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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稱龍川先生，是浙東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崛興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為學，俱以讀書經濟為事，嗤嗤空疏、隨人牙后談性命者以為灰埃。”經濟思想是陳亮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陳亮的經濟思想較為豐富，包括商業、農業、財富、土地、財政、稅收等等方面，是適應商品經濟發展需要的進步思想，其中，農業思想是其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陳亮受南宋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及浙東地區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核心重農思想、農本思想和富民強國思想進行了突破和創新，豐富、發展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
陳亮認為保護農民，穩定封建經濟，關鍵在于發展農業。為此，他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包括土地政策、賦稅政策在內的一系列保護農民利益，發展農業經濟的措施，概括地看，可從兩個方面加以認識：
以農為邦本思想為指導，提倡積極的賦稅、土地等政策，保護農民，發展農業經濟。陳亮認為，重農才能立國，富民才能強國。因此，他積極倡導發展農業經濟，“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對漢文帝的“不求富國而求富民，故為治之先，勤于耕農是勸，今年以開藉田先農，明年減半租勉農，又明年以除租稅賜農，野不加辟有詔，親率農耕有詔”的重農政策極其推崇。他把發展農業，保護農民，上升到國家穩定、長治久安的高度來看待。他指出，“古者農自耕其田，其力與相若，其食與其口數相稱。上之人勸之有其誠，董之有其官，賑之有其政。國以農為本，民以農為重，教以農為先，墮農有罰。……天下無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發展農業，不僅在思想認識上要高度重視，還有賴于采取各種有針對性的措施。針對南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陳亮提出了實行積極的賦稅政策，免除各種苛斂之政，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政策思路。自北宋中期以至南宋，政府財政日趨困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政府官俸開支巨大，軍費開支空前浩繁，再加上統治者的恣意揮霍，導致政府財政支出成倍增長。為彌補巨額的財政虧空，南宋政府便采取各種名目，橫征暴斂，各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以至達到“不可以偏舉，亦不能遍知”的程度，甚至連傳統的夏、秋二項正稅，也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種附加稅，增加了剝削。最有力的舉證就是南宋小朝廷疆域遠不如北宋，但其賦稅收入卻超過北宋。如北宋賦稅最多的熙豐年間，年賦稅收入約6000余萬貫，而南宋淳熙時年均賦稅收入達到6570萬貫。對此，陳亮強烈要求南宋王朝的統治者放棄現行的苛斂政策，效法古代圣君的做法，“用民，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稅。不立意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未作為察，兵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裕用于上下交窘之時，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則“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唯此，才能發展農業，保護農民，穩固國家。
在封建社會里，土地兼并問題是封建王朝不可回避的問題，農民和農業發展的關鍵是土地問題。如何優化土地資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經營的績效，才是保護農民利益、發展農業經濟和提高封建國家財政、賦稅收入的關鍵。陳亮從南宋時期土地兼并的現實出發，著眼謀求國家富強的目的看待農業發展問題，有區別地看待和妥善處理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土地兼并問題。一方面，倡導保護小農經濟，穩定農民生活，維護農民利益，這是封建國家維護統治的根本。陳亮生活的乾、淳時期正是南宋土地兼并最盛時期，許多官僚地主占據大批良田，形成“阡陌繩聯，彌望千里”，相反廣大農民無地可耕，淪落為佃農，生活困苦。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朝廷真正實行輕徭薄賦政策，廣大農民仍然難免破產流亡，成為流民。這不僅對封建經濟產生不利影響，而且還將影響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寧。因此，除積極推行輕徭薄賦政策、減輕農民負擔外，還應限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制止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的土地侵占。同時，作為事功學派代表的陳亮又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看到在封建社會里，無論是官僚地主的不擇手段、巧取豪奪，還是有才能的人用合法手段的土地經營，其結果都將導致農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因此，陳亮立足現實，為穩定農民生活設計方案。他認為，導致農民生活困苦的直接原因是地主剝削的沉重和農民生活來源的不確定性，沒有固定的生活來源作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陳亮反對籠統的、不分具體情況的“抑制兼并”和“打擊豪強”，主張要區別看待和妥善解決日趨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他認為，那些靠自身才能，以合法手段獲得土地、誠實經營的地主土地，應給予保護和支持。他倡導保護富民，反對一切“折困天下之富巨室”的行為，反對封建朝廷恣意向豪強增加賦稅的做法，“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指章服）以為：事類科斂，無體民經國之意。”在他看來，因經營有方而致田產巨大的豪強不僅是促進農業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也是引導人們走向富裕的榜樣，起著榜樣示范作用。
發展農業，要重視對農田水利建設的研究，搞好農田水利建設。陳亮認為，發展農業，搞好農田水利建設是關鍵。陳亮指出，在農田水利建設過程中，由于各方面管理的不善、信息的不了解，經常導致所建水利工程不能發揮出預期效果，有些農田水利建設甚至于既勞民傷財，也無避免災害之利，政府對此要高度重視。他指出要科學開展農田水利建設，就必須加強對農田水利建設的研究。為此，他希望年輕人去從事農業，潛心農田水利之法的研究，造福百姓，“使實利及民而惠足以政”。
發展農業，就要重視發展商業，強調“農商一事”，“農商相籍”，這是是陳亮農業思想最為突出和最閃光的地方。歷代眾多思想家大都主張“重農輕商”、“重農抑商”，認為重視農業生產，必須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實現“利出一孔”，使農業生產成為人民經濟收入的唯一來源，推行“驅民歸農”措施，傳統農本思想將農業經濟發展作為一個孤立系統來看待，發展農業和繁榮工商業兩者被對立起來，這種農本思想使整個社會經濟嚴格地限制在自然經濟的范圍內，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法寶，但并不能真正實現和達到國富民強的目標。對此，作為浙東事功學派核心人物、永康學派代表人的陳亮，對傳統農本思想的狹隘性進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開放的“賴商而行”的新農本思想。陳亮主張“農商一事”、“農桑相籍”。國家要以農為本，教化要以農為先，天下無浮食之民，則民力常裕，國家富強。但發展農業，并不是以抑制商業的發展來實現的。相反，農業只有與商業協調發展，才能“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行而樂其生”。他從當時商品經濟日趨發達的實際狀況出發，主張朝廷不應守舊，一昧死抱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不放，而要農商一事，農商互利，以此為目標調整改變政策，使農商相互為用，協調發展，所謂“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于天下哉！”農商協調則為兩利，相互損害，則為兩病，“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則“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陳亮認為，農業和商業是構成社會經濟體系的兩大支柱，是聯結其它經濟要素的核心紐帶，兩者并無高低輕重之分。他強調：“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過，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農商之間有行業分工，更有緊密聯系，兩者不僅是非對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促進的。農業的發展是商業繁榮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而商業的繁榮又能反過來成為促進農業持續穩定發展的強大動力。重視農業發展，就必須為農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和條件，只有發展商業，才能暢通農產品物流貿易，促進農業和封建經濟的發展。只有協調發展，社會才能走向全面繁榮，進而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任何歧視、壓制、打擊商業發展的舉措，不僅不利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它還將嚴重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由于農業受氣候等自然因素的影響較大，其生產的好壞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而商業的發展，既可在豐年避免谷賤傷農局面，又可在災年互通有無，幫助農民渡過難關。
陳亮雖然公開批判與否定了千百年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重本抑商觀念，倡導重視商業，發展商品經濟，但并沒有走向賤農極端，對于重本思想，不僅沒有否定，反而一再給予強調，把重農勸農作為治國之道的一項基本內容。綜觀陳亮的有關論述，不難發現，他反對的是斥商為末的賤商觀念，對于以農為本的思想則是持完全贊同的態度。在他看來，從根本上講，只有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出現商業的持久繁榮，并進而發揮其職能。他強調“治具之綦大者，不過數端已：制度也，時令也，養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勸農也”。陳亮主張“農商一事”和“農商并重”，從表面上看，是一種農商并重的思想，但有學者指出，“只是為了糾正傳統的重農輕商偏見，才較多地強調了商業的重要性。”“農商一事”和“農商并重”的核心是農。對商業的重視，一方面表現為一種邏輯關系，是農業發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商業之所以要重視，關鍵還在于其服務農業的功能，能為封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更好地實現富民強國。從這一角度講，只能說是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商人階層的代表。“不同于傳統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張農商并重”。這表明，陳亮在體察社會經濟內部結構和農商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基礎上形成的農本思想觀念，已經超越了傳統農本狹隘思想的束縛，是對傳統農本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并將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可以說，是一種新農本主義思想，一種開放的農本思想，是傳統農本思想發展的頂峰。這不僅有利于促進農業的健康發展，而且對推動商業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實為明代思想家公開倡導“農商皆本”思想鋪平了思路、開了先河。有學者指出，“從歷史的角度看，陳亮的見解對后來明代思想家正式提出‘農商皆本’的思想有著直接的影響。”
我國自古以來是一個農業占優勢的國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封建國家的立國之本。農業的經濟地位反映到思想意識領域，就形成了牢固的農本主義思想，并導致封建政府在經濟發展政策上長期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其實，從本質上講，農本思想則是重農思想的一種極端體現形式，重農思想本身不僅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是在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封建社會中，在重農思想、農本思想指導下，推行了各種重農政策，使我國農業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傳統農業經濟在世界處于領先水平。在今天，農業作為第一產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它是我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輕工業發展的重要原料來源。農業發展可極大地提升農村購買力，為工業發展提供廣闊的產品市場，還能為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發展提供大量勞動力資源等。無論是歷史時期，還是在現實中國，農業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和國家自立的基礎。加強農業，全面振興農業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陳亮豐富的經濟思想，蘊含了許多重要的價值，就其農業思想而言，也不例外。如果賦予它們反映時代特點和精神的嶄新內容的話，陳亮農業經濟思想的價值和現代意義就顯露無遺了。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時期，做好“三農”工作，事關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既要立足實際，放眼世界，認清和研究各種新形勢、新實際和新變化，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也要注重挖掘歷史，努力從傳統農業發展思想中提取、吸收有益的東西，并賦予它們反映時代特點和精神的嶄新內容。
[參考文獻]
[1]《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
奇普曼在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有國際貿易理論史、國際資本流動進入或退出一國對其貿易條件的影響、關稅與匯率的關系、補貼和配額的效應等方面,在對要素價格均等定理和“斯托爾帕一薩繆爾森定理”的研究上獲得極高的聲譽。在方法論上,他引進最小偏倚和最小均方誤差估算和最優近似值歸并理論應用于國際貿易的經濟計量模型,并以德國、瑞典和美國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經濟計量學》雜志發表了題為《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三篇系列論文。這是他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歷史發展進行詳盡評述的力作。他不僅闡析了二戰后到20世紀60年代中葉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狀況,而且對一些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獻作了現代的解釋。奇普曼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歷史發展的評述分為古典、新古典和現論三部分,所涉及問題有資本流動、貿易條件、匯率、貿易與經濟增長、貿易收益與商業政策以及經濟計量研究的方法論等方面。他認為,雖然“古典”的方法(以托倫斯、李嘉圖、穆勒為代表)在生產方上過于簡單化,但是具有將國際專業化特征鮮明地展示出來的優點;“新古典”(以馬歇爾、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納、勒納、里昂惕夫、米德為代表)以機會成本及社會無差異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賴于對生產方與消費方的簡單化;而始于赫克歇爾、俄林,成于勒納、薩繆爾森等的“現代”方法,則賦予要素稟賦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方法代表著經濟思想的發展至今最復雜與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論結構。奇普曼的這些研究成果極有力地推動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綜合。所以,這三篇論著在學術界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據統計,1966-1980年間,發表在期刊上的論文引用過這三篇論著的就超過100處。
由哈伯勒、勒納、俄林、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和雷布任斯基所發展起來的理論模型,通常被稱為“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按照奇普曼看法,鮑德溫(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納一薩繆爾森模型”名稱更為確切。因為,應用該模型的時候通常采用這樣簡化性假設:生產要素的供給是無彈性的,在選擇用途時是無差別的,這使人們可以明確定義一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釋性的附錄I之外,其他論述中都拒絕了這一假設。盡管如此,我們不難看到,“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名稱是最被廣泛接受的。
“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著重強調要素稟賦的差異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原因。該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經濟學家圍繞著它作了補充與發展。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與“斯托爾帕一薩繆爾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爾一俄林定理”的兩個重要推論。前者是說自由貿易將帶來國際間同質生產要素相對和絕對價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種商品相對價格的提高(如對其征加關稅)會增加生產該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報酬。經濟學界對這些定理擴展到一般的多種商品、多要素、多個國家的情形的努力,產生了數量巨大的文獻。奇普曼在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僅綜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創建性的見解。從要素價格均等定理看,關鍵是要素價格向量w僅僅依存商品價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認為是依賴于部門之間要素密集度差異,也依賴于沒有要素密集度逆轉。薩繆爾森指出這并非是唯一的問題。“唯一存在性”的問題僅與技術的性質有關。因為如果要素稟賦差異很大,兩國都生產兩種商品將不太可能,要素價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對這一問題,奇普曼用被稱為“多維錐體”(Coneof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給出了更精確和清晰的分析。對任何要素價格向量w來說,在兩種商品生產時都有相對確定的技術比率。只有當某國要素的稟賦向量被包括在由這些技術度量的錐體內,兩種要素才能被充分地運用。所以,要素價格均等定理是一個刃鋒似的結論。如果兩國的技術條件稍有差異,在沒有明顯的國際要素市場的情況下,任何要素價格均等的假說都會消失。對于“斯托爾帕一薩繆爾森定理”,奇普曼認為,除非作出更強的假設條件或得出比較弱的結論,否則,該定理對更高維的情況并不普遍適用。因為,當一國使其生產分散化,即它生產所有n種消費品,只要它不處于專業化的邊界,那么它的要素稟賦向量將在一個分散錐的里面——凸錐極射線穿過在給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個產業的要素投入向量。當要素稟賦賦有量在這錐內變化時,要素收入是不變的。即對于在這錐內的稟賦1,要素報酬函數w(p,1)獨立于稟賦1。現在,如果生產所有n種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過價格,而競爭均衡則要求價格不超過成本。這意味著世界價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變化,除非n商品等于m種要素。
在國際貿易中,同一產業部門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費替代性的產品通過外部或內部市場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間的雙向流動被稱為“產業內貿易”。因這種國際貿易流量在總貿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經濟學家們的興趣。其中,格魯伯(H.G.Grubel)和勞埃德(P.J.Lloyd)構造了一種測量產業內貿易密集度的指標。奇普曼也建立了一個要素比例模型,用來評估觀察到的產業內貿易。在他看來,所有產業內貿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加以解釋。奇普曼將格魯伯和勞埃德分別按《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1、2、3、4和7位數計算的澳大利亞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的產業內貿易的百分數制成曲線。他發現,假如這些曲線也適用于商品組別的進一步劃分,那么,從這些曲線可以推斷,對所有的貿易國家或貿易群,當STTC劃分到9位數時,產業內貿易不再存在。這一結論也適用于其他觀察到的產業內貿易。
“轉移問題”是國際經濟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早在斯密《國富論》中就有論及,而作為專門術語出現于1924年查爾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賠償報告。1929年,凱恩斯對轉移中所遇到的匯率、貿易條件等結構性變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認為一個必須向另一國轉移某一確定購買力的國家將遭受一種次生的損失,因為,由此而產生的國際貿易條件的惡化將使其購買力進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個包括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國際貿易模型,用需求彈性來表示國際貿易條件的變化。庇古的理論得到薩繆爾森(1952)、芒德爾(Mundell,1960)的推廣,并試圖用十分簡潔的貿易需求函數來解釋。奇普曼(1981)利用貿易需求函數建立了計量模型,證明在國際收支約束下可以得到轉移問題的一般解。奇普曼認為,在生產是固定的、只有純交換發生的假設下,轉移就不會影響貿易條件,他稱之為“中性時尚假設”。進一步說,假設有A、B兩國用同一貨幣交換a、b兩種商品,國家A對國家B實施貨幣轉移,那么,不生產商品b的國家A,如果得到貨幣轉移后,這就會對可進口品的消費產生與可支配國民收人等價增長一樣的影響。但是,對于生產且出口商品b的國家B中,若它從國家A得到貨幣轉移,則不僅會對可出口商品的需求產生直接影響,而且因資源向非貿易商品部門的轉移以及對可出口商品生產下降進行補償的需要而對可出口商品的需求產生間接的影響。奇普曼指出,資源的移動要沿生產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線進行,必須是兩個國家生產函數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變化不大,并因而價格變化也不大。若是這樣,貿易條件就取決于對產業間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將商品擴展為多種,對貿易條件的分析將是相當復雜的,對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國際貿易中,往往會有在某一時段上用今天的產品來交換未來的產品,這種形式的貿易被稱為跨時貿易(Intertemporaltrade)。在跨時貿易下,生產可能性曲線表述的不再是一個經濟在兩種現期產品之間的交替,而是在現期與未來消費品生產上的交替。所以,因現期與未來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跨時貿易被認為會導致貿易的不平衡。為了探討這一問題,奇普曼建立了兩階段的國際貿易與支付模型,并舉例子說明。在例子中,每一國都有資本與勞動這兩種要素,以及生產資本品與消費品這兩種商品。資本品不用于貿易而是用來增加下一期的資本存量。如果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對現在商品與將來商品之間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生產函數也是相同的;并且生產函數具有消費品工業比資本品工業需要更高的資本—勞動比率的特性,則最初相對于勞動要素來說,具備較高資本要素的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現在商品,并“進口”未來商品。他認為,這類模型并沒有考慮債務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訴我們,貿易平衡是不能期望達到的。而事實上,貿易平衡也遠不是最優狀態。
二、福利經濟理論
福利經濟學的目標是評價各種經濟狀態的社會合意性。從廣義看,一個社會的福利取決于其所有消費者的滿足水平。這樣,消費者偏好、消費者的滿足狀態的測度等成為福利經濟學的最基本理論。對于這些問題,奇普曼提出了許多獨立的見解。他與J.C.莫爾共同研究了偏好歸并條件,發展了傳統福利經濟指標正確衡量經濟行為的必要和充分的條件。
依照序數效用理論,人們對商品的滿足程度可以由偏好來描述。奇普曼認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變下的總需求可由總的偏好關系導出,經濟整體行為似乎是最大化一個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數;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則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該偏好可以加總。無論哪種情況,這樣的效用函數只能看成是其潛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著所得者可以補償所失者)。
如何測度消費者福利變動在福利經濟理論中十分重要。馬歇爾提出消費者剩余并認為可由已知價格變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線上的不規則四邊形來度量。希克斯引進了補償變差(compensating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積分是否可作為測度福利變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爾認為,如果可比較的點(p1,m1)、(p2,m2)沒有約束,那么就不存在一個可接受的福利變化尺度的偏好條件。這點既適用于馬歇爾消費者剩余,也適用于廣義補償變差和希克斯消費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較的點(p1,m1)、(p2,m2)有m1=m2的約束條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較的點(p1,m1)、(p2,m2)有p1=p2的約束條件,并且僅當對商品區相關領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馬歇爾消費者剩余積分提供了一個可接受的福利變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變化測度辦法的充要條件,奇普曼認為同馬歇爾的測度一樣。他們指出,當收入是恒定的,并且價格可以隨意變化,則偏好位似是補償變差作為可接受的福利變化測度的充要條件。當商品1價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價格按此價格比例計算)而其他價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變化時,(與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補償變差作為一個可接受的福利變化測度的一個必要條件。可見,消費者剩余或補償變差的福利指標,必須以它是否正確地反應了消費者間接偏好的準則來判斷。如果福利指標是消費者間接偏好(可能在一個約束預算領域上)變化的序數指標,它使間接效用函數增加(至少被限制在這個領域內),它即為一個可接受的福利變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將導致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無法實現,對于如何彌補“外在性”等就成為福利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馬歇爾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經濟學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討的只是廠商的規模經濟問題。奇普曼在接受馬歇爾思想的基礎上,引入并發展了參量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他認為,這個概念的最大優點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認為的每個公司的擴展由行業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觸行動所抵消,或瓦伊納(J.Viner)認為的行業的擴張隨著公司數量的增加而發生等等假設。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僅屬于規模、完全可逆轉的經濟類型。奇普曼的基本觀點是,假設每個企業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規模報酬不變經營,任何背離該假定的產出-要素關系是通過本企業的單位-齊次生產函數的擾動產生的,即使這種背離部分是由企業產出水平的變化導致的。反過來,這些變化被假設是由行業的產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產函數在每個行業中具有相同的次,這個均衡也是帕累托最優。如果n個行業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競爭均衡將不再是帕累托最優,根據次是大于還是小于加
n
權平均ρ''''=∑θjρi,“理想化”的產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產出更大或更小,權重與專用于各商品的消費者預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業在規模報酬遞增而一些在規模報酬遞減下經營,那么存在一個滿足所得總收入等于所付總補貼條件的稅收-津貼計劃,正如在每個報酬遞減行業,稅收收入超過消費者剩余的損失,而在每個報酬遞增的行業,消費者剩余的收益超過補貼支付;如果ρ=1,那么最優稅收-津貼計劃滿足該屬性,但如果p≠1就無需滿足該屬性。在一個動態調整過程的假設下,無論有否稅收-津貼計劃,完全就業均衡都是穩定的。
三、經濟計量學理論
在經濟計量學中,當模型不能滿足古典基本假設時,就會出現多元重線性、自相關、異方差等情形,導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計法失效。這樣,模型參數估計必須采取相應的修正補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數據中包含多重共線性的情形,發展并應用了新的經濟計量方法,促進處理國際貿易數據的最優分類系統的發展,并研究了自相關擾動、比最小方差誤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計以及通常統計學中矩陣法的最小二乘估計法的效率。
當兩個或多個自變量(或變量的組合)之間高度(但不是完全)相關時,模型就出現了多重共線性,它導致模型參數的方差隨著多重共線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檢驗失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奇普曼分析了出現多重共線性時最小二乘法的最優化問題,并對最小二乘法在矩陣回歸分析中的正確性進行了檢驗,提出了最佳線性最小有偏估計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補足的約束對于觀測矩陣是正交的(通過這種度量,正交性被定義為依賴于“有偏”定義),那么,它等價于受補足的(不可估計的)線性約束的最佳線性條件無偏估計。最小有偏估計值具有一種屬性,即偏差的輕微增加會減少方差。所以,他建議用最小均方誤差進行估計,當回歸系數具有無限先驗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計值具有小的抽樣方差時,這種方法等價于最小二乘法。他認為,所有這些結果極大地依賴于廣義逆矩陣的使用,并在線性空間二元性的基礎上,新證實了廣義逆矩陣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證明了具有條件無偏估計值的相關矩陣確實是觀測矩陣的廣義逆矩陣。
同時,奇普曼還對出現自相關擾動情況下最小二乘估計法的效率進行分析。在包含自相關誤差的線性回歸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值的效率主要依賴于自變量觀測矩陣的結構。如果這個矩陣允許隨意變動,最小二乘法相對于高斯-馬爾可夫估計值(具有已知的自相關系數)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變量k觀測列線性依賴于k的誤差方差矩陣的特征向量集,且獨立于自相關系數,則最小二乘估計值恒等于高斯-馬爾可夫估計值,效率為1。由此可推測,如果自變量k列觀測向量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于”k的誤差方差矩陣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線性轉換,那么對于大多自相關系數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計值的效率接近1,對于所有自相關系數在0和1之間的值,界超過0。奇普曼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證實這個推測,即選取一元線性回歸方程,yt=α+βt+εt(t=1,2,…,n),誤差項形成第一階段穩定的馬爾可夫過程后,均值為零且自相關系數p滿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協方差的過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計值在0≤ρ<1區間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倫-奧克特(Cochrane-Orcutt)過程漸進估計的p值的相對效率的下界為0.535898,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結束語
奇普曼治學嚴謹、著述豐碩,迄今120多篇,在經濟學理論界贏得廣泛的贊譽。他對國際貿易理論史的研究成果是無與倫比的,對福利經濟學理論、經濟計量理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他對凱恩斯乘數理論的應用、有價證券理論等問題也發表了獨到的見解。更令人稱道的是,奇普曼從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斷地進行分析方法、理論觀點的創新。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總是不情愿寫不含一些新結果和新觀點的研究報告。對我來說,綜合和獨創性思想總是不可分割的要素,當它們互相分離的時候都要受到損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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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美國的休謨研究者巴里·斯特德所指出，“休謨是一個人性哲學家”。（1）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人性論。其副標題是，“在精神科學中采用實驗推論方式的一個嘗試”。按照休謨的含義，“精神”是相對于“自然”而言的。精神科學或精神哲學是論述人類存在方式與其他的“自然物體”的存在方式相區別的那些方面的。它的主題是：人類所獨具特征的一切事情。
在休謨看來，“一切科學對于人性或多或少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會通過這樣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2）“關于人的科學是其他科學的唯一基礎”。（3）因此，他認為哲學作為一門精神科學，要達到目的，就要直接切入人性。他說：“在我們的哲學研究中，我們可以希望借以獲得成功的唯一途徑，即是拋開我們一向所采用的那種可厭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邊界上一會兒攻取一個城堡，一會兒占領一個村落，而是直搗這些科學的首都或心臟，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們在其他個方面就有希望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了”。（4）他看來，最主要的是四個學科：邏輯、道德學、批評學和政治學，它們“幾乎包括盡了一切需要我們研究的種種事情，或者說一切可以促進或裝飾人類心靈的種種重要事情”。這些學科都是人性科學。“邏輯的唯一目的是在于說明人類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類觀念的性質；道德學和批評學研究人類的鑒別力和情緒；政治學研究結合在社會里并且互相依賴的人類”。（5）
在休謨那個時代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是政治哲學的一個組成部份。即使在亞當·斯密那里，最初在『關于法律警察歲入軍備的演講中關于經濟理論的討論，也是廣義道德哲學中政治學部份的內容。休謨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討論，也就包含在他對“結合在社會里并相互依賴的人類”的分析之中，而這種分析又是從人性出發的。
人性論當然不是休謨的創造。但是，休謨的人性論確有自己的特點。他在『人性論一書的「引論中說，他要使對人性原理的說明，成為“一個建立在幾乎全新的基礎上的完整的科學體系”，即“必須建立在經驗和觀察之上”。（6）這也就是他所說的，“在精神科學中采用實驗推理方式”的基本精神。一方面要反對先驗的立論方法；另一方面要在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普遍的人性理論。他說：“我發現由古人留給我們的精神哲學有和他們的自然哲學中所發現的同樣的不適宜之處，即完全是假設的，依靠發明甚于依靠經驗。”（7）他自認為，自己是培根所開創的，包括洛克、沙夫茨伯利、曼德維爾、哈奇遜、巴特勒在內的實驗哲學的繼承者和集大成者。他象牛頓一樣宣稱“我不制造假設”，并自比為一個解剖學家。這就使得休謨的人性論，不同于從先驗的假設出發進行推論的人性學說。他注重的是觀察和經驗。“我們必須借審慎的觀察人生現象去搜集這門科學的種種實驗材料，而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就著人類的交際、事物和娛樂去取得實驗材料”。并通過對材料的搜集和比較，去建立一門人性科學。（8）這是休謨人性論的方法論的特征。
此外，休謨人性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否定了“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一傳統的觀念，也否定了笛卡爾的主張。他認為，古今的精神哲學都建立在這樣的思想方法之上：“人類只有在遵循理性的命令的范圍內，才是善良的”，“每一個理性動物都必須根據理性來調整他的行為”，并征服其他的動機。其實這是一種“謬誤”。（9）他強調“理性是、并且也應該是情感的奴隸，除了服務和服從情感之外，在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作用”。（10）認為“單是理性既然不足以產生任何行為，或是引起意志作用，所以我就推斷說，這個官能〔理性〕同樣不能制止意志作用，或與任何情感或情緒爭奪優先權”。（11）。因此，考察人性、考察人類行為及其真實動機，就要考察人們的實在的情感。尤其需要注意那種易于被誤認為是理性的“平靜的欲望”。這種欲望，主要有兩種，一是“我們天性中原來賦有的某些本能”；一種是“對于抽象地被思考的福利的一般欲望和對于抽象地被思考的禍害的一般厭惡”。（12）
上述兩個特征，雖然是方法論上的，然而，正是這些特征使休謨對人類經濟生活和經濟行為，給予更多的關注，作出了獨到的分析。
以往對社會問題和人性的分析，在休謨看來，大都建立在某種先驗的假設之上。一種是“詩人虛構的黃金時代的幻想”，一種是“自然狀態”的假設。前一種假設描述了一個最為美好、最為安寧的環境；后一種假設描述了人人相互爭斗和充滿暴力的狀態。前者以美好的詩意去描述人類的高尚的德性；后者則是人類的自私和野蠻的本性未受約束的必然結果，因此只有建立政府以“維護正義和法律”。這兩種想象其實是一回事。這種人性狀態是否存在、能否延續，“是完全值得懷疑的”。（13）
休謨著重批評了霍布士的“自然狀態”的假設及其社會契約論。指出，這種觀點把人類社會的出現和國家或政府的出現相混淆，以為“人類離開了政府就完全不能組織社會”。（14）這就忽視了“社會”本身，尤其是忽視了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的問題即人類如何獲取生活資料。
在休謨看來，社會的形成，是由人類與動物在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上的根本區別帶來的。人類個體與動物相比，有三個不利的條件：“（1）他的力量過于單薄，不能完成任何重大的工作；（2）他的勞動因為用于滿足他的各種不同的需要，所以任何特殊技藝方面不不可能達到出色的成就；（3）由于他的力量和成功不是在一切時候都相等的，所以不論哪一方面遭到挫折，都不可避免地要招來毀滅和苦難。”（15）換言之，“自然賦予人類以無數的欲望和需要，而滿足這些需要，卻給了他以薄弱的手段”。“人只有依賴社會，才能彌補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動物勢均力敵，甚至對其他動物取得優勢。”（16）“社會給這三種不利情況提供了補救。借著協作，我們的能力提高了；借著分工，我們的才能增長了；借著互助，我們就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襲擊”。（17）
休謨在這里是從人類的經濟生活，即人類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來考察社會及其起源問題的。所以明確地把社會和國家區分開來，并且把勞動、分工、協作、互助等經濟生活作為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給予經濟問題以更多的重視，從而把自己與霍布士等人區別開來。在倫理問題上，休謨不是從抽象的道德和對人性的先驗的定義出發來討論社會問題，而是從社會和經濟生活入手去討論人性和倫理問題，這就擺脫了從抽象的道德原則出發，對經濟生活進行道德化的批評的傳統，（如基督教對利息的否定），為經濟和道德的統一，為經濟倫理的研究開拓了道路。
（二）
休謨的經濟倫理思想是在社會的起源和社會正義問題的討論中展開的。在休謨看來，人類社會的形成，既是同勞動、分工、協作結合在一起的，更是同社會正義聯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在休謨看來由于大自然給我們提供的物品比我們的需要來顯得稀少，所以人類要組成社會，進行分工和協作；但是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就出現了一個財產權問題。一方面，由于物品的稀少，產生了一個劃分財產的必要。“只要自然賜予的某種福惠無限豐富，我們人類總是全體分享，而不是斤斤細分什么權利和產權。水和空氣雖是所有實物中最為人們所必需的東西，但并沒有人要求把他們分作個人財產。”歷史上，只有在某些土地甚廣，而水源稀少的國家，才可能對水建立產權；在人口甚少，土地肥沃遼闊的國度對土地的浪費就比較寬容，就是例證。（18）他問到：“在每個人已經有了足夠數量的物品時，還有什么必要對財物進行劃分呢？在不可能產生傷害行為的地方，為什么還有產生所有權呢？當只要伸出我的手便可以獲得具有同樣價值的東西時，我為什么要把別人占有的東西稱為我的呢？”（19）另一方面，由于人的天性中存在不利于人們社會生活的自私情感，人們為滿足自己或親友的需要或欲望，而隨意侵犯別人的財物或利益，不時引起“糾紛和爭執”。所以，就需要達成協議，建立社會正義，來保障財產權的穩定。
總之，“正義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為滿足人類需要所準備的稀少的供應”。（20）
在休謨那里，正義主要表現為三個自然原則：“財產穩定地占有的法則，根據同意轉移所有物的法則，履行許諾的法則”。
首先是“財產的穩定的占有的法則”。因為財物“可以在人與人之間隨意轉移而不穩定”的情況的存在，是“社會上的主要的亂源”。（21）“只有通過全體社會成員所締結的協議，使那些外物的占有得到穩定，是每個人安享他憑幸運和勤勞所獲得的財物。通過這種方法，每個人就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安全地占有的；而且情感的在其偏私的、矛盾的活動方面也就受到了約束”。（22）所以，“劃定財產，穩定財物占有的協議，是人類社會的一切條件中最必要的條件。”（23）那么依據什么原則來穩定財產的占有呢？休謨認為要確定財產權的最初來源是十分困難的。所以他沒有接受洛克的財產起源于勞動的觀點。認為解決問題的最現實的辦法是，以“現實的占有”為出發點，“讓各人繼續占有他現時占有的東西”。（24）具體地說，是以“占領、時效、添附和繼承”（25）為依據。
其次是“根據同意轉移所有物的法則”。因為對財物的固定占有往往與人類的需要和欲望“發生矛盾”。如果“讓每一個人用暴力奪取他認為對自己是適合的東西，那就會毀滅社會”。合適的辦法是，在所有主同意的情況下，“將財物給予另外一個人”；如果未征得同意，那么財物和財產“永遠應當是穩定的”。（26）
第三條法則是“許諾”（promises），其作用就是維護和協調各種互利性的“交換關系”。休謨認為在生活中，人們相互之間必然存在各種交換關系，包括“物品的交換”，“服務和行為的交換”。這類交換象相互之間的換工一樣“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益”。（27）但是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為別人服務，大都并非出自對別人具有的‘真正的好意’。不能把交往，寄托于人們的公益心。唯一的辦法，是給予人們的自然的情感，以新的方向。這就是說，即使沒有對他人的真正的好意，也為別人服務，因為我可以預料到，他會報答我的服務，一起同樣達到另一次服務。這就是“許諾”。
“許諾”之必要性，是由于第一個法則使人們可以彼此相安，第二個法則開始使人們互相受益，但仍不足以使他們相互服務。凡涉及一般物品、服務和行為的交往，若要達到互利的結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
這三個正義法則，提出了一個經濟正義的問題。它既是經濟活動中，立法的依據，又是經濟倫理的基本原則。休謨通過對經濟正義的論述，對經濟倫理的一些基本問題作出了回答。
首先是，人類經濟行為的特點是什么，在以自利為動機的經濟活動中除了利益的盤算之外，道德是否起作用，如何起作用。
關于人類經濟活動的特點，休謨認為，經濟活動是人類通過勞動，協作和交換滿足自己的需要的活動，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原初動機是自私，而不是為了公益。他說，“不論道德家們或政治家們如何為了公益而干預我們，或是企圖改變我們行為的經常的途徑，那也是徒勞無益的。”“如果他們計劃的成功依靠于他們改正人類的自私和忘恩負義方面的成功，那么除非有全能的上帝加以協助，他們將不能前進一步”。（28）這一觀點類似于霍布士對人類本性的假設。但是，休謨更注重在物資匱乏的條件下，自私產生的客觀原因。指出，“由于我們的所有物比起我們的需要來顯得稀少，這才激起自私：為了限制這種自私，人類才被迫把自己和社會分開，把他們自己的和他人的財物加以區別”。（29）可見這里講的“自私”，不完全是在霍布士意義上的那種貪得無厭的利己心，而是指在經濟活動中人們維護自己的財產權，謀取自身利益、滿足自身需要的活動。休謨的這一論點，事實上提出了稀缺和需要的滿足這一經濟生活的基本問題。為日后經濟學中最基本的的“經濟人”假說，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休謨雖然認為，在經濟活動中原初的動機是“自私”，但是，他并沒有無條件地把“自私”作為經濟活動的唯一原則。相反，他把對自私的限制，作為經濟倫理的基本問題和經濟活動得以正常進行的基本條件。在他看來，承認經濟活動中人們的自私動機是一回事，經濟活動中人們必須限制自己的自私，遵循正義原則又是一回事。
在休謨那里，正義原則既是一種人們行為的規則，又是一種道德原則。作為一種行為規則，正義原則主要是由于公共利益產生的。由于人們如果自然地追求私利，就會陷于種種非義和暴行，社會就會陷于混亂，其結果就使每一個人的私利也無法得到保障，所以就要訂立協議，以維護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正義的協議的設計確實是有益于社會和各人幸福的，是體現了全體的利益的。“正義就是借一種協議或合同而確立起來，也就是借那個假設為全體所共有的利益感覺而確立起來；在這種感覺的支配之下，人們在作出每一個單獨的正義行為時，就都期待其他人也會照樣行事”。（30）“只有這種彼此協作才能使正義成為有利或給予我以遵守正義規則的任何動機”。（31）
所以，“全體社會成員所共同奉行的全部行為體系對于全體和個人都有無限的利益：于是不久就有正義和財產權發生了。”（32）“社會上每一成員都感覺到這種利益：每個人都向其他的人表示出這種感覺，并且表示決心，愿以這種感覺來調整他的行為，假使其他人也照樣行事的話。”（538）休謨把正義的這種出于利益的約束力稱為“自然的約束力”。但是這里所謂“自然的”只是意味著它是以利益為基礎的，并不意味著正義規則是自然發生的。相反它是人為的，是由人類的法律所改變的。這種規則的特點是普遍性、一般性與人們通常的自然的行為方式是不一樣的。“人性的普通原則是適應具體情況的，沒有明確不變的活動方式的。”（573）人們如果按這種通常的發式行事，就會遵循適應情況的特殊判斷，就會考慮到各人的品格和條件，貪心和偏私，而“不受某種一般的、不變的原則所約束”，那么“就立刻會使世界混亂起來”。（573）鑒于這種弊害，所以“才確立了這些原則，并同意以一般規則來約束自己，因為一般的規則是不會被敵意和偏愛，不會被公私利益的特殊看法所改變”。（573）
此外正義還有另一種約束力，這就是“道德的約束力，即是非之感”。它雖然是由利益轉化而來，但是它畢竟不同于作為“自然的約束力”的利益本身。它源出于“人性中一個強有力的原則”，即“同情”。（661）具體地說，當非義的行為使人受到侵犯時，盡管這種行為絲毫也未影響我們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我們同情遭到侵犯的人，仍然使我們感到不快。“我們通過同情感到他們所感到的不快；而且在一般的觀察之下，人類行為中令人不快的每樣事情都被稱為惡，而凡產生快樂的任何事情同樣也被稱為德；所以道德的善惡的感覺就隨著正義和非義而發生”。（540）道德感還為政治家的公開教導、父母的私人教育等人為的措施所加強，一經形成，就具有一種利益所不具有的獨自的約束力。他指出：“當一個人考慮到，不但他對人的品格，而且他內心的安寧和快樂，都完全依靠于社會道德的嚴格遵守；當他考慮到，一個人如果對人類和社會的義務有所缺陷，則心靈在返觀內照時便要感到內疚：當一個人考慮到這幾點時，誰還能認為、財富的利益足以補償其對社會道德的些小破壞呢？”（664）
總之，在休謨那里，經濟正義是規則和道德的統一。它有“兩個不同的基礎，即道德和利益；利益所以成為這個基礎，是因為人們看到，如果不以某些規則約束自己，就不可能在社會中生活；道德所以成為這個基礎，則是因為當人們一旦看出這種利益以后，他們一看到有助于社會的安寧的那些行動，就感到快樂，一看到有害于社會的安寧的那些行動，就會感到不快”。（574）所以正義作為一種人為的體系，不但規定了經濟生活中人們需要遵循的普遍的行為規則，而且“這個體系還可以幫助我們形成關于德的幸福的正確概念和關于德的尊嚴的正確概念，并且可以使我們天性中的每個原則都樂于懷抱那個高貴的品格”。（664）同時正義規則在社會生活中的實現，也有賴于道德。
休謨關于正義原則的論述，明確地肯定了在以自利為動機的經濟生活中道德的地位和作用，論證了經濟倫理得以存在的根據。從而把自己的學說同曼德維爾的主張明確地區別開來，克服了那種以為在經濟生活中，只能講利益的盤算，不用也不能講道德的非道德主義傾向。同時，休謨還力圖把規則和道德統一起來，一方面主張用普遍的、一般的規則來限制個人的偏私和貪欲，以維護經濟秩序，另一方面又反對只講規則和法律、不講道德的主張，力圖證明道德在維系經濟正義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他的情感論的倫理學說就是用以證明這一思想的。他強調，理性不能是道德上善惡的源泉。（498）“認識德是一回事，使意志符合德又是一回事”。（505）“道德寧可說是被人感覺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斷出來的”。（510）就是要說明，理性的認識雖然可以使人判明自己的利益，并遵循既代表了社會利益、又符合于自己的利益的正義規則，但是不能以利益的盤算來取代道德感，更不能否定道德在維系正義原則中的作用。他說：“誠然，由利益發生的情緒和由道德發生的情緒，容易互相混淆并自然地互相融合。”。“不過這并不妨礙這些情緒本身仍然是彼此個別的”。（512）總之，重視道德的作用，道德感的作用正是休謨經濟倫理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休謨比一般的合理利己主義高明之處。
這一種觀點還表現在他對當時爭論激烈的如何看待“享受”的問題上體現出來。一方面他認為，不應該把享受看作絕對的過錯。“享受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日益精致，是人心所向極為正當的趨勢”（『經濟論文集18）但是也不能被看作絕對的無害。“只要享受不再是無害的，那末它也就不會是有利的”。（同上26）判斷享受的善與惡時，應當將他對個人的影響同社會的影響統一起來。有一種“墮落的享受”不僅對個人是有害的，對社會也是不會有利的。針對曼德維爾的“私惡即公益”的論點，休謨強調罪惡就是罪惡，“善.....總是要比毒藥好”（同上27）（三）
關于經濟倫理的具體內容，休謨提出了如下的主張：一是把財產權的穩定及其合法的轉移作為經濟生活中最主要的行為規則和道德原則；二是把信任和“許諾”，作為重要的行為規則和道德原則。
如上所述，休謨提出的正義的三條法則中，第一和第二條法則都是有關財產權的。那么“什么是一個人的財產權呢？所謂人的財產權就是指可供使用的、合法的、歸他獨自所有的任何東西“。（文選184）在休謨看來，財產權是經濟生活中最根本的問題。穩定財產權，可以使人們“彼此相安”，保障社會的和平和安全；通過同意來轉移財產權，既可以使財產權穩定，又可以使人們“相互受益”。它是社會的法治的一個基礎。但是，在休謨看來財產權同時更是一個道德問題，他說，財產權固然“必然成立于對象的某種關系”，但是，“構成財產權本質的不是外在的、有形的關系”。“財產權是成立于某種內在的關系，也就是說成立于對象的外在關系對心靈和行為所加的某種影響”。（567）這就是說，財產權不僅是在法律上對財產所有權的某種規定，也不僅是事實上對某種物品的占有，同時也是人們對財產的一種態度。即“它給予我們一種義務感，使我們戒取那個對象，而把它歸還于其最初的占有者”。（568）所以它也是一個道德問題，即對他人的財產的態度問題。財產權作為一種德，意味著承擔起“戒取”并非屬于自己的財產的義務。而作為正義法則的財產權的確立是有賴于這種道德觀念的。“因此，財產權的本性依靠于那個德，并不是那個德依靠于財產權”（568）換言之，財產權的確立和維系都有賴于那個“戒取”非自身所有的物品道德法則的確立和相應的道德感的形成。
“許諾”作為一體正義法則，在休謨那里也是人類協議的產物，是人為的一種行為規則。“許諾是以社會的需要和利益為基礎的人類的發明。”（560）這條規則的發明主要是為了使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包括物品的交換、服務和行為的交換，能達到“互相服務”和“互利”的目的。大自然賜予的物品的有限，使人類必須互相服務，互相協作和交往。這種互相的服務和交換是社會的利益所在，也是每個個人的利益之所在。但是由于人類的本性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我們的好意和仁愛“天然是很有限的”。所以單靠我們的欲望的直接沖動產生為他人的利益的服務是比較困難的，也是難以得到保障的。雖然在“不計較利害的交往”中，慷慨和互助是存在的。但是在“計較利害”的交往中則難以實現。而在經濟生活中大量的是“計較利害”的交往。“許諾”則是在這種交往中產生的，用以束縛自己去實踐某種行為。“當一個人說，他許諾任何事情時，他實際上就表示了他完成那件事情的決心”，與此同時“就使自己會受到再不被人信任的處罰，如果他失約的話”。（562）許諾一旦作出，“就立刻被他的利益所約束了，要實踐他的約定，并且如果他拒絕履行他的許諾，他將永不能期望在得到別人的信托”。（562）休謨認為，只要有簡短的社會經驗就可以使人發現“許諾”之利害相關。“所以，利益是許諾學最初的約束力”。（563）但是“隨后，一種道德感又和利益結合起來，成為人類的一種新的約束力量”。（563）它同戒取他人財產的道德感一起構成了經濟正義的基礎。可見在休謨那里，許諾不僅是一種出于利害的盤算的行為規則，更是一種道德原則。
“誠信之德”本來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就是一個被人重視的德性。近代隨著社會契約論的興起，“信用”問題（尤其是金融往來中的信用）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突現，守信、遵守契約，也被視為重要的德性。比如霍布士就把“守信”作為自然法的一個原則。但是只有到了休謨，才明確地把“許諾”作為經濟倫理的問題，作為“計較利害”的經濟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的道德原則提出來。休謨認為包括這兩個道德原則在內的正義法則，是經濟生活中最為有用和有益的規則。依靠它們，“人們就不會過分自私貪婪，或者過分恣意狂熱”。（文選，182）
這里所謂“過分自私貪婪”是指那種象曼德維爾那樣的非道德主義的觀點，它們過分地夸大人的自私的本性，一方面離開了大自然賜予的不足這一自私產生的客觀條件，把人類在稀缺的條件下，在經濟生活中維系自己的財產權、謀取生活資料的“自私”夸大天性固有的貪婪心，另一方面把貪欲、欺騙、背信作為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否定正義法則的作用，否定對自私進行限制的必要性，否定道德的作用。其結果只能使經濟活動不能正常進行，是指造成社會的混亂。
這里所謂“過分恣意狂熱”指那種以自然給予人們無限豐富的福惠為假設，不顧大自然的有限的賜予，勉強地想實行財產平均，或者“以人人都是圣人”為假設，想以廣博的善心，來取代財產的正義的主張。休謨認為，英國內戰時期的“宗教狂熱者”的這些假設實際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就第一種假設來說，首先，“如果實行平均財產，人們的技能、照管和勤勉不同，必定迅即打破這種平等。若是你們壓制這些人的長處你們將使社會陷入極端貧困的境地”；不僅不能使少數人免于貧乏和乞討，反而使整個社會無法避免貧困。（文選181）其次，為了維系平均，必須對不平均的跡象作最嚴格的調查和審理，以便加以懲罰和糾正。“然而，這么大的權柄必然很快會變為暴虐，執行時必然會帶有很大的偏見，難以公正。”（文選181）第三，在這種情況下“誰能掌握此種權力？”，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引言：所謂經濟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合理經濟發展形態通過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使社會經濟得以形成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本質上是現代生態經濟發展模式，它正確地在經濟圈、社會圈、生物圈的不同層次中力求達到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使生產、消費、流通都符合可持續經濟發展要求，在產業發展上建立生態農業和社生態工業，在區域發展上建立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總之，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經濟方面的具體化。
一、經濟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產生和研究
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決定了以可持續研究對象的發展經濟學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關系。從經濟方面來講，傳統經濟也就是傳統社會生產方式、人類自身關系及其與自然關系認識的反映。
如在傳統經濟中，受人與自然對抗認識的支配，那些非市場化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不被作為經濟資源和財富看待的，并日認為它們的供給是無限的，不考慮經濟活動與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以不斷增長的經濟財富作為經濟學追求的目標，由于傳統發展思想和理論指導，產生了嚴重的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不良惡果，如它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短缺，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產生了產品分配中嚴重的兩極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國際間和國內各種政治關系緊張等一系列問題，不僅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難以持續，而且人類的生存面臨著嚴峻的姚戰，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類必然要對傳統的發展思想和發展方式進行反思，以尋求能滿足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持續生存(這是人類社會的最大福利目標)和發展的道路，因此也就產生了經濟可持續發展思想。比如：中國加入WTO以后，這使得中國利用外資的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2005年中國得到1000億美元以上的外國投資，而20世紀最后10年中國吸引的外資大約是2500億美元。如果中國實行經濟可持續發展政策給外商投資帶來新的機遇，中國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資作為實施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還有對中國內部經濟調整作了很大影響，促進了各種大型工程的實施。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義
經濟發展主要是以價值來表現，并以價值的變化來反映其規模變化的，但僅考慮價值的變化而不考慮其他的變化，那么經濟發展很可能是沒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經濟發展，在注重價值分析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其他方方面面，將它們與價值分析結合起來。
人們知道，在傳統再生產分析中只考慮價值的生產與平衡，只要價值的生產是以擴大的方式進行、內部各部分之間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該生產、經濟就能正常進行，但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則不僅要求價值生產的擴大和各部分之間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價值的生產與其他各種流量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這種比例的要求更嚴格，如果達不到這種要求，經濟可持續發展是難以進行下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就是因為其他各種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變化不能滿足其要求的產物，所以要求經濟發展必須與其他環境相適應。
保持經濟系統穩定和發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資源輸入經濟系統的量，超過了自然系統再生產這些能量和自然資源的速度，就會出現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為傳統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與能量消耗的速度，超過自然界再生產它們速度，使經濟發展難以長久持續的結果。
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全人類的一項共同事業，實現這項事業對我國來講更顯重要和迫切。因為我國的生態環境質量更惡劣，資源短缺狀況更嚴重，所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更為強烈。研究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條件、因難、思路和途徑等、以此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經濟可持續發展刻不容緩
1、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但其發展模式是什么，卻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為如果僅僅圍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社會公平公正、公眾參與等這些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沒有特定的戰略模式，是難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體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而特定的模式與經濟發展過程在不同的國情中是不同的，如對公平與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對它們的理解也就不同，對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保護方式與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還必須制定出符合本國國情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特定模式。
2、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產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態環境和資源滿足不了傳統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要實現生態環境省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這方面的工作，在我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顯得尤為重要。由于歷史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與世界各國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酷程度和資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需要，成為我國最緊迫的任務。
一、引言
福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增進社會福利的西方經濟學分支，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以實現公平以及如何進行集體選擇以增進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種原因導致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程序給予款物接濟和服務，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設計完美無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與實施，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窮人福利的問題。在福利經濟學的歷史演進中，我們要汲取思想營養，為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提供理論指導，并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的實施提供價值規范。
二、福利經濟學歷史演進中的主要思想
傳統經濟學對福利經濟學的思想都追溯到邊沁的功利主義上，而真正意義上將福利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二戰結束后，一大批福利經濟學家的出現和大量的福利經濟學文獻的出版，極大地拓寬了福利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與內容。因此，經濟學界一般將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分為新舊兩派。舊派以英國庇古為代表，新派導源于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為英國的卡爾多、希克斯與美國的勒納、薩繆爾森等所倡導。
1.庇古及其邊際效用價值論
庇古以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及馬歇爾的基數效用論和局部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系統地論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應用。庇古認為個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來表示，整個社會的福利應該是所有個人效用的簡單加總。在此基礎上，庇古論述了社會福利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社會福利就越大；國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會福利越大。進而針對如何衡量和增進社會經濟福利問題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觀點，針對如何才能實現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得出了政府應當干預經濟的結論。社會福利之所以會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據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他認為，同一英磅的收入對窮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窮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將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給窮人會使社會總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優理論
新福利經濟學采用序數效用論和無差異曲線作為分析工具，否認個人間效用的可比性，排除舊福利經濟學的收入均等化理論，消費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滿足的總量或最大效用的總量，而是最高的滿足水平，即最高的無差異曲線。對于資源配置的評價以帕累托最優為標準。帕累托最優的概念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不可能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況下，使任何個別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補償原理
西方福利經濟學家們認為帕累托標準太苛刻，在現實生活中很難達到，應予以改進與修補。卡爾多首先提出虛擬補償原理，為在一項社會變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補償受損者后仍有剩余則這種變革應該肯定，應認為其提高了社會福利。希克斯對卡爾多的評判標準又進行了補充和發揮，提出了假定補償原理，認為判斷社會福利的標準應該從長期來觀察，只要政府的一項經濟政策從長期看能夠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效率，所有人的境況都會由于社會生產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獲得補償。西托夫斯基對上述兩種補償原理的標準均不滿意，認為這兩種標準只進行了順向檢驗，不能作出社會福利是否改善的結論，而要同時進行逆向檢驗。也就是說，只有當某項變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變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較少增加福利時，此項變革才可取。
4.社會福利函數理論
伯格森認為補償原理將效率與公平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薩繆爾森等人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形成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薩繆爾森等人認為應從個人的主觀感受出發，應該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適度條件的選擇上，應將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編制一種“社會福利函數”，當這個函數取最大值時，社會福利就達到了最大。他們認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條件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于個人對各種不同配給的選擇，個人的自由選擇是決定個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條件，而社會福利又總是隨著個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馬蒂亞·森與福利經濟學的新發展
阿馬蒂亞·森認為傳統福利經濟學理論過分強調經濟的一面，認為財富的增長可以解決社會中出現的貧困、不公平等問題。而實際上經濟增長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增長本身，而是因為增長過程中所帶來的相關利益。因此，經濟學不應只研究總產出、總收入，而應關注人的權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馬蒂亞·森的能力福利理論試圖把貧困與能力結合到福利經濟學的框架中來，認為創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帶來的那些機會和活動，而這些機會和活動是建立在個人能力的基礎上，要形成達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來適應。
三、社會救助制度的福利經濟學解釋
從福利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來看，新舊福利經濟學的差別不在于結論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舊福利經濟學即是以基數效用論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經濟學則是以序數效用論作為分析工具，兩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為目標、圍繞著公平和效率兩大主題展開論戰。福利經濟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會中的貧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與發展該有所保障、社會的潛在危險應該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損壞應該得到補償等，不僅為人們普遍認可，也為社會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斷完善提供了理論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議，并且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以人為本”價值規范。
1.舊福利經濟學思想與社會救助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采用了邊際效用分析法，在理論上論證了社會救助在增進一國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國家干預論等觀點及轉移支付主張，對世界各國以社會公平為出發點，實行有利于窮人的社會救助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在經濟、社會轉型的變革時期，從總體上看，造成貧困的原因中社會因素大于個人因素，所以，對于國家和社會來說，社會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會責任，社會救助制度通常被視為純粹的政府行為，是一種完全由政府運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轉移支付制度。因此，社會救助是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受法律保護的基本權利，受助者不應該受到任何歧視和懲罰。此外，庇古還對窮人享受富人轉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則要求，他認為，不論是直接轉移收入還是間接轉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懶惰和浪費，以便做到投資于福利事業的收益大于投資于機器的收益。庇古反對對窮人實行無條件的補貼，認為最好的補貼是那種“能夠激勵工作和儲蓄”的補貼，在實行補貼時應有以下條件，即先確定受補者自己掙得生活費用的能力，再給予補貼。否則，那就會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濟。這些原則也是各國在設計社會救助制度和對傳統社會救濟措施進行改革時所追求的目標，為了防止養懶漢，社會救助制度提供的僅僅是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資金和實物，采用“需經家庭經濟調查”的資格審查手段，審核申請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經濟收入是否低于貧困線，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濫用。
2.新福利經濟學思想與社會救助
雖然新福利經濟學更多的是關于效率問題的研究，但它與強調公平分配的社會救助不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經濟學能從更為宏觀的角度為社會救助提供了理論支撐。以效率為目標，從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研究社會救助問題，進一步揭示了社會救助政策的經濟意義。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及資源的稀缺性，在市場經濟進程中及社會轉型變革時期產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貧富的兩極分化、貧窮等社會現象，并且市場在資源配置上強調物資資源的配置，而忽視了人力資源的配置，社會救助作為一種補救模式與手段是對帕累托無優狀態的一種改進，可以彌補市場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穩定的保障機制，對擺脫貧窮進行幫助，同時社會救助對提高經濟效率起獨特的作用，“是從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保障對經濟發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觀的意義上促進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會救助制度不僅有助于實現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問題，而且還有助于提高經濟發展中的效率問題。
另外，新福利經濟學同樣支持社會救助制度的設立應防止“養懶漢”和國家應當承擔社會救助責任的思想。根據序數效用論，救助對象是否愿意退出社會救助，取決于救助對象對退出社會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較，如果救助對象參加就業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會大大挫傷他們參加工作的積極性。因此，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應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長期福利依賴的思想，鼓勵受助者自立。補償原理認為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會出現一方得利、一方受損的現象，因而國家應通過賦稅政策來予以調節，從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補償受損者。社會福利函數理論也認為，要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應當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進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補償原理和社會福利函數理論均為國家通過經濟干預措施來獲得社會救助的資金提供了理論依據。
3.阿馬蒂亞·森的福利經濟思想與社會救助
根據阿馬蒂亞·森對新福利經濟學發展，我們不僅可以分析出傳統社會救助的缺陷，且能為社會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則。森認為傳統的貧困指數(以一國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份額作為衡量指標)僅僅反映了多數人生活狀態的平均數，忽視了貧窮群體內部的不同貧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狀態，難以科學地反映許多人仍然一貧如洗的事實。根據森的見解，傳統的社會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資源就象經過漏斗一樣進行分配”的制度〔2〕，既沒有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也沒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則。因為，這種制度針對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但是最貧窮的窮人卻無法從中收益。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擴散了，而對最悲慘的特殊群體的救助卻遠遠不足，因而，應該實行具有“選擇性”和“瞄準性”的救助政策，對貧困進行更為直接的打擊。由于消除貧困是社會救助的根本目標，而貧困的顯著表現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貧困的社會救助政策也主要體現為各種形式的現金收入再分配，這種做法僅僅保障了救助對象的生存。現實中，貧困者的問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他們還可能面臨“許多其它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決策自由，喪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機會，包括經濟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由于長期脫離工作造成技術生疏和信心低下；體弱多病甚至死亡；喪失積極性；人際關系及家庭生活損失；社會價值與責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會參與能力的下降實際構成了社會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長久的惡性循環。現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維持現狀，而不能打破貧窮的循環。因而十分有必要區別收入貧困與能力貧困的差異，將社會救助的目標從克服收入貧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貧困，救助與發展相結合，提升救助對象的社會參與能力，協助他們自立、自強，最終消除社會排斥，實現社會整合。
四、結論與啟示
根據以上分析，現階段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目標應界定為兼顧收入安全和社會公平，要體現“以人為本”，有利于社會和諧；在救助責任上，政府應該充分承擔對最困難的社會群體進行救助和提供服務的責任，同時，鼓勵富人和社會團體的慈善行為，在財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社會總福利；在救助理念上應強調責任和權利的基本對等，對受助對象增加工作要求，即“無責任便無權利”，防止福利依賴；在救助方式上不僅要轉變社會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幾次性現金幫困的陳舊觀念，更應體現對受助對象“能力”和“機會”擴展的幫助，“機會”擴展可以解決我國當前勞動力數量過多而造成的貧困，“能力”擴展可以解決勞動力質量低下而造成的貧困，；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國可用于救助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對象資格的確定上應具有“選擇性”和“瞄準性”，在制度的輸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資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準機制失靈。
能夠給予一個制度靈魂的東西，是它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4〕。社會救助制度改革的歷程，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其實就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及如何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問題，改革的推進過程也是對福利經濟學認識的不斷深化的過程。與前幾年相比，目前對我國社會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數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對這一制度思想來源的研究卻很不夠。面對現階段依然嚴峻的貧困及貧富差距問題和社會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從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思想、新福利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及補償原理、森的以“能力”為核心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中汲取營養，為我國建立新的社會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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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思想，又不違背我國的傳統文化。
一、市場經濟的基本倫理道德原則
道德是一股無形的力量約束著市場主體的行為，它使市場主體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幸福、正義、公平等因素。因此，倫理道德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一種通過市場調節社會經濟活動，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組織方式，是商品經濟的社會化實現方式。構成市場經濟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標一致的經濟主體；第二，有作為市場客體的用于交換的商品化社會資源，有明確界定資源的主體條件和文化條件；第三，必須有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第四，必須有對自然資源認知的科技條件，有對資源進行大規模利用加工的技術條件和管理條件，有超地域大規模交換的技術條件；第五，有保障產權、保障主體平等地位和進行自由交換、維護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會盡力去追求個人自利行為效用的最大化，這是人類所有行為的基本動機和目的。但由于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們之間的競爭最終必然演化成這樣一種經濟局面：為了競爭中占得優勢，實現其經濟價值目的，他們都各自必須也必定會努力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擴大自己勞動產品的市場化潛力，而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最終必定帶來整個社會或市場的經濟效率的增長。這樣，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市場經濟就達到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效果。這也是經濟學的基本目標。
經濟活動中，我們不可回避這樣的問題，即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種既合乎經濟理性又合乎道德倫理原則的價值尺度。這就是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二)市場經濟活動中應該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則
首先，市場經濟活動應當堅持這樣的價值原則，即功利主義所提出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主張，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樂的時候，你不僅應該考慮快樂的量，而且也應該考慮快樂的質；不僅應當考慮經驗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慮到心靈的、精神的快樂和幸福。功利主義相信，如果每個人都以這種方式看待幸福和快樂，那么個人的算計理性就可能轉化為社會的集體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經濟效率也是市場經濟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類目的性價值的直接體現。對于“效率”概念，倫理學上的理解認為，效率即是某種行為目的的價值實現。效率不僅意味著財富，而且也意味著社會美德。“美德”這個詞在古希臘文中有“成就”、“杰出”、或“優秀”等意思，而這些品質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為的價值效率。
最后，市場經濟在分配過程中應遵循公正分配原則。市場經濟不論人的出身、門第、登記、親緣關系等，它只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市場以它的市場效率為第一分配原則。哪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付出的成本較低，同時具有價格優勢，那么他可能獲得的利潤或效益就相對多。
二、墨學中的“兼愛”、“交利”思想的主要內容
“兼愛”、“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愛”學說是現代人類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價值，也為市場經濟行為提供了道德依據。它的論證方式是“實踐理性”的方法，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會道德經驗事實的理性分析或推理來尋求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為自己學說的宗旨，并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實現這一宗旨的基本原則。所謂“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還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會各等級、各成員之間的“和調”；“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奪，即“交相賊”。墨子把“交相賊”的原因歸結為“不相愛”、“別相惡”。為了“興利除害”，他主張用“兼相愛，交相利”的道德原則取代“別相惡，交相賊”。墨子認為，社會成員雖然貧富有別、貴賤有等，但作為道德主體卻是平等的。為天下興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為的目的，也是道德價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貴”，在于“義可以利人”。反之，“虧人自利”則“不義”。
2.志功為辨
墨子從強調功利出發，在中國倫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這對范疇，認為對行為道德的評價，應“合其志功而觀焉”。有將動機與效果統一起來的思想因素。動機與效果是一對有關道德評價的基本范疇。在道德評價中，應該如何處理動機和效果的關系問題，墨子認為“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人們做事的動機是好是壞，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其善惡與否同時，也不可以對人們的行為動機不聞不問，要“合其志功而觀焉”。
3.兼以易別，以兼易偏
墨子在尋找社會弊端的病根時，指責了“不相愛”的道德現狀。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愛”來代替“不相愛”：“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墨子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愛代替偏愛”的命題。他主張的“兼愛”之普遍平等的愛，及不分血緣的親疏和等級的貴賤而給予無差別的愛。
三、“兼相愛，交相利”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的可能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夠完善，尤其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因此，如何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除了法律，我們還應該尋求一種人文精神，從思想上約束經濟主體的行為。而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這種精神正是當今市場經濟道德建設所需要的。因為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與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存在著許多一致之處。
(一)興利除害與功利主義
在墨家的“兼愛”學說中，為天下興利除害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觀，這與市場經濟活動中應遵循的價值原則——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認為“交相賊”的原因是“不相愛”、“別相惡”，而事實上“別相惡”是由于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產生了利益沖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他認為應該“興天下之利”，因為只有當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滿足的時候，真正的個人利益才能夠實現。這與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是十分一致的，兩者都主張義與利的兼容，認為人的個體行為必須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取向，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功利主義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場主體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社會的公共利益，因為如果整個市場是“交相賊”的狀況，個人的利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實現，才能使每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滿足。
對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興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種種令人矚目的不道德行為：交易中的誠信缺失、為追求商業利潤而對環境的污染、傳銷行為的日益泛濫……這些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正影響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應該讓市場的行為主體明白，對公共利益的破壞并不能真正的實現個人利益，即使實現了，那也決不是長遠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證“興天下之利”的情況下，個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續地發展。
可以說，經濟學提倡的重視效率，是相對于社會總體效率而言的。因此，評價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效率應看其是否有利于整個社會的財富的增加，應把他的動機與效果相結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場主體行為的實際后果，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善惡與否。同時，絕不能采取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動機不聞不問的實用主義態度。即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提高經濟效益，還要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目標來參與市場經濟的建設，把動機與效果用以起來，做到“合其志功而觀焉”。
(二)兼以易別與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別”傳達著平等、博愛、民主的理念，這與市場經濟的公平分配原則極為類似。
墨子“兼愛天下”的道德理想從根本上反對了“愛有等差”的思想，認為應該以平等的、無貴賤之分的愛來代替偏愛，表達了墨子對民主社會的向往，體現了他對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理想。這種保證社會主體地位平等的原則正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市場經濟不管人是怎樣的出身或等級，都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它反對不勞而獲、無功得利。兩者同時看到了社會財產的公平分配對整個社會的重大意義，
公平的分配原則對當今的中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優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努力尋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機制，來解決社會收入合理分配問題，從而緩解貧富差距擴大的局面，以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理想的和諧社會。
四、結論
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原則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又與市場經濟的許多道德原則相一致。因此我們應該給予“兼相愛，交相利”更多地關注，它有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能力本位觀的確立；有助于系統的建構和確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學或公共哲學；有助于確立個體本位與重視社群相統一的新價值觀，兼愛理論的闡揚可以作為當代人文精神的傳統生長點和創造性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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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源特點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高職學生生源呈現出新特點。尤其2008年，隨著第一批“90后”走進了包括高職院校在內的高校校園，給高校校園增添了活力，但同時，由于全國高校的擴招及適齡學生數的不斷下降，使得高職院校生源素質更加不容樂觀。一是成績基礎薄弱。這也導致不少學生進入高職院校后上課聽不懂，大部分學生沒有較好的學習習慣。二是依賴性較大。大部分高職學生長期生活在父母身邊，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獨立自理能力較弱，甚至部分高職學生進校后十幾天不洗澡、不洗衣服等情況并不鮮見。三是生源成分的復雜化。為數不少的高職院校為確保生源數量，既招收普通高中高考生，又招收中專校、職業中學和技校生源，再加上大量成人教育和退役士兵學歷教育，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校園良好學風、校風和校園治安環境，給高職學生的教育管理加大了難度。
（二）個性特點
正值青春年少的高職學生個性鮮明。其積極的個性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高職學生普遍熱情奔放，活潑開朗，性格直率；二是高職學生基本上積極關注時政、關心國家大事，經常看新聞，具有較強的愛國主義精神；三是敢于嘗試，勇于創新，追求時尚，樂于接受新事物。同時，高職學生又具有有待進一步修身改善的特點：一是為數不少的高職學生自控能力較弱，主要表現為上網、聊天、打游戲，甚至打牌、賭博、酗酒、抽煙等。二是以自我為中心，公眾意識淡薄，社會公德缺乏。不少高職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尤其打游戲等過程中，只考慮自己，很少考慮別人感受，公眾意識淡薄。三是不少高職學生沒有明確的學習目的，學習動力不足，缺乏上進心。
（三）心理特點
高職學生的心理特點是復雜多變的，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特征，其心理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不夠自信。由成績落后帶來的心理自卑、自信心不足，為數不少的學生長期帶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陰影。二是畏難情緒。相對于“70后”、“80后”而言，“90后”心理成熟度不夠，在學習、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不是迎難而上，而是退避三舍，甚或干脆不干了。三是謀求快速成功。“90后”高職生網絡依賴性強，對“馬云式”成功充滿崇拜，想嘗試、想成功、想快速富有，但無從下手，沒有頭緒，又怕吃苦，結果永遠是漂浮在空中的空想。四是心理問題突出。據有關高職院校新生入學初心理測試顯示，心理或多或少有問題的高職學生正在逐年增加。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辯證關系
高職學生思想政治狀況直接關系到當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關系黨的前途命運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為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機遇，也帶來了沖擊。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機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當代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給傳統的教育模式注入了新鮮血液。首先，市場經濟自身的自主性強化了高職學生的自主意識，使其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的激烈，自我成長的迫切性；意識到自身的主體地位，重視個體的價值存在，敢于充分表現自己，表達自我的情感與追求，有明確的目標感，并為之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其次，市場經濟讓高職學生公平意識顯著增強，認識到公平競爭的重要性，并付諸行動，努力提升自己，為將來走上社會參與競爭打好基礎。再次，社會的商業化也讓高職學生有了效益的概念，這對于高職學生將來的就業以及為人處世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沖擊
矛盾統一是事物的本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給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機遇的同時也造成了沖擊。比如，市場經濟過分地強調個體意識，使部分學生只顧追求個人利益，為了達到目標不擇手段，而膨脹的私欲支配了主導意識，便會產生極端的個人主義，過度自信、自負，導致我行我素，以自我為中心，集體意識、公眾意識便會被忽視。又比如，市場經濟的競爭性容易讓高職學生片面注重個體主動性，從而淡化了團體協作意識，沒有集體榮譽感，責任感缺失，這對其在將來的社會競爭中是不利的；再比如，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很容易誤導高職學生盲目追求物質享受，為自己制定高規格的人生規劃，享受高標準的物質生活，而忽略了精神世界的提高和探尋，精神價值無法實現。從微觀上來看，現代網絡科技的發達促進了市場經濟進程的加快，也影響了高職學生的學習、生活，甚至人生觀和價值觀，而高職學生由于缺乏社會經驗，閱歷不足，無法分辨出網絡信息的真偽善惡，從而很容易誤入歧途，沉溺其中，荒廢了學業，自毀前程。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視域下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對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視域下，要提高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可從以下幾方面探索對策。
（一）創新和改革教育體制科教興國
是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建設的重要戰略，為保證此戰略的落實，必須有高素質的專業知識隊伍，包括高職院校學生在內的當代大學生既是后備軍，又是主力軍，對于他們的思想政治教育，關鍵在于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強調其自覺性。新形勢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須在堅持優良傳統的前提下與時俱進，不斷地進行創新，以應對新形勢的變化，傳統觀念里的載體主要包括文化載體、網絡載體和先進人物先進事跡，教育體制的改革首先應當探索新載體、新途徑、新方法，全方位加強高職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職教論壇/2014.29教學方法要改革，要避免生搬硬套和本本主義，引導學生走出傳統的教學模式，走出課堂，從身邊的細節和大小事件里發掘隱藏的大道理，能夠感同身受，將晦澀的思想政治理論具體到身邊的一草一木，這樣學生學習便隨時隨地無處不在了，學生也能安心坐在課堂里，耐心聽完老師的一堂課，并且能夠理解并記住所學知識。老師也可以旁征博引，用真實的事例來論述思想教育方針，鼓勵學生參加社會活動，用實際行動來參與并親身感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二）改變教育觀念
市場經濟的價值觀是以利益為核心的，不管在何種類型的矛盾和斗爭中，利益始終是其圍繞的核心，而在各種形式的利益斗爭中，經濟利益總是首當其沖，許多問題和矛盾的產生都和利益沖突有著緊密聯系。雖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中，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高職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須以他們的物質利益為立足點，因為這是矛盾的所在，也是解決方法的關鍵所在，切勿一貫以“假大空”的方式來單純灌輸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這種空洞的說教形式并不能讓學生真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也無法領會其中的要領，即便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相關的問題，也不能把理論和實際情況聯系起來，更加不能按圖索驥，要依照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堅持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原則，引導學生辯證地看待經濟利益和群眾利益的關系。除了健康的信念支持，先進的教育方法、優秀的邏輯思維和強大的心理素質等都是提高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必備條件。現代社會的各種誘惑和社會問題，對高職學生的心理素質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脅，一旦高職學生心理素質比較脆弱，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對未來和社會失去信心，對國家的制度和指導方針產生疑惑，這樣的負面情緒不僅危害高職學生本人的身心健康，也會對周圍人群甚至整個社會產生不利的影響。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要擔負起高職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雖然無法以專業的心理輔導方法對其進行教育引導，但可以通過思想政治理論中的有關方法，諸如團體式心理輔導，讓學生能夠學會在集體生活中與人相處，樹立起集體責任感。
（三）提升教育主體的素質
作為教育主體的教師，要及時更新和完善知識結構，不斷提升自身素質。提高高職學生學習實效性的重點是教師生動而高質量地講授思想政治理論課，因此，思政課教師要重視科研和推陳出新，要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體實際講授課程，不能只看書本，照本宣科。“要充分發揮教學主渠道、教育主陣地的作用，把黨的創新理論貫穿于教學始終，滲透到政治理論教育的各個方面，切實打牢學生的政治理論根基。”[2]結合高職學生上課實際及有關數據顯示，接近半數的高職學生都比較喜歡知識面廣的老師，思想政治教育課本身比較枯燥難懂，理論性強，教師僅僅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對其他領域的知識有所涉獵，盡量熟知古今中外，精通天文地理，這樣才能在講課的過程中引經據典，博采眾長，把抽象的政治理論放置于教學活動。另外，教師要吃透教材，認真研讀文獻資料，完善自身的知識結構，合理地運用所學知識，不唯書，使學生明白“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
（四）貫徹主體性教育理念
主體性教育理念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結合時代要求的新理念，在當前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其實現的途徑主要包括制度的建設和養成教育的強化。在制度建設上，高職院校教師要本著民主的原則，尊重學生，使其能夠完全行使已有權利，大膽提出自己的意見，只有建立在學生真實意愿基礎上的制度落實，才能真正為學生帶來利益。學風的建設也不能忽視，我國古代著名的故事“孟母三遷”就說明了成長環境的重要性。高職學生雖然仍身在校園，但大學的生活環境已漸趨社會化，學生主體也受到了社會風氣的影響，價值觀受到了較大的沖擊，如沒有正確的引導和規范約束，很容易迷失自我。學校可以舉辦一些賽事、活動，通過交流和競爭來嚴肅校紀校規，督促并培養優良學風，讓學生在優良的風氣中完善自我。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在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事業上的體現，就是要以學生為本，事事都要堅持以學生為中心，不斷提高教師的引領度，從而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另外，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應當依托于高質量的人文關懷，堅持以人為本，真正站在學生的角度，設身處地地為學生著想，才能明白學生真正的需要。高職院校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時，應該注重對本校學生身心和生活等各方面的關懷，包括心理上的輔導和生活中的幫助等等，才能讓學生得到全方位的發展。要讓學生有主體意識，認識到“我很重要”，其作用顯而易見。首先，在傳統的教育理念中，大多教師和學生沒有平等、民主可言，教師一直處于嚴肅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學生則處在較低的地位，這樣明顯的心理位置的差異會導致學生有恐懼學習、恐懼老師的想法，要解決這一問題，應當要增強師生之間的互動，經常舉辦師生交流活動，弘揚校園文化，鼓勵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組織師生進行角色互換，讓師生彼此了解，樹立正確的師生觀、學習觀；其次，過去的授課方式一般比較枯燥單調，誤導了學生，認為思想政治教育便等同于冗長的報告和嚴肅的專題會議，新的教育方式要求教師有針對性地把學生放在與教師平等的位置，把會議、報告等方式轉變為拓展訓練、討論交流等活潑的方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強提升自我的動力；再次，要不斷拓展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必須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的配合與認同，在這一層面上，可以說高職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取決于學生的認同和參與程度。
（五）優化育人環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校園文化是高職學生成長環境中的重要部分，構建和諧的校園文化，能夠促進高職學生以陽光積極的心態來面對生活，同時，又可以提高學生對自身專業學習的積極性、對生活充滿希望的主動性，以及在思考人生相關問題時的創造性，這對于促進高職教育教學改革的深入開展，對于促進高職學生將來盡快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都有著重要而深刻的意義。校園環境的建設不僅包括學風建設、師生關系的和諧，也包括學生之間的良好的人際交往。高職學生是來自不同地域的群體，他們之間存在著各種差異，不同地域之間、不同經濟水平、不同民俗文化等等都會給學生之間的交往帶來屏障，正確引導高職學生之間的人際交往，杜絕民族歧視、貧富攀比、優差生分化，只有良好的交際環境，才能促進校園整體環境的優良發展。同時，要充分利用校園網絡媒體的新渠道。一方面要注重網絡倫理道德規范的培養，倡導健康的網絡文化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強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網絡上具有說服力。
（六）參加社會實踐，理論結合實際
高職院校的學生普遍存在著眼高手低的問題，這一方面是由于受社會的影響，而在學校內部的學多是以課堂教授的理論為主，兩者相脫節；另一方面又由于高職教育雖然強調加強技能訓練和動手操作，但總體來講學生接觸的還是理論型的學術知識較多，理論和實際相脫節。以至于學生雖然真正接觸過的實際操作較少，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已經絕對能夠勝任，對于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也會將出錯緣由歸結于客觀對象本身，而非自身。要從根源上緩解這一弊病，就要鼓勵高職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社會實踐中只有通過社會實踐，檢驗所學知識是否實用，并進一步加深平時所學專業知識的理解和運用，使課堂所學理論知識更加的豐富化、生動化，最終實現對高職學生進行思想政教育的目的。
市場經濟的顯著特點就是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競爭不但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夠使干部隊伍樹立競爭意識，能夠促進整體隊伍素質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完整性，市場經濟也包含著一定的盲目性、自發性，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一些小的利益集團，給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另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容易出現一些損公肥私的現象，這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完善性，都會促使人們投機取巧，而社會主義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公平公正，以集體利益為方向，市場經濟的不完整性影響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市場經濟對人們的價值觀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市場經濟的平等性，就是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原則演變而來。所謂平等性，就是要求人們消除等級觀念，樹立平等的思想，這對于促進社會和諧，民治政治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平等性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實際上就是早期市場交換的等價交換，而我黨一直提倡克己奉公、無私奉獻，等價交換原則對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無私奉獻的價值觀念存在某種沖突。一旦市場經濟所奉行的等價交換原則深入到黨的思想價值觀念中，必然會導致黨的價值觀發生扭曲，給思想政治工作帶來困難。黨內一切民治政治，就會產生討價還價的現象，以報酬為唯一目標，這將直接導致黨的無私奉獻精神面臨挑戰。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如果一切以平等性為原則，那么在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也必將討價還價，使得我黨的性質發生扭曲，這無疑會給思想政治工作帶來較大的挑戰和困難。
（三）市場經濟對人們的遠大理想和信念提出了新的挑戰
市場經濟的一切終點都是以盈利性為主要原則。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每個理性經濟人在市場經濟下的選擇，這種一切以利益為中心的市場經濟觀念，必然會產生拜金主義，為了金錢可以損人利己，不擇手段。我黨奉行大公無私的精神理念，這種以利益為中心的思想必然會對我黨的大公無私產生沖擊，造成黨員同志思想的錯位，給思想政治工作帶來困難。
二、新時期市場經濟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應對
（一）要找準自己的位置
思想政治工作從來都是服從和服務于黨的政治路線的。當前，形勢發展如火如荼，這正是思想政治工作大力發揮作用和大有可為的時候。只有在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正確的認識自己，找準自己的方向和位置，才能在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之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就要求拋棄姓“社”、姓“資”的傳統思想理念，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八榮八恥”的思想觀，落實科學發展觀，踐行中國夢，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樹立實事求是的價值理念，樹立開拓創新進取的創新意識，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自覺抵制不正當的金錢、美色、權勢誘惑，找準自己位置和方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挑戰下，秉承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不動搖。
（二）要結合本單位實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經濟、文化、思想功能，尤其是經濟功能將大大增強，政工干部要因地、因時、因事制宜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依據本單位實際開展活動，把共性賦于個性之中，并通過個性表現出來。在教育的內容上，要在總的目標的引導下，切實地立足本單位和職工的實際，真正為單位分憂，為職工解愁。因為市場經濟可稱為謀略經濟，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勝，就要善于智取，以個性和特色去擊敗競爭對手，把調動職工積極性并轉化為單位經濟效益和精神文明需要作為目的。要首先“做單位人，吃單位飯；說單位話，做單位事”，成為單位的“自家人”，相互依賴，相互促進。作為一個思想政治工作者，如何把黨的方針、政策與本單位的實際結合起來，真抓實干，見到效果，那將是一項長抓不懈的艱巨任務。
隨著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使命的提出,司法公正已經成為社會民眾和司法工作者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近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社會變化日新月異，法律調整的領域、層面也在不斷拓展，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法治意識不斷增強，社會各階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期盼公平正義。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國的要求，是要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體現公平、平等、正當、正義的精神，是人類在邁向法制社會的進程中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各類糾紛而追求的一個永恒的價值目標。
一、司法公正的內涵
司法公正，或公正司法，其基本內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堅持和體現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在這里，司法活動主要指法院的審判活動。公正的含義包括公平、平等、正當、正義等。司法公正既要求審判過程遵循平等和正當的原則，也要求審判結果體現公平和正義的精神，更要求參與審判的法官要以正直無私的態度，以尊重事實和遵守法律為準則，努力實現案件處理結果的公正。筆者認為司法公正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憲法和法律至上。司法公正的首要內容便是要求一切司法活動、司法行為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我國憲法和法律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化、條文化和法律化，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切黨派、機關、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受法律的約束，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不能超越其外，更不能凌駕其上。
（二）平等對待。平等對待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實施和遵守法律、維護法律權威的基本前提，是實現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說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石，平等對待則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方式。沒有平等對待司法公正便成了空談。要做到真正的平等對待，就必須禁止歧視，反對特權，不允許對弱勢群體的歧視，不允許任何人擁有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的“法外特權”。
（三）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是現代法治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衡量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要實現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實現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必須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這是司法權運行規律的總結。如果不能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可以任意干涉司法，司法公正就無從談起，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也就難以實現。所以說獨立的司法權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先決條件，更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終保障。
（四）嚴格執法。嚴格執法就是嚴格按照實體法和程序法辦案，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公正司法就是要切實轉變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堅持實體、程序并重的理念，著力在執法的方式、方法、步驟、順序和時限等方面實現執法、司法的公正。
（五）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分為三個層面：司法權中立；司法組織中立；法官中立。司法權是居中裁判性權力。司法權中立，只能居中裁判，不應偏袒任何一方，應當在官民之間保持中立；司法權和行政權應保持中立；在司法活動中，法院和法官的審判態度必須保持中立，不受其他因素影響，排除不利于進行準確、公正判斷的因素，以法律為準，嚴格依法辦事。司法權是獨立性權力，在其之上的只有法律。
（六）及時高效。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動中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公正離不開效率，因為遲到的公正就可能喪失公正的應有含義；而離開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這種效率產生的后果是對社會有害而無益的。“遲到的公正是非公正”這一法律諺語恰當地表明了司法效率對于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意義。
二、司法公正的構成要素
司法公正的構成要素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
所謂實體公正，是指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案件的準確認定和對實體法的正確適用。實體公正的標準是對事實的真實發現和對法律的正確適用，它是結果的公正，是司法活動的終極目標。
所謂程序公正，是指在處理案件的各個環節中嚴格按照訴訟程序的規定審理，以確保當事人的各項訴訟權利能夠得到有效實現。程序公正體現了民主、法治、人權與平等的精神，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內容。
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如果沒有實體公正，即使程序上公正，司法公正也無從談起；如果沒有程序公正，實體公正也就不能實現，司法公正同樣無從談起。實體公正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價值追求，是司法活動追求的最終結果；程序公正是實現實體公正的措施和保障，沒有程序公正就難以保障實體公正。
在我國，過去重視實體公正，忽視程序公正。這些年來，這種狀態有了明顯的改觀，司法越來越追求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統一。但是，現階段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即重程序不重實體。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傾向呢？其內在的動因就是要逃避責任。因為，程序不公正必然要受到監督和追究，而實體的公正與否，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時難以判斷，即使實體不公正，只要程序公正也容易推卸責任。這種傾向是要不得的。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都是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各自具有獨立的價值。程序公正是前提，程序不公正就有可能導致實體不公正。但是實體公正是司法活動所追求的目標。特別是在當前社會矛盾凸顯、不少困難群眾自救能力弱的情況下，過分強調程序公正、忽視實體公正就不可能真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就有可能加劇社會不公平狀況，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必須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并重。
三，影響司法公正的因素
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在矛盾凸顯期，法院一直是矛盾映射和輿論關注的焦點。造成司法權威下降，人民法院的公信度下降，司法不公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影響司法公正有其各種各樣的原因和因素。具體來說,影響司法公正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院管理地方化、行政化，無法真正實現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是許多國家一項重要的司法原則和憲法精神。它來源于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在我國雖不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但在司法活動中吸納了司法獨立原則的一些精神。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的干涉。由此可知，我國的司法權、審判權是在國家權力機關監督下運行的，西方國家的司法不但獨立于行政，也獨立于立法。
實際上，在我國，人民法院及人事的管理與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管理采取一種模式，這使得審判權的獨立行使難于落實。法院管理的地方化、行政化，使法院不能專司審判，這必然會導致案件的審判不公。首先法院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地方財政部門，但有相當一部分地區，地方財政由于各種原因不能按時足額劃撥經費，致使法院的審判活動受到一定影響，甚至不能展開正常的業務。其次由于在經濟上、人事上依賴和受制于地方，法院已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每年，法院都要完成地方政府分派的各種非業務性工作，常年被政府抽調的人員也不在少數。這不僅使法官的辦案時間得不到保證，而且還侵占了有限的辦案經費。一方面是審判人員少，審判任務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審判人員不能從事真正的審判業務，形成法官“種了政府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局面。
（二）法院機構設置和法院審判組織設置不夠合理
從法院內部的審判管理來看，也帶有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長期以來，實行“層層審批，層層把關”的審判管理機制，審與判分離。在我國采取審判委員會制和合議制，合議制所形成的判決是以法院名義作出的，與法官個人沒有多大關系，法官個人的責任感無法體現。合議庭即使有不同意見而發生爭議，也被當成疑難案件上報審判委員會加以解決。“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行。”這樣導致在庭上聽取當事人全力陳述意見的法官對案件沒有決斷權，而有決斷權的卻不在庭上參與審理，法官的個人能力和作用被削弱。必須堅持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這種獨立不僅指不受外部的干涉，同時也應指不受內部的干涉。當把一個法官放在決斷者的位置上并實行審判公開，才有可能引發法官的公正追求。決斷人擺在明處，監督就會變得切實有力，對自己的人格負責心理也會更加強烈。從上下級法院關系來看，人民法院上下級關系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但事實上，下級法院往往和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一樣，有問題會主動請示上級，上級法院也會主動地對下級法院的審理活動進行具體的指導。所有這些，必然使司法權產生扭曲、變形，導致其偏離中立性、終極性的本質要求，從而喪失其應有的公正性和權威性。（三）法官素質高低是影響司法公正的決定因素
法官的素質包括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兩個方面，具體表現在法官的“德、能、勤、績”四個方面的綜合評價上，司法人員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和精湛的業務素質，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須同時具備，不可偏廢。有的法官盡管有較高的道德修養，但沒有過硬的業務水平，依然不能保證審判結果的公正。還有少數法官雖然業務水平很高，但職業道德不強，對自己要求不嚴，辦“人情案”、“關系案”，甚至、枉法裁判、搞權錢交易，破壞了司法公正，這種情況盡管為數甚少，但嚴重敗壞了法官形象，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的聲譽，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體表現。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法院案件數量和難度的不斷上升與法官人力資源的嚴重短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有的法官疏于學習，不注重了解和接受先進文化和司法理念，憑老經驗、老方法辦案;有的法官思維空間狹窄，工作方法簡單，難以應付復雜案件;有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重民事輕刑事、重實體輕程序、重審判輕執行的思想。這些觀念在一定程序上影響著司法的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
三、實現司法公正的途徑
新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指出，目前，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的分化和整合在一定程序上會造成利益格局的變動。如何提高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能力，如何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是中國各級審判機關必須解決好的問題。
（一）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用科學理念指導司法活動
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進一步改進司法理念，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新時期加強司法隊伍革命化、職業化、正規化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是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的著力點，是破解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難點、熱點問題的關鍵，是深化“司法公正、一心為民”理念的具體體現。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具有法律的權威性，充分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在司法活動中自覺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司法機關維護法律尊嚴和社會公平正義的最高標準；恪盡職守，公正司法，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性，是司法機關職能作用的具體體現。要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的理念，正確運用法律武器，嚴格公正文明執法，以司法公信贏得司法權威。要牢固樹立對法律負責、自覺接受監督的理念，把司法活動和履行職責行為置于有效監督之下，以公正的司法活動促進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對于存在于部分法官身上的、徇私枉法、重實體輕程序，重管理輕服務，漠視群眾利益，冷、橫、硬、推等問題必須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使廣大干警牢固樹立司為民、保障人權、服務大局的理念，實體與程序并重，罪刑法定等理念。從根本上解決好為誰服務，為誰執法，如何執法、守法、護法、用法的問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會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和高效的法
（二）增強司法透明度，以司法公開促司法公正
“陽光審判”是防止司法腐敗、促進司法公正的一劑良藥。必須堅持依法公開審判制度，做到公開開庭，公開舉證、質證、公開宣判。依法將司法過程和環節置于社會和群眾的監督之下，保障群眾對司法工作知情權和監督權。司法工作的依法、及時、全面的的公開，最直觀的好處就是縮短了司法與群眾的距離，便于人民群眾行使監督權，實現知情權，另一方面提高了司法工作的質量和效率，抵御了不當干預，保證了司法活動的獨立性、公正性，增強了審判工作的透明度。英國大法官丹寧勛爵曾經說過:“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道出了司法透明的不可或缺。
當前的司法實踐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法院審判過的案子，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準確，但當事人就是不認可。只所以會造成這種狀況，很大程序上是因為法院審理案件的透明度不高，案件當事人不了解辦案情況。審判公開是判決公正的重要保證，只有堅持公開、透明，才能讓當事人贏得堂堂正正，輸得明明白白，真正做到勝敗皆服。法官審案，代表的是國家法律、人民意志，除了法律明確規定不能公開的內容外，都應該向社會公開。這不僅便于公眾監督法官的言行，而且是對公眾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的一種好形式，是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需要。
（三）實行法院垂直管理體制，以司法獨立促司法公正
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司法體制管理模式就是司法權力獨立于政府行政權力之外，不受制于任何行政機關，這也是法治國家的基本標志。從現代法治觀點來講，審判權與行政權的關系只能是平行和并列的關系，而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因此，現行的法院管理體制是違反憲法的立法精神的，理應改革完善。按照管理和管人相結合，有利于法官選任上的優化及提高法官素質的目標出發，法院系統應實行垂直管理體制，即由原來的地方黨委管理為主、上級法院管理為輔的管理體制，改變為上級法院管理為主、地方黨委協助管理為輔的新體制。
另一方面，突出法官在獨立審判中的地位與作用，可以克服獨立審判原則因缺乏直接的辦案主體而難于實現的弊端，并杜絕法院內部那些“審而不判，判而不審”等違背審判規律、獨立審判原則的作法，真正使法官成為審理案件、決定案件性質是非的直接裁判者，從而促進法官追求法律價值，提高司法水平，公正司法。這一獨立審判原則可以抵制任何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對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進行干涉，從而保證了法院在實體和程序上都按照法律規定，正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同時，這一獨立審判原則也并沒有使法院脫離黨委、人大對法院的領導與監督。因為，黨對法院的領導主要而且應該是政治領導、理念指導，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完全可以通過對法院的人事任免、錯案追究等方式實行法定監督。由于法官明確成為獨立審判的主體，就使法官的權、責相一致，有利于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履行錯案追究制，從而促進法官嚴格執法。一句話，法官獨立是法院獨立的落實和保障，法官不獨立法院就不可能獨立。法官獨立的標志是法官的地位一律平等，法官在行使審判權時，以法律為最高權威，而不用顧及所謂的“上級旨意”。
（四）加強法官隊伍建設，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法官的素質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質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導。沒有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就不會有法治國家的形成。
首先，必須加強政治學習，做到政治堅定。必須牢固樹立正確的辦案指導思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樹立大局意識。其次，必須加強業務學習，做到業務精通。現在當事人上訪、纏訴、鬧事等事件的發生，深究起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官的業務素質不高，業務水平低所造成的。因此法官必須學好法律和法規，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除此之外，還要輔以理論研討、案例分析、庭審觀摩等其它形式，大力提高業務素質。第三，法官必須改進工作作風，樹立良好的形象。具體地說，改進思想作風就是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改進領導作風就是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改進工作作風就是要“忠于職守、真抓實干、勤政廉潔”；改進生活作風就是要“謙虛謹慎、艱苦奮斗、不斷進取”；改進學風就是要“理論聯系實際”。
（五）完善人民陪審制度，促進法院司法公正。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經過實踐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具有重要的法治意義，因此，我們對之既要堅持，又要對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認真思考，不斷完善，做到揚長避短。首先，應制定專門的《人民陪審員法》，將陪審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細化其相關規定，增強其可操作性；其次，建立健全考核激勵與制約機制，打造一支充滿活力的人民陪審員隊伍；第三，加強業務培訓，提高陪審能力。人民陪審制度“借鑒了仲裁制度的某些特征，賦予了案件當事人是否選擇人民陪審員的權利，無疑有助于更公正地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該制度通過讓普通民眾參加審判的方式，使他們能夠憑借自身樸素的善惡感、是非觀對案件做出判斷，擴大了司法民主，監督了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彰顯了司法公正，使得法律適用更加合情、合理、合法。
（六）強化監督機制，促進司法公正的實現
為了保障司法權的正確行使，及時有效的矯正司法不公現象，必要加強法院的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要加大監督力度，勇于監督，善于監督，依法監督。在監督過程中，要追根求源，嚴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敗問題，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此外，還要不斷規范和完善現有的黨委監督、紀委的紀律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和媒體的輿論監督等外部監督方式。當前尤其應當強化人大對司法工作的監督。這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大的一項權力，也是人大的一項職責。應當對人大監督司法工作的監督機構、監督程序、監督效力等進一步明確化、制度化、程序化。對司法工作的監督，除了對裁決結果的公正性監督外，更應當注重司法程序公正性的監督。權力缺乏監督，就會滋生腐敗。
注釋：
1、王勝俊：《以看得見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于2008年3月20日接受《人民法院報》記者專訪時提出的觀點；
一、經濟法傳統思維方式的缺陷
法是社會需要的產物，面對復雜的社會關系，法分成不同的部門，每個部門法都有歸其調整的獨特的具有同類性質的社會關系。而這種獨特性及同類性的界定，總是基于一定的對社會關系的獨特分類標準之上。可是經濟法因受其產生的特殊歷史背景影響，加之經濟法學者所受法學思維，特別是民法和行政法思維方式的影響，至今經濟法仍延用民法與行政法對社會關系的分類標準，而沒形成自己獨立的標準，亦正因為教條地套用民法及行政法的社會關系分類標準，導致經濟法研究陷入困境。
可見，對于經濟法的研究來說，要擺脫困境，重要的不在于創新，而在于打破傳統，為此必須對傳統分類缺陷作一剖析說明。
從民法及行政法的有關定義看，傳統法對其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按兩個標準進行分類的：其一，是以社會關系的內容為標準，把社會關系分為財產關系、人身關系、行政管理關系等。其二，是以關系主體在關系中的地位為標準，把社會關系分為平等與隸屬式不平等兩種。
以上兩個分類標準，相互聯系，相互補充，構成分類標準體系，成為傳統部門法構筑其調整對象的兩大因素，界定了不同部門法的調整對象的特征。如果說這種分類標準適應在民法、行政法調整對象的研究中有其科學性的話，用之界定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則顯得漏洞百出、缺陷重重，其主要表現如下：其一，這種分類，只注意到社會關系的表面性，因而不能揭示一些表面相同，而深層意義極其不同的社會關系的區別和特性。如以交易關系而言，因交易時期維持的長短不同，交易標的物特性不同，意志自由的交易主體，在交易過程中的地位事實上很不相同，對此在后文中有詳細論證。其二，傳統法對社會關系的調整，著重于對直接關系的調整，而忽視至少可以說不重視對隱含在表面行為后的間接關系進行調整。其實有些關系的實質并不在于表面，隱含在表面之后的間接關系更具有實質性重要意義，經濟法事實上就是側重對間接關系的調整。其三，對社會關系理解過分簡單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把社會關系結構，看作是二元一維結構，即所有社會關系都簡約為兩個主體（二元）間的相互（一維）關系。經驗表明，現代社會關系是以共同體-組織為基點的三元二維關系。三元指依賴于同一組織的關系雙方（二元）加組織（一元）；二維指要素所有者與組織的直接關系（一維）及要素諸者間的間接關系（另一維），即兩種關系。
（2）在方法論上強調個體主義，因而把關系各方的利益關系看成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即人與人發生關系僅是一種分割餡餅。在這種關系中支配人行動的是“零和”原則。〔3〕（p54）其實，在高度社會化的現代社會里，人與人的利益雖不否認仍存在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但人們的利益更多的是相互依賴、互補互利共同增進的，即在人們的關系中，支配人行動的是“增量和”原則。〔3〕（p54）其四，在對待關系主體地位的認識上，把主體地位簡單地分為平等或不平等，由此決定，主體間的關系亦只有橫向的平等關系與縱向的不平等關系-非此即彼兩種。
正是這種非縱即橫的對主體關系的思維方式，使經濟法學者雖感到經濟法調整的對象非縱亦非橫，但仍陷入“縱橫怪圈”之中。只就社會經濟關系來講，經濟學關于“外部性”、〔4〕（p411）“公共產品理論”〔5〕（p411）的研究成果向我們昭示，縱橫關系只是現代的社會經濟關系中的兩種。各種經濟組織的大量涌現，表明構成組織的各主體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在現代社會中日益顯出其重要性。正因如此，國外有學者指出：經濟法是為了適應相互依賴關系的發展而制定的觀點，〔6〕（p34）這種說法抓住了經濟法產生的社會關系特性。
為走出傳統思維誤區，以下從社會關系維持時期長短和組織兩個維度，對社會關系進行分類界定，從中尋找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質及同類性。
二、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及其分類
（一）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圍
法哲學告訴我們，“法律不是針對善的，而是針對惡制定的”。〔7〕（p70）這意味著在社會生活中，由于人性的缺陷（或人性惡），致使社會的實然關系總會有違于理想的應然關系，于是，就需要法律，遏制人性缺陷，以實現理想的社會關系，即實現應然關系。可見，法律作為社會關系的調整器，其所謂調整，就是以法律作為外在的強制力，使社會中有違社會理想的實然關系得以改變，使社會理想的關系-應然關系得以實現。這就是說，法律所調整社會關系不是全部的社會關系，而是部分實然狀態下的關系-由人性缺陷與自然法則必然產生的一種有違社會理想的關系。
在現實社會中，由于人們從事的社會活動的內容不同，特別重要的是，人們相互關系維系的時間長短不同，人性的缺陷表現形式就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作為克服人性缺陷、實現理想關系的工具的法，應分成不同部門對某一特定種類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為此，下面以人們相互關系維系的時間長短為切入點，認識不同社會關系的特征。
（二）社會關系的時間維度劃分與人性缺陷的表現
人類的全部活動，從經濟學角度講都是交易活動，正如當代美國社會學家喬治·霍曼斯所說：全部社會關系均為交換關系，市場中的交換其實不過是社會交換中的一種典型。〔8〕（p2）
就交易來說，因交易的特性不同（特質交易、非特質交易），交易雙方對標的的信息擁有量的差異以及交易者自身受其知識所限（產生交易的不確定性），致使交易發生頻度和持續時間長短亦各不同。為研究需要，僅從交易持續長短看，所
有交易關系可分為長期和短期兩種。
一次易通常是買賣活動，一般說來關系明了，市場規則在其中起作用。幾次性買賣，一般可以短期契約對關系進行雙邊規定。而只有經常性的長期交易，市場規則失去了作用，契約規定常常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專門約定在各個階段出現的意外事件和相應對策，即使可能，代價也極其昂貴；另一方面，如果契約在這些方面不完備，假如初始的討價還價一旦達成，締約各方就被固定于雙邊交換中，這時締約雙方利益分歧可能導致各自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造成共同損失。為此，雙方可能聯合產生持續的長期關系作為保證。然而，在這種聯合中，對聯合收益的任何增加，就可能有一方提出契約適應（變更），為此，另一方作為對策，討價還價必然發生。雖然雙方在實現聯合利益最大化方面利益有共同性，但各方都希望在每一次適應性契約修改中能把共同收益盡可能多的部分收歸自己囊中。于是，共同收益在討價還價中消失殆盡。顯然，要減少機會主義影響或提高信任度，必須以一定規制或制度作為保證。〔9〕（p32）隨著生產高度社會化，進一步加深了專業化分工，這使交易變得更具有特質性，因此，作為對減少討價還價費用（交易費用）、獲得規模經濟之利益、保證“供應可靠性”以減少契約的不完備性的回應，各種縱向一體化、混合聯合及其它更高級的組織（如政府）得以產生。可見，一體化組織的優勢，不只在于可利用非一體化無法得到的技術（流水線）經濟、規模效應，且一體化組織能協調利益（常用命令解決分歧）和運用有效的（適應連續性的）決策程序。更一般而言，一體化能減少契約的不完備性難題，使供應有可靠性。〔10〕（p9）
與交易關系的長短相對應，在這兩種關系中人的行為動因亦不同，由此決定人性缺陷的具體表現形式亦不同。經濟理論對人們行為假設的差別就可說是對此的說明。
正統經濟學（從亞當斯密到現代）一直以完全理性人作為對人行為的最基本假定，以此分析短期關系，雖不能說完全適應，但可說基本適應。既然如此，作為規制短期交易關系的法-民法，必然以完全理性作為對人們行為的基本假定，為此要實現交易剩余最大化，必須以意思自治、平等原則作保證。
在復雜的長期交易中，完全理性假設顯然經不起經驗實證，為此，交易費用經濟學對人類行為采納了兩個重要假定：第一是有限理性。西蒙認為，由于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存在，由于行為者僅僅具備有關備選方案的不完全信息，加之外在約束環境的復雜性，致使活動者無能力計算最佳方案，因此，雖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的做到。〔11〕第二是人的動因天然是機會主義。這里機會主義指追求自身利益，且將單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擴展到用詭計來實現自身利益。現實中并不一定所有的行為主體都表現為明顯的機會主義，但很難肯定哪些人不具機會主義傾向，〔9〕（p55）正因人性中存在這兩大缺陷，使包攬無遺的締約活動幾乎不可能，即使可能亦因費用高昂而失去經濟可行性。同時，作為許諾的契約無外在強制力也很少履行。為維護復雜的長期交易，以組織這種交易模式代替契約是最為理想的一種。正因此，作為規制長期交易關系的經濟法，就必須對組織形式進行規制，并要求組織中個人理性服從組織理性，以實現長期交易的交換者剩余最大化。為此，必定要求以（組織安排）帕累托最優、交叉公平原則〔12〕作為保證。
（三）社會關系的組織維度劃分與各種組織關系的特征
上述分析說明人類社會發展之所以會出現組織，是因為靠組織這種協調機制，以單個個體所不能有的手段，可以更有效地實現群體目標，同時亦實現個體目標。交易費用經濟學告訴我們，組織是在不確定條件下，對“有界理性”的人來說，最有效-即最節約交易費用的協調兩部分之間交易的協調機制，不僅如此，組織還可以保障在爭議中的交易免受機會主義之害。經濟組織自不待說，行政組織亦莫不如此。〔13〕
組織，從構成看，可分為有機組織和機械組織兩種。
有機組織是指構成組織的各成員具有不同的要素特質，且他們所擁有的要素具有互補性。這意味著在社會活動中，成員間存在相互依賴性，為了使各自要素得以發揮作用，在創造共同利益中獲得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組織，就叫有機組織，如企業、公司、經濟聯盟等。與此相反，機械組織則指因各個體擁有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使其在社會活動中處于相同或相似境地，亦使他們在社會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利益，為了與社會上別的利益集團在利益紛爭中處于有利地位，或保護自身利益而組成的組織，如工會、消費者協會、行政組織等。
這兩種不同的組織形式，決定了其各自不同的運作方式和不同的特性，即按機械系統運作還是按有機系統運作。
機械系統有以下幾個主要特性：a.管理分成不同的層級，各層級之間相互協調和明確分工。b.控制、權威和交流方式上的層級特性。c.交流與溝通以垂直方式，即上下級之間的溝通為主。d.組織運作以上級所的指令為依據的傾向。e.強調對上級的忠誠與服從。〔14〕有機系統有以下特性：a.各個體功能和任務的現實性與明確性。b.通過各部分相互作用機制，每個個體任務都處于不斷調整和完善之中。c.形成控制、溝通上的網絡結構，而不僅僅是上下級的聯系。d.橫向聯系加強，上下級之間關系也由命令式變為咨詢式。e.交流方式主要是提供信息與建議，而非純粹的命令與決定。〔14〕
從它們的運作特性看，兩者主要有三個顯著差異。首先，組織中雖都有層次，但領導者或權威在機械組織中是級別最高者，而在有機組織中未必就是級別最高者，而是最能干者和擁有最多信息者。其次，就成員對組織的責任和投入程度來說，有機組織遠高于機械組織。最后，機械體系中的層級命令體制保證了合作，也導致個體活動缺乏重要意義。〔14〕
上述組織理論及組織變遷的現實經驗告訴我們，人們出于各種目的創建的社會組織正在取代社會賴以發展的各種原始社會組織（非正式組織）。在經濟領域中，公司企業的縱向一體化、橫向一體化發展，政府干預的強化（包括組織市場）等各種正式經濟組織的發展以及80年代以來，合資、亞交易（subcontructing）、特許（licensing）等新型的組織雛形的出現，它們對（自由）市場這種（非正式）組織作用的替代就是很好的經驗證明。這意味著，交易關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以正式組織為協調機制，以特質性要素為主要標的的長期交易相對于以市場協調，以商品為主要標的的短期交易，在整個交易中所占比例及其重要性的上升。正是為了適應這一變化，經濟法才得以產生，從這一變化中亦可看出經濟法為什么在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具有重要性。
三、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及具體分析
（一）調整對象的涵義及要素構成
通過以上從時期和組織兩個維度對社會關系的分析，結合經濟法產生的社會關系背景，我們認為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是，因長期交易之需而產生的有機經濟組織中，不同角色（個體）與組織的協調關系及不同角色相互之間的協調關系。從這一界定中可以看到，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由有機性經濟組織與依附于其的角色之間的協調關系、組織內
各角色之間的協調關系，以及有機性經濟組織和角色四個要素構成。下面分兩步說明。
1.有機性經濟組織與依附于其角色之間的關系
有機性經濟組織，就是不同經濟要素所有者，在分工基礎上，為了共同經濟利益，在一定目標指引下，形成的協同使用各自要素的經濟法團。
在這種法團組織中，組織與其構成角色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機體與細胞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各角色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各角色并非一個自由和自決的存在，而是一個具有依附性并且只是因為社會性的互利互助才能夠生存的生命體。這意味著，這種組織并非由自由和自我支配的各角色組成的一個整體，而是一種基于意識到自身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等缺陷的人，而自愿受組織規則強制，即具有一種強制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個體所相互構成的關系體系。
這種關系從表象看，存在一種角色與組織之間的服從與管理的關系，似乎是一種不平等的縱向關系，其實，這里的服從是一種對自身設定的權威的服從，而不是對社會設定的權力的服從。角色之所以服從組織，是因為他認為組織代表自己的利益，組織的理性高于自我的理性，于是，這種服從可以說是本我對超我的服從。因此，這種關系實質上并不是建立在等級不同，基于對權力服從基礎上的不平等關系，而是一種組織與角色間的協調關系。這種關系要求，各角色像機體細胞一樣，據自己所處之位，按機體設定的軌跡運行，否則，任何越軌運行，都可能造成機體病變，最終導致細胞死亡。
2.組織內各角色之間的關系這里用的角色是指“占據某一給定之社會位置的人與占據其他位置的人進行交往時所應堅持的行為模式”，〔15〕（p37）角色定義本身意味著：（1）各個體的差異。從經濟學角度講，主要有質和量的差異。質的差異主要指各角色擁有的賴以合作的生產要素不同，如有的擁有物質資本，有的則擁有人力資本或土地。量的差異則指同種資本數量的差別，如物質資本量的多寡；（2）在組織內，各個體有某一與之相適應的最能發揮其要素作用的位置，即擔當不同角色，這就使之擁有了不同“身份”。
以上情況決定了在各不同角色之間的聯系中，雖亦有直接關系，但還有許多是間接地通過他們共同的工作在勞動協作中彼此聯系的，亦即，各角色以組織為媒介而間接發生關系。在這一關系中，各角色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即沒有隸屬關系，只有共同遵守組織規則這種長期契約關系，不僅如此，在此關系中他們之間雖有矛盾利益沖突，但更主要的是合作協作而共同實現利益。但因各方差異造成的“身份”不同，與之相應各角色從組織中獲得的權利亦不同，正如狄驥在其《憲法學》一書中所言“這些權利來源于每一個人在每一個社會所確立的分工中承擔的那一部分工作。……‘處在特定地位的某些個人的權力，在此地位上，他們可以自由承擔依此特殊情況而賦予他們的使命’。”〔16〕（p212—213）
這說明，要正確認識經濟組織中不同角色的關系及其變遷，就必須考慮各角色所擁有的要素對組織的重要性及承擔的風險性，與之對應各角色在組織中的權利及義務就有所不同。這就是為什么在工業社會-以資本為主要要素時代，因財產（資本）因素對組織的重要性及財產所有者承擔的高風險性，決定了資本雇傭勞動。〔17〕而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現在，財產價值低了，而人的價值提高了”，〔18〕（p213）因此，勞動雇傭資本成為一種趨勢。〔19〕（p36—41）這說明，在現代組織關系中，各角色的行為和影響力取決于其擁有的要素所導致的其在組織中的“身份”。“社會開始根據某種關系而非根據意志組織起來，法律愈來愈傾向于以各種利害關系和義務為基礎，而不是以孤立的個人及權利為基礎”。〔18〕（p213）
以上兩個方面在觸及到四要素時，著重對經濟法調整的兩種關系進行了解釋說明，從中不難看出這兩種關系存在著密切關聯性。首先，它們的調整完成于同一調整過程中，即是通過直接調整角色與組織的關系，要求本我（角色）對超我（組織）的服從，達到角色與組織關系和諧的同時，亦達到了各角色之間關系的協調。其中角色（個體）與組織（整體）的協調是直接目的或手段，而組織內各角色之間的協調才是終極目的。它們是同一調整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或所得到的兩種結果，而不是兩次不同的調整。有學者雖看到了這種調整的兩面性與曲折性，但卻錯誤地認為經濟法是“二次調整”。〔20〕其次，在這兩種關系中，經濟法更注重對組織內不同角色關系的調整。其之所以要調整組織與角色的關系，是基于只要調整好了角色與組織的關系，就可以自然達到角色關系協調之假定。由此決定，經濟法的調整有這樣一個特性：即以組織為一方主體，直接通過各角色與組織關系的調整，間接達到各角色關系之調整，或以組織為媒介使各角色間的關系得以協調，即以間接調整為要旨。正是這一特性對經濟法調整的社會經濟關系范圍給予了界定。德國學者基爾得·斯密特指出：“經濟法是‘組織經濟固有之法’，所謂‘組織經濟’是指以改進生產為目的而規制交易經濟和共同經，而關于這種經濟組織化的法，即是經濟法。”〔21〕（p1）此觀點抓住了經濟法的特征，但它易使人認為經濟法就是企業法。為消除這一錯誤觀念，下面通過組織的層級，對經濟法調整對象予以實證。
（二）調整對象的層次性
前述對組織的研究說明，從交易角度講，組織只不過是交易協調機制之一種，雖按不同標準，組織的形式可分為多種，但從協調機制區分和界定資源配置中的組織形式，其可分為企業（企業、公司）、市場（有組織的市場-與自由市場對應）和國家三種。據此，組織關系包括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層。
微觀組織，在現實經濟運行中，主要包括企業、公司等。因而，作為調整此種組織關系的《企業法》、《公司法》當然應屬經濟法的內容。各國企業法、公司法雖有差異，但作為其主要內容的-治理結構的規制卻小異大同，原因就在于都是對企業、公司制度發展過程中業已被證明有效的交易范式給以法律的規定。
中觀經濟組織，在現實經濟運行中，指有組織的市場。這是針對自由市場這種自然組織而言的，它是生產社會化、交易復雜化的必然產物。在市場組織中，角色雖千差萬別，但無非賣者和買者兩類。由于交易的復雜性，加之受有界理性所限，致使他們不僅搜尋信息成本不同，且對交易標的擁有的信息（指產品質量、性能）亦不對稱，在此情況下，強者（多指賣方或壟斷者）很可能以“信息偏在為基礎把交易主體的另一方置于不確定環境中。”〔22〕（p13）弱者為了交易利益將可能中止交易或搜尋新的交易信息，這不僅增加了交易費用，且影響到未來交易的繼續進行。正因此，國家對市場予以組織，以《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產品質量法》、《價格法》等法，通過對強者亂用支配力的限制，實施對弱者的保護，以協調買賣雙方關系，保證正常的永久交易。
宏觀組織，從一國內經濟講指政府。政府雖有與其它經濟組織不同的功能特性，但政府是參與經濟活動中眾多經濟組織的一種。〔23〕（p45）作為復雜的經濟組織，其構成角色是不同的科層組織（農、工、商等不同部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因各科層組織擁有要素的異質性，使它們之間存在著廣義的交易，為了協調好各種交易，政府組織建立了各種部門（財政部門、稅務部門、計劃部門、中央銀行等）。以稅率、稅種、法定準備金制度、轉移支付制度、計劃制度等保證各行業、各部門協調發展，為此制訂了《計劃法》、《財政法》、《稅法》、《中央銀行法》、《產業結構調整法》等以保障以上各種制度和政策的運作和實行。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作為經濟組織與政府扮演行政組織時的功能不同，在各角色與政府經濟組織的直接協調關系中，它們不論與哪一級別的經濟機關發生關系，從根本上說，這一經濟機關都是代表政府行使權利而不是代表某一科層組織行使權利（如哪一級稅務機關都不可另行設立稅率、稅種，哪一級銀行不能任意設定利率、變更法定準備金率等），這與在行政事務中，各級行政機關代表一級行政機關（而不是國家或政府）就產生了本質區別。〔24〕
四、結論
總結以上論證思路，本文嘗試性地提出以下觀點：
所謂家族企業，是指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家族利益為目標，同一家族成員掌握全部或大部對企業的所有權和對企業具有實際控制權的企業。現階段，我國的家族企業是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作為我國民營企業的一種主流企業形式，家族企業無論在發展生產力、擴大勞動就業方面，還是在滿足社會需求、促進地區經濟繁榮等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家族企業發展比較迅速。然而，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卻比較低，可持續發展問題成了困擾著家族企業發展的重要問題。究其根源，主要是家族企業有意或無意間忽略了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因此，要實現我國家族企業的繁榮發展和不斷發展壯大，就必須對當前我國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方面，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和思考。
一、當前我國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
人力資源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第一資源，也是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備資源。當前，家族企業是我國非公有制企業的一種主流企業形式。無論是何種方式的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在其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把企業所需的人力資源吸引到本企業來，將他們保留在本企業之內，并調動他們工作的積極性，開發他們的潛在能力，使他們能夠全身心地投身于企業的發展壯大。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發展，家族企業面臨的競爭對手日益強大和多樣化，競爭變得更為激烈，我國大部分家族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上普遍出現了如下的情況：
1.家長式、集權式的管理方式。家長式管理，也可稱為集權式管理。家族企業中的家長式管理，主要是指采取集權式的組織模式、恩威并用的管理方法以及“家長”的示范效應等方式，來完成企業的人事管理。在家族企業中，所有權主要為業主及其家族所掌握和控制，重要管理崗位主要為家族成員擔任，企業集團下屬子公司的決策管理層也大多由家族所占據。即使有些家族企業發行股票成為上市公司，家族仍然以多數股份牢牢地控制上市公司。尤其在家族企業的經營決策管理方面，一般都是老板一人說了算，在下屬提供的充分資料的基礎上老板自己作決策，同時要求下屬絕對服從。這種高度集中的決策機制，在家族企業創業初期是高效率的，能夠形成強大的領導核心與執行能力，能適應市場的瞬息萬變并做出迅速的反應，推動企業快速發展。然而，由于家族企業的權利往往過于集中在一個家族甚至一個家長手里，家族企業的命運維系于一身，特別是當家族企業規模越來越大、企業主要負責人綜合素質不全面時，不僅容易造成決策的失誤，而且為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埋下了“危機”。
2.注重親屬、關系的管理模式。大多數家族企業在用人方面側重于近親使用，任人惟親，而不能對社會優秀人才進行“擇優錄用”。在家族企業中，具有血緣、親緣等關系的家族成員被當作自己人，而沒有血緣、親緣關系的則被當作外人。這種注重關系的企業治理方式，能夠借助親情增強家族內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員為了共同的目標不辭辛苦、不計報酬地勤奮工作。在我國家族企業，自己人與外人概念的存在，已是一種客觀事實。《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表明，20.9%的私營企業主愿意自己的配偶參與企業管理，而絕大多數私企老板都為子女“預留”了接班位置。據調查，在家族企業中，總經理、副總經理有66%來自策事長或總經理親屬，其他重要部門(如采購、則務等)的人員多來自董事長或總經理的親屬和朋友。家族企業試圖用血緣、親屬關系來保證企業資金的安全，來確保企業的順利運轉。總而言之，家族企業主要是靠血緣關系、朋友關系和親屬關系進行管理的。所以，注重關系式治理，是當前我國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比較盛行的做法。
3.重使用輕開發的用人制度。人力資源在知識經濟中之所以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資源，是因為只有人才能創造知識、傳播知識和運用知識，而人力資源開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教育培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對智力資本的經營是企業經營的最高層次。但是，目前大多家族企業還沒有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家族企業中普遍存在著“重使用輕開發”的現象，而這種現象主要體現在對員上培訓出現“內外有別”的情況。對于家族內部成員，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和商業技能培養極為重視，甚至不計投入；非家族員則重使用輕培訓，不愿承擔人才培養的投資成本，擔心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得不到回報，缺乏充分開發培養的積極性。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寧可花費大量資金進行設備投入，也不愿意增加人才培養的投入。在我們對某地區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調研中發現，51%的受調查企業未制定培訓計劃，49%的受調查企業雖然制定了培訓計劃，但是其中71%的企業執行不力或沒有執行。93.8%的企業培訓投入在5%以下。這種情況的存在，無疑將企業人力資源的能力局限在現有水平上，一旦企業發展壯大，則缺乏相應的人才支撐，從而制約企業的發展。
二、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家族企業以其快速的發展逐漸成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中已占據了重要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資源管理問題，依然是家族企業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目前我國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而：
1.人力資本產權不明晰。企業人力資本產權，是指人力資本所有者憑借其自身的人力資本通過與物質資本所有者博弈而得到的相關權利，這個權利最終表現為收益權和部分控制權。它由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和體力等構成。家族成員之間由于特殊的親屬關系，不但物質資本產權不甚明確，人力資本的產權更加模糊。作為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家族成員，因為產權不明晰，許多成員并不能從家族企業中得到體現其人力資本價值的收益。主要表現為：某些家族成員為企業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因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高，得到的收益并不多。家族外的人才因在家族企業中，處于“圈外人”的角色，也可能得不到體現其人力資本的收益。這種產權模糊的狀況，不僅影響家族企業的健康發展，嚴重時還可能引起家族成員內訌，最終導致家族企業分崩離析。
2.聘用人員排他性現象突出。家族企業的人力資源模式，不利于吸收更有價值的社會人力資本。由于招聘范比較狹窄，家族企業需要人時，首先想的是用家族內部人員或者是親朋好友介紹的人員來補充。但家族內部人員和介紹來的人員，并不一定掌握本企業的專業技術和相應的管理能力。另外，家族企業招聘人員的方法也比較簡單，一般只是按照個人簡歷情況作概括性地了解而沒有進行全面測評即被聘用，這樣就出現人與事不匹配，最終導致所招聘到的人員不盡人意。而在任用人的時候，則往往只從淺層的信任和利益的角度考慮，使外聘人員不能很好地融于企業，不能將自己的能力充分地發揮出來。
3.激勵機制不健全。有效的激勵機制能夠激發員工的潛能。但在家族企業中，企業與員工之間基本上是一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企業主對激勵的理解十分簡單，認為激勵就是“獎勵和懲罰”。從理論上分析，當員工的貨幣收入達到一定數額以后，物質刺激并不總能起到預期的作用。同時，家族化管理的企業，由于內部特殊的人際關系格局，使得“圈內人”與“圈外人”劃分明顯，兩者之間缺乏親密感和信任感，圈外人對于企業缺少安全感、歸屬感。特別是一些家族企業仍然懷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認為他們未必靠得住。這種觀念不僅會破壞企業的團結，而且還會影響非家族員工的積極性，降低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因此，家族企業員工較高層次的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也難以在工作中實現，致使他們缺乏一定的精神激勵。
4.人力資源管理觀念淡薄。許多家族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觀念的淡薄，從而導致家族企業對員工的人文關懷不夠，使家族企業的發展缺乏有力的人力資源支持。我國家族企業的資本和股份主要控制在一個家族手中，企業領導層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員出任，企業運營主要通過血緣或友情紐帶維系，這種方式雖然可以增強成員間的協作意識，降低管理上由于信息不對稱而付出的監督成本。但是，企業內部組織結構脆弱、管理型人才和技術型短缺，這是目前我國許多家族企業不能實現持續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在人力資源開發、培訓等方面，家族企業不愿意自己投資培養，不愿承擔人才投資成本與人力資源投資風險，總想坐享其成，挖其他企業的人才墻腳；或者等到人員空缺影響正常運作時才急急忙忙向外界招聘，由于時問倉促，很難保證錄用人員的質量。
5.人力資源制度建設不規范。家族企業人力資源制度建設不規范，主要表現在家族領導者的決策隨意性較大，且規范性與可操作性不強。在市場經濟中，家族企業或泛家族企業自主性和靈活性比較大，對市場信號反映靈敏、決策快，可以加快調整經營和生產方向。但是，在人力資源制度建設和執行中，卻表現出很多不規范之處。例如，一些家族企業對員工的招聘、錄用、培訓、考核以及辭退等方面，沒有形成一套科學、合理的制度。在處理和解決這些事情的時候，往往帶有眾多的情感色彩，具有隨意性大的特點。尤其是在企業的一些重要崗位和部門中，都安排著自己的家族成員，而對非家族成員要求苛刻，一旦違規處罰過重，這樣不僅挫傷了非家族成員的工作積極性，也很難把高素質人員招至麾下，加速了企業人力資源的流失。
三、加強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途徑
如何加強積極有效的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充分調動家族企業員工投身企業發展的積極性，是家族企業面臨并著力亟待解決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思想文化素質的提高，要求家族企業必須加強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必須不斷地開拓適合員工思想實際以及適合他們特點的用工新途徑，促進我國家族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1.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現代企業制度，是加強家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制度保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僅適應國營企業，同樣也適應家族企業。家族企業要想規范、健康發展，就必須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而現代企業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產權清晰。產權清晰不僅要求企業各物質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產權清晰，還要求企業物質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產權清晰明了。對家族企業來說，只有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力資本產權不明晰的弊端，使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有制度可以遵循。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其決策科學，以推進企業的各項工作順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