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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4-0177-02
一、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網絡外交決策與內外環境
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改變了信息傳遞的基本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引發了外交領域的重要變革。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伴隨傳播技術的進步與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民族國家除借助武力謀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網絡的國際化傳播來謀求國家利益，于是網絡外交和國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行為的一部分。政策是黨和國家的生命，體現人文價值觀，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是社會穩定的基礎。［1］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是國家外交戰略和政策系統的重要部分，他們的制定與調整必須結合國內外環境狀況，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觀實際情況，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合理化。
（二）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概念
國家的外交戰略結構，或稱國際戰略或對外戰略，是一個國家對一個相對較長時期關于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它涉及國家對外目標的制定、實施對外目標的手段、國家對國際形勢、國際格局的認識與判斷，對本國利益與國際地位的追求，對大國關系、國際人文環境的認識。［2］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戰略作出以下理解，網絡外交戰略，是一個國家對國際、國內網絡發展與運行環境認識和判斷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總體外交目標，對本國長期的網絡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外交政策是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由國家的外交戰略所決定。它指一國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問題、進行外交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3］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政策作如下定義，網絡外交政策是指一個國家在明確對網絡外交目標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網絡發展與運行狀況，所指定的一系列處理國家網絡對外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
（三）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調整
網絡外交決策首先具有現實性，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其次具有針對性，既有目的的針對國際問題和國家內外環境；第三具有明確性，即充分利用互聯網這一平臺，對外本國明確的立場與態度；第四，具有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壞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誠信信譽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適應國際形勢，能夠實現國家制定的目標，使目標和效果達到最好的結合。
由中國學者歸納，中國的外交決策有三種類型：神經末梢觸動型，就是自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神經中樞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決策過程；最高決策發動型是最高決策層為主發動的決策過程。［5］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決策大權在最高機構，外交部及其下屬機構在網絡外交決策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聯網絡傳播具有廉價、實時、共享和高度擴張的特點，因此能夠及時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對信息的選擇更靈活，方便了參與外交的行為體及時溝通和交流，并在網絡平臺上形成輿論傾向，從而對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響。
（四）網絡外交決策的程序
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調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較研究，最后上報，由中央決斷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傳播、議題的設置、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最終形成公眾輿論在外交決策程序中尤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傳播
網絡是外交信息的重要傳遞者，同時也是外交信息的最靈通者。所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途徑大量的收集情報，在進行調查研究網絡外交政策制定中尤為重要。
2、網絡外交政策中的議題設置
網絡能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突出和強調或隱瞞或者暴露某些事實，從而影響公眾對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強大的輿論導向，給外交決策帶來正面或反面的推動力。
3、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形成公眾輿論
公眾的情緒是一種客觀存在，隨現實環境的變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變化。善于遵從、引導、影響和控制公眾情緒已成為國家發展網絡外交的重要領域，對國家發展對外關系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網絡外交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戰略
（一）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輿情分析
“國際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并產生影響。”［6］冷靜客觀地看，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國際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敵視中國。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從國際輿論環境的總體態勢看，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依然是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思考要求中國必須把網絡外交戰略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戰略的重要位置，通過政府推動下的思想與信息的交流，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說明中國，把客觀、真實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傳遞給世界。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變著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寫道的，信息就是權力。”［7］。傳統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在信息的跨國大流通中被削弱，“對于自身社會有關的信息，政府已經失去了某些控制”，［8］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公眾越發深切地感受到個人與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全球意識的增強和利益相關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國公眾對國際關系、世界事務給予更高的關注。表達見解、參與國際事務的要求更加強烈，這對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維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級秩序越來越困難。”［9］在這樣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輿論日益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軟權力則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致力于表達和運用的力量。網絡外交這一具有軟權力性質的非傳統性外交形式也越來越為各國政府所關注和倚重，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事也就尤為重要了。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現實構建
嶄新的外交理念呼喚全新的外交實踐。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構建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更需要經受外交實踐的考驗。
（一）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思維與理念
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作為中國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與實施，必須遵守國家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則與慣例。具體來說，要構建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制定和實施中國的網絡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幾點理念：
1、要勇于承擔責任，在參與中提升自己。作為一個有著世界性影響的大國，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勇于承擔國際責任，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做出貢獻。
2、要重視政策說明與辯護。外交事務雖然涉及到國家安全等復雜的戰略性問題，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記住這樣一句話：一項沒有解釋清楚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大家支持的。”［10］
3、要重視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的傳輸。
4、信息提供要具有連續性與客觀性。在互聯網的時代，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網絡上的信息淹沒。保證信息的連續提供，并對信息的客觀性負責，唯此才能真正發揮網絡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堅持戰略和政策的原則性，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
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互聯網絡平臺之上，中國對自己的認識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從運作的層次上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應該分為全球層次、區域層次和國別層次，依次推進，在序列優化中尋求高效能。
1、全球層次。全球層次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運行的最廣義層面，它從一個最宏觀的層面向世界說明中國，在全球互聯網輿論中給中國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一個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國際權力和利益的具體博弈中通過互聯網給世界各國公眾一個良好的感性印象。
2、區域層次。區域層次的網絡外交對象是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互聯網使用區域，如西歐、東北亞、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區的國家。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中國網絡外交的核心首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其次為世界其他地區。
3、國別層次。國別層次也是網絡外交最基本最具體的層次，其主要對象是世界大國和中國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區國家的互聯網使用主體。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內維建構
從內向性維度審視，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政策應本著把社會輿論的關注點作為網絡外交的出發點這一精神，及時回應國內互聯網平臺上的民眾，對我國外交事務的各類問題，特別是對于國際熱點問題，要加大分析和解釋的力度，而不只是對我國具體外交行為作原則性的解釋。
1、要適當加大中國網絡外交的透明度，拓寬公眾對中國外交問題了解的渠道，增加公眾與職業外交官在互聯網絡上對話的機會。
2、加強網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爭在影響到未來網絡發展走向的網絡技術上取得一些關鍵點的突破，以便在未來新的全球網絡規則中取得一定的發言權，避免完全被動的局面。
3、要加強與國外網絡媒體的對話、改變國內網絡管理思路與體制，爭取網絡外交信譽。政府要盡可能地加快發展民間網絡外交力量，努力建構和諧網絡社會。根據網絡外交本身的特點，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導。
四、結語
作為一種新興的外交手段，網絡外交對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對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研究，必須基于對國家總體外交戰略與政策的理解和掌握。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必須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必須重視網絡外交決策的科學化、理性化，必須重視網絡外交同國際、國內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只有如此，才能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最終達到實現國家利益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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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趙啟正.中國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J\].世界知識,2004,(5):54.
中圖分類號：D66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2135（2016）05-0570-06
近年來，中國非政府組織的一項重要發展是國際化，這顯示它們開始思考中國崛起對于全球社會的影響，以及它們在全球社會中能夠發揮的作用。一個引人矚目的例子是它們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以下簡稱氣候大會）。本文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是，相較于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它們參與氣候大會有哪些特點。
一、文獻綜述
西方國家學者對于非政府組織參與氣候大會的研究，較少關注中國非政府組織的情形。例如，巴斯?阿茨（Bas Arts）認為非政府組織對氣候變化條約具有影響，這些影響取決于它們的專業知識、國家的態度和行為、環境機制的重要性、政府問談判的性質。米歇爾?貝茨爾（Michele M.Betsill）提出非政府組織影響京都議定書談判，議題性質、制度因素、組織自身情況可以解釋影響程度。~克爾?利索夫斯基（Michael lisowski）認為非政府組織運用權力和優勢去影響國際氣候談判，權力包括人際溝通和過程管理的技巧，優勢來自于建立跨國聯盟、提升談判透明度、聲稱具有合法性的能力。然而，比較中西非政府組織的現狀，由于前者的影響較小，因此本文將主要討論其制約因素。
中國學者開始關注中國非政府組織參與氣候大會的情形。例如，張麗君從公共外交的視角分析它們在政府氣候外交中的價值以及政府如何開發和利用這些價值。郇慶治從國際原則國內化的視角分析它們在政府再闡釋和落實“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的促動性作用及其局限。賴鈺麟從政策倡議聯盟的視角分析它們應對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主張和活動。本文對于張麗君的研究的補充是，發現它們已開始發揮公共外交的作用。本文對于郇慶治的研究的補充是，深入探討它們影響的制約因素。此外，賴鈺麟的研究范圍僅局限于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其研究內容聚焦于它們的主張和行動。相較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圍還包括其他氣候大會，其研究內容聚焦于它們的公共外交和外交政策參與。
中國學者對于公共外交主體存在爭議。有些人認為需要獲得政府的授權和委托。例如，韓方明認為公共外交是由中央政府或者通過授權地方政府和其他社會部門，委托本國或者外國社會行為體來進行的。有些人認為不需要獲得政府的授權和委托。例如，趙啟正認為公共外交主體包括政府、民間組織、社會團體、社會精英和廣大公眾等多個層次。梁婷婷、張慶園、余金城等對于公共外交主體的界定也沒有強調需要獲得政府的授權和委托。本文的理論觀點是跨國主義，也就是不同于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論，主張社會行為者在全球政治中發揮獨立的作用，因此采納的是后一種看法。本文所提出的預期是，隨著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化，它們開始參與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
中國學者較少研究非政府組織的外交政策參與，因此討論他們對于非政府組織政策參與的研究。就中國非政府組織而言，高紅和樸貞子分析其政策參與存在的問題、政策參與的制度制約因素、促使政策參與的制度安排和機制設計。孫發鋒提出它們的弱小化、行政化、營利化是其政策參與的主要障礙。就中國環境非政府組織而言，鄭琦建議它們和政府應該從信息公開、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和組織自身建設人手，以加強它們的政策參與。劉虹探討其政策參與的歷史和現狀、方式、影響因素。本文對于政策參與的理論觀點是碎片化的權威主義，也就是我國政策制定過程的參與者變得更為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組織、媒體和個人。本文所提出的預期是，隨著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化，它們政策參與的范圍將從國內政策擴展到外交政策。
二、中國非政府組織參與氣候大會的
三個特點
非政府組織參與氣候大會的活動主要可分為抗議、倡導、游說和建立網絡等四類。本文以天津氣候會議為例，簡要說明中國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在抗議方面，它們并未舉辦任何抗議活動。在倡導方面，它們舉辦了宣傳活動、邊會和新聞會。在游說方面，它們將“中國公民社會致UNFCCC天津站的立場書”（以下簡稱“天津立場書”）提交給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并和他進行正式會面。在建立網絡方面，它們分別和日韓兩國非政府組織、歐洲國家非政府組織、美國非政府組織、發展中國家非政府組織進行交流活動，并為這些國家的非政府組織舉辦歡迎晚宴。
1、我國一向堅持走和平發展之路，我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宗旨。
3、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準則。
4、獨立自主是我國外交的基本立場。
5、維護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我國外交的基本目標。
6、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
7、支持對外開放，加強國際交往，是我國的基本國策。
原則：
1、維護和平、反對武力。
2、相互尊重、主權平等。
中圖分類號：D84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8-0007-01
一、重大體育賽事的舉辦能夠檢驗國家外交政策的成功與否
在約瑟夫?布拉特爾的領導下，南非發現國際足聯更愿意南非舉辦主要賽事來實現發展目標。因此南非在申辦文件中開始強調國家改革和發展目標之間的協調。不無夸大南非在舉辦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時所面臨的困境和限制，還有其它因素使得南非舉辦世界杯受阻。首先盡管國際足聯所觀察到的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支持了南非的基礎發展，但是世界杯足球賽畢竟還是注重利益，因此許多目標都是向著利益看齊，贊助權都交給了企業，甚至最后場地的贊助都由企業所有。國際足聯想要對南非賽事的策劃和舉辦都要有掌控權。
相比于2005年南非組委會對世界杯舉辦的干涉和插手，世界足聯的干涉明顯要多，在國際足聯的干涉下世界杯的舉辦城市從原來提案中的13個減少到了9個。主要體育賽事主辦方的經驗表明這些賽事中隱藏的政治經濟，尤其是企業和贊助商需要的商業利益，是決定這些賽事舉辦方式和舉辦規則的重要影響因素。媒體報道給體育賽事帶來的直接的資本產出以及公眾和傳媒公司高水準的投資使得賽事的舉辦越來越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傳媒公司意在追求更多的觀眾使得公司的利益最大化。重大體育賽事除了能夠為國家帶來名氣以外，賽事的贊助商根本不關心那些“弱勢”組織，比如說社區的權力和許可。考慮到這一點，可以說南非在早期的申辦過程中幾乎沒有機會發展其國家建設目標和外交目標，盡管南非做了多方面的打算。
南非的另一個受限是南非的發展受到國際足聯的約束，如果南非基礎設施的發展不符合國際足聯的具體要求，或者未能滿足舉辦賽事實現社會發展的目標，那么國際足聯有權對其能力進行評估。許多舉辦城市一開始都是雄心勃勃，可以說都是一擲千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者進行其他發展，在這一階段其實最主要的還是進行賽事場館的建設和翻修，以及其它相關的一系列的項目。從國家層面角度來講，在2007年南非中央政府從財政上撥款90億蘭特（12億美元）來支持2010年重大體育活動的國家建設。盡管國家投入這么大，但是還是有人要問這樣重大的賽事究竟能否帶來長久的效益。在學者對體育賽事的影響的評價中，康普頓的觀點似乎比較能夠得到認同，該觀點認為重大體育賽事中，對政治的高期望來自國家政治的壓力是否能夠滿足體育賽事中經濟需要已經成為衡量申辦目標的基本標準。
二、盤點與展望：新南非體育外交政策發展芻議
南非將體育重大事件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同時使得某些特定的國內目標得以實現，展示了多種選擇方式所帶來的成果，在這些方式中發展中國家利用了全球政治經濟帶來的機會。南非在參與國際重大賽事中有效地實現了在國內外建設國家形象的目標，當國際賽事作為一種國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南非可以展示自己的強項，參與到其它沒有涉足過的國際事務中，發展新的外交關系，鞏固已有的外交關系。這些策略既帶來了積極成效，也帶來了負面影響。就2010年舉辦世界杯足球賽而言，不難看出南非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不僅要滿足國內人民的期望，還要滿足那些曾經為南非申辦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提供支持的國際參與者的期望。南非將面臨的主要外交難題是解決非洲大陸的外交困境，滿足支持者的期望以及達到國際足聯的要求和條件。
盡管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將在南非舉行，但是南非希望更多的非洲國家能夠參與進來，將這些國家作為訓練基地。顯而易見的是這一舉措能夠吸引參與國的投資，例如莫桑比克已經開始建設三個新的體育場館以及翻新現存的基礎設施，國家財政給予了3000萬蘭特的撥款。這些投資如果好好規劃，將會產生很好的回報，不僅僅是賽事的成功舉辦，還能促進南非長遠的經濟發展。這樣說來，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又潛在地給南非未來的外交提供了一系列的挑戰。最后，有必要回顧圍繞重大體育賽事所制定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相互映襯的實質問題。南非通過舉辦重大賽事來實現外交政策目標，因此舉辦重大賽事同樣也能帶來國內政治變化。雖然在不同政黨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多的分歧，但是對于南非舉辦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的態度上各個政黨都還是呈現出統一戰線，各個政黨都很關心體育賽事帶來的利益以及關注度。從這個角度來講，世界杯不僅僅只是足球比賽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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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2）09－0029－05
伊朗的核計劃始于巴列維王朝時期。這一時期，伴隨著美蘇兩國核武器的相繼研發成功，世界各國對核武器的追捧情緒日益高漲，而伊朗也在其中。伊朗的核項目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是在美國的幫助下，作為和平利用原子能項目的一部分而出現的。自此之后美國與西方國家同巴列維王朝保持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而伊朗初期大部分的核技術均是從這些國家引進。直至1979年巴列維王朝之際，伊朗已經與西方大國簽訂了6個核反應堆合同。伊斯蘭革命爆發之后，霍梅尼統治的伊朗政府積極主張伊朗伊斯蘭化和伊斯蘭革命輸出，這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構成了極大的威脅，進而造成伊朗同西方國家的關系急劇惡化，伊朗原有的依靠西方國家技術援助的核項目陷入了停滯狀態。自此之后，伊朗的一切核活動都成了“核問題”。上世紀90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伊朗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改善，伊朗的核計劃在俄羅斯的幫助之下逐漸發展起來。2003年，伊朗宣布發現并提煉出了作為燃料的鈾，這件事遭到了美國等國家的“嚴重質疑”，從而伊朗核問題進一步凸顯。2005年8月8日，伊朗又重新啟動了其在9個月前暫停的鈾轉化活動，導致其與歐盟國家的談判陷入僵局。2006年1月10日，伊朗宣布已經恢復中止了兩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這一事件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軒然大波，使得國際原子能機構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至聯合國，而在2006年至2010年間，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朗實施的制裁經歷了4次。
一、美國政府對伊朗問題的政策
（一）布什政府對伊朗核問題的政策
伊朗核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性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克林頓經歷了由“全面遏制”政策向“區別遏制”政策的轉變。這里所闡述的“區別遏制”就是通常意義上的“胡蘿卜加大棒”政策。［1］在克林頓執政后期，伊朗政府采取了相對緩和的寬松政策，美國政府同伊朗開始進行了有限的接觸，放松了對伊朗的制裁。這一政策在小布什上臺初期基本被延續下來。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的全球戰略重點從亞太地區轉移到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之中，并將反恐以及防止核擴散作為其外交重點。總結來看，布什政府的伊朗政策方面可敘述為，既采取遏制政策，又不拋棄接觸政策，并將兩種外交策略就具體問題結合運用，即所宣稱的“雙軌”政策。［2］在對待伊朗核問題上，布什政府主張強硬的立場，采取遏制政策。小布什政府的遏制政策主要包括：經濟制裁、武力威脅等。
1．經濟制裁
在美國的極力推動之下，小布什政府時期，聯合國安理會分別通過了三輪針對伊朗核問題的經濟制裁決議，并且其力度逐漸加大，直到最后一次所實施的軍民兩種物資的禁運。
2005年，持強硬態度的內賈德成為伊朗新一任的總統，他雖強調伊朗不可能發展核武器，但其堅持主張發展伊朗核計劃的宣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擔憂。隨后，伊朗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聲音，宣布已經恢復了其中止兩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面對伊朗堅持發展核計劃的強硬態度，聯合國安理會先后通過了關于伊朗核問題的第1696號決議，指出伊朗需暫停所有鈾濃縮和后處理活動，并接受原子能機構的核查，否則將面臨著制裁；第1737號決議，提出“禁止各國向伊朗提供與其核計劃和武器運載系統有關的材料和技術，并成立制裁伊朗委員會，負責監督執行制裁措施。”第1747號決議，要求伊朗暫停所有鈾濃縮相關活動，并對伊朗實行更為嚴厲的武器禁運和相關制裁。第1803號決議同之前決議相比，主要在旅行限制、禁運敏感雙用途物項等方面加大了制裁，呼吁各國對伊朗金融活動保持警惕。
2008年6月，以美國為首的六大國提出，用政治合作、能源合作等措施鼓勵伊朗中斷鈾濃縮活動。這一聲明得到了伊朗政府的響應，并隨后雙方展開了美伊日內瓦談判，這是布什政府首次參與的針對伊朗核問題的談判，但談判并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
美國除卻通過聯合國對伊朗實行制裁之外，還制定了一系列單方面的制裁措施。其中，2007年美國就發動了對伊朗革命衛隊以及伊朗三大國有銀行在內的20多個組織和個人的制裁活動，其目的是要“分化伊朗正規軍及革命衛隊之間的團結，并逐步削弱伊朗革命衛隊的實力”。此外，美國也對其他國家施壓，迫使別國企業撤出伊朗。
2．武力威脅
布什政府在對待伊朗的態度上一直宣稱并不放棄使用武力，并且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更是獲得了美國眾議院的授權，可采取一切的適宜的措施來解決伊朗核問題。此后，美國國防部完成了對伊朗的模擬戰爭演習，并制定了詳細的作戰步驟，力爭最終建立一個親美的伊朗政府。2006年，美國“艾森豪威爾”號航母戰斗群駛入波斯灣，2007年，美國又派遣了“約翰·斯坦尼斯”號航母進入。美國在其公開聲明中雖宣稱無意用武力攻打伊朗，但另一方面，美國軍方的一系列行為又為美國使用武力攻打伊朗的傳言提供了證明。不得不承認，小布什在其執政期間不停地宣稱要用武力解決伊朗核問題，但是來源于各個方面的制約和壓力迫使其最后僅僅局限于武力威脅。
中圖分類號：G62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4）01―0083―02
一、引言
中韓兩國同為東亞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存在著極大的相似性。韓國的外語教育政策對促進韓國經濟騰飛有著重要推動意義。韓國政府把外語教育放在國家戰略發展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外語教育政策，推動了外語教育迅速有效的展開[1]。因此，韓國外語教育理念、師資水平、學生英語應用能力顯著提高。鑒于韓國和中國的教學背景與教學對象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擬縱向考察韓國和中國的外語教育政策，通過比較分析異同，為中國外語政策的科學制定和有效實行提供參考和借鑒。
二、韓國外語教育政策歷史回溯
一國外語政策的制定，往往反映出國家經濟實力、國家安全政策、社會文化環境、外語教學理念等的變化。韓國七次教育改革中，外語教育政策也隨著政治形勢變化、國家經濟發展需求、社會進步、國民語言文化需求而不斷變更。
韓國建國初期（1954年～1963年），百廢待興，經濟力量薄弱，外語語言環境缺乏，因此，第一次教育改革中提出外語教育的目標是“掌握基本語法、會話能力”[2]。這種低要求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相適應的。 第二次（1963年～1973年）和第三次（1973年～1981年）教改時，隨著韓國經濟復蘇，急需大量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外語教育以培養學生聽說讀寫四項基本技能為基礎，為韓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實用型人才。第四次（1981年～1987年）和第五次（1987年～1992年）教改時，隨著韓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舞臺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外語教育需培養能適應國際舞臺并能發展韓國文化的高級語言人才。第六次教育改革（1992年～1997年）開始，政府提出培養適合區域經濟發展的人才。外語教育由語言使用中心向語言交際中心轉變[2]。第七次教育改革（1998年至今）的教育目標從強調整體教育轉向個體潛能的發現和個體創造力的培養。培養創新型外語人才成為外語教育的迫切需求。
三、我國外語教育政策歷史回溯
建國后我國外語教育政策演變從歷史的角度可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時期：初創時期（1949年～1955年），動蕩時期（1956年～1977年），政策確立時期（1978年～1999年）和變革時期（2000年至今），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政策和實踐。
初創時期， 由于當時的外交政策，學生一邊倒地學俄語。1953年教育部下達了科系調整的決定，直接導致大部分師范院校停辦了英語系[3]。1954年教育部下達通知，初中不開設外語課。這兩項決定造成我國學生外語水平整體降低，高水平外語人才匱乏。可以理解的是，當時的外語政策是基于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需要。
動蕩時期，六十年代初，由于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政府在外語教育方面采取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制定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二是建立一批外國語學校。由于的影響，七年規劃綱要并沒有真正貫徹執行。
1978年以后進入政策的確立時期。 1978年8月，教育部把大學公共英語和中小學外語教育提到日程上來，強調加快外語教育的發展[4]。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剛開始，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外語教育進展緩慢。外語教育主要以傳授語言知識為主。有少部分外國語學院也嘗試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進入新世紀，中國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外企、合資企業對各類實用型英語人才需求急劇增加。2002年4月，教育部高教司以《加強實用性英語教學，提高大學生英語綜合能力》開始大學英語改革，提出培養實用性英語人才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的目標。隨著時代的發展，單一的語言知識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也無法滿足學生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2007年，教育部頒布《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該要求指出大學階段培養學生在各自專業領域的英語交際能力。2010年教育部出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綱要中提到“擴大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培養規模”，“著力培養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因此，外語教育的目標趨向多元化。
四、中韓兩國外語教育政策分析比較
外語教育政策受到當時的社會歷史階段條件的制約。中韓兩國的外語教育政策作為國家公共政策、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都受到一國外交政策、經濟制度和文化理念的制約和影響。
其次，中韓兩國外語教育政策均體現了多元文化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跨文化交際技能成為必須。通過外語教育多元文化熏陶，促進學生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相互理解，并最終鑒賞世界性的文化，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創新[5]。
最后，中韓兩國外語教育政策均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韓國政府確立外語教育發展戰略，大大促進韓國企業的現代化，實現韓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的外語教育事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五、韓國外語教育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韓國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定位英語的地位和作用。英語在韓國具有一種戰略資源的意義，被賦予了經濟價值[6]。而中國還缺乏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制定外語教育的中長期規劃，外語教育政策缺乏有效性和目的性。因此，中國有必要對外語教育進行科學規劃，與國家戰略的目標保持一致[7]。
其次，“發展韓國文化”是韓國外語教育目標之一。向世界展示、傳播韓國文化時，良好的英語能力成為一種好的工具、傳播手段。我國外語教學只重視學習外國文化知識，而對于必須依托外語才能實現的本國文化的對外傳播能力至今未得到重視。因此，中國外語政策的制定中，應重視發展和傳播本國優秀文化，打造中國文化軟實力。
最后，韓國積極推進教育公平和均衡發展的原則。政府資助下創立的全民“沉浸式”英語教育，如英語村、英語街的計劃，使普通家庭中小學生有機會學習地道準確的英語[8]。對中國而言，應根據國家發展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對外語人才的實際需求，承擔起外語教育的公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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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特殊教育教師政策之對比
通過以上對中美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概觀，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與美國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其一，從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整體發展水平來看，美國經過長期的特殊教育實踐發展，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已相當成熟，形成了較規范的政策體系，并且多以立法的形式來保障政策的施行。應該說，美國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已進入深入發展的階段。而從整體上來看，我國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發展較為緩慢，特殊教育教師政策還處于初步的地方性探索和建構階段，迄今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體系。其二，從中美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價值取向和目標上來看，美國已經不再滿足僅僅關注特殊教育教師的師資配備、特殊教育教師培養體制的建構等教師隊伍建設的“量”的問題，而是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門檻”要求行列，追求特殊教育教師的“質”。包括出臺特殊教育教師職業標準，嚴格教師職業準入與選拔，以全納教育為背景改革教師養成機制等。這些政策也彰顯出美國在特殊教育教師隊伍的建設方面已日臻成熟和完善。受我國特殊教育整體發展水平的制約，我國的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建設目前還存在著諸多問題。特殊教育教師學歷層次偏低、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素養不高，特殊教育教師缺乏專業化的組織支撐和制度保障等問題還相當突出。甚至目前在我國中西部很多地區，還存在著特殊教育教師匱乏、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在這樣的一種現實背景下，很多地區不得不率先關注區域特殊教育教師發展中的一些急迫問題，如解決特殊教育教師短缺問題、提高特殊教育教師待遇和教師積極性等問題。另外，與美國以全納教育為背景進行教師教師改革的整體轉型趨勢相比，我國對于隨班就讀和全納教育背景下的教師培養等方面的政策回應還相當薄弱。因而，從我國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整體價值取向和目標來看，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建設目前還處于追求“數量”，而非提高“質量”的階段與層面。
美國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現實狀況是影響政策制定的關鍵因素，而政策本身又通過它的制定和完善來影響和推進實踐的發展。隨著文明的進步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的特殊教育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軌道，特殊教育對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特殊教育師資隊伍的要求也越發提高。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研究者與實踐者必須要應對和回答這個問題，才能為特殊教育的順利、健康發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資源和智力支撐。結合我國特殊教育政策的現實狀況以及美國特殊教育教師政策的實踐經驗，我國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需要努力構建起成熟、完善的政策體系，建立有效的實施和保障機制。從目前來看有兩個方面是特殊教育教師政策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或目標。其一，由解決特殊教育教師短缺問題向提高教師整體素質轉化。提高教師專業素質，促進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是世界教師教育發展的總體趨勢。我們一方面需要制定政策加大對特殊教育教師的培養力度，充分利用各區域高等師范院校的職前培養課程改革和專業設置來加強特殊教育專業人才培養，解決區域內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特殊教育教師短缺問題。同時，還要順應我國隨班就讀的實踐，以及世界范圍內全納教育發展的需要，以全納教育為背景考慮教師的職前培養問題。另一方面還要建立完備的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制度，加大職后培訓的經費投入，重視新教師的入職教育和教師的職業生涯規劃，從而提升特殊教育教師的整體素質水平，向專業化邁進。其二，實現提高特殊教育教師待遇與嚴格教師標準的統一。“科學的教師政策是對教師嚴格要求和優厚待遇的統一曬]。”我們還要繼續堅定執行特殊教育教師崗位津貼或補助辦法，制定鼓勵性政策，提高特殊教育教師的待遇。這既可以調動教師積極性，又可以抑制教師流失，同時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進入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另外，還要進一步提高教師要求，建立細致規范的特殊教育教師職業準入制度，以及特殊教育教師聘任制度、流動制度等。而從教師教育長遠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需要建立特殊教育教師質量建設中各個環節的標準。教師教育標準化已經成為國際教師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是現代教師教育制度的基本內容。前文中所述及的美國CEC的標準實質上是教師教育標準的組成部分之一。教師教育標準的核心內容，從培養環節來看，包括教師教育課程標準、教師教學能力標準、師范生實習的實踐標準，這些標準都可以起到培養環節的質量保障的作用，同時還可以通過教師教育機構認證標準和教師教育質量評估標準保障條件與結果的質量；從入職環節來看，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教師資格證書保障教師人職質量；從持續專業發展角度來看，把教師職稱標準、榮譽標準、教師績效工資標準、教師資格標準更新等融合為一體，保障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質量。總之，研究和建立完善的特殊教育的教師教育標準應該是未來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必然的發展趨勢和方向。
本文作者：李拉作者單位：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特殊教育研究所
如果投資者以家庭生活的必須費用來投資，萬一虧蝕，就會直接影響家庭生計的話，在投資市場里失敗的機會就會增加。因為用一筆不該用來投資的錢來生財時，心理上已處于下風，故此在決策時亦難以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
外匯保證金交易策略：知己知彼
需要了解自己的性格，容易沖動或情緒化傾向嚴重的并不適合這個市場， 成功的投資者大多數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且有嚴謹的紀律性，能夠有效地約束自己。
外匯保證金交易策略：切勿過量交易
要成為成功投資者，其中一項原則是隨時保持3倍以上的資金以應付價位的波動。假如閣下資金不充足，應減少手上所持的買賣合約，否則，就可能因資金不足而被迫“斬倉”以騰出資金出來，縱然后來證明眼光準確亦無濟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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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外匯市場時，導致失敗的心理因素很多，一種頗為常見的情形是投資者面對損失，亦知道已不能心存饒幸時，卻往往因為猶豫不決，未能當機立斷，因而愈陷愈深，損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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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保證金交易策略：忍耐也是投資
投資市場有一句格言說“忍耐是一種投資”。這一點相信很少投資者能夠做到。從事投資工作的人，必須培養良好的忍耐力，這往往是成敗的一個關鍵。 不少投資者，并不是他們的分析能力低，也不是他們缺乏投資交易經驗，而是欠缺了一份耐力，過早買入或者沽出，于是招致無謂的損失。
外匯保證金交易策略：訂下止蝕位置
這是一項重要的投資技巧。由于投資市場風險頗高，為了避免萬一投資失誤時帶來的損失，因此每一次入市買賣時，我們都應該訂下止損盤，即當匯率跌至某個預定的價位，還可能下跌時，立即交易結清，因而這種計單是限制損失的訂單，這樣我們便可以限制損失的進一步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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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育的起點和重要的組成部分，學前教育事業引起了世界各國普遍的重視。在1999年，OECD會議報告就把學前教育看作“從投資中獲益最多的教育階段”。[1]為了推動學前教育的發展，世界各國依據本國的傳統和現實情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財政投入模式和改革路徑。
（一）強有力的政府公共財政支持體系
學前教育是教育體系中公益性最強、受益面最廣的社會公共事業，政府公共財政的支持是學前教育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美國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特別將學前教育經費單獨列支，以此保障聯邦政府學前教育公共財政投入的穩定。此外，奧巴馬政府在2009年通過的《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中規定，聯邦政府撥款1150億美元來補助教育發展，其中50億美元專門用于發展學前教育。[2]根據2003年的相關數據顯示，OECD國家和歐洲19國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約為0.5%。[3]即便是歐盟國家當中學前教育公共財政投入相對較少的國家，2005年德國的學前教育公共經費仍高達109億歐元，約占GDP的0.53%。
（二）以地方政府公共財政為主導、中央政府扶持的公共財政投入體制
世界多數國家的學前教育公共財政主要由地方政府籌措。這一制度雖然確保了各地學前教育發展的因地制宜，但卻忽視了各地方存在社會發展狀況的差異，因而影響區域間學前教育水平的平衡性。為了化解這一問題，近年來有些國家通過制定專項計劃的方式來扶植地方政府發展學前教育，消除地區間的差距。美國就設立多樣的學前教育計劃支持地方政府來申請，僅美國政府的生態化干預項目就包括早期提點計劃、成人計劃及嬰兒健康與發展計劃等豐富的內容。[4]作為發展中國家，印度的學前教育以綜合發展型為主要模式，以提供價廉物美的學前教育產品為主。[5]考慮到社會發展水平還比較落后，印度政府重點關注多數國民的基本需要，并沒有把錢用于建設少數高水平的幼兒園，而是讓私立幼兒園來滿足部分國民更高的教育要求。
（三）系統的學前教育公共財政投入和管理體制
1.在財政經費的投向方面，側重照顧弱勢群體的利益。不同兒童群體在學前教育階段的發展差距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個體今后的發展差距。有鑒于此，多數國家都關注弱勢群體兒童的教育發展。早在1944年，英國政府就制定了《巴特勒教育法》，其中就明確規定要“向貧困兒童提供衣著，必要時可為兒童提供膳宿，為缺陷兒童提供特殊教育”。[6]美國政府通過立法和增加公共財政投入等方式，確保弱勢群體幼兒也能得到適當的學前教育服務。
2.在公共財政的使用方面，重視教師地位和待遇的改善。教育質量的關鍵在于教室前面的那個人。美國政府在教育改革別重視教師，包括幼兒教師的待遇。為了解決過去幼兒教師待遇偏低導致的流失率高的問題，英國政府也利用公共財政建立起幼兒教師最低工資制度。正是發達國家在發展學前教育中優先重視幼兒教師的待遇提升，才使得公共財政對學前教育其他方面的投入發揮出最大的價值。
3.在學前教育公共財政經費管理方面，建立高效的公共財政運行機制。公共財政的使用效率也直接影響投入對象的發展狀況。在加強政府對學前教育事業的領導和直接統籌方面，美國政府進行了比較成功的探索。美國聯邦政府專門設立了總統早期學習委員會，由總統直接領導，以此來保障經費的使用效率。
（四）以政府公共財政投入為主的供給分擔體制
公共財政應該占學前教育經費多大的比例，國際上并沒有統一的模式。但縱觀世界各國的學前教育發展，總體來說有以下特點值得思考：
1.確立以公共財政為主體的經費投入體系。僅2005年通過的《兒童保育法案》，美國聯邦政府就因此獲得高達23億美元的財政撥款用于發展學前教育。[7]根據相關資料顯示，2006年我國用于學前教育方面的財政預算支出總額為68.4億元，[8]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懸殊。我國還沒有建立以公共財政為主的學前教育經費投入體系，學前教育公共財政的改革任重而道遠。
2.建立以政府為主的多元化學前教育機構。學前教育產品如何滿足國民的需要是世界性的普遍難題。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正規化的學前教育機構都很難提供足夠的學前教育產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些國家通過多樣化的辦園方式來鼓勵私立幼兒園的發展，彌補公立幼兒園的數量不足。同時，發展多種形式的幼兒教育機構，發達國家一般還有大量的家庭日托機構和開放幼兒園。
3.公共財政引導家庭參與的機制。世界各國政府在增加公共財政投入的同時，也在規范家庭在幼兒教育方面的責任和義務。英國政府一方面通過開設“父母教育班”提高家庭撫育幼兒的能力，另一方面還通過立法規定“家長和地方政府在保育幼兒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9]日本開設專門的“函授課程”，培訓家長教育兒童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國外通過公共財政支持，變單純的投入為引導，支持合理供給分擔制度的建立，是現實而且可行的模式選擇。
二、國外學前教育公共財政投入模式的現實啟示
（一）形成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體的投入模式
公共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是困擾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主要問題。據2009年《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顯示，我國學前教育公共財政投入為112.4億，[10]僅占當年GDP約0.03%，不僅遠低于歐盟國家1%的標準，也大大低于OECD國家0.5%的平均水平。從學前教育產品的公益性和福利性本真來看，政府是公認的主導者。為推進學前教育健康發展，我國必須確立以公共財政為主的模式。
1.加大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能力。目前我國的學前教育公共財政投入依然是以地方自籌為主。受財政狀況的制約，地方政府對學前教育投入的能力和意愿也很有限。以陜西為例，2009年學前教育財政投入也僅達到了2.59億元，這些公共經費并不能滿足全省學前教育的發展需要。參考國際學前教育發展趨勢，我國學前教育需要加強中央政府的財政投入力度。在現有“分灶吃飯”為特征的中地財稅制度難以改變的情況下，可以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緩解地方政府發展學前教育的資金壓力，從全國視野來統籌化解公共財政投入難題。
2.加強政府公共財政投入，形成以公辦幼兒園為主的供給格局。據資料顯示，2009年我國在園幼兒總數為2658萬人，民辦幼兒園在園幼兒人數為1690萬人。[10]我國公辦幼兒園幼兒在園比率還不足36%，遠遠低于國際70%的平均水平。問題的根源仍然是公共財政投入制度不完善，公共財政投入不能滿足學前教育發展需要。這就需要一方面提高政府的公共財政投入總量，建設好現有的公辦幼兒園；另一方面提高公共財政投入的公平性和科學性，改革公共財政只投入公辦幼兒園的制度，避免有限的公共財政投入淪為少數人的社會主義福利。
3.完善學前教育公共財政的區域統籌。在城市努力使公共財政覆蓋各種類型幼兒園，保障公共財政的均衡投入，同時采用學區制度，新建社區便民幼兒園，以幼兒就近入園為原則；在農村改善現有鄉鎮中心幼兒園的辦園條件，根據農村社會長遠發展情況，科學規劃幼兒園的規模和密度，實現學前教育的農村覆蓋，最終實現城鄉區域學前教育公共財政投入的公平性。
（二）構建學前教育多元投入和供給機制
在我國教育公共財政投入尚不充裕的情況下，單靠政府力量來化解數千萬家庭對學前教育產品的需要還不現實。國際上學前教育一般采用收費制，家庭都要負擔一定份額的學前教育費用。而受研究資料的限制，實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朝鮮和古巴是否實行了免費且普及的學前教育仍值得商榷。[11]借鑒其他國家成熟的經驗，我國學前教育需要建立以中央政府主導為基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協作為核心，社會、家庭共同參與的多元公共財政投入模式。政府以公共財政投入為基礎，形成基本的學前教育公共財政支撐體系，同時鼓勵社會力量建立幼兒園、托兒所、社區管護中心、家庭日托機構等多層次的學前教育服務機構，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學前教育發展，在保障社會力量合理盈利的同時，體現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與此同時，完善學前教育收費制度，向家庭收取適當的伙食費、保教費，這不僅能補充學前教育經費，也能調動家長撫育幼兒的積極性。
（三）完善公共財政投入管理機制
在公共財政經費的管理上，建立高效科學的管理體系。現階段，我國學前教育公共財政還無法覆蓋到每一所幼兒園。在此情況下政府可以通過設立專項項目的方式，以各種類型幼兒園主動承擔項目建設來給一定的公共財政支持。地方政府也可以依據本地區學前教育發展的規劃將任務細化成一定數量的建設項目，吸引學前教育機構積極承擔政府的教育任務，并給與公共財政的資助。同時，建立科學的考評體系，嚴格項目的驗收考核，以項目帶動學前教育的快速發展，實現公共財政經費管理的科學化。在公共財政經費的投向上，實現覆蓋的公平性。
關鍵詞 ：房地產 住房保障政策 國內外對比分析
一、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性
住房問題是每個公民都關注的重要民生問題，它對社會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我國房地產行業飛速發展，房價也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社會中的低收入人群無法承擔過高的房價，沒有能力解決自身的住房問題。這樣，他們就希望通過政府的保障途徑來滿足自身住房的需求。因此，完善的住房保障政策對于國家發展有很大的幫助，能夠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國外的住房保障措施及其效果
（一）英國的住房保障措施
2004年底英國政府通過了《2004年住房法》。這項法律就如何保障建有足夠的低收入家庭買得起的公共保障性住房、創建一個更加公正和有序的住房市場做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案規定。
“分享式產權購房計劃”是英國政府實施的一項切實可行的保障性住房政。“分享式產權購房計劃”的成功之處在于可以幫助租住公共住房者，沒有房屋居住者或者第一次購買房子的用戶購買住房，并為其提供一個積累財富的機會。該計劃預計能夠幫助至少10萬家庭解決住房問題。計劃中有三種分享式產權購房產品:一是現有公房的實際租戶用較低的價格購買其承租公房的部分產權；二是新的購買者出售新建公房的部分產權;三是公開市場購房,通過產權貸款的折扣，使得用戶用折扣過的價格購買商品房。買房者和售房人共享房屋的產權。
（二）日本的住房保障措施
日本住房保障措施主要有廉租房保障制度，城市低價出售住房制度，住宅金融公庫建房和住房保障支持政策。日本政府的保障特色在于不僅重視其本身住房的發展規劃，而且重視住房建設的劃區管理。都市型標準房和一般型標準房就是因地制宜的規劃住房建設的成果。日本的住房保障措施的組織形式為土地由地方政府提供，資金由國家財政支持。地方政府負責保障房的組織籌備和運營管理，并以出租的方式提供給滿足條件的居民。此外，日本政府對于保障性住房的資格審查很嚴格。比如必須滿足入住條件中規定的收入范圍。并且，規定入住3 年后將再次調查入住者的經濟收入情況，對不滿足規定要求的住戶提高房租或退房。
三、我國的住房保障措施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的住房保障措施
中國的發展重心逐步向城市化靠攏，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他們在經濟上處于弱勢，不能滿足自身的住房需求。是否能夠處理好這部分人群的住房問題將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和諧發展。因此，政府實行了一系列住房保障措施，包括住房公積金，住房貨幣補貼，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二限房，公共租賃住房。
（二）我國住房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1、當政府集中注意力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時，往往容易忽略中等收入的家庭，他們也是住房問題上的弱勢群體，但卻不能享受政府推出的相關政策，這其中工薪階層尤為突出。2、保障性住房稀少。雖然國家正在努力推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但真正的落實還是阻力重重。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政策性住房的建設項目受到來自商品房的壓力，導致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進度拖延。3、保障性資金緊張。商品房的開發將給地方政府帶來收益，而保障性住房不僅不能帶給政府收益，還需要政府給與相應優惠措施。相比之下，地方政府更愿意給商品性住房提供土地和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4、保障性政策難推行。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保障性住房，但是各級政府對保障性住房的組織建設力度大打折扣，惠民利民政策得不到根本性的重視。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的步伐緩慢，準入標準界定不清晰，實行時存在腐敗現象。5、保障性機構弱化。由于住房保障制度的推行舉步維艱，相應工作無法推行下去，導致從事相關行業的人員沒有相關業務。住房保障機構從業人員被削減，形成惡性循環。
四、國內外對比分析后對中國住房保障制度的啟示
1、盡快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相關法律法規。政府作為實施保障性住房措施的主題具有絕對的主體作用，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可以為政府實施相關政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護和法律支持，提升政府在實施相關措施時住房保障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需要有效的法律支持。英國的住房保障措施的實施效果尤為突出，英國公民的居住水平在歐洲處于較高水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英國完善法律的支持。反思我國在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參考英國的成功案例，我國保障體制存在的問題是缺少一部專門的法律對住房保障措施實施過程中的問題提供法律依據和進行法律約束。有了法律強有力的約束，即使地方政府追求自身的稅收利益也不能耽誤住房保障措施的組織建設步伐，有效地避免了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打折扣實行。這將有效地保障建設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資金支持，分散政府資金，減少面子工程數量。
2、借鑒分享式產權購房計劃的經驗,我國可以實施原理一致，類似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來解決我國的住房難問題。為此,我們可以設計了三種分享產權形式的購房產品:經濟適用住房出售、廉租住房出售和置業資助貸款。出售方式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全部產權的出售，而是部分產權，這樣的價格會相對比較低廉一些，等購房者經濟條件稍好一些后可以逐步買下剩下的產權，相當于另一種方式的分期付款。
3、成立專門負責實施保障性住房的組織建設及有關保障性住房的資金鏈籌集的機構。借鑒國外的經驗，可以將從事住房保障部門的這些相關部門隔離出來，進行重組，形成新的專門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機構。此專門機構將具有金融職能，并且可以根據自身業務的特點制定相應的運營模式，更好地適應市場，滿足住房保障措施實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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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2-0092-03
一、動物福利的概念
目前，國際公認的動物福利定義是Humik[1]提出的“五個自由”，即不受饑渴的自由，生活舒適的自由，不受痛苦、傷害和疾病的自由，生活無恐懼感和悲傷感的自由，表達天性的自由。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開始將研究重心轉向動物福利的立法及其與國際貿易政策的關系上。Winter[2]分析了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在動物福利保護方面的改革和發展趨勢，Von Borell[3]描述了歐洲關于動物健康和動物福利的規定。國外研究表明，動物福利可能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一個新壁壘，從而影響著國際貿易政策的制定。
二、國內外與動物福利有關的政策比較
（一）相關組織的一般性規定
1.WTO
（1）TBT（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在序言中規定：“認識到不應妨礙任何國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證其出口產品的質量，或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健康和環境，或防止欺騙行為等，只要這些措施不致成為情況相同的國家之間進行任意或無端的歧視或變相限制國際貿易的手段”，明確地將保護動物生命和健康規定為各方的基本權利，雖然這一權利的實施還有一些限制條件。
（2）《衛生和動植物檢疫措施協議》申明：“不得阻止任何成員方采取或加強為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各締約方政府有權采取必要的衛生與動植物檢疫措施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與健康，使人畜免遭飲食或飼料中的添加劑、污染物、毒物和致病生物體的影響，并保護人畜健康免受動植物攜帶的病蟲害或病疫的危害等，只要這類措施不在情況相同或類似的締約方之間造成武斷的或不合理的歧視對待。
（3）《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將與動物保護有關的補貼列為不可申訴的補貼，即任何成員方都可以采用，而別的成員方無權對其采取反補貼措施的所謂“綠色補貼”。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所有成員方為促使現有的生產設施適應新的可能對企業加重經濟負擔的環境法規可以給予補貼，但這類貼不得超過改造成本的20%。
（4）《反傾銷措施協議》規定，如出口國的非國有企業采取虐待動物的方式或沒有給予動物以必需的福利，致使出口的動物和動物制品的價格明顯低于國際市場的同類可比價格，進口國可以針對該產品征收一定的反傾銷稅。這使得發達國家極有可能以發展中國家通過降低動物福利水平提供明顯低于國際市場同類可比價格的產品為由，將動物福利與反傾銷結合起來設置貿易壁壘。
2.OIE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關于動物福利工作的原則是國際上普遍承認的動物的五項自由和“3R原則”，即盡可能減少實驗動物的數量、盡可能完善實驗方法、盡可能采用非動物實驗。OIE先后采納和頒布了7項關于動物福利的標準：陸地運輸、海洋運輸、航空運輸、人類消費的動物的屠宰、處于疾病控制目的的動物捕殺、養殖魚類運輸過程中的福利以及人類消費的牧場養殖動物的擊暈和屠宰。發達國家往往利用OIE標準中有關動物福利的要求，要求供貨方必須達到OIE所規定的標準，否則無法進入其國內市場。
3.FAO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對飼養、運輸和屠宰過程的家畜福利作了規定，并對家畜的運輸、屠宰過程提出了一些推薦性的措施，旨在通過盡量低的生產成本來實現運輸及屠宰加工過程中的動物福利，保證肉品衛生質量。FAO提出了家畜裝卸過程、運輸過程及屠宰過程中動物福利的一般原則，并從動物的應激和痛苦對肉品和副產品質量的影響、商業體系和損失、動物的行為規則、畜禽的裝卸、畜禽的運輸、畜禽的屠宰、良好動物福利標準的維持等八個方面進行了論述，推薦了在運輸過程和屠宰過程中比較適合于發展中國家的動物福利措施。FAO首次提出了動物福利的HACCP原理，提倡在動物的屠宰過程中對易造成動物應激的擊暈、放血等關鍵點重點控制，并對這些關鍵點的控制情況給出了評分標準。
（二）歐美國家或地區的特殊性規定
1.歐盟
歐盟動物福利法規中規定了與動物福利有關的人員應當遵守的“最低標準”。具體類別規定按照三個階段劃分，包括生產階段家畜的飼養管理、家畜運輸階段的管理和家畜屠宰階段管理等規定。生產階段的飼養動物福利法規內容又具體分為四個單項規定，即家畜類飼養動物類保護一般規定（98/58/EC）、蛋雞保護的最低標準規定（1999/74/EC）豬保護的最低標準規定（91/630/EEC）和育肥牛保護的最低標準規定（91/629/EEC）。運輸階段的動物福利法規有運輸中動物保護規定（91/628/EEC）。家畜屠宰階段的動物福利法規有屠宰和銷毀處理時的動物保護規定（93/119/EC）。歐盟對其各成員國生產的以及從第三國進口到歐盟的水產品、肉類食品、腸衣、奶制品以及部分植物源性食品的官方管理與加工企業的基本衛生等提出了新的規定要求。例如，歐盟要求市場上出售的雞蛋必須在標簽上注明是“自由放養的母雞所生”還是“籠養的母雞所生”；到2012年每只母雞籠養面積將由現在通行的450cm2擴大到750cm2。到2013年歐盟各成員國必須停止圈養式養豬，而必須采取放養式養豬。可見，歐盟對于動物福利的保護非常苛刻。
2.美國
美國于1966年頒布了《動物福利法》，至1990年已經進行了五次修訂。美國聯邦法典第二部分中也對動物福利作了詳細要求。另外美國還有《實驗動物法》、《候鳥公約法》、《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和《瀕危物種法》等。2003年，美國“養殖動物人道關愛組織”發起一個項目，對在符合動物福利標準條件下生產的牛奶和牛肉等產品貼上“人道養殖”動物產品的認證標簽。該標簽的作用是向消費者保證提供這些肉、禽、蛋及奶類產品的機構在對待家畜方面符合人道的標準。參與“人道養殖認證”項目的動物在飼養過程中不能使用生長激素和抗生素，而且要使用優質飼料定時喂養，同時必須符合美國肉類協會的家畜屠宰標準。
（三）中國的規定
1998年，我國出臺了《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了野生動物的法律地位。2001年11月，我國在《實驗動物管理條例》的修改中，增加了生物安全和動物福利兩個章節，首次將“動物福利”的概念正式列入法律。2006年7月1日起實行的《畜牧法》增加了“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知道畜牧業生產經營者改善畜禽繁育、飼養、運輸的條件和環境”一條，使動物福利精神在畜牧法總則中得到了體現。2008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人道屠宰培訓。
盡管近幾年我國對動物福利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但與歐美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首先是法規少。現行的有關動物保護的法律仍然屈指可數，除《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檢疫法》等幾部單行法外，其他的有關法律條例散見于1983年的《海洋環境保護法》、1984年的《森林法》、1986年的《漁業法》及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法律中，并沒有一部專門的、完整的動物保護的總括性法律。其次是內容薄。我國相關法規的內容也僅限于動物防疫、動物飼料與飼料添加劑的生產與使用、藥品使用等方面，對于完整意義上的動物福利保護明顯不夠。再次是標準低。我國雖然對農場動物的飼料及設施有相關規定（如不違規使用飼料、飼料添加劑、獸藥等），但標準較低。而歐盟等發達國家則規定飼料的使用應考慮動物的年齡、品種等因素，以保證動物的健康和營養。
三、動物福利已成為我國農產品貿易面臨的新壁壘
由于我國在動物福利政策方面的落后，動物福利已成為發達國家設置的一種新型貿易壁壘[4]，從而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產生較大的消極影響。具體表現為：
（一）降低了產品競爭力
目前，我國家畜在飼養、屠宰等環節都存在很大的問題，遠遠達不到西方國家所制定的一系列從動物出生、養殖、運輸到屠宰加工過程的福利標準。如果要國內農產品符合動物福利標準，那么所支付的費用支出必然引起養殖成本、人力成本、運輸成本和加工成本等增加，從而提高了生產成本，而成本上漲引發的價格上升必然會降低我國畜禽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二）損害了企業信譽度
近來有很多國外媒體對我國的“活剝絨”、“活體取狗皮”等事件進行大肆報道，嚴重影響了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聲譽，使國際消費者對我國的產品產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并進而認為中國的產品存在質量問題。2010年在安徽省六安市舉行的首屆國際羽絨節上，幾乎沒有歐美企業前來洽談業務，其原因就是瑞典國家電視臺曾經報導過皖西白鵝采用“活剝絨”方式取絨，嚴重損害了動物福利，進而導致了歐美客戶對皖西羽絨制品的集體抵制。
四、對策探討
綜上所述，政策差距使得動物福利正在成為一種新型的國際貿易壁壘，對我國畜禽類產品的出口產生重大影響。應對動物福利貿易壁壘，從縮小政策差距的角度來看，需要政府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一）加強宣傳，完善法規，提高全民動物福利意識
完善法規，增強本國動物福利水平是應對壁壘的根本途徑。政府需在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中增加有關“動物福利”條文，完善動物保護法規，讓養殖企業（戶）有法可依，做到逐步與國際接軌。此外，要擴大宣傳力度，引導消費者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提高國民動物福利保護意識。
（二）擴大補貼，降低相關企業成本
政府要在WTO框架允許的情況下利用“綠箱”政策，對養殖企業改進基礎設施、改善養殖條件給予價格補貼或信貸優惠，以降低農產品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提升其產品國際競爭力，以降低動物福利壁壘的影響。
（三）增進服務，建立動物福利預警機制
應加快信息網絡建設，建立信息共享和信息溝通協調機制。要積極研究發達國家關于動物福利的相關法律法規，密切關注動物福利壁壘發展的新動向并及時對企業予以指導，增強其應對能力。當企業在出口市場遭遇動物福利壁壘時，應及時向行業協會和政府相關部門匯報，再通過WTO相關規則進行磋商協調。
參考文獻：
〔1〕Humik J F， Lehman H. A contribution to the assessment of animal well-being. Proc.2nd Eur.Sypm[J].Poultry welfare Celle.Germary，1985.6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