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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與可可、咖啡并稱為世界三大飲料。在這三大飲料中，只有茶的故鄉在中國。種茶、制茶和飲茶都起源于中國。但茶葉在中國成為一種普遍的飲料，并進而走向世界卻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歷史歲月。
中國對茶的飲用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神農氏時代。相傳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農氏創立了醫學。為了幫助人們戰勝疾病，他通過遍嘗百草來識別和了解藥性，尋找治病的藥草。有的草會含有毒性。據說有一日他嘗了72種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過飲用一種神奇的藥草而化險為夷。這種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來的茶。茶在古代還被稱為“茗”，“皋蘆木”。從這個傳說看，中國人開始認識茶樹及其藥用功能已經有5000余年的歷史了。
從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我國先民發現茶也有二、三千年的歷史了。在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詩句了。意思是說農夫們采摘茶葉，砍柴為薪。世界上飲茶，種茶起源于中國，那么中國的茶樹栽培和飲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區人文歷史論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帶。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認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東晉《華陽國志·巴志》上記載：“就丹、漆、荼、蜜……皆納貢之。”意思是說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區交納，丹藥，油漆、茶葉、蜂蜜等當地特產。從地名學來看，蜀國在古代又稱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對茶葉的一種稱謂。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產茶的地方論文服務。歷史記載，西漢時巴蜀一帶便已經飲茶成風。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場化正是茶飲普及化的表現，也是茶飲民間化、群眾化的結果。
三國兩晉時期，飲茶之風在中國的范圍日漸擴大。特別是當時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為交往的一種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們的參與，中國的茶飲很快發展演變成茶藝，并進而形成獨特的中國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禪破睡，飲茶發揮了獨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開始大量種茶和飲茶。飲茶之風也就隨之盛行開來，當時的人們稱“茶佛一味”。唐朝時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社會經濟的空前繁榮也推動了茶飲之風在世界范圍的流行和傳播。世界歷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關茶飲的學術專著，陸羽的《茶經》就在這一時期問世。為了紀念陸羽在推動中國茶文化方面的獨特貢獻，人們把“茶神”的桂冠送給了他，并將他供奉在官府的茶葉庫和民間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飲之風不但在中國大行其道，并成了人們一種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隨著各國商人，使者紛紛前來唐朝進行商貿和文化交流，而將茶飲之風也帶到了世界各地。中國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確切講來應該稱為“絲茶之路”，因為茶葉也是當時商貿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國的近鄰日本茶道之風更是盛行。據說唐朝時日本高僧最澄來中國求佛，回國時將中國的茶籽帶回日本，進行種植并獲得成功人文歷史論文，從此日本人也開始有了飲茶的習慣，并將中國的茶藝技術發揚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風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點的日本茶道文化。
日語的外來語原本應該用片假名來書寫，漢語詞匯對于日本人來說也是外來語，但是至今仍然使用漢字來書寫，這樣的情況在任何其他語言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日本人還利用漢字的結構特點創造了假名及“和制漢字”。>>>>漢字在日本的曲折發展如何成就日本國字
引 言
2010年3月筆者開始有關在日華僑華人的研究。筆者是自費留學生，有關在日自費留學生的相關事宜非常了解。但是，對在日公費留學生的情況一概不知，比如，什么樣的人才可以成為公費留學生？留日公費留學生有何特征？享受什么待遇？在日生活、學習情況和自費留學生有何差異以及學成之后的就業情況等。為了弄清以上問題，筆者開始以“在日中國公費留學生的異文化適應”為題目的調研工作。2012年3月筆者以該題目完成了碩士論文。
2013年筆者又把目標轉向了在日中國人的勞動問題，以田野調查為中心，開始以從中國福建去日本留學或工作，在東京筑地市場工作的中國勞動者的生活狀況的研究。2014年3月在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上發表了“日本新華僑生活狀況的考察：以東京筑地市場為例”的文章。近來，筆者又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國內的歸國留學生的研究。
回顧在日華僑華人研究，游仲勛說“戰后日本華僑研究主要是以華僑社會經濟為中心（游仲勛1996：90）。” 80年代以后，在日華僑華人研究有了明顯的變化。門永美保認為“從1980年初開始，在日華僑華人研究不僅在經濟方面，在華僑華人對日本社會適應類型方面和文化摩擦方面也有了很大進展。同時在華僑華人自我意識的變化、組織形態和華僑華人重新構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門永2013：74）。” 本稿主要通過文獻分析日本華僑華人研究概況以及研究動向。
一、華僑華人自我意識的研究
有關在日華僑華人自我意識的研究代表作品有過放（1999）的《在日華僑的自我意識的變化》。過放把在日華僑華人分為三個層次進行了分析。第一層是表層。主要闡述在日華僑華人的歷史。第二層是中層。主要從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華僑華人的社會構造。第三層是深層。主要分析了在日華僑華人自我意識的變化過程。“隨著社會的發展，在日華僑華人和日本人結婚以及取得日本國籍的華僑華人越來越多，促進了在日華僑華人化的迅速發展。但是，在日華僑華人化的進展不等于否定中華文化而獲得日本文化（門美2013：78）。”
除此之外，還有朱慧玲（2013）的《日本華僑華人的社會變遷：以日中國交正常化以后為中心》。朱慧玲的碩士論文是以在日老華僑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在日華僑華人的社會變遷問題。之后在碩士論文和王津的碩士論文成果的基礎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國交正常化以后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完成了博士論文。朱慧玲認為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和日本社會的社會距離在不斷縮小，隨著在日華僑華人的世代交接，在日華僑華人在不斷的被日本社會同化。
二、教育、職業方面的研究
近年來，在日華僑華人學校和教育問題也被學術界所關注。臺灣學者杜國輝可稱之為在日華僑華人學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驅者。杜國輝（1991）以《多文化社會華僑華人的對應：日本？臺灣的華僑學校畢業生動向分析研究》為題，主要是華僑學校對在日華僑華人有著重要意義為基礎，針對在日華僑學校畢業生進行了意識性調查。杜（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華僑華人學校畢業的學生在日常生活、行動、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經被日本社會所同化。此結論和周慧玲（2003）的結論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曉m（2007）以《有關日本華僑華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會的教育的再構造和課題》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裘曉m主要通過以下三個視點對在日華僑華人教育進行了分析考察。“第一，從歷史的視角出發，分析了作為民族教育發展起來的華僑華人教育發展的沿革和面貌。第二，從動態的視角，闡述了1990年代以后在日華僑華人的實際轉換狀況。第三，從多文化教育的視角，分析了在日華僑華人教育意義和所承擔的責任和任務（裘2007：11）。”但是，裘（2009）有以下三點不足之處。第一，沒有把日中兩國政策變化和此論文關系相結合。第二，近代華僑華人教育形成過程的分析應該和新華僑華人教育的形態分開作以分析。第三，應該把華僑華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實踐列入分析行列。
隨著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在日學成后回國創業的中國留學生不斷增多。因此，以回國留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也在不斷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亞文（2011）的《從日本留學回國學生就業狀況和留學經驗的評價：以研究生為例》。為了完成此論文的調查，安部康久和徐亞文針對中國遼寧省大連市和山東省濟南市的相關學校研究生以及具有專業知識、持高學歷的回國留學人員為中心，進行了研究調查。其結果是：“留學者對自己的留學有較高評價（安部康久、徐亞文2011：189）。”
奈倉京子針對從日本留學回國的留學生進行了研究調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發表的《從日本留學回國留學生的自我實現和制約的考察》。奈倉京子從回國留學生的視角，以中國福建省廈門市和廣東省為中心對回國留學生進行了采訪調查。隨著回國留學生和中國國內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對中國的大學來說，“海龜”不再向以前那樣珍貴。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關華僑華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主要以在橫濱、神戶、長崎居住的華僑華人為研究對象。近來，以東京、名古屋和沖繩等地區為對象的華僑華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2007）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京再留中國人的人口變化》。山下主要通過“東京都統計年鑒”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國人登陸數”，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東京都在留中國人的人口變化的特征。山下把東京華僑華人的人口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稱之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到1978年）。這一時期在日中國人人口變化不是很大。第二時期稱之為“急增期”（1979年到1988年）。這一時期因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在日中國人急劇增加。第三時期稱之為“安定期”（1989年至今）。這一時期在日華僑華人人口不斷增加，特別是中國東北三省出生的中國人明顯增加（山下2009：107-109）。
四、其他相關華僑華人研究
中國最著名的“僑鄉”有江門、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來，相關學者開始了以“僑鄉”和“華僑華人博物館”為對象的調查研究。“僑鄉”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澤努（2016）的《僑鄉：華僑故鄉的觀念和實像》；長沼さやか（2015）的《廣東省珠江達美僑鄉的起源：以華僑的村和無華僑村為例》；兼城系繪（2012）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僑鄉為例》等。
全球“華僑華人博物館”包括正在籌建的有7個國家50家左右。其中中國國內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亞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與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華僑博物館與華僑華人研究”學術研討會。此會對華僑華人對華僑博物館研究有著重要意思。此外，玉置充子（2012）也對《廣東省的華僑華人博物館》進行介紹等。“僑鄉”是華僑華人的故鄉；“華僑華人博物館”具有對華僑歷史文物、文獻資料等進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動“僑鄉”和“華僑華人博物館”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結束語
以上總結了日本華僑華人研究的情況。日本的華僑華人研究開始于經濟方面，之后發展到華僑華人的意識的變化、學校教育、地域分布、歸國中國留學的就業等方面。近來又出現了以“僑鄉”和“華僑華人博物館”為研究課題。本文通過整理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了解了日本華僑華人的研究動向，為今后新課題研究“中日國家關系的變化對在日華僑華人的影響”有著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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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國際理解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念，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之后在教育國際化潮流中得以迅速展開。本文分述了中、美、英三國學者對日本文化的獨道見解，從國際理解教育視角，審視現今歷史課程在中國的實施，以期對歷史課程建設有所增益。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教育國際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理解教育作為一種國際教育思潮，在加強和推進各民族的理解、合作和發展上功不可沒。就本國利益而言，國際理解教育不僅可以讓學生了解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而且，可以立足于本國國情，以史為鑒、后發制人。
根據新一輪的歷史課改，初高中歷史課程教學的目的分別是培養現代公民必備的基本素質和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然而，事與愿違，正是在這樣的課程體系下，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我們當代青少年卻分化出“仇日”和“媚日”的民族傾向，與課程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基于此，本文通過對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論》、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和肯尼斯·韓歇爾的《日本小史》三本書中日本文化的闡述，并將其作為日本侵華的背景，從國際理解教育的角度，反思我國歷史課程的實施。
一、簡析日本侵華之歷史背景
當歷史學家或學者們在編寫或談論歷史時，難免在客觀事實中有意或無意穿插一些主觀因素，使歷史觀念遭到扭曲。下面筆者從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作者口中，對日本發動作一個簡要背景的分析，以期還原歷史本色。 《菊與刀》是講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負盛名的一部著作。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通過對日本文化的研究，為戰后美國對日政策提供重要參考。在書中提到，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理由是建立一個“國際等級秩序”，做到“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而日本則處在這個等級秩序的最高層。書中進一步分析，日本之所以產生這一“雄心壯志”源于本國特有國情。本尼迪克特曾這樣描述到：“日本人對秩序和等級制的信仰如同美國人對自由和平等的依賴一樣，雖然這兩個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兩極一般對立。”的確，自公元前六、七世紀來，伴隨著中國的佛教、儒教傳入日本，“三綱五常”就植根于日本人民的心中，隨處可見，上至朝野，下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禮儀中。但是，當日本當權者將這種模式套用到中國身上時，卻水土不服，他們被視為“侵略者”、“強盜”。由此可見，日本在盲目轉嫁外部矛盾的同時，由于缺乏對跨國文化的理解，結果慘敗而歸。
《日本小史》主要講述了日本從石器時代到世界強權的蛻變過程，檢視日本歷史上所造成的“奇跡”外表下的不同切面。每個國家都有它的神話史，肯尼斯·韓歇爾也在書的第一章講述了天皇神祗的故事——男神伊壯諾尊和女神伊壯冉尊及諸神。隨著國家的建立，這些神祗故事被統治階級利用，以確保地位合法化。于是，天皇是神的化身，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由此推出，尊重他、服侍他是理所當然的事，不是責任，也不是權威。二戰其間，天皇掌握有限的權利，是國家“天人合一”的象征，而政權真正掌握在政閥軍閥手中。所以說，日本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法西斯軍政統治者，而廣大民眾只是懷著對天皇的“自然表現”做了他們該做的事情，成了政治家的玩偶。因此，在分析任何一場戰爭時，應該區別對待不同人的立場，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 "
二、國際理解教育對我國歷史課程教學實施的啟示
從上面提供的史料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部歷史、一個歷史事件，并非僅有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還涉及到與它有著千絲萬縷的其它史實，或作為背景，或作為原因，或作為結果存在。因此，在課程編寫和教學中，教育者不能簡單的描述史實，應該對事件發生的背景及前因后果有所陳述。然而，在當今的教育體制下，高考成為教育的指揮棒，課堂教學一切都圍繞著高考的重點進行，歷史課本只對歷史事實進行簡單敘述，而對別國的歷史文化背景簡單提及，且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當學生學完一遍侵華史后，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景象歷歷在目，他們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既弱又懦，日本人既強又狠。再加上“韓日流”沖擊，不言而喻，對于民族自尊心過強的學生，自然產生了“仇日”的情緒；而對中國略有不滿的學生，自然產生了“媚日”傾向。
盲目“仇日”與積極“媚外”，試想，我們如何放心將祖國的建設交給“21世紀初升的太陽”呢？針對這一現狀，筆者認為，可以從理解教育的視角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堅持以歷史課程培養目標為宗旨，教育者在幫助學生掌握中外史基礎上，要使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培養他們歷史的判斷能力和思維能力，使其成為有責任感的國民、有責任感的地球公民。
第二，在歷史教材的編寫上，要盡量做到客觀，符合史實，避免使用含政治色彩的詞語、產生“潘多拉效應”。簡言之，要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生自己對歷史事件做出判斷和思考。
第三，在歷史課堂教學中，教師不僅要掌握扎實的歷史專業知識，而且還要擁有廣博的知識基礎和教學技能；教學不僅讓學生了解日本侵華史，還須知道日本這個國家的地理人文環境；教學方法要多樣化，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如教師可以采用道德體諒模式，對換角色，培養學生的辨別和思考能力。
第四，閉門造車是不行的，我們要不斷地推進教育的國際化，保證國家或地區間教師與教師，學生和學生，老師和學生之間的跨國對話。
“歷史不再是針對過去的事實陳述，而是一個為人們提供標準和目標的經驗寶庫。歷史指引當下和未來的行動，具有重要的規范和證成意義。”歷史已經過去了幾十年，我們不可以忘記，因為血的教訓告訴我們“落后就要挨打”。現今我們要做的就是，立足于本國國情，去審視過去與現在、本國和他國，掩耳盜鈴是不行的，“媚日”更不可取。
論文題目格助詞「デの意味?用法
論文大綱及撰寫計劃
1.はじめに
2.先行研究
3.「デ格の各意味用法
3.1範囲の限定
3.2地點?時點の限定
3.3事物の限定
4.「ニ格との相違
4.1場所を示す
4.2時間を示す
4.3原因を示す
5.おわりに
撰寫計劃
2009年10月-11月查找資料，擬定題目
2009年11月-2010年2月完成初稿
2010年2月-2010年3月完成二稿
2010年3月-2010年4月完成終稿
主要參考書目菅井三実1997「格助詞デの意味特性に関する一考察『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P127森山新2002「認知的観點から見た格助詞デの意味構造『日本語教育115，1-10
森山新2004「格助詞デの放射狀カテゴリー構造と習得との関係『日本認知言語學會論文集4P66-75
森山新2006「多義語としての格助詞デの習得過程『認知言語學考論
森山新2006「JSL(第二言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における格助詞デの習得過程に関する認知言語學的考察『日本認知言語學會論文集6
杉村泰2005「イメージで教える日本語の格助詞と構文『言語文化論集17-1
審核老師意見
日語論文開題報告范文二
所選題目名稱：
外來語の激増の原因とその影響について
外來語激增的原因及其影響分析
課題研究現狀：
外來語是西方國家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成果不斷流入日本的證明。而使用外來語是我們學習和使用日語過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外來語作為一種社會語言現象和文化現象，促使了日語本身的發展和日本社會文化的進步。同時隨著外來語在日語中的泛濫，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引起了日語學習和研究者及日本社會的廣泛關注。
關于日語外來語，《大辭泉》(小學館)將其定義為：ほかの言語から借用して、自國語と同様に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語。借用語。日本では、広義には，漢語を含まれるが、狹義には主として歐米諸國から入ってきた語を言う。現在では一般に片仮名で表記される。1956年日本國立語言研究所就日語中和語，漢語，外來語，混合語幾類構成日語的詞匯，對大眾化的90種雜志進行調查，得出以下數據：和語36.7%漢語47.5%外來語9.8%混合語6.0%。10年后的1966年同一研究所又以《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三大報紙一年的日報，晚報為對象，進行了日語詞匯構成比的調查，得出以下數據：和語38.8%漢語44.3%外來語12.0%混合語4.8%。由此可見，10年歲月的推移，外來語的比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外來語在日本社會和文化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廣大學者的關注。日本學者荒川物兵衛在《角川外來語辭典》(1969)一書中指出：“一個個單詞是民族文化的種子，一個個外來語則是一個民族吸收外來文化的種子。”《實用最新外來語辭典》(1979)的序作者富道勇夫也曾說過：“難于出口的話語用外來語說就容易多了。”
隨著中日兩國間的不斷交流和合作，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學習和研究日語。日語外來語也受到了一些從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學者的興趣。皮細庚在《日語概說》(皮細庚，1996)專門辟章探討了外來語，是外來語研究歷程中的一塊里程碑。皮細庚不但討論了外來語的來源，揭示了外來語的本質，還分析了外來語的特點，著重將外來語和原語進行對比，對其中的“和制英語”作出了詳細的解釋。此后多年我國外語界的一部分學者深受外來語研究的啟發，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和書籍。
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國內學者對外來語研究的范圍更加廣泛。鄭成在日語學習與研究(2001年第4期)上發表了名為《試析日語外來語與日本的社會心理》的論文。鄭成不僅深入研究了外來語的特點，還深刻分析了外來語使用的現狀，提出外來語激增的雙刃劍作用，更將外來語和日本歷史社會的心理聯系起來。沈宇澄在其主編的《現代日語詞匯學》一書中就外來語的作用、表記、語義展開討論。朱京偉則在《日語詞匯學教程》(2005)中論述了外來語的特征和歷史，同時也分析了外來語和原語的區別，特別提出了外來語和在來語的關系。《相識日語》(2005)的作者王冰從外來語詞語的移植方式的角度對外來語進行了研究。
綜上所述，近年來有很多學者都對外來語進行了探討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來語的來源、特征、現狀、作用及同原語的比較上，并且都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對外來語近年來激增的原因及其影響的研究略有不足，所以本文將著重研究外來語的激增原因和影響。
課題研究目的：
本文通過對日語外來語激增的原因及其影響分析，旨在加深對外來語的了解，以便為廣大的日語學習和研究者帶來更多便利，方便其更好地使用外來語。由于外來語在日語中的比例不斷增加，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外來語對于我們學好日語，進行中日跨國交流有很大的幫助。外來語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可以視作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因此對外來語激增原因及其影響分析對外語教學研究、翻譯和實際應用都具有積極地指導意義。
課題研究要點：
1引言
2外來語的定義
3外來語的現狀(激增)
4外來語激增的原因
4.1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4.2日本人的心理原因
4.3日語本身的語言結構特性
5外來語激增的影響
5.1積極方面
a外來語高雅、新穎
b能委婉地表達事物
c能精練表示事物的概念與區別
d有利于日本的國際交流和經濟文化的發展
5.2消極方面
a日語喪失其純正性
b造成不同年齡段間的語言交流障礙
c外來語的泛濫和誤用
6結論
課題進度安排：
10月30日，提交開題報告。
11月3日，參加開題答辯。
1月8日，完成畢業論文初稿(電子稿)。
3月18日，完成畢業論文終稿(紙質稿)。
3月27日，參加畢業論文答辯。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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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607(313)文獻標識碼：A
一、引論
在東皋心越（とうこうしんえつ1639年～1695年）被日本關東幕府尊奉為禪師之前，其中國姓名為蔣興儔。他是一位為日本文化的發展，為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的著名僧人。
蔣興儔出生于中國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其東渡日本傳經布道的時間則是在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那個時候，他已經在中國的故土上，度過了他人生中將近四十個春秋的美好時光。也就是說，東皋禪師在日本從事文化傳播和交流活動，是他近四十歲時候才開始的事情。一般來說，一位四十歲的人在對待社會事物的認識上，以及世界觀的形成等多方面，可能都已經基本定型。中國古語所說的：“四十不惑”，便是講的這個道理。因此，東皋禪師在日本進行的文化傳播和交流事項，肯定深刻印記著蔣興儔時期的諸多烙印。那么，我們今天對于東皋問題的研究，一方面當然主要包括東皋禪師在日本的文化及學術活動的內容；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夠明曉中國明末清初蔣興儔時期所處的時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了解其時代所存在著怎樣的社會思想意識和人文文化情況；甚至熟悉蔣興儔所生長的具體生活環境對他的影響，可能為我們今天比較清楚和準確地認識、看待東皋禪師文化現象及其學術研究價值不無補益。由此看來，中國和日本學術界之間，在東皋文化上的互動研究很有必要，相互史料的印證、材料的互補、研究的合作極有空間。
另外，中日兩國之間類似東皋文化問題的研究，特別是東皋文化中《東皋琴譜》（とうこうきんぷ）、東皋禪師音樂等這樣的音樂文化現象，及其應該開展的音樂文化方面的互動研究項目還存在不少，譬如：學術界熟悉的《幽蘭琴譜》、《敦煌琵琶譜》，以及日本“明樂”、“明清樂”、《魏氏樂譜》、清樂曲譜，與中國明清時期音樂歷史、明清中國傳統音樂、民間音樂、文人音樂等等問題，都需要中日雙方學者、學術界的攜手與互動研究。本文從東皋禪師文化問題的研究切入，談談中日之間的這種類似音樂文化現象，及其互動研究的情況。
二、東皋文化問題的中日互動研究
首先還是從東皋禪師問題及其研究談起。
毫無疑問，對于東皋禪師文化現象的關注及其舉行的紀念活動，首先緣起于日本。東皋禪師于1676年至1695年間的幾乎近二十年里，在日本從事的文化傳播、交流等活動，對日本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的事跡，一直以來受到日本人民的稱頌，三百多年中，在日本有關東皋禪師的紀念活動始終沒有間斷過。有關東皋禪師的學術探討及其研究也首先發端于日本。正是由于日本文化界、學術界對于東皋禪師文化問題的重視與研究，才向中國方面傳遞了這方面的信息。是日本方面的積極活動與研究，促使了中國學者及學術界對于這方面問題研究的介入。中國學者、學術界從日本方面的諸多研究成果中獲得了參考資料。且不說中國早期曾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荷蘭著名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年――1967年）的《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1941年）一書，其材料的收集和絕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即使今天中國方面的有關這方面論述的專著中，如中央音樂學院張前教授的《中日音樂交流史》（注：參見張前著《中日音樂交流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書中的第三章所撰寫的“琴樂的復興”內容，也引用了許多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該項研究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
最近一些年來，有關東皋禪師在日本音樂史上為振興、發展日本琴學所做出貢獻的研究方面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岸邊成雄先生的《江戶時期琴士物語》一書，則詳盡地論述了東皋禪師在日本琴學方面的學術貢獻，書中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為我們提供了縱橫了解東皋禪師琴學方面詳盡的研究材料，本人曾經把岸邊先生的這本專著介紹給了中國的音樂學術界（注：拙文載《人民音樂》，2001年第4期，第46頁-第47頁。）。特別是最近幾年里，由于日本方面的積極努力，中日兩國學者的共同攜手，在日本和中國移地舉辦的“中日東皋禪師學術研討會”，更使得東皋禪師的諸多學術問題獲得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日本方面在會議上發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稗田浩雄（東洋琴學研究所副所長）的《論東皋琴派》、《東皋琴譜打譜研究》、《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琴學を重點とする)近世文化徊イ沃釹唷貳《試論水躚У男緯捎肭傺А貳⒎見靖（東洋琴學研究所?事各局長）的《東皋琴譜打譜研究》、小野美紀子（御茶の水女子大學院）的《東皋同r代日本琴律》、齊藤佳郎（茨城h立歷史館館長）《論東皋心越活印貳銜擦磷櫻ㄖ醒氪笱圖書館）《東皋琴譜打譜研究》、山寺三知（國學院大學院）《東皋琴譜琴歌について》、小川知ニ（東京學蕓大學）的《東w心越の藝術活動》等。另外，類似稗田浩雄先生主持的古琴網站（guqin.jp/）也為中國方面了解東皋禪師問題的研究以及日本古琴方面的存在、研究情況提供了很好的資料、信息窗口。總之，日本方面有關東皋禪師問題的研究是認真、仔細、深入、有成就的。
中日兩國學者及學術界之間的這種交流、互動的活動，除了中國方面能夠從日本學者的研究中，獲得這些歷史上中國文化傳播者的資料信息，中國方面也應該可以為日本方面提供有關這些事件、人物、文化等，在中國歷史背景中的文化史料，以及現實的認知情況和研究價值。由于這些事件、人物、文化，既有同中國一方的淵源關系，又有在日本存在的事實。因此，許多問題的探討和研究應該置于中日雙方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中國學者介入這些問題的研究，使得許多問題能夠更加深入和全面。所以，交流很有必要，其意義也十分重大。
從“中日東皋禪師學術研討會”中國學者發表的論文來看，確實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陳應時（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的《論〈東皋琴譜〉琴律》、吳文光（中國音樂學院教授）的《從東皋o園寺遺譜看其琴學的淵源和傳統》、趙曉楠（中國音樂學院教授）的《東皋琴歌》、陳智超（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的《東w心越的家世》、長林（中國科學院算機科學研究所教授）的《東皋琴譜打譜研究》、黃大同（浙江藝術研究所教授）的《東皋師承與入室之地考》、王迪的《我對東皋琴歌之淺見》、龔一（上海民族樂團）的《論古琴音樂社會位置》等。
另外，在近些年召開的幾次“中日東皋禪師學術研討會”的會議上，除了有高質量論文的之外，學者之間琴藝的切磋也平添了許多音樂的佳話。中日古琴音樂界這種“能說會道”、“能文能武”的現象，充分顯示了古琴音樂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濃濃的文人雅氣，這也正是古琴音樂作為文人音樂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們今天對于東皋文化問題的研討，也正是看重其中的文化價值。
三、東皋禪師的中國文化背景
由于本人多年來一直對明清音樂文化的存在情況進行了解，曾經接觸、研究了一些明清音樂文化外播與接納異域音樂文化的課題。對東皋心越U、對《東皋琴譜》等一些明清音樂文化在日本的傳播情況，也有過一些膚淺的認識。蔣興儔所生長的環境，社會思潮、世風習俗等都對他有著極大的影響。是為了解他人生中諸多問題致關重要的前提。特別是他那些遠離故土的思鄉情愫，也許會更加促使他珍惜在故國故土養成的優良品德和世界觀，他在日本寫作了許多懷念故鄉的詩歌和文章就是證明。日本的東皋研究者寫作的《望_の僧?東皋心越》等著作，也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歷史的事實。
中國方面的研究，應該從我們比較熟悉的明清社會，從蔣興儔所接受到的教育、成長的主要年代，和所受到的主要影響，來認識東皋文化現象，認識東皋音樂文化。
蔣興儔是中國明末清初時期的僧人，其本人基本生長在清初的社會文化環境中。1644年明亡的時候，他才5歲，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蔣興儔基本上算是一個清初的人。但是，晚明的思想意識卻深扎于蔣興儔的心里，因為他的父輩具有明末清初思想意識和人文文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成長的主要年代，他所受到的主要影響，除了明末清初的社會文化環境，其父輩給予他的影響應該是很大的。因此，在他的思想意識中，既有晚明文人的情懷，又有清初文人的認識。他在音樂方面的主要積累和修為，也主要是在這個時期養成的，明末清初的音樂文化思想對他的影響自然很大，這在他今后在日本的諸多創作中都有很大的體現，這對我們理解東皋心越的文化很有幫助。
晚明時期，文人在人格上的追求非常具有特點，與其他時代有著極大的不同。古代儒家傳統的思想人格是以修身養性為本，文人應該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養，成為能夠安平樂道、自強不息的真、善、美的君子人格。而晚明文人并不追求人格的完美。自李贄開始的晚明思想是很“俗陋”的，也被認為是自古所沒有的，對世俗文化的崇尚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但是，當明亡后，這些明代的遺民，在他們的詩文中又多了痛失家園的悲哀和懷舊的表現。在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余懷（1616年-1696年）所著的《板橋雜記》（注：參見［清］余懷著《板橋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著作中，那種對晚明風光的懷念之情，相信在東皋禪師的中國文化情結中也是存在的，因為東皋禪師與余懷基本上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并且，有著相同的生活經歷和心境。在東皋禪師帶到日本去的琴譜、琴曲作品、詩歌、書畫乃至于禪學思想，可能無不存在著這種烙印。譬如，就音樂界熟悉的、他的主要成就《東皋琴譜》來說，該琴譜基本是一部琴歌曲集。自古琴界有云：“君子動手不動口”，對于琴歌多有貶斥。只有到了明代，特別是晚明時期，琴歌才倍受文人青睞。東皋禪師對于琴歌的欣賞，對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納，即是這種文化影響所致。
另外，明末清初渡海去日本的中國學者、僧侶為數不少。清軍入關后，民間自發去日本的僧人增多，僅比較著名并有籍可考的就有四十余人。從這些人的詩文中也能夠找到這種情感的佐證材料。
當然，蔣興儔帶到日本去的音樂文化，能夠得到日本文化界的認可，與本地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環境也極為關聯。其實，東皋心越與日本當時琴文化能夠融合的原因，是當時的源ㄇ偈棵且丫接受了東皋心越曾經接受過的某些教育。稗田浩雄先生在《東皋心越渡來以前の源ǔ跗誶偈咳合瘛肺惱輪卸源俗雋松羈痰牟釋。
而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文化中，我們也的確看到了受到明代文化影響的現象。譬如說對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納，日本早已開始。盛行于江戶時代，具有庶民性質的繪畫形式――日本著名的浮世繪，就是受到中國明代世俗文化影響很大的藝術形式。在展示一個美麗的女子跪彈著三弦，看著唱本進行演唱的大和畫工奧村利信的作品《義太夫梅枝》中（注：參見《日本浮世繪精選集》（一），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頁。）；在描繪兩把三弦、箏與唱組合的歌川豐春的《琴》中（注：參見《日本浮世繪精選集》（一），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頁。），無不印記著明代世俗文化的影子。甚至，中國明代的世俗小說還直接成為這個時期日本文化描述的對象。如有“武者繪大師”之稱的歌川國芳的《通俗水滸傳豪杰一百單八人之一九紋龍史進》（注：參見［日］《日本大百科事典》“浮世繪”詞條圖例，平凡社，1988年2月。）那樣的作品，就及時展示了也許是作者剛剛獲得的中國正在流行的《水滸傳》的內容。這肯定代表了一種時尚，代表了一種對中國俗文化追求的心境。這種現象，在日本的其他文化形式中存在許多，“歌舞伎”、“凈琉璃”等都具有市民俗文化的性質。而象《東皋琴譜》中的《竹枝~》、《浪陶沙》、《E翁操》等作品收錄，也正是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會文化意識，反映了人們對世俗文化的崇尚。至于這些影響的作用有多大，可以研討，然而，東皋心越對于日本琴學以及日本文化的貢獻，在日本人編寫的《東皋琴譜》的序文中就講的很清楚：“蓋我古昔，禮樂之隆八音之器，諸般皆備，而琴最盛。為士君子常御之器。乃諸史傳所載。可以徵矣。中世以后，漸廢不行，及至近代，竟失其傳。無復有道之者矣。寬文中，有歸化僧東皋禪師名心越者，明圣湖人也。以善鼓琴，客于江戶。時江戶，有琴川子者聞師琴大悅，遂專志從學。師亦嘉其篤尚，悉授其秘譜。其后，琴川子傳諸新豐禪師及東川居士。于是乎，四方稍復有道琴事者矣。嗚呼，功未果而已老矣。愿以屬之子，余諾之。及西還，欲謀此舉，未暇而師已寂矣。余于是有感。即取所嘗受之諸譜，先擇其便初學者，校讎繕寫，而授諸……。”
本節作為本文的一個中心，按理應該更多地展開論述，但是，囿于缺乏東皋心越U在日本進行文化交流活動的完整材料，因而沒有繼續深入探討下去。不過，我們仍然可以根據現有材料，提出一些學術構想，以便落實今后中日學術界進行這一問題互動研究的課題。如：東皋心越U在日本文化交流活動的指導意識，中國明末清初思想對東皋心越的影響，日本東皋文化中的中國文化印記，等等。
四、類似東皋文化問題的中日互動研究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友好往來與文化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歷史上頻繁、廣泛地交流的事物數不勝數。且不論久遠的歷史事實，就明清時期而言，中日之間的交往也很頻繁，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曾經連續兩年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明代的幾代皇很重視與日本的交往和關系，而民間的交往則更多。因此，明清時期中日之間的交流事項令人感到十分的豐富。音樂方面的交流，除了東皋的文化問題之外，還有日本“明樂”、“明清樂”、《魏氏樂譜》、清樂曲譜等，這些文化都與中國明清時期音樂歷史、明清中國傳統音樂、民間音樂、文人音樂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毫無疑問，這些明清以來的音樂文化，對日本音樂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譬如，在1894年之前，“明樂”就曾經與“邦樂”、“西洋音樂”，成為日本三大主流音樂文化之一，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這些問題都需要中日雙方的攜手與互動研究。
目前中日間開展的東皋禪師問題的這種互動研究很有意義。我們知道，雖然蔣興儔在中國文化中的歷史影響并不如在日本那么大，但是，由于今天看來卻仍然代表了那樣一個時代，因此，它的現實意義和研究價值是無容質疑的。東皋禪師在日本的音樂活動，在當時具有傳播中國音樂文化和發展日本文化的歷史意義，今天的研究則能夠為我們提供了解明清音樂在海外的存在情況，并依此印證中國文獻、史料中論述的那個時代所存在著的音樂情況。特別印證民間音樂文化中那些似乎無法證明其來源的音樂形式和作品。當今天我們把這些傳播海外的中國過去時代的音樂形式和作品“返輸”回來時，則能夠為我們對于中國明清音樂問題的研究提供極其可貴的幫助。而中國學者的研究又能夠為深入理解日本這些音樂形式提供幫助。這個互動交流的意義，本人在所最近幾年里撰寫、發表的《〈魏氏樂譜〉研究》（注：拙文載《中國音樂學》，2001年第1期，第129頁-144頁。）、《留存于日本的中國古代俗曲樂譜》（注：拙文載《黃鐘》2002年第2期。第37頁-第44頁。），以及對日本“明樂”、“明清樂”等的研究論文中也多有闡釋。盡管本人的初衷只是希望弄清楚明清時期以來明清俗曲的流變情況，但是，當接觸到日本方面的有關資料后，改變了許多我對中國明清俗曲的認識。許多認識的改變，均因“返輸”了明清時期流向日本的這些音樂文化的資料。
中國學者對于日本“明清樂”情況的了解，主要是來自于日本方面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文獻史料。林謙三對于“明樂”及《魏氏樂譜》中50首歌曲作品的研究，就為中國學者提供了許多的參考標準。特別是由日本已故著名音樂學家平野健次撰寫，載《音樂大事典》中的“明清樂”詞條，綜合了日本國內在“明清樂”方面研究的成果，清楚地介紹了“明清樂”傳入日本及其發展的過程。列舉了一些重要的“明清樂”方面的史料文獻。是便于利用的最好的基本材料。除此之外，作為日本傳統音樂樂種之一的“明清樂”，日本音樂學術界已經給予了許多的研究工作。在“明清樂”的發展歷史中，對其做整體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最早的有富田寬執筆撰寫的《日本大百科辭典》（1908年-1919年）中的“明樂”、“清樂”詞條。后來，有我們所熟悉的日本著名音樂學家田邊尚雄所著《音樂史》的“幕末篇” （注：參見［日］田邊尚雄著《音樂史》，日本出版協同株式會社昭和28年9月5日初版，第12頁。）、林謙三所著的《明樂八調》、平野健次和町田佳章合著的《日本古歌謠的復原》（1961年），以及，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謠研究》書中的“唐人歌” （注：參見［日］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謠研究》，勉誠社昭和61年2月28日，第153頁。）等作品。日本最新的“明清樂”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的V原康子博士的研究論著《十九世紀日本西洋音樂的受容》（注：參見［日］V原康子著《十九世紀日本西洋音樂的受容》，多賀出版株式會社，1993年2月27日初版第1刷。），該書中的第五章“從江戶后期到明治時期的明清樂的音樂活動”的內容，除了綜合、梳理、評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依據新的材料，從新的視角進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有許多可貴的發現。日本音樂及音樂文學學者的研究，不僅是日本方面研究這一問題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影響著中國在這方面所進行的研究。何況，“明清樂”至今在日本長崎的活動更為這種研究賦予了現實的理由。
上述研究，就中日兩方面而言，日本學者的研究應該強調的是在日本獲取第一手的研究資料，因為，即使中國學者能夠在日本收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仍然不可能由日本學者來做這些事情方便。中國方面則應該重點研究，在日本傳播的這些音樂文化所存在的中國文化背景。但是，要深刻認識其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則必須是中日兩方面的比較研究和互動研究。
“內閣大庫檔案”包括詔令、題奏、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稿本、各種黃冊、簿冊、內閣各廳房處與修書各館之檔案，以及試題、試卷等各色文書約31萬件，是研究明清政治制度、社會、經濟、軍事、法律的珍貴史料。這批檔案在清末由于庫房損壞而被移出大庫，輾轉遷播，現為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
到目前為止，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已完成檔案登錄155,000多件，撰寫提要98,000多件，掃描檔案38,000余件，出版《明清檔案》370冊，共約50,000件。目前所有文字提要與全文影像已實現網絡檢索，其中包括對外開放的文字目錄檢索和授權使用的全文影像檢索兩部分。
內閣大庫檔案的文字檢索內容包括事由（檔案內容的提要）、時間（檔案發下、進呈或移會的時間）、職官（檔案上奏人的官銜與姓名）、冊別件號、登錄號、文件別、備注等。如在具奏欄中輸入“張廷玉”，便可從數萬件清代檔案中輕而易舉地檢索出這位清朝重臣的945件奏折所在。
【臺灣中研近代史所藏清代文獻檢索】
這個資料庫似乎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內部使用資料庫，資料庫沒有導航頁面，也缺乏相關說明，但沒有檢索限制。包括近代史所藏經濟檔案函目匯編、近史所藏外交檔案函目匯編，內閣漢文黃冊、內務府奏銷檔四個子錄。此外，網絡上還有近史所藏刑科題本提要目錄、近史所藏俸餉冊提要目錄以及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外交檔案，也都沒有必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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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漢學研究中心開發，包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及漢學研究中心所藏明人文集，以建置聯合目錄與篇目索引兩大功能為主，具備文集書名、作者、版本及館藏地多項檢索功能，并可全文檢索作者小傳及序跋、附注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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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漢學研究中心開發，根據漢學研究中心民國1994年和1999年出版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1988-1992）兩冊印刷本資料匯整而成。資料收錄范圍涵括公元1912年至1992年八十年間臺灣、大陸及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總共收錄經學研究相關專著、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報紙論文等35,900余筆。提供全文檢索、類目瀏覽、關鍵詞查詢、作者、書（刊名、期刊、論集名）索引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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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漢學研究中心開發，內容系根據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印刷本目錄匯整而成。資料收錄范圍涵括公元1908年至1997年間，海峽兩岸、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學者之研究成果，并旁及海外漢學家各研究目錄，總共收錄敦煌學研究相關專著、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報紙論文等12,000余筆。提供全文檢索、類目瀏覽、關鍵詞查詢、作者、書（篇名、期刊、論集名）索引瀏覽。
【史語所同仁輯唐宋明清史書目】
收錄了臺灣史語所研究人員所輯錄的有關唐宋明清史研究的中日文論著多種，但體例不一，范圍不詳。
【郭店楚簡論著檢索】
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戰國竹簡中，發現了大量先秦佚籍和與傳世典籍的早期寫本，在學術界引起轟動，成為近年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熱點所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開發的“郭店楚簡資料庫”，不僅能夠檢索郭店楚簡的全部釋文，還提供了近年來郭店楚簡研究的主要參考論著檢索。
【《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檢索】
由臺灣史語所生命醫療研究室開發，包括“傳統時期中國的《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傳統時期日本的《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當代《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當代日本《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當代日本《黃帝內經》研究論文書目”、“當代西文《黃帝內經》研究論著與文獻書目”、“當代韓文《黃帝內經》研究文獻書目”、“當代臺灣《黃帝內經》研究書目”“中文研究文獻書目”等幾個子數據庫。
【唐宋文學研究論著檢索】
由臺灣元智大學“網絡展書讀”中華典籍網絡資料中心開發，可檢索相關論文的著者。刊名、卷期及論文關鍵詞和提要。
【紅學研究資料庫】
由臺灣元智大學“網絡展書讀”中華典籍網絡資料中心開發，包括紅學研究計劃檢索、紅學學位論文檢索、紅學期刊論文檢索、紅學研究論著檢索幾個相關數據庫。
【宋代詩詞論著檢索】
由臺灣元智大學“網絡展書讀”中華典籍網絡資料中心開發，可檢索題名、著者等內容，編碼為簡體中文。
【佛學書目檢索】
由臺灣大學佛學數字圖書館暨博物館開發，包含書籍、期刊雜志、博士碩士論文等資料。
【國際漢學博士論文摘要數據庫】
這個數據庫以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典藏的海外漢學博士論文為主，搜藏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荷蘭等，總計約有9,000種，皆為國外大學從事漢學研究的博士論文。數據庫提供全文檢索、論文題目（作者）、畢業學校、學位名稱、主題分類等索引瀏覽。
【史語所同仁著作目錄】
收入了臺灣國學研究的核心機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眾多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
三
除文獻提要和論著檢索外，網絡上還有一些構思新穎，功能實用的數據庫。
【兩千年中西歷轉換】
中西日期轉換是歷史研究者經常遇到的問題，曾有多位史學家窮數年之功編制了多種中西歷法轉換的工具書。臺灣中研院根據薛仲
三、歐陽頤的《兩千年中公歷對照表》編制了“兩千年中西歷轉換系統”，只要輸入國號、帝號、年號、干支、朔閏等內容，便可進行中西日期轉換。遺憾的是，這個系統只從西元公元元年，即漢平帝元始一年開始，對于公元前的日期，尚無法檢索。
【搜文解字古文字資料庫】
由臺灣史語所開發，資料庫分甲骨文、金文、周文字三部分，選擇偏旁字型總表，可進入相應的資料庫，資料庫內容包括字頭、字形、析形、詞性、詞義、辭例、出處、語義和說明，部分辭例可鏈接拓片圖像，以便使用者參考。
【漢代墓葬與文化資料庫】
筆者同清水拓野相見恨晚,很快就成為秦腔摯友。雖然清水拓野一直尊稱筆者為張老師,但我在心中一直認為我們是因秦腔結緣的跨國忘年交。清水拓野做起學問來是很認真,也很扎實的,他幾乎全面地拜訪了西安秦腔界的名家和新秀,同時還采訪了許多名不見經傳的秦腔界“小字輩”。他不但調研了馳名全國的省級秦腔名院名團,還調研了許多瀕臨倒閉的縣級秦腔劇團,而且還多次深入到陜西農村的自樂班、劇社、民辦戲校進行調研,全面了解秦腔根植民間的歷史背景和現狀。他聽說筆者是戶縣人,便表達了想到戶縣調研的設想。作為戲友,我責無旁貸,立刻和戶縣文化局及戶縣文化館聯系,并讓外甥開車送我們到戶縣進行采訪。在戶縣文化館,他首先采訪了館長崔伏虎先生和原館長劉斌海先生,他們侃侃而談,句句圍繞秦腔,健談的崔伏虎先生對秦腔的談論折服了清水拓野,也讓他知道了秦腔的姊妹藝術眉戶乃是戶縣“前明七子”之一王九思所創立的歷史淵源,使他對戶縣深厚的文化積淀更感興趣。繼而,我們去了戶縣爐丹村的一個秦腔戲劇學校去觀瞻。在學校里,我們共同體驗了秦腔藝術那“臺上三分鐘,臺下十年功”的真正內涵。晚上,我們又在圭峰山下的農家院,一起品味了農村自樂班演出的秦腔劇,清水拓野從自樂班中尋覓到了秦腔根系之所在,也感受到了中國農民的文化生活和對藝術的癡愛與追求,更懂得了秦腔的受眾根植在廣大農村的沃野里。清水拓野深感不虛戶縣戲鄉之行。電視臺的石勇先生受邀作陪,進行了全程攝錄,并制作了《清水拓野戲鄉行》專題片在電視臺熱播。第二年清水君又約我重訪戶縣戲鄉,這一次,縣上文化界的朋友陪我們去觀看農村一家正在舉辦三周年的紀念演出,在寒風料峭中,他饒有興趣地觀賞著演出,并用手中的攝像機記錄了關中農村紅、白喜事與秦腔結緣的民俗民風,讓關中的風俗通過日本秦腔網傳播到地球的角角落落。
返回西安后,清水拓野又同老一輩秦腔藝術家衛水珍、栗寬民等老師到寒舍相聚,并對筆者的創作進行了采訪。在他身上,我看到了鍥而不舍和不到長城非好漢的精神。
清水拓野對秦腔的貢獻可謂功莫大焉。作為一名研究秦腔藝術教育的文化人類學者,他撰寫了40多萬字的研究論文,正是由于這些論文的發表,使他成為日本國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并經常在早稻田等多所大學發表有關秦腔的演講,受到師生的普遍歡迎,使日本人了解了秦腔,并對秦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現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現代中國戲曲教育研究》即將脫稿,此書30多萬字,就中國現代藝術教育的規律進行了探討;他編寫的《一指通游西安》一書出版后,彌補了《地球旅游》上沒有秦腔介紹的缺憾,使秦腔第一次登上了日本旅游書籍;2009年在四年一次的第16屆世界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大會上,他用英文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宣讀了他的《秦腔與旅游文化》的論文,引起了與會學者們的震撼,這篇英文論文將被編在有關旅游方面的書籍中,不久就會面世。
清水拓野對秦腔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為了表達對他的尊敬和感佩,筆者特賦小詩一首:
一衣帶水秦腔緣,
說實話簽了名一直心懷不安，難的不是寫論文，《古箸傳入日本之掄論》、《中國滿蒙藏族刀筷文化》兩篇論文很快一揮而就。擔心的是耳聾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語途中引起麻煩。可是邀請方想得很周到，等我護照辦好，即派專人為我辦了簽證，并把國際航班東京來回機票送到藏筷館。可我上了飛機心中還是不踏實，萬一找不到接機人怎么辦？幸好一切順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處，日本花岡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論壇議題廣泛
這次國際箸文化論壇，邀請了中國、韓國、泰國、越南、緬甸加上東道主日本共6個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30多位代表出席研討會。因各國專家論文已有書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興趣的議題進行交流。會議主持三田村有純教授提出的問題是：“中國筷子唐代稱箸，怎么后來改名為筷呢？”這一問真把各國代表問住了。三田先生為避免冷場，突然點名說：“我們還是請中國古箸收藏家藍翔先生回答這個問題吧！”于是我接過話筒，從明末清初江南水鄉船民漁民因忌諱“箸”與“住”的諧音說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沒生意；船“蛀”了木船就會漏水，由于他們討厭“住”和“蛀”，于是連累天天吃飯的箸，一致決心把“住”的諧音“箸”改為“快”，以討吉利永吉祥。如此窮漁民船民自發地斗爭了百余年，最后終于將“箸”改為“筷”。
日本箸為何較短
說來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諧音迷信犯忌諱的問題，所以在隋唐時代筷子由中國傳到日本時稱箸，日本直到現在還保持著中國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日本至今漆筷稱涂箸，工藝筷稱御箸，一次性筷子稱剖箸或割箸。
大會為我們舉行過多次宴請。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規的日式料理和食，還有一次稱丸之內鰻。不過餐具皆是剖箸，為此浦谷先生將新設計兩截相接旅游箸送給每位代表一雙，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別提醒大家，宴會時請自帶新產品旅游箸進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時傳入日本，為何原來的中國長筷在東瀛漸漸縮短？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識。
日本宴請不用八仙桌圓臺面，而是由小長桌拼成，一長排約五六公尺，寬約70厘米、高約60厘米，無論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賓跪式，男賓盤腿坐在草墊上。我們二三十人皆脫鞋入室，面對面分兩排入席。長桌中間有條走廊，這是留給飯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謂跪蹲式服務，現在親眼所見，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無論是上菜還是斟酒，皆跪在中間走廊上進行。走廊不寬，手握啤酒瓶，左邊倒好酒轉身即可倒右邊。中國宴會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卻是分而食之，無論什么菜肴總是一人一份。由于進行傳統的和食宴請，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盤菜飯，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圓桌和八仙桌用長筷。故而日本為適應就餐環境，筷箸漸漸變短，這是因地制宜的緣故。
品嘗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過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時，碗中卻放著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條重在澆頭，而日本面條美味盡在濃湯中，故特配有木勺。
這次在東京麻布十番吃晝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條與中國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國賓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學樣。這時服務生又送來一個小盤，盤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壺和茶杯，我還以為是酒壺呢。心想酒能拌面嗎？不料翻譯小姐把壺中的黃色液體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條夾進杯中拌了拌吃起來。我于是學樣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壺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別調制的甜味鮮美面湯，面條經過湯的浸拌，鮮滋滋、甜，確實別有風味。萬沒想到，日式面條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開洋葷也。
還有在吃丸之內鰻時，送上來一只四方漆盒，蓋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內何物，開了蓋看到三條斬頭去尾的鰻魚。經浦谷先生介紹，和食中有些魚類菜肴需要熱食方顯美味，而漆器餐具不僅光澤明亮，還具有不易散熱的性能，可起到保溫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頗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國際箸文化研究會
這次浦谷兵剛等發起組織國際箸文化論壇，不是談論一次就完成任務，他們有長期計劃，所以在大會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國際箸文化研究會。大會推選浦谷兵剛為理事長，三田村有純為箸文化研究所所長。隨后在選舉理事中，各國代表認為我是中國藏筷第一人，撰寫出版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箸文化專著《筷子古今談》等六部探討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選我為常務理事，還請我在閉幕式前做1小時演講。
平生在國外演講
大會安排我做1小時專題發言，真有點出乎意外。各國代表多為大學教授、專家學者，只有我僅是一個民間古筷收藏者而已。雖說是生平第一次在國外演講，有點老草根登上國際大論壇之感，更何況這是臨時決定，事先沒有準備講稿。可我并不緊張，收藏探討箸文化30載，也可算是自學成才了。
雖然沒講稿也不能信口開河，經過一番思考，決定從1972年美國總統說起，他事先練了幾個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會堂國宴中和共同品嘗中國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畢剛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記者搶走。等他到了美國，眾多的歐美收藏家紛紛求購這雙人民大會堂的冬青木筷，高價出到2000美金，可記者先生依然不愿割愛。我由此受到啟發，于1978年開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國后，也常常帶著全家吃中餐，從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著我說到，筷子不僅屬于中國，箸不僅屬于日本，筷箸已隨中餐館和日韓料理走出亞洲，走向歐美，筷箸是屬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話音未落，立即迎來一陣熱烈的掌聲。
1 .引言:
中國日本同為東亞國家,一衣帶水。盡管歌舞伎具有濃郁的日本情調,但卻與中國文化藝術有著不解之緣。故日本歌舞伎與中國京劇素有“東方藝術傳統的姊妹花”之稱。京劇與歌舞伎即存在表現形式的相同性,又存在著戲劇本質觀念性的區別。這種相同首先體現了東方文化的共性,同時也和日本受容性文化物質相關。正是由于這種廣采博引外來文化的受容性,最終形成了歌舞伎與京劇本質上的不同,展現出兩方戲劇彼此獨特的個性與品質。通過比較其歷史發展,舞臺文化,從異同中尋找藝術發展的規律,使我們了解其在新時展中的意義所在。
2.歌舞伎與京劇的歷史發展
2.1歌舞伎的歷史發展
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藝術,起源于17世紀江戶初期,1600年發展為成熟的一個劇種,演員只有男性。近400年來與能樂、狂言一起保留至今。據說歌舞伎的創始人是現在日本島根縣東部出云地方的一個叫“阿國”的巫女。周期日本慶長年間,他為了規勸人們捐資修繕出云大社,便組織了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歌舞團,跳起了一種叫“傾踴”的念佛舞蹈,深受歡迎,慶長八年,由于當時長期的飽受戰亂的人們向往和平,阿國歌舞團的演員穿戴華麗,表演適應了時代與環境的要求,但是據說“傾踴”的“傾”就是這種舞蹈輕挑、的性表情,動作的形容詞。因此由于阿國歌舞伎有傷風化、敗壞社會風氣、所以被政府禁止演出。之后,一種叫作“若眾歌舞伎”的舞蹈就應用而生了。這時很多男性男扮女裝登臺演出,由于這種若眾歌舞伎任然不干凈,在承應一年也被政府禁演了。到17世紀后半葉產生了“野郎歌舞伎”,在此基礎上,有發展為“凈琉璃歌舞伎”。至此,歌舞伎這一戲劇形式已全部成熟了。
2.2京劇的發展歷史
徽秦合流清初,京城戲曲舞臺上盛行昆曲與京腔。乾隆中葉后,昆曲漸而衰落,京腔興盛取代昆曲一統京城舞臺。徽漢合流 漢劇流行于湖北,其聲腔中的二簧、西皮與徽戲有著血緣關系。徽、漢二劇在進京前已有廣泛的藝術交融徽、秦、漢的合流,為京劇的誕生奠定了基礎。道光二十年至咸豐十年(1840年-1860年)間,經徽戲、秦腔、漢調的合流,并借鑒吸收昆曲、京腔之長而形成了京劇。1883年一1918年,京劇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1917年以來,京劇優秀演員大量涌現,呈現出流派紛呈的繁盛局面,由成熟期發展到鼎盛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為楊小樓、梅蘭芳、余叔巖。
3歌舞伎與京劇舞臺文化差異性
3.1舞臺結構的差異
歌舞伎舞臺設有“花道”這一構造,裝飾豪華的大道具制景,結構獨特的“花道”與旋轉舞臺,寫實的舞臺制景是歌舞伎舞臺藝術的獨特性。
京劇的舞臺一桌倆椅簡單構造,象征虛擬的表現手法,這為。戲曲藝術表現開辟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京劇舞臺表現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有限的空間里,展現無限空間的意境。
3.2舞臺道具的差異
京劇舞臺道具很少,一桌倆椅,只有簡單的布景。
歌舞伎根據劇情的需要舞臺上總會設置居室、樓閣、山川等大型道具。又是為了表演逼真,甚至會將裝滿水的水槽搬到舞臺上。同樣那些小道具也很多,比如扇子、鏡子、單槍等等。
4.歌舞伎和京劇在新時代中的發展
歌舞伎和京劇都是本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而在多元化音樂充斥的今天,這樣古老的劇種似乎逐漸的乏人問津。而我們應該花心思去考慮的不是歌舞伎、京劇這些傳統文化為何日漸衰微,而是怎樣更好地對其進行發展和保護。
我認為一個民族文化、民族藝術要想繁榮,要想發展,必須要順應時代的發展,要跟上時代的步伐,要站在新時期的起點上緊跟時代的脈搏。歌舞伎的改革,一方面要保存古典中的精髓部分,否則就不能稱為歌舞伎,而是新劇。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和觀眾的要求,各種新流派的歌舞伎的出現將成為必然。京劇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傳統本體的東西要很好地繼承,很好的改革,并且進行一些很有力的加工,把傳統的東西,很經典的東西不斷地繼承、發展。
我們應該在堅守好舞臺的基礎上努力創新,能夠在各個方面受到不同年齡、不同層次觀眾的需要,讓傳統文化能夠充分反映時代的變化和要求。讓古老的京劇藝術在創新中煥發勃勃生機。在創新的同時加大宣傳力度,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京劇,把這門超越百年的古老藝術繼續傳承下去。讓更多的觀眾真正能夠了解傳統藝術的實際表演特色和魅力。
5.結語:日本歌舞伎和中國京劇在歷史、形式、文化地位等方面各有各的特點,同時,也有很多相同點。希望通過這篇論文能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兩種傳統文化,進而去關注歌舞伎和京劇的發展,給古老的傳統藝術注入新的活力,讓其更加蓬勃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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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種類型的古建筑單體或組群，如：宮殿、陵墓、寺觀、塔幢、園林、宅第、石窟、祠廟等；
3. 建筑材料及加工和結構技術。如：土工、木工、磚石工；基礎、溝渠、城垣、高臺等構筑技術；防火、防洪、防雷、防鼠、防蟻等技術；
4. 室內設計、裝飾、陳設、簾幕、家俱、照明燈具、音響、通風等；
5. 各種裝飾工藝如雕刻（木雕刻、磚雕刻、石雕刻）、采畫、裱貼、鎏金、鑲嵌、油漆粉刷、泥塑等技術；
6. 著名匠師和建筑文獻典籍；
7. 社會文化背景如宗教、家族觀念、倫理制度、審美觀、風水思想、封建等級制度、社會習俗對建筑的影響；
8. 風格特色，即地區特色，民族特色，中國和外國建筑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響。
我們說的古代，是指1840年以前的氏族社會時期、奴隸社會時期和封建社會時期，而以封建社會時期的建筑作為研究的重點,又分為：
1. 戰國（475B.C-221B.C)至秦漢時期（221B.C-220A.D)。有人主張自周代開始（1027B.C)到三國時代（220A.D-265A.D)為止。
2. 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265A.D -907A.D)0有人主張三國時期列入此期。
3. 五代、宋、遼、金、元時期（907A.D-1368A.D)
4.明清時期（1368A.D-1840A.D)
1840年以后，中國進人近代時期，但古建筑體系的活動仍有延續。
1949年以前，在中國從事古建筑的調查和研究的，除了個別的業余受好者外，唯一的專門組織，便是正式成立於1930年的中國營造學社。創辦人和社長是朱啟鈐,社中主要人物是法式組主任梁思成和文獻組主任劉敦楨。學社的歷史不長，前在北方諸省（河北、河南、山西、山東）作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力量於大木結構方法，特別是圍繞宋〈營造法式〉的研究。戰爭時期在西南的云南、四川兩省調査和研究。大約至1945年基本停止活動。學社取得十分重要的成績：為中國古建筑的調查和研究奠定的基礎，積累了經驗，建立了體系，培養了骨干。1949年以后中國古建筑的調查和研究，可以說直接間接繼承了學社的傳統。
1949年以后，中國古建筑的調査和研究，無論范圍，類型，數量和深度，都遠遠超過營造學社時期。不僅有專業機構,也有不少業余愛好者，不僅有中國人，也有不少外國人參加了研究。可以說，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就研究的專業隊伍和相關學科而言，可分為四方面系統：
1. 文物部門：中央有國家文物局，其下設文物保護技術研究所和古建筑專家組，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列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的古建筑（單體或組群)作全面測繪記錄,逐年重點撥款維修。省文物局（或文化局)除管理保護本省境內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外，還負責調查、記錄、保護、維修省內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以下還有市級、縣級的文物保護單位。這些保護單位中，古建筑占有很大比重。北京故宮博物院下設古建部，專門測繪、研究、保護故宮建筑群。國家文物局又多次舉辦不同層次的古建筑培訓班，培養各省地方古建筑調查和保護工作的人員。他們比較側重古建筑技術方面的知識。
2. 考古部門：中央有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國內重點地區如隋唐長安城址，洛陽漢魏故城址設考古站,專門從事地下發掘。一些文物集中的省，如陜西、河南，則於省文物局（文化局）設考古工作隊,從事本省考古發掘。他們發掘的遺址如陜西西安半坡遺址，浙江馀姚河姆渡遺址，四川廣元三星堆遺址;古城址如湖北盤龍城、河南西毫和陵都、漢長安、漢魏洛陽、鄴城、隋唐長安等；古墓葬如安陽商代婦好墓、中山王墓、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唐乾陵拊葬墓、明定陵等。這些資料,也是古建筑研究的重要內容。
3. 高等院校：1953年，華東建筑公司委托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劉敦楨教授創辦中國建筑研究室，主要從事民居、園林和長江以南古建筑的調查研究。該室有許多重要發現和收獲。例如閩西客家土樓住宅、徽州明代住宅和祠堂、河南窯洞民居、馀姚保國寺大殿、福州華林寺大殿、秦寧甘露寺大殿等，1956出版了〈中國住宅概說〉、〈蘇州的園林〉及若干調查報告。1956年,清華大學梁思成教授則受中國科學院委托,在清華大學創設建筑歷史研究室。梁先生自己另有一個小組專門從事〈宋營造法式〉的研究詮釋和圖解。
其他一些大學的建筑系，設有中國建筑史課,教師也從事調査研究，依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條件許可而各有重點。如天津大學長期調査清東西陵和北京、承德的范圍，清華大學長期研究頤和園和北京的古建筑(包含故宮）以及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南京工學院長期調查測繪曲阜孔廟孔府等建筑，同濟大學多在蘇州、杭州、楊州一帶調查民居和園林，重慶建筑工程學院則長期調查研究四川地區的古建筑和民居，華南工學院則重點在嶺南地區。
4. 建設部門。1958年，中央建筑工程部曾於所屬建筑科學研究院下設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室，后來改為研究所,有人員一百余人，當時是中國最大的古建筑研究機構。但時間不久,至1977年重新組建為中國建筑發展中心建筑歷史研究所，人員20人左右，已不再充當主力。而許多省市的建筑設計部門則積極展開當地的古建筑特別是民居和少數民族建筑的調查研究,規模愈來愈大,成績可觀。
以上幾個方面雖然各有職責范圍因而各有重點和特長，但也曾各盡己能、通力合作，進行編寫中國建筑史的工作。1962年，由建筑工程部長親自召集組成了包括上述四方面人員共35人的中國建筑史編輯委員會,討論大綱,分工撰稿，於1964年編寫完成〈中國古代建筑史>,1979年出版。是到當時為止的中國建筑史研究工作的全面總結。1977年，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主持，由幾方面人士40個單位80多人參加編寫的《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又總結了新的研究成果、開闊新的領域，有較大突破。最近，由高校和研究部門合作的《中國建筑通史多卷集〉和《建筑民族志〉仍在進行寫作，尚未竣工。
近年來，各種中國古建筑領域的研究機構學術團體風起云涌，出版很多專門著作、圖集和學術刊物,舉辦專題研討會,大大促進中國古建筑的研究和交流。例如中國建筑學會所屬建筑歷史與理論學術委員會，中國文物學會所屬古建筑園林學會，中國傳統民居研討會，古建筑保護技術研究會，圓明園學會,長城學會,古都學會,歷史名城研究會等,均在活躍發展。相信會有更豐富多采，更高水平的成果出現。
此外,在外國也有一些對中國文化、中國古建筑感興趣的人士，他們也進行考察,撰寫專著或論文，并進行中外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有許多成果。對此，我們深表歡迎和感謝。
現在,對中國古建筑的研究成果，按幾個大項加以概括敘述。
1.中國古代遺址、城址及陵墓：主要由進行發掘的考古部門整理研究，出版專著或於〈考古〉、〈文物〉雜志。古代城市的研究，除考古界人士(如宿白、馬得志、徐萍芳、王仲殊等）之外，還有以歷史地理學家如侯仁之、譚其驤為代表的古都學會的研究。建筑學家的研究，則有同濟大學董襤泓主編的〈中國城市建設史>,賀業鉅的〈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此外,還有日本學者村田治郎的〈中國四帝都〉和美國學者NancyShatzmanSteinhardt的〈ChineseImperialCityPlanning〉（中國都城規劃）。清華大學吳良鏞的〈北京舊城與菊兒胡同〉則是由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舊城相結合改造的實踐和總結，具有典型指導意義，該工程獲聯合國1993年世界人居獎。
陵墓和墓葬除考古部門的發現和研究之外，東南大學調查測繪的河南鞏縣宋代陵墓，天津大學調査測繪的清代東陵（河北遵化）和西陵（河北易縣），哈爾濱建筑工程學院和瀋陽博物館合作調査研究的清代遼寧三陵均為重要成果。陳明達的〈四川漢闕〉則是對四川漢墓墓闕形制的研究。英國巴拉丹夫人(MrsAnnPaludan)所著的（TheMingTombs〉（明十二陵）和〈TheChineseSpiritRoad〉（中國陵墓神道）則是她根據自己的調查而研究的成果。
2. 古建筑技術：中國古建筑技術以木結構建筑占主要地位。宋代元代以前的古建筑，絕大部分在山西境內，其中宋以前的有106座，包括唐代4座，五代3座，宋遼金99座。山西省文物局的古建筑研究所多年來調查、研究、保護，多數已測繪記錄存檔。其中有不少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除了陳明達的〈應縣木塔〉一書，其他古建筑尚少專著介紹，只有單體個別的分析論文，尚無全面的分析研究。
關於〈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原是中國營造學社在成立時即定為重點研究的歷史名著，可以認為是中國古建筑研究的核心之一。梁思成領導下的小組，於梁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宋營造法式注釋〉上冊，至大木制度為止。以后部分預計在下冊發表，但迄今已十余年，尚無消息。陳明達的〈營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則詳細分析了材分制度統一關鍵問題。傅熹年材分制度推廣於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并又推廣於研究日本的古建筑中去。張十慶亦有類似論文。
在長期調査研究的基礎上，加以現代科學技術方法的應用，古建筑特別是北方大木結構的年代判斷上已相當準確。古建筑斷代是研究和評價的基礎。祁英濤的<怎樣襤定古建筑〉是集多方面經驗之大成的著作。磚石建筑以佛塔為代表,則有羅哲文和張馭寰的著作。石窟研究方面較突出的有蕭默的〈敦煌石窟建筑〉。
3. 民居，或稱鄉土建筑，主要指各地區的住宅和地方特殊風格。最早的民居研究是中國營造學社於1940年前后在云南、四川的調查。劉致平據此寫了〈昆明一顆印〉,并據長期積累的資料，寫〈中國居住建筑簡史——城市、住宅、園林>(1990年出版）。劉敦楨主持的中國建筑研究室，以調查民居為重點，於1957年出版了〈中國住宅概說〉和（徽州明代住宅〉。1959年，中國建筑科學院以浙江為重點開展調査研究，以后形成專著{浙江民居〉。嗣后各地陸續出版了〈吉林民居>(1985)、<云南民居>(1986)、〈福建民居>(1987)、〈麗江納西族民居>(1988)、〈窯洞民居〉(1989)、《廣東民居>(1990)、〈桂北民間建筑>(1990)等。全國性的民居研討會，已召開過6次年會和一次國際討論會，出版了會議論文集。
此外，還有香港大學龍炳頤（DavidLung)的（中國傳統民居建筑〉（ChineseTraditionalVernacularArchitecture,1991)、同濟大學陳從周等的〈中國民居>(1993)。中國廣大鄉鎮的地方性民居建筑是十分豐富的寶庫，民居研究方興未艾。
4. 園林：在中國，最早研究園林的童雋於1937年即寫成〈江南園林志〉,至1962年才正式出版。劉敦楨於1953年開始收集蘇州園林資料，1956年發表〈蘇州的園林〉。同年,陳從周也出版了專著〈蘇州園林〉。一時園林引起廣泛興趣，談論園林的文章接踵而來，形成熱點。劉敦楨繼續深入研究，徹底調查，重寫了〈蘇州古典園林>,這是園林研究的典范之作。
許多機構嘗試創作新的建筑與傳統園林相結合。建筑科學研究院的園林組，以桂林為試驗點；廣州的莫伯治則運用嶺南園林手法於新建筑之中，如廣州白云山莊、東方賓館、白天鵝賓館中的傳統園林手法。自此，世界多處建有中國傳統風格的園林。皇家苑囿的調查和研究則有天津大學對承德避暑山莊和故宮乾隆花園的調查研究，出版了〈承德古建筑〉;又有清華大學對北京頤和園的測繪與研究。園林方面綜合性研究，則有清華大學周維權的〈中國古典園林史〉（1990)和英國詹克斯夫人（Mrs.MaggieJencks)的〈ChineseGardens)(中國園林）。
中國的林業科學界也有研究傳統園林者多人。北京林業大學汪菊淵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筑、園林、城市卷〉中的園林部分的編寫，該校并承檐〈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中的園林技術一章。南京林業大學陳植著有〈園冶注釋〉。東南大學童離曾為外國讀者用英文寫作了〈東南園墅〉（AGlimpseofGardensinSontheasternChi?na)0已由汪坦先生譯成中文,將編入〈童離文集>。
5. 少數民族建筑。1958年，曾派許多工作組赴各地調查少數民族地區的建筑。如內蒙古蒙古族(張馭寰等），云南貴州少數民族(郭湖生等）,新疆維吾爾族(劉致平等），青海藏族（陳耀東等）。中國民族有56個之多，各民族建筑內容豐富，意義重大，弓丨起多方面注意。但調查研究成果發表不多，僅出版了〈內蒙古古建筑>(張雙寰）、〈麗江納西族民居〉(朱良文）、〈中國伊斯蘭建筑>(劉致平）、〈四川藏族住宅〉（葉其焱）。日本學者與貴州省設計院聯合調查的黔東南侗族、苗族村寨建筑的論文以及日本淺川滋南寫成的〈住圭V、(D匕乇乃周邊〉一書，則於日本發表。同濟大學主持的〈民族建筑志〉計劃按省區分章，又按各省區的不同民族分別立志，規模龐大，尚在繼續進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