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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時期世界將進入“后危機時代”，這是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其表現為世界經濟在結構變動過程中的逐步復蘇。在這個階段，由于金融危機帶來了全球經濟格局的調整，世界經濟的重心和主題也隨之發生改變。具體而言，“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重心及其主題的變化表現為以下五個層面。
第一，全球經濟發展重心將“回歸”實體經濟領域。相關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虛擬經濟的發展超出了實體經濟承受范圍，是產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虛擬經濟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結果。虛擬經濟具有高度流動性、不穩定性、高風險性和高投機性的基本特征，它以服務于實體經濟為最終目的。隨著社會信用的擴張，虛擬經濟的規模迅速擴大，甚至超過了實體經濟。以美國為例，2007年其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的30倍。這種情況下，虛擬經濟發展嚴重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泡沫化”極為嚴重，成為導致本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由此，“后危機時代”，通過金融體系“去杠桿化”擠壓經濟中的“虛擬泡沫”，使整體經濟發展重心回歸實體經濟，將成為全球經濟一大特征。
第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將“重塑”經濟平衡狀態。全球經濟失衡被認為是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失衡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危機后必將難以為繼，世界經濟結構將出現一次大的調整。而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支點在于各國經濟結構的轉變，體現為各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由此，各國經濟結構轉變帶來的世界經濟重新平衡將成為“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全球經濟格局變動將“催生”新一輪產業革命。從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看，人類應對經濟危機并最終擺脫危機“后遺癥”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對外戰爭和國內革命，另一種是新技術革命。其中，實施新技術革命的社會交易成本較低，是最為積極和有效的“去危機”手段。1857年，以生產過剩危機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危機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美、英及歐洲大陸許多國家的企業在此次危機中紛紛破產。但是，之后十年內，以電氣化為核心的產業革命給資本主義國家注入了增長動力，使這些國家迅速擺脫危機，走上經濟高速發展的道路。而1929－1933年的“大蕭條”之后，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廣泛應用為特征的產業革命的發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在20世紀保持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提供了新的源泉。由此，經濟危機往往伴隨著新的科學技術革命，而本輪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變動必將“催生”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
第四，全球經濟發展亮點將“凸顯”低碳經濟和綠色增長。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跡象趨于明顯，以發展“低碳經濟”為核心的“綠色增長”模式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新的“標準模式”，各國只有在這個基本模式框架中尋找符合本國的發展路徑，才能融入新的世界經濟體系，促使本國經濟良性發展。“低碳技術”可能成為“后危機時代”新技術革命的主要方向。在“低碳技術”推動下，走“低碳經濟”發展道路，創造“能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相結合的新增長動力，尋求經濟的“綠色增長”，將是“后危機時代”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遵從的主題。
第五，全球經濟合作主題將“鎖定”區域經濟一體化。金融危機發生后，由于各國經濟迅速下滑，導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重新抬頭。由此，各國開始強調地區合作的地域開放性和領域協調性，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有加快的跡象。例如，歐盟通過地中海聯盟擴大了區域合作的邊界，東非共同體、東南非共同市場和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南共體）決定加強合作，西半球國家決定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體等。與此同時，中國－東盟（10+1）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也是此次危機中區域一體化的亮點。由此，“后危機時代”，全球范圍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可能迎來新的。
二、“十二五”規劃的全球戰略
從本質上來說，“十二五”規劃是我國的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方案。然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針對“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發生的新變化和新調整，“十二五”規劃中比較系統的“蘊含”了中國政府的“全球戰略”。
綠色轉型是當今世界潮流，美國奧巴馬上臺以后，就將綠色轉型上升為國家戰略；日本、韓國也在近年來大大提高了綠色轉型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推出了一系列相關行動；歐盟更是率先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實質性行動；其他新興國家也在強調綠色轉型的重要性。中國只有順應這種世界潮流，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否則將面臨淘汰的危險。
推進綠色轉型是我國應對資源環境壓力的迫切需要。資源環境壓力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現在全球資源和能源消耗很大，二氧化碳排放很多，生態環境破壞嚴重，使地球面臨不可持續的威脅。我國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中期階段，資源能源短缺和生態環境壓力更大，資源和能源緊張的結果是價格不斷上漲，價格上升推高了企業發展的成本。同時，除了氣候變暖外，三廢排放、各種環境污染事故也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因此，我國必須盡快采取有力措施，推進綠色轉型，減少資源能源消耗，保護生態環境。
推進綠色轉型是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和我國目前經濟下滑挑戰的需要。目前，全球經濟危機還在持續發酵，目前來看，新能源、節能環保和信息等綠色低碳產業和技術很可能成為新的增長點。同時，我國經濟正面臨下行壓力，走出危機要靠綠色轉型。
我國已悄然進入“高成本時代”，需要通過綠色轉型來應對。隨著資源環境壓力的加大，“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漸離我們遠去，開始迎來一個“高成本時代”，具體表現為土地高成本、高房價帶來商務高成本、生活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勞動力高成本、資金高成本、知識產權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稅費高成本、交易高成本等。企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消化和應對這些高成本，而一個重要出路就是通過綠色轉型，培育綠色技術和產業，提高產品和產業的附加值，培育新增長點。
狹義綠色產業就是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等產業。廣義綠色產業則包括資源節約、綠色友好的所有相關產業。我認為，未來具有發展潛力的綠色行業有如下八個：新能源產業（包括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海洋能等）、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產業、綠色制造業（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里的新材料產業、裝備制造業、新能源汽車產業等）、文化傳媒產業（包括文化產業、傳媒產業、教育培訓產業、旅游產業等）、生物醫藥醫療保健產業、生產業（金融、物流等）、現代農業（包括觀光農業、旅游農業、設施農業、休閑農業、體驗農業等）。上述行業包括一產、二產、三產，也包含了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行業一方面符合消費結構升級和國家政策鼓勵的方向，另一方面也符合綠色低碳的要求，屬于廣義的綠色產業范圍。它們在未來都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能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持久的推動力。
目前，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醞釀之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新能源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結合，以及智能制造時代的到來，將對未來的經濟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我們要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重大機遇加快新能源等綠色產業和技術的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但新能源行業的發展遇到了傳統化石能源行業壟斷企業的阻礙，只有打破“三桶油”的壟斷，才能為新能源企業騰出更多的發展空間。目前我國政府的管制和審批太多，也阻礙了綠色產業的發展，因此有必要減少管制，為綠色產業企業的生存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政府還可以通過信貸、上市等金融手段為綠色產業中的企業提供支持，可以依靠自身的信息優勢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同時，政府還應在重大共性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上推進企業的技術創新。
總之，政府應通過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政府服務，重點為綠色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軟硬環境——硬環境包括基礎設施環境、生活設施環境、生態環境、園區環境；軟環境包括政務環境、政策支持環境、人文環境、市場環境等。
還有就是建設環境友好型城市，推進以人為本、綠色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74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5-0026-02
[作者簡介]孫緒鑫，男，漢族，經濟師，碩士，研究方向：戰略研究、戰略規劃。
伴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過程的全球化，現代生產的分工過程越來越細化。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國際分工表現為以技術差距為基礎的分工和以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分工，在國際分工深化到產品不同生產階段的背景下，以上兩種分工形式的結合即表現為垂直專業化。20世紀90 年代以后，以垂直專業化為核心的制造業新型國際分工格局逐漸形成，并呈現以下主要特征：1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加速增長，其速度遠遠超過同期世界GDP的增長，但也呈現日益擴大的波動性；2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作用迅速上升，傳統發達國家的全球貿易份額趨于下降；3進入21世紀以后，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多邊貿易體制日益為其局限性所困擾，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遭遇挫折，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多數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替代選擇，使得區域內貿易成為全球貿易增長的重要動力；4全球貿易失衡不斷加劇，形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核心逆差國和以東亞經濟體以及海灣國家為代表的貿易順差國兩個極端；5最近一輪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沖擊刺激了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為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增長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上述全球貿易格局發展的特征實質上可以理解為全球生產分工形態調整導致的結果。
一、全球分工調整動因
垂直專業化的基本尺度是：擁有技術和相應要素優勢的國家生產附加價值最高的產品，或者從事附加值最高階段的生產；技術落后或缺乏先進行業發展要素的國家則從事技術含量低的產品生產或部分階段的生產加工。
對于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這些國家技術落后和要素稟賦適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而被迫參與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的生產，或者從事某種產品特定階段的加工。發展中國家從事加工生產和貿易的地位被內外兩方面的因素固定化。從內因方面看，發展中國家既缺乏技術創新的要素，也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對于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企業而言，盡管單位產品生產加工階段所獲得的收益較少，但“薄利多銷”策略也可使得廠商在大規模加工生產的條件下獲得可觀的絕對收益，以致技術落后國廠商失去吸收和改進技術的動力。從外部原因看，在當前技術生命周期日益縮短而技術傳播速度日益加快的背景下，技術發明者可以通過直接投資的形式將標準化技術向發展中國家擴展來實現技術生命的延伸。這種延伸的一種可能結果是，技術發明者憑借相對先進的生產技術在東道國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甚至將當地競爭對手淘汰出局。因此對東道國而言，跨國企業對東道國企業的兼并重組可能消除發展中國家“干中學”的產業源泉，迫使技術落后國專注于產品特定生產階段的加工。
伴隨技術發明、產品設計與產品加工制造在地點上的分離，技術先進國不斷從發明和產品設計中獲得經驗累積，強化這些國家在技術發明和產品設計方面的優勢。而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專注于產品加工（或是某個階段產品的加工）積累加工經驗，因而能夠強化其加工高質量產品的能力。這樣，傳統的“干中學”在發展中國家演化成“從加工中學”，這種演化導致的結果是制造業國際分工的日趨專業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術革命為基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使以上機制具備了發生作用的條件。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本土公司依據其比較優勢，逐步退出全程制造，將勞動密集型工序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或者外包的方式轉移到中國等國家，其自身則更多地致力于研發、品牌塑造和推介，以及全球I銷等高附加值環節。但全球分工格局的演變并不僅限于制造業。隨著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本土制造活動趨于減少，這些國家將更多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源轉入以現代金融業為代表的價值增殖程度更高的服務業部門，從而逐漸形成和強化了發達國家專業化于以現代金融為代表的服務業和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環節，而新興發展中國家日益專注于制造業加工組裝的不平衡國際宏觀分工格局。
二、全球分工調整對世界貿易格局的影響機制
垂直專業化的分工基礎決定了各國的貿易結構。技術先進國出口技術含量較高、附加價值較大的產品，這些國家通常在產品設計、試驗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積累了經驗的豐富，因而通常也致力于從事設計和產品推介活動。而技術落后國則生產和出口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價值相對較小的產品。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和東盟等東亞國家憑借不斷增強的制造業基礎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步發展為“世界加工廠”。以產品內分工為特征的垂直專業化生產成為推動東亞地區分工模式演進的主要動力，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世界上最為復雜和完善的垂直專業化分工網絡。在這樣一個網絡內部，零部件貿易迅速發展，而制成品則源源不斷地輸往發達國家市場。
由于垂直專業化分工實現了產品不同生產階段的空間分離，在制成品進入最終組裝階段以前，中間產品多次跨越國境流動。與傳統的產業間或產業內分工相比，垂直專業化分工會帶來更多貿易流量。隨著垂直專業化分工逐漸成為全球制造業，甚至服務業分工的重要形式，必然導致全球貿易增長遠遠快于GDP增長的結果，同時強化了垂直專業化分工貿易與參與國GDP之間的關聯性，進而導致全球貿易更容易受GDP波動影響的結果。
由于美國等發達國家逐步退出全程制造，其經濟結構日益向現代服務業部門傾斜，導致多數發達國家實體產業逐漸空心化。來自發達國家的商品出口份額相對下降，而中國等依靠全球化機遇推進工業化進程的經濟體則源源不斷地將制成品輸往發達國家市場。這種貿易模式的轉變導致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作用不斷加強，而發達國家地位相對下降的結果。
在不平衡的新型國際分工背景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就出現了貿易失衡的必然性：多數發達國家本土的生產活動逐漸由制造業部門向服務部門集中，本國的制成品生產無法滿足本國需求，同時，這些國家國際分工獲得的大份額收益使其國內需求維持在較高水平；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通過承接外包和長期的高投資率獲得了“世界加工廠”的巨大生產能力，這種產能的增長遠遠超過國內需求的增長速度。貿易成為彌補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產出和需求缺口的自然途徑，從而內在地決定了二者之間商品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只要二者之間這種不平衡的分工模式得以延續，上述貿易不平衡就必然得以維持。總體來看，1990年至今的20多年間，美國和部分歐盟成員國的商品貿易收支逆差已經成為難以扭轉的頑疾，只有在嚴重的經濟衰退沖擊下才出現短暫的收窄。這一現象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這一時期內（特別是2000年以后），全球經濟和分工結構的失衡持續加劇。東亞制造業的不斷發展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形成的對石油等大宗初級產品的巨大需求，則是推動海灣等國家貿易盈余的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三、結語
在不平衡的新型國際分工背景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出現貿易失衡的必然性。從長期看，最近一輪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經濟失衡長期積累的結果，因而當前不平衡的全球分工和貿易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對于中國而言，在后危機時代已經顯現的全球經濟調整中，中國經濟的增長仍然離不開世界市場。盡管中國已經出現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勢頭，但中國仍將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勞動成本優勢，同時還擁有工業化中期巨大的工業發展潛力與大國優勢。在新一輪全球經濟調整中，中國仍然具備制造業發展的潛力與成本優勢。發達國家掌控全球價值鏈對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約束將日益突出，因此中國迫切需要強化自主的技術研發和應用能力，推進產業升級，同時致力于擴大內需，減輕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為應對新一輪的國際保護主義，中國應當對本國的進出口政策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在倡Ш屯平雙邊和多邊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同時，完善對外貿易預警機制。在WTO規則允許的框架內對本國市場予以適度的保護，對我國對外貿易限制的國家和地區予以及時有效的反制。此外，中國還應當利用經濟危機恢復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重新調整的契機，積極適當地參與各類雙邊和多邊協調，增強對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話語權。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F291. 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1
后危機時代主要特征是是指全球性經濟危機得到一定緩和之后，各國經濟增長雖相對平穩但仍存在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時期。“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征一是國際貿易市場將長期處于供需不均衡狀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口需求尚難以在短期內恢復到危機前的繁榮狀態，外向型企業和產業的持續性發展面臨巨大挑戰，拓展和培育國內市場勢在必行；二是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發達經濟體影響力下降，新興經濟體影響力上升；三是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將成為世界性趨勢一方面鑒于過度發展虛擬經濟帶來的慘重教訓，發達國家開始重新重視以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發展，以此來調整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過渡階段，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仍將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四是低碳經濟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在全球氣候日益變暖以及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的形勢下，低碳經濟是人類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后危機時代”背景下京津冀都市圈的內外環境分析
1.從外部環境分析，第一，區域性政策和規劃的出臺促進了京津冀都市圈發展，2006年國務院分別批準了北京和天津兩市的城市規劃，北京被確定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國際大都市”，天津被確定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從而劃定了兩市不同的目標和職能，也促使京津冀都市圈內的“雙核”城市逐步由競爭關系轉向競合關系，從而有助于增強都市圈的整體競爭力。同年，天津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2008年3月國務院又將其確定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使濱海新區成為繼深圳、上海浦東之后第三個全面開放的經濟新區。隨著一系列政策的實施，天津濱海新區經濟獲得飛速增長，2008年的GDP總量達到3102.24 億元，約占天津GDP總量的44.82%（天津市當年的GDP總量為6354.38億元）。此外，北京市的重新定位和奧運會的舉辦使得首鋼向京唐港區搬遷，促使京津冀都市圈經濟合作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尤為重要的是，2006年編制的“十一五”規劃將《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納入為一個重要的區域規劃，由此正式確認了發展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性；2010年5月，國家發改委將醞釀已久的《京津冀都市圈規劃》遞呈國務院，該規劃預計年底即將出臺。由此，京津冀都市圈的發展方向將更為明確，經濟合作將更為務實，區域經濟凝聚力也將更為增強。第二，國際產業轉移格局的變動促進了京津冀都市圈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一方面，在后危機時代，各國紛紛將戰略新興產業列為本國經濟的發展重點，借此爭奪科技的制高點，以獲得先發優勢。在此情形下，京津冀都市圈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創新優勢，培育和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增強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隨著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斷上升和市場需求逐漸趨于飽和，外商投資北移的趨勢不斷增強：第三，周邊都市圈的崛起使京津冀都市圈面臨嚴峻挑戰，以濟南和青島為雙核的山東半島都市圈，緊鄰日韓，港口便利，又得益于密集的城市分布以及制造業的高度集聚，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得以充分釋放，加大了對遼寧沿海經濟帶的扶持力度，形成了都市圈與沿海經濟帶互動發展的良好局面。第四，周邊省份的崛起為京津冀都市圈創造了良好的經濟腹地，京津冀都市圈將獲得日益廣闊和穩固的的資源供給和市場需求腹地，從而有利于擺脫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增強自身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2.從內部環境分析，第一，隸屬于不同的行政區劃，京津冀都市圈內各城市間長期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尤其是對某些共享性資源和基礎設施的使用常常得不到有效協調。雖然出臺了京津冀都市圈規劃，三地也出臺了各自的城鎮發展規劃，都市圈內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會不斷出現，亟待具有約束力的都市圈相關法律出臺。第二，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競爭有序的競合關系，三地在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時各自為政，不注重發揮自身的累積優勢和比較優勢，導致了區域間產業的同質化競爭。第三，不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仍是都市圈發展的瓶頸，京津冀都市圈一體化發展要求構建一個分工合理、協作有序的區域基礎設施網絡，不利于加強都市圈內核心城市與腹地間的經濟聯系。
二、“后危機時代”京津冀都市圈發展的路徑選擇
第一，構建法制化、規范化、三方互動的都市圈管治模式，增強都市圈規劃的科學性、規范性、前瞻性和連續性，使各城市的中遠期規劃與京津冀都市圈整體規劃相協調，并適時進行修改和調整，實現局部與整體的共同發展；第二，構建新型產業分工體系，形成競爭與合作共存的競合關系，構建一個由京、津、冀三方共同組成的產業發展指導委員會，加強河北地區相關的產業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第三，構建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對共享性基礎設施和資源，大力發展多種交通方式的一體化運營模式，構建統一的津冀港務發展中心，根據比較優勢確定各港口的發展方向，促使港口間形成錯位競爭、互為發展的格局。第四，扶持中小城市發展，構建層次結構合理的城市群，在都市圈的中遠期規劃中，為中小城市的擴建和發展留有充足的空間，在產業政策對中小城市的民營經濟和優勢產業予以積極扶持，改革戶籍制度，降低市鎮設置標準，直接推動城鎮及中小城市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安樹偉.大都市區管治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
從當前價格運行的現實情況來看,價格下降是主要的變化趨勢。2009年1―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變化分別為1.0%、-1.6%、-1.2%、-1.5%、-1.4%和-1.7%,環比自從3月份以來也是持續下降,降幅分別為0.2%、0.3%、0.3%、0.5%。居民消費價格無論是同比還是環比均呈現加速下降的態勢。從上游產品價格的變化來看,1―6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分別下降3.3%、4.5%、6.0%、6.6%、7.2%和7.8%,自從2008年12月份以來已經連續7個月下降。其中生產資料出廠價格1―6月份分別下降4.4%、5.7%、7.4%、8.1%、8.8%和9.6%,也是連續7個月下降。從價格變化的態勢上來看,無論是上游產品價格還是下游產品價格,均出現了持續加速下降的走勢。而且其持續下降的時間之長、幅度之大也是歷史上罕見的。盡管目前成品油、部分有色金屬、橡膠、棉花等價格同年初相比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呈現大幅度下降態勢。總體上看,價格下降是當前價格運行的主要趨勢,短期內這種運行趨勢不會改變。
從發展趨勢來看,2009年居民消費價格將呈現“V”行走勢,年初和年末月份價格的同比漲幅相對較高,二、三季度價格相對較低。(第一季度下降0.6%,第二季度下降1.6%),第三季度居民消費價格降幅仍將在1.0%以上,第四季度居民消費價格有可能由降轉升,但幅度將十分有限,如果不出意外,全年平均價格將出現0.5%或者更大的降幅。因此從居民消費價格的漲幅變化來看,今年價格運行的主要特征是下降運行,不會出現通貨膨脹。
二、目前經濟雖然已經啟穩回升,但仍在底部區域運行,不必過早地擔心通貨膨脹
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國家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漸顯現,內需增長強勁,使得我國的經濟增長啟穩回升。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1%,其中一季度增長6.1%,二季度增長7.9%。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速度來看,一季度增長5.1%,二季度增長9.1%,這說明經濟回升的態勢已經形成。但是,由于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化和蔓延,我國經濟仍將受到進一步的影響,特別是當前外貿出口持續大幅度下降,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很大。從發展來看,世界經濟總體上仍處在深度衰退之中,下階段走勢依然存在變數。6月22日世界銀行的關于全球經濟的預測,把2009年全年經濟衰退的幅度由之前預測的1.7%,大幅提高到2.9%,預計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下降幅度達到4.2%。由于世界經濟的明顯放慢,外需的大幅減弱將成為拖累我國經濟放緩的最主要因素,影響到我國經濟復蘇的進度。因此,我國經濟復蘇的基礎尚不牢固。
同時,內需的增長雖然較快,但持續性將受到考驗:一是投資增長主要限于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民間投資仍然低迷。這從上半年房地產投資9.9%的增長幅度與全社會平均投資33.5%增長幅度的巨大差距就可以看出。另外1―6月份港澳臺商投資下降0.4%,外商投資僅增長1.1%,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當前的投資主要依賴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不是市場自發的投資增長。二是居民消費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實施消費政策的刺激,這種刺激僅對少部分行業產生作用,如汽車、旅游住宿和餐飲業等,而不是在根本上從增加居民收入、減少居民稅收等方面增加居民的購買力以刺激居民的消費,因而具有局限性,也沒有可持續性。因此,我國經濟的復蘇還必須有持續的刺激內需政策的支持。
價格是經濟運行的綜合結果,在國內外經濟增長均處于底部,國內外經濟回暖剛剛開始,經濟復蘇尚未完全確立的情況下,過早的預言通貨膨脹,顯然是缺少依據的。高增長、低通脹是我國現階段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的常態。因此,在經濟低增長時期的價格下降或低迷應該是正常的反應。由于我國國民收入分配長期以來過度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并明顯慢于供給(GDP)的增長速度,導致消費品長期供大于求。加之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居民的消費需求受到抑制,使得居民消費價格漲幅變化基本處于低迷的運行態勢。在經濟快速增長期,我國價格總水平漲幅也就在2―3%,而在工業增長速度在10%左右、明顯低于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能力情況下,出現通貨膨脹是不太可能的。
三、我國的價格總水平漲幅主要決定于食品價格漲幅,目前食品價格基礎穩定,沒有通脹的基礎和條件
現階段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的變化主要決定于食品的變化,特別是糧食、蔬菜、肉類等食品價格的變化。而糧食、蔬菜、肉類等食品價格的變化與經濟的增長速度和流動性過剩相關性很低,而主要決定于農業的收成和對疫病的防治措施。從現實情況來看,目前食品價格面臨較大的下降壓力:在農業連續5年增產、糧食庫存充足、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明顯回落的情況下,今年我國夏糧又是一個豐收年,因此糧食價格難以出現進一步上漲。同時,在目前上游產品價格大幅度回落、社會對價格上漲預期較低的情況下,化肥、農藥等農資價格漲幅和工時費用增長幅度均低于去年,糧食成本增加對糧食價格上漲推動作用減弱,今年后期糧食價格將以平穩略降的運行態勢為主。在國家大力扶持養豬的優惠政策措施和市場價格的激勵下,生豬生產迅速恢復,生豬供給的增長潛力充足,豬肉供求關系已經發生變化,豬肉價格下降的趨勢難以改變。盡管國家啟動了生豬價格過渡下降的調控機制,暫時緩解了生豬價格的下降,但生豬供給大于需求的格局已經形成,豬肉價格繼續下降的壓力仍然存在。鮮菜、鮮果價格短期隨季節變化,長期價格與糧食價格、豬肉價格高度相關,如果糧食價格、豬肉價格相對穩定,鮮菜價格、鮮果價格將保持與豬肉、糧食的適當比價關系,其價格也會相對穩定。總體上看,目前食品價格保持穩定的基礎較好,沒有大幅度的上漲的條件。
四、大宗產品價格上漲不等于價格總水平上漲,更不等于通貨膨脹
流動性泛濫,過多的資金追逐資源型大宗商品以保值,因而拉動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進而帶動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最終可能引發通貨膨脹,這是當前認為我國面臨通貨膨脹危險的主要依據。但事實上,我國的居民消費價格與生產資料價格的傳導性不暢,即使流動性過剩會帶動生產資料特別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不一定導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從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結構特征來看,在一般的情況下,投資的增長快于消費的增長,而且投資增長的彈性也大大高于消費增長的彈性。當經濟出現高速增長時,往往是投資的增長速度很快,而消費的增長相對穩定,會出現投資品供不應求而工業消費品仍然供大于求的現象。因此在經濟增長較快時,投資品(上游產品價格,如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較快而工業消費品價格則上漲很慢。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在國民收入分配中過度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即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長遠遠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長。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的高增長可以支持投資的高增長,但由于居民收入增長明顯慢于GDP的增長速度,加之社會保障不健全,居民消費有后顧之憂等等原因,使得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增長長期慢于供給增長,日益加劇工業消費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制約工業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另外,由于工業消費品呈現充分競爭的市場格局,且競爭日益加劇,工業消費品生產企業寧可通過降低其他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消化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而不愿意用提價的方法,冒失去原有市場份額的危險去轉嫁價格壓力。因此,上游產品價格上漲難以向下游產品價格傳導。這是在經濟較快增長時呈現上游的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漲,而下游工業消費品價格低迷運行的根本原因。從實際情況來看,2004―2008年,采掘工業出廠價格累計上漲了91.7%,原材料工業出廠價格累計上漲了48.5%,但同期居民消費價格累計僅僅上漲了19.1%。而且在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的19.1個百分點中,食品價格上漲拉動居民消費價格上漲16.1個百分點(同期食品價格累計上漲了48.5%),而其他七大類消費品價格上漲僅僅拉動居民消費價格上漲3個百分點。這說明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對居民消費價格的影響是有限的。
五、流動性過剩是應對經濟危機的政策性選擇,是暫時的,階段性的
一、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和原因
大學生就業難現在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但是大學生就業困境到底是什么狀況。眾說紛紜。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在解決大學生就業困境方面缺乏經驗，相關制度建設相對滯后，故以下作者試圖從政策層面進行分析提出相關看法。
二、我國大學生就業政策的歷史演變
大學生就業政策是國家關于大學生就業的指導性文件，它體現了國家對大學畢業生擇業的政策導向。1949年建國以來，我國大學生就業政策的歷史演變進程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統分階段、供需見面向雙向選擇演進階段和市場為導向的自主擇業階段。
1、統分階段
這一階段大致從1949年建國初期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政府編制計劃與高校實施計劃相結合。雖然這種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大學生就業政策在計劃經濟時代也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建設的日益深化其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
2、供需見面向雙向選擇演進階段
這一階段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就是畢業生和用人單位的自都得到提升，開始了畢業生與用人單位的“雙向選擇”。
3、市場為導向的自主擇業階段
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是我國大學生就業政策以市場為導向的自主擇業階段。2002年以前是以畢業生自主就業為主要特征的自主擇業時期。1999年，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頒布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按照這一文件規定，從2000年起，我國取消了向畢業生發放“派遣證”的做法，改為發放“就業報到證”。
三、國外部分發達國家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政策分析
世界各國尤其是美、日等發達國家均高度重視大學生就業問題。金融危機之下，發達國家的大學生的就業也遭受嚴重沖擊，其政府根據國內的具體情況也都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促進高校大學生就業。通過結合我國的國情，借鑒發達國家政府促進大學生就業的經驗，利于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問題十分突出的大學生就業困境。
1、美國
美國政府注意從拉動大學生就業需求、提高大學生供給質量和供求匹配媒介平臺建設等方面推進大學生就業工作。
首先，在拉動大學生就業需求方面。美國政府十分重視鼓勵創業。美國的公司注冊到開業所需要的審批步驟簡潔，等待時間短，所需支付費用低。相對中國，在美國創立企業容易。美國的創業教育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哈佛商學院“創業精神管理學”必修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更是有多門創業相關課程，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等大學也都十分重視創業教育。金融危機下，政府投資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美國政府啟動了一系列的投資計劃為大學生創設就業崗位。其次，在提高大學生供給質量方面。除了增加就業崗位外，對大學生開展更多的職業技術培訓，提高大學生的素質與水平，應對工作的需要，也是美國解決大學生就業的重要一環。美國的就業激勵措施最為完善，美國聯邦政府為了鼓勵大學畢業生到特定的地區或從事特定的職業，采取了許多激勵措施，其中最為常見的做法是免除學生的貸款義務。再次，在供求匹配媒介平臺建設方面。大學生就業匹配措施的核心就在于向大學生提供就業信息，以利他們根據有效信息和職業指導，進行有效的職業決策。美國聯邦政府勞工部設有勞工統計局，主要職能是匯總就業信息，作為政府決策和大學生個人擇業的參考依據。
2、日本
日本政府也采取了許多專門措施針對畢業生。如公共就業保障辦公室提供就業信息、就業咨詢與配置服務等，促進大學生成功就業。日本的負責機構是厚生勞動省和文部科學省，協同工作的主要是經濟產業省。在制度建設方面，日本政府除設立針對大學生就業的緊急雇傭對策本部外，還聯合學生綜合支援中心、經濟聯合團體等NGO，制定了《緊急雇傭對策》、《職業安定法》、《雇傭對策法》、《學校教育法》、《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等一系列法規。
和中國比較日本的大學生就業政策有許多可供我們借鑒之處。從政策性質看，我國出臺的政策多以《通知》和《意見》的形式下發，沒有上升到法律法規層面，缺乏強制力；保障水平低且碎片化，多機構出臺的若干政策沒有構成完整的體系。從政策體系看，我國的政策制定體系上缺乏相應的評估體制，缺乏有效的反饋驗證機制，對存在的問題很難發現和糾正。日本自2001年起，以各省府為對象，從國民視角出發，全面實施并同時公布評估方法、時間和人員，發表的評估結果包括政策目標、實施目標、達成目標、改善對策、實績評估、事業評估、規制評估、綜合評估等方面，我國應大力借鑒。
四、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關于大學生就業的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大學生就業模式有很大不同，但是這些國家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的許多做法很有借鑒意義，通過以上對比研究，可以啟示我們：解決大學生就業困境，首先需要高度重視主管機構的協作，多措并舉，化解結構性失業難題。其次，需要以利益補償機制、利益平衡機制引導、確保大學生的就業利益
綜上所述，中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情、就業模式上存在較大差異，照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就業舉措并不可取。我們只有具體分析我國大學生就業所面臨的各種困境與機遇，辯證地汲取美國等發達國家促進大學生就業的經驗，才能較好地應對當前或未來可能出現的大學生就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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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14.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國爆發了次級抵押貸款危機，臨危之初，各方不以為意，認為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再一次觸底。而當這次危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垮了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旗下的兩只對沖基金，美國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證券等金融機構亦宣布出現巨額虧損，雷曼兄弟等投資銀行轟然倒閉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時，經濟學家們才意識到，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對此次經濟危機，我們不禁反思：第一，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魔咒真的無法打破嗎？為什么無法打破呢？第二，資本主義自誕生發展至21世紀，為何危機的規模不減，反而更加來勢洶洶，如同風暴海嘯一般肆虐呢？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陣痛的由來與表現
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界定有兩種：廣義來說，當代資本主義是指“二戰”結束后的資本主義；而狹義上則指20世紀70年代初戰后繁榮結束后的資本主義，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種界定。
《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描述、批駁生動形象而一針見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剝削勞動、列強掠奪弱國就是資本主義的源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不外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矛盾帶來的生產過剩、資本家剝削剩余價值導致大眾貧困、資本家追逐利潤造成的商品價格偏離價值規律等。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漲等危機的爆發原因均是如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金融危機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發。
總體而言，戰后繁榮結束后的資本主義有三大新變化：即新自由主義化、金融深化、全球經濟虛擬化，顯而易見，這三大變化導致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經濟出現停滯的趨勢、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頻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地位被動搖等一系列危機。作為典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2008年金融危機是接近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漲等危機性質的系統性危機，其規模之大、牽涉之廣、影響之深都堪稱歷史之最。既然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仍無法避免，我們不妨從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變化著手，來探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陣痛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義化。1980年是資本主義新舊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大重要的變化，即自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推行至2007年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來。顧名思義，經濟自由主義意味著政府應該置身于經濟領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預經濟發展問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為：清除商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在全球經濟內自由流動的障礙；政府不再扮演引導和調控經濟的角色；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私有化；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向累退的稅收政策轉變；從勞資合作轉變為在政府幫助下的資本單方統治；以自由放任的競爭模式代替大企業間合作式競爭模式。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化，一方面為經濟增長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機構缺乏足夠的制約，而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也印證了，相比于新自由主義的積極作用，其缺點與不足的破壞性影響更加深重一些。
我們之所以稱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化為“新自由主義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曾出現過經濟的自由主義化。回顧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化，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美國的金融部門基本上沒有監管，從而出現了過度投機和大量的金融欺詐。金融系統內的危機傳染力迅速而強大，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盤，銀行系統在幾年后亦隨之崩潰。銀行系統的崩潰很快便傳遞到實體經濟，隨著大蕭條的發生，人們普遍認識到：沒有監管的、過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蕭條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經濟自由主義化有些敬而遠之了。20世紀40年代后期，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完成了構建，其特點在于：在多個國家乃至世界體系內進行積極的政府經濟調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勞資合作，并在大企業間實行合作競爭模式。由于政府角色顯著變化而形成的歷史性突破，戰后體制往往被稱為“調控的資本主義”，或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積極作用一直持續到1973年。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滯漲”的現象，通貨膨脹、經濟停滯與高失業使得人們對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由于其主要特征類似于大蕭條前的“自由市場”版本的資本主義，因此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即本文指出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變化之一。
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主義化進程也是一波三折，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人們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漸漸淡忘，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期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政黨等競爭對手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也漸漸消退。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自由主義化卷土重來，為2008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見，實體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模式內的可持續發展前景并不明朗。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共識已經終結：“在西方過去30年來一直處于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金融化是其發展的一大特征；而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隨著金融化的加深，我們亦將這一變化稱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義為資本主義經濟重心從生產到金融的長時間的轉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第二，與GDP相比，債務越來越多，美國金融化的鮮明特點就是債務規模擴大；第三，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作為資本主義長期趨勢的金融化，受到過戰后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的制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開始重構時得到松綁，而新自由主義化實現以后，就給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金融資產種類的增多，提高了經濟效率，從而為金融化提供了理論支持。阿羅和德布魯（1954）認為金融資產是對未來可能現金流的索取權，所以可以針對預期的經濟狀態提前改進資源配置，從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資選擇。弗里德曼（1953）則認為由于價格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當價格偏離正常水平時，投機者有利可圖，進入市場，買入或賣出，價格會恢復到市場所決定的正常價格，因而弗里德曼認為投機行為是穩定因素，從而打消了人們對金融投資行為的顧慮。
通過金融市場的運行、公司行為（債務融資、非金融公司新股發行等行為）以及經濟政策的推動，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進展迅速。1957年美國制造業占GDP的27%，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只占13%。到2008年，情況反轉，制造業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比重升至20%。資本主義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部門的重要性，將收入從實體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但也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薪資停滯現象的出現。通過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可知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不利影響還是很大的，其在宏觀上導致實體經濟增長放緩，金融脆弱性加劇，并激化了分配問題，使得金融化可持續性遭到質疑。
此外，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化有了互聯網助力，互聯網金融出現，資本虛擬化嚴重，各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復雜，大眾廣泛投資，經濟實力欠佳的不惜背負債務去參與，因而又產生了債務驅動型的消費與投資。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為模式仍缺乏社會責任。金融膨脹雖然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也會產生更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馬格多夫和斯威齊（1988）認為如果出現金融全球化，不可能進行全球金融監管，因而遲早會停滯的生產基礎上的金融上層建筑的爆炸，可能導致規模相當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崩潰。而且很不幸，他們的預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種債務、次貸循環往復、層層疊加，經濟泡沫泛濫，最終導致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
資本虛擬深化與全球經濟虛擬化。資本虛擬化是指在較為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與實體資本相對應的虛擬資本的出現，且其種類不斷演化，數量不斷膨脹，并與個別實體資本逐漸脫離關系的過程和趨勢。由此可知，資本具有“雙重”形式，一是真實資本，即工廠庫存、設備以及生產出來的產品，二是虛擬資本，即真實所有權憑證所產生的金融所有權結構，如金融市場上出現的股票、債券、期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屬于虛擬資本的范疇。資本虛擬化是社會信用制度發展的結果，其前提是貨幣的虛擬化，即貨幣逐步擺脫了自身具有的價值，向完全虛擬化的價值符號的趨勢發展的過程。初級形態虛擬貨幣的典型代表為商業票據和銀行券，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設立本國的中央銀行，統一發行的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法定貨幣（即法幣）的出現是貨幣虛擬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在貨幣虛擬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資本虛擬化，離不開社會信用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股票、債券和金融期貨等虛擬資本的產生和膨脹必須以完善的社會信用制度的存在為基礎。基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信用關系的股票、債券等，在銀行信用的介入和證券市場的發展的推動下，呈現出相對獨立的運動規律，甚至成為另一種獨立收入的源泉，虛擬資本最終得以形成。
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得貨幣的虛擬化進程在全世界范圍內展開，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則使得貨幣最終與黃金脫離聯系，成為完全虛擬化的貨幣形式。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隨著信用制度的高度發展，世界各國金融化自由進程推動了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規模創新，加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助力，引起了虛擬資產的高速膨脹，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資本虛擬深化現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創新和互聯網金融帶來的交易方式的變革，使得整個金融市場更加撲朔迷離，在看似光鮮亮麗的繁榮外表下，實則暗藏著巨大風險，危機四伏。
馬克思認為，只要經濟活動的目的是在金融領域內的“虛擬資本”增值，而不是真實資本在生產領域的積累，就是純粹的投機形式。而在經濟新自由主義大背景下，這種投機行為很容易導致虛擬資本膨脹，而虛擬資本的大規模發展和膨脹正是全球經濟虛擬化的基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就是由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貸款抵押債券這兩種虛擬資本所引發。這些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貸款抵押債券就是資本虛擬深化的典型產物，通過復雜的證券化技術，一筆資產可以有雙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筆資金也可以有兩種甚至更多的運動過程，它們具有資本的形式，卻可能沒有資本的內容，但它們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資本。
因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虛擬資本與實際資本有著本質的區別――虛擬資本本身不具有價值。在金融動蕩時期，它們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實際資產價值數倍的價格，也可能大幅貶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輪金融危機，就是由于參與虛擬經濟部門的投資具有低門檻、低成本以及高流動性等特征，導致大量貨幣流向虛擬經濟部門，從而造成社會整體經濟普遍繁榮的假象，貸款抵押債券等虛擬資本規模亦急劇膨脹，價格不斷攀升，并放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市場的繁榮表象刺激了人們對虛擬經濟的投資，虛擬資本價格不斷膨脹而形成經濟泡沫。由于大量資金被投入到投機易，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出現萎縮，當兩個部門的投資比例失調超過一定限度，人們對資本市場的預期會發生逆轉，實體經濟資金鏈條也會出現問題，因此虛擬資本價格迅猛下跌，導致金融產品、衍生品價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見，虛擬資本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一是虛擬資本的存在和發展使得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約束大大緩解；二是資本虛擬化促進銀行資本本身的虛擬化；三是資本虛擬化引發“泡沫經濟”等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新問題。
金融經濟危機發生以后，全球經濟虛擬化依然不會與實體經濟相脫離，起始于虛擬資本的金融經濟危機，也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很大影響。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初期，首當其沖的是虛擬經濟部門，大量金融機構虧損甚至倒閉，從而導致金融從業人員的大量失業，貨幣流通和信用機制遭到嚴重破壞，人們對整個金融系統的信心被摧毀。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擬部門的危害向企業等實體經濟部門及全世界蔓延，從而對整個國家和全球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以至于現在全球經濟仍恢復乏力。
中美如何面對經濟陣痛
美國的應對策略。次貸危機爆發后，由于全球經濟金融系統緊密相連，金融虛擬經濟衰退很快傳遞到實體經濟，并迅速從美國波及到全球的資本主義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為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美國作為此次危機的最初爆發國，經濟環境受其破壞也是最為嚴重的，因而其應對危機的策略也至關重要。美國救市的特點如下：
第一，美國采取的是嚴格意義上的救市行動，直接給金融市場注血――向大型金融機構注入大量現金。資產的大幅貶值導致金融機構的自身價值大幅縮水，金融機構獲取充足流動性以兌現其諾言，滿足客戶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變賣資產。如果金融機構不得不以減價出售的方式處理其資產，導致的結果是存款人獲得一個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機構同時賣出資產，拋售壓力會進一步壓低價格，迫使金融機構釋放更多資產，由此可能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為了盡快遏制住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美國政府不得不給金融市場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
第二，美國過度依賴債務。眾所周知，美國采取的是“卯吃寅糧”的債務依賴型體制，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債務的增長速度更是快得驚人：2008年，美國國債上限是10.61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70%；2009年，美國國債上限為12.10萬億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況更加惡化，美國債務上限達到了14.29萬億美元，而美國當年的GDP僅為14.62萬億美元，債務占GDP總額的98%。凱西研究所董事長凱西表示支持美國違約，理由是如果不違約，美國未來好幾代人都需要不斷償還當下美國人欠下的債務。而一旦美國通過美元大幅貶值或是其他方式進行違約，如此龐大的債務規模仍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危機。
第三，美國QE（貨幣量化寬松）政策轉嫁危機，使得全球經濟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寬松政策，量化是指擴大貨幣發行量，寬松是指減少銀行的資金壓力。在QE政策下，美國向市場投放了大量貨幣，同時也籌集了大量的鑄幣稅。此外，量化寬松政策還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從而使得美國外債大幅度縮水，支持了政府擴大財政支出，但同時也引起了全球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量化寬松政策除了通過全球物價上漲和美國債務價值縮水對全球經濟產生直接影響外，還會通過進出口貿易對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產生間接影響。因而，雖然量化寬松政策對美國經濟復蘇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但同時也對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經濟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中國的應對策略。在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中，西方世界風雨飄搖，很多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紛紛倒閉，而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型金融機構均沒有遭到流動性沖擊，在2011年，中國GDP還超過了日本，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而，在應對本輪金融經濟危機時，中國采取的不是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救市行動，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并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只是受其影響。所以，中國采取的應對策略也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大相徑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進行應對的主要手段。
其一，與美國不同，中國并沒有給金融市場注血，而是給實體經濟注血――制定了四萬億投資計劃，通過政府投資刺激內需。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通過外貿出口的傳導影響到中國的實體經濟，即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減少導致中國外貿出口的銳減，致使中國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貿出口型產業遭到重創。一些出口型工廠破產，農民工失業。為了盡快遏制住由外需的進一步惡化所導致的需求減少，中國政府出臺政策給實體經濟注血，增加內需以阻止一些工廠的破產。四萬億的投資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對“三農”的補貼以及對地方和民間的投資，同時輔以產業結構的調整，強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國的實體經濟。
其二，中國減持美國國債以降低損失風險。近年來，中國相繼購買了四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間接地支持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同時也給了美國在利率上“動手腳”的機會，這雖然讓中國如鯁在喉，但也讓中國利劍在手。由于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而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中方為了防止其長期性經濟衰退并抵制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中國已連續多年減持美國國債。2014年，中國先一次性減持2500億美元國債，同年9月，又拋售了800億美元國債，此后也一直在拋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國共拋售了美國國債1萬多億美元，仍為美國國債最大的債權國。
其三，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調整和升級。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因為美國金融創新中出現的虛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詐，以及美國的低儲蓄率和過度消費造成的。保全金融機構，最穩妥的方式是從金融監管領域著手進行，而直接進行大量的注資，治標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機構長期發展的。因而，中國金融市場發展戰略的調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國的金融改革要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要從深度、效率、可獲得性與穩定性這四個維度來衡量金融發展。一方面，金融業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強金融監管，實現我國金融風險整體可控，使我國金融體系禁得起經濟周期性變化與結構性變化的雙重考驗。
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陣痛還能治愈嗎
通過上文面對經濟陣痛的中美政策比較，可知我國并未發生金融經濟危機，且中國防御危機的政策更加明智穩妥，這首先要歸功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未曾出現金融失控現象；在抵御經濟危機的政策上，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國致力于對本國實體經濟的支持，實行供給側改革，未對其他國家、全球經濟產生負外部性，更顯大國風范。而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變化――新自由主義化、金融深化與全球經濟虛擬深化，又一次將資本主義世界帶入經濟陣痛的深淵，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市政策何時能明顯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見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這表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的舊體制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需要進行重大調整，建立新體制，而在新舊體制之間，將是一個較長的、充滿不確定性和巨大動蕩的時期。或許，當資本主義制度被徹底改變之日，就是它的經濟陣痛治愈之時。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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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它的發展能夠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同時它也是最容易導致泡沫的行業之一。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房價快速上漲，因此，人們對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有較多爭論，那么，什么是房地產泡沫？它是如何形成的？我們應如何控制泡沫，使房地產行業保持健康的發展呢？下面就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房地產泡沫的含義及特征
（一）房地產泡沫的含義
經濟學上對泡沫的定義，人們普遍接受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P?金德伯格的觀點，他認為泡沫就是“一種資產或一系列資產價格在一個連續過程中的陡然上漲，初始的價格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從而吸引新的買者……”根據他的觀點，房地產泡沫可理解為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這種價格的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并不斷吸引新的買者，隨著價格的不斷上漲與投機資本的持續增加，房地產的價格遠遠高于與之對應的實體價格，由此導致房地產泡沫。
（二）房地產泡沫的主要特征
1、房地產泡沫具有陡升陡降的特點，振幅較大。房地產泡沫在形態上，表現為房地產價格的大起大落。在泡沫出現時，價格短期內大幅度上升；在泡沫破裂時，價格又大幅度下降。
2、房地產泡沫不具有連續性，沒有穩定的周期和頻率。在房地產經濟周期上漲階段，容易產生房地產泡沫。
3、房地產泡沫主要是由于投機行為、貨幣供應量在房地產經濟系統中短期內急劇增加造成的。房地產泡沫大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破裂，而一旦破裂又必然會給經濟帶來重創。
二、房地產泡沫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消費者及投資者對未來價格的預期
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發展，房地產價格存在著潛在升值的趨勢，因此，房地產價格在人們未來的預期中也會不斷上升。對房地產未來價格的非理性預期造成投資者對未來房地產投資高回報的設想，過多的貨幣資本投入到有限的房地產買賣中，推動價格不斷上漲，從而使房地產價格不斷攀升。
（二）銀行信貸非理性擴張
由于房地產業是資金密集型行業，房地產開發必須擁有雄厚的資金，隨著房地產開發規模的不斷擴大，開發商僅靠自有資金是遠遠不夠的，其開發資金主要來源就是銀行貸款。房地產的高回報，使許多銀行在貸款的操作過程中，違反有關規定，向開發商發放大量貸款，金融風險不斷堆積，使泡沫產生的可能性加大。
（三）土地的稀缺性
我國的土地資源相對匱乏，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人們對稀缺的土地需求有無限擴大的趨勢。這種需求既有發展經濟的客觀需求又有對土地獲利的需求，在土地獲利需求的驅使下，把獲取的土地權益作為謀利手段。土地權益是虛擬資本的一種，它可以反復轉手。土地的稀缺性及其虛擬資本使地價在反復的交易中產生泡沫。
三、房地產泡沫的危害
（一）造成經濟結構失衡
房地產泡沫的存在意味著投資于房地產有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在泡沫經濟期間，大量的資金向房地產行業集聚，投機活動猖獗。
（二）導致金融危機
房地產業與銀行的關系密切主要是由房地產業投入大、價值高的特點決定的。一旦房地產泡沫破裂，銀行就成為最大的買單者。銀行與一般企業不同，安全性對其來說特別重要。一般生產性企業的倒閉只是事關自身和股東，對其他主體的影響較小。而銀行的倒閉不僅僅是這家銀行自身的事情，而且往往會引起連鎖反應，使其他銀行也面臨擠兌風險。
（三）造成生產和消費危機
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往往伴隨著經濟蕭條、股價下跌等。地價和股價下跌也使企業承受了巨大的資產重估損失。企業收益的減少又使得投資不足，既降低了研究開發投資水平，又減少了企業在設備上的投資。生產的不景氣又導致其雇傭居民實際收入的下降。企業倒閉意味著大量的員工失業，收益的下降也要不斷裁減人員。居民由于經濟不景氣和個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因此會減少當期的消費，個人消費的萎縮又使生產消費品的產業部門陷入困境。
（四）引發政治和社會危機
隨著房地產泡沫破裂和經濟危機的發生，大量的工廠倒閉，失業人數劇增。在金融危機下，犯罪案件激增。由于人們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感到不滿，社會危機逐漸加劇。
四、房地產泡沫的防范措施
（一）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監控和管理
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是預防房地產泡沫的首要措施。房地產兼有資產和消費兩重性，正因為如此，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十分活躍，容易產生房地產泡沫時，就必須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管理。首先，要加強對房地產建設的投資管理，根據收入的水平來確定投資規模，使房地產的產與銷基本適當，不至于過多積壓；其次，要加強房地產二級市場的管理，防止過分炒高樓市，使房地產泡沫劇增；再次，大力發展安居型住房，同時應加強市場統計和預測工作，從而使房地產行業成為不含泡沫的實實在在的主導產業。
（二）強化土地資源管理
政府應當通過土地資源供應量的調整，控制商品房價格的不合理上漲。要根據房地產市場的要求，保持土地的合理供應量和各類用地的供應比例。要嚴格懲處各類違規行為，嚴厲查處房地產開發企業非法圈地、占地行為，避免為獲取臨時和短期的土地收益而擅自占用和交易土地，對凡是超過規定期限沒有進行開發的土地，政府應立即收回。堅決打擊開發商的圈地和炒地行為。
（三）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合理引導資金流向
首先，要進一步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增加監管手段，增強監管能力，提高監管水平；其次，要加強信用總規模的控制，不使社會總信用過度脫離實質經濟的要求而惡性膨脹，從源頭上防止現代泡沫經濟發生；再次，要加強投資結構的調控，通過利率、產業政策等，引導資金流向生產經營等實質經濟部門。住房開發貸款對象應為具備房地產開發資質、信用等級較高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強化個人住房貸款管理。
總之，只要我們能夠充分認識其在發展過程中潛在的危機，及時進行治理，使房地產業真正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要保持高度的理性、宏觀調控、科學決策、正確引導，以防房地產市場的“虛假繁榮”，避免泡沫破裂后對社會的巨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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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已經有很多研究，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人性的貪欲；二是政府政策干預失誤和監管失控；三是新自由主義泛濫，盲目崇拜市場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四是實體經濟存在問題；五是金融體系和金融創新出了問題；六是美國主宰下的經濟全球化的惡果；七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本文運用政治經濟學理論對此次金融危機進行剖析，認為引發金融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層次的。
一、引發金融危機的原因：虛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國房貸金融機構推出零首付的次級按揭貸款。借貸者買房時不再需要交納20％或更高的首付，銀行也不再對借貸者的背景和收入情況進行任何審查，這實際上是在大規模向按揭貸款信用等級低、償還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階層貸款買房(次級貸款)。之后，銀行機構把按揭出售給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變成一種“有按揭支撐的證券”在市場上出售給國內外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機構，將全世界大量的投資者吸引到美國國內的住房市場上。2001年“次級貸款”余額僅為1200億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億美元，到2007年達到1.2萬億-1.5萬億美元。“次級貸款”經過包裝衍生為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總規模膨脹到10萬億美元，其中在國際上流通的約占2／3，涉及“次級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多達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券商都參與進去。
次級貸款及能夠流動起來的“有按揭支撐的證券”，對美國的房價上漲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國房價上漲速度驚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國房地產市場房屋總價值約21萬億美元，其中有約8萬億美元是投機的價值，泡沫占房屋總價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達到頂點，房價開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開始迅速攀升，結果是次級按揭貸款的整個循環鏈條斷裂，低收入貸款者無力償還貸款，放貸的金融機構本息無法收回，購買了“有按揭支撐的證券”的投資者的債券價值大打折扣，由次級貸款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爆發并且在世界范圍蔓延開來。
這樣的結局是必然的。政治經濟學中所揭示的市場經濟運動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和虛擬資本理論能夠對此做很好的詮釋。價值規律表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價值決定價格。在市場交換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場價格背離價值，而市場價格通過對價值的背離又調節著供求，結果是使供求趨向平衡，價格趨向于價值，交易遵循等價(等量勞動)交換原則。在這里，特別需要關注馬克思的需求理論，它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第一，馬克思說：“要給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下一般的定義。真正的困難在于，它們好像只是同義反復。……社會要滿足需要，并為此目的而生產某種物品，它就必須為這種物品進行支付。事實上，因為商品生產是以分工為前提的，所以，社會購買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用來生產這些物品，也就是說，用該社會所能支配的勞動時間的一定量來購買這些物品。”可見，馬克思認為，需求首先是生產問題，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為在生產中投入了相當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向社會提供了包含這個一定社會必要勞動量的使用價值(財富)。只是現在需求方用貨幣來抽象地代表他向社會提供的財富(抽象財富)，他持有的貨幣體現著換取具體財富(使用價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場中進一步研究，馬克思指出了市場價格變動對需求的影響：“在需求方面，……從量的規定性來說，這種需要具有很大伸縮性和變動性，……如果生活資料便宜了或者貨幣工資提高了，……對這些商品就會產生更大的‘社會需要’。”“如果需求減少，因而市場價格降低，結果，資本就會被抽走，這樣，供給就會減少。”所以，市場需求規模取決于公眾通過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所形成的實際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個市場而言，其市場需求規模決定著供給規模。
美國的次級貸款是向償還能力很差即沒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階層在零首付條件下貸款讓他們買房。并且認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產價格一定會上升，次級貸款者一定會從房屋投資中獲利。從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獲得投資收益和物美價廉、功能齊全的高質量自有住房。銀行機構通過“金融創新”把按揭出售給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變成一種“有按揭支撐的證券”在市場上出售給國內外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機構，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資者吸引到美國國內的住房市場上，同時也把風險推銷了出去。魔術似乎變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資機構愿意投資，這就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虛擬出一個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
馬克思指出，證券化的資本積累是虛擬資本的積累，“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叫做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資本會提供的收入。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利率越低，證券化的資本的投資規模越大、價格越高，虛擬資本的積累規模越大。由于房地產和有價證券一樣，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資規模受利率和房屋價格影響大，因此，在房地產價格過度上漲中也會產生巨大的虛擬資本。
虛擬資本的積累會遠遠大于實際資本的積累。虛擬資本的積累產生于房地產和有價證券價格上升帶來的投資機會。例如，如果預期房地產價格上漲，會誘發人們的投機行為，市場需求就會迅速膨脹。由于房地產和其他產品不同，在一定時期內供給很難快速增加，因此投機需求會帶動價格持續上漲，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對較低的利率會使房地產市場虛擬資本積累額巨大。2001年，美國經濟出現衰退，政府為了挽救經濟，連續13次降息，基準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資產價格上漲，2003-2006年，房價漲幅超過50％。低利率、房價上漲、沒有首付的次級貸款、“有按揭支撐的證券”的流動，都在極大地刺激著房地產的投機行為，由此膨脹出一個巨大的虛擬資本。馬克思把虛擬資本稱為名義貨幣資本并且把它比喻為肥皂泡，所以，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虛擬資本的快速積累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無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國經濟復蘇，美聯儲擔心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兩年內將基準利率從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價開始下跌。高利率和房價下降使許多低收入的次級房貸家庭無法還貸，次級抵押貸款違約率大幅上升，次級房貸危機爆發。表面上看，次級貸款危機的爆發由利率提高和房價下跌引起，實際上是，美國房地產市場虛擬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遠遠地超過了美國人對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實體經濟中的價值規律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著作用。由于美國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實際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無法兌現巨大的房地產價格泡沫，實際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把利劍最終刺破了這個泡沫，房地產價格下跌，不僅向其價值回歸，而且，由于在價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給遠遠超出實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價格會持續跌落至其價值之下。
為這場危機買單的，首先是低收入階層貸款買房者，他們喪失了住房，喪失了存款甚至傾家蕩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學術顧問、東京大學伊藤誠院士指出，當年日本由投機易推高住宅價格，引誘勞動者家庭借款，結果導致巨大損失。這種住宅融資的攻擊性推銷，只能成為銀行等各種金融機構新發明的現代化大規模的剝削手段。其次是公眾的利益損失，它通過和次級貸款相關的債券貶值、金融危機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讓公眾來承受由此帶來的損失。馬克思指出，當經濟中的泡沫破滅時，“只要這種貶值不表示生產以及鐵路和運河運輸的實際停滯，不表示已經開始經營的企業的停閉，不表示資本在毫無價值的企業上的白白浪費，一個國家就決不會因為名義貨幣資本這種肥皂泡的破裂而減少分文。”但是，經濟泡沫的破滅往往和經濟危機相伴隨，并且加劇經濟危機，表現為虛擬資本大規模減少，信用危機程度加深，有價證券持有者的財富大幅縮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機毫無疑問地證明了這一點。
二、金融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國為什么要通過次級貸款來虛擬一個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導致了貧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
資本主義是一個資本強權的社會，資本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并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沖動和經常的趨勢。”“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縮短工人必須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以此來延長工人能夠無償地為資本家勞動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勞動力的價格能夠不斷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資料量同時不斷增加。但是，相對地說，即同剩余價值比較起來，勞動力的價值還是不斷下降，從而工人和資本家的生活狀況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好處大部分由資本所有者占有，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成果都必然會進入了少數資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隨著經濟的增長是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資料顯示，2005年，美國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擁有的財富都達到了192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萬，他們的收入與最窮的50％的人口的總收入相當，而最窮的50％的人口有1.5億。從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份額翻了番。
貧富分化帶來的問題是，“以廣大生產者群眾被剝奪和貧困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一方面，資本在競爭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斷集中，資本集中加速了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生產規模日益擴大，社會財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的分配關系，使工人階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費能力一方面受工資規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實的限制，就是他們只有在他們能夠為資本帶來利潤的時候才能被雇傭。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在繁榮期間，增長更快的是資本獲得的剩余價值和由此帶動的資本積累，這就使生產擴張快于社會有支付能力的擴張，潛伏著即將爆發的經濟危機。
在美國，由于貧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不可能通過改變它的分配制度來消除貧富分化，避免經濟衰退。而通過零首付的房屋次級貸款來虛擬出一個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總需求擴張，只能延緩經濟衰退出現，并且通過虛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撐的證券”的出售將全世界大量的投資者吸引到美國國內的住房市場上，進一步促進供給相對于美國國內實際有支付能力的過剩，加強了經濟危機爆發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國家帶人經濟危機之中。
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生產相對過剩與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機爆發的助推器：市場失靈且缺少監管
凱恩斯認為，經濟波動雖然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但是，“商業循環之所以可以稱為循環，尤其是在時間先后上及期限長短上之所以有規則性，主要是從資本之邊際效率之變動上產生的。”即投資的波動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資市場心理有徹底改變，否則就沒有辦法避免就業量之劇烈波動；然而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預料會有此種徹底改變。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把決定當前投資量之責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見，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必然導致經濟衰退，國家必須對宏觀經濟活動進行有意識的干預，特別是要對投資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凱恩斯主義主導下，1945-1973年，在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有政府管制的資本主義，政府對經濟和金融系統實行嚴格管制。
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義，都主張市場是唯一有效的經濟活動調節器，反對國家對宏觀經濟活動有意識的干預和實行有政府管制的資本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在繼承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主張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張私有化，認為私有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主張市場化，認為離開市場就談不上經濟，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場經濟“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資產階級……高聲地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些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可見，新自由主義并沒有超越古典主義和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產階級主張的無政府主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逐步取代了凱恩斯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信奉自由市場的市場經濟，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現在，資本主義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之花結出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惡果。
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指出，現代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非常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美國在19世紀實行的是比較自由的市場經濟，那時大約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嚴重的金融危機。到1929年，自由市場經濟導致了美國金融體系的崩潰。此后，美國于1945-1973年期間實行的是管制的資本主義，在此期間沒有發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機，也沒有一家大的金融機構破產。但是自1980年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抬頭，美國經濟出現了一系列的資產泡沫，并伴隨著產生了相應的金融問題。比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出現了一次比較大的危機，一種特別的金融機構——儲蓄銀行破產了，中央銀行不得不耗資數千億美元來挽救這些銀行。9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又出現了一個吸引了全世界范圍資金的巨型泡沫，這個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時候也造成了數千億美元的損失。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房地產市場又出現了一個巨型泡沫，而這個泡沫目前也在破裂。”這是因為，有管制的資本主義通過嚴格的經濟和金融系統管制以及調節貧富差距的稅收和社會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生產和消費的矛盾。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反其道而行之，反對社會對市場有意識的監督和調節，而在生產社會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的當代社會，自由的市場調節只能加劇生產和消費的矛盾，加深危機的深度和廣度。
馬克思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進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失靈，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資本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實現最大利潤的重要途徑是不斷進行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在資本不斷積累過程中，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不斷加劇。在無政府的市場經濟中，只有通過經濟危機的爆發來解決生產和消費的矛盾。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爆發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市場無法有效調節經濟的表現，“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會不斷產生巨大的紊亂。”
其次，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信用制度是資本集中的有力杠桿，并且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信用制度通過為實體經濟提供信貸資金支持，會產生虛假的社會需求來刺激實體經濟生產的擴大。特別是在一些生產周期比較長的部門，生產的擴張會受到貨幣資本的限制，但是“這個限制被信用制度和與此相聯系的聯合經營(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貨幣市場的混亂會使這類企業陷于停頓，而這類企業反過來也會引起貨幣市場的混亂。”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是，沒有監管的次級房貸和金融創新創造了對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虛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信用制度推動下使實體經濟中的供求失衡，而實體經濟問題的爆發又引發金融市場的混亂。因此，本次金融危機實質上是經濟危機，而沒有監管的次級房貸和金融創新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助推器。
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學合理地設計金融創新，對市場經濟體系進行包括金融體系、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必要的調節、監督、管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避免市場經濟“不斷產生巨大的紊亂”的基本保證。對市場經濟進行必要的調節、監督、管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適應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所做的生產關系的必要調整，是社會向更高級階段演進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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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彩虹，世界大轉折的偉大預言[M]，讀書，2008，(1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對拉美地區現代經濟增長趨勢的解讀
從歷史進程看，拉美國家前后經歷了“外向―內向―外向”三種“鐘擺式”的發展模式。1870～1930年是以初級產品出口繁榮及早期的工業發展為特點，各國普遍實行初級產品出口發展模式。1930～1950年在3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大蕭條的沖擊下，部分拉美國家轉向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探索階段；1950～1982年因拉美各國都被卷入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大潮而形成戰后的工業化期，社會轉型也普遍進入加速期。1982年以后，拉美地區因結構性發展危機的爆發而進入一個結構調整階段，期間，拉美國家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結構改革，實現了由內向發展模式向外向發展模式的轉變、由國家主導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并從2003年起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擴張周期，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增長的階段性和波動性特征明顯。拉美在經歷1950～1980年30年持續、較高的增長后（50、60和70年代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5.1%、5.5%和5.9%），出現了長達20多年的經濟滑坡（80年代經濟增長僅為1.2%），到2003年才出現新一輪經濟擴張（2003～2008年年均經濟增長超過5%，人均GDP年均增長超過3%），基本恢復到前30年的增長水平。
二是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協調。1950～1970年是產業結構升級最明顯的時期，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從1950年的22.1%下降到1969年的15.7%，第二產業占比從1950年的33.2%上升到1969年的40.2%。與此相反，1990～2008年是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的時期，三種產業的比例大致為6%：31%：63%。而1970～1990年是產業結構波動的時期，債務危機的爆發延緩了70年代第一產業繼續下降的趨勢；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比重下降，不是拉開“后工業化時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業化”的困境中；服務業比重雖然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規就業的急劇膨脹實際上使“第三產業化”的內部結構異常分化。
三是內需和外需缺乏平衡。首先，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高達80%左右，其中私人消費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過70%，90年代以來私人消費占比降至66%左右。但就整體而言，最終消費（確切說是私人消費）始終是拉動拉美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影響消費的因素，如工業化水平、消費模式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都將間接影響經濟增長狀況。其次，除20世紀70年代外，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這表明拉美地區的投資率相對較低，雖然70年代得益于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獨享高投資率（23.1%），但是投資質量和效率并沒有提高。最后，凈出口占GDP的比重波動最大，這意味著外需也成為引發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
從發展困境到結構性危機的演變
進口替代工業化增長方式的基本特點是：大力發展本國制造業以取代制成品的進口；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產業投資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并帶動國內外私人投資；建立高關稅和非關稅體系保護國內市場；工業部門的快速擴張帶動了城市就業的增長和城市化，拉動了國內需求的持續增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增長方式開始逐漸失效。
20世紀60年代：隱現結構性失衡。從增量角度考察，消費需求盡管仍是拉動拉美經濟增長份額最大、動力最強的國內需求，但有放緩趨勢；投資需求幾乎停滯；變化較大的還是凈出口需求，它從50年代的負拉動變為60年代的正拉動。上述趨勢說明拉美在60年代明顯呈現出“內向發展不足”的特征，而凈出口無疑成為進口資本品所需外匯的主要來源。這種情況首先出現在那些啟動進口替代工業化最早、而國內市場又相對狹小的國家，如烏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繼而向其他國家擴散，具體表現為一系列結構性失衡。
第一，非耐用消費品生產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限制，導致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從拉美地區整體看，盡管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呈現上升趨勢，但是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對此，拉美國家主要采取了兩項政策，一是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力圖由地區市場來彌補國內市場的不足；二是鼓勵制成品出口。這些政策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足以從根本上克服上述矛盾。
第二，貿易失衡。在內向工業化模式下，拉美國家的工業產品主要銷往國內市場，而工業部門自身卻要不斷地從國外引進技術、裝備和原材料。這種進口需求還會隨著工業體系復雜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加大。工業部門在工業化進程中要長期靠農礦業部門創匯來支持。拉美國家雖然資源豐富，大都是重要的農礦產品輸出國，但這類產品出口經常受國際市場需求和價格變動的影響，不僅出口收入很不穩定，而且低附加值產品也使出口地位處于日益不利的困境。直到后來，農、礦兩個部門自身也沒有外貿盈余了，工業發展因此失去了外匯支撐。
第三，食品危機和能源危機形成雙重打擊。農業部門偏重于發展出口生產而忽視糧食生產，造成食品進口迅速增長。除阿根廷等個別糧食輸出國外，大多數拉美國家都出現了糧食短缺。同時，拉美國家多年來一直依賴進口廉價石油，當時除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少數國家外，其余都是石油進口國，其中巴西85%的石油靠進口。國際石油危機引發油價暴漲之后，大大加劇了外貿失衡。
第四，創造就業難度加大。城市就業“非正規化”、“三產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兩極化相當嚴重，社會動蕩局面日漸加劇。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勞動力的“生產性吸納”掩蓋了“就業不足”。
20世紀70年代：錯失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時間窗口。上述結構性失衡的根源是原有的進口替代增長方式已失效，或稱之為“簡易”替代階段已走到盡頭。在亞洲，中國臺灣和韓國實施進口替代不僅起步晚（50年代），而且于60年代就轉向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與東亞相比，拉美國家在70年代已具備“人口紅利”的條件，但它們卻沒有走這條路，貽誤了增長方式轉變的良機，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遺憾。
盡管60年代后期拉美已度過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但是由于新生人口逐步進入勞動年齡，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的相對比重自1970年（53.5%）開始逐年增加，到2010年其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65.4%，人口就業壓力開始凸顯，但也正因為如此，依存比率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曲線呈現相反趨勢，換言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達到最大的時候也是社會負擔最輕的時期，亦即1970年至今拉美處于“人口紅利”期。然而，期間拉美國家并沒有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這個比較優勢。
1973年國際石油危機發生后，隨著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國際資本市場并尋找出路，拉美國家就紛紛走上“負債增長”之路。通過大規模舉債，拉美國家在70年代依舊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很快就陷入債務危機。因此，學界普遍認為，拉美“負債增長”使結構性發展困境進一步演變成“結構性發展危機”，債務危機不過是“結構性發展危機”的表現形式。
拉美國家在六七十年代沒有果斷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其內因在于制度慣性所形成的“路徑依賴”造成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猶豫”，外因則是由外部環境形成的充裕流動性強化了這種“惰性”。在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問題上，切不可貪圖短期繁榮的假象而犧牲未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真實。
債務危機發生后，人們終于意識到，進行結構改革、轉變增長方式已勢在必行。這個過程是從80年代前半期的“應急性”調整開始，經1985年前后形成“結構性”調整的政策共識，隨后進入90年代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結構改革時期。
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新契機與立足點
隨著世紀之交拉美左翼勢力在政治舞臺上的崛起，新自由主義明顯退潮，各國紛紛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改革后的再調整，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第一，以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為代表的“激進”型政府通過油氣資源的國有化重新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力；第二，以巴西和阿根廷等為代表的“溫和”型政府強調通過公共政策手段進行調整，促進經濟增長，糾正社會領域的嚴重失衡；第三，即便那些不是左翼當政的國家，經濟政策調整的幅度也不小，尤其表現在利用反周期宏觀經濟政策“熨平”經濟波動的能力上。可以說，新世紀的頭十年是拉美國家在逐漸擺脫新自由主義束縛的情況下又一個經濟調整與變革的十年。這新一輪的調整為拉美國家相對順利地渡過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創造了重要條件。
國際金融危機讓出口導向依賴型的新興國家充分認識到受發達國家需求制約以及貿易條件大幅波動的雙重風險。展望“后危機時代”，拉美國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續增長之路，急需進行重大的結構與政策調整。
第一，調整對外貿易的地區布局。危機過后，發達國家的追加需求可能下降，世界經濟增長率因而比危機前有所放慢；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增長中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部分地彌補發達經濟體需求的萎縮。南美國家經濟復蘇前景之所以明顯好于墨西哥和加勒比國家，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就是南美國家的出口市場更多地集中于亞洲、特別是中國。因此，拉美國家調整對外貿易的傳統布局，進一步擴大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市場份額勢在必行。
第二，調整產業結構。從技術集中度分類，拉美地區制成品貿易主要集中在中等技術和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兩類產品上，高技術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有待提高。因此，以客戶工業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想沖出危機導致的外需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重圍”，必須對產業結構作相應調整，并進行技術創新、產品升級的“第二代改革”。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南美國家想擺脫“資源詛咒”的宿命、規避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風險，除延長產業鏈、提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外，可能更多地需要考慮如何使本國制造業融入亞洲的產業鏈，以擴大其制造業部門與亞洲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
第三，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開展國際融資的渠道應有所調整。拉美國家對FDI和國際融資較高程度的依賴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在吸引FDI方面，隨著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對外投資能力的明顯上升，拉美國家需要加大從這些國家引進直接投資的力度。在國際融資方面，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深化可能意味著國際資金流動的減少和國際融資成本的提高。面對這種形勢，拉美國家有可能更多地運用非傳統的融資方式。
第四，通常而言，經濟發展階段一般沿著資源驅動型、資本驅動型、勞動力驅動型和生產率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路徑逐漸達到更高的水平。拉美國家已經經歷了初級產品出口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化和外向型發展三種模式，但從支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長期因素看，從“習慣”于要素投入轉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上來并非易事，因此，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和通過研發促進技術進步，應是拉美堅持的一項長期戰略。
第五，從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看，拉美國家要走上持續增長之路還將面臨新的、更復雜的挑戰，需要擴大公共政策空間，增加可供政策融資的資源，并創建相應的體制機制等。可以預期，如何有效地發揮國家的作用將再度引起拉美國家的重視。
結語
通過考察拉美地區60年的經濟增長，我們發現，由于在某些階段拉美國家錯失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良機，造成一系列結構性失衡，最終以債務危機這種“劇痛”的形式消化失衡后果，進而導致現代化進程一路曲折。其啟示意義在于：
第一，進口替代工業化作為一種發展模式有其自身局限性。一般來說，進口替代模式在工業化初期運行都比較順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就逐漸出現多種結構性失衡，這一模式延續的時間越長，結構性失衡就會不斷加劇，甚至釀成結構性發展危機。
第二，從需求結構看，拉美國家必須鞏固消費、提高投資、促進凈出口，爭取內外需平衡。而要鞏固消費，國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必要條件之一；提高投資，需要合理的產業政策做指導，尤其是吸引外資和促進國內私人投資的激勵措施要配套；發揮凈出口的拉動作用則需要促進出口多元化，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加強與亞太國家的產業內貿易。
關鍵詞：
國債；宏觀經濟效應；風險預警；建議
一、我國國債的發展背景及現狀
國債以中央政府擔保為主體，向公眾籌集資金的一種特殊債務債權關系。在當今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國債不僅僅是中央政府實現融資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以及金融管理的有效工具。國債的主要功能有：國債可幫助政府彌補財政赤字、償還已有債務、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資金來源以及調節經濟的運行等。1981年，我國宣布恢復發行國債，自此以后，我國開始了國債擴張的時期，而歐洲、希臘和美國的債務危機，更是提高了國債在調控宏觀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國債的發行有增無減。特別是在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中，國債對于穩定我國內陸和香港地區的經濟做出的巨大的貢獻有目共睹，在全球經濟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國債再次引起了學者和管理者們的高度關注。研究國債的宏觀經濟效應和風險預警問題，對于處于經濟改革攻堅期的中國和中國經濟尤其具有現實意義。我國自1981年恢復國債發行以來，國債發行數量迅速攀升，我國國債發行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為：1981—1986年這一階段處于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政府一直使用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多年來努力維持財政收支的平衡。僅在結束以后，為了彌補歷史欠賬，連續兩年產生了預算赤字問題，國家因此宣布使用國債來彌補預算赤字。總的來說，此階段無論是財政赤字或者是國債的發行量都相對比較少，此時期的國債年平均發行額也處在100億元以下。另外，在這一階段發行的國債具有十分明顯的行政色彩，國債政府不允許有流通和轉讓，且此階段國債也不存在一級和二級市場，這是此階段國債不同于其他階段國債的主要特征。
（二）第二階段為：1987年--1993年這一階段，處于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邁入了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時代，政府和民眾對于國債也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政府工作會議上更是把長期發行國債做為今后經濟工作的重點。這一時期，我國國債發行數量迅速增多，1993年底國債發行額超過了三百億元，而這一數字在1981年只有五十億元。此后，國債做為金融融資工具的地位也正式確立，1988年，我國國債的發行和流通市場初步形成，告別了無國債一級、二級市場的歷史。需要提出的是，1987年國務院研究決定不在允許向中央銀行再進行透支的行為。因此，出于彌補財政赤字的需求，政府開始增發國債，導致這一時期國債規模迅速膨脹。
（三）第三個階段為：1994年--至今這一時期我國經濟處于加速增長和變革期，1994年，我國正式做出不允許財政部向中央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的決定。標志著此后政府還本付息和彌補赤字的唯一手段是發行債務，這一決定導致國債發行量的又一次劇增。這期間，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國內總需求嚴重下降，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中國開始施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反周期調節。在與亞洲金融危機做斗爭的艱苦過程中，國債做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發揮了巨大的經濟作用，有效的拉動了中國經濟，降低危機損失，使中國經濟免受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2007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接著是歐盟區爆發歐洲債務危機，全球經濟收到重挫，迅速低走，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因素也持續增加。為了維持經濟秩序、避免我國經濟遭受損失，我國施行以財政赤字和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我國國債規模最近幾年的迅速膨脹。并且，隨著國債發行規模的不斷膨脹，我國的國債一級和二級市場都發展迅速，且功能日趨完善，不僅增強了國債在財政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更是為有效的發揮金融功能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二、國債的宏觀經濟效應
學者對于國債宏觀經濟效應的影響稍有爭議，有學者認為國債政策的使用利大于弊，有些學者的觀點則正好相反。但是，但無論是消極還是積極影響，學者和管理者的唯一一點共識是：國債是調節經濟、實現金融市場科學管理的重要手段。為了更好的研究國債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必須首先了解國債都有哪些宏觀經濟效應。
（一）國債的財政支出擴張效應國債的財政支出擴張效應具體來說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國債還本付息的壓力提高財政支出的數額；第二，做為政府財政收入來源的國債，對于政府預算約束條件有弱化作用，具體解釋如下：首先，從性質上來說，稅收具有強制性和無償性的特點，而這一性質與國債恰好相反。具體來講：國債做為一種金融工具，是一種債務債權的憑證，需要政府到期以后對債權人支付本金和利息，從此種角度，國債并不是無償的。另外，政府管理者可以根據現實經濟需要決定國債發行的規模和時間，因此，國債又具有靈活性的特點。其次，財政支出具有剛性，國債規模膨脹的行為極有可能由于慣性一直持續下來，使發行國債從一種暫時性替代行為成為一種經常性的行為，這種行為會反過來導致財政支出數額的進一步增長。這是由于會涉及到直接或間接群體的利益，減少財政支出數量的行為也必然會引起利益群體的反對。綜合這兩種情況，無論是出于經濟還是維穩的考慮，發行國債都會做為一個固定的經濟行為穩定下來，且要保證國債的凈收入額有增無減，即國債會對財政支出的擴張起到促進作用。再次，國債由于是一種需還本付息的債務債權憑證，除非國債規模的擴大所帶來的現金流會超過國債還本付息的數量（通常現實情況下難以實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發行國債與沒發行國債相比，財政支出的負擔顯然加大，因此，財政支出規模也會進一步擴大。此外，國債自身還具有自我積累的機制，即市場利率會隨著國債規模的增大而上漲，當國債負擔率超過財政的支付能力時，就有引發財政風險的危險，甚至會引發經濟和社會危機，后果不堪設想。此外，國債做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國債規模的擴張會弱化財政預算約束。這是由于政府的財政收入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具有一定的彈性，可根據現實經濟需求改變其規模。因此，預算收入的約束條件并不是很強勁，從而財政支出能力沒有被很好的約束，即財政支出的規模會相應的增大。
（二）國債對消費的調整作用民間消費和政府消費共同構成總消費，其中，前者從比例上占據絕對地位，而后者在總消費中所占的比例則相對較低，且提升空間也相對較小，所以政府消費的主要目的是對民間消費起到補充和拉動的作用。所謂拉動民間消費是指，政府通過對政府消費規模的調整來提高民間投資水平。消費和投資是我國財政支出的主要去向，已有學者使用宏觀經濟數據對三個變量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證實政府消費和民間消費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當民間消費較少時，執政者可以通過減少政府消費來提高民間消費，具體措施有：適當提高轉移支付支出的比例、提高民間消費水平、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消費，以此達到提升民間消費的目的。相反，如果民間消費過高，則可以通過增加政府消費的手段減少民間消費。因此，正確的理解國債對于消費的重要作用，對于提高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率，優化國債資金資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三）國債對私人投資的擠入擠出效應學者對于國債擠出私人投資的研究爭議不斷，有的學者認為國債會擠出私人投資，有的學者認為國債不但不會減少投資，還會促進私人投資，即國債擠入私人投資。具體而言，國債擠入私人投資是指國債做為一種社會資本，具有外部效應，如果國債融資后的成本主要是用于公共資本品的支出，所以說，國債規模的擴大會提高私人投資的水平。相反，如果國債融資的目的是為了進行消費，則國債規模的擴大會使私人投資水平減少，即國債擠出私人投資。具體來說，國債是通過以下渠道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的：首先，國債屬于公共資本，公共資本具有外部效應的特點，在社會供給以及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下，增發國債意味著投資者對國債的需求增加。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可知，利率水平會隨之上漲，即資金價格上漲。這會使私人部門的融資成本提高，企業的收益水平降低；其次，從融資種類來說，與其他融資方法相比，國債由于是以中央政府信用為擔保的債權債務憑證，憑借其收益率高、風險小、安全性高等特點，一直為投資者所偏愛，同等條件下，投資者會選擇使用國債進行投資而不會選擇私人資本，因此，國債對私人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
（四）其他效應此外，有學者認為國債還具有稅收平滑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等，所謂稅收平滑效應源自于巴羅的稅收平滑理論模型，巴羅認為如果對稅收和勞動征收稅收，會導致勞動力工作的意愿降低，還會產生一定的扭曲成本，并且這種扭曲成本隨著稅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國家為了減少這種扭曲成本，通常會把稅率固定在一個水平上，即實現稅收的平滑。當國債存在稅收平滑效應時，當期發行國債會提高未來稅收水平，人們的投資和消費行為不會發生相應的發生調整；如果國債不存在稅收平滑效應，則認為國債和未來稅收之間的關系不明顯，如果當期增發國債，消費者極有可能會改變自己的投資和消費行為。現在，已經有學者使用經驗數據對此論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在西方的許多發達國家，稅收平滑理論是符合現實經濟的。有學者認為，有時候政府為了減輕國債到期還本付息的負擔，可能會利用國債提高通貨膨脹率，理論上這一假設成立，但現實生活中，這一假設受到多種經濟因素的制約。如果現實生活中民眾對這一反應較為強烈，而執政者仍然堅持利用國債提高通貨膨脹率，將有可能導致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另外，是否使用這一方式還取決于執政者對于通貨膨脹的態度，如果執政者認為通貨膨脹帶來的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則不會采用此方式，反之，則會采用。
三、風險預警研究
為了更好的評價國債可持續性，學者和管理者根據現實經濟發展情況，建立了一套評價國債可持續的指標體系，在現實經濟中，常用指標的選取通常要符合國際和國內的使用習慣、要具有一定的靈敏度和代表型、另外還應該注重指標的可操作性和數據可得性。衡量國債風險預警的方法有很多，而指標方法由于其使用的簡單和直觀性，一直被學者們青睞，以下簡要介紹幾種常用指標：
（一）國債負擔率國債負擔率的表示方法為國債余額與國內生茶總值之間的比例，從中可看出，國債負擔率和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呈反比例關系，即GDP水平越高，國債負擔率水平越低，GDP水平越低，國債規模的增長空間比較大；國債負擔率比例越高，國債規模的增長空間比較小。歐盟頒布的《條約》中規定，所有成員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得超過60%。
（二）國債償債率國債償債率的計算公式為國債付息額與當年財政收入之間的比例餓，國債償債率水平越低，當年財政支出中用于償還國債的比例就越低，即償債壓力越小，國債水平可持續。
（三）國債依存度國債依存度通常使用國債發行額與財政支出之比來表示，此數值越高，表示財政對于債務的依賴性也越高，國債規模屬于不可持續水平，長此以往，財政也有可能無法繼續維持。國際上通用的國債依存度標準為15%-20%，具體數值各國家根據自身國情可酌情修改，但幅度不應過大，通常來說，國債依存度水平維持在10-23%之間。
（四）赤字率赤字率通常用中央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來表示，國際公認的赤字率警戒線是3%。根據經濟學相關理論，赤字率和經濟增長率呈反比關系，經濟迅速發展時，國家的赤字率水平通常比較低，此時國債規模比較小；經濟萎靡時期，國家使用反周期的擴張財政政策，使赤字和國債水平提高，赤字率水平也隨著增加。研究國債風險預警的指標和方法還有很多，在進行分析研究時，也應綜合考量各種指標，需要指出的是，但從以上指標數值上來說，我國國債遠低于國際標準警戒線。但是我國現實經濟中，存在大量隱形債務和或有債務，因此在制定國債境界性指標時應該綜合考慮國際標準和我國國情。
四、建議
（一）科學的制定國債風險預警的標準當今世界，仍有許多國家把《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做為國債風險預警的參照標準，這項條約是由歐盟頒布的，《條約》中規定成員國的赤字率應小于等于3%。但是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世界總體形勢的變化，固守這項指標將不再符合我國的現實經濟。因此，我國應科學的制定國債風險預警的標準，此警戒線既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經驗，又不能盲目的照搬。由于我國存在著許多隱形債務和或有債務，因此在設置標準時應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應略低于《條約》標準。合理的預警指標警戒線應該要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綜合考慮我國的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等水平，既要注重指標建立的科學性和理論性，又要注重指標的藝術性和靈活性。
（二）加大對私人投資的傾斜私人投資對于拉動我國經濟和消費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要加大對私人投資的政策傾斜，降低私人投資進入大型項目和重點項目的準入門檻。要給予私人投資資金更多發展機會，加大對私人投資的保護，建立相對應的法律法規，維護私人投資資本的利益，提高私人投資資本的活力和競爭力。
（三）合理調整國債規模和結構首先應該多樣化國債結構，長期以來，我國國債一直被看做是彌補財政赤字的手段，只重視國債的財政作用，忽視了國債的金融作用，且在國債產品的結構上也大多是注重中長期國債。這一方面制約了我國國債金融能力的發揮、另一方面也給我國財政支出未來還本付息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最主要的是也無法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此種情形下，我國應該加大對國債產品的創新、增加國債新品種、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增加國債產品市場活力、多加考慮符合市場和消費者需求的期限和利率組合、逐步實現全面業務電子化。另外，政府還應豐富國債持有者的多樣性，我國現有國債持有者絕大多數為機構投資者，個人持有國債的比率依然較低。從發達國家現有的債務市場中可以發現，只有投資主體是多元化的債務市場才能真正的稱之為成熟市場。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可以提高國債市場的活力、發揮投資主體的非金融機構作用，利于挖掘國債市場的潛力，不斷加深和拓寬國債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另外，應該加大國債資金對于國家重點項目和潛力項目的支持力度，把國債資金用于基礎設施項目，如教育、養老、生態、中西部等方面不僅能夠對私人投資起到擠入效應，而且還可以改善民生、加快科技進步、縮小地區差距，有利于處于經濟轉軌期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在國債規模上，不應盲目擴大國債規模，事實上，應對我國目前國債的絕對數量進行適當的減少，因為過于龐大的國債規模反而會制約財政政策的實施。這是因為：首先，如果國債規模過于膨脹，將會增大金融風險的概率，反而制約經濟的增長，這是因為國債項目有可能會給銀行借貸帶來巨大的壞賬風險；其次，過度膨脹的國債規模，也將導致消費需求的不足。因此，在確定國債規模時要在我國國情基礎之上謹慎周全的考慮。
（四）逐漸加強政府使用國債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國債不僅能夠從財政收支水平上成為擴大收入和彌補財政缺口的一項重要方法，更能夠引導國內外投資、國內需求甚至是國際資本的流動方向。因此，我國政府要逐漸的加強政府使用國債來實現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在經濟低潮期，通過使用減少國債達到刺激經濟的作用，向市場經濟中注入多元化的資本活力；相反，在國家經濟處于過熱階段，可以使用增發國債的方法，吸納社會閑散資金，影響社會總需求和資金流向，實現國債資金的優化配置，達到調控宏觀經濟的效果。
（五）注重對內外金融風險的防范隨著全球一體化及各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早已擺脫故步自封的經濟道路，日漸成為了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此種情況下探討國債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應該采用辯證和發展的眼光。應看到世界經濟的迅猛發展，一方面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風險傳遞的概率和速度。這就要求我國要注重加強對國內外金融風險的防范，而且隨著我國國債市場的不斷完善，國債市場和股票、證券以及貨幣市場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密。一旦貨幣市場或者證券市場發生危機，將會使國債市場遭受巨大損失，甚至會引起一國的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2011年美國和希臘的債務危機的景象依舊歷歷在目。因此，我們既要注重外界金融風險危害我國國債市場，建立健全科學的國債市場體系，又要防止由于國債市場出現問題而產生的金融危機倒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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