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26 09: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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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政管理人員 勞動價值形態 功能特點
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施政主體的勞動要素不健全和結構搭配不合理而產生的低效、負效情況屢見不鮮。同時，由于對勞動效果評價不準和判斷失誤而導致施政活動進人無謂重復、惡性循環的情況也時常發生。因此，有必要對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和效果形態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
人類勞動歸納起來有三種不同的存在形態，即潛在形態的勞動、流動形態的勞動和凝結(物化)形態的勞動。行政弓彗誰里人員的勞動也不外乎這三種形態，只不過共性之外更具有鮮明的個性罷了。
1.潛在形態的勞動。所謂潛在形態的勞動，是指行政管理人員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勞動能力，這種能力主要表現為下述幾個方面:觀察預測能力、綜合分析能力、組織協調能力、溝通聯絡能力、疏導滲透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參謀咨詢能力、開拓進取能力、理論研究能力。
2.流動形態的勞動。行政管理人員在發揮自己的勞動能力進行工作時.潛在形態的勞動便轉化為流動形態的勞動，具體表現為“讀、談、講、寫、做”五種形式:“讀”是一種知識性勞動，既是勞動能力的輸出，又是勞動能力的積累，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先學一步，不斷更新、拓展、充實自己的知識，在讀的實踐中汲取營養;“談”是一種藝術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協商對話、家庭訪問等形式，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化解各種矛盾，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講”是一種職業性勞動，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學習、宣講、報告等形式不斷地向群眾宣傳先進意識、科學知識和各項方針、政策、法規、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寫”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不可或缺的一種文秘性勞動;“做”是一種事務性勞動，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員的組織協調能力和榜樣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員所進行的流動形態的勞動，雖說紛繁雜亂，但這是他們直接創造價值的重要一面。
3.凝結形態的勞動。流動勞動消耗的結果，便轉化為凝結形態的勞動，或叫物化了的勞動。大體表現為人們認識能力的增強，思想覺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產勞動積極性的煥發，政方針政策的有效落實，以及由此派生的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加等等，這是施政工作的最終產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員的凝結形態的勞動為標志。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是一種具有特質的社會性勞動，有四個明顯的特點，即政策性、抽象性、創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是一種點燃自己，照亮別人的忘我性勞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廉潔奉公，嚴以律己，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甘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員最起碼的職業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
關鍵詞：行政管理人員 勞動價值形態 功能特點
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施政主體的勞動要素不健全和結構搭配不合理而產生的低效、負效情況屢見不鮮。同時，由于對勞動效果評價不準和判斷失誤而導致施政活動進人無謂重復、惡性循環的情況也時常發生。因此，有必要對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和效果形態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
人類勞動歸納起來有三種不同的存在形態，即潛在形態的勞動、流動形態的勞動和凝結(物化)形態的勞動。行政弓彗誰里人員的勞動也不外乎這三種形態，只不過共性之外更具有鮮明的個性罷了。
1.潛在形態的勞動。所謂潛在形態的勞動，是指行政管理人員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勞動能力，這種能力主要表現為下述幾個方面:觀察預測能力、綜合分析能力、組織協調能力、溝通聯絡能力、疏導滲透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參謀咨詢能力、開拓進取能力、理論研究能力。
2.流動形態的勞動。行政管理人員在發揮自己的勞動能力進行工作時.潛在形態的勞動便轉化為流動形態的勞動，具體表現為“讀、談、講、寫、做”五種形式:“讀”是一種知識性勞動，既是勞動能力的輸出，又是勞動能力的積累，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先學一步，不斷更新、拓展、充實自己的知識，在讀的實踐中汲取營養;“談”是一種藝術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協商對話、家庭訪問等形式，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化解各種矛盾，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講”是一種職業性勞動，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學習、宣講、報告等形式不斷地向群眾宣傳先進意識、科學知識和各項方針、政策、法規、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寫”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不可或缺的一種文秘性勞動;“做”是一種事務性勞動，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員的組織協調能力和榜樣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員所進行的流動形態的勞動，雖說紛繁雜亂，但這是他們直接創造價值的重要一面。
3.凝結形態的勞動。流動勞動消耗的結果，便轉化為凝結形態的勞動，或叫物化了的勞動。大體表現為人們認識能力的增強，思想覺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產勞動積極性的煥發，政方針政策的有效落實，以及由此派生的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加等等，這是施政工作的最終產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員的凝結形態的勞動為標志。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是一種具有特質的社會性勞動，有四個明顯的特點，即政策性、抽象性、創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是一種點燃自己，照亮別人的忘我性勞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廉潔奉公，嚴以律己，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甘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員最起碼的職業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
1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從行政管理人員工作所影響的范圍劃分，執政效果可分為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全社會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觀效果。某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一個行業受益的執政效果叫微觀效果。宏觀施政效果包含微觀效果，微觀施政效果量的積累構成宏觀效果。行政管理人員工作的目的，就是通過各單位、各部門、各行業微觀施政效果的大量積累，形成社會性的宏觀效果。在某種情勢下，要獲得較大的宏觀施政效果，往往要犧牲某些單位和部門的既得利益，暫時影響該單位的和部門的微觀施政效果。這就要求該單位、該部門的同志顧全大局，努力工作，決不能把謀取本單位的微觀施政效果建立在損害全社會的宏觀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按某一層次行政系統的工作人員付出的一定勞動量，首先可以獲得兩個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體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員通過施政實踐積累了知識，豐富了經驗，增長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二是客體效果，即通過有效施政激發了工作對象的生產積極性，給本單位帶來了效益，我們把某一層次行政系統所獲得主體效果與客體效果之和稱為直接施政效果。
隨著該系統工作人員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們創造的施政經驗，還會影響和帶動其它系統與部門獲得理想的施政效果，這種“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五枝十枝花”的效應，我們把它稱作間接施政效果。由于間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響下產生的，因此又稱為波及效果。這種波及效果連鎖反應，再波及到其它行業和層次所產生的效果，可稱為擴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自身的艱苦勞動，創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間接施政效果的波及與擴波及，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
3.隱效果與顯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劃分，可分為隱效果與顯效果。行政管理人員雖然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但他們通過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精神世界和行為方式。從初層次來說，解決了一個或幾個這樣那樣的實際問題，從深層次來說，引起人們世界觀、人生觀的轉變。這些存在于人頭腦中新確立的主觀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對象的行為，這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價值的內在表現形態。由于這種施政效果并未游離出人體之外，故稱為隱效果。
人們思想境界的升華和付諸于實踐，必然用語言、情緒、態度和行為表現出來，最終表現為群眾積極性的提高，物質財富的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落實。這種由精神價值形態轉化為物質價值形態，稱為顯效果。
一般說來，行政管理工作的隱效果決定顯效果，思想支配行動，行動創造社會物質財富。但顯效果對隱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會實踐又可以促進思想理論的升華，使思想認識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中不斷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標、內容、措施有機融合其中。
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施政主體的勞動要素不健全和結構搭配不合理而產生的低效、負效情況屢見不鮮。同時，由于對勞動效果評價不準和判斷失誤而導致施政活動進人無謂重復、惡性循環的情況也時常發生。因此，有必要對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和效果形態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
人類勞動歸納起來有三種不同的存在形態，即潛在形態的勞動、流動形態的勞動和凝結(物化)形態的勞動。行政弓彗誰里人員的勞動也不外乎這三種形態，只不過共性之外更具有鮮明的個性罷了。
1.潛在形態的勞動。所謂潛在形態的勞動，是指行政管理人員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勞動能力，這種能力主要表現為下述幾個方面:觀察預測能力、綜合分析能力、組織協調能力、溝通聯絡能力、疏導滲透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參謀咨詢能力、開拓進取能力、理論研究能力。
2.流動形態的勞動。行政管理人員在發揮自己的勞動能力進行工作時.潛在形態的勞動便轉化為流動形態的勞動，具體表現為“讀、談、講、寫、做”五種形式:“讀”是一種知識性勞動，既是勞動能力的輸出，又是勞動能力的積累，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先學一步，不斷更新、拓展、充實自己的知識，在讀的實踐中汲取營養;“談”是一種藝術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協商對話、家庭訪問等形式，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化解各種矛盾，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講”是一種職業性勞動，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學習、宣講、報告等形式不斷地向群眾宣傳先進意識、科學知識和各項方針、政策、法規、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寫”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不可或缺的一種文秘性勞動;“做”是一種事務性勞動，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員的組織協調能力和榜樣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員所進行的流動形態的勞動，雖說紛繁雜亂，但這是他們直接創造價值的重要一面。
3.凝結形態的勞動。流動勞動消耗的結果，便轉化為凝結形態的勞動，或叫物化了的勞動。大體表現為人們認識能力的增強，思想覺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產勞動積極性的煥發，政方針政策的有效落實，以及由此派生的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加等等，這是施政工作的最終產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員的凝結形態的勞動為標志。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是一種具有特質的社會性勞動，有四個明顯的特點，即政策性、抽象性、創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是一種點燃自己，照亮別人的忘我性勞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廉潔奉公，嚴以律己，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甘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員最起碼的職業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
1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從行政管理人員工作所影響的范圍劃分，執政效果可分為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全社會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觀效果。某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一個行業受益的執政效果叫微觀效果。宏觀施政效果包含微觀效果，微觀施政效果量的積累構成宏觀效果。行政管理人員工作的目的，就是通過各單位、各部門、各行業微觀施政效果的大量積累，形成社會性的宏觀效果。在某種情勢下，要獲得較大的宏觀施政效果，往往要犧牲某些單位和部門的既得利益，暫時影響該單位的和部門的微觀施政效果。這就要求該單位、該部門的同志顧全大局，努力工作，決不能把謀取本單位的微觀施政效果建立在損害全社會的宏觀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按某一層次行政系統的工作人員付出的一定勞動量，首先可以獲得兩個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體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員通過施政實踐積累了知識，豐富了經驗，增長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二是客體效果，即通過有效施政激發了工作對象的生產積極性，給本單位帶來了效益，我們把某一層次行政系統所獲得主體效果與客體效果之和稱為直接施政效果。
隨著該系統工作人員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們創造的施政經驗，還會影響和帶動其它系統與部門獲得理想的施政效果，這種“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五枝十枝花”的效應，我們把它稱作間接施政效果。由于間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響下產生的，因此又稱為波及效果。這種波及效果連鎖反應，再波及到其它行業和層次所產生的效果，可稱為擴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自身的艱苦勞動，創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間接施政效果的波及與擴波及，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
3.隱效果與顯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劃分，可分為隱效果與顯效果。行政管理人員雖然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但他們通過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精神世界和行為方式。從初層次來說，解決了一個或幾個這樣那樣的實際問題，從深層次來說，引起人們世界觀、人生觀的轉變。這些存在于人頭腦中新確立的主觀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對象的行為，這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價值的內在表現形態。由于這種施政效果并未游離出人體之外，故稱為隱效果。 人們思想境界的升華和付諸于實踐，必然用語言、情緒、態度和行為表現出來，最終表現為群眾積極性的提高，物質財富的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落實。這種由精神價值形態轉化為物質價值形態，稱為顯效果。
一般說來，行政管理工作的隱效果決定顯效果，思想支配行動，行動創造社會物質財富。但顯效果對隱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會實踐又可以促進思想理論的升華，使思想認識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中不斷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標、內容、措施有機融合其中。
4.獨創性效果與共存性效果。按行政管理工作與其它工作的關系來劃分，可分為獨創性效果與共存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員依照自己的工作范圍進行工作所產生的施政效果為獨創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員配合其它社會工作交叉產生的共同效果為共有性效果。行政替理工作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但絕對意義上的獨立性施政效果是不存在的，它們兩者之間是既相互交又、又相對獨立的關系。
三、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價值功能
1.目標導向功能。施政效果以價值的形態出現，既是判斷是非的標準，也是人們追求的目標，它在目標方向、時空、效率等方面都有相對的質量規定，施政效果的目標方向特性，決定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效能。公式為:
勞動效能二目標方向X工作效率
中圖分類號： U412 文獻標識碼： A
一、管理體系
據高速公路改擴建工程特殊性，對老路路面處理方案需依賴于現場實際情況及對病害判定，尤其是下層結構病害情況。設計階段的路面破損調查和彎沉檢測工作，雖可以調查出路面表面層病害狀況，但無法準確判定路面結構層的深層病害情況。這些都決定了事先難以精確確定每個段落的處治方案，施工前的方案設計只能定出整體設計原則和初步預估不同路段加鋪方案，而每段路面具體加鋪方案則需結合現場開挖情況動態確定。施工期間具體段落處治、加鋪方案現場確定，在此基礎上動態出圖；設計人員全程跟蹤、參與路面改造方案現場確認；確認一個路段的方案，出一個路段的施工圖，如此遞推，實施動態設計。
圖1 動態設計流程圖
1、實施原則
（1）處治方案選擇科學性――方案不失誤；
（2）處治工程量計量有效監控――計量不失真。
老路處理、施工過程前，在對照設計文件基礎上，現場由業主管理處、設計單位、監理單位、施工單位共同配合，共同協商，進一步確定段落劃分范圍和病害處治工程量。
2、具體分工見下表：
老路面病害現場處治各參建單位分工
3、檔案管理
老路處治每個階段工作完成后，施工單位對具體施工情況和設計方案匯總統計后上報監理建委復核后2天內向業主管理處提交。
二、路面銑刨段落劃分
在同一施工標段內以單點彎沉及路面病害程度作主要判別指標，據相似性歸屬原則，進行段落劃分，即指標相近細分路段劃歸在同一段落內，建議路段劃分長度盡量不要小于100m。主要按以下幾項指標控制路面銑刨段落：
①路面病害情況；（100m范圍路面修補面積超過15%；100m范圍病害面積超過15%，或病害超過5處（不含橫縫）路段；橫向裂縫連續不斷，間距小于15m）
②路面單點彎沉值控制指標；
③結合路面調坡后縱斷面標高差h（h為路面設計標高與現有路面標高之差），對細分路段進行調整。
三、路面裂縫處治設計
1、對縫寬在5mm以內的橫向裂縫，采用熱瀝青灌縫。
2、對縫寬大于5mm的裂縫可進行開槽灌縫加以處治。
3、對縫寬大于20mm、嚴重的裂縫（支縫較多、縫壁散落），對裂縫處進行挖補回填處理，采用抗裂貼進行下承層封縫處理，再回填AC-20型瀝青混合料。
四、路面坑槽、松散處治設計
1、嚴格按照“圓洞方補、斜洞正補”原則，劃出所需修補坑槽輪廓線，其范圍據坑槽面積適當擴大處理；
2、沿所劃輪廓線開鑿至坑底穩定部分，其深度不得小于原坑槽最大深度；若基層已經松散破壞，將破壞基層一并清除；
3、清除槽底、槽壁松動部分及粉塵、雜物，并涂刷粘層瀝青；
4、填補AC-20瀝青混合料并整平；
5、用小型壓實機具將填補好的部分壓實，應將瀝青混合料分多次進行攤鋪和壓實，壓實時應注意邊部壓實和對周邊部分造成振動松散；
6、采用封縫膠進行封邊處理。
五、龜裂、松散處治設計
龜裂病害較輕時采用熱瀝青噴灑；如病害程度較高，已經使路面發生松動時，可采用坑槽修補方式；如修補面積較大，則應分層修補，每層厚度≤8cm，修補至與原路面高程一致。
五、沉陷處治設計
對沉陷與路面縱向裂縫同時發生路段，應進行基層處理。對其他部位沉陷可據病害程度采取相應處理方式：
1、路面略有下沉，沉陷深度不大，無破損或僅有少量輕微裂縫，可不作處理，在沉陷處直接罩面。
2、沉陷深度中等（2cm左右），破損較輕或僅有少量輕微裂縫，可在沉陷處涂刷粘層瀝青，再用AC-20型瀝青混合料將沉陷部分填補，并壓實平整，然后進行罩面。
3、沉陷嚴重（4cm左右），破損明顯，沉陷區域裂縫較寬時，說明基層已經破壞，需要將基層銑刨后回填，然后進行罩面處理。
六、翻漿路段處治
翻漿路段瀝青面層一般都會有裂縫、坑塘、松散等破壞形式，翻漿路段一般結構強度不足，因而此次維修時，需對翻漿路段進行特別結構補強措施，建議銑刨重鋪。
七、縱向裂縫
1、對輕微（縫寬≤5mm）的縱向裂縫，直接采用灌縫處理。
2、對較嚴重（縫寬>5mm）的縱向裂縫，尤其對高填方路段、半填半挖路段的縱向裂縫有以下兩種處治方式：
①先在裂縫兩側各50cm范圍內平行行車方向開槽，銑刨至基層頂面后對縱向裂縫進行灌注水泥漿處理，再在基層頂面裂縫位置粘附100cm寬的聚酯玻纖布后回填普通瀝青ATB-30混合料，回填材料厚度要求經壓實后與老路面銑刨面齊平；最后在罩面前，在裂縫修補位置上粘附一層200cm寬的聚酯玻纖布，之后可進行罩面施工。
②對縱向裂縫對應段落的路床進行處治。砂礫土填筑路段采用注漿加固處理，素土填筑路段采用水泥干拌碎石樁處理。該方法處治成本較高，但病害處治效果較好，各單位可綜合考慮，合理選擇處治方法。
八、老路床處治實施
1、現場檢測
對底基層銑刨后外露的路床，開展含水量、路基承載力、壓實檢查工作。檢測目的在于調查老路路床的軟弱情況，以確定是否加固及加固工藝，并為后期老路改造提供參考。
2、處治方案
對路床強度衰減嚴重、含水量較大位置，承載力不足段落有針對性地進行處理。對路床不同填筑材料可選相應處治方案。一般情況老路床為砂礫土填筑路段時采用注漿處理，老路床為素土填筑時采用水泥干拌碎石樁處理。
九、結束語
高速公路進行改擴建在今后高速公路建設中將成為趨勢，改擴建中對老路病害處治至關重要，將影響整個高速公路質量整體性和行車安全性。本文通過提出對老路處治動態管理和處治方案設計原則，為高速公路升級改造改擴建工程建設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一、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方興未艾
九臺市是一個農業大市，農業人口眾多，農村勞動力素質參差不齊。據統計資料反映，2002年我市農村勞動力平均文化指數不足8年，僅相當于初中二年級水平，成為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瓶頸”。針對這一現狀，我市大力開展各類培訓，有效整合培訓資源，每年培訓農村勞動力都在22000人以上，并實現了培訓與就業的緊密連接。尤其是今年以來，根據上級提出的“新增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員培訓率超過50％，新增轉移人員組織化程度達到50％”的要求，我市堅持勞動力轉移培訓先行的做法，截至10月底，已舉辦各類農村勞動力培訓班141期，培訓農村勞動力19950人次，占今年全市農村勞動力培訓任務指標的90％以上。主要以技能培訓為主，培訓專業有計算機、服裝縫紉、鋁材加工、汽車駕駛與維修、電子電器、工程機械、建筑、保安員、賓館服務員、餐飲服務員、家政服務員、食品加工等十幾個工種。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1.加強組織領導，形成工作合力
為了推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在年初農村經濟工作目標確定前，市委領導就勞務輸出工作進行了專題調研，把勞務輸出工作做為增加農民收入和縣域經濟突破的一個重要環節，列入到今年農村經濟工作中來，成立了考核組，就勞動力轉移進行全年跟蹤考核。鼓勵各鄉鎮成立勞務輸出公司，保證每個鄉鎮成立勞動保障事務所，在組織上建設上逐步完善輸出體系。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在市農村勞務輸出工作協調小組領導下開展工作，形成由市勞務輸出工作協調小組牽頭，勞動、農業、教育、交通、畜牧、共青團、婦聯等部門和各鎮政府協調配合抓培訓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市、鎮、村三級網絡，全方位、多層次地開展農村勞動力素質和技能培訓；建立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月報制度，及時掌握各鎮、各部門培訓動態和農村勞動力培訓需求，提高了轉移培訓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2.整合培訓資源，發揮最大效應
圍繞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這一中心，在全市有效整合各類培訓資源，充分發揮最大效應。一是利用職教中心、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等資源優勢，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如我市把電大、職業高中、技校、農專、中專五校統一合并成立了九臺市職教中心，每年都要為我市培訓出旅游、餐飲、美容美發、電子電器、計算機等各類人才6000人以上；市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市農業技術推廣中心也通過“陽光工程”培訓、綠證培訓、跨世紀青年農民科技培訓、經紀人培訓、實用技術培訓等示范工程，每年為我市培訓各類人才7500人以上。這些人才全部輸往全國各大城市，十分搶手，供不應求。二是通過勞動部門成立的各種職業學校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如夢神美發學校、博碩電腦學校、文波職校、千銀緣美容美發學校等每年都能為我市培訓專業技術人才5500人以上。三是充分借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力量，幫助培訓農村勞動力。我市每年都要聘請吉林省農科院、通化農科院、吉林農大等科研院校的專家、教授親臨授課，或采取將農村勞動力送到科研院校培訓等形式進行全面培訓，每年都可培訓農、林、畜牧等方面技術人才1000人。四是發揮各類行業協會的培訓基地及社會辦學力量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方面的積極作用。目前我市已成立了農業、農機、畜牧、林業等多個行業性協會，這些組織充分發揮行業優勢，開展專業性技能培訓。今年截至10月底，農業行業協會培訓農業技術人員近1000人，農機行業培訓農機駕駛及操作人員近500人，其他培訓達500人。
3.拓寬培訓方式，適應市場需求
根據我市多年來轉移農村勞動力積累的經驗，以及所掌握的市場用工信息和地方實情，我們堅持以市場需求為主導，多形式、多渠道地開展各類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一是加大中等職業技術培訓力度。據統計，我市每年培訓中等職業技術人才、技術工人約7000人，約占新增勞動力的30％。如我市職教中心發揮培訓基地作用，開設了旅游、餐飲、美容美發、電子電器、計算機、汽車駕駛與維修等專業，今年截止10月底就培訓6000人以上。同時，我們還主動加強對外聯系，與市外技工學校簽訂聯合辦學協議，利用他們優越的辦學條件、雄厚的師資力量幫助培訓技術工人。目前，我市與吉林農大、省農校等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每年送培1000多人，并全部實現了就業。二是依托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積極開展“訂單式”、“定向式”用工培訓。針對周邊大中城市、省外經濟發達地區及本地用工單位提供的大量用工信息，采取短期培訓的方式，對務工人員開展禮節、禮儀、進城務工常識、勞動保障政策法規、專項技能等方面的崗前培訓，讓他們能盡快適應企業環境，近兩年先后為我市培訓10000多人。三是結合農村多種經營結構調整，廣泛開展各類農村多種經營實用技術培訓。針對目前許多農民迫切需要掌握1—2門多種經營技能的愿望，市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協助各鎮以“綠色證書”和跨世紀青年農民科技培訓工程為主線，廣泛開展各類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幫助一大批農村勞動力實現了產業內的轉移，廣泛活躍于各農場、林圃、花卉、果園、特種養殖等技術崗位，成為“拿工資”的新型農業工人。今年共培訓這類人才7500人以上。四是積極開展職業資格證書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崗位競爭能力。
二、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任重道遠
雖然我們在農村勞動力培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對照新形勢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的要求，培訓工作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我們予以認真研究和解決。當前，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領導重視程度不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力度不大。當前，各鎮、各部門都把招商引資作為發展經濟的第一要務來抓，而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研究不多。一些地方領導在發展經濟中的急功近利思想，造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講得多，做得少，影響了工作的成效。
二是農民思想觀念守舊，接受培訓的意識不強。相當一部分農民習慣于散漫的農村生活節奏，對接受培訓掌握就業技能存在畏難情緒；還有一些農民由于缺乏就業指導，沒有明確的職業取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選擇培訓，對培訓是否有助于就業有所顧慮。因此，即使轉移培訓是道免費的“午餐”，農民光顧的欲望也不強烈。
三是培訓經費短缺，制約了工作的開展。不論是農業實用技術培訓，還是職業技能培訓；不論是“訂單式”用工培訓，還是短期培訓，都需要一定的經費投入。就我市而言，預計一年的培訓經費約需100－500萬元，而目前僅僅依靠市、鎮財政投入，難以彌補較大的缺額。
四是培訓基地建設緩慢，難以產生核心效應。盡管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得到全面開展，各類龍頭企業、專業技能人才和行業培訓機構遍地皆是，但由于未能抓好培訓基地建設，沒有產生典型示范作用，社會反響一般，也影響了培訓工作的成效。
據估算，近三年九臺市進入16歲年齡段的人口每年約30000人左右。在農村除了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和立志務農的外，大部分需要向二、三產業轉移就業。因此，對這部分農村勞動力實行培訓，幫助其掌握一定的技能技術，實現其創業致富的愿望，是擺在市鎮兩級政府和勞動保障部門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所以說，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任重道遠。
針對問題，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大力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
一是進一步加大領導組織力度，切實地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擺上重要位置。在市、鎮兩級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中，建立培訓工作的專項考核指標。市、鎮兩級明確制訂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就業的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嚴格督查和考核，真正讓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有位置、有計劃、有核查、有臺賬、有延續，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步入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
二是加大宣傳力度，進一步提高農民參與培訓的自主性和積極性。通過各種形式，大力宣傳造勢，積極倡導“外出務工光榮，就業培訓為先”的思想，切實轉變一些農民“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提高農村勞動力大膽走向城市，大膽走進二、三產業擇業的熱情，鼓勵農民參加各類農業實用技術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讓轉移就業的農民“精一門、懂二門、學三門”，適應市場發展需求。
三是進一步優化培訓資源，抓好培訓基地建設。我們將在市、鎮、村三級就業培訓組織聯動、各類培訓機構協調配合的基礎上，根據我市實情，積極創辦3～5個培訓基地。
中圖分類號：F249.2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24-000-02
一、引言
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由區域差異帶來的區域經濟發展及發展不平衡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關于區域發展問題，很多學者給出不同的研究觀點。佩魯提出，主導部門企業聚集形成的“發展極”能夠帶動相鄰地區經濟的優先增長；繆爾達爾提出了循環積累因果論，主張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協調發展，消除二元經濟結構；赫希曼提出不平衡增長理論，認為應優先發展直接生產性活動的部門，并通過聯系效應帶動其他產業發展；弗里德曼提出中心論，認為區域核心的發展速度要大于的發展速度；弗農提出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認為區域發展與產業生命周期相關；威廉姆遜提出倒“U”型理論，指出發展階段與區域差之間存在差異的倒“U”型關系，表明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化是發展不可避免的，但區域經濟差異終會隨著經濟發展成熟而消失。
本文基于區域經濟學基礎理論，從區域經濟產出增長與投入的關系角度出發，來研究短期內特定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在短期內，投入資本為常數，引起產出變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勞動力。通過研究勞動力轉移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能夠得到在短期內特定區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和方法。
二、勞動力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
根據古典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一個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主要由勞動力與資本兩種因素決定。勞動力主要是指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其內涵是指蘊藏在人體中的腦力與體力的總和；資本主要是指各種生產設備，土地等生產資料。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從時間尺度的不同，能夠劃分為長期經濟發展與短期經濟發展。不同時期的區域經濟發展，其影響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在長期經濟中，勞動力與資本投入量都是可變的，這兩種因素同時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而在短期經濟中，由于資本的投資存在一定的滯后，在短期中并不會產生較大的變化，所以在短期區域經濟發展的分析中，通常假定資本投入為固定量，對短期經濟發展影響較小；同時由于人口政策在短時期內政策效果較慢，人口在短時期內也不會產生較大波動，所以勞動力的總和趨于固定，區域內勞動力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力的轉移，即勞動力從區域外轉移到區域內。本文主要研究區域經濟在短期內的發展，著重分析勞動力因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勞動力與短期內區域經濟發展主要有以下幾種聯系：
1.勞動力的轉移方向決定著區域經濟發展方向。勞動力的轉移方向對區域內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是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定性描述。勞動力轉移主要有兩個方向，區域外轉移至區域內與區域內轉移至區域外。伴隨著勞動力的轉移，區域經濟發展會出現不同的影響。當區域內的勞動力缺少時，勞動力成為稀缺品，勞動力市場上的需求不變，供給減少，就會造成勞動力價格的提高。廠商通常會通過提高工資水平或提高福利待遇等方式，以招聘到更多的員工參投入生產活動中，從而提高利潤水平。由于勞動力總量在短時期內并不會迅速增加，區域內的勞動力缺口主要由區外勞動力的流入所補充。相反，當區域內勞動力過剩時，市場上的勞動力供給不變，需求減少，此時勞動力的價格就會降低。廠商通常會降低工資水平以消減成本來提高利潤。勞動力就會從區域內轉移到區域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區域經濟發展的速度。勞動力的流入短期內會增加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或使區域經濟水平從衰退中復蘇；勞動力的流出短期內則會降低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或使區域經濟進入到衰退中。
2.勞動力的轉移量決定著區域經濟發展速度。勞動力的轉移量是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定量描述。勞動力的轉移量與區域經濟增長之前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勞動力轉入量較多，短期內區域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相反，勞動力轉入量較少，則短期內區域經濟增長速度較慢。同理勞動力轉出量較多，短期內經濟增長衰退較快；勞動力轉出量較少，短期內經濟增長衰退較慢。
三、模型構建與變量分析
為了更好地研究勞動力因素在短期內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突出研究目標之間的關系，現對模型進行一些設定：
（1）模型中存在著兩個地區，一個是目標區域，即我們研究的短期經濟增長的目標區域，在模型中稱為目標區域；另一個是勞動力的轉移區域，即除了模型中目標區域外的其他區域。
（2）勞動力的轉移只與實際工資水平相關。
（3）目標區域內外勞動力總量為固定值。
1.勞動力轉移方向
在區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勞動力與資本是兩個主要因素。勞動力的增長和資本的增長都會帶來經濟的增長。資本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中對經濟產生影響，而勞動力對經濟的影響在短時內就能夠產生。在短期內，區域經濟的資本投入為固定量。區域經濟的產出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力的增長，能夠吸引到的勞動力越多，整個區域增長的動力就越大。勞動力的轉移因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區域內的工資水平，另一個是區域內的生活水平。區域內的工資水平，決定了該區域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吸引區外的勞動力。如果區域內的工資水平高，那么區外的勞動力就會因為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而轉移到區內工作，反之，區內的勞動力則向外流動。區域內的生活水平決定了區域內勞動力的生活質量，高的生活水平意味著工資的實際價值，也就是實際能夠購買到的商品數量是減少的；反之，低生活水平能夠使相同的工資水平購買到更多的商品。將區內的實際工資與區外的實際工資作比較，就能夠得到勞動力的轉移方向。
可以使用工資水平與生活水平的比值來判斷一個地區的實際收入水平，由于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與該地區的消費水平相符，所以在比值中生活水平用區域消費指數來替代。通過區域內與區域外的實際收入比就能夠確定勞動力的轉移方向。根據以上關系，有以下公式：
其中，w是目標區域內的平均工資水平，wa是目標區域外的平均工資水平；C表示目標區域內的消費指數，Ca表示目標區域外的消費指數；k是一個公式系數，作用是用來修正公式；P值用來表示兩區域間的實際工資差異，當目標區域內外差距較小時，通過調整k值，使P值趨于1。
P值通常情況下為正數，當P大于1時，表示區內的實際工資水平比區外的實際工資水平高，短期內勞動力將從區外流入到區內；當P小于1時，表示區內的實際工資水平比區外的實際工資水平低，短期內勞動力從區內流出；當P等于1時，表示區內與區外的實際工資水平相等，區域內外處于動態平衡狀態，區域內的勞動力既沒有流入的理由，也沒有流出的動力。
有了P值的取值，我們就可以對模型進行動態的分析。當P值大于1時，表示區內實際工資水平大于區外，吸引勞動力轉移，與此同時，區內勞動力不斷增多。隨著勞動力的增多，勞動力的邊際效用不斷遞減，所能提供的實際工資水平也不斷遞減，區內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到與區外實際工資水平相等的情況下，就不會再有勞動力的轉移，系統達到了一個動態平衡狀態；反之，當P值小于1時，表示區內實際工資水平小于區外，區內勞動力紛紛轉移到區外以獲得更好的收入，區內勞動力減少。隨著勞動力的減少，勞動力的邊際效用不斷提高，進而廠商就會提高工資水平以最大化生產所獲利潤，當實際工資水平與區外實際工資水平相等時，就不會產生勞動力的轉移，區內外勞動力水平達到動態平衡。
2.勞動力轉移量
整個世界的勞動力在短時期內變化較小。我們假定目標區域內外勞動力總和為N，區域內勞動力為n，繼而區外的總勞動力為N-n。可以看出，當實際工資水平比值趨于無窮大時，整個區內的勞動力轉移率為100%，當實際工資水平比值趨于0時，勞動力轉移率為-100%，當實際工資水平比等于一時，勞動力轉移率為0。根據所給條件，因而可以得到估計的勞動力轉入函數為：
其中U為任意一時間點上的勞動力轉移率，表示勞動力從目標區域外轉入區域內的比率。將以上時間點上的勞動力轉移率公式，引入到模型的動態分析中，就能夠得到一段時間內的平均勞動力轉移公式。勞動力轉移率會隨著實際工資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根據這一特點，我們就可以得出平均勞動力轉移率為以下：
其中V是區內勞動力增長率在實際工資水平達到與外界平衡時經歷時間過程內的平均轉移率，用來表示從起始到平衡時，平均勞動力轉移比率；P為區內外勞動力實際工資水平比。表示區域內的實際工資水平根據以上公式，平均勞動力轉移率為正數時，即V值大于0時，勞動力是向區域內轉移的，平均轉移量為
當勞動力轉移率為負數時，表示即V值小于0時，勞動力是向區外流動的，平均轉移量為
公式中Li表示勞動力轉出量，Lo表示勞動力轉入量。
當P值為1時，表示區域內實際工資水平與區域外實際工資水平持平，勞動力沒有轉移的動力，此時平均勞動轉移率為零，即V值等于0。
3.勞動力帶來的區域經濟增長
在短時期內，隨著區域內勞動力的增加，區域內的經濟會同時增長。在資本水平投入固定時，經濟的增長主要取決于勞動力的增長。勞動力產生的價值等于勞動力的邊際價值的積累。轉移勞動力產生的價值就是短期內區域經濟增長的原因。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ΔY表示轉移勞動力帶來的經濟總產出，也就是經濟增長的部分；MPL為勞動的邊際產出，是勞動力數量的函數，一般情況下是勞動力水平的減函數。從公式中我們可以看出，區域內經濟產出的增長與轉移的勞動力有關，在邊際勞動產出大于零時，區域經濟產出增長是隨著勞動力的增長而增長的。
四、結論及建議
通過以上模型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區域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是實際工資水平。當區域實際工資水平大于區外時，勞動力人口就會因為能夠得到更多收入而轉入到區域中，當實際工資水平小于區外時，勞動力人口就會轉移至區外。第二，勞動力的轉移最終會使實際工資水平達到平衡。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轉入的區域會因為勞動力供給過剩而產生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從而使勞動力轉移放緩，最終達到平衡；反之，則會因勞動力的需求增加，減緩勞動力的轉出，最終達到平衡。第三，勞動力轉移量是實際工資水平達到平衡時的積累。在實際工資水平不平衡時，就會有勞動力人口的轉移，勞動力轉移的停止是以實際工資水平相等為信號的。第四，短期內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勞動力人口的增加。有了更多的勞動力人口，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使產出增加。區域經濟增長量就是每個增加的勞動力的邊際產出。
從以上可以看出，如果想要在短期內實現區域經濟的增長，則需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提高區域內工資水平。提高區域內的工資水平，對勞動力進行補貼，以較高的工資水平來帶動勞動力的轉移，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參與到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從而達到短期內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目的。第二，降低生活水平。政府可以通過對基本商品補貼降價，建立保障房等方式，來降低勞動力的生活成本，進而提高實際工資水平，吸引勞動力參與到區域經濟發展中來。第三，保持區內實際工資水平高于區外。保持較高的工資水平可以較好地吸收勞動力，在勞動力邊際產出沒有達到瓶頸時，更多的發揮勞動力的發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區域經濟平穩發展，并進一步促進區域發展與轉軌。完善以上幾點，就能夠使區域經濟在短時期內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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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0-0259-03
引言
農業人力資本是農業發展的最關鍵的要素之一。“人力資本之父”舒爾茨研究了人力資本形成方式與途徑,并對教育投資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資本投資的各種途徑當中,教育通常都被認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第一產業,其發展關系到國計民生,從理論上講,教育對農業的發展也應當有較大的貢獻,然而在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相對于工業等其他行業發展卻有著明顯的滯后。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已經有一些關于教育投入和農業經濟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研究,孫士海、宋華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構造的模型,測算出1995―2005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對農業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為 0.905%。楊向輝、陳通(2009)以C-D生產函數為分析框架,測算了中國農村教育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鄭會軍(2007)對湖北省農村人力資本投資與農業增長之間進行協整檢驗的基礎上,建立起兩個變量的誤差修正模型并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但是,由于受理論不成熟影響還沒有進行較為系統的論證,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顯不足。作為一個農業大省的安徽省也應該加大對受教育程度勞動力和安徽農業經濟的相關性研究,從而為解決一直困擾安徽省經濟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在制定措施時提供理論依據。
二、農村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與農業經濟效益增長的動態響應分析
1.變量和數據
本文按照劉厚俊和劉正良(2006),郭清和楊棟(2007),高素英、趙曙明和王雅潔的研究思路,根據所搜集到的可獲得性數據將安徽省勞動力文化程度構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作為解釋變量(X),以“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勞動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農業經濟增長以農業經濟增長率衡量,以1990年為基期,利用CPI將農業經濟當年總收益折算成實際值,以剔除價格因素影響。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統計數據進行研究。數據如下表:
2.模型的實證分析
(1)模型的平穩性檢驗。由于該模型所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為了避免產生偽回歸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
X為I(1)過程,Y為I(1)過程,所以為了確保回歸分析的可靠性需要進一步對兩變量進行協整分析。e為回歸方程估計殘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歸得到T統計量數值為- 4.833243,而對應模型樣本容量的顯著性水平為1%,5%和10%的臨界值τ2分別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顯著性水平上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變量和參數矩陣為T=(Y,X),A1、A2為待估參數。εt是隨機擾動項。根據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準則確定模型的階數。
VAR模型的估計結果:通過實驗,在滯后階數為5時AIC和SC均達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如下:
Y= 1.416148Y(-1)+ 3.268962Y(-2) -3.420586Y(-3) -
1.118811Y(-4) -1.043534Y(-5) -0.751625X(-1)+ 0.692756X(-2)+ 0.013170X(-3) -0.166014X(-4)+ 0.009126X(-5)+ 0.649610 (1)
X= 9.195316Y(-1)+ 6.322653Y(-2) -11.72573Y(-3) -4.467634Y(-4) -3.138890Y(-5) -1.463307X(-1) +2.219566X
(-2) -0.179778X(-3) -0.427044X(-4)+ 0.134213X(-5)+ 2.337635 (2)
其中,兩個方程的擬合優度分別為:R21= 0.878926,R22= 0.995208。
從以上(1)式的VAR估計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農業經濟增長受自身影響較為顯著,前第一,第二期農業經濟增長對當期農業經濟增長影響明顯且為正向影響,說明經濟系統本身具有一定穩定性,加大對農業經濟的投入可以提高未來農業經濟收入增長。前第三、四、五期的影響為負,并且影響具有逐漸增強。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對當期的農業經濟增長影響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響為負,前第二期影響為正向的,這是由于知識轉化成經濟需要一定時期的滯后。
(2)式中農業經濟增長對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影響較大,前一、二期影響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為負向,說明了農業經濟增長能促進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規模壯大,并且對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影響不斷加強。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受自身前期的影響趨勢不具有明顯的穩定性,前第二期的影響最為顯著且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響轉入負向影響,說明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受自身影響力逐漸減弱。
(3)動態響應分析。脈沖響應函數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
1)Y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響應分析。圖1得出結論:安
圖1農業經濟增長的沖擊反應曲線
徽農業經濟增長(Y)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新息立刻有較強的反應,農業經濟增長率約增長了0.018,但影響時間不長,到第2期之后就已經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響均是負向的,盡管不是特別明顯但持續時間較長,第8期之后又轉入正向影響階段。圖1還顯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對安徽省經濟增長率的沖擊在前8期波動較大,前兩期的影響為負,到第3期的時候達到最大0.016,隨后上下波動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開始逐漸開始穩定。
上頁圖1說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對安徽省農業經濟增長率沖擊影響在第3期開始才出現明顯的正向影響,這說明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投入對安徽農業經濟增長作用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投入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效果可能會在未來的幾年內才能有所凸顯。因此要著眼未來,加大對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培養,來更快的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響應分析。圖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X)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在第一期影響是正向的但影響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進入負向影響階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較明顯,第6期達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響基本消失。這說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對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加大對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培養將會促進其發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數量波動沒有顯著方向性,從而導致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出現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圖2高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反應曲線
圖2還顯示:農業經濟增長率對高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第一期影響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達到最大約0.15。第3期之后進入負向影響階段,第6期達到最小之后影響幅度漸弱,9期之后又轉為正向影響。這說明農業經濟增長率的一個標準差新息對高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影響較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農業經濟的增長在短期內能夠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快速增加,但這種促進作用較為短暫且在中長期波動明顯不具有持續穩定性。
結論與建議
1.加大對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培養,以促進知識成果與農業經濟之間的轉化。雖然從現有的數據顯示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對安徽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是特別明顯,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數量相對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識與經濟成果之間轉化的時滯性造成的。因此,應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將其才能運用于農業上的積極性。同時采取有效措施來擴大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規模,促進其對安徽省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
2.加快農業經濟增長有助于促進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規模的壯大。從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發現農業經濟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的發展,加快促進安徽省農業經濟的增長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優化安徽省農村勞動力構成,從而促進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加強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之間的溝通交流,以促進其更好更快發展。以上的研究發現高等教育程度勞動力對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人才是經濟發展不竭的動力源泉。安徽農業經濟的持續增長也離不開安徽省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和結構的改善。只有加大對安徽省勞動力教育投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安徽省農民的增收問題,才能使得安徽農業經濟進入一個質的跨越式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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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Correlation is Studied Between Anhui Agricultural Manpower
and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gar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Workfor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UANG Qun-quna,ZHU Jingb
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確立了農村，解決了勞動者自和積極性的問題，迅速發展了農業生產。調整了農村產業結構，剩余的農村勞動力開始轉移，農民成為鄉鎮企業工人、城市民工等非農產業農民，促進了城鄉經濟交流，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但近幾年受宏觀經濟形勢和城鄉發展政策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出現了用工荒和剩余勞動力并存的問題，引起關注。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制度因素的理論分析
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給出的制度定義可以概括為制度是一種規范人的行為的規則。制度因素是經濟發展的關鍵，經濟中的制度因素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經濟中的當事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以政府和農民作為經濟主體。研究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政府如何進行制度設計，農民如何進行轉移的動態博弈。當政府設計的制度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時，農民選擇轉移的成本過大，收益小于預期，農民選擇不轉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轉移的；當政府設計的制度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時，則情況相反。農民選擇轉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不轉移的。農民視政府制度的不同而動態地變化自己的策略，進行是否轉移到非農產業的選擇。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或管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其轉型的實質就是制度變遷或制度創新。在中央提出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轉變城鄉二元結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合理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要求暢通農村勞動力轉移渠道，發揮制度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促進作用。
二、哈爾濱市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制度因素的計量分析
(一)制度因索量化指標的選擇
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作用下的城市發展進程、市場化程度、要素流動性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渠道的主要影響因素。因此從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勞動力流動程度三個方面選取指標，測定制度因索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程度。
市場化程度用非國有部門就業率指標測量(EMP)。即非國有部門就業人數占城鎮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市場導向的非國有部門發展程度反映了市場發展的程度，非國有部門是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主渠道，因此非國有部門就業率的高低可以反映經濟成分的變化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城市化水平用三產投資比重，即三產投資占全市固定資產的比重測量(SERI)。用三產的建設投入大致反映城市發展水平。勞動力流動程度用農村轉移到城鎮就業的勞動力占城鎮新增勞動力的比重來測量(COUL)。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具有流動性，制度因素可以加強其流動性，引導其流動方向。用這一指標反映制度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二)制度因素的計量分析
選取1994年到2009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對于農村轉移勞動力人數的計算用進城“農民工”人數加農村中非農勞動力數量的方法。即城鎮從業人數減去城鎮職工人數得到進入城市就業的“農民工”人數，鄉村從業人員數減去農業就業人數得到農村中非農勞動力數量，二者之和就是農村轉移勞動力總量。
運用SPSS 11.0對非國有部門就業率、三產投資比重、勞動力流動程度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1為抽取因素標準，抽取一個因素，解釋變異量為64.92％，KMO大于0.5，可以用因素分析法綜合為一個制度影響因素指標(I)。
I=0.282xCOUL+0.970xEMP+0.963xSERI
(三)制度因素影響程度的檢驗
用SPSS 11.0X對制度影響因素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考慮到制度因素對勞動力轉移影響的時滯性，采用滯后兩期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與制度因素進行相關性檢驗。在99％的置信度下SIG=0.000，相關性為0.919，相關性顯著。
通過分析可見，反映較高市場化、城市化程度的制度因素指標對勞動力轉移的促進作用大于勞動力流動程度指標，可見。在勞動力流動中還存在阻礙因素，還需要設計促進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具體制度來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三、促進哈爾濱市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的建議
(一)加快制度創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必須依靠制度，只有進行根本制度創新，才能從根本解決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難的局面。從根本上改變觀念，以制度創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進行更有效率的制度設計有效率的推進農業發展的制度，促使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民收入的提高，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提供合理的推力；設計有效率的二、三產業發展的制度，促進城市經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從而為剩余勞動力的平穩、有序轉移創造必要的拉力；設計有效率的經濟要素流動制度，主要是深化戶籍制度的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推動和拉動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加速器。
(二)作為制度制定者的政府要發揮主導作用，保證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
政府通過制定相應的法規政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和管理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以降低勞動力轉移成本和確保勞動力平穩、有序的轉移為原則，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檔案，提供勞動力供求的預測預報信息，增加勞動力流動的有序性，減少盲目性；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的培訓機制，開展多種形式的職業技術培訓，加快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積極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
(三)完善城鄉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
建立和完善職業中介組織，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給予優惠措施，減低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規范市場規則，完善用工制度，在加強正式制度對勞動力的影響的同時，發揮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發揮信息網絡的服務作用，加強農村基層網絡設施建設，讓農村勞動力享受同樣方便快捷的就業信息，最大程度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找到就業崗位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王文博，等，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型及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02，(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但是長期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造成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農村出現大量的勞動力剩余，如何有效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本文將結合重慶市黔江區人力資源狀況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變遷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途徑進行探究。
1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
改革開放前，開始恢復國民經濟，工業企業規模開始擴大，以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開始出現，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涌入。
（2）第二階段
改革開放以后至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出現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二元化”時期。這一時期的城市化發展迅速，農村的經濟得到發展，但是農村的勞動力和農業生產率出現很大的矛盾，由于戶籍制度由嚴格控制到管理放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進入城市。
（3）第三個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內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為非固定階段。城市化的發展開始轉向中小城市，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由于鄉鎮企業沒有結合市場、產權不清晰等自身的缺陷，造成勞動力轉移作用下降。宏觀經濟形式有了好轉以后，一些有實力的鄉鎮企業開始向大中城市轉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有限的土地生產率以及供給之間的矛盾有直接關系，它有很多種形式，比如，受季節性的影響、家庭的長久性城市定居等。
2 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
重慶市黔江區，地處武陵山腹地，轄30個鄉鎮街道，222個村。截止到2012年末，全區戶籍總人口為54.5萬人，非農業人口22.35萬人，農業人口32.15萬人，其中勞動力35.01萬人，是重慶市主要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之一。經過多年的努力，黔江區在組織、引導勞動力轉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整個重慶市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隨著流動人口的復雜性、多樣性，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
（1）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空間狹窄
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受到一些制度的影響，就業的行業和技術工種越來越少，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存在歧視，因此，剩余勞動力面臨很大的就業壓力。
（2）鄉鎮企業吸引勞動力的能力在減弱。
鄉鎮企業的發展也經歷了有起有落的發展過程，目前的情況是經濟水平的提高吸收勞動力的成本也在提高，加上智能化的機械生產，鄉鎮企業需要的勞動力在逐漸減少。
（3）農村剩余勞動力綜合素質偏低
雖然我國的整體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還是存在農村教育水平不高的現象，教育水平偏低以及綜合素質的偏低直接影響了就業。
（4）農村剩余勞動力工資待遇和社會保障偏低
目前，農民工的勞動權益還是沒有得到全面的保障，比如，克扣工資、拖欠工資、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等現象還是普遍存在。另外，農民工工作環境比較惡劣，主要從事建筑業、服務業、工廠的一線工作人員，生活和住宿環境也比較差，社會保障問題依然嚴峻。
（5）戶籍制度的影響
目前的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勞動力的轉移，給勞動力的遷徙增加了成本。比如，農民工子女在城市里上學受到了戶籍制約，實行劃片招生。一些企業制定了農村戶籍不能進入的不平等制度；在城市買房有時會受到戶籍的制約。
3 農村勞動力轉移途徑的探索
（1）加快城市化進程，加強中小城鎮建設
第一，加快小城鎮發展也是一些經濟發達國家或者地區的普遍經驗，對渝東南中心城市擴大吸收能力。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會對交通、上學以及就業方面給城市帶來壓力。因此，要增加城市建設的基礎投資、配套農民工子女就地就近上學。
第二，充分利用重慶市人才市場、重慶就業服務站以及重慶市用工信息網等多渠道進行就業指導、人力外派、人才招聘。
第三，成立基層勞動爭議調解組織，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2）建立農村勞動力狀態監測體系，改善轉移環境
政府加大力度促進勞動力就業，使農民盡早脫貧致富。一是建立區、鄉（鎮）、村（社區）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服務站。二是進一步完善重慶市人力資源基礎臺帳信息管理系統，建立全區人力資源基礎臺帳數據庫，并實時動態更新。對勞動者的信息和就失業信息實行動態管理。三是對重慶市全民社會保險參保進行登記，以確保社會保障制度得以實現，以便在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發揮更好作用。
（3）加強勞動力就業培訓指導
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水平偏低，綜合素質不高，專業技術水平偏低等現象，一是完善勞動力就業服務機構，通過職業技術學校進行技能培訓。比如：崗前培訓，創業培訓、微型企業培訓，適應性就業培訓等多形式；二是調整就業政策，實行“4050”人員靈活就業補貼、失業補貼，積極促進就業。以降低農民的就業成本，積極創造良好的社會發展環境。三是轉變勞動力就業觀念，轉變企業人力管理的就業觀念；四是通過多形式來提高就業或者務工人員的綜合素質和技能水平，以便他們更好就業。
4 結語
通過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城市化發展問題的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尋找更多的出路。在社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解決勞動力轉移這一難題，以實現國家的進步和現代化。
一、前言
勞動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勞動關系與經濟增長的科學，無論是在經濟學領域還是在勞動關系研究領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和突出作用。從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由于經濟增速較快，經濟增長與勞動關系出現了新的形勢。要想在新形勢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就必須依托勞動關系理論，重點分析勞動經濟學內涵，做好勞動經濟學研究，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保證我國經濟發展在增速和內容上都能滿足實際需求。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應認真分析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明確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勞動經濟學概述
從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來看，勞動經濟學是研究勞動關系和經濟發展相關內容的，對于我國而言，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的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勞動力再生產，包括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從我國經濟發展實際來看，勞動經濟學與人力資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聯系，勞動力再生產的本質是人力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為此，我們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解讀勞動力再生產行為。在經濟發展中，勞動力是保證生產持續進行的重要動力，只有把握勞動力利用原則，實現對勞動力的綜合利用，并重視勞動力再生產，才能夠達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目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勞動力再生產的概念應包括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這兩方面內容。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再生產是重要的研究內容，同時也是重要的概念。為此，我們應對勞動力再生產的概念有全面的認識，應積極擴大勞動力再生產規模，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持。（2）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包括勞動力資源的人口基礎，勞動力的結構，勞動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長期平衡。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是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內容。只有不斷提高人力資源管理質量，才能提高勞動力供給，進而滿足社會勞動力需求。在實體經濟發展中，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資源，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在相適應的條件下，經濟發展就會快速增長。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會造成勞動力浪費，勞動力供不應求，會制約經濟發展。所以，勞動力供給是保證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只有從勞動力資源入手，優化勞動力結構，保持勞動力供給在短期及長期都處于平衡狀態，才能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勞動就業，包括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和宏觀社會目標，就業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就業與工資的關系，待業及其類型，就業前培訓和就業后培訓。目前勞動就業已經納入了人力資源管理范疇，并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內容。從我國的實體經濟發展來看，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目標就是保增長促就業。勞動就業是勞動力在經濟發展中的具體體現，勞動就業率是衡量經濟發展速度的重要指標。勞動就業率高，則表明經濟發展處于良性循環，整體經濟增速也比較高。在勞動就業中，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和宏觀社會目標是勞動就業率的具體體現。在對勞動就業進行研究中，我們還要正確分析就業與工資的發展關系，并做好就業前培訓和就業后培訓，滿足勞動就業需要。所以，在勞動經濟學研究中，應認識到勞動就業的概念。（4）勞動力的宏觀管理，包括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勞務市場及其管理，勞動力管理體制。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的宏觀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內容。在勞動力的宏觀管理中，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是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證。此外，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資源，需要建立專門的勞務市場對其進行管理，同時也需要配套的勞務市場管理機制加強管理和引導。在目前勞動力資源的宏觀管理中，建立適合勞動力發展的管理體制是當務之急。從這一點來看，勞動力的宏觀管理要想取得積極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內容。
三、勞動經濟學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在我國，勞動關系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研究內容，還是我國政府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的重要參考和重要研究內容。在當前，世界范圍內，很多國家都遭遇到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不斷推進，所有國家和個人都將投身于世界范圍內的競爭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圍所有的發展契機將惠及所有國家和個人。在這個大背景下，只有培養起自己本國的效率極高、技術過硬、研發能力強的勞動人才大軍在能贏得世界范圍內的人才爭奪競爭。所以，研究當前勞動經濟學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從我國經濟發展實際來看，勞動經濟學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一個重要理論支撐。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而言，勞動經濟學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勞動經濟學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支撐。在現代經濟發展中，勞動經濟學以其專業的學術特征，很好地詮釋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的重要性，解釋了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考慮到勞動力資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勞動經濟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從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來看，勞動經濟學在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勞動就業和勞動力的宏觀管理等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和理論支撐，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之一。（2）勞動經濟學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想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明確經濟發展方向，找準經濟增長點，并努力突破發展瓶頸。勞動經濟學的出現，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對勞動力資源引起足夠的重視，并將勞動力資源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學與我國經濟發展有著必然聯系，勞動經濟學不但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還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正確的方向指引，保證我國經濟能夠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正確利用。（3）勞動經濟學彌補了我國經濟發展理論的空白。從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來看，經濟理論較多，涵蓋了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其中勞動經濟學由于對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從而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從這一點來看，勞動經濟學彌補了我國經濟發展理論的空白，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為此，我們要認識到勞動經濟學的作用，以及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將勞動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明確勞動經濟學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做到正確利用勞動經濟學理論，促進經濟發展。
四、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由于勞動經濟學在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勞動就業和勞動力的宏觀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和方向指引。為此，我們應明確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重點分析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1）勞動力是經濟社會的基礎。勞動經濟的研究不僅僅是研究勞動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而是動態地研究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勞動行為之間的關系，系統研究具體到個人的勞動行為和經濟行為。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對勞動力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準確概括，加深了對勞動力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認識。為此，我們應將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支撐，明確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學發展的重要意義，重點開展勞動經濟學研究，滿足經濟發展需求，達到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目的。（2）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眾所周知，生產勞動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也是人類社會形成的根本原因，生產勞動活動衍生出人類社會其他所有活動，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和重要決定因素。在勞動經濟學研究中，將生產活動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對生產活動的認識從普通理論層面上升到了經濟學層面，對經濟活動實現了準確概括。所以，我們應將勞動經濟學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和手段，認識到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加深對勞動經濟學的理解，重視勞動經濟學的作用。（3）勞動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十分重要，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積極意義，我們應將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來看待，加深對勞動經濟學的了解，重視勞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勞動經濟學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使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取得積極進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4）勞動經濟學對提高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政府也非常重視勞動經濟的研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發展最終是要服務于人民，研究勞動關系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切實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意義。從這一角度出發，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應對勞動經濟學引起足夠的重視，應將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理論，重點開展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認識到勞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勞動經濟學作為提高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認識到勞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五、結論
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過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好成績，在很多行業和很多領域內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令世人矚目。當前我國勞動關系多樣，較為復雜，系統研究勞動經濟學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意義在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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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目前，我國正處在國際經濟危機沖擊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外夾擊之中，勞動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嚴峻的就業形勢和沉重的就業壓力已成為事關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腫瘤”。如何能積極有效地增加勞動力需求，促進社會就業——防止“腫瘤”癌變，也就成了中國政府的一項戰略任務。而稅收作為國家收入分配的重要經濟手段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自然也被賦予了促進社會就業，增加勞動力需求的使命。由于勞動力需求的主體——企業即納稅人的追逐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因此，納稅人非常關心由于雇用勞動力數量的變化對其總成本的影響。如果納稅人增加勞動力需求，能夠使其獲得更多的利潤或額外的收益，納稅人就會增加勞動力的雇用。反之，如果增加勞動力雇用使納稅人的利潤減少或無法產生額外的收益，納稅人就會維持現有勞動力需求水平，甚至減少勞動力需求，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一般而言，政府的減稅政策能夠通過刺激總供給與總需求，發揮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反之，政府的增稅政策則會產生削弱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但是，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納稅人的結構因素，就會發現即使在政府實行減稅的稅式支出政策時，由于稅式支出的對象不同，而會相應地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應。
二、文獻綜述
關于稅收政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國內外的學者都進行過大量的研究與分析。
（一）國外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于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探討較高的稅負水平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并削弱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意愿；二是探討對勞動征稅的稅收負擔如果是由雇主承擔，則稅收“楔子”的大小是否會對雇主（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行為產生影響；三是探討如何通過稅制改革和完善稅式支出政策來實現經濟增長與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目標。
Daveri and Tabellini（2000）[1]認為，在西方許多發達國家，失業增加，經濟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動力成本上漲過快，而產生這一現象的“導火索”就是稅收“楔子”過大，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產生了消極影響。Koskela（2002）[2]研究認為，提高資本稅率并降低勞動稅率，會促使雇主選擇以勞動替代資本。他們指出，這種稅式支出將降低生產的邊際成本，增加生產的產出，增大雇用勞動力的需求量。Alex Easson（2003）[3]認為，政府可以向高失業地區的投資提供稅式支出刺激納稅人雇用勞動力，也可以將稅式支出直接與納稅人吸納勞動力就業掛鉤，把提供一定數額的新就業崗位作為享受稅式支出的條件。Howell H.Zee（2005）[4]在《個人所得稅改革：概念、問題及各國比較》中認為所得稅不可避免地影響個人的行為，而且具有雙重效應，即稅收會減少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愿望，使勞動力更多地消費休閑；稅收也會使勞動力感覺到貧窮而更多地工作。這兩種效應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導致了勞動力的就業工資彈性很小，但這并不意味著計量稅收效率成本的替代效應本身很小，稅收替代效應還可能很大。Kosi Tanja（2006）[5]實證考察了歐盟國家勞動稅收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并著重研究新歐盟成員國就業的變化情況。他們運用OLS回歸方法，分析了稅收楔子對就業和失業率的影響。研究認為，在歐盟國家稅收對失業產生的影響較弱，但進一步研究發現，稅收楔子對整個歐盟國家的就業增長具有負面影響，而且歐盟轉型國家的勞動稅對就業增長的負面影響大于其他歐盟國家。
（二）國內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就業形勢的日益嚴峻，許多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關注就業問題，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強政府在促進企業增加勞動力需求中的作用；二是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取向；三是稅式支出政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賈康（2003）[6]在《采取得力措施，緩解就業壓力》中認為，實施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應傾向于那些有經濟和技術方面適用性的勞動密集型的納稅人。孫勝利（2003）[7]在《我國就業問題對財政的影響與壓力》中指出，貫徹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就業資金投入，加大保護就業弱勢群體的力度，通過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開辟新的就業崗位。羅宏斌、周紅梅（2005）[8]的觀點是稅收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對就業水平和就業結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即“對有利于經濟發展，并能吸納較多勞動力的納稅人，給予稅式支出，有利于確保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從而從源頭上解決就業問題”。盧亮（2005）[9]從實證角度分析了我國稅式支出的就業效應，并針對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現實，提出了擴大稅式支出規模，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的財政政策建議。王根賢（2005）[10]認為，我國自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GDP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就業卻未能保持同步增長，GDP增長與就業增長表現出明顯的非一致性。其研究結論是：積極財政政策所拉動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排擠就業的。因此認為，要保持GDP與就業的均衡增長，關鍵是要啟動經濟（自主）內生增長機制。為此，要按照公共財政理論規范政府行為，財政政策優惠要同技術溢出的外部性建立關聯，構建和完善具有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機制的稅式支出政策。李偉寧（2005）[11]認為，從技術層面看，現行的稅式支出主要體現為優惠期限短、臨時措施多、配套辦法少、適用范圍窄、過渡色彩濃等；從效率層面看，稅式支出對促進整個社會就業增長的效果較差。因此，應從擴大稅式支出收益納稅人的適用范圍等方面入手，完善現行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王娜（2006）[12]則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稅收政策可以促進就業的結論。王春雷（2007）[13]采用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就業彈性變化趨勢，其結論是“在目前的工業化戰略下，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密集型產業2萬元的增加值就能夠創造1個就業崗位，資本密集型產業則需要6萬元，而技術密集型產業達到了將近9萬元才能創造1個就業崗位”，并且“邊際宏觀稅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使經濟增長率降低0.027個百分點”，文中對此還提出相應稅收政策。付伯穎（2007）[14]通過探討政府的稅式支出手段，在緩解勞動力供求矛盾，統一勞動力市場中的功能作用，試圖提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長效機制的稅收政策思路。方重、梅玉華（2008）[15]則提出了另外的觀點“①稅收優惠對促進就業具有局限性。以促進就業為目的的稅收優惠，不應僅局限于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而應以政府的宏觀調控為導向，在各個產業間均衡推進。②以促進就業為目的的稅收優惠應將重心置于勞動力技能和素質的培養和提高上。③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不僅要傾斜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訓的學校，還應傾斜于為信息咨詢、中介機構，努力改善勞動力供給市場狀況”。王春成（2009）[16]在《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研究》中通過對行為效應的分析提出，應加大對納稅人的稅式支出力度，進一步貫徹落實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
總體而言，國外學者主要根據發達國家高稅負的稅制特征，運用多種理論分析模型，探求稅收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原因并尋找優化途徑；我國學者主要立足于中國經濟轉軌和產業升級時期就業形勢嚴峻的現實，尋找緩解就業壓力，刺激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的稅收政策手段。目前國內的研究多從宏觀或政策層面展開，雖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但得出的結論多表現為理論依據不足，且過于籠統，多以定性分析為主，而從微觀層面去進行定量分析的并不多見，這使得學者們所提出的觀點和建議缺乏有效的說服力。為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從動態角度進行模型分析，剖析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并針對我國的現狀提出一些政策建議，為未來政府的稅式支出行為能更好地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證依據。
三、模型和運行機制分析
本文重點研究分析穩態均衡路徑下，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及激勵效應，并進而對稅式支出激勵效應進行評估。由于稅式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稅率的影響，而稅率的變動則會引起納稅人收益的變化，進而影響到納稅人各類支出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數額。這些變動會由于資本的收益彈性、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以及其他支出的效用彈性等的不同而產生相應的差異。因此，即便是同樣的稅率變動，相對于不同的納稅人而言，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和激勵效應，也會產生差異。在研究方法上，相比較靜態模型分析方法而言，動態模型分析方法則克服了研究結論單一的缺憾，能較為全面的闡釋同樣的稅式支出對不同納稅人可能產生不同激勵效應的成因和機理，能更為真實準確地反映現實經濟活動中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和激勵效應。
假設納稅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標函數為：
J=maxξ′ID，Z。其中，I為收益函數；D為納稅人第c期的雇用勞動力支出；Z為納稅人第c期的其他消費支出；D和 Z的收益函數是凹函數；ξ0
－t［∏ W，D－D］。其中，∏ W，D為W和D的凹函數，表示為收益函數，將其具體化即為：
∏=λWD其中，W為資本；W為產出；λ為收益占產出的比例；δ0
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我們不妨將納稅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標函數進行對數化處理，即可得到：
ID，Z=1－υlnD+υlnZ （1）
其中，υ為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
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對目標函數及其預算約束函數求解動態最優，進而得到：
I′= ξI′′1-t+1 （2）
I′= I′1-t1-′ （3）
其中，（2）式表示納稅人第c期減少一個單位的消費支出Z造成的收益損失與第c+1期資本W增加帶來的收益增長相等，即本期消費支出Z減少產生的收益損失可以通過下一期資本W增加帶來的收益增長來進行相應的補償；（3）式則表示納稅人在同期雇用勞動力支出與其他消費支出之間存在平衡關系，即減少一個單位的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益損失可以通過增加其他消費支出來進行相應的補償。所以，在滿足（2）和（3）跨期最優化一階條件的基礎上，求解出最優穩態均衡路徑，納稅人即可實現其收益最大化。這一結論足以說明，本模型滿足了動態模型最優解的存在性和穩定性，因此，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分析研究稅式支出的變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及其激勵效應。
為了獲得稅式支出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變動關系式，現將（1）式代入（2）式和（3）式，可以整理得到：
=δ1－tλWD+1 （4）
υD1－t1－λWD
=1－υ1－tλWD－D－B（5）
假定納稅人的收益占產出的比例和最小資本回報率固定不變，我們可以通過對（4）式和（5）式求W、D、t、B、λ的全微分來分析稅式支出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即：
=
= （6）
（一）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不能獲得額外收益時，稅式支出對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當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沒有獲得額外收益時， =0，假設λW>D，我們就可以由（6）式得到：
1－t=D－λW
可見，如果>1，那么
0。
因此，當=0時，如果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發生持續性變動，納稅人的收益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動，進而對收益的分配產生影響。從長期來看，當>1，有
（二）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時，稅式支出對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當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時，≠0，假設λWD>D，我們就可以根據（6）式進一步分析稅式支出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關系。
1.當>1時，按照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的多少，我們需要分為兩種情況進行研究：
（1）當值較大時，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影響
因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為值較大，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D1－δ，于是，E
因此，=>0
這就意味著，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同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替代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2）當值較小時，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影響
因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為值較小，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0
因此，=
這就意味著，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反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入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2.當
這也就是說，現有的研究方法無法判斷和確定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會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四、分析結論及相關建議
（一）主要分析結論
首先，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而沒有獲取額外收益的納稅人而言，如果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較小，而資本的收益彈性較大，那么，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就產生了主導作用，稅率的持續性下調，即稅式支出的持續性上漲將會導致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持續性增加。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其次，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而沒有獲取額外收益的納稅人而言，如果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較大，而資本的收益彈性較小，那么，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所產生的替代效應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就產生了主導作用，稅率的持續性提高，即稅式支出的持續性下降將會導致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持續性增加。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再次，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就能夠獲取額外收益，且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較大的納稅人而言，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同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替代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最后，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就能夠獲取額外收益，且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較小的納稅人而言，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反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入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二）相關政策建議
首先，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所產生的影響效應有兩種，即激勵效應和替換效應。稅式支出的激勵效應是指稅式支出通過降低納稅人的成本或增加納稅人的利潤，激勵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需求。稅式支出的替換效應則是指稅式支出的實施可能會導致收益納稅人和非收益納稅人之間產生替換。因為稅式支出是以減少稅收收入為代價的，而稅收的中性原則和財政原則則決定了對特定納稅人實行稅式支出而減少的稅收，只能通過增加其他形式的稅收來彌補，這反過來，又會擴大其他納稅人的稅收楔子。稅式支出的替換效應就可能會對其他納稅人的生產經營產生扭曲，導致非收益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被收益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所替代，從而減少了其他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需求。由此可見，稅式支出激勵效應所增加的勞動力需求與替換效應所失去的勞動力需求可能相互抵消，從而使得稅式支出的政策效力大幅縮水，當然，其最終效果還要取決于激勵效應與替換效應的對比。因此，政府在制定稅式支出政策時，應盡可能使其激勵效應大于替換效應，從而切實地增加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需求。
其次，政府應清楚地認識到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影響的復雜性，不能簡單地認為稅式支出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就能增加勞動力需求，即不能把經濟增長與勞動力需求增加劃等號。政府必須要考慮就業彈性因素。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量變化率對經濟增長率的反應程度，也就是GDP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點，是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影響。就業彈性一定，提高經濟增長率，就可以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經濟增長率一定，提高就業彈性，也可以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穩定甚至趨緩的背景下，以提高就業彈性為宗旨的稅式支出政策則更為現實、可行。因此，政府要切實地發揮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積極效應，就必須從優化經濟結構著手，運用有效的結構性稅收政策加大對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力度，適時推出能夠有效提高就業彈性的稅式支出政策。
最后，政府在制定稅式支出政策時，應明確稅式支出激勵效應的邏輯傳導機理，即降低納稅人稅負能夠減少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成本，有利于增加納稅人的利潤或提高納稅人的市場占有率，進而可以降低納稅人產品或服務的最終消費價格，從而增大其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需求，導致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需求，最終提高納稅人所在的整個行業的就業率。所以，稅式支出的效應應當符合三項要求：即稅式支出應當使納稅人所在行業的最終消費價格降低；納稅人所在行業的消費需求必須對消費價格具有較高的敏感度；納稅人增加產品或服務總量應當是通過新增雇用勞動力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增加現有勞動力的工作量來實現。因此，稅式支出的收益對象——納稅人應當符合以下要求：即納稅人所在行業應當是勞動密集型行業，且該行業具有較高的價格彈性，消費需求與消費價格呈顯性負相關性；納稅人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應當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納稅人獲取稅式支出的收益不對其市場競爭產生過度扭曲。
五、總結語
稅式支出只能是在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發揮其自身的功能，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失靈時的一種干預，其最終目標是優化資源配置，而不能扭曲市場的有效配置功能。因此，稅式支出的取向應與市場化的方向保持一致，避免由于政策不當阻礙市場化的進程。同時，政府在制定旨在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式支出政策時，還應當理性地測算由此帶來的成本和產生的收益。成本主要包括稅收收入的減少和由此可能產生的市場扭曲；收益包括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前者是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量的增加對社會穩定和諧所產生的益處，后者主要包括納稅人因為稅式支出獲益而擴大生產對增加稅收收入的貢獻。因此，稅式支出的著力點應聚焦于雇用勞動力潛力大的納稅人激勵上，而不應僅僅針對失業結果采取泛泛的“撒胡椒面”式的鼓勵政策，從而使得稅式支出不僅能夠發揮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積極效應，而且還能保持其長期的實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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