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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社會學?社會學的核心命題是什么?在社會學發展史上,對于這兩個問題一直以來是爭論不休的兩個問題。社會學自創立之日起,就是一門邊界模糊的學科。明確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也就明確了社會學的核心命題,這兩個問題是一致的,所以本文試圖在探討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中折射社會學的核心命題。社會學一詞來源于拉丁文的“社會”和希臘文的“言論”“學說”的結合。
就其一般的意義而言,社會學是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1838年,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西方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首先提出并使用社會學概念的,目的是要表明一種新的不同于以前那種思辨的社會哲學或歷史哲學的實證社會學說。但是由于社會概念本身含義的廣泛性和不確定性,使得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長期以來總是顯得模糊不清。因此對于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也是眾說紛紜,大家莫衷一是。與此同時對社會學的核心命題也沒有統一的定論。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社會學是一門試圖說明性的理解社會行為,并由此而對這一行為的過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釋的科學”。[1]這是從行為角度對社會學所下的定義。而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指出:“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最基本規則是要將社會現象當作客觀事物來看待”。[2]顯然,他把社會現象作為社會學專門的研究對象。即他是一種以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波普諾則指出:“社會學的主要目標就是觀察我們的社會世界,提供一種客觀和不偏不倚的方法。這一目標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科學性的。它是認識的導向”。[3]即社會學是對于人類社會和社會互動進行系統客觀研究的一門學科。無論是古典社會學家還是近代社會學家以致現當代的社會學界對于此問題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提法。但是通過分析他們的社會學思想還是可以窺見其中所反映的社會學的核心命題的。
二、社會學區別于其他各學科的特征:研究對象的不同
社會學是一門試圖用科學的思維邏輯來討論人類社會和社會生活的學科。這也是嚴復對社會學的基本定義。與心理學比較,社會學不關注心理過程,而關注客觀的、可測量的社會現象;與政治學比較,社會學不單純關注國家和政體,而是把兩者都當做人類的組織活動,關注組織所具有的共同屬性;與經濟學比較,社會學不關注所謂的經濟現象,譬如價格、競爭、壟斷,但卻關注經濟現象的社會基礎及其相互關系;與人類學比較,社會學不關注所謂地方性的文化、象征和意義,而關注具有普遍意義、可解釋的文化現象。這些不同都體現了社會學的獨特之處。這些都是社會學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顯著特征,由此可見,社會學的核心命題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現象之中。
三、從經典時期的社會學家對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論述窺見社會學的核心命題
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古典始終占核心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古典通過社會傳播機制在漫長的歲月中成功的建構了人們認識和想象自己以及社會的問題意識、基本框架,如野蠻與文明、秩序與進步、身體與靈魂等等,這些都是人類難以掙脫的思維模式。所以雖時過境遷,可古典的生命總是歷久彌新,向古典的回歸是一種重要的學術方式[4]。
研讀經典時期的社會學著作對我們澄清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們可以從埃米爾·迪爾凱姆那里學到社會事實的經典命題,從馬克斯·韋伯那里學到社會行為以及理想類型的經典命題,從格奧爾格·齊美爾那里學到社會學被形式化的經典命題。從三位經典社會學大師那里可以看出社會學的核心命題。
(1)埃米爾·迪爾凱姆: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5]。迪爾凱姆把在社會層次上發生的種種現象稱為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在笛爾凱姆看來,正是這些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構成了社會。因此,笛爾凱姆把這些社會事實視為社會學的獨特研究對象。他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一書中寫道:“社會事實是任何可以對個人施以外在制約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為方式,或在一個社會中普遍出現的、同時不依賴于個人而獨立存在的任何行為方式”。[6]這就是說,社會事實是這樣的一種獨立存在,盡管它們常常分布在個體身上或采取個體的形式,但絕不能把它們等同于純粹的個體事實。對笛爾凱姆來說,一種思想和一種行為,如果僅僅發生在單獨的個人身上,不能算作是社會事實,只有通過某種方式或過程成為多數人的共同思想和行為時才獲得社會事實的性質。這一點和前面米爾斯在《社會學想象力》中提到的社會學想象力的心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并且他們都道出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在笛爾凱姆看來,社會事實,即社會學獨特的研究對象,僅僅由有限的一組現象構成。這些現象可以分為以下兩大類:第一類是屬于社會形態學方面的社會事實。包括:社會群體的地理環境、人口的分布、數量及密度、人們之間的交往情況、交通狀況、住房樣式等等。這些社會事實屬于物質性社會事實,它們共同構成了社會的“解剖結構”。對這類社會事實的研究構成了社會學的一個特有門類:社會形態學。
另一類是屬于社會生理學方面的社會事實。包括:宗教、道德、法律、習慣、風俗。時尚、輿論、公共情感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文化,笛爾凱姆把他們統稱為“集體意識”或“集體表象”,屬于非物質性社會事實。它們在社會生活中各自發揮著特有的功能,維持或調整著人們之間的關系,使社會聯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集體意識構成了社會的“生理結構”。對它們進行的專門研究構成了社會學的又一個門類:社會生理學。
將社會事實的性質做了詳細的說明和規定后,社會學的特定解釋層次、研究領域以及它的學科性質也就隨之確定了。社會學是對社會事實進行實證研究的一門社會科學。它既不同于孔德所建立的那種包羅萬象的帶有哲學思辨色彩的宏大理論體系,也不同于那種在個體生理學和心理學基礎上對社會現象所作的推演和解釋。笛爾凱姆找到了社會學的獨特對象,從而使社會學成為具有堅實基礎的獨立學科。
(2)馬克斯·韋伯:以解釋的方式來理解社會行動[7]。馬克斯·韋伯是人文主義理論的傳統主要代表。在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上他提出:“社會學是指這樣一門科學,即它以解釋的方式來理解社會行動。”[8]由此可見,韋伯把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集中到人的社會行動上面,并把對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視為社會學的重要方法。
在韋伯看來,社會學研究人的行動,是因為每個人都賦予它一定的意義。行動之所以是有意義的,是因為某個或若干個行動者將其主觀意義與其行動聯系起來,不論這種行動表現為內心活動還是外部行為,表現為對某件事情的放棄或是對某件事情的忍受。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對象是社會行動。理解不可能在沒有作為被理解對象的社會行動的條件下而獨立存在。
關于社會行動,韋伯認為,社會行動應該稱作這樣一種,即行動者以他主觀認為的意義而與他人的行為相關,即以過去的、現在的或將來所期待的他人行為為取向。按照韋伯的理解,作為社會行動,需要具備以下條件:第一,行動者個人賦予其行動以意義,即行動者個人采取行動的動機。第二,行動者所采取的行動包含著以他人的行為為目標,即行動者主觀意識到與他人的聯系。只有具備這兩個條件,個人的行動才可以稱為社會行動。總之,在韋伯看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在于人們社會行動,因而社會學的核心命題就落到了社會行動上。
(3)格奧爾格·齊美爾:社會交往的形式和過程——社會互動[8]。格奧爾格·齊美爾理解的社會學主要是“社會化”的過程和形式。這種社會學思想受康德哲學先驗范疇認識論的影響,著重研究社會中剝離了具體內容而普遍存在的社會形式,用形式規約繁雜的社會內容。齊美爾仿照康德的提問“自然如何可能”,提出“社會如何可能?”他對此的回答是社會互動關系。齊美爾分別分析了基本的、體制化的乃至游戲的互動形式,如上級下級的秩序、競爭、秘密和秘密社會、窮人、(書信)交往、群體的量和規模與個體的關系等。正在于此,齊美爾成了“形式社會學”以及后來“社會沖突論”的奠基之父。齊美爾認為,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就要研究人類面臨的問題和他們的行為規律。社會學要闡明的是一種社會事實,即個人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群體,同時個人被群體所決定。由此可以看出他強調的是一種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即社會學要研究各種社會交往的形式。
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指出,社會學的想象力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以幫助人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看清世事。即“個人只有通過置身于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夠理解他們自己的經歷,并把握自身的命運,他只有變得知曉他所身處的環境中所有個人的生活機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機遇”。[9]因此,具有社會學想象力的人能夠看清更廣闊的歷史舞臺,發現現代社會的構架,通過這種想象力,個體性的焦慮不安就被體現為明確的社會性困擾,公眾再不漠然,而是參與到這樣的公共論題中。總之,社會學的想象力使我們看到,一些看起來是個體的事情,當把他放到一定的社會經濟背景中去的時候,卻成為社會的現象。在這一點上,米爾斯的“社會學想象力”與涂爾干的“社會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社會學的核心命題
對于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即它的核心命題的認識是多種多樣的。但是這許多的關于社會學的獨特的研究對象主要有以下兩類[9]:
1.側重以社會為對象
這一觀點重在研究社會的結構和過程,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社會的秩序和進步等,主要體現了社會學史上的實證主義傳統。這種觀點認為社會學主要研究社會文化、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變遷、社會控制、社會保障。
2.側重以個人及社會行為為研究對象
這一觀點主要體現了社會學史上的反實證主義傳統,它認為社會學主要研究人的社會化、社會群體、社會組織、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社區、社會生活方式。
對二者進行一定的綜合應該是必然趨勢。也就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活”的社會有機體,是現實的、具體的、作為整體的社會。它研究的不是一般抽象的社會形態及其變化發展的普遍規律,而是由具體的個人通過各種社會活動、社會關系所結成的現實的社會,以及這個現實的社會的運動、變化、發展的過程。
總之,社會學的核心命題就在于這些社會事實、社會行動以及社會交往的形式是否具有社會學意義,并且在其背后所映射的社會學意義。我們學習社會學,就是要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來分析我們周圍的社會,包括社會事實、社會行動、社會交往的形式,它是我們了解社會、認識社會的一門學科。
參考文獻:
[1][8][15][16][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法]埃米爾·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規則[M].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16.
[3][13][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M].李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3.
[4][22]肖瑛,曾煒.中國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挑戰、危機和超越的尋求[J].社會,2007(2).
[5][7][9][19]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131,105,84.
[6][14][法]E.笛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規則[M].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13.
[10][17][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M].陳強,張永強,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國有企業也在順應社會與市場轉型的過程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從企業的產權制度、領導機制、經營制度到勞動就業、工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變革。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國有企業改革已經把每個工人的利益深深地卷入其中，同時給企業自身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在分析國內關于國企改革過程中工人階層研究的部分文獻基礎上，用社會學的視野進行歸納總結，以期對工人階層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和幫助。
一、國有企業工人階層的地位變遷及內部階層的分化
從50年代到70年代，國有企業的工人階層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聲望以及政治待遇、經濟收入和身份高于其他階層。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工人在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外部沖擊以及企業內部改制的雙重壓力下，其政治、經濟地位的優越感已消失，代之以經濟上陷入“相對貧困”、精神上面臨來自外界與自我的雙重輕視，并且還面臨著越來越重的失業威脅。馮同慶把這種地位的下降具體表述為勞動權益的失落、資本利益的失落和政治權利的削弱，認為導致這種階層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因為改革建立起的新的階層結構與公有制深層制度化結構沒有有機的結合，處于一種矛盾狀態。李亞雄則認為“權利與市場混合機制”是塑造了工人階層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結構化因素。周長城1997年在對某大型國有企業的調查時，先將職工按照勞動方式的不同分為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普通工人三個層次，并研究發現：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處在轉型期的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在下降，工人階級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同時，很多研究已經表明不同層次的工人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政治地位、職業心理、行為取向等方面上存在顯著差異。
二、國有企業工人的心理研究
國有企業工人的心理研究包括心態、滿意度、社會心理承受力和階層意識等方面。企業改革關乎每個工人自身的利益，其對工人階層心理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郭星華根據2000年一項對北京市國有企業職工的調查結果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國企職工關心的首要問題是自身的經濟利益；安全與穩定是他們十分重要的社會需要；同時，一些國有企業職工存在著失落與失衡的心態。畢素華認為國企職工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強，但其適應性還不強。他們對改革中出現的腐敗現象、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公、社會風氣滑坡、社會治安不穩定等社會不良現象存在著較大甚至強烈的不滿。這些都需要建立起良好的表達機制，以防止不滿情緒的膨脹和社會的不穩定。階層意識體現的是社會階層的主觀性建構，現在已經成為社會分層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趙煒從對國有企業職工階層意識的分析來看，職工的階層意識和職工所處的經濟、社會地位基本上一致，但相對于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變化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羅忠勇在提出工人的階層意識的基礎上，通過調查發現：工人有明確的階層認知，大多數工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處在社會結構的中下層和下層，工人對本階層的利益有明確的認同，但工人的階層利益維護意識淡薄。這反映出當前國企工人普遍對自身地位評價較低，相對剝奪感較強。
三、失業下崗職工的研究
目前，國內關于失業下崗職工的研究主要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入手。宏觀方面主要包括通過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分析，來尋找導致失業下崗的原因以及政府治理失業問題的政策選擇研究。
微觀方面包括：第一，影響下崗職工再就業選擇的因素，其中，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甚至是政治資本在再就業中的作用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早在1998年，風笑天在對武漢市四家“下崗”情況較為嚴重的企業職工的調查研究發現：在社會資本變量中對職工能否再就業起決定作用的是：親戚和朋友的社會地位，而和自己具有同質性的父母和配偶的社會地位、社會網絡的規模等因素沒有顯著影響。社會資本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再就業信息和機會的獲取以及資金的供給。另一方面，個人的職稱或技術級別，教育程度等人力資本對于再就業也有顯著作用。然而在2002年，趙延東的研究表明：盡管社會資本對職工再就業的作用是相當明顯的，但這種作用的發揮受到制度背景的制約，隨著勞動力市場制度的逐漸建立和完善，社會資本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更為嚴重的是，對于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下崗職工來說，社會資本帶來的卻是“負面效應”。與社會資本形成對照的是，人力資本隨著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建立完善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作用則表現得越來越顯著。可是，李培林基于一項調查發現，與一般的常規推論相反，在下崗職工的收入決定、階層認同和社會態度等方面，存在著“人力資本失靈”現象，即下崗職工以往的人力資本積累對提高收入水平和促進社會態度的理性化不再發揮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市場轉軌和產業結構改造的大轉折時期，會發生勞動力市場“知識技能系統”的改變，從而導致人力資本的斷裂。謝桂華則把人力資本的作用更細致的描述為：教育程度高的工人更有可能再就業，工人下崗前所獲得的工作經驗和技能無助于他們再就業。政治資本對再就業的概率沒有影響，無論是黨員還是前干部在再就業方面都沒有優勢。在我看來，“人力資本的失靈”更是把職工培訓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擺在了企業和社會的面前。在如今這個信息爆炸的年代，知識更新換代的速度越來越快，工人要想保住自己的“飯碗”，沒有一定適應企業發展的知識素養和工作技能是不行的。這就需要企業和社會能夠給工人提供學習的機會和場所。
第二，失業下崗職工的轉型適應心理。很多學者在研究失業下崗職工時都提到他們的“等、靠、要”思想，并將之歸因于“單位習性”。單位習性即是在國有企業中形成的感受、經濟收入、生活方式、語言使用、社會交往等固有的社會習慣，它包括相對固定且封閉的生活交際圈、規律性的休假制度、豐厚而穩定的經濟收入、良好的社會保障及身份上的優越感等等。而國有企業失業下崗人員在原單位體制內形成的“單位習性”制約著失業者轉型適應和社會認同的進度和深度，進而影響著失業者再就業路徑的選擇。劉愛玉認為差異性資源賦予工人不同的市場能力，越是擁有市場相容性資源的工人，越是表現出對市場的適應和對集體行動的回避。越是擁有市場排斥性資源的工人，越是表現出對企業的依賴，一旦企業依賴難以為繼，若缺失預防性正式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則集體行動的可能性較大。
四、國企工人的行動回應
以破產、倒閉、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進行的國有企業改制引起了大規模的減員，這類群體必然會對正在生長形成中的新體制和結構產生行動回應。李靜君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初廣州一些國有企業的調查，認為“集體無行動”是國有企業工人的勞動政治形式，這種集體無行動表現為：冷漠、不合作、公共責任的侵蝕、積極性缺乏、缺工、工作場所的無效率。她認為社會主義工作生活的經歷影響了工人對制度變革過程中的回應與解釋。然而，1995年之后，國企進一步的改革使得國有企業工人行動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集體行動已經成為工人表達其利益訴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這種集體行動是有限的。馮同慶認為，工人是具有認知能力的社會行動者，中國的企業改革使工人以“主人翁”形式體現的特殊利益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這雖然是工人始料未及的，但以往的“主人翁”地位升華出的自尊并不會同步失去。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工人地位越是下降，反而越強化了自尊。工人的社會行動具有明顯的以實現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的自尊和自信特征，他們的行為選擇在不滿與容忍中更傾向于后者。工人總體上希冀的是有基本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劉愛玉依據大量豐富的個案訪談資料發現，工人在因制度變革而利益受損的情況下，沒有利益組織起來的公開的集體行動，工人的行動回應方式主要是服從、消極退出、個人傾訴，集體無行動不是企業政治的主要形式，這種選擇的集合構成了中國社會總體的穩定，使得改革得以繼續推行。而佟新在研究工人的集體行動時更注重的是行動的文化基礎。她認為工人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負面經歷凸顯了他們對社會主義文化傳統的認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質激發了工人們的“主人”觀念，加劇了工人對“共同體”和“家園”的留戀與集體認同。事實上工人們意識到自己所留戀的，能夠提供生存保障的傳統國有企業的“庇護”已經逝去，但他們可能借助那個時代的文化傳統來為其群體利益的實現尋找合法性和可能性。這種延續著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亦可能改變中國市場化發展的路徑。五、國企工人的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是社會分層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議題，它關注的是社會不平等結構的形成過程和結構狀況的變化。90年代以來，我國工人的社會流動與農民的流動相比，更多的是表現為體制的變動和收入的變化。體制的變動，是指工人從“體制內”單位即全民和集體等公有制單位向“體制外”單位即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單位的流動。收入的分化，是指工人階層或群體中的一小部分通過崗位競爭或重新擇業等途徑進入社會的較高收入層，而有些工人會隨著經濟分配結構的轉變進入社會低收入層甚至是貧困層。這種分化又稱為結構性社會流動。影響工人社會流動的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力資源，包括體能和智能型資源、整合性資源和勤力性資源；二是社會資源，包括先賦性社會資源和后致性社會資源。鄭路則通過數據分析進一步指出：勞動力從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的轉換體現出市場化改革的階段性特征。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推進，從業人員從國有部門流入非國有部門的趨勢呈上升性態勢，且教育因素發生了從阻礙轉換到促進轉換的變化；單位級別的意義減弱，而單位類型的制約日益明顯；政治資本中黨員身份的阻礙作用依然明顯，家庭出身和干部身份的作用日漸消失。
國企改革從開始至今已經有二十年了，從以上綜述看，學者們對于國企工人的地位變遷、內部分化、行動回應和社會流動的關注是頗多的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論體系。尤其是對失業下崗職工的研究更是成為了國企工人社會學研究的焦點。這也是符合社會學把解決社會問題作為其學科宗旨的要求。但是，對于國企工人在改革后社會身份的重構過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人階層的整體分化研究較為欠缺，工人的階層意識研究還應得到進一步的深入。此外，隨著市場轉型和國企改革的深入，國企工人的研究角度應該是歷時態的，這就需要學者們對這個階層投以不斷的關注，并為解決他們切實的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幫助。
參考文獻：
[1]馮同慶．工人階級內部階層關系的變化與工人階層的地位[J]．工會理論與實踐，1997，（3）．
[2]李亞雄．轉型期的社會分層機制與工人階層的地位變遷[J]．江漢論壇，2002，(12)．
[3]周長城．國有企業中職工的社會地位與層化[J]．社會科學研究，1999，(2)．
[4]郭星華．北京國企職工心態調查[J]．工會理論與實踐，2000，(5)．
[5]畢素華．轉型期國企職工社會心理承受力探析[J]．中州學刊，2002，(6)．
[6]趙煒．國有企業職工階層意識研究-對一家國有企業階層關系的調查與分析[J]．工會理論與實踐，2002，(5)．
[7]羅忠勇．轉型期工人的階層意識[J]．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3，(3)．
[8]風笑天，趙延東．下崗職工的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與其再就業機會獲得的關系[J]．理論月刊，1998，(8)．
[9]趙延東．再就業中的社會資本：效用與局限[J]．社會學研究，2002，(4)．
[10]李培林，張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陰影-失業下崗職工再就業中的“人力資本失靈”的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3，(5)．
[11]謝桂華．市場轉型與下崗工人[J]．社會學研究，2006，(1)．
[12]趙定東．論大型國有企業失業人員的轉型適應與社會認同-基于遼寧省的個案訪談[J]．社會，2006，（3）．
[13]劉愛玉．適應、依賴與社會結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企工人[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4)．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 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性行為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推翻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禁區，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 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 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中圖分類號：C0 文獻標識碼：A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從根本上說就是人。為此，人性就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絕對不可能繞開的核心命題。休謨就曾說過：“顯然，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1]但是關于人性，筆者在此并不想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而只想緊扣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來看看我們應當怎樣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會科學的研究。
我們注意到，社會科學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種靜止不動、死氣沉沉的東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會思考會行動的一種生物，并且顯然正因如此，才產生了一切有意義的結果。所以社會科學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構造，而是要去觀察、說明和解釋人的行為，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從這個主題出發，筆者以為，要使對人性問題的探討具有意義，那就只有把人性與人的行為聯系起來才行。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人性，實際上就是根據一定的人性假設去解釋人的行為；反過來，社會科學解釋人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在探討人性。這就正如有學者所言：“多年來，已有許多人提出多種理論解釋人的行為。對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觀念和它們所主張的原因需要作仔細分析。這是因為，理論家相信人是什么樣的，這種信念既影響他們最充分討論人的行為的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也影響他們未考察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2]
一、“經濟人”與“文化人”假設的對峙及其整合
社會科學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所形成從而所依據的人性假設有好多種，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經濟人（理性人）”、“社會人”、“文化人”、“進化人”等等。我們注意到，在這些人性假設之間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大體上形成了“經濟人”與“文化人”兩大假設相對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設則分別依附于它們。這種對峙，既表現為它們在社會科學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也表現為各自的支持者不斷爭論，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擊。
（一）“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自然在經濟學中非常流行，“經濟理論家們總是預設，經濟行為就是人們尋求最優化某種清晰可辨的目標函數的行動。在經濟學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義上來說的，即選擇達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簡單地說，“經濟人”總是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成目的。
在筆者看來，“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和“生物人”與“精神人”假設站在一邊的，它就是在這兩種假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際上，“經濟人”假設與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說，人們被假定是在對其行為的成本與收益（預期）進行權衡的基礎上而作出決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們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達到目的則是其行為的收益，所以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到目的，也就是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經濟人”會這樣進行選擇，這完全源于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畢竟人首先是一種生物。在“經濟人”假設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達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說以最佳手段達到目的，還原到底，就只不過是人們趨利避害（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現而已。因此“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吸收了人作為一種生物而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這一要點。又由于在“經濟人”假設中，人們進行利害權衡從而作出選擇的過程，需要理性思維，所以這個假設又從“精神人”假設中吸收了一部分養料，并且正是在此意義上，“經濟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設
與“經濟人”假設唱對臺戲的是“文化人”假設。這種假設在社會學和人類學別流行。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說：“沒有文化，我們便根本不能被稱為通常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人’”。“社會學家們提到文化時所關心的是人類社會那些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方面。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會成員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發生。它們形成了社會中的個體賴以生活的基本環境。一個社會的文化既包括無形的方面——信仰、觀念和價值，這是文化的內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實物、符號或技術，它們表現著文化的內容”[4]29-30。照此說來，人只不過是文化塑造的產物，人性就表現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會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當然也就塑造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為的。所以有人類學學者說，關于文化，“最近的定義，傾向于清楚區分實際行為的一面與存在于行為背后的抽象價值觀、信仰和世界觀的另一面。換句話說，文化不是可見的行為，而是人們用以解釋經驗和導致行為并為行為所反映的價值觀和信仰。那么，可為人所接受的現代文化定義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規范或準則，當社會成員按照它們行動時，所產生的行為應限于社會成員認為合適和可接受的變動范圍之中”[5]241-242。這就是“文化人”假設對人的行為的解釋。
“文化人”假設是與“社會人”假設站在一邊的，二者也實在不好區分開來。比如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56吉登斯就說過：“社會就是把個體連接在一起的具有內在相互關系的系統，……所有社會的整合都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它們的成員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結構化的社會關系中被組織起來的。沒有社會，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沒有文化，社會也不可能存在。”[4]29不僅如此，由于文化總是跟一定的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這樣一來，“文化人”假設與“進化人”假設[7]也是站在一邊的。
（三）過去整合的失敗
總的來看，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看似諸多人性假設林立，實則是以“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為代表的兩大陣營相對峙的局面。這相對峙的兩類人性假設，分別強調人的生物（自然）屬性與文化（社會）屬性，或者說塑造人性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各執一端，從而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一個走內向路線，一個走外向路線。這兩類各執一端的極端假設，雖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了它們的解釋力。
實際上，人顯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統一，人的行為也必定是這二者共同作用的產物[8]76。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兩種假設整合起來，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統一起來，恢復一個完整的人，以獲得對人的行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釋。
應當說，這種整合的嘗試早已有之，但在筆者看來，過去的努力是失敗的。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于，過去人們盡管看到了應該將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整合起來，但卻沒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從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學者也試圖去探索這兩種屬性的相互關系，但只是泛泛地談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實際上等于什么都沒說[10]。還有的學者試圖根據的實踐觀，將二者整合在人的實踐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談[11]。更有甚者則是簡單地羅列這兩種屬性，或者簡單地將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敗[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來，要避免重蹈過去失敗的覆轍，我們就必須攻克兩種屬性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這個關鍵性的難題。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剖析“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假設的缺陷和貢獻。
（一）“經濟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如前所述，“經濟人”假設，還原起來就是一個趨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設。應當說在這一點上，這個假設并不是錯誤的。中國古人早就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13]1540但是“經濟人”假設的確有問題，就在于它有一個錯誤的假定，這是直到晚近才為個別經濟學家所開始注意到的問題[14]5。
我們知道，盡管人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但人們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觀的東西，而完全是主觀的范疇，那是一個人根據其需要而進行主觀判斷或預期的結果。即，對于任何人來說，符合其需要的，就會被認為是有利的，反之則會被認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個人判斷何者為利及何者為害的唯一標準。但是對人來說，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別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愛情、家庭、友誼、形象、隱私、尊嚴等等則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為一種生物而產生出來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習得并產生出來的，即是社會化的結果。如果說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穩定的話，那么文化性需要則有所不同，它是有差異且會變化的。顯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顯了人之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這里，“經濟人”假設作出了錯誤的假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鼓吹者加里·S·貝克爾認為[15]7-8，經濟分析假定一個人的偏好不隨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根本性變化，而且即使是在來自于不同社會和文化的人們之間，其偏好也沒有很大的差異。穩定的偏好不是指對具體產品或勞務的偏好，而是指選擇的實質性目標。這些實質性偏好和市場上的具體商品或勞務沒有確定的聯系，它們顯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聲望、肉體快樂、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說，貝克爾所說的偏好并不是指一個人對某個具體商品或勞務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體對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假定也是錯誤的，因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則是有差異且可變的。比如說對人權的需要就不能說是無差異且穩定的，因為這個文化觀念在過去沒有過，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還沒有或者未被人們所接受。
由于堅持“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錯誤的假定，“經濟人”假設就存在兩個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設的過度簡化，導致對人的行為的解釋同一化，而難以解釋人們行為的差異（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對人的文化性的輕視或忽視，在一定意義上是把人降低到動物的水平上。照這種假設分析起來，好像只要向一群饑餓的人投下面包，每個人就都會并且總是會像狗一樣去撲食，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總之，“經濟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提出了人的趨利避害的行為機制，而不是“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一錯誤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盡管相對于“經濟人”假設，“文化人”假設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別強調文化屬性的作用，但它也有兩個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為“文化單一決定論”，“文化人”假設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忽視了人的生物性，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一切行為，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就曾告誡說：“我們必須立即承認，如果不與環境和他人發生聯系，人類動機幾乎不會在行為中得以實現”，但是“一旦承認了這一點，也應繼續告誡理論家，要防備過分注重外部、文化、環境或情景。我們的中心研究對象畢竟是有機體或性格結構。情景理論很容易走這樣的極端，使有機體僅僅成為情境中的一個附加物體，大概等同于一個障礙物，或這個機體試圖獲得的某個對象。我們必須記住，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他的障礙物和有價值的對象”[16]33。“遺傳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著作用，也非絲毫不起作用；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多或少的問題”[16]150。比如說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產生了維護個人名譽或尊嚴的文化性需要，他也產生過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為文天祥在與元軍的對抗中，曾被元軍俘虜并一度逃脫過。若他并無求生之需要，又何來逃脫之行為呢？可見“文化人”假設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行為是不夠的。
其次，“文化人”假設雖然看到了文化性對人的行為的作用，但對于這種作用的機制的認識卻是錯誤的。這個假設以為文化是直接針對行為的規范，人的行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結果。但事實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過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對人的行為起作用的。也就是說，文化并不能直接促發和指示人的行為，它僅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過社會化過程），這種需要再通過趨利避害的機制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說我們要懂禮貌，那豈不是人人時時都有禮貌行為了？
總之，“文化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對其行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對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為的錯誤認識，即以為文化是行為規范，直接指示人們如何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通過比較“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我們可以確認：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不僅具有先天的穩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種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這是其永恒的行為法則。這就是對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時也是文化（社會化）的產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的文化性需要——這是人之為人的特性。這是對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恰恰就是通過它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據此，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動下，通過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而作出行為選擇的。
具體說來，“文化-生物人”假設意味著：人類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總是產生人所共有且穩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類同時還過著社會生活，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產生出人各有異且會變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無論是生物性需要還是文化性需要）是人類行為的深層動因或者說動力，由此導致人們產生動機，即采取滿足需要的行動的沖動。再次，產生動機的人們將尋找滿足需要的手段并通過趨利避害機制而進行選擇。即人們將首先根據其需要而對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觀的利害判斷（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進行理性的利害權衡（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后根據利害權衡的結果對手段作出選擇，從而產生相應的行為（行為選擇）。
筆者以為，“文化-生物人”假設應該是很好地整合了“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人性假設，從而恢復了完整的人。因為我們沒有輕視或忽視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間的任何一個，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相互結合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方式，即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運用
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是著眼于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去運用的，否則這項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為此，我們就需要說明一下究竟應該如何來運用這個假設。
（一）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的前提
任何假設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條件的，因此在運用時，就必須要首先指出這些前提條件。對于“文化-生物人”假設來說，其前提條件為：首先，該假設只對有意識狀態下的人才適用。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產生需要和動機，不能采取行為，當然也就無法對其進行分析了。其次，該假設只對能夠社會化的人才適用。能夠社會化的人才具備與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習得人類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無法社會化或者社會化過程出現嚴重障礙的人，比如先天性癡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嚴格說來并不是真正的人，頂多算是一種生物。對于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來分析就夠了，這里的假設對此是不適用的。
不過總的來說，上述兩種情況，或者只是極少數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狀態，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關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狀態，比如睡眠，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義，因為我們很難想象人類是在這種狀態下創造歷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況來反駁這里的人性假設，那么我們將認為那不值一駁。
除去上述兩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設也的確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至于構成我們社會生活的人際互動，那就必須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為人際互動是雙方甚至多方的戰略互動行為。但由于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由單個人的單個行為所構成的，所以我們說“文化-生物人”假設不適于用來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那僅僅是說不能夠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的過程和結果，但卻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釋博弈某一方或某個人的單個行為。其實，“文化-生物人”假設與博弈模型并不沖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礎和起點。
（二）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進行分析和解釋的步驟
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為，切入點在于把握此人當時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對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體內容或內涵是什么，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這個人對于為滿足需要而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的情況，因為利害判斷的一般法則是：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而要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我們就要仔細觀察當時的情境，包括行為者自身的生理狀況和所處的環境狀況，因為一個人的需要不是由內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會環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來說，在相似的情境下，人們所產生的生物性需要會是相同且穩定的，比如在口渴時產生對水的需要。但是對于文化性需要來說，這卻未必成立，因為每個人的社會化經歷存在差異，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去了解一個人的社會化經歷背景。比如說，在饑餓且走投無路的情境中，有的人會去乞食而有的人卻不會。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他們在那種情境中，可能產生了對尊嚴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個人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事實上，在對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之前，沒有人會僅僅產生一種需要。如果說把手段所用以滿足的需要稱作一級需要的話，那么隨著手段的出現，人們就會產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產生的需要，可稱之為二級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食物的需要是一級需要，一個人為滿足這個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會刺激二級需要，即對尊嚴的需要的產生。正因為多種需要的連鎖產生，才導致人們對于所找到的手段在進行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進行利害權衡，這樣才能最終確定該手段是有利還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從對食物的需要來說，乞食是有利的，但從對尊嚴的需要來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的，這就需要進行利害權衡了。可見利害權衡是更加復雜的利害判斷。
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某一項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權重就更大，從而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來說，對尊嚴的需要的程度就遠遠高于對食物的需要，從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前者占據更大的權重，所以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即判定乞食這種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們需要把握一個人各項需要的相對程度，才能解釋此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
那么怎樣才能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呢？這確實是有難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種需要的相對程度也可能會因人而異，甚至就是同一個人，也可能會因時而異。但是人們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還是有一些規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對程度與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對程度則與一個人的社會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說，饑餓是一種生理失衡的狀況，因此這種生理失衡越嚴重，對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如果深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價值觀教育，那么他對貞潔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這樣的話，通過仔細調查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狀況和社會化經歷背景，我們還是可以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權衡最終作出后，一個人對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選擇也就出來了：如果手段被判定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則就拋棄，轉而尋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樣，這種對于手段的選擇，都將導致人們作出某種行為選擇：采取某種手段，或者拋棄某種手段而尋找新的手段。而人們的這些行為選擇，無不體現出趨利避害的特征。這樣，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我們就解釋了一個人的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理論意義
“文化-生物人”假設不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而且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復雜的行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釋更為廣泛和復雜的行為和活動，因此該假設的運用是前景廣闊且充滿希望的。可以說，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設確實能夠將從前四分五裂的各種人性假設，特別是“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都統一起來，從而恢復一個完整的人，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元假設，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就有了一個統一的基礎，“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社會學帝國主義”這兩種偏頗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張則必將坍塌，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同主義則有望實現。
有人可能會擔心人性假設的統一會使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失去身份特征，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會科學的出路，本來就在于破除學科壁壘和偏見，而走上一條融合統一的道路，因為那才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
[參考文獻]
[1]休謨.人性論：上冊[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6.
[2]班杜拉.思想和行動的社會基礎：上[M].林穎，王小明，胡誼，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
[3]Bill Gerrard. The Economics of Rationality[M].London： Routledge， 1993：1.
[4]吉登斯.社會學：第4版[M].趙旭東，齊心，王 兵，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5]哈維蘭.當代人類學[M].王銘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41-242.
[6]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7]普洛格，貝茨.文化演進與人類行為[M].吳愛民，鄧 勇，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8]基辛.人類學緒論[M].張恭啟，于嘉云，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76.
[9]孔憲鐸.基因與人性：生命科學與社會學理論的分析[J].文史哲，2004（4）：6-14.
[10]郭俊永，王圣松.正確理解人性的二重性[J].吉安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4）：5-55，96.
[11]劉澤民.論“人性”[J].益陽師專學報，1984（2）：2-9.
[12]陳冬華.人的本質與人性[J].重慶工學院學報，2006（9）：77-80.
[13]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2冊[M]. 許嘉璐，主編.北京：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1540.
目前世界正發生著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革命，這場革命將使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發生人類文明史上的改變。這場革命的核心就是知識。從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角度講，人類社會經歷過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現在進入了知識社會(阿爾溫·托夫勒在他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中，預言這種改變是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社會巨變和創造性的重建。并將人類文明稱之為農業化浪潮，工業化浪潮，第三次浪潮——信息化浪潮)。
縱觀人類文明的變遷，會發現人們對知識的界定，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時代背景的不同而變化著，形成了多種認識觀點。知識社會中”知識”的概念比傳統的概念要寬泛得多。經合組織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一書中將知識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知道是什么的知識(Know—what)。是指關于事實方面的知識。第二類——知道為什么的知識(Know—why)，是指自然原理和規律方面的科學理論。第三類——知道怎樣做的知識(nKow—how)，是指做某些事情的技藝和能力。第四類——知道是誰的知識(Know—who)，涉及誰知道和誰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信息，這在社會高度分工的經濟中顯得尤為重要。
正是基于對”知識”的這種重新認識，才使得人類對于知識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功能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上的覺醒，從而推動了實踐意義上的社會變革。從社會生產與分配方式看，生產資料的內容體現著不同社會經濟時代主要特征，例如農業社會表現為土地，工業社會表現為資金資本，而知識社會則表現為知識資本。知識資本已經成為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指廣義上的實施企業化管理的組織)最重要的經濟資源。世界管理大師(知識經濟理論的創始人)彼得·F·德魯克在《后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society)中提出，知識資本的比例遠遠大于資金資本，成為生產要素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作為分配的主要依據之一。他的論斷一針見血：”世界上沒有貧窮的國家，只有無知的國家”，”知識的生產率將日益成為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家公司競爭的決定因素”。
有人斷言，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這種對未來社會發展的主流的認識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去反駁，但問題在于”建設者”(一個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人群名稱)能否立足于這樣的認識去進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活動。
面對知識社會的發展需要，電大教育，作為中國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如何提高教學質量，發揮其重要作用呢?下面就會計教學目標定位、有效組織會計教學活動、學校管理等三個方面對上述論題做一些探索。
一、電大會計教學目標定位
(一)、影響會計教學目標定位的因素
會計實踐、會計理論、會計教育三者構成了有機的整體。從會計發展歷程來看，社會經濟發展對會計的需求，決定著會計教育與教學。會計教育總是立足于社會經濟活動的需要，應用會計理論研究成果推動會計實踐的發展。因此，會計教學中心的定位實際上是動態的、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為前提的。
就當前會計實踐的需要來看，伴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呈現出經濟組織形式多樣化、市場交易復雜化、生產要素構成多重化、信息技術普及化、學科研究細分以及應用綜合化的發展趨勢，這直接導致了會計教學內容的復雜化、教學手段的多樣化、會計教育的階段化。
因此，會計教學目標定位應當充分考慮上述經濟的、技術的、學科研究與應用等各因素的影響。
(二)、電大會計教學目標定位——培養能力型會計人才
無論”以教師為中心”，還是”以學生為中心”，都是教學理論研究中認識的發展歷程。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落在一個實體的定位上，這導致了教學主體的割裂，忽略了教學主體的互動，而且不適應教育教學的開放性的時代特征。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結合電大生源特點，會計教學目標應當定位于培養能力型會計人才。
所謂能力型人才，不同于以往的應用型人才。應用型側重于知識的轉移，而能力型是側重對知識的再創造，即對會計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發明出與之相適合的新方法。這才是知識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從教育哲學觀來講，大學教育的理想目標是使得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既為生活做好準備，又為謀生做好準備。然而實際上這總是難以兩全。著名教育家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就此闡述到：”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夫社會生活大于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寄寓于事業也。”就電大的會計教學目標來說，培養能力型會計人才實際上是兼顧了兩者。
這一目標的實現，要配合以專業知識傳授及技能訓練為立足點，以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為主旨，以人文文化熏陶為拓展的教學模式。
二、合理組織會計教學
從會計教學體系的構成環節看，會計專業的教學計劃、教材以及考核都對教學質量有重要的影響。教學計劃決定了專業知識之間的有機聯系，考核內容(教學大綱、考試內容)直接導引”教”的目的和”學”的目標的深淺度。但本文主要是針對會計教學組織形式中的課堂教學、課外讀書、網絡學習三個方面對提高會計教學質量做一些探討。
(一)會計課堂教學
在傳統的教育體制中，每個學校都把自己視為教育的終點。一旦學生上完足夠的學期，其教育過程即告”完成”。但在知識社會中不存在這種”完成的教育”。教育貫穿了整個人生，只有終生受用的知識，沒有終生夠用的知識。如前所述，為實現教學目標，電大會計課堂教學應當通過傳授會計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來提高學生的思考能力(包括認識與發現能力、判斷與推理能力、分析與綜合能力、歸納與演繹能力等)、學習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創新能力，并將人文文化寓于其中。換句話說，在課堂上要做兩件事：第一，教給學生一定范圍的專業知識；第二，使學生變得越來越聰明(能力型人才)。具體把握以下幾點：
1、教師須有充分的知識積累
在教師備課的時候，教科書無論如何不能作為知識的唯一的來源。(這恰恰是目前存在的現象!)教師應當知道的東西，要比他教給學生的多10倍、20倍。教科書對教師來說，只不過是他應當”善于彈離的跳板”而已。例如講解復式記賬的原理時，對復式記賬方法產生的時代背景要進行一個簡單描述，這就牽扯到中世紀歐洲的經濟、政治、宗教等方面知識，僅靠一兩本書是滿足不了需要的。教師不應該充當復讀機的功能(難以置信的是現實中的念教材竟然成為了一種教學現象)。如果一位教師在課堂上照本宣科，那么可以斷定，這位教師距教育工作者的素養要求還差甚遠。再者，課堂上，教師關于教材的思考，使用的精力越少，則學生的腦力勞動的效率越高。如果教師把全部注意力都用在自己關于教材的思考上，那么學生感知所教的東西就很費力，甚至聽不懂教師的講述。
2、運用探索問題式的授課方法
大量的教學實踐表明，以事實為起點、解決問題為終點、提供充足的知識背景這種探索問題式講課方法很適合會計課堂教學。
學生的腦力勞動是教師腦力勞動的一面鏡子。假如學生還沒有具備作為掌握知識的工具的那些能力，而教師已經把源源不斷的新知識硬塞給他，那么這種囫圇吞棗的后果就是將學習變成了苦役。
會計學科知識具有實踐性以及以哲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知識作為理論支持的特點——這是對會計學科特點的極為重要的認識起點。會計”事實”是支持思考的素材，教師應當選用一部分事實放在課堂上講，而把另一部分事實留給學生自己去搜集和加工。對搜集事實的過程給學生提出一些方法上的指導，教給學生如何對事實進行思考，以此來培養學生搜集和加工事實的技能。
課堂上的提問以及練習是經常使用的互動手段，但不可以反復咀嚼已經熟知的東西，以免引起學生對知識的冷淡和輕蔑的態度。提供的材料既包含一定”份額”的已知的東西又包含一定”份額”的新的東西，這是一個不可突破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喚起學生建立在思維本質上的穩定的興趣，并體驗解決問題的成就感。
對有能力的同學提供現實中的會計難題，比如將會計究竟是什么、會計信息失真問題、衍生金融工具、國際會計的協調化、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價值的確認與計量、網絡技術對會計的影響、會計控制功能的實施、環境會計問題等一些新問題在相關學科里提出來，可以開拓學科知識的認識領域，引導學科知識的深入與探索，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
3、區分機械學習與判斷分析
會計學科知識總是包含機械成分和判斷分析部分。比如會計核算的程序，就是機械操作。而會計事項的處理則需要會計的判斷分析。會計教學不應該有”更容易掌握”的出發點，將全部的知識都轉為機械記憶。當學生的頭腦需要考慮、深思和研究問題的時候，教師卻讓它擺脫思考，使出教育學上歸納的所有的”巧妙”辦法，使自己的教學變得盡可能地”容易理解”，這樣做是很愚蠢的。這就好比是給聰明伶俐的頭腦做催眠術，使它變得遲鈍起來，貽害不可估量。應該尊重思維的客觀規律，少一些武斷。慷慨于事實吝嗇于概括，把思維能力的成長體驗提供給學生。
在優秀教師那里，學生學習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他們對學習的對象采取研究的態度。有經驗的教師明確地認識到，詳細講解某一原理、事項或理論，就是不僅要向學生揭示問題的實質，而且要教會學生思考的方法，使他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努力做出詳細的解釋。對會計政策、會計理論、會計實務傳授”唯一正確”的認識傾向是有害的，這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反思能力、批判性思維。事實上，會計實踐已經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需要職業的判斷能力。因此，把一些知識的”磚瓦”遞給學生，讓他去掂量，怎樣把這些”磚瓦“用到正在建筑的”樓房”上去，是一種高明的訓練思維創造活動的做法。
4、提供適當的課后案例以鞏固知識
鞏固知識不應當僅僅歸結為當教師剛剛講完時就立刻喊學生起來回答問題。給學生布置適量獨立完成的課后案例，讓他們去深入思考教科書內容，這才是鞏固知識的有效手段。
盡管學生可以通過機械記憶來識記基本的會計理論、會計知識，但是主要地還是在運用知識的過程中掌握它們。教師應當努力為教材的無意識記憶創造一系列條件。概念、觀點、方法不應羅列太多，否則將導致記憶成本過高，變成只有學習沒有智力的腦力浪費。當然，提示學生在聽講過程中做簡要的筆記，把主要的邏輯點及其順序記錄下來，以及課后的整理，這也是一種鞏固知識、訓練抽象思維能力的有效辦法。
5、融人人文文化，浸潤生命對美的理解
人生光有點小聰明、僅掌握一些簡單工具技巧是遠遠不夠的。意識到這一點的不只是教師。勞倫斯·H·薩默爾斯(哈佛大學校長)曾經就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說到：假如我們葬送了人文教育的薪火相傳，一切將覆水難收。我們需要擁有一種最基本的判斷力，這種判斷力既無法從對自然科學的探尋中得到，也不能從社會科學中獲得。人文科學應被置于人類所有閱歷的頂峰。
知識社會的教育觀，既不能容忍有知識的野蠻人(這種人過著吃穿富足而精神貧乏的生活)，也不能容忍有文化的非專業性人才(這種人缺少責任感與效率觀)。(后者比前者貽害更大)
教師只有對會計學科知識的人文內涵有充分的認識，才能有意識地把人文教育融合進會計教學當中，讓學生感受和欣賞會計理論知識與會計實踐活動的理性與人文之美。
(二)課外閱讀
課堂教學畢竟是時間短暫而寶貴，大量的學習還是在課后進行。
電大會計教學以專科層次為主，設置的任何一門課程都不能覆蓋經濟生活中的各個復雜方面，很多問題要在更高級的課程中解決，甚至一些問題則根本不能在課堂上解決。
但是，對于一些課堂上沒有明確討論過的學科中的問題，則可以通過閱讀，并將它們與所學過的基本原理聯系起來思考，從而得到滿意的解決。
閱讀應當跟學習緊密地聯系起來。通過閱讀能深入了懈并思考各種會計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理論支持和會計實踐中的熱點問題，這樣將有助于學科知識的掌握與拓展。
科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教師不可能做到把層出不窮的事務、概念、理論、方法、制度等完全補充到課堂教學里去。因此，閱讀就成為教學過程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教師要為學生提供課外閱讀的書目。在學校圖書館里，應當有足夠的書籍，用來擴充學生在教材方面的知識。(不幸的是，電大系統書籍少而且陳舊是常見現象)
對于一個善于思考的學生來說，他在腦力勞動上所花費的時間，用在閱讀教科書上是很少的，大部分的時間是用在閱讀非必修的書籍上的。思考習慣的形成，思考能力的提高，在決定性的程度上是依賴于課外閱讀的。就這一點來說，課外閱讀是培養學習能力的主要途徑。如果一個學生只讀教科書，把全部時間都花費在準備必修課上去，那么知識的積累、學習的效率是令人擔憂的。
著名作家林語堂在”論讀書”中尖銳地指出讀書之忌，可拿來以警示：1、所讀非書。學校專讀教科書，而教科書并不是真正的書。讀一部《小說概論》，到底不如讀《三國》、《水滸》。2、無書可讀。因為圖書館存書不多，可讀的書極有限。3、書讀不好。學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學，乃記問之學。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札記》早已說過。書上怎樣說，你便怎樣答，一字不錯，叫做記問之學。學堂所以非注重記問之學不可，是因為便于考試。
(三)網絡學習
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的開放性不僅體現在教育的終生性，還體現在現時教育的無限性，后者依賴于互聯網提供的廣博之信息。加拿大人馬歇爾·麥克盧漢說過，改變中世紀大學的并不是文藝復興運動，而是印刷書籍的出現。同樣，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是知識社會教育賴以支持的信息傳播前提。
計算機網絡所提供的教學資源是任何一個課堂上的教師都無法比擬的。大量的分析素材(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豐富的案例資料)和教學課件、豐富的書籍與文章、隨時的BBS討論與快捷的郵箱傳遞功能等等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無限的選擇機會和交流手段，學生可以按需索取，自我服務。
三、學校經營管理政策
一提到教學質量，有人馬上就聯想到教師。這樣片面、孤立的看問題，是犯了認識論上的錯誤。教學質量的提高是一個學校整體運營的綜合結果。事實上，學校教育理念的定位、理念實施的制度體現、激勵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考核與評價組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每個環節都會影響到教學質量。教師只是其中的一環。況且教師作用的發揮常常受制于學校的激勵政策以及教育投入的比重。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7-0000-01
五四時期是中國翻譯理論取得較大進步的時期，這一時期涌現出大批著名的文學大家，這些大家也往往是翻譯名家，為推進翻譯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時期無論是社團和流派還是關于翻譯的論爭較之以往都大大增加了。本文簡述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兩個社團關于翻譯的論爭，探究其對于翻譯發展的意義。
1.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
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長期的帝制。又在思想領域沉重地打擊了統治中國兩千年之久的，享有絕對權威的封建思想文化，為做了思想準備。“五四”運動則揭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面，在世界思潮的影響下，中國的文化思想領域，包括翻譯領域，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個時期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進一步促進了翻譯的發展。五四時期作為中國現代翻譯文學的發端時期，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在思想上有明確的目的，即為當時的政治和新文學服務，從翻譯隊伍上來看文學社團不斷涌現，想成各自的風格和特色。在蜂起的純文學社團中，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是它們的兩個中心，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和藝術傾向。
2.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簡介
創造社是“五四”初期成立的文學社團，是中國現代文學團體。1921年6月由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人成立。“創造社成員的譯介活動，從理論到實踐都有自己的風格和特點；譯作方面，主要是譯介西方浪漫主義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譯風上，具有一種激情和創造性。創造社譯介活動中的這一特點也可以說是創造社所標示的‘創造精神’在譯介活動上的反映。”（方夢之，2004：365）
文學研究會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初期的著名學術團體，1921年成立由周作人、朱希祖、蔣萬里、郭紹虞、許地山、耿繼之沈雁冰葉圣陶鄭振鐸、王統熙等發起，倡導“為人生”的藝術.（溫儒敏，2007：：15）其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均傾向于現實主義。
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在發展過程中均吸收了大批優秀的文學家和翻譯家，為翻譯和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郭沫若早期將翻譯和創作比作“媒婆”和“處女”曾備受爭議，然而其后期主張“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以及強調的“譯者主觀感情的投入”、譯詩應講求“風韻譯”（即兼顧詩歌的字面、意義、風韻）這對于文學翻譯的指導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郁達夫提出的“學、思、得” 三條翻譯標準是對翻譯生者的要求，可以視作是對嚴復三字理論的一個補充。矛盾提倡現實主義文學，認為翻譯文學作品和創作一樣重要，對于翻譯本身的藝術要求，認為翻譯不可失卻“神氣句調”，強調“神韻”這一重要觀點。鄭振鐸則首次向國內翻譯工作者介紹了英國翻譯學家泰特勒《論翻譯的原則》一書，及其的三原則。他不僅介紹了泰特勒的翻譯理論，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3.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關于翻譯的論爭
從兩個社團代表譯家和譯學觀點不難看出，創造社的主要成員如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都是早期留學海外，受到浪漫主義與唯美主義思潮的影響，而文學研究會的成員鄭振鐸、沈雁冰、許地山等較早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提倡現實主義，注重文學的社會功用，重視重譯和對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這些差異促成了兩個社團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這次論爭。
3.1.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翻譯論爭的經過
“翻譯的文學價值、功用問題，文學翻譯與文學創作的關系、特別是文學翻譯對作家創作所起的作用問題，是中國翻譯文學的理論探討的重要論題之一。”（王向遠，2006：143）
針對文學與創作的關系，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論爭。論爭緣起于1921年1月上旬，郭沫若給《時事新報》主編李石岑的一封信，郭沫若在信中談到“翻譯事業與我國青黃不接的現代頗有急切之必要，雖身居海外，亦略能審識。不過只能作為一種附屬的事業，總不宜時期凌越創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論及翻譯的價值郭沫若寫到“翻譯底價值，就專就文藝方面而言，只不過報告讀者說：‘世界底花園中已經有了這朵花，或又開了一朵花，受用罷！’……所以翻譯事業只在能滿足人占有沖動，或誘發人創造沖動為能事，其自身別無若何積極的價值，而我國內對于翻譯事業未免太看重了” 在信的末尾，郭沫若指出“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黃淳浩，1992：187-188）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郭老首先是肯定了翻譯在特定時期的價值，但繼而將二者對立起來，認為翻譯的作用遠低于寫作，翻譯附屬與寫作，翻譯和創作分別比作“媒婆”和“處女”，這種說法過于絕對化，顯然是不正確的，因而引發了文學研究會成員的批評。
1921年6月10日，鄭振鐸在《文學旬刊》上發表《處女與媒婆》一文，質疑郭沫若‘翻譯是媒婆’的說法，認為他‘未免有些觀察錯誤了’。隨后矛盾也與1921年12月10日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譯文，認為郭沫若將翻譯比作盆花不妥，認為翻譯和創作一樣重要。（參見咸立強，2008：50-52）鄭振鐸在1923年7月2日《文學旬刊》上發表的《翻譯與創作》中，更把翻譯比作是“奶娘”。
3.2.對于論爭的反思
雙方的爭論在一定意義上推動了翻譯理論的發展，但是論爭的雙方無法心平氣和地探討、抒發各自的見解，而是以各自的刊物為陣地，采取筆伐的態勢，相互攻擊，后期更是為論爭而論爭，這與論爭的初衷探討翻譯問題相背離。如果兩大社團可以心平氣和地探討當時翻譯理論和實踐中的問題，這樣對于文學翻譯理論建設的作用也會更大一些。
在今天看來，翻譯和創作是同等重要，各自發揮著不同的社會作用。當然，郭沫若后期的文學思想和翻譯思想都發生重大的轉變，并提出“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陳福康，2000：263）這充分肯定了翻譯的價值和意義，修正了自己先前的看法。
4.結語
五四新文學作為西學翻譯之后的又一次，無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第一次翻譯。這一時期涌現出的大批優秀的文學家、翻譯家，各類文學社團的興起也為這一時期的文學和翻譯發展提供了一個平臺。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可磨滅的，大量的文學翻譯和文學譯作對于這一時期文化啟蒙和喚醒國民的救亡意識也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修訂本）.[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2] 方夢之.譯學辭典.[Z].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3] 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上）.[Z].‘致李石岑’ [A].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12
【正文】
科學技術傳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簡稱科技傳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溝通與分享的過程或行為。它是實現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關鍵。哲學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識的力量不僅取決于它自身價值的大小，更取決于它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廣度與深度。科學技術是否被傳播，傳播的結果怎樣，不僅直接影響著科學技術本身的價值，而且影響著科學技術的社會價值。本文擬就科學技術傳播的社會價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討論，以此就教于學界同仁。
科技傳播的社會價值是科技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科學技術的一種文化形式。科學技術作為人類的創造性勞動，既是人類認識客觀存在的智慧結晶，又是人類認識客觀存在的武器。從價值論的角度看，科學技術是“對于事物存在價值的確認。……事實上不可能找到一種科學知識，它不是對事物存在價值的斷定。因為那樣的知識沒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觀性，沒有揭示宇宙聯系和規定的豐富性，沒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規律，因而也沒有任何指導人的社會實踐的能力。”科學技術正是由于其本身的價值所在，才有了傳播的可能與必要，才有了其社會價值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由于自然科學被資本家用作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了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展，科學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識地和廣泛地加以發展、應用，并體現在生活中，其規模是以往的時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發達國家工業生產的增長大約有三分之二來自先進的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力。國家的強弱及其國家在世界舞臺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科技發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并對社會進步起決定性影響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來，許多國家和政府紛紛制定科技發展規劃，如美國的“星球大戰”，歐洲的“尤里卡計劃”，日本的“技術立國”等，即是科學技術所具備的社會價值的表現。科學技術的傳播過程，無論這種傳播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只有經過傳播過程或傳播活動，科學技術才能內化為生產者的技能，進而作用于勞動對象，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各領域的變化。重視科學技術的生產力作用，就必須重視科學技術的傳播。換句話說，科技傳播是使科學技術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必要環節，其社會價值意義即在于此。
一、社會成員科技意識的提高及整個社會科技氛圍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規認為，一個國家的技術向來是該國文化的產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戰后獲得飛速發展，就在于它使來至歐美的技術，適應了日本的環境，即取決于日本“技術性格”與“技術風土”的相適應。我國長期以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崇尚道德人倫，輕視工藝技巧的社會民眾心理不能不說是近代以來，我國科學技術落后的一個重要因素。雖然我國歷史上不乏將西洋先進科學技術傳播給國人的賢仁志士，但終因沒有適宜的社會文化環境而未能產生較大的社會效果。我國發展的歷史及科學技術發展史都表明，社會及其所屬成員對科技的認識、態度和評價是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一因素能轉化為制約或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觀精神和客觀社會條件。科技意識就是以這些認識、態度和評價為基本內容的。較高的社會科技意識，會使全社會自覺意識到科學技術的巨大社會價值，增強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學技術勞動和科技勞動者，支持科技事業的社會環境，影響、吸引更多優秀的社會成員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非常重視通過科學技術傳播工作，將科學技術普及，進而提高社會成員的科技意識，形成全社會理想的科技氛圍，如在英國的許多會議廳、甚至餐廳墻上懸掛的更多的是科學家的畫像；我國特別行政區——香港僅科技傳播的專門機構就有10幾個；我國長春市圖書館也建立了國內第一個“院士廳”，廳內掛有許多院士的畫像及生平介紹。各國政府都在通過各種形式的傳播將科技意識、科技思想、科技態度傳遞給每一個社會成員，從而影響他們對科學技術的態度，影響他們對科技的理解、重視、支持及內化為科技勞動的積極性。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覺的有意識活動才能實現，這種意識就是科技意識。科技意識的能動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對于某一具體實踐而言）、科學性不可分的。在科學技術的作用越來越大的當今世界，對科技的傳播會使科技社會一體化發展，這樣，科技才能適應社會環境，取得社會的認可，為社會及社會成員所容納，才能被勞動者主動地內化為自己的知識，變成生產工具和從事實踐活動的武器。
社會成員的科技意識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社會民眾心理問題，是社會發展的一定時期社會民眾對科技價值的基本判斷和基本態度。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社會民眾心理的產生是特定文化傳統和現實文化狀況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如著名社會心理學家DavidG.Myers所說：“社會心理的變遷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過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張，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來，人的社會心理主要表現為人的社會態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惡、目的、相信等等，這些社會態度作為一種價值判斷會深深地影響甚至決定人的社會行為，于是，在人的社會態度和社會行為之間形成一種內在的關聯效應。如果人的社會態度以一種普遍的社會共識被民眾所擁有，就會在人的社會行為中形成一種內聚力，表現為較為一致的社會行動；相反，社會態度的混亂或多樣，也必然引致混亂的社會行為或多樣化的社會行動，社會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認為，人的社會行為與社會態度之間的關聯性用右圖表示。
附圖
從這一圖示可以看出，態度與行為的關聯性具有內在的雙向導引途徑，態度可以決定行為，行為也可以決定態度。行為和態度的內在關聯構造又存在于一個更大的社會背景之中，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因而可以說，行為態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為整體的社會環境的影響之下進行，而通常我們對于態度的認識則主要是通過被表達出來的態度實現的。Myers認為，態度和行為的這種關聯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義，它真實地反映了各種文化傳統中的基本狀況，是一種普遍的結構模式。
根據Myers的結構模式，人們不難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其社會成員在信念、意愿、好惡、目的、相信等社會態度方面對科學技術的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具有良好的判斷，具有發展、推進、大力利用和規范科學技術的良好社會共識，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識或關于科學技術具有良好的社會心理態度，那么，人們在行為上就會做出發展、推進和大力利用科學技術的活動，并通過這種活動，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進步的社會氛圍。如上分析結果表明，科技態度或科技意識在推進科技進步和發展中確實具有不可或缺的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識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學技術的傳播，這是不言而喻的。
從傳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會的承認，都能內化為人們的社會態度，都能存在于人們的科技意識之中。事實上，只有被社會所承認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員對它的重視、理解，才能真正變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夠理解科學的好處的全部意義并加以接受的社會，才能得到科學的好處。”科技意識是理解科技的基礎，科技意識的獲得靠科技的傳播。
二、科學技術的傳播有利于科技知識的現實生產力轉化
科學技術總是最先被少數的科技工作者所擁有、掌握，而科技的發展要靠全社會的力量，科技對社會的作用也必須借助于社會的力量。這就要求科學技術必須變少數人掌握為多數人掌握。而要達到這一轉變，必須通過科技傳播。通過科技傳播，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三要素相結合，轉變為現實生產力。
科學技術與勞動者這一生產力中最活躍要素的結合。通過科技的傳播，勞動者掌握了科學技術，從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學技術與生產工具相結合，知識形態的科學技術通過生產工具“物化”出來，創造了新的生產力。科學技術與勞動對象的結合，使得新的勞動對象不斷被開拓出來。運用科學技術的力量能夠創造出自然界原先沒有的勞動對象。新的生產工具、勞動對象無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馬克思關于“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著名論斷，深刻地反映了這一本性。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本。計算機與自動控制技術的產生與發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應用，使生產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網絡化的新的計算機控制系統，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引起了社會產業結構的巨大變革，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國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傳播、交流與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們能夠很便捷的獲得最新的科技、經貿信息，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們能通過信息高速公路進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個單位。這樣，科學技術在傳播的過程中又促進了它自身的發展和其它學術的傳播。正是由于科學技術的傳播，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才能引起歐洲技術的變革、生產工具的改進和人們思想與行為選擇的變化。哥倫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說是指南針傳播的結果之一。馬克思在《機器、自然和科學的應用》中評價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時曾提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在知識經濟撲面而來的時代，由于各種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發生了變化，我們有理由認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象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今天的科學技術傳播對于知識這一重要生產要素的擁有及擁有質量來講起著“瓶頸”的作用。正如后現代哲學家利奧塔爾所提出的那樣，知識只有被轉譯為信息量才能進入新的渠道，成為可操作的。因此，我們可以預科，一切構成知識的東西，如果不能這樣轉譯，就會遭到遺棄；新的研究方向將服從潛在成果變為機器語言所需的可譯性條件。不論現在還是將來，知識的“生產者”和使用者都必須具備把他們試圖發明或試圖學習的東西轉譯到這些語言中去的手段。這也就是說，在科技高速發展及物化的時代，無論是科學技術的創造者還是科學技術的接受者，都必須掌握科學技術傳播的知識或工具。
三、科學技術傳播有助于塑造正確的社會價值體系
科學技術是人類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的重要保證，它的發展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不斷擴大和深化的結晶。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加廣泛深刻地引起社會各領域的變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及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甚至從根本上影響到社會價值體系的重塑。由于科學技術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響社會價值體系的功能，所以，科技傳播必須在有效的和正確的社會控制之下進行。
新科技傳播對人類社會價值體系的影響來說，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傳播會深深地改變我們的文化觀念。正如美國哲學家Lowrance所說，“科學已經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許多謎信，使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質轉化成毒氣、體液、香味、懲具和生命力，重鑄了身體和心靈、自然和教養以及古典的技術和手藝，展現了人類的那個大寫的手。科學揭示了死亡、遺傳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類的起源，指明了人類的趨向，使我們有能力理解我們所見所說的意義。科學不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幫助我們精心制作不斷變化的文化和社會觀念。”
其次，科技傳播能夠創造全新的公眾認識，形成新的社會透視熱點。在科技傳播過程中，當利用大眾傳媒手段對最新科技成果宣傳報道和分析時，往往會在公眾中造成強烈的震撼，創造出全新的大眾認識，從而形成全社會對某些科技成果的關注，形成新的社會透視熱點，從而動搖、修正或重鑄出新的道德的、倫理的、審美的、行為的或實踐的、甚至宗教的規則，這些規則在社會價值體系中的變遷，對于科技自身的發展和人類整體的演進，都會產生推進或阻礙的作用。
第三，技術的社會傳播能夠強有力地改變競爭社會選擇的注意力，改造人們的價值觀念。例如，在Lowrance看來，太陽能的廣泛應用和儲存方法的不斷躍進，意味著大范圍內對太陽能電池的夢幻般的進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業，而是基于科學的發現。太陽能的技術應用所具有的這種促進人們價值觀念的狀況，并不是人為的，而是技術傳播的結果。
第四，科學的社會傳播能夠澄清和幫助分析人們的社會選擇，幫助提高公眾的注意力。科學描述因果現象，人們的社會行為和態度是基于知識而改變的。因此，基于科學的認識和知識，有助于改變人們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對此，前文已作了較深入討論。
第五，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傳播同樣具有改變人的現實價值體系的功能。
從如上幾點討論可以看出，科學技術的社會傳播對于改變人的現實社會存在，尤其是對于改變人的現實社會存在的觀念或社會價值體系，是影響甚大的，之所以會如此，是由科學技術的基本的社會功能決定的。
我們知道，科學技術知識是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導，科學技術對人的智力、思維方式都有重大的促進作用。隨著科技的綜合滲透，科技與社會的一體化發展，科技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社會事務的必要成份，貫穿于社會及社會事務管理始終。科學技術為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科技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物質與變化條件。任何一種科技的發明與傳播都會不同程度的引起人們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例如，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發現，不僅豐富、發展了物理學理論，而且導致時空觀、運動觀和物質觀發生了深刻的革命，改變了人們考慮問題的角度。資產階級用科技這一物質手段，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反對宗教神學的封建的世俗權威。“在技術方面，蒸汽機的產生及其廣泛使用，極大地刺激了整個社會生產領域，鋼鐵工業、機器制造業、交通動力業、冶金和化學工業等生產部門的迅速壯大，一個席卷歐洲大陸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普遍展開，導致了世界性的工業革命，這是一個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進步的狂飆時代。”可見，正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及其廣泛傳播，才有了人的較為全面、較為徹底的解放和自由，從而使人充分發揮其潛能，擺脫自然的束縛，使人的認識及其實踐逐漸從宏觀領域走向微觀領域又走向宇觀領域。科技價值觀、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漸深入人心并成為人們認識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傳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礎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會成員的腦力，提高了社會成員的智力，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根本性轉變。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說：“在二十世紀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歡不喜歡——沒有一個能夠不受哈維、牛頓、達爾文、以至普朗克的學說所影響”。
四、科技傳播有助于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
任何一種科學及其物化形式——技術都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科學技術是為解決某個或某些方面的問題產生的，所以科學技術只有變成現實的武器，才能實現它的社會目的。由于社會的系統性，某一問題的解決，僅靠一門科學或一種技術的運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學技術知識，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參與人對科學技術的掌握運用。如果離開科學技術的傳播這一客觀行為，科學技術知識就不能成為社會的力量。所以，就科學技術產生的直接目的的解決來講離不開科學技術的傳播，而每一次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結果都是以后科學技術產生與發展的前提或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著名科學家牛頓講，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學技術知識的可傳播性及其被傳播，人類知識、人類文化才能得以繼承和完善。事實上，任何一種科學技術的發展、完善本身都是繼承的結果。拿內燃機的設計原理來說，它是從汽缸內部產生熱汽，這明顯地區別于從汽缸外輸入蒸汽的蒸汽機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機一樣，都是靠熱汽推動活寒在汽缸內運動而產生動力的，這是它對蒸汽機原理的繼承和改進。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一個由傳播到吸收、繼承，再到發展完善，然后再傳播的過程，科學技術本身也正是在這樣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中，得到補充和修正從而獲得發展。
根據如上討論可知，科學技術對人類及人類社會所引起的積極社會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科學技術的傳播也帶來了一定范圍的反功能、負價值。馬克思講：“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渡的疲勞。新……的財富的源泉……變成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和自身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科學與現代貧困、衰頹之間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毋庸爭辯的事實。”事實上，科學技術每將人類帶向文明一步，人類都要為此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現代科學技術在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卻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為人類提供了動力，但帶來了環境的污染，生態環境的破壞；原子核裂變在為人類開辟了一種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毀滅性的危機，1945年8月6日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就是鐵的例證；電視使人們信息靈通，生活豐富；但卻浪費時間，影響工作、學習及兒童的社會教育。克隆技術的發明、運用，克隆人的出現既能避免減少人類工作的負荷、損傷，卻也可能帶來更多的混亂、犯罪。科學技術越發展，科技傳播越迅速，科技消極的社會功能暴露得就越明顯。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科學技術傳播亦是如此。我們應在積極推進科技傳播的同時，有意識地將科技傳播的負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圍，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識加以徹底解決。只有科學技術才能最終解決認識世界、改變世界的問題。對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學的猛攻下，一個又一個部隊放下了武器，一個又一個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無限的領域都被科學所征服，而且沒有給造物主留下一點立足之地。”
總之，科技傳播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現，增加了人類活動的半徑；電視機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成為可能；航天技術的發展，開始了人類“太空旅游”的年代；電子計算機使人類信息共享。科技傳播以其巨大的力量無孔不入地進入人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今天隨著知識越來越成為新型的生產要素，科技傳播的功能及其價值必將日益明顯。科技傳播的速度與質量將成為一個民族知識擁有與操作的基礎環節。所以，加大科技傳播力度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1〕〔2〕〔3〕〔11〕、喬瑞金《科學進步論》，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頁、第186頁、第19頁。
〔4〕〔5〕DavidG.Myers"SocialPsychology"McGraw-HillBookcompany，1993，第16頁第38頁。
〔6〕《馬恩全集》第23卷，第664頁。
〔7〕〔8〕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一關于知識報告》，三聯書店第4頁。
〔9〕〔10〕W.H.Lowrance"TheRel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Values".quotedHickman"Technologyasahumanaffair".McGraw-HillBookCompany，1990，第429頁，第430頁。
〔12〕〔U.S〕亨利·哈里斯《科學與人》商務印書館，前言。
作者簡介：馬崇坤（1976――），男，丹東遼東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思想政治工作。
大學生的社會化問題如何看待，導大學生的社會化如何正確引向著健康、正確的方向發展，不僅是社會學，而且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本文試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大學生的社會化問題作一下粗淺的分析。
一、大學生的社會化定義
大學生的社會化：人在特定的社會物質文化條件下，通過與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合格成員的過程稱之為社會化。社會化的根本任務就是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明確生活的奮斗目標、學習社會行為規范、培養社會角色、明確社會責任感，自覺地以社會規范來制約自己的行為。這個不斷學習與完善自我的過程就是社會化過程。
二、大學生社會化的構成
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現在社會里，一個人必須掌握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這就需要通過學校教育得到普及和充實。對剛從少年步入青年的大學生而言，大學生階段是他們身心、知識等各方面承上啟下的轉折時期，是走向社會，獨立承擔的準備時期，是人生的關鍵時期。同時這一時期的廣大青年學生也達到了社會化的成熟階段，是他們正常社會化的最后階段是他們正常社會化的最后時期，從此就要步入廣闊的社會，成為廣大社會的一員。這一時期，我認為大學生社會化的構成主要有校園性、宿舍性、社會性的特點。
校園性
踏入大學校園后，大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但環境改變了，面臨著一種重新分化組合局面。環境與地位的變化促使大學生總結積累人際交往經驗。努力鍛煉在公眾場合善于表達自己。與他人溝通交往能力。學校經常組織健康向上，豐富多彩的集體活動，使大學生走出自我，融入集體之中
宿舍性
宿舍作為大學生生活的最小群體，三、兩個人，但是每天他們的成員之間都要有最直接的交流。班級、學校乃至社會上白天發生的事，他們甚至可以在熄燈后 溝通。這種信息交流最直接、最坦誠。
社會性
大學生即使在校園也是生活在社會大背景之中。他們也是在時刻關注自我和關注社會發展之間達成一種動態平衡，絕對不能脫離社會實際、社會責任，要采取因勢利導，更不要單純地沉溺于對自己的未來的自我理想設計之中。
大學生的社會化問題
1、思想上
存在著不安和動搖，對自己的未來抱有各種幻想，對自己即將跨入的社會了解不夠，感到某些困惑不解，社會價值觀的多樣化增加了自己認識和選擇的困難。
2、觀念上
現在的大學生充滿著激情，個性鮮明，能夠勇于追求社會上的令人向往的事物，十分迫切想了解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現象，并尋找到解決的自己答案，并積極對比聯想到如何度過自己的人生。但是因為他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形成，激情也同樣尚未不穩定，感情強烈而面對困難的時候就會脆弱，閱歷儲存的知識、社會經驗都是累積不足，使其在個人觀念上常常表現為主觀性、片面性和時代性的特點。
3、因素上
大學生的社會化受許多因素制約
（1）、微觀環境的影響
筆者認為大學生社會化的微觀環境最主要是指他們學校、班級、宿舍、及其所參加的學校各種社團組織、教師群體以及家庭。上述這些群體對大學生社會化的發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響。對以后的成長也是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要引起我們的足夠的重視。
a. 班級、宿舍影響。班級和宿舍是大學生直接生活其中的最簡單，也是最基層的社會群體。也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微環境的細胞。因為在班級和宿舍里。學生成員間無論是上課還是在宿舍里他們面對面的互動，從而形成非常親密的關系并能建立起非常好的感情。每個大學生剛一入學，都能歸屬于固定學校、班級和宿舍。每一個人當然社會關系就處在這些群體之中，個人思維、行為習慣、價值觀、知識結構等，都受著這些群體以及其中的其他人的影響。大學生的個性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地也是在生活的群體中實現，尤其是在其直接生活的初級群體中實現的。
（2）、宏觀環境的影響
宏觀環境對大學生社會化的作用和影響并不十分顯著，它不能決定大學生社會化的具體情況和細節，但他卻是決定大學生的內容、性質和方向等等。
a. 典范作用的影響。不同的社會階段有不同的典型人物特征，我們要充分認識典型人物的時代特征，可以利用這些道德模范，學習標兵，各種能手，使學生向他們看齊，讓他們成為心中的偶像，人們在思想上、認識上得到充實，是社會得到充分的認識，并弘揚的社會的正氣。
b. 社會負面效應的影響。社會負面傾向雖然是少數的，但是也會自覺不自覺影響著學生，使學生產生消極影響，從而對年輕人的發展極為不利，作為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要重視這一重要環節。
當然，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對大學生社會化的作用和影響，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時候相互結合、對學生影響也是此消彼長的過程的。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環節
高校大學生社會化問題對策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別是思想政治輔導員更應該把目標應該放在大學生社會化的方向上，應該與時俱進的把大學生的社會化引導正確的方向發展作為工作的最終目標。要以研究大學生社會化問題作為基本落腳點，根據當代大學生社會化的特點有的放矢采取正確工作方法。同樣學校應形成良好的校風、學風、班風，特別是具有自己鮮明特點的校風、班風，以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組織、引導學生成立各類有益身心健康的協會并結合專業特點成立一些專業協會，定期開展活動。
一、引言
關于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分類，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種學習理論。其中三分法的贊同者居多。多數專家認為，語言習得理論大致可分為外在論、內在論和社會文化論。內在論是這三大理論流派中最龐大的一個，主要分為兩大流派──先天論和認知論。認知論又包括信息處理模式、連接主義論、信息競爭模式等理論。三大理論流派中，社會文化論是當今研究的熱點。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現的對話論、活動論、實踐共同體等理論。早年研究者多對內在論和外在論進行了比較研究，但內在論尤其是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方面的比較研究并不多見，本文試從這一角度對其進行初步的探討，以期對外語教學和研究有所啟示。
一、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的主要觀點
1.認知論的主要觀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二語習得研究對象從單純的語言開始轉向學習過程中學習的主體等因素，在研究學習者外部因素時，開始對曾經被視為是"黑箱"的學習過程進行了全面探討。
認知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心理過程，是二語知識系統的發展和在交際中的使用。從認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語言習得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語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識，把學習一般知識的方法應用于語言學習之中。認知論包括信息競爭理論、信息處理論和其他多種理論。無論哪種理論都認為：第二語言學習是對一種復雜認知技能的習得。學習一種外語，就是學習一種技能。把語言習得等同為一般的認知過程，認為第二語言習得過程就是一個語言信息在大腦中輸入、加工、處理，新舊信息各個階段的重組和連接直至自動化的過程；試圖以人類學習一般知識的過程為依據來認識第二語言習得，只要經過最初的機械練習，以及不斷的信息處理和加工，通過掌握語言規則，就可以逐漸達到信息處理的程序化和自動化。
2.社會文化論的主要觀點。
社會文化論綜合了理解人類行為的多個學術領域，發展出超越了個體與環境的二元論的概念。人類通過能動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變革外部世界，進而變革自身，在這種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使客體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與具體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體與客體世界的關系得以實現，從而說明人類受外部客體的制約，特別是受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二語習得同樣受到社會因素的制約。社會文化論強調二語習得中社會文化的作用，強調學習者的內在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之間的互動，從而豐富了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也為研究第二語言習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維果茨基狹義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社會關系和文化制品在組織人類特有的思維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個不孤立于社會環境而可以系統研究認知的框架。
二、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的區別
1.強調語言習得模式中的不同環節。
這兩大理論都承認語言習得模式是輸入（或環境或刺激） 語言習得內部機制輸出（或習得的知識，或行為）。但認知論更關注語言習得的內部機制；而社會文化論則更重視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關系。
2.與心理語言過程的關系。
社會文化理論與包括認知論在內的其他語言學習理論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環境和心理語言過程不再被看成是兩個分開的現象，社會化和語言習得不從產生它們的語言交互環境中剝離出來。對二語習得者來說，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二語學習者積極參與意義建構，并通過該過程習得第二語言。
3.運用發展法來分析學習者語言習得時的隱喻不同。
認知論的隱喻是習得，即學習者接受語言輸入，習得語言并儲存在頭腦中，在需要的時候輸出。社會文化研究方法的隱喻是參與，個人在學習中起一定的作用，但個人最終能獨立完成的能力必須在社會交往中以協作的方式獲得。社會文化理論因此為語言學習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視角，認為個人和社會融為一體，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不可分離［7］。
4.二語習得領域的相關研究方法。
以臨近發展區為例，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觀發生領域，即在逐句的話語交際中來認識學習者第二語言的內化。社會文化理論的微觀發生研究從認為交互導致語言學習，轉向認為交互是語言學習發生的場所，從而為二語習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選擇。
5.對于語言輸入、輸出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的探討。
Krashen的輸入假說與Swain的輸出假說對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認識論并未對這一矛盾提出解釋。但運用社會文化理論探討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時，他們的分歧可以得到解決。維果茨基認為人類高級思維功能建構于社會、文化、歷史和教育的環境中。而這個環境是一個由社會相互交流編織成的網，一個由語言輸入與輸出的辯證統一體。所以，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語言的發展。
6.相互交流中參與談話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認知論啟發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說對于在幫助學習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社會文化論有著不同觀點。其主要區別在于對個人認知過程的強調不同。相互作用假說強調學習者頭腦中的個人認知過程。相互作用通過給予學習者需要的輸入來加速內在的過程，最終使那些認知過程成為可能。社會文化論者認為，通過社會的相互交流而發生的學習過程中，交流會話更重要，他們認為，隨著社會活動中知識的內化，人們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組他們的認知過程。
三、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1.認知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內在論強調學習者從自身經驗背景出發對客觀事物的主觀理解和意義建構，重視學習過程而反對現成知識的簡單傳授。認知學習論為現今的外語教學帶來了一場新的革命。該理論認為學生學習時頭腦中的認知結構和認知加工過程是決定學習結果和學習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條件雖然重要，但都只是影響學習的間接因素。這種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教學有許多啟發。教師要讓學生充分參與到教學活動中，采用現代教學手段，以激發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對學習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對新學知識的解釋、推理、運用能力，樹立教學目標的新觀念。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沒有什么教學目標比使學生成為獨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學習者更為重要。所謂獨立，是指學生離開老師，甚至離開學校之后還能繼續學習；所謂自主，就是讓學生去主宰、支配學習內容，而不是由學習內容來支配、控制學生，變"要我學習"為"我要學習"。 教師在創設學生學習的外部條件時，必須以學生頭腦中的認知規律為前提。這些外部條件指能激起學生努力去從事思考和記憶等心理活動的事件。外語教師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拋棄"一言堂"的傳授方法，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要重視學生內在認知動機的作用，這里的內在認知動機是指由學生的學習活動本身所引起的學習動機。
2.社會文化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最近發展區是維果斯基社會文化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兒童現有水平與經過他人的啟發幫助可以達到的較高水平之間的差距，就是“最近發展區”。維果斯基認為：教學不僅應該考慮兒童已經達到的水平，而且要考慮兒童經過努力可能達到的水平。只有當教育走在發展之前時，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張教師要重視學生學習的最佳期限，不應盲目拔高或遲滯，以免錯過最近發展區。據此，可以得到以下啟示：①學生是自主積極的學徒式學習者。②學生的學習受背景影響。③教學應向學生提供挑戰性認知任務和有效支架。④教學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動力系統。最近發展區對學習英語的啟示是：教師在英語教學中，應關注學生學習的背景，傾聽學生需要；激發英語學習興趣，創設有效支架；創設活動情境，增強參與意識；發揮學生特長，體驗成功樂趣；提倡合作學習，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結語
不管是二語習得研究的主流認知論還是研究的新熱點社會文化論，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標題"認知和社會文化: 兩個平行的二語習得視角?"所預示的一樣，社會文化視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開創了另一個新天地。如Yoric所倡導的，假如我們能為學生多建幾座橋梁讓他們從中選擇的話，相信他們到達終點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文化視角只是這眾多"橋梁"中的一座。
【參考文獻】
［1］ 焦俊峰.第二語言習得過程的多角度透視［J］.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09(1):71-74.
［2］ 劉緋.國外著名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綜述［J］.貴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72-75.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終生學習思潮逐漸深入人心，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成教學生長期受到社會的漠視與責難，時到今日從未得到社會的重視和改觀。隨著成人教育的蓬勃發展，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成人學生數量日漸增多，在社會競爭愈發激烈的大環境中，成人學生的心理問題更有蔓延與增長之勢，嚴重影響了成人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危及到成人教育教學質量甚至成教事業的可持續發展，關注成人學生的心理問題已成為迫切解決的現實課題。
一、成人學生心理問題概述
成人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社會對成人教育的漠視，對成人學生的淡然，已逐漸成為阻礙成人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特別是成人教育對象的成人學生，作為社會中的特殊社會群體，其心理問題愈發嚴重，更值得我們去關注與研究。成人學生心理問題頗多，但主要表現為強烈的自卑感、冷漠的人際關系、消極的人生態度三個方面。
1.強烈的自卑感
成人學生大部分都是高考落榜生，與考入普通高校的學生相比的確存在一定的差距，可以說是出于無奈才接受成人教育的。為此，他們普遍存在著自卑感，認為自己低人一等，對自己的未來發展缺乏自信。加上家庭的責難、社會的歧視，讓他們總覺得自己不如他人，一無是處，于是自暴自棄，得過且過。
2.冷漠的人際關系
成人學生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其家庭背景存在很大差異，家庭條件不同。在與別人交往時不主動、過于羞怯，過多地考慮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對自己的言行極端壓抑。同時，很多學生與網絡為伴，沉迷于網絡游戲，生活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之中，與現實中的同學交流甚少。
3.消極的人生態度
成人學生由于強烈的自卑感，失去了敢于面對困難的勇氣與決心，缺乏勇于探索和創新的意志。在現實生活中意志消沉，缺乏上進心，對未來一片茫然。不僅在學習上不努力，在人際關系上也缺乏主動與人溝通，在業余時間更是無所事事，生活單一且無任何意義，總而言之，成人學生消極地對待身邊的人和事情，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和激情，更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愛。
二、成人學生心理問題溯源
探究成人學生心理問題產生的緣由不難發現，影響成人學生心理問題的成因很多，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成因。但就具體而言，主要有學生自身、學校和社會三大因素。
1.自我認知的偏離
根據現代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的社會比較理論可以得知，人們對他們的能力水平和態度做出正確的準確評估需基于兩點。其一，在缺乏直接的自然標準時，人們通過與他人比較進行自我評價；其二，人們應將自己與相同水平的人進行比較。然而成人學生的自卑感源于同普通高校學生的比較，甚至是普通重點高校的學生比較，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尋求的比較對象就是錯誤的，同時社會比較理論的比較目的不僅是為了獲得準確的自我評價，更是獲得自我強化、自我進步的一種途徑。因此成人學生在對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時，比較的目的應該是認清自己缺點，吸取別人的優點，而不是自卑、消極的逃避。
2.學校關懷的缺失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將人的需要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目前，很多普通高校把成人教育學院僅僅當著一種創收的手段，忽視了對成人學生的細心呵護。缺少了學校的人文關懷，成人學生就像沒爹沒的孩子，成人學生至進學校后，學生的日常管理、教學管理等一切由成人教育學院負責，學校幾乎不予過問。由此可以看出：在成人學生與全日制統招學生之間，學校給予學生的關懷存在極大反差，這種差距體現出的是教育的不公平、學生的不平等。學校關懷的缺失讓成人學生難以找到歸屬感，在一個缺乏溫暖的集體中冷漠、孤僻等心理問題便產生了。
3.社會偏見的誤導
偏見是對一個群體或個人的一種評價，它包括對圈外群體的負面態度和對圈內群體過于積極的正面態度。同時，偏見具有廣泛的破壞力，如：人們對一個人所屬群體的偏見會影響他們對這個人的評價。在社會的大家庭中，許多人認為成人教育是不正規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補充，是匯集為拿文憑的在職人員、學習成績較差的落榜生的場所，于是在社會中時常聽到對成人教育的質疑聲和披露聲，一系列關于成人教育替代論、消亡論的陳詞濫調甚至在學術文章中也經常可見。社會的偏見導致的不僅是對成人教育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難以抹去的陰影，對成人學生更是一種內心深處的傷害。誠然，成人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比普通高校的學生成績要差，綜合素質相對較低，但是絕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全面否定成人學生的個性特點。在成人學生中也有相當多素質較高、能力較強、具有個性特長的有上進心的學生。
三、成人學生心理問題解碼
相關實踐證明，成人學生的心理問題解決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通過學生自身、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順利完成。 轉貼于
1.學生正確認識，重塑自信心態
俗話說：“解鈴還須系鈴人。”要想讓學生徹底走出心理陰影，還需要學生自身的努力，讓他們正確地認識自己，調整自己的心態，全面地剖析自己，正確認識現狀，重塑學習、生活的信心，引導他們從不同的途徑走向成功。
圍繞培養學生自身的信心，要做到以下幾點：其一，自我定位，樹立學習專業的信心。要讓學生充分認識、了解、審視自己，了解其優劣勢，讓他們認識到自己喜歡做什么，適合做什么，從而依據“克己之短，揚己之長”的原則學自己喜歡的課程，做適合自己的事情。這樣給他們造成一定的心理優勢，保持樂觀的心態，迎接每一天的學習和生活。其二，自我表揚，樹立實現價值的信心。人自身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因此要想獲得成功，只有在不同時期、不同空間審視自我，了解自我，接受每一次的挑戰。在經歷每一次挑戰時，給足自己信心與掌聲，讓自己充滿激情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其三，自我規劃，奠定實現成功的信心。美好的憧憬、百般的無聊、無奈的悔恨、極度的茫然是大學生們一般都要經歷的情感變化，是對大學生活感知的結果。剛進大學時的好奇心讓其對大學生活有了美好的想象，熟知大學生活后的他們開始欣然接受自由大學給他們帶來的無聊與空虛，一直到后來的悔恨和茫然。不妨追問是什么原因致使他們喪失了原有的斗志？不難發現是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奮斗目標。因此，為學習制定計劃，為生活設計顏色，為人生設定目標，是當今學生們逃脫落入俗套的重要方法，更是成人學生實現成功的必然選擇。
2.學校傾力關注，構建平衡心理
成人高等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經濟建設培育了眾多人才，更為社會發展作出了難以衡量的貢獻。然而，受社會傳統偏見和思想誤區的影響，我國成人高等教育受到了國家的“特殊待遇”，成人學生遭受了嚴重的不公平對待。在一定程度上，成人高等教育沿襲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學方法、學籍管理、班級管理和課程設置等，針對成人學生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學校并未對此提出相應的教學要求，制訂相應的管理措施，很多學校就算制訂了規章制度，但都是形同虛設，沒有嚴格執行。同時，對成人學生更是缺乏人文關懷，學生沒有安全感，沒有體驗到家的感覺。然而，再放眼看看學校對統招學生的態度，這種兩重天的待遇不得不讓成人學生感到失望，由此產生心理的極度不平衡。為此，學校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導向，平等地對待每一位成人學生。具體做法為：第一，將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統一納入學校的發展規劃。成人教育不是學校創收的手段，而是培養符合社會發展的優秀人才的場所，其根本任務就是培養人才、服務社會，為此，成人教育的發展應列為學校發展規劃的重要部分。第二，課程互選，學分互認。成人學生可以選擇統招學生所學課程并和他們一起上課，經考試合格者學校承認其所修學分。第三，成人學生享有與統招學生相同的參加學校課外活動的權利。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成人學生同樣有權利參加。這樣不僅豐富了他們的業余生活，更為他們提供了與其他同學交流的機會，更體現了學校對學生的公平與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