在干預經濟時決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盡管合理性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決定性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領域，比合理性危機更主要、更嚴重的危機是合法化危機。
政治系統的“投入”危機就是合法化危機，也可以稱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則意味著，用行政手段無法維持或確立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
“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合法化危機即廣大群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原則和形式產生懷疑。
哈貝馬斯主要從兩方面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源。第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一個自身無法克服的悖論之中：一方面必須實行國家干預，以解決市場機制下經濟功能失調而頻繁發生經濟危機的問題，以此來減輕經濟危機對群眾物質生活的危害從而獲得他們的忠誠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國家實施干預活動，其統治形式又會受到群眾的懷疑，從而失去合法性基礎，因為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以及“自由競爭”、“公平交換”等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于是，一種矛盾境地不可避免，沖突也就隨之而來。這種沖突是產生合法化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二，最為根本的是，國家的干預和行政指令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也侵入到社會文化系統。對文化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將它原有的規范力量消耗殆盡，社會文化系統越來越無法向政治系統投入必需的群眾忠誠，以滿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國家干預，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領域政治化，促使社會成員對國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統治對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長，以致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之間的關系失調。
由此可見，合法化危機實質上是由社會文化系統的“產出”危機所決定的，即由“動機危機”決定的。“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與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
哈貝馬斯認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職業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義和家庭職業明哲保身主義)這兩個動機模式對于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的持續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卻無法產生，由此導致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動機危機。
三、合法化危機的解決途徑
如何應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呢?在哈貝馬斯看來，治療這種合法化危機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錢、權力侵入文化領域的現象，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
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在哈貝馬斯看來，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承認和重視共同的規范標準。互主體性或普適主義是哈貝馬斯特別強調的在交往行為中應該遵循的共同規范。互主體性在哈貝馬斯看來也是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礎。
第二個方面是選擇恰當的語言進行對話。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語言行為。要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需要在對話中，首先語言具有可領會性，也就是合乎語法；其次，語言要具有真實性，所作陳述合乎實際情況，或具備實現的前提條件；再次，語言要具有正當性，指的是所說的話要遵循正當的社會規范；最后，語言要具有真誠性，也就是指說話要言出心聲。
第三個方面是要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哈貝馬斯認為，“話語產生一種交往權力，并不取代管理權力，只是對其施加影響。影響局限于創造和取締合法性。交往權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體系的獨特性，而是‘以圍攻的方式’對其施加影響。”這種圍攻是通過憲法的授權、權力分工和公共領域的壓力來實現的。實際上，哈貝馬斯是要限制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形成自主的公共領域，在這里人們通過自主交往培養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學習，喚醒社會的團結意識，從而使公共領域成為一切政治權威的基礎，將政治權力最終置于人民和公共領域的參與和監督之下。
四、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的價值和限度
為了應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哈貝馬斯設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這一抽象的哲學設想在現實中的具體實現途徑即是要強調民主的對話、討論，將民主的對話、討論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基礎和中心，將政治權力最終置于人民和公共領域的參與和監督之下。’筆者認為，從哈貝馬斯的一些具體論述和觀點中，我們可以獲得一些有益的借鑒。比如，哈貝馬斯提倡大力發展自由、獨立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來抵制合法化危機和政治領域的腐敗現象。在當代中國同樣也面臨建設民主政治的問題。哈貝馬斯所提倡的讓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機構進行全面的監督，讓話語形成的交往權力對國家的行政權力和管理權力施加影響，這些觀點對于發展中國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當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實現民主要根據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來具體確定，民主的實現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我們不能照搬哈貝馬斯所設計的民主模式。
語言在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中占據著核心地位。在哈貝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語言地建構起來的”，哈貝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偉大使命交付給了一種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范的建立。語言取代上帝成了人類解放的保證。
但是事實上，語言如何能夠承擔起如此的“重負”呢?對于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語言的作用是相對的、有限的、有條件的。哈貝馬斯過分夸大了語言的作用，他沒有看到語言背后的物質基礎和實踐根基。認為，語言起源于物質性的生產實踐的需要，作為思維的物質外殼，語言無論其形式還是內容，都是社會存在特別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反映。
哈貝馬斯試圖創造一種取消一切差異(權力、財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話語狀態，以實現交往合理化，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克服資本主義的危機，這種改良設想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剝削，存在競爭，要想實現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沒有強制和壓迫的對話是不現實的。只要資源稀缺存在，人們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可能完全真實、真誠、正當地說話。而消滅私有制和剝削、消滅貧窮并不是通過提倡交往理性，進行對話就可以完成的。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的失足之處就在于把語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會進化的主導力量，而不是認為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交往理性的發展程度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所以，我們不能脫離生產方式的完善和發展而空談交往理性的發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為社會進化的決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哈貝馬斯幻想恢復語言作為交往行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種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范，構造出一個理想的言談情境，并促使人們在這種理想的言談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縛，通過自由的商談達到理性的共識。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談情境的建立、社會進化、社會病態根源的克服以及社會理想的實現統統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這“無疑是天方夜譚或浪漫主義的烏托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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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危機的原因成為眾說紛紜的熱點問題。多數觀點認為，是美國過渡信任和依賴自由競爭法則、金融監管不力、金融創新過度和消費者的過度債務化等原因導致了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也有一些人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是會計準則對金融工具采用了公允價值計量，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是金融危機的元兇。那么，是否是公允價值計量導致了金融危機？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公允價值計量將何去何從？本文試從金融危機爆發原因，公允價值的概念以及兩者的關系入手，對以上問題進行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我們認為，目前的金融危機與歷史上所有的經濟危機一樣，有著其固有的根源。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基本矛盾的論斷并沒有過時，它仍然是我們判斷金融危機發生根源的理論利器。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巨大增長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即生產和市場的矛盾；其次表現為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積累使社會的產能迅速提高，而工人受剝削程度的加重使得他們的購買力越來越低。這樣，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就必然會發生。
美國次貸危機從根源上說，其實就是源于資本的瘋狂逐利本性所導致的生產能力飛速增長（追求剩余價值）與勞動人民的支付能力不足（次級貸款者的存在）之間的矛盾，以及單個公司的有組織化的快速發展和創新（房地產公司和金融公司的發展和創新）與整個市場的缺乏監管或監管不力之間的矛盾。有人把金融危機的發生歸咎于人性的貪婪和非理性。其實當人們埋怨金融公司和房地產公司的瘋狂和貪婪，埋怨次級房貸者的非理性超前消費的時候，更應當看到這些所謂“人性的貪婪和非理性”其實又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正常反應，正是這樣的制度才形成了這樣的人性，危機的根源在制度而不在人性。
二、公允價值的含義和特征
（一）公允價值的含義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對公允價值所下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結算的金額。”我國財政部對公允價值所下的定義是：“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
（二）公允價值的特征
1.公允價值的非主導性。我國新會計基本準則中明確規定：“企業在對會計要素進行計量時，一般應采用歷史成本。”這實質上是在強調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在我國會計計量中的主導地位。這也說明，公允價值在具體準則中體現為非主導性。正是由于這種非主導的地位，給公允價值的利用制造了一定的困難。
2.公允價值的應用有嚴格的條件和要求。在對公允價值的應用方面，我國新會計準則設定了較為苛刻的限制條件。例如，《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中，明確規定了公允價值的運用前提是公允價值應當能夠“可靠的計量”。我國之所以要謹慎地運用公允價值，是因為我國的市場經濟環境與國際上較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非市場化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難以通過市場取得有關公允價值的完備信息。在目前情況下，如果無視公允價值的運用條件，必然會使公允價值失去其“公允”的意義，最終導致會計信息的失真。
三、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計量的關系
縱觀歷次經濟危機，分析其原因時，多少會有會計的因素，只不過不同的學者認為會計承擔經濟危機的責任權重不同。1929至1933年的經濟危機中，人們認為不規范的會計實務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人們認為會計信息披露混亂導致決策失誤和信貸關系紊亂是觸發經濟危機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成了受攻擊對象，甚至被認為是導致危機的主因。
那么，公允價值計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呢？我們知道，本輪金融危機是從美國次貸危機開始的。美國樓市泡沫破滅引起次級按揭貸款違約率上升，導致相關衍生品擔保債務憑證價格崩潰。而根據公允價值計量原則，市場價格迅速下降的資產價格要反映在財務報表中，這就使金融機構資產規模開始顯著縮水，不斷下跌的資產價格使得公司為保證一定的資本充足率和降低負債比率，需要甩賣各種可交易資產回收現金并償還債務，但資產出售行為又進一步引起了相關資產價格下跌，于是連鎖反應出現了：資產減記導致虧損和信用評級降低、虧損導致股價下跌、拋售資產從而進一步壓低資產市價。而金融機構也開始縮小貸款規模，這必然影響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行，使金融危機快速擴大和加深。這一連鎖反應的發生，與公允價值計量準則下的會計報表所提供的信息顯然是分不開的。如果說次貸是一個極富傳染力的病毒，那么公允價值計量則為病毒傳播提供了快捷的渠道。
四、金融危機后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反思
1.需要客觀看待會計準則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不可否認的是，會計準則會對政府、投資人和債權人的決策產生影響，這些決策行為反過來又會影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完全無偏的準則是不實際的，會計準則的改變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危機。適時地調整準則可以在危機中提振市場信心，有助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
2.需要在危機中發現會計準則的缺陷。準則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危機使人們重新認識會計準則的局限性。公允價值計量只是通過財務報表提供公司各項資產要素的公允價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個公司的公允價值信息，這意味著公允價值計量反映的公司價值也是相對的。相比其他計量屬性來說，公允價值仍然是目前更優選擇，但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它也是一場考驗，說明它在運用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修改，使之更完善。
3.需要構建更嚴密的會計概念框架。首先，要加強理論研究，制定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只有理論界先弄清楚了，實務界才有可能跟上。當前我國理論界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至今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念體系。其次，完善公允價值計量應用的市場條件。在公允價值應用的三個級次中，應鼓勵優先采用活躍市場中資產或負債的報價。雖然公允價值并不就等于市場價格，但市場價格畢竟是最為客觀的，可靠程度最高。所以當前應努力培育各級市場，從而使交易雙方能夠獲得相對公允的市價信息，為公允價值的應用創造良好的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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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經歷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已引發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經濟社會危機，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爆發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觀點來對此次金融危機作出科學的分析和闡釋?
在當代，要證明的科學性，根本上要從理論上科學闡釋兩大現實問題: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是否驗證了馬克思所揭示的規律;二是社會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的發展，將產生兩方面的矛盾:一是資本的本性決定了生產規模的無限擴大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從而使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現象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一種常態，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二是資本主義由市場自發調節的運行方式與社會經濟按比例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會引起社會生產宏觀上的比例失調，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因經濟不能正常運行而爆發經濟危機。
首先，運用理論分析當前金融危機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金融危機的實質是什么?金融危機的實質是否就是馬克思所分析的生產過剩?答案是肯定的。從根本上說，正是生產過剩這一實質才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從現象上看，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索是美國的次貸危機。次貸危機是金融領域中的危機，其實質是實體經濟中的生產過剩。次貸危機是指沒有購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窮人，在通過貸款買房以后無力償還抵押貸款而引發的一種金融問題。為什么這種次級貸款最終會引發金融危機呢?這是因為次級貸款的對象是窮人，窮人是買不起住房的，要使窮人也能夠買得起住房，就必須給他們貸款，有了貸款就能買房，就會對住房產生巨大的需求，從而刺激經濟的發展。如果問題只是到此為止，也不至于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問題在于金融機構又把這種貸款通過一種金融衍生品，即“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在金融市場上交易，也就是把住房抵押貸款權證券化，由此形成了難以控制的金融交易。這樣，一旦在第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引起鏈鎖反映，造成整個金融鏈條的斷裂而引發金融危機。
在現代經濟中，以股票、債卷和各種金融衍生品為主要載體的虛擬資本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空間。虛擬資本的發展一方面滿足了資本不斷逐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導致了由此而帶來的虛擬經濟活動成倍擴大和虛假繁榮。由于虛擬資本不是現實資本，從而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嚴重脫節。這種脫節具體表現為由虛擬經濟所產生的巨大虛假需求對實體經濟發展造成的假象，即由虛擬經濟制造出來的需求假象誘導實體經濟盲目發展。當社會信用鏈條在某一環節發生斷裂，首先爆發的就是金融危機或信用危機。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是以貨幣危機或信用危機為先導的。當前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實質，與所揭示的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必然與實體經濟發展造成嚴重脫節，并不可避免導致經濟危機發生的客觀規律是完全吻合的。一方面是由虛擬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巨大需求的假象使實體經濟盲目擴張;另一方面，社會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遠跟不上實體經濟的發展速度，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由此而爆發。只不過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實質，在現代金融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其表現不是生產出來的住房賣不掉，而是通過貸款已經得到住房的窮人無力現實地支付房款，即得到住房的窮人是通過信用方式來支付房款。因此，盡管從現象上看，生產出來的住房已經賣掉了，但實際上在實體經濟領域中的生產過剩已經存在。當這種信用方式一旦發生了問題，其隱含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矛盾就顯現為經濟運行的現實矛盾，其實質仍然是生產過剩。當前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說明，盡管由于現代金融的發展和各種金融工具的運用，使經濟危機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首先表現出來，但作為經濟危機先兆的金融危機，并不是經濟危機的原因，相反，它是生產過剩的結果和危機的表現形式。現象上看是虛擬資本、虛擬經濟的繁榮發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經濟泡沫、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但根本的原因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生產過剩。
其次，運用理論分析當前金融危機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是，金融危機的發生是不是由于整個經濟運行產生了比例失調，從而使經濟不能正常運行?答案也是肯定的。當前金融危機的爆發說明，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由市場自發調節的運行方式必然會引起社會生產宏觀上比例失調的結論得到了進一步證實，自由市場經濟已經不能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市場自發調節的盲目性已無法適應高度社會化生產的計劃性要求，尤其是市場解決不了宏觀經濟協調運行的問題，以及實現經濟發展所必須要解決好的社會問題。高度社會化的生產使經濟活動越來越細化，這也使各種經濟關系越來越復雜化，整個經濟的運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要保證這一系統在運行過程中不出現問題，決不是市場能夠做到的。更何況這一系統由于信用和金融關系的滲入，以及信用關系和金融衍生品的市場化而變得更為復雜，現在進入市場流通的不僅是有形的物質商品，而且有無形的以金融衍生品為載體的信用關系，這又極大地加大了經濟運行的風險性。當這一系統在其運行過程中，由于某一個環節，特別是金融環節上出現重大的問題，就會波及到整個系統不能正常運行，從而出現全局性的問題而產生經濟危機。
在現代經濟中，由于經濟活動的高度貨幣化、金融化，使原來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領域中的比例失調，現在更多地表現為金融領域中的比例失調，實體經濟領域中的比例失調與金融領域中的比例失調形成一種相互影響的機制。實體經濟中的生產過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金融領域的活動得到緩解，即信用和債務關系可以通過創造需求來緩解實體經濟的生產過剩。但金融領域的活動在緩解實體經濟領域比例失調的同時，又把這種比例失調轉化為金融領域的問題，特別是當金融領域的活動出現失控的時候，不僅使金融領域的矛盾不斷突出，而且又會加劇實體經濟領域的比例失調。即信用和債務創造的需求不是有支付能力的現實需求，而是把未來幾十年的需求變為當前需求，并以這種未來需求為基點進一步擴大現實供給，這就使生產過剩的矛盾更加嚴重。原來實體經濟領域出現的比例失調，現在發展為實體經濟領域和金融領域都出現比例失調。所以，源自于實體經濟領域的生產過剩，在通過金融領域的活動得到緩解過程中，隱含著使這種生產過剩進一步深化的隱患。在現象上表現為金融活動的失控，實質是實體經濟領域的生產過剩，金融活動的失控和實體經濟領域的生產過剩相互交織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出現危機的一個新的特征。
當代全球金融危機充分說明，盡管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仍然是我們觀察和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銳利武器，同時，也是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理論指南。
參考文獻
新課改下如何提高課堂效率和提升教師素質是當前每所學校亟需解決的教研問題，而對此所采取的措施和做法，可以說各校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同課異構”這種教研模式就是在這種情境下應運而生的，它實現了教師之間更深層次的交流，使大家能夠取長補短，實現共同提高的目的，也為教學提供了更多的創造空間。而所謂的“同課異構”實質上是指不同的教師面對同一教學內容，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自己對教材的理解，立足于各自的教學經驗，進行各種教學構想并付諸實踐的一種教研形式。
2013年5月中旬，我校舉行了一學期一度的對外公開教學活動。此次活動歷史組的課題是人教版高中歷史必修二專題六的第一節《“自由放任”的美國》，形式是由本校的陳老師與外校來的林老師進行“同課異構”。這節課的要求是：了解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標志和表現；分析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特點和影響；了解胡佛反危機政策的特點及效果。在教材的處理和重難點的預設上，兩位老師都有對教材進行重新整合，在重難點的預設策略上也基本一致，但突破的方法不同。其重點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特點和影響；難點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影響和“自由放任”政策。從教學模式來看，陳老師的課屬于目前我們學校正“流行”的“三環自主”的教學模式（即課堂上的前15分鐘學生同組交流、完善學案，課中15分鐘教師精講，課尾15分鐘合作討論、課堂檢測），而林老師的課則是相對傳統的一種教學模式，可以說是一次“現代”與“傳統”的較量。下面主要從兩位老師對“1929年～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表現、特點、影響和爆發的原因”的教學處理來講講。
一、關于經濟危機的表現
陳老師在事先學生預習的導學案中已有預設的思考題，此環節主要是由同組學生交流、反饋，教師引導學生從金融、工業、農業和外貿方面來回答。這是“三環自主”教學模式中第一環的表現之一。而林老師則通過視頻《大國崛起》片段、四張照片（《蘋果一斤5美分》《農場主將積壓的牛奶導入大海》《無家可歸的人》《等待救濟的人們》）、數據材料（危機間的美國：股票價格下跌了87.4%；銀行破產了共10500家，占銀行總數的49%；工業生產總值下降了46.2%；企業倒閉數在13萬家以上；農產品批發價格下跌了54%；農場破產了100多萬家；國民收入減少了54.69%；進出口貿易下降了70%）、表格（《同1929年相比，1932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源自教參）將危機的表現形象地展現在學生面前，讓人感觸很深，印象也很深。“歷史”可以激發人們的情感，亦可讓人深思，而那些視頻、照片、數據等就是最好的“催化劑”。例如，在林老師展示四張照片時，學生就問了一個問題：既然牛奶都積壓了，為什么農場主們不把它們分給貧苦的人？這一問，可以說是切入到這節課的一個概念問題――“經濟危機”，這到底是一場什么樣的經濟危機？筆者認為只要再加上別的設問不失為一道很好的合作探究題，同時也說明課堂中我們也可以利用一些照片等資料來激發和培養學生自主發問的能力。相比陳老師的這個教學環節，通過預設問題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卻略顯得“硬邦邦”。
二、關于經濟危機的特點和影響
兩位老師的設計是“異中有同”，“異”是指陳老師通過展示插圖和文字資料（美國民謠、1929年～1933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狀況、關稅戰）來達成目標，而林老師是直接告訴學生該從哪些方面去回答并通過討論來解決；“同”是二者都從時間、程度、范圍和影響方面引導學生來回答經濟危機的特點，從積極和消極、國際和國內、政治和經濟等角度來引導學生回答經濟危機的影響。這些都是高中生必須掌握的解題思路。筆者認為兩位老師對這一教學環節的處理“各有千秋”，但都應注意挖掘學生自身潛在的認知能力。
三、關于經濟危機的原因
這是本節課的重點又是難點，兩位老師是“各顯神通”。陳老師在課堂教學中主要通過給學生材料，然后進行小組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結果得出經濟危機出現的原因：
材料三：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激化。但是，資本主義多次爆發經濟危機，這次危機空前嚴重，僅僅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角度無法解釋這一現象。究其根源，這是因為工業革命完成之后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產力，在20世紀20年代推動了經濟的繁榮，但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沒有適應這一重大變化，采取措施在其他領域進行相應的調整，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而是延續“無為而治”的經濟政策。
――楊寧一《歷史新視野》
（2）據材料三，分析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
給材料的目的是要培養學生從材料中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根據題目要求，學生不難找出兩對原因：一是根本原因，即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二是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以及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如何？主要通過教師的講解來解決（關于“生產社會化”的概念，陳老師在導學案中有解釋），因此該合作環節不夠放開。
觀察林老師的課堂教學，關于這一內容其敘述表現出“詳”與“略”的結合：主要從直接原因著手，略講根本原因，并結合表格和板書突破此重難點。在這些教學環節里，兩位老師所采取的方法都值得學習和借鑒，但縱觀兩節課，“知識檢測”所花的時間很少或沒有，這似乎有點美中不足。“知識檢測”一般會被放在一個知識點講完后，或教學過程最后一個環節。其實，“知識檢測”也可以在我們講解某一知識點之前進行，尤其是對解決重難點知識很有必要。因為高中歷史中的很多知識點，學生在初中已學過，只是記不清了，所以適時進行檢測，可以幫助學生鞏固舊知識，同時亦利于深化知識。
與一般的課相比，“同課異構“的教學內容雖相同，但教學風格不同，呈現了課堂教學的多樣化。通過這次“同課異構”教研活動，筆者深感受益匪淺，對教學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現代”與“傳統”不能一刀切，“傳統課堂”還是有其精辟、可取之處，不能一棍子打死，例如，這節課林老師因為時間的關系，還有最后一個教學環節未完成，但其生動的、有情有感的、有血有肉的歷史課堂卻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代課堂”有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但教師也要注意恰當的引領；教學內容的多樣性和教學對象的差異性，決定老師的課堂教學不能采用一種固定的方法。“教學有法，但教無定法”，因此在今后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該靈活機動地構建教學方法，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提高課學質量。
參考文獻：
[1]包訓國.2009年高考文綜專項訓練.歷史學習，2009.
馬克思所構建的理想社會主義藍圖，是建立在大工業充分發展，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物質資源極其豐沛的基礎之上。?@種社會主義揚棄了私有財產，從而徹底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商品貨幣關系，從源頭上消除了產生經濟危機的內部因素，因而是不會出現經濟危機的。然而理想畢竟不同于現實，經濟危機作為一種生產過剩的經濟現象，其實質是商品經濟內在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因此，社會制度的變革只要不以消滅商品經濟為目的，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就依然存在。
（一）我國依然是商品經濟社會
我們從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現實的可能性的論述中不難發現，只要還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生產過剩的危機就隨時可能爆發。我國現階段所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一種發達的商品經濟，不但存在著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產生經濟危機的現實依據，而且就經濟關系本質而言，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都廣泛借助于信用關系，因而同樣存在產生經濟危機的現實依據。所以，經濟危機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必然產物，它與特定的社會制度無關。只要處于商品經濟社會，無論是以公有制為基礎還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運動或者導致生產過剩或者引發需求旺盛，矛盾的不可調和帶來的最終結果就是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二）我國不是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
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從源頭上消滅了資本家為了追求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盲目、無序的生產，因而引起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也就不復存在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多層次和不平衡性，使我們的經濟制度經過不斷的探索與創新，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并且私有制經濟將與公有制經濟長期并存于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雖然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并不廣泛地存在于全社會范圍內，但畢竟仍在一些行業和部門內小范圍長期存在。因而，在我國依然存在產生經濟危機的現實可能性。
首先，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明晰的產權關系，使絕大多數國有企業擺脫了對政府的依賴，面向市場，成為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獨立體。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只有依靠取得的收入來抵償用于消費方面的所有支出，并獲得利潤，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因此，公有制企業逐漸蛻化成盡可能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這時企業的生產首先表現為一種局部勞動，而非社會勞動，因而企業具有強烈的擴張沖動。只要認為有利可圖他們就會加大資金的投入，借助于外延式擴張手段不斷膨脹生產規模。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一系列浪費行為。同時，隨著非公有制經濟體實力的不斷發展壯大，其釋放出的新能量雖然極大地提高了微觀經濟效率，加速了經濟發展態勢，但由于缺乏宏觀統籌和統一指導，其生產往往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和無序性。甚至有些企業在地方政府設置的隱性壁壘庇護下，有恃無恐地在商品銷售市場大打“價格戰”，甚至不惜以低于成本價出售商品。這種惡性競爭所造成的后果使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無法對過度膨脹的生產能力實現有效的擠出，從而為產生生產過剩的危機埋下隱患。
其次，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造成了國內總體消費需求不旺盛的現狀，具體表現為：一是城鄉居民需求結構的二元化現狀。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對中高檔耐用品的消費需求已經趨于飽和。而廣大農村居民由于消費水平普遍偏低，導致這些中高檔耐用品無法在廣大農村得到普及。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匯集了我國當今較大部分生產業的消費缺口。二是城鎮高收入群體對一些高檔消費品的邊際消費傾向已經趨于飽和，而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長期無法得到提升。這兩種情況的矛盾運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協調。
（三）國際環境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影響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往比從前更加密切。世界市場的不斷擴大和區域統一使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加速流動，現代科技在全球范圍迅速傳播。因此，我國要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就必須參與到國際經貿活動中去，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進一步與世界經濟接軌。這樣一來，世界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也會對我國進出口貿易造成影響，經濟波動難以避免。
二、我國防范經濟波動的根本措施
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導致了世界經濟波動的蝴蝶效應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我國產生經濟危機的現實條件日趨成熟。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變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優越性，使我國不懼任何外部挑戰，完全可以通過采取相應的手段和措施來避免或減輕世界經濟波動所帶來的影響。
（一）加強宏觀調控，防止市場失靈
現階段，我國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然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然而市場不是萬能的，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市場主體之間競爭的盲目性、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的滯后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都會導致市場失靈，從而使市場主體在制定發展決策時難以同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總目標保持一致，難以促進企業轉型和產業機構優化，難以解決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外部不經濟問題，因而經濟波動也就無法避免。為了避免經濟出現明顯下滑，我國政府應當出臺一些刺激方案，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斷完善與國家計劃相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并加強對我國經濟發展中長期戰略目標的研究和制定，科學引導市場要素向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只有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和宏觀調控這只有形的手同時發揮作用，才能夠真正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克服市場機制作用下的盲目性和不確定性，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然而，從構成我國經濟增長的要素中不難發現，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比較弱，投資和出口所占比重較大。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切實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才是防止我國經濟出現劇烈波動的穩定器。因此，我們必須要轉換發展思路，積極拓展國內市場，提高居民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將擴大內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目標，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切實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社??公平，從而緩解我國收入差距過大的矛盾。同時，我國政府還應該繼續增加社會投入，在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逐步建立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的長效機制。著力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水平，逐步提高企業職工的最低工資標準和離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標準。不斷強化個人所得稅項目的征收和監管，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繳扣標準，切實減輕中等收入群體的稅收壓力。努力調節過高收入，嚴格規范國有大中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的分配制度，取締非法收入，切實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