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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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益陽市歷史文化脈絡分析
作為湘北洞庭湖區域重要城市之一的益陽，背靠雪峰山，懷抱洞庭湖，是“長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以來就有“魚米之鄉”的美稱，也是湖南農業比重較大的城市。在“綠色發展”理念背景下，益陽市在經濟、人文、城市面貌、品牌創建等方面面臨巨大的機遇和挑戰。益陽市內名勝古跡裴公亭上有一幅楹聯“裴亭有色樹添色，資水無香士溢香”，它印證了益陽自古以來就“因廣木而彰聲，因人杰而地靈”的區域特質。近年來，益陽努力圍繞“綠色發展”這一主題，在建設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背景下，把山、水、林與湖湘文化結合起來，以生態、環保為目的，打造市民宜居的生態之都，以期最終將益陽建設成為生態宜居的現代化山水城市。
三、益陽市公共藝術設計分析
公共藝術以多種藝術形式存在于城市空間，雕塑、壁畫作為早期的藝術形式對城市起著裝飾作用，內容也往往反映城市的歷史文化、人文背景，公共設施更是為方便市民生活而慢慢發展起來。長期以來，市民對于益陽市的印象，大多是一些地方缺乏良好的規劃，如一些街道、小區、公園廣場等，出現一些臟、亂、差等問題，道路、公共健身設施需要維護等。因此，要為市民創造一個美的環境，就要盡量改善這樣的現狀。第一，公共藝術設計除了設計人們了解的城市雕塑、壁畫、公共設施、綠化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公共藝術觀念應該深入城市建設以及市民審美精神層面。公共藝術并不是簡單在公共空間加幾個雕塑、設施之類的藝術品就可以了，城市公共藝術最終應該追求人、環境、藝術的和諧，應該與市內建筑、綠化、歷史、人文環境等發生對應關系，設計者要根據整體的環境規劃設計公共設施，將周圍景觀要素的形態、色彩以及環境統一考慮，發揮自然特色，增加景觀設計，借此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第二，從城市雕塑藝術方面說，益陽目前沒有一件經典的、標志性的城市雕塑作為形象代表。城市雕塑就像城市的眼睛，如，說起紐約，大家都會想到典雅的自由女神像；說起美人魚雕塑，大家都會想到浪漫柔美、充滿童話色彩的哥本哈根……這些標志性的雕塑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既是經典造型，又成為該城市的地標形象之一。益陽作為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古城，也應該結合本地鮮明的人文特色，如桃花江傳說、竹文化、蚩尤與梅山文化，創作原創性經典雕塑形象以代表益陽的形象。第三，市內的公共設施需更加完善并服務于大眾。益陽城市公共設施存在配套不足的現象，部分公共設施存在安全隱患以及盲目引進、照搬、過于程式化的問題，一些地方的無障礙公共設施成為擺設，人性化設計不足，這些城市建設中的細節影響著城市的形象。一座城市的文明，往往體現在這些方便于民的細節之中，這些細節如果做不好，會破壞城市在人們心目中的整體印象，更談不上綠色宜居。在考慮設計公共環境設施的時候，設計者應從功能、審美角度出發，從人的需求出發，設計出能引發市民共鳴的好作品。同時，還要因地制宜，根據本地的環境、風土人情、地方特色規劃公共設施，以形成當地的風格特征，引起市民對地域的熱愛。目前，國內眾多城市已充分意識到公共藝術的重要性，積極通過公共藝術設計改善城市環境氛圍。益陽也應該緊跟時代的步伐，根據本市的實際發展情況，把自身打造成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打造成綠色宜居城市，重塑綠色特色、生態特色的新形象。
2.桑耶鎮歷史文化名鎮保護措施
（1）整體保護①自然環境要素保護主要包括鎮域地形地貌的保護和鎮區周邊自然山水格局的保護兩個層次。從鎮域來看，高山連綿不斷，北為掉瓦日那山、南為哈布日名山，整個地勢北高南低。而桑耶鎮區則位于鎮域南部，地處藏南谷地，是雅魯藏布江中游串珠狀寬谷地的其中一處。這些獨特的地形地貌成為孕育桑耶鎮各類歷史文化遺存的溫床，要求保護鎮域范圍內的地形地貌，尤其在四個歷史文化核心保護片區周圍，嚴禁大規模的開山采石，不得人為更變已有山體輪廓，保護已形成的自然生態格局和大地景觀環境，維護境內普曲河、善多等水系景觀，嚴禁亂砍亂伐，慎重處置各類旅游區的開發開放。同時，保護桑耶鎮區內幫寺日山、桑耶寺、哈布日名山、普曲河、措姆湖以及林卡、耕地林地等山水景觀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視線通廊，進一步整合城鎮、寺廟與山脈、水系及田園之間的關系，優化“谷口型城鎮”的環境特色，強化“山—寺—城”相輔相依的傳統空間建設思想，形成以山為景、以寺為核、以水為界、以林為底的整體模式。在此景觀格局范圍之內進行城鎮建設，應保證自然環境的歷史狀態，控制機動車輛的通行，控制建（構）筑物的建設規模和建設高度。②城鎮空間格局保護為了保護獨具特色的桑耶古城格局，延續其城市發展脈絡，對城鎮空間、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等城鎮組成要素進行分解和剖析。從空間布局來看，城鎮主要分布于兩山一河之間，在澤桑公路的交通牽引之下，圍繞桑耶寺呈現出不完整的扇狀布局形態。從街巷肌理來看，澤桑公路東段、澤桑公路西段和艾瑪龍公路形成以桑耶寺為中心的放射狀格局。同時，由于地處谷地，城鎮內部道路多較為平直。現狀民居建筑也多依路而生，并受太陽日照的影響以南北向布局為主。綜上所述，桑耶鎮隨著歷史的變遷與發展逐漸形成了“扇形+格網”狀的雙重空間發展格局。尊重桑耶鎮在歷史長河中積淀下來的城鎮發展格局，保留城鎮生長骨架，保護城鎮布局中的所有文化信息。盡量減少對老鎮區的大拆大建，新建建筑性質、體量、高度、色彩及形式上與歷史風貌相協調，對于嚴重影響歷史風貌的建筑予以改造。同時，建議與老鎮區性質、風格不相符的新鎮或新的功能組團在一定的保護距離之外另辟新址，避免破壞原有的城鎮格局和空間景觀。（2）桑耶寺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范圍：西含桑耶寺，南至康松桑康林，東界哈布日名山，北至澤桑公路。保護文物單位的原真性。嚴格保護桑耶寺、康松桑康林兩個歷史文化保護單位，具體措施為加大技術、資金投入，保護歷史文化街區文物保護單位的原真性，保護其作為“藏源文化窗口”的典型性。保護歷史環境的整體性。貫徹“整體性”保護思路，保護整體街巷格局、民居建筑肌理，實現歷史文化保護單位以及遺產周邊環境的整體保護。突出桑耶寺、哈布日名山白塔的標志性地位。對桑耶寺進行保護性修復，并對周邊環境進行重點保護和設計，突出桑耶寺以及哈布日名山白塔作為全城標志性景觀節點的地位。要求周邊建筑環境與桑耶寺協調統一，高度以不超過烏孜大殿高度的1/2為宜。
二、觀今：小鎮，昔日繁盛不復存在
1、轄區萎縮
從歷史上看，隋唐時期章安開始從繁華走向衰落，最主要原因是隋唐時期臺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章安遷至臨海。所以章安的轄區因此縮小，包括土地、人口、資源等都遭到削減。同時由于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在章安地區根深蒂固，所以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到后來東南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萌芽逐步出現，章安在整個東南沿海各個區域的經濟競爭中始終處于劣勢，沒能把握時機，逐步衰落轄區。隨著歷史的發展，昔日的輝煌早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2、遺跡依稀
雖然從今天看，章安已經不復當日的輝煌景象，但是從整個古鎮的格局來看仍然保持了過去最常見的長方形格局，街道基本東西、南北交錯分布。隨著社會對文物古跡保護力度的不斷加大，已經列為區級（椒江區）文物保護單位的有常樂寺、章安橋（或稱赤欄橋）、蔡橋；重要的文物保護點有15處（章安遺存、攝靜寺、梵音寺、葉家祠堂等）。但是光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對這些文物的保護問題，從政府到群眾很多人并沒有從深層次上理解文物保護的重要性，所以一些城區改造或是居民群眾自身仍舊在對這些古跡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壞，這也是相關部門應當重視的。
3、古跡衰微
在前文已經多次提到章安有數千年歷史，文物古跡眾多，擁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人文氣息，但由于多種因素，對這些文物古跡的破壞日益增多，并沒有真正得到重視，實在令人惋惜。章安橋在悠長的歷史歲月中受到過多次修正，基本上很多朝代都對其有過不同程度的修建和改造，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章安橋是乾隆時期重新修建的，各種裝飾、點綴都十分精美，無論從整體還是細節上，無不體現了其豐厚的歷史內涵和極高的審美價值。由于氣候因素以及回浦兩岸的侵蝕，同時章安街為了經濟發展也在不斷擴建，極大擠占了本來橋身兩端的空間，所以我們現在的章安橋與歷史上記載的章安橋已經有很大區別，外人來到甚至不知道這是一座古跡，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而著名的攝靜寺，原本香火十分旺盛，香客游人絡繹不絕，到了清朝末年卻開始慢慢落寞，到20世紀70年代最后兩名僧人出走后，寺址遭到徹底破壞。現在的舊存基本上只有三處，但也是荒涼不堪，有些本來寺廟的地方已經成為了農田。但是在這些廢棄的遺址上，仍然保持了一些雕像、石刻、石碑，這些都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物，應當受到重視和保護，而不是荒涼立在地上看著歷史變遷。同時，歷史上著名的林氏貞節坊是雍正年間建造的，從外表上看由四根石柱和石坊構成，也是極具歷史價值的，但是現在牌坊的頂部已經遭到破壞，坊身也被當地人作為房屋的一部分納入房屋內。并且由于歷史上章安的優越地理位置，地下古墓眾多，但是在歷史發展中卻屢遭盜墓賊光顧，很多著名的墓葬已經被盜而且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三、展望：椒北明珠，再現古郡遺風
1、章安文化發展的契機
（1）章安文化產業的自身優勢。章安文化項目大多故事性較強，如能修復一些必要遺跡，可讀加可看，一定引人入勝。崇梵寺在智才法師的努力下，這些年化緣投入了不菲的力量，初具規模，很有品位。其中寺內中國佛教“第一放生池”，是佛教天臺宗創始人智者大師所建，距今千余年歷史，學術價值非常高。寺內在重新修葺過程中，專門為“第一池”立碑，既有介紹放生池歷史的老碑文，又有為其重修解讀之白話文介紹，極有文化厚度，也通俗易懂，連“80后”的年輕人都為之喝彩，爭相留影。可預見，崇梵寺一定是今后臺州城區一大亮麗景點和佛教圣地。這便是典型的章安文化魅力，其優勢凸現。這也足給章安其他文化項目帶來自信。（2）區域產業的發展現況，力助章安文化產業化發展。區域經濟無不打上區域特點之烙印，章安不會例外。章安區域產業化發展的最大區位優勢是“傍城市”，而最大的資源優勢便是“歷史文化”。立足當地文脈，構建歷史文化風光帶，打造“臺州城市后花園”，將文化旅游產業立為當地支柱性產業。當章安其他產業優勢不明顯時，既可以力助文化產業發展，亦可提高當地知名度和影響力，便利招商引資，這也符合經濟規律。（3）當下的經濟形態是發展文化產業化的好時機。日本的文化產業化高速發展期，是在上世紀90年代，正好是日本國民經濟停滯期，在長達10余年的經濟徘徊中，日本許多大企業集團為了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紛紛轉入文化產業領域，造就了日本文化產業在全球的位置。眼下，全球經濟出現下滑，這是歷史賦予章安文化產業發展的機遇。俗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據悉，僅椒江近期就有三家文化發展公司申請登記注冊。（4）從修復歷史文化遺跡入手，導入章安文化產業化發展。章安目前可以排得出的文化產業項目有：章安古街、漢制古墓群、章安首航臺灣紀念點（包括紀念碑、紀念館、出航紀念地等）、章安名人館等等。一定要按照文化產業化的模式，盡快率先動起來，政府要出面撮合“產官學”各方，各司其力，成熟一個啟動一個。要把原先的規劃深入下去，在進一步論證的基礎上，盡快做出詳細規劃，以便相關企業盡快導入，從而包裝項目，拓展市場。在2005年8月，臺州市為了保護章安古鎮，出臺了《臺州市椒江區章安古鎮保護與開發規劃方案》，并且召開聽證會。終于在2007年章安被列為第三批省級歷史街區保護區。歷史在不斷發展，而章安也終有一天會重新以其豐富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內涵展現給世人。
1.1數據庫設計蘇州歷史文化專題數據庫的設計與建設應該從多角度、多領域、多維度綜合考慮與之相關各種專題數據，具體可歸納為四個方面，
（1）專業數據。歷史文化資源要素所擁有的，如名稱、類別、簡介、歷史功能、現狀功能、所有權、保存狀況、施工與材料、工藝、空間布局等等。
（2）空間數據。一方面是指歷史文化資源要素的空間位置描述，如所在點位坐標、范圍邊界線坐標等；另一方面也包括歷史文化資源要素所屬區域位置信息、地址屬性、地理編碼以及空間拓撲關系信息。
（3）時間數據。主要包括其創造、發現、翻建、維護等相關的時間信息。
（4）專題數據。與當前環境結合，對于歷史文化資源要素的發展變化有一定影響或者關聯數據，包括人口數據、經濟數據、環境數據、控保紫線數據、基礎地圖數據、行政區劃數據、道路交通數據、旅游數據、園林綠化數據、管網數據、水資源數據等多類數據綜合屬性信息。
1.2數據分類與編碼結合蘇州地方特色，將蘇州歷史文化資源依照分類別、分層次、分區域的原則劃分為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兩個大類；對于小類繼續細分，數據編碼可以有效地實現現實目標對象與計算機語言以及空間屬性信息的關聯與轉換，從而為歷史文化專題要素的檢索、定位提供支持。因此，根據歷史文化資源分類別、分區域、分層次組織的基礎上，結合各要素空間參考、幾何形態等空間屬性，實現歷史文化專題數據編碼規則。
1.3數據與共享為了盤活歷史文化專題數據、消除“信息孤島”，在數據庫建設與維護的基礎上，借助面向服務的體系結構（SOA）的思想以及WebService技術實現，將數據為通用、開放的Web服務，通過客戶端請求與服務端響應的通信方式實現創建會話、權限驗證、數據操作、結束會話整個信息交換流程，從而以數據操作服務接口的形式實現信息的與共享。每一次數據操作服務均由客戶端發出一個數據操作服務描述的請求，數據庫訪問服務器接收到后生成并返回一個響應，該響應中包含數據操作服務結果的XML文檔。
2系統建設
利用GIS作為信息載體與表達方式，在建立歷史文化專題數據庫的基礎上，搭建檔案信息系統，實現歷史文化專題數據與基礎地理信息的整合，形成蘇州歷史文化“一張圖”，實現了圖文一體化地展示歷史文化檔案信息。
2.1系統架構與技術選型蘇州歷史文化檔案信息系統前端采用跨平臺、兼容性較好的ASP+Javascript技術，后臺服務采用較為成熟的.net、SOA、WebService、XML等技術實現，基于B/S（瀏覽器/服務器）體系架構，依據多層模型構建系統，在邏輯上可以劃分為數據、應用與用戶三個層次，。數據層：主要包括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庫庫與歷史文化資源專題數據庫，并以數據操作服務接口的形式提供數據的交換與信息共享。應用層：主要包括歷史文化公眾查詢展示系統和歷史文化數據維護與運營支撐系統。用戶層：主要包括系統使用的相關公眾用戶、數據管理用戶、領導管理層以及提供共享服務的其它單位部門。
2.2功能設計與實現蘇州歷史文化檔案信息系統在應用層面上主要分為歷史文化地圖查詢展示子系統和歷史文化數據維護與運營支撐系統兩個部分。歷史文化地圖查詢展示子系統提供了地圖瀏覽、關鍵字查詢、分類別查詢、分區域查詢、詳細信息查詢幾個功能模塊，
2.2.1地圖瀏覽基于“智慧蘇州”基礎地理信息平臺WebGIS二次開發接口實現蘇州二三維電子地圖、影像地圖、社區地圖的瀏覽、縮放、漫游等操作。
2.2.2關鍵字查詢基于要素相關重要屬性信息（如名稱、地址等）的關鍵字匹配搜索，實現查詢結果要素的定位、顯示與詳細信息查詢。
2.2.3分類別查詢基于歷史文化資源的類別屬性（如古遺址、古建筑等）的歷史文化要素查詢，實現該類別查詢結果要素的定位、顯示與詳細信息查詢。
2.2.4分區域查詢基于地理位置屬性與行政區劃屬性（如姑蘇區、吳中區等）的歷史文化要素查詢，實現該區域內查詢結果要素的定位、顯示與詳細信息查詢。
2.2.5詳細信息查詢針對各種查詢功能所得到的結果，查看其詳細、完整的屬性信息，如地址、年代、歷史、現狀、文字、圖片等相關信息。歷史文化數據維護與運營支撐系統提供了歷史文化檔案數據維護更新、數據統計分析、數據權限維護、系統設置、用戶管理與權限分配、系統日志等幾個功能模塊。通過借助GIS“一張圖”的數據綜合與展現模式，盤活了蘇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編制的成果數據，適用于多元化的應用；同時，通過搭建全市歷史文化專題數據平臺，為專業研究者提供一個研究資料庫和專業統計分析平臺，為政府相關部門在歷史文化檔案信息的項目審批、規劃管理、政策研究制定等方面提供有力依據；為公眾提供一個權威、便捷的信息檢索平臺；通過完善的維護更新機制實現了對歷史文化資源專題數據庫實時動態的維護與更新。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藏地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馬古道的主要干線，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茶馬古道的一種約定成俗的理解與認識。事實上，除以上主干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連通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原鄧柯縣（今四川德格縣境）通向青海玉樹、西寧乃至旁通洮州（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的支線，等等。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歷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線）也應包括在茶馬古道范圍內。筆者以為，雖然甘、青藏區同樣是由茶馬古道向藏區輸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確有交叉，但“唐蕃古道”畢竟是另一個特定概念，其內涵與“茶馬古道”是有所區別的。而且甘、青藏區歷史上并不處于茶馬古道的主干線上，它僅是茶葉輸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存在，足以說明兩者在歷史上的功能與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貫通和連結的，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們的功能與作用。當然，有的學者主張茶馬古道應包括“唐蕃古道”，主觀上是想擴大茶馬古道的包融性。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這樣做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即任何一個概念若將其外延無限擴大，則其內涵亦會隨之喪失。因此，在對待“茶馬古道”這一特定歷史概念乃至在開發利用茶馬古道過程中，采取一種科學的、客觀求實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從有關史籍記載看，茶馬古道的歷史可追溯到唐朝與吐蕃交往時期，茶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由祖國內地傳入吐蕃。藏文史籍《漢藏史集》記載，在贊普赤都松贊（676～704年）在位時吐蕃已出現茶和茶碗，稱“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且對不同種類的茶已有所區分和了解，并且還提到一本記載如何鑒別漢地茶葉好壞的書，名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國史補》也記載，唐德宗時監察御史常魯出使吐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處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這條記載恰好可與《漢藏史集》的記載相印證。常魯入蕃時間是建中二年（781年），較之赤都松贊執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據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見聞錄》記載，唐時飲茶風氣的形成與佛教禪宗的流行密切相關，因禪僧坐禪，“務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輾轉相仿效，遂成風俗。”（3）而唐時漢地佛教對吐蕃影響最大者正是禪宗，吐蕃時佛教所發生的最大僧諍一“漸頓之爭”即是漢地禪宗（頓悟派）與印度顯宗（漸悟派）之間的紛爭。（4）所以，茶之最初傳入吐蕃很可能與禪宗向吐蕃的傳播有關，也就是說，是禪僧們到吐蕃傳法的同時也將飲茶習俗作為一種“坐禪不寐”的技巧傳到了吐蕃僧眾之中。《漢藏史集》記載：“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又記吐蕃“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5）這段話能說明這一點。但從“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的記載看，吐蕃時茶還是一種奢侈品，其飲用者主要為佛教高僧和貴族上層。由于吐蕃與唐朝的交往極為頻繁廣泛，而且這種頻繁的交往持續達200余年，因此，當時唐地的茶開始傳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層中逐漸形成飲茶的習慣是完全可能的。
不過，漢、藏之間茶馬貿易與茶馬古道的大規模開通與興起應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潰以后的分裂時期。此時飲茶習俗在藏區已逐漸從上層普及到民間，茶開始成為整個高原藏區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用品。為此造成了藏區對茶葉需求量的驟增。這也導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漢、藏之間大規模茶馬貿易的興起。兩宋時期，為對抗北方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需要大量戰馬。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設立茶馬司，并在西北地區設置了眾多買馬場和賣茶場，每年由官府將川茶大量運往西北地區與吐蕃等部落交換戰馬，同時也在四川地區用川茶與吐蕃部落交換羈縻馬。自此，漢、藏茶馬貿易開始興起。有學者估計，北宋時官府用川茶交換藏區的馬匹每年達2萬匹以上，南宋達1萬匹以上，而兩宋時期四川年產茶3000萬斤中，每年至少1500萬斤以上銷往藏區。（6）宋代還“禁南茶勿入陜西，以利蜀貨”，（7）從而保證川茶向藏區的銷售。但元朝仍重視茶葉向藏區的銷售，曾一度設立“西番茶提舉司”，由官府統購茶葉，在碉門（今四川天全縣）等地互市。因官府加價過高，難以為繼。元朝官府不得不放棄經營，改由商人自行購銷，按引納稅，聽其銷往藏區。元代銷往藏區的茶開始形成一種新品種，即“西番茶”（即今藏區所稱“馬茶”），因其味苦澀，適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區民眾喜愛。
明代是漢、藏茶馬貿易的極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國茶為命，故設茶課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馬，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因此，茶成為明朝廷牽制、籠絡藏區僧俗首領和對其優予貢利的主要物品。茶葉也成為明代藏區僧俗首領朝貢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不僅因朝貢而獲得大量茶葉，其返回藏區時更是大量“市買私茶等貨，以此緣（沿）途多用船車，人力運送，連年累月，絡繹道路”，（8）足見當時茶葉輸藏之盛。明朝，茶葉不僅成為漢、藏之間一個重要經濟紐帶，同時也是漢、藏之間一條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紐帶，它對于加強明朝中央與地方乃至漢、藏人民之間的依存關系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強化茶葉在漢、藏之間的聯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順二年（1485年）規定“今后烏斯藏地方該賞食茶，于碉門（今四川天全）茶馬司支給”。（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逕赴洮、岷，著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員入貢“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為入藏正驛，兼貢道、官道為一體，成為茶葉輸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葉輸藏規模及漢、藏茶道的開拓又有長足發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雖停止茶馬貿易，但卻十分重視茶葉輸藏，清廷放棄了對藏區茶葉供應的限制，使茶葉大量輸入藏區，帶動了漢藏貿易的全面發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開始大量輸藏。順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達賴喇嘛請求在云南勝州開展互市，以馬易茶，得清廷許可。（12）云南銷往藏區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時規定，云南商販所販茶葉每百斤為一引，由戶部頒發茶引3千，各茶商向麗江府申領引票，經中甸、阿墩子（今德欽）進藏售茶。（13）因當時普洱茶受到藏區歡迎，今中甸、德欽的藏族商隊每年有馱馬300～500匹到西雙版納運茶，銷往昌都、拉薩等地，稱“邊銷茶”、“蠻裝茶”，每年約3000擔。（14）茶葉還是清廷饋贈藏族上層的重要物資，如清廷每年賜達賴茶5000斤，班禪2500斤。由于清代茶葉輸藏規模擴大，促進了茶馬古道沿線市鎮迅速興起和繁榮。雍正時置打箭爐（今康定）廳，“設兵戍守其地，番漢咸集，交相貿易，稱為鬧市焉。”（15）使邊茶市場由雅安碉門深入到藏區，從此打箭爐成為南路邊茶總匯。乾隆時，松潘也發展成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邊茶集散地，“人漸稠密，商賈輻輳，為西陲一大都會”。（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爐霍等集鎮也都因茶葉集市和轉運而迅速興起和繁榮。特別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為川藏茶路與滇藏茶路的交匯處，又是川藏南、北兩路入拉薩匯經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為“口外一大都會也”。（17）從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別形成了由雅州、碉門越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爐的“小路茶道”和由滎經、黎州（漢源）越大相嶺、飛越嶺至打箭爐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爐經理塘、巴塘、芒康、貢覺、察雅、昌都至拉薩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爐經乾寧、道孚、爐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薩的北路茶道。但無論是南路，還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薩的單邊行程（借助畜力情況下）一般均需3～5個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漢、藏經由茶馬古道而進行的茶馬貿易受到沖擊和影響。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茶政，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保證內地茶葉迅速銷往各藏區。內地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傾銷印茶的斗爭武器。
民國時期，由于軍閥戰亂和川藏糾紛，雖以國家和政府角色茶葉輸藏逐漸淡出，但是漢、藏民間商人之間的茶葉貿易卻始終活躍，內地茶葉仍暢行于藏區，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仍成為溝通內地與藏區的重要經濟聯系，并一直延續至民國末。
二、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與特點
今天，隨著現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達一千多年并在漢、藏之間發揮過重要聯系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聯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么，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煥發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從茶馬古道的路線看，我們不難發現，昌都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它不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兩條道路的必經之地，而且也是這兩條道路的一個交匯點。事實上，茶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時代漢、藏茶馬貿易興起以后才被開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這條起自衛藏，經林芝、昌都并以昌都為樞紐而分別通往今川、滇地區的道路就已經存在和繁榮，并成為連接和溝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地區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從考古文化遺跡看，遠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現了像卡若遺址這樣大型且時間延續極長的古人類聚落遺址。（19）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昌都一帶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當繁榮。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時代就產生如此發達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間古代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一個重要孔道上。從卡若文化中，我們既可見到川西、滇西北地區原始文化的因素與特點，也可見到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響，同時亦能發現其自身的特點，（20）說明卡若文化具有濃厚的復合文化特點，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周鄰地區諸原始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聯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這一特點，正好說明當時的昌都一帶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西部地區原始文化發生交流聯系的一個通道，同時也是各種原始文化因素傳播和匯萃的一個重要樞紐地區。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壩自治州境內和滇西北橫斷山區一帶，發現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稱“石棺葬”。這種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區、雅礱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區均有較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雖存在某些地方性差異，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總體上趨于一致，其時代則是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東漢。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區的芒康、貢覺、昌都有發現，（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錯那、乃東乃至喀則地區的仁布、薩迦等地也均有發現。（22）學者們從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顯發現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區石棺葬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性，特別是昌都和林芝一帶的石棺葬，基本上與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屬同一個文化系統。（23）從分布上看，則更能說明問題。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發現數量最多的地區，而目前所發現的石棺葬絕大多數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進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線范圍。我們知道，從川滇西部高原越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經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則，這是古往今來由川滇西部進入衛藏的一個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線。一般說來，古人選擇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這條路線的絕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線）就正好是沿著這一通道行進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證明，以昌都為樞紐的茶馬古道路線很早以來就是一條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進行溝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這條通道被開通的歷史，從考古發現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約4～5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原，被稱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極”。所以，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沒有問題的。正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幾乎橫穿了整個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難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當是首屈一指。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現在：其一，茶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地區是世界上地形最復雜和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區，故其崎嶇險峻和通行之艱難亦為世所罕見。茶馬古道沿途皆高峰聳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嶺、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強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綱》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亞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圍懸絕。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東北之黃河流域傾斜較緩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狀。尤以與四川盆地及云貴高原相結之部，峻坂之外，復以邃流絕峽竄亂其間，隨處皆成斷崖促壁，鳥道湍流。各項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難展施。”（24）據有人統計，經川藏茶道至拉薩，“全長約四千七百華里，所過驛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繩橋十五，渡鐵橋十，越山七十八處，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個月的時間不能到達。”（25）清人對茶馬古道之險峻崎嶇有生動的描述，焦應旂的《藏程紀略》記：“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26）張其勤的《爐藏道里最新考》記，由打箭爐去拉薩，凡閱五月，“行路之艱苦，實為生平所未經。”（27）杜昌丁等的《藏行紀程》記滇藏茶路說，“十二闌干為中甸要道，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騎相遇，則于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深溝萬丈……絕險為生平未歷。”（28）茶道通行之艱難，可見一斑。其二，茶馬古道沿線高寒地凍，氧氣稀薄，氣候變幻莫測。清人所記沿途“有瘴氣”、“令人欲死”之現象，實乃嚴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應，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誤為“瘴氣”。茶馬古道沿途氣候更是所謂“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時經歷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風等，氣溫變化幅度極大。一年中氣候變化則更為劇烈，民諺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其行路之艱難可想而知。千百年來，茶葉正是在這樣人背畜馱歷盡千辛萬苦而運往藏區各地。藏區民眾中有一種說法，稱茶葉翻過的山越多就越珍貴，此說生動地反映藏區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貨志》載：“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長艱險的高原之路，使茶馬古道堪稱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漸聚合在一起的歷史。茶馬古道所見證的，正是漢、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樣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我們知道，漢族文明的特點是農業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點則是高原地域和藏傳佛教，兩者都有深厚的底蘊，但也有一些差異。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兩者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由多種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這條連接漢、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漢、藏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茶馬古道的意義顯然并不僅止于歷史上的茶、馬交換，事實上它既是歷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漢、藏兩個民族進行溝通聯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親近和靠攏的主要紐帶。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藏區），是我們這里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29）這是藏族民眾對茶馬古道和茶馬貿易之本質的最透徹、最直白的理解。所以，無論從歷史與現實看，茶馬古道都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與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茶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東地區是我國典型的橫斷山脈地區，也是南亞板塊與東亞板塊擠壓所形成的極典型的地球皺褶地區。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六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自西向東地從這里穿過，形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對外交往的不便，使該地區的民族文化呈現了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點異常突出。沿著茶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個現象，即隨著汽車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樣式、衣著服飾、民情風俗、所說語言乃至房前屋后標志始終像走馬燈一樣變化著，讓你應接不暇。對這種現象，當地諺語有一個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這種多元文化特點，使茶馬古道成為一條極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積淀和保留著豐富的原生形態的民族文化。茶馬古道所途經的河谷地區大多是古代民族遷移流動的通道，許多古代先民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蹤跡，許多原生形態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積淀和保留在當地的文化、語言、宗教和習俗中，同時也有許多歷史之謎和解開這些歷史之謎的線索蘊藏其中。千百年來，不僅是漢、藏之間，藏族與西南其他少數民族乃至藏族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均在這里默默地、不間斷地進行著，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沖突與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間積極的互動、融合與同化。事實上，正是這條東西橫跨數千里，穿越青藏高原眾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地區的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彩帶將他們有機地串連起來，使他們既保持自己的特點，又彼此溝通和聯系并協同發展。所以，茶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又是各種民族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點的一個極具魅力的地區。誠如先生所言，該地區“沉積著許多現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貝園地”。（30）
三、開發茶馬古道的意義
由以上四點所體現的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特點，我們不難看到，茶馬古道是一個極具文化底蘊和開發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它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不但不遜于世界上任何一條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與北方的絲綢之路相媲美。顯然，茶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但為其開發提供了基礎，同時也提供了廣闊前景。
筆者認為，當前對茶馬古道的開發至少有以下三個意義：
一、茶馬古道可成為發展藏區旅游的一個黃金品牌和黃金路線。
當前藏區人民要求發展的愿望非常迫切。這種迫切的發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個藏區聯合舉行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主要動因。且從藏區的實際來看，旅游業可能是藏區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會協調發展的產業。發展旅游對于藏區社會至少有兩個最直接的好處：一可促進開放，開放可促成觀念的轉變與更新；二可促進基礎設施（如交通、通訊、電力等）建設和對人文及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這兩點乃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區發展旅游面臨一個很大問題，即藏區的范圍太大，地域遼闊，藏區各地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又存在較大差異，如果各地都僅僅強調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就勢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難以發揮藏區在旅游上的整體優勢，也很難使藏區的旅游資源對外形成強大影響和輻射。因此，我認為，從“茶馬古道”這一有豐富內涵的歷史文化遺產的思路上切入，讓“茶馬古道”成為藏、川、滇藏區實現旅游發展的一個整體戰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對于有效發揮藏區各地的優勢和特點，構建藏區旅游資源的整體優勢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和輻射力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藏區各地各具特點的人文與自然等旅游資源是一顆顆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馬古道”就是一根線，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連起來，將一顆顆單一、分散的珍珠變成一串美麗的項鏈，從而構建起藏區旅游資源的整體優勢與品牌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力。茶馬古道獨具特點的旅游資源已顯示出其旅游開發前景無限廣闊。事實上，今天已經成為旅游熱點并仍在急劇升溫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兩地，都只是茶馬古道分別在云南藏區和四川藏區的兩個起點而已，它們率先成為旅游熱地絕非因為其旅游景觀在茶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內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馬古道的旅游開發前景來說，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與四川康定不過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馬古道開發對弘揚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知名度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茶馬古道不僅是一個旅游品牌，更是一個文化品牌。茶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僅記錄了千百年來藏族人民不畏艱難險阻，孜孜不息地與惡劣的自然環境相抗爭的民族精神，也記錄著藏族人民的開放意識，記錄著漢、藏人民源遠流長的情誼與歷史關系。所以，茶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足跡，也是中華民族寶庫中一份珍貴而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說，開發和宣傳茶馬古道這個品牌，既是宣傳藏民族的歷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與中國多民族大家庭的緊密關系與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此外，茶馬古道沿線本身即是一條展現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樣性及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動的一個極為典型的地區。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對于展示藏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點，宣傳和弘揚藏族文化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長期以來，拉薩以享譽世界的布達拉宮、大昭寺等景觀而馳名中外；日喀則以歷代班禪主寺扎什倫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則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擁有塔爾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點而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區則因地處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地區，交通相對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區中一直偏低，其經濟發展程度在藏區中也相對滯后。不少對藏族情況較陌生的一般民眾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區。與川、滇藏區相接的昌都地區則因地處之最東部、又遠離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較低，其經濟發展條件也相對不利。在當今時代，任何一個地區發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開放之程度。而開放的程度又顯然與該地區的知名度即是否對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關。由于茶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區正是處于橫斷山脈地帶景色壯麗的昌都和川滇藏區，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對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的知名度，加快這一相對滯后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茶馬古道的宣傳及開發利用有利于增進漢、藏民族團結和維護藏區穩定。
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千百年來，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強有力的經濟文化紐帶，將藏民族同祖國大家庭緊緊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傳和開發利用茶馬古道，在今天對于密切漢、藏關系，增進漢、藏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團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雖然，隨著航空、火車、公路等現代交通手段的開辟，茶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從前，昔日人背畜馱、“連年累月，絡繹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復了。但是，今天歷史又重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這就是我們可以通過開發茶馬古道來發展旅游，通過旅游來溝通藏區與內地、藏區與世界來促進藏區的開放與發展，也促進漢、藏民族之間的進一步聯系與溝通，從而讓茶馬古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煥發其加強漢、藏聯系與漢、藏團結的紐帶作用。因此，開發茶馬古道其意義遠不止于旅游一項，它對藏區社會發展各個方面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將會更為廣泛和持久。
鑒于茶馬古道開發在當前對促進藏區發展具有的重要意義，筆者以為，“茶馬古道”應該是一個大思路、大手筆，需要有一個高起點的定位。也就是說，要把茶馬古道開發提高到加快藏區發展的總體戰略高度來考慮和認識，而不能單單將它定位在旅游開發的層面（雖然不能否認旅游層面的操作將是茶馬古道開發的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茶馬古道作為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獨特的文化品牌，作為中華民族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它的涵蓋及其對藏區發展所具有的現實和潛在意義與作用要遠遠超過了旅游開發層面。因此，從更高的目標著眼，如果我們能通過對茶馬古道的開發與利用，讓茶馬古道成為一條與“絲綢之路”齊名的享譽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對于藏區的發展和弘揚藏族優秀文化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動作用。
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對茶馬古道的進一步開發與利用，不僅將使之成為我國西部一條絢麗多姿且極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會給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發展的茶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注釋：
（1）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陳慶英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頁。
（2）李肇：《國史補》下卷。
（3）封演：《封氏見聞錄》卷二。
（4）參見[法]戴密微：《吐蕃僧諍記》，耿升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見注（1），第143～145頁。
（6）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7）《宋史·黃廉傳》。
（8）（9）《明英宗實錄》卷177、291。
（10）《續文獻通考》卷29。
（11）《明憲宗實錄》卷78。
（12）《清圣祖實錄》卷四。
（13）參見成崇德、張世明：《清代開發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14）參見楊毓才：《云南各民族經濟發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頁。
（15）王世睿：《進藏紀程》；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16）民國《松潘縣志》。
（17）林雋：《歸程記》；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
（18）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19）（20）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所編《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頁。
（21）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貢覺縣香貝石棺墓葬清理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會普查隊：《貢覺縣發現的石板墓》，載《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會文物普查隊：《小恩達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遺址首次發掘石棺葬》，載《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錯那、隆子、加查、曲松縣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乃東縣文物志》，鉛印本；文管會文物普查隊：《仁布縣讓君村古墓群試掘簡報》，載《南方民族考古》第4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羅開玉：《川滇西部及藏東石棺墓研究》，載《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5）《康藏交通與抗戰建國》，載《邊政公論》卷五。
2歷史文化建筑的創新與發展
保護歷史文化建筑實質是為了傳承中華文化，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精神。歷史文化建筑如今是越來越少，尚存的也由于歷史車輪的輾壓已是風雨飄搖。如今只有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創新和發展思想觀念，在保護中利用和發揮它們應有的價值，在利用中進一步創新和發展。
2.1將歷史文化建筑融入到人文、生態旅游協調發展的大環境中
通過游客的參觀游覽，傳揚建筑文化價值，創造經濟價值，贏得修繕建筑結構和構件、完善基礎設施的資金。北京的故宮、山西的平遙古城、湖南的鳳凰古城、云南的麗江古城、安徽的西遞、宏村，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每年游客絡繹不絕，旅游收入相當可觀，既為古建筑的修繕和改造贏得了資金，又為歷史建筑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廣告宣傳作用。在我國民間廣泛分布著傳統建筑村落。這些古老的建筑各具特色，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情，所處的生態環境相當優美，但它們大多是百姓的居住和生活用房，不能向廣大游客完全開放，修繕和修復又需要較高的費用，地方政府財政扶持的力度又相當有限，如何突破管理、傳承和發展的瓶頸已相當重要。對此應將歷史文化建筑群的保護與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規劃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并合理、科學、有序地推進人文與生態旅游項目建設，發展鄉村旅游，促進人文與生態協調發展，積極創新，將政府扶持與村民自主籌款相結合，大力引進社會資本，創新管理模式，完善配套的設備設施建設，更加科學有序地發展歷史文化建筑群。
2.2深度挖掘歷史建筑的文化精神
利用歷史文化建筑所蘊涵的文化精神進行創新和發展，實現歷史文化建筑在利用中發展，在發展中進行有效地傳承和保護。文化精神是歷史文化建筑的核心和靈魂，沒有文化精神的歷史建筑存在的價值會大打折扣，沒有歷史文物的文化精神虛無縹緲。在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中，湖湘文化精神是重要的一脈。湖湘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百折不撓，兼收并蓄”。湖湘文化精神是千百年來湖湘人前仆后繼，用智慧和生命凝結而成，代代相傳，一直到現在。那么這種精神通過什么傳承到現在？文化的傳承一是通過文字記載，二是保存下來的文物。文物是最有力的證據，是對文字記載的補充、完善和佐證。文字性的文獻保存在圖書館、博物館供科學研究用，很難普及傳統文化。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承和發揚好中國傳統文化，只有通過實實在在的文物。如果歷史文物沒有保護和發展好，后人就很難想象到原來的情景，也就不利于文化精神的普及和傳揚。如果沒有炎帝陵、舜帝陵，沒有屈子祠，沒有湖湘名人賈誼、周敦頤、張南軒、王船山、魏源、、等的遺存故居及活動場所，那么周敦頤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潔正氣，王夫之的“經世濟用”的思想主張，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超前理念，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獻身精神，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邁與擔當，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離我們越來越遠，他們為國家、社會的發展進步所做出的貢獻在后人的記憶里日益淡化，那么，湖湘文化精神也就失去了振奮人心的源動力，失去了賴以傳承的載體。傳承、創新和發展好這些祠堂、故居及他們曾經生活、活動的歷史文化建筑是多么重要。
2.3大力弘揚歷史文化建筑所蘊涵的文化精神
歷史遺存下來的文化建筑，有的經過多次修復和修繕，有的經過多次遷建，歷經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為何還要保護和傳承？這是由于這些傳統建筑蘊涵精湛的建筑工藝，巧妙的構思設計，迷人的文化魅力，博大的文化精神。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是省歷史文化名城，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這里風景秀麗、人文薈萃。唐朝永貞元年，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因參加朝廷革新，失敗后被貶至永州長達十年之久。永州的許多景點都有他的足跡，他曾寫下《永州八記》、《捕蛇者說》、《江雪》等著名詩文，柳子文化是永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時期的永州人民為紀念柳宗元就修建了柳子廟，其蘊涵著柳子思想和文化精神，柳子廟現在已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是有許多永州人對柳宗元很不了解，也沒有去過柳子廟，更談不上弘揚柳子文化精神，創新和發展歷史文化建筑了。這正是當今人文知識和文化精神的缺失，也是政府對歷史文化建筑和文化精神的重視、宣傳、保護和利用不到位的顯著表現，這也是零陵這座歷史文化古城的人文旅游產業沒有得到利用和發展的原因所在。由上述事實可見，當代教育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倡導和傳授是不夠的，政府、民間團體、社會媒體等應從從多角度、全方位采取以歷史文化建筑、名人故居、名勝古跡為題材舉辦地方人文知識競賽或系列文化活動，提高人文內涵，傳承歷史文化，弘揚文化精神。
2．4地方政府對歷史文化建筑的態度和監管力度嚴重影響到歷史文化建筑的發展
歷史文化建筑的傳承和發展是一個長期過程，任重而道遠，短期內對地方經濟GDP的增長是不顯著的，甚至還有可能拖累經濟發展，因為對歷史文化建筑的修繕和保護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許多當地政府把歷史文化建筑看成一種包袱，而追逐房地產項目開發，甚至不惜對名人故居、歷史文化建筑、名勝古跡采取任意損毀和搬遷等粗暴方法。云南巍山縣拱辰樓失火、鳳凰古城失火、麗江古城失火、香格里拉縣獨克宗古城失火，表面上是普通用電起火，實質無一不暴露出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和相關管理人員監管的嚴重缺失。一是地方政府沒有必要的資金投入，消防設備設施的缺失或不完善，大環境消防嚴重不達標；二是管理人員疏忽大意，未能及時檢查和更換消防設備，防患于未然，火災發生時出現無水現象，手腳無措；三是這些傳統建筑的經營者和使用者不規范用電，隨意拉線，使用劣制用電設備，經營場所消防不達標，消防處理整改不到位。就這樣，一座座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建筑永遠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由此可見，只有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以創新和發展的眼光來弘揚歷史建筑文化，進行必要的資金投入，加強監管力度，歷史文化建筑才會代代相傳，發揚光大。
二、兩座僅存的唐朝寺院建筑文化分析
佛教歷經規模龐大的滅法運動，多達四次，此后，中國的佛教藝術和金碧輝煌的寺院建筑也因此走向沒落。在悠遠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古建筑里，人們很難再看到唐朝以前的地面建筑了，也許是自然災害、滅法、戰亂和木建筑壽命短等原因，導致唐代異常輝煌的佛教建筑永遠消失。然而，就在1937年的一個夏日，清末建筑學家、思想家梁思成抵達五臺縣城，他沒有去臺懷鎮參觀五臺山寺廟集中的地方，而是北上，潛入那些偏僻的荒山野嶺，在達豆村鎮附近發現了佛光寺。這里就是梁思成曾經考察過的敦煌石窟第61窟圖中呈現出來的唐代五臺山“大佛光之寺”。過了若干年以后，梁思成在回憶起這次經歷時，講到自己在黃昏的時候來到豆村，在附近見到佛光寺時，他驚喜若狂，他說“：我們一向所抱著的國內殿宇還必有唐構的信念，在此得到一個證實了。”[3]1.五臺山遺跡佛光寺的建筑文化。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時期，也即471年至499年間。位于五臺縣豆村鎮東北的佛光山中。在隋、唐時期，佛光寺的游客很多，香火興旺，長安、敦煌等地的人慕名而來。佛光寺在日本、東南亞等地區的影響力也頗大。唐武宗曾下令消滅佛法，佛光寺因此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此后，唐宣宗于大中十一年重新建造東大殿，現存的殿內壁畫、塑像、石刻，以及殿外的經幢、墓塔均為唐代遺留下來的建筑。此外，佛光寺內還有唐代壁畫、石幢、塑像、墓塔、漢白玉雕像等建筑物流傳后世。兩座石幢為平面八角形，一座位于東大殿前，是唐大中十一年前重造的；另一座石幢的位置在東大殿的前院中，卻是唐乾符四年（877）重新建造的。佛光寺在寺內坐東面西，東、南、北三面則是群山環繞，松柏蒼翠，景色秀麗。佛光寺最大的特點是因勢造寺，寺院的西面開闊，一走進寺院，展眼望去，能觀望到層層升高的屋檐，13米高的臺基上是東大殿。大殿有七間房那么大，里面的深度占據四間的距離，環境清幽。單檐，無廊頂。前檐的五間設有板門，兩間安置了直欞窗，另外的三間以厚壁圍起來，錯落有致，和諧而不單調。大殿內設置檐柱和內柱各一周，柱礎為寶裝蓮瓣的石雕，十分精美，且罕見。后檐柱和后槽金柱因地制宜，巧妙地設置在了所開鑿的山崖位置上。內外柱頭上和柱與柱中間設置了碩大的斗拱以支撐梁枋在柱頭上的壓力，且承載屋檐的重力。大殿的柱頭斗拱分擔著大梁上面的負荷，后尾壓在四袱椽兩端的下面，作用不小。大殿內供著“華嚴三圣”等37尊形象生動的彩塑，大殿內的拱眼壁上和佛座背面還有少量精美唐代壁畫，壁畫、板門和立頰背面的唐人題記，被后人稱作“唐代四絕”。佛光寺的東大殿占據七間大小，東大殿內部的結構布局顯得比較精巧，但從外看去，則是穩健壯觀。大殿內的塑像、壁畫有不少是唐代時期所作，這些塑像、壁畫與建筑設計結合，渾然一體了。唐代的佛塔不在寺院中心，而在院外，但佛塔仍是寺院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光寺外形呈現出來的是樸實的特點，比如寺廟的柱子、門窗、斗拱、墻壁等，并沒有什么艷麗的色彩，而是涂成了土紅色，符合佛教自身不張揚的特征。佛光寺的大殿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卻被我國著名的建筑學家梁思成稱為“中國第一國寶”。佛光寺出色的設計，打破了日本學者“在中國大地上沒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結構建筑”的斷言，給后世留下一道建筑的風景。2.五臺山遺跡南禪寺的建筑文化。南禪寺位于五臺縣李家莊西側，名氣頗大，寺院卻不大，由東、西兩院組成。就位置而言，東院給僧人居住，安靜深曠；西院則是由菩薩殿、觀音殿、十王殿和大佛殿這四座院舍組成的四合院落。大佛殿重建于唐建中三年，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筑之一，又是歷經千年烽火而保存下來的一座罕見古寺。從結構上看，大佛殿的面較寬，深三間。大殿建在了一米來高的臺基上，殿前有近似方形的月臺，這種建法是我國古代建筑中較為罕見的形制。大佛殿為標準的唐代寺院建筑，有單檐歇山式屋頂，前檐明間設板門兩扇，兩次間安破子欞窗。大殿由12根檐柱撐起屋頂，墻其實不受力，只是起了阻隔防護的作用。西山墻有三根抹楞方柱，其余為九根輪廓秀麗的圓柱。大殿古老的方柱為創建時的原物，圓柱卻是后來重建時的替代物。檐柱上面的斗拱使殿堂的空間顯得開闊、疏朗。斗拱碩大、雄壯，這也是唐代寺廟建筑風格的一大特色。大殿內的17尊佛像，秀眉善目，體態豐滿，儀態端莊，很有親切自然的風范。尤其是色彩的搭配，和諧自然。頂梁架的轉角處，大角梁通內外，檐頭翼角微微挑起，不是很明顯，給人感覺平緩古雅，大氣和諧，這是古代遺留下的建筑方法。南禪寺大佛殿距今1200余年，歷史悠久，它是古代遺留下來的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筑之一，為我們研究唐代建筑的結構、形制等，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1.2揭示“場空間”的數字化圖解場空間圖解概念是基于圖解定義的特征，借助計算機軟件技術在建筑設計上實現圖解概念的具體操作。數字化圖解利用數字化軟件在虛擬環境中對建筑與場地環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內部關系或能量變化進行分析，是場所空間內在邏輯的可視化表達工具。數字化圖解首先可以表達對象的區別性關系，通過原初的非局部化關系而發展，得到截然不同的“場空間”特征。比如對街巷界面與尺度進行提取，于內部視點進行動態控制，觀察原有街巷在不同網絡尺度下的界面特點，從而保持街巷尺度，記錄差異性的空間感受。此外“場空間”還對局部化關系進行分解，并與時間聯系，設定動態模擬，觀察保護對象的場所空間在干涉條件因素發生時候的變化范圍和變化趨勢目前的數字化圖解只做到對每個具體時間點的模擬比較，未來的圖解模式會更趨向于描述從一點到另一點之間的變化關系，最終形成類似動畫設計中一幀一幀的連續播放。場所表達將不再局限于事后分析，更會真實“同步”進行或者提前預判。
2參數化設計在歷史文化村鎮保護中的實踐
參數一詞源于數學，從定義上來說參數是一種“量（Measure）”，定義了系統或函數的特定屬性（特征）。參數化定義了事物之間的關系，通過在變量與輸出之間建立聯系形成衍生關系。它關注的是事物之間的聯系而非事物本身的形式，形式成為目的性的副產品。中國古代的“參數”思想很早就已經產生，在宋代李誡的《營造法式》中以“材”為主的“材分制”，以及“材分八等”制度，就是一種標準化模數形式，或者說是“參數”形式。如今參數化設計借助計算機運算技術和建筑設計軟件交互性界面的發展，不僅是能夠實現復雜性設計的技術工具，同時也可以優化已有的工作流程。參數化設計本身建立的是一種關系，而歷史文化村鎮的特征之一就是關聯性。在歷史文化村鎮的保護環節引入參數化，其參數設定以及變量關系的建立都需要對歷史文化村鎮的基礎信息做出深入了解，故而可使參數化設計以關聯性為基礎更加關注保護內在特征，而非局限于傳統外形的保存。
2.1參數化設計對保護過程的模擬參數化設計可以對復雜群體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參數方程使物體之間建立相互關聯的關系，改變其中一個參數，可以引起相關物體一系列的自動變化。當參數化設計運用于歷史文化村鎮，可對其保護過程中的環境變化和適應性進行模擬，計算機可以表達歷史文化村鎮在受到道路開發、環境改變、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下的初期受限狀況以及發展后的形態變化趨勢，并通過多次參數調整對保護方案做出評估。此外，參數化設計可以分析歷史文化村鎮中建筑形態的復雜瑣碎關系，比如以動態變化觀測或預測建筑構件的承壓變化趨勢、受損破壞時間、保護加固適應性以及對于地震等自然災害的預防抵抗能力等等。這使保護人員能夠通過調整參數而創造出無限數量的相似狀態，從而選擇最優方案，以動態替代靜態，多樣性替代單一性，減少保護措施失誤引起的二次破壞。
2.2參數化設計對傳統構造的解讀現代建筑設計中，設計師嘗試過從傳統建筑構件中尋求參數作為設計依據，而保護人員同樣可以根據歷史文化村鎮的建筑式樣反推，總結傳統建筑構造中的各項參數，并通過一系列不同的參數配置，表達歷史文化村鎮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參數化可以根據歷史文化村鎮本土地理氣候特征，結合現代物理數據，對構件進行參數設定，總結變量區間，對不同歷史文化村鎮的建筑比例、山墻曲線、門窗大小、斗拱柱座等數據進行數字化分析總結。在參數化設計過程中，設計的是參數而非形體，這一過程類似于尋找傳統建筑構件與自然或環境的特有聯系，并且將這種聯系以數據的形式傳達出來。位于成都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園的蘭溪庭，其建筑屋頂輪廓是對連綿山峰婉轉河流的模仿。建筑墻體采用傳統燒制的青磚，用參數化技術改造砌磚工藝，對面向園林的墻進行透空處理。在光影下，磚的紋理具有水的流動感，也被稱為“水墻”北京奧林匹克公園下沉花園2號的瓦“幕墻”也有參數化技術的參與，利用拱形受力特點，借鑒傳統的漏窗做法，最終形成了編織狀的表皮。
3智能技術在歷史文化村鎮保護中的互動
數字信息技術還體現在信息傳播和互動上。新的媒介力量釋放人們對保護工作的觀念以及對保護工作的重視。保護、宣傳歷史文化村鎮的價值和保護意義，是當前主要的任務。增強人們的主觀感受和對歷史文化村鎮的歸屬感，可為歷史文化村鎮保護提供內在動力。數字技術可使建筑界面不再是真實的表達，更可傾向于虛擬景象。電子裝置和設備的疊加讓建筑材料也不僅僅存在于結構、裝飾中。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即信息”，說明了媒介不僅在于傳播什么，更在于如何傳播。智能技術可使歷史文化村鎮中建筑內部、外界環境、建筑與人為活動等因素關聯互動，以非線性的保護策略為歷史文化村鎮保護提供新思路。
3.1虛擬技術的重現作用智能技術的一個突出體現就是虛擬技術的參與。虛擬技術是通過計算機構建的三維數字模型，產生一種人為虛擬的環境，從而使用戶在視覺上產生一種沉浸于特定環境的感覺。它與傳統的三維動畫是不一樣的，它不是一個獨立的世界，而是一個開放的、互動的環境。目前中國部分博物館已開設虛擬技術，用戶可以通過互聯網登錄故宮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南京博物館、西安博物館等機構，只需輕點鼠標，就能在電腦前欣賞名畫與雕塑。歷史文化村鎮已建立網絡平臺數據庫，對基礎數據進行采集和動態監測，這只是智能技術參與保護工作的第一步。隨著數據技術發展，用戶未來可以通過控制和視頻裝置影響感官，使用鼠標、游戲桿或者數據服裝，戴上三維頭盔和數據手套等設備，隨意“行走”在歷史文化村鎮中或進入建筑內部，甚至可以從天空角度俯視村落整體形態。
3.2智能互動的媒介作用智能技術另一常見模式是媒體墻類型。這不是簡單安裝一面LED背景墻，而是指在建筑外表皮將光電板和感應器整合在一起。比如對歷史文化村鎮中已不復存在且無法復原的珍貴建筑，可將場地四周現存建筑的表皮作為界面，裝置媒體墻做虛擬展示，墻體的畫面可根據人們所在位置的不同而實時更替，為人們重現歷史文化村鎮當時的情景。由于除媒體墻外，周邊建筑均為真實存在，人們獲得的感官感受必然比虛擬世界更為深刻。智能技術還可以與人們進行互動，例如在建筑構件上安置小的感應片，以背后的連接系統對外界人為活動進行感應和互動。意大利及日本的遺產保護場所均有此類裝置，鼓勵人們挑選不同模型構件搭建遺產建筑，構件上的感應芯片可實時介紹部件不同作用并提示正確與否；日本的科技館中還有模擬地震時傳統屋架受力特征的智能裝置，使人們在動手動腦的同時更深刻地了解傳統建筑文化。成都寬窄巷子入口處充分結合當地的歷史、文化元素，提出了“呼吸瓦墻”的設計，強調觀者的參與性，很多游客在“瓦墻”上制作了自己感興趣的圖案，游客與“瓦墻”的互動讓墻體更具生命力。雖然寬窄巷子沒有疊加智能要素，但通過互動加強媒介效果的初衷是相同的。隨著科技進步，智能互動可以參與到歷史文化村鎮保護中，比如鼓勵人們觀察斗拱的搭建、院落的組合以及聚落的發展等等，從而加強參觀者的參與熱情、增加體驗。
一、歷史文化的保護和研究對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和指導作用，又可作為增強民族(或國家與地區)自省自愛、自尊的重要宣傳教育陣地。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時段，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往往破壞較大，這就有必要從認識上加以提高．重點防范，在城市建設上明確予以保護，從法律上給以保證。但現在對歷史文化的保護，特別是在建筑及其環境的保護中往往存在多種誤區。
1)往往在想毀掉先人的東西時，就有人打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我們可以創造新的歷史”的招牌。歷史確實是大家創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獨尊，不過更贊成“讓每個人都占有歷史一頁”的提法。據說在英國古城墻要修復，磚可以不用古磚這是基于這種理論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在舊城墻遺址處修的街道廣場上還特意標明原城墻的位置走向。歷史不能像割韭菜長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幾年就拆一茬。
2)“保護歷史文化妨礙了經濟發展”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一方面在破壞歷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談自己城市的歷史；在舊城拆了古建筑，又到新區去搞明清一條街。這種做法既破壞了很好的旅游資源，又不能形成新的經濟熱點。有時在歷史遺跡、風景區地方挖洞搞個鬼怪神妖的人文景觀，這不僅褻瀆了古文明，還使人反胃。
3)“舊的建筑不適用，需要改造”的說法。這一改就是大拆大建，面貌全非。倘若西安也把城墻拆掉修成環路，其古都風貌及旅游價值效果就要遜色不知多少：還有的地方為了突出自己的城市特點，在任何建筑上都要搞地區、民族、歷史的特征，以示“文脈”的延續。在一個城市里應有不同歷史的建筑及風貌區，但絕沒有必要在每個建筑上看其上下五千年。只要對歷史做了大膽的保護，就可以毫無顧及地對現代化大膽追求。這樣，文脈就得到了自然延續并且通暢。
4)“要用一種統一的理論指導全盤”。我國幅員遼闊，地理特征千姿百態，文化底蘊各不相同，處于轉型期的經濟發展也參差不齊，城市形態與結構各自不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種理論指導全盤．顯然不實際。中國有自己的城市文化傳統，盲目套用西方理論，只會犧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為中國文化代表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義系統的大拆大建、內外環道路、超尺度街廓使北京傳統城市特色幾近滅絕，便是前車之鑒。然而中國的現代城市建設教育、思想、方法又一直在承襲西方的城建體系，無法擺脫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影響，當然借鑒承襲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于如何在借鑒、套用的過程中研究西方城市建設理論對中國城市快速發展的適應性，逐步建構適應自己城市的地域特點、地方風貌、文化韻味、經濟規律，又具備時代印跡的促動性城市建設理論，是當今亟待解決的課題。
二、人們對歷史文化的保護往往忽略對古樹名木的保護，為了建筑可以任意砍伐。樹是歷史的活的見證，是無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難道不應該更加重視嗎?城市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載體，又是歷史文化的象征。這是任何一個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者都不應忘記或偏頗的兩個方面。
1)保護對象應該是各個歷史時期遺留下來的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文物、歷史遺跡和風景名勝。包括：國家省、市、縣各級文物部門已定的歷史文物和名勝點；尚未列入文物保護單位，但具有較高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物古跡；業已損毀但具有重修、重建價值的文物古跡等。
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時會對古舊建筑是否是歷史文物古跡、是否保留等問題提出質疑。我們可以參考英國“公民信托社”提出的五條標準：是一件藝術品，能豐富環境；是某一特殊建筑風格或某一時期的建筑代表；在社會上占有一定的歷史地位；與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在歷史上有聯系；能使周圍環境具有一種時間上的連續感。
2)歷史文化的保護方法是根據各保護對象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和經濟意義來確定其保存、發展與利用辦法。為此，應首先弄清各保護對象的歷史年代、文化等級、性質特點、功能內容、容量、交通條件、空間特征與經濟利用價值等。并盡量從社會、文化、經濟、精神、習俗以及心理情感上去完善和發展它。
保護的一般方法有保養、維修、改造等幾種。通過保持和恢復文物古跡的本來面貌，來示明當時的歷史陳跡。對古舊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變，而內部更添現代化的設備和裝修，以充實它們的使用價值，使其得以新生。
繼承發揚古文物意境，提取傳統的特色和符號。羅伯特·文丘里1972年設計的美國費城弗蘭克林紀念庭院，沒有把舊建筑修復，而是將19世紀典型的美國坡頂簡化成開敞的不銹鋼構架，其地面用白色大理石在紅磚地上標志出舊房屋的平面。文氏認為：舊建筑靈魂已顯出來，人們步入庭院透過層層空架，由衷地感到故人已逝，精神猶存。創造了一種寧靜安詳的紀念氣氛。
還可以通過延續城市的歷史文脈達到保護的目的。如日本橫濱步行道公園設計中，設計者認識到由于橫濱經濟的發展，隨之也產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綠”在消失，“水”被疏遠，自然生態遭到破壞，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匱乏。因此，在整個設計中構思了三個相關聯的主題段，來追念與城市文脈有關的歷史。設計者創造了：綠化步道——這里綠樹蔥郁，鳥語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為人工環境中的一塊綠洲；“水”的廣場——運用噴泉、瀑布、跌水、滾水和漩渦等水的表現來賦予廣場自然的氣息，使人擺脫城市的喧鬧，獲得片刻的寧靜；“石”的廣場——是供紀念、演出等集體活動使用的露天廣場，并制作了幾十種有歷史性代表的圖樣方案制作的陶塊，鋪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給長者以歷史的回憶，給少者以鄉土教育，給客人介紹了城市發展的歷史而留下特殊印象。
3)歷史文化遺存的保護范圍常根據不同保護對象的需要，劃分為嚴格控制區、環境協調區和視線走廊區，現分述如下：
嚴格控制區：指文物古跡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區內嚴格保護文物古跡及其環境的歷史原貌。一般除維修外不得有任意拆遷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歷史文化，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有不同的特點和特色。齊魯大地，因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因他們而發軔的齊魯文化聞名中外;位居我國西北的三秦大地，因為有了半坡遺址、秦始皇陵、兵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遺跡而使三秦文化大放異彩;地處中原的洛陽、開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國家命名為歷史文化名城;即便位處嶺南一隅的桂林，也因為古代文化遺址眾多、古代文人墨客來往者眾多而位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豐富多彩的地方歷史文化，如能將其編寫成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不僅能極大地拓展古代文學的外延，而且能極大地豐富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同時，還會進一步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讓學習內容在學生的心目中更加可親可近，從而極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
(二)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學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內容上以文學史及理論學習為主，方法上以課堂教學為主，全然不顧學校特點和學生實際，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為了扭轉這樣的局面，成高教學應大力改革、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著力加強教學的形象性、具體性，從而不斷提高教學效果。以桂林為例，因為桂林擁有眾多的文化遺存遺址(如甑皮巖遺址、興安靈渠、獨秀峰下東晉顏延之讀書處、唐曹鄴南溪山石刻、宋城墻、明王城等)。這些遺存遺跡反映了古代桂林燦爛的文化。它們大多位于市內或城郊，有的步行可達，有的騎自行車半小時可到，它們就在我們眼前或身邊。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我們不妨把更多的時間從課堂搬到具體現實環境中，使教學從死板變活潑，從抽象到具象，使學生從昏昏入睡到興趣盎然。如當我們學習到先秦文化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到興安靈渠進行文化參觀，考察靈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歷史意義等;當我們學習到東晉陶淵明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參觀獨秀峰下顏延之讀書巖，讓學生了解當陶淵明“除荳麥苗稀”“戴月荷鋤歸”的時候，顏延之正在獨秀峰下挑燈夜讀的故事;當我們以愉快、輕松的心情欣賞李白的《朝辭白帝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時候，我們不妨在學期考試結束以后帶學生到漓江乘舟而下，體驗一下當時的心情;當我們學習元雜劇的時候，我們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廣西)有哪些戲曲形式，哪些已經消亡，哪些還在流傳中，消亡了的“廣西文場”有什么特點，是否還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復活?還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桂林彩調”與“京劇”“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調，如“黃三打鳥”或“三看親”進行排練?等等。其實，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只要我們能與地方歷史文化恰當結合起來，就能使課堂生動起來，形象起來，不斷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從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三)深入實地考察，繪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
一個地方具有如此豐富的古代文化文學資源，如何讓它們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呢?通過實地考察，繪制一個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學遺跡遺存眾多，我們不妨在給學生布置作業時進行大膽的改革，把過去那種以分析作家作品為主，變為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下到實地，分門別類地對文化文學遺跡或遺存登記或拍照，然后根據登記或拍照的情況，繪制一幅當地文化文學的實景地圖，這樣更能提高學生印象，從而提高教學質量。
(四)舉辦各種沙龍，讓地方歷史文化在我們的手中不斷得到傳揚與傳承
在傳統的成高教學中，舉辦沙龍真是少之又少的。這往往囿于一種觀念:沙龍多數是普高才采用的一種學習與交流的方式，成高沒有必要搞。其實不然，不管哪一類學校，都是可以搞沙龍的。作為成高來說，圍繞地方歷史文化，搞幾次沙龍，不僅必要而且可行。再以桂林為例，地方歷史文化如此豐富、厚重，不妨舉辦以“桂林石刻”“桂林古代狀元”“臨桂詞派”等為內容的沙龍，讓學生搜集、研究這些文化現象的形式、內容、特點以及來龍去脈，從而加強學生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認知，加強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自豪感，加強傳承地方歷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地方當代文化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歷史文化資源的傳媒內容開發可以從以下開發的思路中得到啟示：
文化歷史資源的影視內容的開發
從立體的、系統的角度，歷史文化資源中具有的文化可分為二個層面：物質層、思想制度層、文化心理層，影視劇頁是多種文化要素的綜合體。因此，文化歷史資源可以為影視劇綜合利用。成功的影視劇能使文化歷史資源實現效益最大化。
其一可在新的創意之下，將歷史文化資源用影視的方式呈現出來。如1999年Hollywood安布林娛樂公司從網上獲得了中國云南祿豐的侏羅紀恐龍化石，以及轟動世界的河南西峽恐龍蛋的資料和圖像，受到極大啟發，攝制出科幻巨片《侏羅紀公同》，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和商業利潤，上演31個星期后國內票房收入達3.4億美元而海外票房更達破記錄的5.3億美元。又如，數年來，傳媒界投入巨資，陸續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拍攝成電視連續劇和電影等，獲得成功，深受觀眾好評，不少國家向我國購買版權，不僅獲得豐厚的經濟效益，而且向全世界介紹宣傳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楚雄州和深圳市聯合攝制的41集大型人文風情叢片《火之舞——告訴你一個楚雄》，用電視這種科技手段搶救和開發了民族文化，以百科全書式的大展示以及與國際影視接軌的藝術手法，舉起了文化傳承的火炬，展示了一個地區的民族文化景觀，將“博物館”辦到了電視熒屏上。它在我國宣傳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也是利用科技力提升歷史文化資源的一個成功的嘗試。
其二是利用電視的影響力度大，受眾數量多、啟動成本低、傳播速度快的特點，依托電視平臺成功把歷史文化資源與市場開發結合起來。例如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就是以《論語》、《莊子》為資源，借助《論語心得》、《莊子心得》這些大眾化的解讀為策略，不僅創造出令人羨慕的收視率，獲得很好的廣告效應，打響欄目品牌。又如南京在文化歷史資源的旅游業開發時，積極把文化歷史資源開發與電視業內容的開發相結合，形成了一種歷史文化資源與電視業密不可分的資源共享、互利共贏模式，可算做另一種方式。如南京市旅游局與南京市電視合開辦了全市第一個電視專題旅游欄目“邊走邊唱”；與南京電視臺新聞中心聯合在南京早新聞中開播《南京旅游頻道》。二、文化歷史資源的出版內容開發
盡管當前大多數地區對于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還主要停留在旅游業和工藝品生產方面，但人們已經意識到，出版內容對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遠比旅游和藝術表演廣闊，它使千里之外的人們直觀、形象、真實地了解客體，可以表達較深刻的思想和體驗。所以對歷史文化資源進行出版內容開發可以延長其開發的產業鏈，增加其附加值。
其一，圖書出版內容。文史哲名著、文物、民俗圖冊、畫冊、字帖等圖書，常常是圖書市場的“長銷書”，銷量穩定、持久。毋庸置疑，這是一種歷史文化資源圖書出版內容開發是可以考慮的路子。但更難能可貴的、更值得推崇的是蔡志忠運用自己的創意和繪畫技藝的結合對中國古代先哲思想的開發。
孔子、孟子、莊子、佛陀以及中國古代的許多哲學家，是古代文明留給今天的一筆燦爛財富。它們大多以文字印刷在紙張上，流傳了千百年。由于內容艱深博大，而且古代人的書面語言和今天人所采用的語言也發生了極大的差異，所以現代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可以直接閱讀。20世紀80年代，中國臺灣漫畫家蔡志忠采用現代漫畫的形式，創造性地解釋了古代孔子、孟子、莊子等思想家的思想，讓今人與古代哲人在精神上對話。他把中國古代繪畫的樸實大方與現代漫畫的浪漫調侃結合起來，用現代人都能理解的繪畫語言，深入淺出，幽默風趣地表達了古代東方哲人的深刻思想蔡志忠的漫畫作品使當代年輕人能避開艱深隱晦的文字，在輕松愉悅中了解中國古老文化。他的漫畫集以19種不同文字出版，至1999年底總銷售量達3400萬冊，被稱為亞洲藝術家中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漫畫家之一。
其二，音像出版內容。文化歷史資源的音像出版內容開發，市場廣闊。音像制品《中華泰山》、《云南風光》、《納西族古樂》、紅色經典《紅太陽》、黃梅戲《女駙馬》、《天仙配》、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鋼琴協奏曲《黃河》等均受到不同層面消費者的歡迎。
不僅可以單項開發，也可以成系列推出。如華風氣象影視集團公司制作的10集文化系列片《徽州》，其以人性化的視角，第一次真實而詩化地再現了徽州美麗的山水和精細雅致的人文景觀，全方位地詮釋了這方華夏名區的村落、民居、祠堂、牌坊、老橋、書院、戲曲、繪畫、醫學、工藝、商幫、市井民俗、人文思想等，這些富有特定生命意味的精神符號，這些極具感染力的視覺形象，不僅呈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尤其是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一斑，展現了古徽州人的生活方式和倫理準則，同時還揭示了這些文化遺存背后蘊涵的內在文化精神，2004年2月27日至3月7日在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走遍中國》播出后，獲得了較高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被稱為“笑話王國”的山西萬榮縣，在政府的支持下，斂力于開發萬榮笑話音像內容產品的案例尤為突出，值得借鑒。如縣委宣傳部、廣播電視局聯合錄制的萬榮笑話光髓，選用本縣笑話大王柴振剛、王克勤、解孟虎等人擔當演員，選擇縣內農家院落、打麥場或田野為外景地進行拍攝，地方特色濃，笑料百出，十分暢銷。相聲大師侯耀文主講萬榮笑話的專輯，傾倒全國億萬觀眾，”2001年其笑話產品“銷售額高達500萬元，獲利325萬元。”
三、文化歷史資源的新媒體內容開發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新媒體日益走進千家萬戶，文化歷史資源的新媒體開發不但為文化歷史資源提供了新的展示平臺，而且能實現其新的價值。例如，南京市將南京的文化歷史資源搬上網絡，創建了金陵旅游網等網絡宣傳平臺。2007年，“網上游南京”網絡虛擬旅游平臺也通過了專家評審。
不但歷史文化資源的網上開已成氣候，游戲開發更是火爆，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記》衍生的網絡游戲就有《大話西游》、《夢幻西游》、《快樂西游》等多款主流游戲，受到了市場的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