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1-20 09:53:19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考古學常識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其中一人說：“福建東南電視臺在組織一種趣味體育比賽，很好玩的。比賽時把參賽隊員的腿兩兩綁在一起，20個人19條腿，一齊往前邁。如果配合不好，就會整列摔倒失敗。”
另一個人說：“真的嗎？那可太有意思了。”
我聽完，馬上對兩位學生說：“打住，你們發現自己所說的話有問題嗎？”
“沒有啊！”他們一齊回答道。
我只好開始啟發他們的思路，說：“兩個人腿綁在一起是幾條腿？”“3條啊！”他們說。
“3個人腿綁在一起呢？”“4條！”
“好，那20個人呢？”
這時，他們才不好意思了。20個人腿綁在一起應該有21條腿才對。說話的人沒有深思熟慮，隨口說出。聽話的人也沒有嚴謹的數學思維，被人蒙了還不全然不知。
這次師生對話成了一個契機。我想生活中時時處處都離不開數列，必須讓學生認識到這一點。若能講解數列的有關歷史、軼事，就能使學生掌握其中的重要數學思想方法，就能使學生在輕松、愉快中掌握好數列的相關知識。基于此，我便開始了數列教學中“講故事”的嘗試。
二、數（shù）從數（shǔ）中生，還原一段漫長的歷史
數是如何產生的？如，最簡單的正整數列1，2，3，…，n，…又是如何誕生的？在遠古時代，古人每天出去狩獵，或進行其他生產活動的過程中，慢慢地產生了多或少的概念。為了比較大小和多少，又漸漸形成了正整數的觀念。為了計數，古人中，有的民族（如我們漢族）用結繩的辦法計數，有的民族用往瓦罐中扔黃豆的辦法計數。所以，一句話，數（shù）從數（shǔ）中生。前一個“數”（shù）是名詞，后一個“數”（shǔ）是動詞。數是人類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們在數（shǔ）數（shù）過程中，掌握了1+1=2的概念，即后續數比前一個數多1。這樣人們就產生了正整數的概念，形成了最早的數列1，2，3，4，5，…，n，…這是一個公差為1的等差數列。0的概念產生又更晚些，0，1，2，3，4，5，…，n，…就形成了自然數列。有了正整數和自然數列，就可逐一計數了。
三、高斯的故事與等差數列求和
一個流傳久遠、家喻戶曉的故事是，在300多年前，有位小朋友名叫高斯。他用極其簡便的方法算出了1+2+3+…+100=5050。一般的，人們都按從左到右的方法逐一計算，但高斯通過對式子的整體化觀察，發現可由兩頭向中間來觀察，可把數字配成1+100=101，2+99=101，…，50+51=101，共有50個101，即50×101=5050。
這種直觀的解法就是我們今天等差數列求和的理論來源與立論基礎。
在初中階段學生就應用了高斯的方法來對各種幾何圖形進行計數。如，在一條線段上增加一個點，這時線段就變為1+2=3條了，再增加一個點，線段為1+2+3=6條了，…，增加n個點，就是1+2+3+…+n+（n+1）=■條。但總的來說，學生對于這種計數所獲得的經驗是零碎的。畢竟沒有經過系統化的學習與整理，只是由簡單歸納法所猜想出來的一些規律而已。但這一計數模型又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思維，所以經過筆者的反復思考，以為應當給出以下兩個現實模型，這將有助于學生對這一數學發現的理解。
重要原型一：發名片問題，在一次聚會中，有n個人參加，他們中每個人都向其他人發名片，那么這次聚會中總共發出了多少張名片呢？
這個問題太簡單了！那就是n（n-1）張。因為每人都只給除了自己以外的n-1個人發名片就可以了。
重要原型二：把發名片問題改為握手問題。在一次聚會中，有n個人參加，他們中每個人都互相握手一次，共握手幾次？這就是高斯數列相關的問題了。
只有對高斯的故事及其包含的數學思想進行不斷的挖掘，才能使學生把這些思想順利地遷移到一般等差數列的求和中來，而不是去機械地記憶公式。
四、令人驚訝的翻倍與等比數列
一個著名的數學教學案例：教師不動聲色地布置學生動手把一張紙對折30次，問這時紙有多厚。學生動手對折了9次后發現再也折不下去了。這時，再讓學生從理論上猜測紙的厚度，就容易暴露學生對于指數運算的思維缺陷。如，一個學生是這樣想的，如果紙厚1 mm，對折10次就是210=1024 mm，即1.024 m，230應為1024的3倍，即3米多吧。在他看來，折30次得到3米多高已經夠高了。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即把230看作210×3，正確的理解應為（210）3=1024×1024×1024。應用指數運算可以發現，一張普通的紙對折30次，竟然高度可超過珠穆朗瑪峰高度的10倍以上，可以沿著這個高度到達月球。這就是翻倍的力量，速度先慢后快。學生就在驚訝中對公比為2的等比數列2，4，8，16，32，…，2n，…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翻倍與折半，關于永遠的故事
學以致用，其樂無窮。學生都樂意完成下面的拉面練習：你喜歡吃蘭州拉面嗎？蘭州拉面師傅把面粉調好、揉勻。然后用手一拉，變成兩根；再一拉，變成4根；拉三下，變成8根……那么，拉幾下，可有128根面條呢？在教學中，我把數列an=2n叫做拉面數，一邊背數列1，2，4，8，16，32，64，128，256，…，1024，…，一邊動手拉面，讓學生在熱烈的氣氛中學習。
我還設計了一些動手動腦的活動，來加強學生對翻倍現象的理解。如，一張紙對折一次有一個折痕，對折2次有3個折痕，對折3次有7個折痕，…，對折n次有2n-1個折痕。又如，一條棉線對折一次剪一刀成了3根，對折2次剪一刀有5根，…，對折n次剪一刀有2n+1根等等。以上所說都屬于翻倍現象，與此相反的過程，就是折半。
我國古代就有這樣著名的論斷：一尺之錦，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那么■+■+■+…+■+…=？直觀的想法卻是這樣思考的：既然都是由一尺之錦切出來的，那么把它們加起來，相當于讓一尺之錦還原，結果當然還是1啰！
這就是直覺的力量，它避免了繁瑣的東西，直指答案。我們學習數學，我以為更多的就是需要這種直覺。借此機會，向學生介紹下中國古代農婦賣蛋問題、微軟到中國招聘人才時的問題，就能引起學生對等比數列學習的濃厚興趣。
[中圖分類號]G6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3）13-0017-04
[作者簡介]周文軍（1982―），女，湖南益陽人，長沙學院基礎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學原理；李福英（1965―），女，湖南邵陽人，長沙學院基礎學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長沙學院在個性化、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探索過程中，重視具有較為寬厚的科學與人文根基、較強的職業適應和轉換能力、既寬又專的復合型人才的培養。不斷調整和優化人才培養模式，逐漸形成了培養“知識面寬，實踐能力強，具有較強綜合素質及職業素養的本科職業人才”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確定了大類的培養人才培養模式。為了順應長沙學院大類培養模式改革，給學生創造特有的讀書氛圍與空間，基礎學院依托本科生導師隊伍，全面實施以倡導課外深度閱讀、傳承文化經典、涵養性情學識、塑造完備人格為宗旨的“讀書工程”計劃，以促進校園文化優化，構建書香校園，共同推進通識教育與大類培養。
一、起因與背景
強化通識教育是推進大類培養的關鍵，基礎學院作為長沙學院推進大類培養模式改革的重要載體，自2011年9月正式成立以來，著力將通識教育理念滲透在整個教育教學過程，強調育人全過程的整體優化。在不斷推進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改革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的通識教育實施機制，重點開展以讀書工程為代表的大類培養模式下的通識教育活動隱性實踐課程，以建立通識教育課程教學與課外活動并行互動的持續學習機制，推動大類培養理念的進一步落實。
二、2011―2012學年讀書工程活動全年回顧
讀書工程活動目前已在2011級學生中廣泛實施，對全校其他年級學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現在已成為長沙學院的精品項目，在學校范圍內已具有一定的影響，深受老師和同學歡迎。
（一）領導重視，對“讀書工程”抓得早抓得實
早在2011年4月長沙學院基礎學院籌建工作開始，學院領導就以中央16號文件精神為指導，緊密結合《長沙學院基礎學院工作方案》和《長沙學院基礎學院導師隊伍管理辦法（長大發【2011】15號）》，出臺了《長沙學院基礎學院“讀書工程”計劃的實施方案》。在廣泛討論與系統思考的基礎上，明確讀書工程系列活動一體八部，貫穿大一新生全年，并成立了領導小組，由基礎學院院長親任組長，各級領導親自抓落實。下設辦公室，基礎學院教學管理辦公室專門負責讀書工程各項活動的指導與實施，先后召開動員大會與員工培訓會議，出臺了《基礎學院學生參與“讀書工程”計劃的相關規定》等補充政策。由于各級領導重視，對“讀書工程”工作抓得早抓得實，加之基礎學院全體老師的支持與基礎學院全體大一新生的積極參與，使“讀書工程”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局。
（二）成立讀書工程?讀者會，強化讀書工程之讀書窗口
2011年10月，我校成立了讀書工程具體組織與實施的平臺――讀書工程?讀者會（原月湖書社），以協助宣傳基礎學院讀書工程計劃的理念、目標、政策和意義，收集和調查學生閱讀傾向，及時反映讀者對基礎學院讀書工程計劃實施過程中的意見和建議，傳達基礎學院對學生讀者的要求和希望，做好基礎學院與讀者聯系的工作。
在基礎學院領導、本科生導師隊伍以及基礎學院全體老師的指導、支持與幫助下，經過讀書工程?讀者會內部成員的共同努力，2011～2012學年讀書工程各項活動均已圓滿結束，并取得了較大成功。這次活動在學院內部形成了較強的品牌影響力與推廣力，自身運作機制也趨于完善與成熟，初步具備了組織大型活動、多元化信息交流渠道、人員調配渠道、特色宣傳渠道等活動的籌備、策劃以及執行等能力。
（三）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讀書活動
讀書工程常規活動是“讀書工程”實施中的主要內容。具體包括：（1）新生導讀。學會使用圖書館，使學生能熟練利用圖書館的紙質資源和電子資源，提高其獲取信息的能力，為“讀書工程”計劃的順利實施奠定基礎。（2）好書推薦第一段。推薦心目中的好書，以專業導師推薦為主，指定100本左右，為學生的課外閱讀做引導。（3）個人自習閱讀。針對所選書目利用課外時間進行認真仔細的閱讀，通過閱讀加深對書本的了解與認識。（4）名師導讀。師生讀書沙龍，針對學生閱讀的熱點書目與問題，選定若干專題，邀請專業導師或班導師與同學開展討論，通過討論交流提升認識，加深感悟。（5）入室請益。建立常規的“問學”制度，“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教師教給學生的不僅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成為一個會學習的人。（6）品書大賽。開展東來閣講壇。（7）好書推薦第二段。我心目中的好書，通過自身的閱讀感受，以班級為單位向其他學生和老師推薦圖書。（8）含英咀華。讀書心得征文大賽等三個步驟，旨在打造平臺供學生展示其閱讀思考所得，其間導師可為其提供指導和幫助。
目前，2011～2012學年讀書工程各項常規活動均已圓滿收官，并于2012年6月4日晚舉行了基礎學院“青春之夢”讀書晚會暨讀書工程表彰大會，對全年的讀書工程進行了系統回顧與總結表彰。據統計，自2011年9月讀書工程實施以來，導師工作室共接待來訪學生3000余人次。組織由專業導師主講的讀書沙龍活動10次，2011級全體大一各班均組織了有班導師和班導助理參加的讀書工程主題班會2次，東來閣講壇共計46支隊伍參賽，含英咀華――讀書心得征文大賽共收到學生讀書心得593篇。好書推薦第二階段――我心目中的好書共收到以班級為單位的好書推薦短文105篇，讀書工程品牌標志（LOGO）與品牌描述征集共收到校內外推薦作品30件。讀書工程活動直接獲益人數達到3230人；另一方面，除惠及大一新生外，如好書推薦，對全校其他年級學生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讀書工程品牌日益深入人心。
三、長沙學院“讀書工程”發展存在的不足
經過2011～2012學年一年的實施，讀書工程活動直接參與人數達到3230人，規模大，參與者多，深受老師和同學們歡迎。但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學生的主體性意識仍有待加強。活動過程中仍有小部分同學或班級存在應付傾向，無法找到適合自身閱讀的相關書目，更無法合理規劃閱讀時間、閱讀內容與閱讀方式。
（二）“淺閱讀”現象仍然嚴重，“深閱讀”之路依舊茫茫。整個社會功利化、娛樂化，社會的浮躁逐步折射到了閱讀上來，攝取更多的信息成了閱讀的根本出發點。學生的閱讀時間普遍下降，對所讀的作品缺乏沉靜思考，片段式、跳躍式閱讀泛濫。從征文活動所收獲的作品來看，作品缺乏深度，淺嘗輒止。從好書推薦中反映出：學生的閱讀喜好受當今社會文化、環境變化以及同輩閱讀喜好等各種因素影響，由于無法找到適合自身閱讀的相關書目，學生變得浮躁，追求一切能夠快速達到目標的閱讀方式，少了些穩重和深沉。
（三）學生個人自習閱讀與本科生導師隊伍的引導如何實現真正融合，以及導師提供引導的方式、時間有待更好的完善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活動組織水平有待繼續提高。雖然讀書工程系列活動自籌劃之日起就經過周密的思考與安排，各項活動均做到了活動前有計劃、活動過程中有反思、有完善，活動后有總結。各項活動均以公平、公正、公開為原則。但活動實施過程中，仍存在組織不到位的情況，存在由于時間關系、細節考慮不周的情況，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完善，以提高對廣大學生的服務能力。
四、長沙學院“讀書工程”發展的思考
“讀書工程”是一項系統工程，它體現了學院的辦學理念和發展方向，意義深遠。它能否持之以恒地深入開展下去，發展成為具有社會影響力，能展現當代大學生迸發向上的良好風貌的活動項目，進而成為熱點效應，還有待我們去思考， 去努力。根據參與“讀書工程”的實踐，筆者認為長沙學院要廣泛、深入、可持續地開展“讀書工程”，必須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進一步落實基礎學院“以學生為本”的理念，真正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
首先，大類培養模式下，“以學生為本”的理念體現在重視發展學生的主體意識、主體能力和主體人格，引導學生真正成為具有自主閱讀能力的主體，并進而自覺地將自己的閱讀與自身需要和未來發展聯系起來。因此，有必要以主體性教育理念來關照讀書工程各項活動的實施，激發學生主動參與到讀書活動中來，真正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
其次，要真正落實“以學生為本”，應該牢固樹立以下觀念：一是學生是活動開展的基礎，即我們在開展任何讀書工程的活動時首先要深入學生群體中，從理論聯系到實際，去做調查與研究；二是學生是活動進行的關鍵，即我們在前期開展調查的基礎上，給予學生主人翁的地位，及時在活動開展的各個方面鼓勵和帶動學生，了解并滿足學生的實際需要，尊重并維護學生的切身利益；三是以學生為中心開展符合其年齡特點、心理特征的活動，把學生當做“顧客”，轉變傳統的活動舉辦觀念，樹立服務意識、建立危機感，并通過多種多樣的服務方式對大學生進行閱讀活動指導。充分尊重學生、關心學生、服務學生，從而實現使學生學會讀書、讀事、讀生活的目標，促進學生由閱讀走向生活、走向社會，真正落實“以學生為本”的理念。
（二）促進不同群體學生之間的互動，進一步提高活動參與度
目前，雖然讀書工程活動在校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仍有相當部分同學沒有積極、主動地參與，因此，參與度有待進一步提高。可以采取建立讀書興趣小組等措施，給予被動參與者更多的關注與鍛煉，多鼓勵、多肯定，給他們創造成功的機會，幫助學生獲得信心，努力改變學生的參與狀態。同時，樹立榜樣的力量，促進兩個群體之間的互動交流，使更多同學自發地參與到讀書工程中來，切實擴大讀書工程的影響力。
（三）滿足學生的多元化思想需求，進一步創新讀書工程活動的內容和形式
大學生的思想需求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因此，讀書工程活動必須緊密結合學生實際，從策劃、組織、宣傳到內容、形式等方面都需要不斷進行創新，使之更加貼近學生、貼近實際、貼近生活。比如，在好書推薦環節，補充一些貼近學生實際的書目，讀書沙龍活動可以挑選學生感興趣的焦點、熱點問題，緊緊抓住學生心理，解決他們思想和精神上的困惑。加強對讀書工程各項活動的過程管理，活動實施過程確保公開透明，以提高讀書工程的可信度，增強學生的參與興趣。
（四）加強宣傳，打造讀書工程活動品牌
對于品牌的影響力，曾有人這樣描述：“即使一把火把可口可樂的所有資產燒光，可口可樂憑著其商標，就能重新起來”。讀書工程后續實施過程中，要加強讀書工程系列品牌建設（讀書工程，讀書工程?讀者會，《品書》雜志），提升讀書工程的品牌影響力，多角度、全方位地宣傳讀書工程活動，營造濃厚的校園讀書氛圍。充分利用校報、校廣播站、學校網站、基礎學院網站等媒體和讀書工程微博，來提升讀書工程在廣大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其影響力和輻射力，從而吸引更多學生參與讀書工程。基礎學院在創新讀書活動、推廣閱讀的過程中，在原有常規化、體系化、品牌化的基礎上將力求個性化、實效性，努力形成獨具特色的活動品牌和精品項目。
（五）健全保障機制，使讀書工程活動進一步深入發展
先進的理念需要貫徹落實，還需要有效的保障體系。進一步加強“讀書工程?讀者會”自身組織建設，提供人員保障。制度保障方面，基礎學院先期已經出臺了《長沙學院基礎學院“讀書工程”計劃的實施方案》和《基礎學院學生參與“讀書工程”計劃的相關規定》。為了保證讀書工程計劃的順利實施與進一步貫徹落實，基礎學院將進一步研究完善讀書工程的相關管理制度，如學分認定相關規定等。資金保障方面，在讀書工程后續的實施過程中，要逐漸擺脫單一依賴學院撥款的被動方式，積極主動地通過外聯贊助、節儉等方法自主解決問題。同時學院拿出專門資金購置、補充圖書，修繕布置導師值班室，大力營造讀書學習的學院文化，為讀書工程的實施提供物質基礎，使讀書工程逐步走向科學化、規范化、多元化的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1] 白莉莉.開展讀書工程，助推大學生人文素養建設[J].讀與寫：教育教學刊，2009（7）.
肌鈣蛋白由肌鈣蛋白I、T、C三種亞基構成,文獻報道在心肌損傷的生化指標中心肌肌鈣蛋白（cTn-I）明顯升高[1-3]。我科于2007年8月將該項目的測試用于臨床,經過兩年多的觀察，發現測試結果陽性率過高。為了了解本地區健康人群的肌鈣蛋白cTn-I濃度,我們檢測了1800名健康人的血清樣品以及560份患者血清樣品,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正常人群來源為本公司體檢人員，經詢問病史、體檢、心電圖、X線胸透等檢查無異常者。年齡為20~80歲，共計男性950人，女性850人。病例組為本院住院患者，共560例。
1.2儀器與試劑
1.2.1儀器 采用日本生產的TBA12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
1.2.2試劑 采用太原川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產的膠乳增強免疫比濁定量測定所用的測定試劑盒。
1.3方法
1.3.1標本采集正常人群抽取空腹靜脈血2ml送檢。
1.3.2標本測定在TBA-120全自動生化儀上機按試劑說明書要求測定；采用免疫增強比濁法進行測試，測定按盒內說明書嚴格操作。
2結果
2.1正常人群肌鈣蛋白參考值范圍的計算根據各年齡組肌鈣蛋白均值結果（見表1）計算，20~78歲年齡段正常人群的肌鈣蛋白均值(x)為1.072 ng/ml，標準差(s)為0.936，采用標準差單側值計算法取肌鈣蛋白單側的95為上限，得出肌鈣蛋白正常參考值上限值為2.61ng/ml。
2.2肌鈣蛋白的參數在不同性別中的比較男女性結果經t檢驗，P＞0.05。兩者無顯著性差異(見表2)。
2.3肌鈣蛋白的參數在正常人群組與住院患者組間的比較正常人群組分別與AMI組、心血管疾病組進行t檢驗，P
3討論
3.1臨床反映的肌鈣蛋白出現陽性率過高的現象確有存在，這是由于地區差異導致各個實驗室的參考值有所不同而造成的。肌鈣蛋白上限的全國平均水平為1.71 ng/ml，本資料結果顯示，西固地區的肌鈣蛋白正常參考值（≤2.61ng/ml）較全國平均水平偏高，不同性別間差異亦無顯著性。
根據上述結果，采用標準差單側值計算法，得出西固地區正常人群的參考值上限為2.61 ng/ml,據此建議將≤上述數值作為參數的正常參考值。
3.2正常人群組與患者組的肌鈣蛋白參數經統計學方法處理后,顯示有顯著性差異,表明本實驗所用的肌鈣蛋白免疫比濁定量測定方法特異性好,有助于不穩定性心絞痛（UAP）和急性心肌梗塞（AMI）的鑒別診斷。
3.3人心肌肌鈣蛋白Ⅰ(cardiac troponin I,cTnI)被定為診斷心肌損傷的確定標志物,具有特異性好、靈敏度高的優點.但由于它在人血清中不穩定、極易被降解和存在形式多樣等諸多因素,不同試劑盒對同一份標本的測定結果也會出現顯著差異，本實驗室采用國產試劑盒，得出的肌鈣蛋白的正常參考值較全國水平偏高。一方面是由于地域差異，西固地區集中了電廠，煉油化工企業，鋁廠等環境污染單位，是導致地域差異明顯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還應該考慮所選試劑盒的因素。建議在實驗數據搜集的過程中，由于該實驗所選的國產試劑盒穩定性不好，結果易出現假陽性，所以建議每日監測肌鈣蛋白的質控值，以便及時校準。建立本實驗室肌鈣蛋白的參考范圍為臨床判斷心肌損傷,特別是診斷AMI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6）16-0031-02
近年來，無論是紙質媒體還是網絡媒體，都流行著一種 “標題黨”現象。現在，這種“標題黨”現象不僅沒有止步于娛樂新聞，反而向體育新聞、社會新聞、經濟新聞和文化新聞等發起了進攻，文物考古類新聞也沒有幸免于難，成為了“標題黨”的炮灰，考古也幾乎成了“炒古”。本文通過分析“標題黨”現象及其出現的原因，進而探索考古學與大眾媒體之間的合作關系，希望找到二者合作的最佳模式，以減輕“標題黨”現象對文物考古類新聞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文物考古類新聞中的“標題黨”現象及其出現的原因
（一）文物考古類新聞中的“標題黨”現象
以2000年浙江發現 “彭公大墓”為例，考古工作伊始，部分媒體就爭相了“彭公大墓：青膏泥覆蓋規模全國之最”、“彭公大墓附近可能還有大墓”、“浙江考古重大發現：彭公大墓可能是越國王陵”等為標題的考古新聞，而到最后，考古發掘出來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水利設施。
2001年的云南“撫仙湖”水下考古也是如此，在一些專家學者的“配合”下，網上出現了“撫仙湖下驚現‘金字塔’”、“撫仙湖底有座中國‘龐貝古城’”、“撫仙湖水下遺址可能是消失已久的俞元古城”、“云南撫仙湖底發現‘水下街道’和‘斗獸場’”等相關標題的考古新聞。但直到現在，撫仙湖水下的古代建筑遺址還未有明確的科學定論。
2009年底的河南 “曹操墓”事件，媒體和公眾對它的關注在2010年還持續了近一年的時間。在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下，這次普通的考古事件演變成了一場社會公共事件。媒體對曹操墓的很多報道都逐漸出現了娛樂化傾向，如“曹操第82代后裔網絡‘認親’愿提取比對頭骨”、“‘千年杯具’曹操是個養豬大戶”、“曹操‘尋寶派’盜墓之王”、“揭秘曹操兩千年家族史祖父是宦官后代多務農”、“死后哀榮，曹操不如他爹”等相關新聞標題，使本身嚴肅的考古學術事件演變成一場鬧劇。雖然類似這樣的娛樂新聞在曹操墓的報道中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別大，但是在這樣嚴肅的公眾事件中，賦予曹操墓娛樂的成分顯然是不合常理的。
事實上，文物考古類新聞中的“標題黨”現象還有很多，其伴隨的炒作問題也一直危害著社會各界。首先，它的出現違背了新聞自身的發展規律，背離了新聞追求客觀真實的準則，打破了媒體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底線，使公眾對大眾媒體產生了信任危機，這對媒體的長遠發展十分不利；其次，炒作問題嚴重違反了考古學規律，違背了考古學的科學精神，破壞了文物考古類新聞應該遵循的客觀真實原則，使考古行業陷入了想象――散布――澄清――再想象――再散布――再澄清的怪圈；最后，大眾媒體的炒作行為使公眾對考古工作的流程和性質產生了偏見甚至是誤解，而這種偏見和誤解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會讓原本嚴肅科學的考古工作在一次次的炒作中喪失其應有的歷史厚重感。
（二）“標題黨”現象出現在考古領域的原因
首先是媒體自身的局限性。許多媒體為了追逐經濟效益，不斷在社會、經濟、文化、體育等領域開辟戰場，上演一出又一出的眼球爭奪戰。追求經濟效益無可厚非，但媒體之間往往為此產生過度競爭，間接造就了大量不科學、不真實的報道，這就阻礙了文物考古類新聞的正常傳播。同時還應當指出的是，部分媒體為了迎合公眾需求，試圖使新聞娛樂化、暴力化和獵奇化，從而提高新聞點擊率。事實上，考古發掘出土的所謂值錢的金銀珠寶并不是衡量考古價值大小的標準，但是部分媒體為了迎合公眾對奇珍異寶的關注，不惜捏造失真的考古報道以增加賣點，這在客觀上助長了公眾的“挖寶”心態。
其次是考古行業本身的缺點和不足。一方面，大多數考古工作者對媒體行業都不太了解，甚至分不清宣傳與新聞的區別，他們認為記者會嚴格按照他們所說的內容來報道，而記者出于新聞撰寫的要求又往往無法與其達成一致。考古學中的一些專業術語和常識一般又不為媒體和公眾所了解，故而媒體的報道經常有失實的情況發生。另一方面，長時間從事學術研究的考古工作者往往沒有與媒體打交道的經驗，無法招架媒體的追逼和誘問，有時會發表一些并不完全確定的看法或觀點。
再次是公眾在媒體報道過程中的阻礙作用。公眾的尋寶心理和獵奇情結往往使其無法正視媒體的不良報道，對一些明顯帶有“獵奇性”的不真實考古新聞依然趨之若鶩。加之公眾缺乏考古、文物方面的常識，往往無法判讀考古新聞的真實性與否，常常忽視考古發現最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一定程度上為 “標題黨”現象的風行充當了“幫兇”。
鑒于“標題黨”現象已經較為嚴重影響了考古發掘的客觀報道，阻礙了文物考古類新聞的正常傳播，因此，作為考古工作者，不應該固步自封、事不關己，而必須勇敢地走出去，爭得考古發掘報道的對外話語權。通過與媒體合作，摒棄前嫌，與之共同進行有“原則”的報道。
二、考古學與大眾媒體的合作
文物考古類新聞中的“標題黨”現象，反映了考古學與大眾媒體在探索合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與摩擦，盡管二者的合作并沒有想象中的順利，但這樣的合作依然是考古學及社會發展需要的必然趨勢，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考古學與大眾媒體的共性來看，二者很多方面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價值取向，這是其合作的前提和保證。考古學及考古工作都遵循客觀真實的原則，而大眾媒體的基本準則也是追求客觀和真實。考古學與大眾媒體都具有認識作用，可以使公眾獲得有關社會、歷史、文化、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另外，二者共有的教育作用也不可忽視，考古工作的成果可以使公眾更接近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大眾媒體的報道也以引導公眾樹立積極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為目標。
第二，對于大眾媒體來說，文物考古類新聞具有極高的新聞價值和積極的社會意義。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公眾對于考古發現的關注度逐漸增強，其他學科也試圖從考古發現中找到新材料，文物考古類新聞越來越受到公眾的喜愛，其新聞價值也在不斷的提升。而且，文物考古類新聞向公眾傳播了考古學的常識，促進了文物保護觀念的形成，有利于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
第三，考古學與大眾媒體的合作，對于媒體、政府和學術界可以帶來多贏的結果。新媒體形式的出現為考古工作和考古傳播帶來更多的便利，除了傳統印刷媒體和廣播媒體外，數字媒體的發展為考古學的傳播和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對于大眾媒體來說，與考古學合作可以創造更多的新聞價值和經濟價值，媒體的影響力也更加廣闊；對于地區政府來說，考古新發現一旦通過媒體報道出去，將會受到當地廣泛關注，為其旅游業和周邊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更多的商機，從而提升當地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同時其文化影響也不可同日而語；對于學術界而言，考古發掘成果帶來的新材料有助于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提升研究水平，給其他學科帶來新的啟迪和思考。
三、如何應對考古學與大眾媒體的合作
考古學與大眾媒體合作的趨勢是必然的，我們要注意二者在探索合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時予以解決。
從大眾媒體角度來說，面對文物考古類新聞的報道，應該秉持真實性、客觀性、科學性和嚴謹性，遵循考古專業和考古新聞的特點，不追逼、不誘問，充分尊重考古工作者的專業成果。此外，大眾媒體還應該保證其報道的考古新聞在來源上足夠權威，在主題上不能偏離考古學的范疇，在立場上保持客觀中立，在傾向上保持學術性和娛樂性的有機契合。大眾媒體要在文物考古類新聞中所謂的“熱點”面前，保持冷靜，審慎對待，給學術之爭以充分的空間和時間。一些重大的考古發現往往需要經過沉淀和深入的考證研究之后，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因此，從發掘到研究，再到形成新的歷史判斷的過程往往比較長，媒體要做到善始善終，不能虎頭蛇尾，對考古發掘和研究要持續跟進、追蹤報道，耐心地等待考古成果的刊布。
從考古學界來說，考古工作者應該恪守學術理性，保持獨立精神，學會維護自己的學術尊嚴，拒絕浮躁，拒絕炒作，其研究成果應當先刊布于相關的學術刊物，而不是讓媒體進行輿論炒作。考古行業要變被動為主動，改變以前被動報道的局面，主動選擇能夠吸引媒體和公眾的考古信息，積極聯系媒體，并通過協助媒體來提升考古新聞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總之，我們應當通過努力，增進考古學界和媒體界的交流機制，加強雙方之間信息和人員的互動，特別是專業公眾考古傳媒人才的培養，并且以這些人才為核心，促進考古學與媒體的順利合作，使考古新聞不再被“標題黨”現象困擾。
四、結語
“標題黨”現象出現在文物考古類新聞中，并非偶然，而是與當今社會的整體發展息息相關。面對這種現象，作為考古從業者，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是應該據理力爭，奪得文物考古類新聞對外傳播的主動權。具體來說，就是明確考古學與大眾媒體之間的共性與個性，找到二者合作共贏的最佳模式，既可以憑借文物考古類新聞的探索性、神秘性和科學性為社會公眾的文化生活增添活力，又可以利用大眾媒體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及時性和大眾性為公眾考古的科學發展增添動力。總之，考古學與大眾媒體之間雖然有著與生俱來的矛盾，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利用它們的共性來促進考古學的發展。
[注 釋]
崔建莉：《曹操墓事件新聞報道的個案研究》，西北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0頁。
公眾考古，也稱為“公共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研究領域。目前國內尚未對此有一個清楚的定義。
高蒙河教授在《論中國公眾考古不是西方舶來品》中認為公眾考古是“意在通過向公眾闡釋考古、進行考古教育，來動員他們參與到文化遺產的管理和保護中。”姚偉鈞、張國超則在《中國公眾考古模式概論》中提出“公眾考古是考古學的大眾化”，而西北大學錢耀鵬教授也提出公眾考古是考古學的社會化。簡單地講就是考古的大眾化，核心思想是對考古相關者進行交流與解釋。
中國考古學界對于公眾考古學的研究起步早、成績顯著。原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蘇秉琦老先生就曾經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業”的獨到觀點。然而，蘇先生的公眾考古研究基本上還是集中在理論的研究上，并未付諸專業實踐。
一、新聞發掘的缺位和考古的“被娛樂化”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大量工程建設打破古人遺跡，使得中國的考古發掘工作進入了黃金時代。與此同時，有關考古新聞的報道也日益集中。由于考古新聞的報道重在將考古發掘成果傳播給社會公眾，故而屬于公眾考古學的學科范疇。同時，新聞報道者對于新聞源的報道，是對考古信息的第二次“發掘”。因此，我們將與公眾關系密切的考古新聞報道稱之為“公眾考古的新聞發掘”。
2009年末的“曹操墓事件”更是對考古學界敲響了警鐘。由于學術界對于新聞渠道的不重視，導致了網絡上甚至出現《曹操墓發現小孩尸骨，專家說是小時候曹操？》等一類假新聞，對考古學科的嚴肅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傷害，使得輿論場上產生“公眾不明就里、考古學者百口莫辯”的窘境。
該事例也說明了社會公眾與考古學界一直橫亙著一道“知識鴻溝”。美國學者蒂奇諾曾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過一種名為“知溝”的理論，該理論主張精英和社會大眾之間存在知溝，并強調這個知溝是由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所造成的。而縮小知溝的解決方案也必須依靠大眾媒介。
由此看來，利用公眾考古的新聞發掘來向社會公眾普及考古學常識顯得尤為必要。唯有此，才能使考古工作者發現歷史之時，歷史得以公之于眾。在深化考古學術研究的同時，也要通過文物觀浸價值觀，讓決策者和公眾形成對于考古資源的憂患意識。
當人們正在在如何把控公眾考古新聞發掘的信息源而犯難之時，2015年末的“南昌海昏侯墓”以其開放的新聞公開機制、多元的新聞渠道、嚴謹的信息整合流程震驚了新聞業界和考古學界。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若考古學界還固守在學術的象牙塔里孤芳自賞，而不愿意借助媒體為公眾解釋歷史，那么考古學這門嚴肅的科學必將難以逃脫被娛樂的命運。
因此我們應該系統地對南昌海昏侯墓的新聞報道進行研究，并進一步探討如何在公眾考古中合理運用媒介技巧、海昏侯墓報道對于公眾考古新聞發掘的啟示。
二、公眾考古視域下的海昏侯墓新聞發掘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附近的南昌西漢海昏候墓是目前我國發現的內涵最豐富、面積最大、保存最好的西漢侯國聚落遺址。同時，經歷過列侯、諸侯王、皇帝的角色更迭的墓主劉賀人生經歷更是頗為獨特。南昌海昏侯墓園由七座陪葬墓、兩座主墓室、一座陪葬坑等部分構成，是西漢列侯喪葬制度的典型案例。
從2015年末至今，喜歡看新聞的朋友怕是都能感受到大眾傳媒對于南昌海昏侯墓的巨大熱情。全盛期間，央新聞頻道基本每天都把黃金時間留給了南昌海昏侯墓發掘工作的報道。
眾所周知，南昌海昏侯墓自去年11月公布階段成果以來，南昌海昏侯墓一直是文化圈的熱詞，獨特的傳播案例也使其堪稱公眾考古的典范。而下面，我將依據部分網絡搜索數據對南昌海昏侯墓的公眾考古新聞發掘進行量化分析，以此來了解南昌海昏侯墓在不同時段媒體的報道重點、總體呈現的報道特點、媒體對公眾輿論的引導實際效果等具體情況。（全文數據基于搜索引擎“百度”，樣本量截至2016年10月17日上午8點）
筆者首先利用百度搜索引擎統計海昏侯墓關鍵詞的搜索次數。輸入“海昏侯”這個關鍵詞，最后得出的結果是：數據庫中涉及海昏侯的搜索次數有將近四百萬次之多。然后，筆者為了了解海昏侯墓各大新聞報道重點的具體流量情況，專門選取了海昏侯墓馬蹄金、漢廢帝劉賀、最早的火鍋、孔子漆屏風、海昏侯墓黃金等關鍵詞進行搜索：其中，海昏侯墓馬蹄金為190萬、漢廢帝劉賀的相關結果為28萬、最早的火鍋為101萬次、孔子漆屏風僅為3890次。
我們將通過搜索其它熱門關鍵詞進行新聞報道密度的比較。首先，搜索的范圍還是在百度搜索引擎之中，搜索條件限定為“關鍵詞位于全文中”，搜索得到“海昏侯墓”的新聞報道有39萬篇，搜索得到“曹操墓”的搜索結果有7620篇，“石渠寶笈展”有1980篇。我們再進一步把海昏侯墓的上一級概念“考古”作為檢索對象，也僅僅得到了31萬篇報道。而最近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政策熱點’限購房政策’的新聞報道也僅為17萬篇。
通過對以上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海昏侯墓新聞報道的集中程度遠遠高于文博界的其它新聞事件。比如曹操墓和石渠寶笈都是前期很火的文博行業新聞事件，但是它們的報道流量卻連一萬都不到，但是“海昏侯墓”的新聞報道卻有驚人的39萬篇。
第二，海昏侯墓新聞報道的集中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全國性的政策熱點。“限購房政策”是一項關乎全社會公眾利益的公共性民生新聞事件，其關注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海昏侯墓”卻能超過這個政策熱點，足可以說明海昏侯墓事件完全有能力躋身輿論場上的社會熱點事件。
第三，公眾在海昏侯墓報道中對于金器的熱情遠勝于其它。在海昏侯字概念關鍵詞的搜索中，海昏侯墓馬蹄金為190萬、漢廢帝劉賀的相關結果為28萬、最早的火鍋為101萬次、孔子漆屏風為3890次。在拜金主義的浪潮之下，社會公眾對于黃金的熱情都蓋過了墓主人自身的傳奇人生的社會現象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三、海昏侯墓新聞發掘的現實啟示
南昌海昏侯墓的發掘不僅是一場世界遺產級的文保行動，更是一場各大新聞媒體的“大會師”。各級各類媒體的新聞記者齊聚豫章，有的在考古現場周圍的賓館安營扎寨，有的與考古工作者同吃同住，一起用新聞講述著這段“過去的故事”。
在這場新聞追逐中，海昏侯墓考古團隊以其嚴格的新聞機制、穩健的新聞把關能力應對媒體。雖然媒體蜂擁而至，但是考古發掘機構并沒有口不擇言，反而是在該沉得住氣的時候越發穩健。
在南昌海昏侯墓的新聞報道中，考古團隊為了保證新聞的客觀真實，可謂是慎之又慎。蓋棺定論的結論都是一直等到2016年2月末開完學術研討會才正式確定。而新聞源的把控更是一直嚴守到了2016年3月2日在北京舉行新聞會上。
確定墓主身份的關鍵證據“劉賀”印章早在2016年之前就已經發現了，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還是一直等到了2016年2月末_完學術研討會才正式確定墓主身份。另外，其實南昌海昏侯墓的發掘工作早在2011年業已開始，但是領隊楊軍等人把所有新聞線索都保留起來，等到2015年主棺發掘的時候一起公布，從而保證了海昏侯墓每天都有新聞曝光點，增加了公眾對于南昌海昏侯墓的認知。
有效的宣傳手段使這次考古發掘通過新聞媒體之手成了一場公眾“追劇”的典型報道，并對日后深入挖掘“考古IP鏈”下的相關新聞報道產生了以下幾點借鑒意義。
首先，公眾考古新聞發掘要實現學科融合。正是由于對于新聞的穩健把控，才使得南昌海昏侯墓的報道密度如此集中。同時，由于考古學界與新聞業界存在的學科隔閡，記者因缺乏考古知識對某些新聞線索產生誤讀、考古學者因不熟悉新聞采寫流程而惹出鬧劇的現象時有發生。因而，從事公眾考古新聞報道報道之時，將考古學知識和新聞學科理論進行整合顯得很有必要。
其次，公眾考古新聞發掘要客觀真實。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記者的職責就是客觀地把新近發生之事實傳播給公眾。公眾考古新聞涉及到的是我們祖先的文化信息，在公眾考古新聞報道中做到客觀真實，既是對先人的崇敬，更是對于歷史的尊重。海昏侯墓中嚴格的新聞制度正是遵循該原則的具體體現。
最后，公眾考古新聞發掘要以人為本。張忠培先生曾經說過：“考古工作者就是以物論史，透物見人。”這句話在新聞界中同樣適用。一個完整的故事必定要具備新聞六要素，也就是“5W1H”，即：誰（Who）、何時（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為何（Why）、過程如何（How）。而在這“5W1H”中，誰（Who）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海昏侯墓的報道中，“劉賀”一直是新聞媒體競相追逐的熱詞。畢竟，沒有人物，就沒有筆尖的那一抹厚重，也不會有新聞價值的深度。
參考文獻：
[1]楊軍、徐長青：《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2]郭云菁：《公眾考古傳播研究》，復旦大學2012年學位論文
[3]孫波：《新傳媒時代的“公眾考古學”與危機公關》，《中國文物報》2012-08-31-005.
[4]陳洪波：《考古學和公眾的距離到底有多遠》，《中國文物報》2005-08-12-007.
[5]付鑫鑫：《海昏侯墓具備申報世遺條件》，《文匯報》2015-11-16-005
[6]吳運亮、郭瀟雅：《公共考古拓寬考古學社會職能》，《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4-09-A01
[7]高蒙河、鄭好：《論中國公眾考古不是西方舶來品》，《東南文化》2013年第6期
[8]高蒙河、蘇秉琦：《考古公眾化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1期
[9]徐長青：《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撼世價值》，《江西日報》2016-1-22-C02
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論是考古學界還是錢幣學界，對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無專文論及。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筆者認為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
考古學斷代的方法在史前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歷史時期考古學斷代方法，除各時期考古通用之類型學、地層學外，還特別注重文字材料，如簡牘、銘文、碑志等等。在我國，錢幣用于考古斷代，僅適用于歷史時期。歷史上的錢幣均有各自的時代特征，這是利用錢幣進行斷代的理論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幣、刀幣、半兩、五銖、開元通寶等錢幣，一般無年號，但各種錢幣的行用均有時間范圍。如布幣、刀幣行用于春秋戰國時期，蟻鼻錢行用于戰國時期，半兩錢行用于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上述錢幣又可分為不同的類別，均各有其行用時間。如“八銖半兩”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鑄，“四銖半兩”為漢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鑄。其他如貨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錢幣、蜀漢直百五銖、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錢幣，均有較明確的行用時間，不必一一列舉。五銖錢，始鑄于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廢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國古代行用時間最長的貨幣，歷時七百多年，被譽為“長壽錢”。經學界各代達人的努力，五銖錢的斷代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蔣若是先生《洛陽燒溝漢墓》一書。蔣氏利用大量的漢墓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將漢代五銖錢分成五型。雖然其中某些細節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結論經半世紀的考驗，仍無大謬，受到學界的高度贊揚。在撰成《洛陽燒溝漢墓》幾十年后蔣先生又完成《秦漢錢幣研究一書，該書集蔣先生幾十年研究秦漢錢幣的心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外，北京大學吳榮曾先生撰有《五銖錢與墓葬斷代》一文，對磨郭錢、五銖小錢的斷代進行了深入研究，頗有說服力。今日，兩漢五銖的斷代已經不存在較大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地方政權并立，因此，貨幣的發行混亂不堪，多數貨幣行用不久即頒行新幣人們可能認為，這個時期幣制如此混亂，斷代研究可能會很難，其實恰好相反。原因很簡單，每種錢幣行用的時間不長，正好更準確的表明了該錢幣的所屬時間。如梁四柱五銖，錢面上下各有二星，頗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鑄重達八銖之五銖錢，世稱“當兩五銖”。這些錢幣的時代特征明顯，于斷代十分有利。隋五銖外郭特寬、錢色泛白、“五”字旁有一豎，特征鮮明，易于判別，且行用時間較短，故斷代價值較高。“開元通寶”錢也是一種長壽錢，始鑄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為主幣沿用至五代十國時期甚至清代農民政權也曾鑄行此錢。唐、五代所行“開元通寶”品種達數十種，其區別主要體現在字形變化上。目前學術界已能大致區別出不同時代之“開元通寶”。
宋代以來，年號錢盛行，往往每次改年號，都要發行新的年號錢，此已為學界常識，不必多言。年號錢的發行為考古斷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斷代能更為精確。僅舉一例：廣西賀州博物館2002年在對臨賀故城進行維修時，發現一座出土“元豐通寶”的墓葬打破紅色磚墻的情況，從而判斷出紅色墻磚的時代在北宋元豐年間以前。后來再結合文獻記載的時期曾對城墻進行過較大工程的情況推測該段城墻為南漢所修。這樣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屢見不鮮，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出土錢幣為歷史時期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便利，成為考古學斷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時的注意事項
雖然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作用巨大，但在具體操作時有一些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結論。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從理論上看，晚期單位(地層遺跡、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遺物，而早期單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遺物。因此，在晚期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見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錢幣的行用時間下限。一種錢幣的頒行時間是其行用時間的上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時代下限卻難以確定，因為頒行新幣后原來的錢幣并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新幣共同流通，有時流通時間還甚長，這在五銖、開元通寶等長壽錢身上體現特別明顯。筆者在研究三峽地區秦漢墓時發現：秦半兩、漢初榆莢半兩、文帝四銖半兩等半兩錢均沿用至西漢中期，武帝五銖沿用至東漢中期，昭宣五銖沿用至東漢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東漢晚期的情況。管維良先生曾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錢幣進行分析統計。結果如下：三國吳的六批材料中漢五銖錢在所有出土錢幣中所占比例最低為33％，最高為100％，絕大多數時候為90％以上。兩晉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漢五銖，所占比例最少為33％，最高為100％，有7批。絕大多數為90％以上。南朝5例，分別為100％、8％、100％、95％以上、66％。北齊6例，僅一例出土錢幣3枚，其中漢五銖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統計中，出土錢幣較多墓葬中漢五銖的數量均在90％以上，可見，當時流通的主要貨幣應該是漢五銖，只是到北齊前后，漢代五銖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筆者認為，各種錢幣的實際行用時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在上面兩種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錢幣進行斷代就有可能會拔高時代，造成斷代失誤。為此，須堅持兩個原則：其一，在出土不同時代錢幣的情況下，應以時代最晚材料作為斷代標準；其二，錢幣材料要與其他材料，如地層關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銘文等等結合分析。須知，錢幣材料僅是斷代的一個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們既要重視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過分夸大。
三、研究社會現實
錢幣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是財富的象征。在中國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觀念支下，不管高下貧富，人們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錢幣，這些錢幣有的是流通的實用幣，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幣。從隨葬錢幣的情況可以窺探當時社會現實，如社會盛衰、貧富分化、喪葬意識等等。
錢幣是社會盛衰的一面鏡子，但利用出土錢幣進行社會盛衰研究，需要較多地依賴歷史文獻、社會背景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這方面多作論述。
墓葬中隨葬錢幣的多少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峽地區秦漢墓為例，西漢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沒有出土任何錢幣，其余9座分別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這11座墓平均每座約47枚。西漢武昭時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沒有出土任何錢幣的有9座，出土情況不詳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錢幣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總數約2200枚，除去不詳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約50枚。從上述數據看，各墓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最少的連1枚錢幣也沒有，最多的達到上千枚。據研究，出土1000余枚錢幣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級官員或其家人的墓葬。雖然由于保存狀況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錢幣數與實際隨葬數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納人統計的墓葬數量較多，上述結論應當還是可信的。
為顯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還會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間的一切，因此，古人們往往不惜花費巨資，為死去的親人打造一個類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謂“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漢代是一個崇尚厚葬的時代。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后，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恩。”時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橘梓梗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個墓葬是否厚葬，可通過陵墓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體現。錢幣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隨葬品，也是體現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陽燒溝漢墓為例。該墓地的墓葬全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錢幣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錢幣約50枚¨。當然，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慮到歷史上被盜和自然破壞，其數目將更大。為讓讀者對50枚錢有個明晰的印象，我們可以簡單地看看當時人們的賦稅和生活狀況。西漢的人頭稅分算賦和口賦兩種，前者課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賦在西漢多時每人120錢，少時為40錢，口賦為23錢。東漢時繼承了西漢的算賦和口賦。因此，50錢相當于算賦的41．7%-125％，相當于口賦的2倍多。這個數據應該說是比較多的。
我們再看看當時人們在算賦和口賦下的生活狀況。《漢書貢禹傳》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輒殺。”賦稅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貧化，進而導致社會極大動蕩。每座墓葬同樣平均出土50枚錢幣的三峽地區情況又是如何呢?東漢晚期三峽地區流行一首謠諺：“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鄰家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頓的情況下，人們還情愿拿出這么多的錢幣來為死人隨葬，可見厚葬風氣之盛。
四、研究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在歷史上多數時間都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錢幣作為支付、貯藏的手段，是貿易時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國境內出土了不少外國錢幣，如波斯薩珊朝銀幣、東羅馬和阿拉伯的金幣以及日本錢幣等等，在國外也出土過不少我國古錢幣，尤其是唐宋以來的錢幣。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異國錢幣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出土的異國錢幣是研究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有效手段。學術界很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紀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統計了當時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阿拉伯金幣、東羅馬金幣等，并對其背景進行了探討。近年來，康柳碩先生《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拜占庭金幣綜述》《從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古代外國錢幣看絲綢之路上東西方錢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和羅豐先生的《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等文章也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幾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曉嵐《中外貨幣文化交流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本專著。
國外學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國F蒂埃里c莫里森的《簡述在中國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仿制品》等。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上述外國錢幣在新疆出土最多，這跟文獻記載相符合。《隋書》卷24“食貨志”記載：“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從新疆到關中的絲綢之路沿線均有外國錢幣發現，甚至在洛陽也有部分出土。據夏鼐先生統計，薩珊朝銀幣在中國已經出土2000枚以上，分屬十幾位王在位時期，時間跨度從4世紀至8世紀。在國外也有不少中國錢幣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國的五銖錢、貨泉以及后代的歷朝錢幣。有的地方出土數量很大，如寶冢市堂坂遺址出土了10萬多枚，而山口市大內遺址出土的則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鮮等地也曾出土過中國的古錢幣，散見于國內外的報道中，此不贅述。利用出土的異國錢幣固然是研究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筆者認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國影響而鑄造出的錢幣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古代中國的周邊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泰國等國在歷史上都曾仿照中國鑄造圓形方孔錢。如日本曾仿鑄南唐的“唐國通寶”“至道元寶”越南曾仿鑄“開元通寶”“元占通寶”“天禧通寶”“至道元寶”“元符通寶”等等。此外，在絲綢之路沿線如新疆、中亞等地出土的一些錢幣帶有明顯的東西方貨幣文化交融的特點。如：古于闐國鑄造的漢二體錢(俗稱“和田馬錢”)、古龜茲國鑄造的漢龜二體錢、回鶻錢、察合臺錢幣等都屬此類。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熱點，中國境內出土的外國錢幣、國外出土的中國錢幣以及能體現相互之間貨幣文化交流的錢幣材料都是有力的歷史見證，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必將推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古錢幣研究正方興未艾，越來越走向深入，與考古學的結合也日益緊密。
參考文獻：
筆者于1993年發表的《北京地區農業起源初探》一文中，曾指出北京平谷縣上宅新石器中期遺址，表明當時社會經濟結構已處于原始農業比較發展的時期。筆者認為北京地區原始農業的萌芽時期大約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末段或中期初段，即距今8000年左右。因為古氣候的研究表明，北京地區距今10000年至8000年的氣候比今日略為低濕；自距今8000年以后復轉為溫暖(3)。國際農業考古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原始農業起源的一種重要類型是由于環境的強烈變化而形成嚴酷生活環境對古人類的壓力。就北京地區而言，距今8000年以前的低濕氣候迫使古人類不得不去嘗試種植；距今8000年以后的溫暖氣候又為這種嘗試的成功創造了良好的自然條件。這種情況和中美洲高地和南美洲安第斯地區的原始農業起源的類型比較相似(4)。嗣后，筆者于1998年出版的《北京農業經濟史》一書中又進一步更為詳盡地闡述了筆者的觀點，認為北京地區原始農業萌芽時期大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末段或中期早段，即距今8000年以前，而其最初出現，大約在距今10000年-8000年前的氣候劇變期間。筆者的以上推斷和轉年遺址的發現不謀而合。超級秘書網
轉年遺址的出土石器中最引起筆者注意的是"石容器殘片"。眾所周知，陶器的生產是和農業經濟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原始農業，然后才有了陶器。這已是史學界常識性的觀點。但是，正如青銅器是脫胎于陶器一樣，陶器又是從何而來的呢?照道理推測，顯然應是從石器生產中脫胎而來，但是迄今為止，所見的出土石器多為砍砸器和刮削器，絕少見到與陶器類型近似的容器。在北方地區，河北易縣和遷西縣曾發現出土石容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但年代比轉年遺址要晚2000年左右，且共存的陶器也呈現出較高的制造水平(6)。顯然這兩處遺址所處的時代應是陶器制造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即晚于原始農業剛剛產生的新石器早期。只不過大約由于地理環境的原因，如比較容易取得硬度較低的石材料，從而陶器制作雖然盛行但石容器還處于殘留階段。轉年遺址中石容器殘片不但和制作技術原始的陶器共存，而且作為農業經濟象征的石磨棒、石磨盤也和大量作為狩獵經濟象征的細石器共存，這就充分表明了其原始性。其實，大家之所以認為石磨棒、石磨盤是農業加工工具，那是因為這兩種石器經常和原始農業經濟特征十分明顯的陶器、石鐮等農業工具一同出土的緣故。筆者認為，在原始農業剛剛發源的時期乃至在此以前，石磨盤、磨棒應該是采集經濟中加工草籽一類野生食物的工具，只不過在原始農業產生以后由于加工的材料變為谷物，這才成為農業加工工具。也就是說，筆者認為在原始農業起源的時期并沒有專門的農業生產工具或加工工具，甚至沒有專門煮食的用具。石斧既可以用來狩獵也可以用來墾荒，早期的石鐮應當和狩獵經濟中的刮削器有某種關系。原始農業起源時期的農業生產工具應該同時也是狩獵和采集工具，只是在原始農業進一步發展以后它們才轉化為農業生產工具，并在以后的農業生產活動中根據需要使器形加以改進，從而使農業生產工具的種類更加豐富。舉例來說，中國早期的刀幣和布幣的造型是刀和耒耜，這說明在中國商品交換的起源時期作為價值體現的一般等價物是武器和農具。銅制的刀幣、布幣是脫胎于實物武器和農具而來。當然，這是商業經濟已經十分成熟的時期的事情。至于圜錢則是更以后的事情，器型已經抽象化，完全洗脫了武器和農具的痕跡。過去人們一般認為在出現陶器以前古人類只能燒或烤食肉類或果類，石制容器的發現證明這種看法有些失之片面。實際的情況是在出現陶器以前古人類已經能夠制造石容器煮食物品。在原始農業產生以后，這些石容器又和部分狩獵、采集加工工具如石斧、石磨棒、磨盤一樣，轉變為最初煮食農產品的炊具。隨著原始農業的進步，古人類對石容器的需求越來越大，各種特殊要求(如蒸食)也越來越多，由此產生了用粘土仿造石容器燒制而成的簡陋的原始陶器。轉年遺址中出土的原始陶器，不但制造技術簡單，屬于手捏制一次成型，質量低劣，而且用料也不知篩選，其中夾有大量砂粒和貝殼且顆粒粗大。個別陶片中夾的大砂粒幾乎與陶片厚度相等。這些情況為筆者的以上判斷提供了證據。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北京懷柔縣轉年新石器早期遺址的發現對北京地區的農業考古有以下幾點意義：(1)轉年遺址出土物體現出原始農業、狩獵、采集幾種文化共存的特征可以確定北京地區原始農業起源于距今10000年以前。石容器則是由狩獵、采集向以原始陶器為代表的原始農業過渡的器物。石容器是陶器的祖型。(2)轉年遺址位于北京北部山間盆地中白河二級階地。這似乎也可以證明筆者過去對北京原始農業發展的一個推斷：即北京地區原始農業是在山區發源并進一步向山前丘陵地帶和山前平原臺地發展，進而移徙到平原地區的發展軌跡。
注釋：
(1)周國興等：《北京東胡林村的新石器時代墓葬》，《考古》1992年第6期。
(2)(6)郁金城等：《北京轉年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發現》，《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
[中圖分類號]K879.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16-0011-02
一、甘肅巖畫研究概況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對原始藝術的研究都是一個任重道遠的課題。原始巖畫是一門既顯幼稚又顯成熟的藝術，它的魅力也在于此。對它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們理解原始藝術的特殊形態與特殊規律，而且還可以使我們理解當代美術創作與審美意識的內在聯系。也正因如此，它具有不可重復、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
雖然甘肅省對原始藝術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態度也是積極的，但是我們要認識到巖畫研究情況不容樂觀，要認識到與其他省份的成果差距還很大。
對于甘肅巖畫，如果僅從數據測定、斷代和簡單分類等角度去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這種研究終究無法探尋其文化內涵和精神特征。我們的研究如果僅僅局限在考古學領域，也無法復現原始藝術的光輝和人類早期的精神內涵。我們需要加強田野考察能力、對材料細致入微的觀察能力、對理論的抽繹能力，孜孜不倦地對資料進行考證和分析。正如弗雷澤所說：“我確信，一切理論都是暫時的，唯有事實的總匯才具有永久的價值，因此，在我的種種理論由于喪失了用處，而和那些習俗和信仰一樣承受廢止的命運的時候，我的書，作為一部古代習俗和信仰的集錄，會依然保留其效益。”①對于甘肅巖畫的研究必須基于圖像造型，通過甘肅省的民俗、社會結構、宗教體系、巫術等各種文化儀式，去探尋其生命活動的深層意義。仔細分析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獨特的理論體系，每位巖畫專家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所以，甘肅省巖畫的研究也應因地制宜，根據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建立一套自己獨有的理論體系。這不僅需要大量的原始資料，還需要獨到的研究方式、方法。原始資料的積累需要巖畫高清照片數據庫的建立，其中還包括每張巖畫圖像摹本數據庫的確認。這對于甘肅省的研究人員來說，確實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因為甘肅省巖畫分布地較分散，數量較大，情況較為復雜，會面臨很多這樣那樣的問題。所以，我們還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對于原始藝術的研究現在已進入到一些復雜的理論框架中……對于原始社會、原始藝術家的目的、意圖的研究和解釋，已引起人們強烈的興趣。而且，不斷變化的研究態度、方法及技術手段都已使對原始藝術的研究從群體發展到對個別藝術家以及他的審美觀的研究。”②也就是說，對于甘肅省巖畫的研究必須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式、方法。細分全國其他省份的巖畫手法，我們不難發現每個省都有自己獨特的造型心理、形態、方法和規律。
二、甘肅巖畫研究方法
那么，如何研究甘肅省巖畫的構成形式、造型形態，并以此探索原始人的創作心態和原始意識，就成為我們研究的重要環節。研究的具體方法有幾下幾種。
第一，圖像學方法。巖畫可以說是一門邊緣性學科，是美術學、考古學、人類學相結合的產物。所以，從美術學圖像學的角度去分析甘肅省原始人的造型能力和造型規律是研究原始巖畫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從圖像學的方法出發可以發現甘肅省巖畫自身獨有的造型特點和創作手法，只有對巖畫本身的題材、內容、形式、造型特點等進行細致研究，才能顯現隱藏在圖像背后的審美內涵和審美價值。
第二，考古學方法。歷史是研究原始藝術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傳統研究都是用考古學方法來研究巖畫的。當然，甘肅省巖畫研究也要構筑于考古學文化基礎之上，通過大量的材料來證實原始藝術的審美價值。但是，我們一味地只使用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最終還是無法向世人澄清原始人的創作心理與原始藝術的精神形態。這種人類早期精神內涵還是不能完全通過硬性的古文化來印證的。
第三，民族學方法。對于甘肅省原始人類審美意識和精神內涵的研究還需借鑒民族學方法。我們要從繁雜的圖像中努力分辨出各地區巖畫造型形態的手法和特點，其方法就是將許多復雜現象反復做比較。正如格羅塞在他的《藝術起源》中所說：“藝術科學，和其他全靠觀察作基礎的科學所處地位一樣，一個簡單的現象只能全做很少的證明，甚至全不能說明什么，只有將許多不同的事實不禪厭煩地做一些比較研究，才能得到相當的真理。”③將歸納總結出來的要素放在甘肅省原始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只有結合甘肅省特殊的地理情況才能印證原始人的創造心理和審美精神內涵，只有通過這種途徑才能確定一件原始藝術品的原始特征。
第四，心理學方法。對于原始人來說，無論創作手法怎么拙劣，也是他們的精神產物。那么，對于巖畫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會運用到人類心理學的方法和理論。原始巖畫所反映出的象征性需要結合心理學理論來分析，也正是這種象征性才使得原始巖畫具有了強烈的神秘感和豐富的精神內涵。
第五，人類學方法。人類學方法是探究和研究原始造型藝術的文化內涵及功能的重要方法之一。人類各種精神形式的發展有其明顯的一致性，以此構成了人類精神的整體性質和特征。在我們試圖確立原始造型藝術的文化內涵和功能意義時，必須注意它曾置身于其中的人類精神的整體特征，注意在這一整體特征之下的各類精神形式的具體內容，然后探尋造型藝術所發生的復雜關系。
因此，我們要對紛繁復雜的原始資料進行全方位研究，以獨特的方法演繹出蘊藏在原始藝術中的精神內涵。
甘肅巖畫是一種不可再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現在已經遭到嚴重破壞，所以，對甘肅巖畫進行搶救性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目前，甘肅還沒有專業的高層次巖畫研究團隊，也沒有專門的機構，巖畫保護也做得不太好，一些地方的巖畫已經遭到嚴重破壞，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例如甘肅靖遠吳家川千年巖畫受風吹雨蝕和人為破壞嚴重，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消失，亟待加強保護。從最初發現到現在的20多年，這里的巖畫已經面目全非，原來清晰的圖像已經變得十分模糊，甚至一些好事者在巖畫周圍刻畫了他們自己的“杰作”。還有嘉峪關黑山峽的崖壁上，分布著自戰國至明代的黑山摩崖淺石刻巖畫，共計150多幅。1981年，這些巖畫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但這些寶貝長期以來屢遭人為破壞，一些畫面或脫落或被盜割。除了人為破壞外，自然因素也對巖畫構成了嚴重威脅。但由于受技術和資金等因素限制，目前很難找到有效的保護方法。可以說，在巖畫的保護與發展方面甘肅還是個空白。面對這樣棘手的問題，我們除了要參考學習其他省份的方法外，還要根據自身地理特點，研究出一套適合自己的辦法。
三、甘肅巖畫保護措施
甘肅巖畫究其破壞原因主要有兩種：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針對這些破壞原因，可以采取以下保護措施。
第一，堅持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過度開發使得巖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這是我們最不愿看到的。應加強巖畫周邊生態環境的保護，改善周邊綠化環境，避免現代化的過度開發對巖畫造成的破壞。
第二，建立甘肅巖畫博物館。應針對一些能夠被移走的巖畫建立博物館，在館內模仿當時巖畫存在地的現狀來放置巖畫，使它們重現田野里的原始情況，給學者的研究和參觀者提供最能接近它們原來表現形式的環境。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學者持不贊成態度，他們認為巖畫一旦離開原始位置，再考察其創作年代、民族、生活地域等顯然就失去了意義。對于無法移動的除了在當地盡量保護以外，還要在博物館內陳設仿真品。另外，館內應有一套完整的巖畫圖像摹本數據庫，除了省內所有巖畫的高清照片以外，還要利用一切可能技術取得巖畫圖像摹本。
第三，以各種形式向當地人介紹巖畫的重要性，讓他們樹立巖畫保護意識。人為的破壞是導致巖畫迅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所以，首先要從思想上讓普通老百姓認識到巖畫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起到保護的作用。特別是聯合當地的教育機構，通過學校以教學的方式宣傳巖畫的有關常識，讓孩子們從小就樹立保護巖畫的觀念。
第四，定期舉辦甘肅巖畫文化節。當地媒體應該經常向廣大受眾大量宣傳有關巖畫的情況，在居民心中形成一種強烈的保護意識，讓甘肅省居民為生活在一個巖畫大省而感到自豪。
第五，舉辦甘肅巖畫學術研討會。有關部門應定期組織研究人員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外省學者來做講座，這樣一方面可以和其他省份及時交流，還可以督促甘肅省研究人員積極研究。
目前甘肅巖畫研究正處于暫時的低迷狀態，但有關的研究工作卻從沒停止，也有不少新的進展，我們經常還聽到有關甘肅省巖畫的報道，這些新進展一定會為甘肅巖畫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注 釋]
①弗雷澤：《金枝》，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頁。
②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420頁。
③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0頁。
[參考文獻]
[1]陳兆復.古代巖畫[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陳兆復.中國巖畫發現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我們許多人都懷揣著對文學的想象,進入文學的殿堂,瞻仰文學展示給我們的境相。又有許多人為著這樣的夢想,進而走近對文學的研究。抱著這樣理想的人大多心里都有一個關于“純文學”的夢想,我們都曾為張愛玲的那一個“蒼涼的手勢”而思緒纏繞;為沈從文的那一座“湘西神廟”而牽動我們文學的向往;錢鐘書的“圍城”也讓我們結結實實體驗了一把學者的幽默。晚近,個人化寫作為文學豎起私人空間,先鋒新寫實新歷史新生代……,接連著我們的文學想象。
我們一直以為文學有自己的“自性”,它思想的統一性與永恒本性永遠不會隨時代的改變而改變。我們驕傲于我們每個人都各自有對文學的悟性,我們鐘情、品讀的文學想當然的與眾不同。在我們的頭腦中一直都把“知識”與“思想”獨立于社會,唯有它們是遠離“政治”與“歷史”的。我們以為“純文學”是我們一個不朽的夢,于是我們就用“純文學”構起了我們的精神象牙塔。
李楊受福柯“知識考古學”、“知識譜系學”的啟發,來發現文學史寫作中的權利(即“現代性”)與知識的關系。他的發現讓我們震驚,顛覆了我們以往關于此的知識結構。我們傳統的文學批評幾乎大部分的批評家都把“印象批評”作為一貫的批評原則,并視為我們批評的圭臬,但是李楊認為這種“印象”已不是我們意識當中的“印象”。這些“印象”同我們一貫自命自己的審美體驗和個體的獨特個性一道,其實與我們的知識層壘與個人的經歷有脫不了的干系。李楊幫我們完成了我們那副神秘負累的解構。我們常常會遇到對你價值視野范圍外的知識的價值考量,經常的一個感觸是,事后回想如果我們用正面眼光去看,也許會發現它們同樣獨閃異彩,這常常讓我們疑惑。這里知識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答案,“我們對文學的每一次詮釋都是試圖關閉一個有無窮無盡生產能力的源泉。”“要真正化解這種沖突,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立場與信仰歷史化和知識化。”同樣我們也不應該以價值論的方法界定“文學”,而應該代之以歷史的方法考察“文學”,將“文學”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加以審視。我們有時也會疑惑經典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原因?李楊告訴我們要做的是“去經典化”,“本無所謂‘真正’偉大或‘真正’如何的文學。”“知識考古學”啟迪我們不要再糾纏于肯定或否定某種價值度量,去追尋現象背后的發生機制,這是其產生的意義。
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處的哺乳動物，主要產于中國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地區。適應高寒生態條件，耐粗、耐勞，善走陡坡險路、雪山沼澤，能游渡江河激流，有“高原之舟”之稱。“牦牛”在史籍中寫作旄牛、髦牛、氂牛，都是指生活在西南邊地的旄牛部落或地產牦牛。《史記•西南夷列傳》：“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記•貨殖列傳》“巴蜀亦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旄牛”，這里旄牛與髦牛同指特產之牦牛，特別注意的是筰馬牦牛是作為一起和僰僮對應而言。《漢書•地理志》載：“旄牛縣，鮮水出儌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儌外，南至大筰入繩，過郡二，行千六百里。”劉琳注《常志》記牦牛縣：“本旄牛夷之地，漢武帝開為縣。”這里的旄牛指的是旄牛夷部落，與太史公著《西南夷列傳》時代約同。牦牛作為部落，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蒙默先生把羌、夷做不同族群以區別看待。《后漢書•西羌傳》中記載的“氂（髦）牛種，越巂羌”和《后漢書•莋都夷傳》所載“旄牛，主徼外夷”〔10〕。另一觀點認為：夷是泛稱，泛指西南古代少數族群①。故“氂（髦）牛種，越巂羌”和“旄牛，主徼外夷”，都是指生活在西南古代少數族群。在這一點上，筆者贊同夷是泛稱，可以不將“氂（髦）牛種，越巂羌”和“旄牛，主徼外夷”區別看待。牦牛作為西南古代少數族群也和地產牦牛有關，大致是牦牛部落是以放牧牦牛而著稱于世，所以也就以之命名族名。
（二）文獻上的筰與牦牛聯系
筰和牦牛的關系在古代文獻記載中也十分密切，《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載：“南越破后，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后漢書•筰都夷傳》載：“元鼎六年，以（筰都）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武帝元鼎六年置沈黎郡，治所在笮都縣（今四川漢源東北）。后至天漢四年罷郡，置蜀郡西部都尉，其一治旄牛，主儌外羌人。其一治青衣，主漢人，漢靈帝時又改為漢嘉郡。《華陽國志•漢嘉郡》記載：“轄漢嘉縣、徙陽縣、嚴道縣、旄牛縣。”秦漢時期，沈黎郡治所筰都（縣）作為地名難見于東漢以后文獻記載②。但是從沈黎郡到蜀郡西部兩都尉再到漢嘉郡，可以看出旄牛縣一直存在，而且是作為漢化之外的儌外夷。從以上文獻中也能看出，牦牛生活在原筰都所在地域內。牦牛作為族群卻不記于《史記•西南夷列傳》，而僅是記地產之牦牛。這一現象出現并不是不可理解，或者斷言西南夷中沒有牦牛族群。首先，司馬遷時代牦牛作為西南夷一個部落是存在的，這在《后漢書•笮都夷傳》有明確答案，太史公不會不知道這一點的。其次，司馬遷知而不載旄牛部落的意圖約有兩種可能：一是牦牛種屬于所記述的諸多西南夷族群中的一支；二是牦牛種就是某個所記述的西南夷族群，而且這兩種認識在當時都應是熟知的常識〔11〕。《西南夷列傳》載：“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筰州本西蜀儌外，曰貓羌（巂）。”〔12〕這里的貓和髦、牦音同，貓羌當是牦牛羌，也就是筰人〔13〕③。民族地區的地名、水名往往反應出重要歷史信息，雅礱江上游“扎曲河”和瀾滄江上游的“扎曲河”，在藏語中同音詞的意思就是“牦牛江”，雅礱江的“雅礱”在民族語的發音就近似牦牛詞音。雅礱江古稱“若水”和其上游“扎曲河”以及“筰”，其中“若-扎-筰”都是音近的，都是指牦牛④。劉琳注旄牛縣引《方輿紀要》卷七十三：“旄牛城在黎州千戶所（漢源之清溪）南”和《水經注•沫水》：“沫水（大渡河）出廣柔儌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零道縣（甘洛一帶）。”〔14〕這與《史記》載：“以筰都⑤（今四川漢源東北）為沈黎郡”的筰都地理位置十分相近，大致是今漢源大樹堡、九襄一帶，它是旄牛縣也是筰都縣。李紹明先生在《簡論牦牛文化與牦牛經濟》文中，引證了清代紀昀按《水經注•江水》說：“筰都即牦牛縣，亦曰牦牛道，故城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部。”這條史料也說明了筰都和牦牛關系十分密切〔15〕。段渝師在《四川通史•先秦卷》中也認為：“筰都是旄牛羌的一支，當是牦牛種之白狗羌。”并認為筰是岷江上游白狗羌南下到大渡河流域的一支〔16〕。綜合以上對古代筰都和牦牛的幾點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個認識：古代西南筰人和旄牛部落關系十分相近，幾乎是同一古族群。
（三）筰、旄牛的活動范圍
前證《史記•西南夷列傳》中“以筰都為沈黎郡”，筰都地望在漢源大渡河沿岸大樹堡、九襄一帶。《后漢書•筰都夷傳》載：“元鼎六年，以（筰都）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此處可見，牦牛活動的地域不在漢人聚居區的青衣江流域。《漢書•地理志》載：“旄牛縣，鮮水（雅礱江上游）出儌外，南入若水（雅礱江）。若水亦出儌外，南至大筰入繩（金沙江），過郡二，行千六百里。”此處文獻所載牦牛范圍大致在雅礱江上游至下游和金沙江相匯。《漢書•地理志》：“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縣十五……定莋，出鹽……莋秦，大莋，（姑復）臨池澤在南。”越巂郡所轄的三筰地域，據考大莋在今鹽邊、攀枝花；定莋在今鹽源縣；莋秦在今冕寧縣，三筰都在雅礱江中下游地區〔17〕。又《后漢書•安帝紀》引《華陽國志》云：“牦牛縣在邛崍山表。”同書《笮都夷傳》記載的天漢四年罷沈黎郡置蜀郡西部都尉，其一治旄牛，主儌外羌，其一治青衣，主漢人。兩條文獻合釋，可以看出旄牛族群范圍不會到達青衣江流域，而且多在古邛崍山（今大相嶺）以西。以上諸條記載都可以看出旄牛、筰人的活動地域范圍達到雅礱江流域、大渡河中游、邛崍山（大相嶺）。劉琳先生也認為筰人活動范圍包括了今漢源、石棉、瀘定、康定、九龍、道符、雅江諸縣〔18〕。
（四）考古上筰與牦牛關系
殷商時期中葉，殷人在前人青銅鑄造技術的基礎上，創造出了令后世嘆為觀止的青銅文化；同時，亦是在前人創造的符號、文字、繪畫等文化基礎上，經過總結、發展后又創造出一個彪炳千秋的文化——甲骨文，開創了中國以文字載史的先河。
甲骨文作為華夏民族初期完善的文字系統(從字的結構看，傳統的所謂“六書”構字法則已經具備了)，因其承載了大量的殷商社會的生活、文化、宗教等歷史信息和漢字起源的諸多秘密，面世之初就受到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同時，其契刻流傳的載體——有字的甲骨（甲骨文）已被譽為中國的國寶，被世界各國的博物館和研究機構大量收藏和研究。
甲骨文發現百余年來，在眾多專家、學者的研究下，已蔚然發展成為一門新的學科，且已呈顯學之勢。但是，由于沒有發現如何契刻甲骨文的記載，因此，有關甲骨文契刻時的狀態，困擾了甲骨學界數十年之久。學者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
直至1972年，郭沫若先生通過對甲骨文的大量研究后，在其《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一文中，對甲骨文的契刻狀態作了如下論斷：
“甲骨文字是用銅刀或石刀刻在相當堅硬的龜甲獸骨上的東西。文字刻得很規整而美觀，字大者徑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堅硬的東西，銅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為什么能刻出那樣精巧的文字？許多年來，人們都懷抱著這個問題而沒有得到解決。最近我聯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續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這樣便使幾十年的懷疑渙然冰釋了。”
《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一文，首先發表在《考古》1972年第3期，繼而轉載在《考古學報》1972年地1期。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重新改編郭老著作《奴隸制時代》時，經郭老校閱和訂正，刪去原書中八篇論文后，又增加了八篇有關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分期問題的論文；其中就有《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一文，足見郭老對此文的重視。
“(郭沫若)直到年近八旬的時候，還對甲骨文字的起源、用途、事類、格式、規律等方面進行全面總結，并從象牙工藝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寫文字時要用某種酸性溶液浸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郭老在年近八旬的時候，因聯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悟到的“此論”一經發表，便被甲骨學界奉為圭臬——并被作為郭老對甲骨文研究的又一貢獻，廣為載傳。
余生也晚，故無緣同郭沫若先生等前輩大師學習、研究甲骨文，但一直私淑郭沫若先生——探索、求實的學術精神，對甲骨文厚愛有加。所以，當多年前在《 考古 》雜志上讀到郭沫若先生“此論”時，瞬間在腦海中產生了一絲疑問，但一閃而過；今重溫郭老著作《奴隸制時代》再讀到此章節時，當年的疑問不禁又浮出腦海，遂放下其他工作，潛心于斯，經過大量的參考、研究、求證后，今將觀點著述于此，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并請前賢師長不吝賜教。
首先，我們姑且不論殷商時期能否制造、生產酸性溶液（在盤庚徙殷，至紂滅亡的273年的甲骨文歷史中，如果真如郭老所論，那么是不能用“偶然發現”來解釋酸性溶液的產生的），并且應用于對于殷商統治者來說是非常神圣的占卜儀式中。而是遵照郭老：“甲骨在契刻和其他削治手續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論點——來驗證考古發掘的甲骨文，是否如郭老所論。
現在我們把甲骨文本身提供給我們的諸多信息分列如下：
A 占卜用的材料
1、龜腹甲、龜背甲
2、牛頭骨、牛肩胛骨、牛肋骨、牛距骨
3、鹿頭骨、鹿肩胛骨
4、羊肩胛骨
5、人頭骨等
B 卜辭的體例
殷人占卜有一定的程序。其刻寫的卜辭也有一套固定不變的格式或體例。即某某日，某個史官或王貞問，要做某事，是吉？是不吉？某月。
如果日后應驗了還要把應驗情況補刻上去。 所以一條完整的卜辭，常由敘辭（前辭）、命辭、占辭、驗辭組成。
略舉例如下：（請看敘辭與驗辭之間的時間間隔）
1、敘占命驗
[敘辭] 戊子卜， ，[命辭] 貞帝及今四月令雨，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占辭]王 曰:“丁雨，不辛。[驗辭]旬丁酉允雨 。 （《乙》3039）
2、敘命驗
[敘辭] 甲申卜 ，，[命辭] 貞帚 (婦) 好冥（娩），不
其 （嘉）？[驗辭]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
佳女。（《乙》7731）
3、命占驗
[命辭]貞其有疾？[占辭]王占曰：其有疾，丙庚不吉。[驗辭]旬又七日庚申喪黽。（《乙》4130）
（為電腦中所無之字，但考慮到對本文論點無大礙，故未拼寫）
C 同版甲骨文中存在的不同現象
1、同人同日卜
2、同人異日卜
3、異人同日卜
4、異人異日卜
5、與卜日不同時間的驗辭
略舉例如下：
癸卯王卜，貞……甲辰陽甲。
癸丑王卜，貞……吉。
癸亥王卜，貞……甲子祖甲。
癸酉王卜，貞……吉。
癸未王卜，貞……甲申工典其幼。
癸巳王卜，貞……甲午翌上甲。
癸卯王卜，貞……吉。（《合集》35756）
此七條異日貞卜辭在同一版中；
癸丑卜，，貞，王，旬亡尤。在九月，甲寅翌上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尤。在十月。
癸酉卜，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戌翌日大甲。
癸未卜，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申翌日小甲。（《合集》35402）
此四條異日、異人貞卜辭在同一版中；
甲申卜 ，， 貞帚 (婦) 好冥（娩），不其 （嘉）？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佳女。（《乙》7731（同上）
此條卜辭的驗辭時間與貞卜時間不在同時日[包括郭老較早發現的甲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驗辭在內，這種貞、驗不同日的卜辭，在甲骨文中不勝枚舉]。
經過綜合分析以上的信息，結合郭老的論點，我們得出以下三個問題：
一、甲骨經酸性溶液泡制、軟化的過程是在鉆、鑿、灼、占卜過程前，還是在鉆、鑿、灼占卜過程后——契刻文字前？須知甲骨經酸泡制、軟化的過程發生在占卜前與發生在占卜后——契刻文字前，雖然在契刻的文字效果上理應相同，但在甲骨上出現的“兆象”效果則必不相同。因為占卜中最關鍵的程序——灼，會因占卜甲骨的干濕、軟硬程度出現天壤之別。也就是說，通過人為的浸泡、軟化后，該占卜用的甲骨還能否體驗上天的意思。這一點至關重要，貞人是如何解釋的呢？
二、面對每日必卜、每事必卜的殷人來說，對大量需求的龜甲與獸骨是統一泡制、還是分別泡制？殷人如何測試酸性溶液的濃度，以保證其泡制的甲骨正好軟化宜刻，而又不被腐蝕得無法使用的最佳狀態呢？如果是統一泡制，必然會因其材質的硬度和密度不同而出現下例狀況：即在同一時間內有的甲骨軟化的正好堪用、有的甲骨已軟化過度不堪用、有的甲骨則尚未軟化到堪用；如果分別泡制，又怎知何時、何人貞卜？又各需要多少龜甲、獸骨？這種情理之中的問題，貞人是如何掌控的（難道貞人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三、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同版內不同時間占卜的前辭或驗辭，試問在這段間隔時間內已契刻文字的該甲骨處于何種狀態——是繼續入酸泡制、還是晾置干燥？如果是繼續泡制、軟化，則該甲骨完全可能被腐蝕的不堪續用。即使勉強可用，則前后契刻的卜辭必會因甲骨的繼續軟化而出現不同狀態；如果處于干燥狀態，則與前面軟化后契刻的文字狀況還是不能統一（不含刻手不同的因素）。也就是說該甲骨無論處于何種狀況，都會在以后的契刻中留下與前次契刻狀況不同的跡象，而這個跡象恰恰是中外甲骨文學者在百余年的時間中尚未發現的，為什么？
勿庸諱言，如果我們不否認——所有的甲骨文都是在一切占卜過程結束后照抄它稿契刻的檔案記錄，那么上述所有的問題，都是郭老的論點所無法解答的。
下面再看由有關甲骨卜辭與文獻提供的其他信息，以及專家、學者對其的研究：
《禮記·表記》：“殷人遵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
《周禮·春官·龜人》：“上春釁（簡化字，后同）龜，祭祀先卜。”
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均有“某示若干”，不少學者認為此乃祭祀龜甲牛骨之事，謂殷人既得甲骨之后，必先經過一種祭典而后啟用，即《周禮·春官·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之意。
董作賓認為生龜之處理，先經過 、釁、祓，然后殺龜，并引《新獲卜辭寫本》381號“龜三牛”一辭證明殷人確有龜之祭（，與前同）。
祭祀究竟在殺龜之前，還是在初步整修以后？還可以研究。但為求其靈驗起見，在占卜之前先行祭祀，這大概是不成問題的(《中國甲骨學史》)。
由專家、學者對文獻及卜辭的研究，我們得知：遵神的殷人為了求其靈驗——讓占卜的“兆象”充分體現天意，連龜甲牛骨在占卜前都要祭祀。那么，殷人又怎么能（或敢）產生用酸泡制軟化甲骨的思想和行動呢？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郭老“因聯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在契刻文字和其它削治手續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論點——無論是在道理上、還是在殷人占卜的宗教思想或情結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甲骨在契刻前，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軟化也好——沒有經酸泡制軟化也好，都是我們根據對甲骨文研究后做出的見仁見智的推測。由于我們無法還原殷商社會的生活、文化、技術背景，所以只能求助它證。
考古學是門嚴謹的科學。那么，如何驗證某個見仁見智的論點正確與否，或更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呢？筆者認為，這種檢驗必須勇于跳出甲骨文研究的窠臼，這樣才不至于陷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當局者迷的狀態。通過對大量的史前時期骨器、玉器的參考、研究，我們把研究目光集中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華夏文明肇始的時代。
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由于生產力的低下，大自然中俯拾皆是的石頭與人類獵食動物后的部分骨骼，曾做為人類早期制作工具的基礎性材料，伴隨著先人走過了漫長的進化歷程。舊石器時代晚期，隨著人類思想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人類的藝術活動產生了——勞動加思想創造了藝術。古人在勞動的同時創作了大量的史前藝術作品，甚至直接在勞動工具上創作了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傳統思想認為：史前藝術可根據其創作載體分類歸納為“可移動藝術”（Mobiliary Art）或稱“器物藝術”（Home or Chattel Art）和“巖洞藝術”（Lare Art）兩大類（“可移動藝術”或“器物藝術”是指能攜帶的雕刻作品和裝飾品）。考古資料表明，我國“器物藝術”（骨雕、玉石雕、陶塑等）的成熟期大致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在這個時期，我國境內的南北兩地幾乎同時產生兩支都以玉器為主要文化內涵的史前文化。毋庸置疑，在那個以石攻玉的時代是不可能制造生產出酸性溶液的，即使可能產生過——因自然發酵而成酸性的溶液，先人們亦不可能產生將其應用在骨器、玉器制作過程中的思想，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在這個時期的諸多不同的文化遺址中，考古學家發掘出土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骨器和陶器等文化遺物。其中在玉器雕刻的精美程度上，以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為主要代表。
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骨器、陶器等史前藝術品。特別是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部分玉器造型和使用的陰線雕刻技法與殷商時期的玉器造型和雕刻技法非常相似。在這兩支史前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玉器、骨器上，其特殊符號（不與花紋混淆的、刻劃位置特殊的）、圖案——雕刻得細若發絲的不勝枚舉。從這些細若發絲甚或比發絲還細的刻痕中，可以充分觀察到5000年前古人的雕刻跡象，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細石器工具相互印證，使我們可以更加科學的研究其工藝特征[科學常識告訴我們，我國玉文化中常用的玉料硬度分別為：軟玉（Nephrite）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瑪瑙(Agate)、玉髓(Chalcedony)、碧石(Jasper)等造巖礦物的硬度在摩氏7左右；岫巖玉的硬度變化大一些在摩氏2——6之間，通常在摩氏4左右；獨山玉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而作為骨雕材質的骨骼成分百分之七十左右為鈣、磷等礦物質，主要是鈣的磷酸鹽，包括結晶的羥基酸灰石和無定形的磷酸鈣，其余成分為有機質，主要是膠原蛋白。硬度在摩氏3左右，干燥后硬度稍有增加。由前可知，使用硬度在摩氏7左右的造巖礦物制作的細石器刃具，用以加工骨器和低硬度的玉器是完全勝任的]。
又據考古發現，在河南省賈湖的裴李崗文化（據碳14測定，其絕對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遺址中，出土的龜甲上發現了十數個具有原始文字性質的契刻符號，其中個別符號與后世的殷商甲骨文有相似之處。由此可知：我們的先人在8000年前，就已經能夠在堅硬的龜甲上契刻符號或“文字”了。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先人們在完善契刻工具的同時完全掌握了在玉石上雕刻精細圖案的工藝技術（這從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千余年的發展、延續歷程中出土的不同時期的玉器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出其工藝技術的發展、傳承），那么要在龜甲、獸骨上刻出細致精巧的圖案、符號（廣義的文字），雖不至于說易如反掌，也應當是綽綽有余的吧！這一點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骨器、象牙器、玉器的雕刻中，已得到得到充分的證實。
史實面前，任何設想或辯解都是枉然的！
通過對以上考古發掘資料的研究分析，完全可以證明：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其實在我國境內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初期的眾多文化遺址中，就已經有雕刻藝術品發現了；歐洲一些國家出土的史前骨雕、石雕藝術品的歷史，遠的可達到30000年之久），我們的先人就已經能夠在甲骨、玉石上熟練地契刻“文字”符號或其他的藝術形象了，而這個時代比契刻甲骨文的殷商時代早了何止2000年啊！因此，面對經過3000余年埋藏，依然清晰可見的甲骨文，筆者更傾向于：殷商時期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沒有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軟化的。
“甲骨文字是用銅刀或石刀刻在相當堅硬的龜甲獸骨上的東西。文字刻得很規整而美觀，字大者徑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堅硬的東西，銅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為什么能刻出那樣精巧的文字？許多年來，人們都懷抱著這個問題而沒有得到解決。最近我聯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續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
上述的問題和結論告訴我們，顯然郭老認為：只有在軟化的甲骨上才能刻出——“字小者如芝麻……那樣精巧的文字”。但是，常識告訴我們：只有在細膩、凝結、堅實的材質上，才能雕刻出精微細致的圖案。而在軟化、疏松的材質上，要想雕刻的精微細致則是很難的——俗話說：朽木不可雕也。那么朽骨可雕否？回答也一定是否定的。這從保存到現在的——古代非金屬雕刻藝術品（無論是精美的微型雕刻藝術品，還是大型的雕刻藝術品），都是由象牙、骨頭、紫檀木、黃花梨木等堅硬、細膩的材質制作的事實中，一樣可以得到佐證。
大量的事實和問題表明：殷人占卜的甲骨——在契刻前是無須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 。
郭沫若先生做為老一輩甲骨文研究專家，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研究甲骨文，直到他逝世，經歷了甲骨學史上整整五十個春秋。五十年里，郭老本著大膽創新、勇于修正自我的治學思想和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用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差不多常常是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作斗爭”），在甲骨文的釋解考證、分期斷代、編纂流傳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建國以后，先生在主持編纂《甲骨文合集》的工作中培養了大量的甲骨文研究人才。雖然郭老“因聯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文在契刻和其他削制手續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論點似有所誤，但這絲毫無損于郭老的崇高威望和學術成就。因為同他在中國歷史及甲骨文研究上的恢弘業績相比，這個結論的失誤，如滄海一粟；因為我們是被郭老及那一代大師托在他們的肩上學習、研究甲骨文的，而且隨著科學的發展、進步，我們的觀察手段、研究方法比老一輩學者更加優越、更加科學，所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新的探索、新的發現和成果，才是對老一輩師長的最好紀念。
圖1、良渚文化象牙雕飛鳥匕 2、良渚文化玉雕山形器 3、良渚文化玉雕冠形飾 4、紅山文化C字龍 5、紅山文化玉人面 6、紅山文化骨體嵌細石器刀柄 7紅山文化骨體嵌細石器刀柄局部刻痕
參考文獻
《殷墟卜辭綜述》陳夢家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1956年
《殷墟文字乙編》董作賓編著 科學出版社1948年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任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編纂
《奴隸制時代》 郭沫若著 人民出版社 1973年
《甲骨學小詞典》 孟世凱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1年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王宇信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中國甲骨學史》 吳浩坤、潘 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中華遠古史》 王玉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舞陽賈湖》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學出版社 1999年
《考 古》雜志 1972年3期
《良渚古玉》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6年
《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國》 周 膺 吳 晶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4年
《中國寶石和玉石》 欒秉傲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
《中國古代美術史》 李 浴著 遼寧美術出版社 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