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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此項投資,投資成本是46000元,現賬面價值是48000元(46000+4000-6000/3)。因投資成本低于賬面價值,應按投資成本劃轉,差額計入投資損失。甲企業會計處理如下:
借:短期投資46000
投資收益——長期債權投資劃轉損失2000
貸:長期債權投資——債券投資(面值)40000
——債券投資(應計利息)4000
——債券投資(溢價)4000
如果上述長期債權投資曾計提長期投資減值準備1500元,則其賬面價值為46500元(48000-1500),仍按成本劃轉。甲企業會計處理如下:
借:短期投資46000
長期投資減值準備1500
投資收益——長期債權投資劃轉損失500
貸:長期債權投資——債券投資(面值)40000
——債券投資(應計利息)4000
——債券投資(溢價)4000新晨
如果計提的長期投資減值準備是2500元,則其賬面價值是45500元(48000-2500),此時則應按賬面價值劃轉,以45500元作為短期投資的入賬金額。甲企業會計處理如下:
借:短期投資45500
長期投資減值準備2500
貸:長期債權投資——債券投資(面值)40000
——債券投資(應計利息)4000
——債券投資(溢價)4000
如果企業購入的債券是分期付息債券,且是溢價購入,平時收到利息時并沒有增加應計利息,隨著溢價的攤銷,債券投資的賬面價值會越來越低。因此,無論何時將長期債權投資劃轉為短期投資,其賬面價值肯定會低于投資成本,直接按賬面價值劃轉即可,也不會產生劃轉損失;如果企業是折價購入的分期付息債券,債券賬面價值會隨著折價的攤銷而逐漸增加。因此,無論何時劃轉,其賬面價值都會大于投資成本,這就應當按投資成本劃轉,同時就會產生劃轉損失。
例2:甲企業在一年前購入分期付息債券一批,現擬轉為短期投資。當時的購買價格是46000元,面值40000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10%,溢價按直線法攤銷。
現在該債券的賬面價值為44000元(46000-6000/3),低于投資成本,則應按賬面價值劃轉。
借:短期投資44000
對于此項投資,投資成本是46000元,現賬面價值是48000元(46000+4000-6000/3)。因投資成本低于賬面價值,應按投資成本劃轉,差額計入投資損失。甲企業會計處理如下:
借:短期投資46000
投資收益——長期債權投資劃轉損失2000
貸:長期債權投資——債券投資(面值)40000
——債券投資(應計利息)4000
——債券投資(溢價)4000
如果上述長期債權投資曾計提長期投資減值準備1500元,則其賬面價值為46500元(48000-1500),仍按成本劃轉。甲企業會計處理如下:
借:短期投資46000
長期投資減值準備1500
投資收益——長期債權投資劃轉損失500
貸:長期債權投資——債券投資(面值)40000
——債券投資(應計利息)4000
——債券投資(溢價)4000
如果計提的長期投資減值準備是2500元,則其賬面價值是45500元(48000-2500),此時則應按賬面價值劃轉,以45500元作為短期投資的入賬金額。
甲企業會計處理如下:
借:短期投資45500
長期投資減值準備2500
貸:長期債權投資——債券投資(面值)40000
——債券投資(應計利息)4000
——債券投資(溢價)4000
如果企業購入的債券是分期付息債券,且是溢價購入,平時收到利息時并沒有增加應計利息,隨著溢價的攤銷,債券投資的賬面價值會越來越低。因此,無論何時將長期債權投資劃轉為短期投資,其賬面價值肯定會低于投資成本,直接按賬面價值劃轉即可,也不會產生劃轉損失;如果企業是折價購入的分期付息債券,債券賬面價值會隨著折價的攤銷而逐漸增加。因此,無論何時劃轉,其賬面價值都會大于投資成本,這就應當按投資成本劃轉,同時就會產生劃轉損失。
例2:甲企業在一年前購入分期付息債券一批,現擬轉為短期投資。當時的購買價格是46000元,面值40000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10%,溢價按直線法攤銷。
現在該債券的賬面價值為44000元(46000-6000/3),低于投資成本,則應按賬面價值劃轉。
借:短期投資44000
會計上對短期投資持有期間所獲得的現金股利或利息,除特殊情況外,在實際收到時應作為初始投資成本的收回,沖減短期投資的賬面價值,不確認投資收益;而稅法要求除特殊情況外,均應確認為投資收益,并入應納稅所得額(特殊情況是指,短期投資取得時實際支付的價款中包括已宣告但尚未領取的現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領取的債券利息)。
對于短期股票投資,稅收上必須嚴格區分持有收益與處置收益,因為二者在所得稅上的處理截然不同。處置收益是所得稅稅前所得,不需要還原,也不需要比較投資企業和被投資企業各自的適用稅率,直接并入投資企業應納稅所得額,計算繳納所得稅。持有收益是所得稅稅后所得,并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應按照被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進行還原,且需比較投資企業和被投資企業各自的適用稅率。如果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低于被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還應作為免于補稅的投資收益進行處理;如果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高于被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其已繳納的所得稅額還應作為應補稅的境內投資收益的抵免稅額進行處理。
短期投資收益的稅務處理
例如,某企業2002年1月從銀行買入按年付息的A企業債券100000元,2月收到2001年債券利息5000元,3月將A企業債券以107000元賣出;2002年4月以銀行存款164250元從證券市場購入的股票B作為短期投資,2002年5月B公司宣告并分派現金股利4250元,2002年6月以170000元賣出(B企業適用的所得稅稅率為15%)。則該企業應作如下會計處理:
2002年1月,購買短期債券時:
借:短期投資———債券A95000
應收利息5000
貸:銀行存款100000
對實際支付的價款中包括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領取的債券利息5000元,應作為應收項目單獨核算,不包括在債券的初始投資成本中,稅法也認同會計的這種做法。
2002年2月,收到2001年債券利息時:
借:銀行存款5000
貸:應收利息5000
收到購買時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領取的債券利息5000元,只沖減已記錄的應收利息,不沖減短期債券的初始投資成本,稅法也認同會計的這種做法。
2002年3月,處置短期債券時:
借:銀行存款107000
貸:短期投資———債券A95000
投資收益———短期投資處置收益12000
由于沒有取得持有收益,會計制度和稅法確認的處置收益是一致的。換句話說,如果存在短期投資持有收益,必然會導致以后處置時,會計制度和稅法確認的處置收益不一致。
2002年3月,購買短期股票時:
借:短期投資———股票B164250
貸:銀行存款164250
2002年4月,收到宣告分派的股利時:
借:銀行存款4250
貸:短期投資———股票B4250
由于宣告分派股利在購買之后,會計制度要求沖減短期投資的賬面價值,稅法要求分回的股權投資持有收益,不論是否補稅,都一律按被投資企業的適用所得稅稅率還原成稅前所得,并入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
在實際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是,如果該持有收益屬于免稅的投資收益,或者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低于被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15%,還應作為“免于補稅的投資收益”5000元[4250÷(1-15%)]進行申報;如果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高于被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15%,其已繳納的所得稅額750元[4250÷(1-15%)×15%]還應作為“應補稅的境內投資收益的抵免稅額”進行申報。
2002年5月,處置短期股票時:
借:銀行存款170000
貸:短期投資———股票B160000
引言:
國債的期限結構,就是各種期限國債的搭配,即在一國所有的國家債券中各類國債各自所占的比例及對比關系。利率期限結構不僅是市場狀態的重要標志,也能夠對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做出反應,成為宏觀經濟的“指示器”。[1]
對于投資者來說這種單一的國債期限結構不利于投資者進行選擇,難以滿足持有者對金融資產期限多樣化的需求。相對于成熟的國債市場,中國國債市場無論在債券發行數量、發行頻率還是在發行品種結構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2]
對我國國債利率期限結構的分析:
(2009年數據缺失)
通過對上表數據可以得出,中國國債的期限結構是以中期國債為主。2000年以后,隨著國債發行機制的日趨規范和完善,期限結構不斷豐富⑶,但短期國債的增加并不明顯。反觀發達國家的國債期限結構,美國的短期國債占總國債的70%以上,日本穩定在75%以上,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所發行短期國債占比最低時為72%。由此可見,我國的國債期限結構中短期國債占比過低。
原因分析:
造成我國國債期限結構中短期債券比例過低主要有如下四個原因:
一、我國國債發行實行的是規模控制,而不是美國等國的余額控制,客觀上造成發行人為了減少審批的麻煩,喜好發行中長期債券。
二、發債人一味追求降低發債成本的結果,由于1996年以來我國連續8次降息,利率處于歷史低位,特別是10上半年一、二級市場長期債券的利率均有較大幅度的下跌,10年期長期國債的到期收益率最低下降到2.5%附近,更有甚者的是30年期國債招標利率僅為2.9%。因此,從降低發債成本的角度看,這兩年無疑是發行長期固定利率債券的最佳時機。
三、中央銀行對公開市場操作依賴度不強。西方國家,實施貨幣政策,主要的手段是通過央行實施公開市場操作,通過市場上對短期國債的買賣調節基礎貨幣量。但在我國,央行除了依賴公開市場操作來進行貨幣市場的調整外,還可以利用央票、調節存款準備金率等手段,這些手段,在西方國家并不經常使用。同時因為中國大多數銀行的國有背景,道義勸說在中國可以起著比歐美國家更重要的作用。并且人民銀行還可以通過調節存款基準利率,貸款基準利率直接達到貨幣市場調節的目的。這些都降低了中央銀行對公開市場操作依賴性,因此也降低了短期國債對作為調節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工具的重要性。
四、國債期限結構應與財政支出結構相對應。發行短期債券,主要是用于平衡國庫短期收支,同時作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長期國債通常用于周期較長的基礎設施或重點建設項目。中國政府在正常的管理服務職能外還承擔了很多的投資職能。由干政府投資項目一般都是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投資回收慢,而資金的籌集大多數又是通過債券,因此,中國需要發行大量的中長期債券為投資融資。同時,近幾年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遠遠超過GDP,財政盈余明顯,因此,政府不需要通過短期國債為政府頭寸融資。因此,中國國債中短期債券比例遠遠小于中長期債券也就不難理解了。
不良影響分析:
一、極大地制約了債市的流動性。我國債券市場,特別是銀行間市場流動性較差,原因之一是缺乏短期品種,短期債券的缺乏使得債市的流動性先天不足。
二、增加了金融機構,特別的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我國國債發行主要集中在銀行間市場,而目前銀行間市場的成員主要是金融機構,且主體是商業銀行,因此低利率長期國債絕大多數由商業銀行持有。長期債券可能跨越數個經濟周期,其利率風險較高,而目前我國尚無利率風險管理衍生工具,大量持有長期債券使得商業銀行面臨較大的利率風險。同時,長期債券的流動性不如短期債券,大量持有長期債券也使得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增加。
三、不利于中央銀行展開公開市場業務。流動性最強的短期國債是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主體,短期國債的短缺勢必會影響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開展。
四、較單一的期限結構無法滿足眾多投資者對國債品種多樣化的需求。相比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對國債更加偏好于短期國債。隨著銀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在國債購買中份額的增加,投資者對短期國債的需求會更加強烈。
五、單一的國債期限結構會增加政府的融資成本。如果政府只發行一種期限類型的國債,根據利率期限結構的市場分割理論,會造成單一市場對資金的需求大于供給,從而引起該品種的發行利率上升。其次,過少的短期國債會降低政府在市場利率波動時相機行事減少債務成本的能力。
六、過多的中長期債券的發行會造成還債壓力的不均衡分布。由于無法通過短中長債券的合理搭配,短期、長期債券比例偏低,無法容許政府根據財政收入安排還款,緩解政府的還款壓力。
七、無法提供基準利率。我國法定利率期限結構并不是真實的利率期限結構,而是在法定利率期限結構的基礎上,經過“就高不就低”或“保值貼補”的修正形成的隱式利率期限結構,在一些時期,法定利率的期限結構和隱式利率的期限結構產生了嚴重的背離,使法定利率期限結構面目全非,在實際操作中不具有參考意義⑷。同時由于發行數量和發行期數的不足,交易并不充分,沒有形成充足的競價。因此,短期國債利率沒有充分反映市場最優資金的供求。同時,由于短期國債的發行量不足造成的交易量不足使得短期國債的利率中包含了流動性升水,并不單純為資金的使用價格。最后,由于發行數量和發行期數的不足,短期國債無法形成完整的利率曲線,這一點是致命的。
改進與建議
雖然我國已經從國債年額度審批制度轉變為國債余額管理制度,但對國債期限結構的約束依然存在。為了改變這種現象,需要進行一下幾個方面的改進。首先,推動國庫現金管理制度,增加短期國債供給,對國庫限制資金進行有效運用,針對國庫賬戶的季節性赤字應該采取有計劃地發行短期國債予以彌補。其次,可以考慮通過短期國債輪動的方式為長期基礎設施融資,改變對長期國債的依賴。再次,將更多的投資性任務通過商業銀行貸款實施而不是依賴政府使用長期國債融資。最后,減少央票的使用,將公開市場操作回歸到短期國債上,增加短期國債的發行,形成真正的市場基準利率。(作者單位:江西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參考文獻:
[1] 孫皓、石柱鮮,經濟評論,2011年第3期
1、應計貸款和非應計貸款分類的差異性
按照《金融企業會計制度》的規定:貸款本金或利息在逾期90天沒有收回的貸款應作非應計貸款核算,其已入賬的利息收入和應計利息予以沖銷。但由于該制度未對計息期間做強制性規定,可能會導致同樣的貸款由于計息期間的不同,銀行披露的會計信息存在差異,從而削弱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如甲、乙兩銀行同時在1月1日向丙企業發放貸款,甲銀行采用月度計息,乙銀行采用季度計息,倘若丙企業在1月31日不能支付利息,那么,在4月末該筆貸款在甲銀行業已歸入非應計貸款核算,但該筆貸款在乙銀行仍然處于正常的應計貸款科目核算,雖然該筆貸款在兩行狀況并無差異:均不能支付利息且呈連續狀態。從而導致銀行在會計信息披露的差異性,不能正常反映自身的經營狀況。
2、措辭不嚴謹導致會計處理的無所適從
根據《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規定:短期債券投資的利息,應當于實際收到時,沖減投資的賬面價值。可見短期債券投資利息按照收付實現制核算。同時該制度又規定:金融企業應當在期末時對短期投資按成本與市價孰低計量,這樣,減值準備的計提確認的權責發生制與短期債券投資利息確認的現金收付實現制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同一制度中反映了兩種不同的確認標準導致了會計處理的無所適從。例如銀行在3月投資A債券30萬元,4月A企業宣布支付利息3萬元,并于5月收到,此時A債券的賬面價值為27萬元,倘若6月末A債券的市場公允價值為28萬元,那么此時銀行對A債券價值的核算則陷入兩難局面:會計報表列示27萬元則不合會計制度的規定;若列示28萬元則不合謹慎性原則。其實我們只要將短期投資的期末計價改為“金融企業應當在期末時對短期投資按賬面價值和市價孰低計量”則可以很好的解決短期債券的期末計價問題。
3、債券收入的歸類問題
按照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的規定,債券投資同發放貸款一樣是商業銀行的重要業務之一,同時從商業銀行資金的運用情況來看,不外是發放貸款和投資兩種,因此,銀行業債券投資收益采用同一般企業的列示方法(投資收益歸屬于營業外收入)則有不妥:一則商業銀行運用資金一般為信貸投放和債券投資,債券投資的收益占收入多為20%以上,將其列示為營業外收入容易讓人誤解為我國銀行業主業不突出;二則銀行業的利息支出為最重要的營業成本,其間有相當部分為債券資金的占用成本,如果將債券收益列示為營業外收入則容易導致收入與成本不配比,不利于進行損益分析。因此我們可以通過修改會計報表的格式來解決債券收入的問題:在利潤表中將投資收益上移至利息收入后面,同時將營業利潤的公式修改為:營業利潤=利息收入+投資收益利潤總額+其它業務收入-營業成本-營業費用-其它業務支出。
4、資產減值導致的利潤調節問題
由于現行金融會計制度明確規定:當期應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如果高于已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賬面余額,按照其差額補提減值準備;如果低于已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賬面余額,按其差額沖回資產減值準備。同時,我國證券法規定上市公司連續三年虧損則退市處理,由此導致了不少上市銀行利用資產減值作為利潤的調節杠桿,通過“計提”和“轉回”的賬面游戲,誤導投資者的選擇。在財政部2006年2月15日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中通過明確規定“已經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在以后年度不得轉回”來避免企業利用減值準備來調節利潤,但這未免有矯枉過正之嫌,規定減值準備不得轉回則不符合資產自身的定義,其實我們通過嚴格規定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條件和資產減值準備轉回的條件則可以使利用減值準備來調整利潤的情況得以改觀。
5、短期債券投資收益的入賬時間問題
對于非金融企業來說,由于短期投資一般金額較小,流動性較強,投資收益于實際收到時確認無可厚非。但對于銀行業來說,為保持資金的流動性和收益性,其擁有的短期債券投資較多,如果采用收付實現制確認投資收益則不太符合實際:一來銀行業持有的短期債券多為國債或金融債券,違約風險較小,且利率多為固定,適宜按期計提收益;二來短期債券投資所承擔的存款利息支出多為按期計提,債券投資收益采用收付實現制則明顯收入成本不配比;三來短期債券投資收益采用收付實現制容易造成銀行業利潤的期間波動起伏太大,不符合銀行業穩健經營的原則。因此,我們根據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性”原則和銀行業“穩健經營”的原則,可以對短期債券投資收益采用按期計提的權責發生制原則予以確認。
6、短、長期投資的劃轉條件不明確
《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規定:“金融企業改變投資目的,將短期投資劃轉為長期投資,應按短期的成本與市價孰低結轉,并按此確定的價值作為長期投資新的投資成本。擬處置的長期投資不調整至短期投資,待處置時按處置長期投資進行會計處理”。按照制度的理解:短期投資的劃轉的條件在于“改變投資目的”,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現實標準,在實務操作中難以把握。而在現實中,由于短期投資在期末必須按照成本和市價孰低提取減值準備,相對來說長期投資計提準備的要件嚴格得多,因此,銀行的財務部門會在短期投資市價持續下跌時完成短、長期投資的劃轉來規避短期跌價準備的計提,從而達到調節利潤的目的。
7、對金融衍生工具的關注程度不夠
金融衍生工具作為現代金融發展的產物,種類繁多,結構復雜,會計處理難度較大,同時具有收益不確定性、高杠桿性、高風險性等特征,已經成為銀行業新的利潤增長點和風險規避工具。但在現行《金融企業會計制度》中只是簡單在第一百四十條提及“對于外匯交易合約、利率期貨、遠期匯率合約、貨幣和利率套期、貨幣和利率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應說明其計價方法”,并未對金融衍生工具的計價和披露做出統一的規定,因此,國內銀行一般將其作為會計報表的附注作一般性披露,難以客觀的確認銀行業的風險。
8、與稅收制度的銜接問題
2001版的《金融企業會計制度》遵循會計的穩健性原則規范了銀行業對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但現行的稅收制度仍然按照“期末貸款的1%差額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可以在計算所得稅中扣除,對實際計提超過1%的部分調增應納所得稅額”,由此導致不少金融企業出于利潤考核的考慮對金融會計制度執行不嚴。當然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國家稅務部門對稅前的“呆賬準備金”抵扣額進行調整。但目前我們可以通過在金融會計制度中明確:對由于會計政策與稅務規定不一致產生的所得稅差異允許單列科目“遞延所得稅”處理,同時將該科目歸屬于利潤分配項下做增項理,以此來激勵銀行采用金融會計制度的規定。
二、《金融企業會計制度》的對策分析
2001年度的《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基本適應了當時銀行業發展的需要,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中國銀行業在加入WTO時關于銀行業開放承諾的逐步兌現,現行會計制度的不足之處便顯示了出來:外資銀行的加入帶來的國際會計準則接軌問題;衍生工具的計量問題等等。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進一步在理論和制度上予以完善,做到與時俱進適合銀行業發展的需要:
1、減少金融企業的選擇權,以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性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末,在美國的會計理論界就展開過“會計藝術論”和“會計制度論”的爭論,前者認為應當給予會計人員更多的會計判斷權和選擇權以促進會計學理論的發展;后者認為應當減少會計人員的判斷權和選擇權以維護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和相關性。2001年的“安然會計造假”事件讓這次爭論劃上了句號:美國國會2002年通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對現行的公司和會計法律進行了多處重大修改,以減少會計人員的價值判斷來強化了當局的監管。而我國近年來上市公司年報的不斷調整和不斷出現的會計差錯也從側面映射出會計判斷和會計政策選擇權過多會削弱會計信息的質量。美國會計學界的價值形態的變化或許值得我們借鑒。
2、注重銀行體系的特殊性,如實反映金融企業的財務情況
與一般工商企業比較,金融企業的行業有著自身的特性,如果單純地按照一般企業的會計處理方法套用在銀行上,則容易令人誤解銀行體系的財務狀況,尤其在涉及到主營業務上。例如對投資收益按照一般工商企業屬于非主營業務,歸屬于營業外收入是正常的;但投資收益原本就是銀行的主營業務之一,倘若套用一般企業的歸屬方式則會影響外界對銀行的公允評價。同樣,在對短期投資收益的確認上也有必要考慮銀行的特殊情況。
3、完善會計制度、準則建設,適應銀行業發展狀況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銀行業的發展用日新月異來形容并不為過,尤其是在外資銀行加大對中國市場的關注程度后更加帶動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同時,由于立法的滯后性,導致現行《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對金融衍生工具的計量和披露的關注程度不夠,而金融衍生工具大多只是一種合約,它只產生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實際的交易事項可能尚未發生,從而與歷史成本計量原則不符,因此在資產負債表內不能夠具體量化,企業多在資產負債表的附注中提及,進而掩飾了銀行業的潛在風險,難以為投資者提供全面的財務信息。因此,銀行業的發展對會計制度的同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情況下,可以通過根據新出現的情況進行新準則的制定來予以補充。
二、新《金融企業會計制度》中的若干問題
(一)貸款五級分類管理與“應計貸款與非應計貸款”的核算口徑不協調。
“應計貸款與非應計貸款”的會計核算分類方式,由財政部制定并的《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規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暫在上市的金融企業范圍內實施,同時鼓勵其他股份制金融企業實施。劃分“應計貸款與非應計貸款”采用期限標準,規定貸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0天沒有收回的貸款作為非應計貸款,其他為應計貸款。以時間作為貸款的劃分標準,雖然比較簡單方便,但是存在會計披露方面的缺陷。因貸款的質量與貸款是否逾期、逾期天數沒有必然聯系。
與上述劃分標準不同,貸款損失準備金的計提采用五級分類標準。貸款風險五級分類管理于2002年在我國銀行業全面施行,貸款銀行主要依據借款人的還款能力確定貸款遭受損失的風險程度,將貸款劃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根據《貸款損失準備金計提指引》規定,金融企業要根據資產的損失程度,提取一般準備金、專項準備金和特種準備金,其中專項準備金的提取比率要按照每筆貸款五級分類的結果確定,并逐筆提取。由于貸款損失準備金的計提與貸款本金和利息收入的核算同時使用了兩種劃分標準,資產相關的支出與收入難以進行匹配,使得管理層和投資者難以對會計報表上相關資產的盈利能力進行有效分析。
在會計報表附注中,外部投資者也難以取得貸款風險管理相關信息。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規定的會計報表附注中要求披露的與貸款相關的說明和數據有限,僅包括以下內容:貸款的種類和范圍;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范圍和方法;按貸款風險分類的結果披露貸款的期初數、期末數;分別一般準備、專項準備和特種準備披露貸款損失準備的期初、本期計提、本期轉回、本期核銷、期末數。對于應計貸款的五級分類情況和非應計貸款的五級分類情況未要求披露,投資者無法通過會計報告了解貸款風險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二)貸款計息方法不同引致的資產質量信息不一致。
從非應計貸款的定義可以看出,如果貸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0天沒有收回,則貸款轉為非應計貸款,已入賬的利息收入和應收利息應予以沖銷。而利息逾期時間的確定直接受利息的結計方式影響。利息的結計方式有到期一次性結息和定期(按月、按季、按年等)結息等方式,而目前《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對貸款結息方式不作統一規定,因此各家商業銀行可以選擇不同的貸款結息方式。其結果是同樣的貸款企業在采取不同結息方式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對貸款的會計信息披露會發生差異,削弱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比如,甲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采用利隨本清方式,貸款到期時才結計利息;乙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采用按月結息方式,在貸款發放第一個月后就結計利息,如果90天后未歸還該筆利息,貸款轉入非應計貸款科目核算,而此時甲銀行的貸款尚在應計貸款科目核算。
(三)短期債券投資相關損益確認上運用兩種標準。
《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規定:短期債券投資的利息,應當于實際收到時,沖減投資的賬面價值。可見短期債券投資利息不必按權責發生制按期計算確認,而用于投資的資金利息支出按權責發生制計入營業支出,造成銀行收入與支出的不匹配。此外,制度又規定:金融企業應當在期末時對短期投資按成本與市價孰低計量,這樣,減值準備的按期計提與短期債券投資利息確認的現金收付實現制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同一制度中反映了兩種不同的確認標準。
(四)短期投資減值準備計提規定以及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間劃轉規定的不明晰留給企業過大的選擇空間。
《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做法借鑒了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第121號準則公告關于資產減值的規定,但由于規定上的漏洞,反而給企業更大的數據操縱空間。
1.短期投資減值準備計提規定不清。
會計制度規定:金融企業在采用短期投資成本與市價孰低計價時,可以根據其具體情況,分別采用按投資總體、投資類別或單項投資計提跌價準備,如果某項短期投資比重較大(如占整個短期投資10%及以上),應按單項投資為基礎計算并確定計提的跌價準備。按照上述規定,企業在計提方法上有較大的選擇空間,而通過不同計提方法間的轉換,企業可以對自身的利潤進行一定的調節。
2.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間劃轉規定不明晰
按《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規定:“金融企業改變投資目的,將短期投資劃轉為長期投資,應按短期的成本與市價孰低結轉,并按此確定的價值作為長期投資新的投資成本。擬處置的長期投資不調整至短期投資,待處置時按處置長期投資進行會計處理”。這將給金融企業留下過大的利潤調節空間。
首先,按制度對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的定義,投資目的改變應當是指準備持有時間改變,即持有時間由準備不超過1年(含1年)改為超過1年,而“準備”這一主觀意愿在實務中難以加以明確判定。
其次,將短期投資劃轉為長期投資后,準備的計提由期末時按市價低于成本的部分計提短期投資跌價準備,改為計提長期投資減值準備。按制度規定,對有市價的長期投資可以根據下列跡象判斷是否應當計提減值準備:市價持續2年低于賬面價值;該項投資暫停交易1年或1年以上;被投資單位當年發生嚴重虧損;被投資單位持續2年發生虧損;被投資單位進行清理整頓、清算或出現其他不能持續經營的跡象。可見,短期投資跌價準備的計提條件是在期末時只要市價低于成本,就應當按低于部分計提準備,而長期投資減值準備的計提條件則要嚴格得多,企業通過將短期投資劃轉為長期投資,原來需要定期計提的準備支出現在可以少提甚至不提。
(五)衍生金融工具的確認、計量與披露未予明確。
衍生金融工具作為金融創新產品,發展迅猛,品種繁多,結構復雜,會計處理難度較大,具有收益不確定性、高杠桿性、高風險性等特征。對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處理必須進行有效的監管。但我國《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僅在第一百四十條規定:“對于外匯合約、利率期貨、遠期匯率合約、貨幣和利率套期、貨幣和利率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應說明其計價方法”。對衍生金融工具的計價方法,制度未作統一規定,也未列舉可選的計價方法,金融企業在衍生金融工具的反映和披露上缺乏統一標準和尺度。
目前,國內金融企業對衍生金融工具一般都按照合同未交割金額在表外列示,如中國建設銀行2004年年度報告中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以合同金額作表外核算,本行待交易合約到期交割時確認損益”。但衍生金融工具從交易到交割期間,其價值會直接受利率、匯率等因素變動的影響,存在較大的波動,持有者面臨著巨大的風險,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發生巨額虧損。民生銀行2004年年度報告中披露:“根據國內會計準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未交割金額在表外列示,相關的損益在衍生金融工具到期交割時在利潤表中確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采用公允價值在資產負債表內計量,以確認未實現損益,調減了公司本年度境外報表凈利潤”。根據報告披露,如果對衍生金融工具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民生銀行2004年度境外報表凈利潤應調減11,511萬元。
(六)會計職業判斷的適度運用問題。
會計職業判斷是會計人員在會計理論指導下,在會計準則、制度提供的會計政策范圍內,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職業經驗對會計原則、處理方法、處理程序等方面進行判斷與選擇的過程。
在新的《金融企業會計制度》中,許多會計核算政策的選擇權下放給了企業,給會計人員進行職業判斷提供了較大的空間。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體現在會計原則的選擇、同一經濟事項不同會計處理方法的選擇、會計估計等方面,主要包括:對資產可能發生的損失的判斷、對交易或事項重要性程度的判斷、長期股權投資成本法與權益法的選用、所得稅核算方法的選擇、呆、壞賬準備的計提比例的確定、固定資產使用年限和凈殘值的確定及或有事項的處理等方面。
《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寬泛的會計職業判斷空間很可能造成新的會計信息失真,與會計制度改革的初衷相背,甚至可能被不法企業所利用,成為新的“盈余操縱”手段。
同時,會計職業判斷將會出現因會計人員本身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的不同,對同一會計事項進行職業判斷的結果不盡相同的現象,從而增加了會計信息的變數,使會計核算的可比性原則面臨挑戰。
三、對《金融企業會計制度》有關問題的思考
(一)增加披露應計貸款和非應計貸款的五級分類情況。
解決貸款五級分類管理與“應計貸款與非應計貸款”的核算口徑不協調問題,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改變當前的“應計貸款與非應計貸款”的會計核算分類方式,按五級分類的要求分“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設置貸款科目,可以消除“應計貸款與非應計貸款”劃分采用期限標準的弊端。但考察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信息技術運用水平,目前按五級分類的要求設置貸款科目尚不現實,因為貸款風險分類工作定期進行,五級分類的結果變動頻繁,當前商業銀行的會計處理系統難以實現及時聯動。因此,建議采用另一種途徑,即結合期限標準和五級分類標準確定非應計貸款,對于貸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0天沒有收回的貸款,以及貸款本金或利息雖未逾期90天但難以收回的貸款均作為非應計貸款,同時增加信息披露,要求銀行在財務報告中增加披露應計貸款和非應計貸款的五級分類情況,應計貸款轉為非應計貸款的金額及對本期收入的影響數和本期非應計貸款收回的金額及對當期收入的影響數。從長遠發展看,貸款會計核算上與五級分類管理相統一是未來商業銀行會計信息披露的趨勢。
(二)在報表附注中增加披露貸款計息方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商業銀行采取不同貸款結息方式,其會計信息披露會產生差異,因此有必要在會計報表附注中增加披露各種計息方法下的貸款種類、貸款日平均余額和貸款期限等補充信息,幫助信息使用者理解報表相關數據。
(三)對短期債券投資按期計提投資收益,明確短期投資減值準備計提口徑,嚴格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間的劃轉。
關于短期債券投資收益的確認時間,應該結合我國債券市場的現狀,并運用重要性原則加以確定。我國債券市場較不發達,市場上的債券品種也較為有限,財政部長期債、政策性金融債和央行票據是銀行間債券市場上的主要債券品種,銀行因其流動性需要主要偏好短期債券投資,如果按制度規定于實際收到債券利息或轉讓時才確定收入,在收支不匹配的同時,必然造成收入的波動。因此,對于主要由持有時間的長短決定投資收益的短期債券投資應考慮按權責發生制計提投資收益。
關于短期投資跌價準備的計提,應制定采用投資總體、投資類別或單項投資的具體情況,明確計提方法的運用前提。從如實反映金融企業的資產角度看,按投資總體計提跌價準備,可以從整體上反映短期投資可收回價值低于賬面價值的情況,最能真實反映企業的短期投資的整體價值。而按單項投資計提跌價準備,所提準備金額將高于按投資總體或投資類別計提的金額,最符合穩健性原則。本人認為,跌價準備的計提目的在于揭示資產的真實價值,因此按投資總體計提跌價準備是較優選擇,同時,基于重要性原則,如果某項短期投資比較重大(如占整個短期投資10%及以上),仍可按單項投資為基礎計算并確定計提的跌價準備。
關于短期投資減值準備與長期投資減值準備的計提條件,建議將有市價的長期債券投資的減值準備計提與短期債券投資跌價準備的計提相統一,即在期末時按成本與市價孰低計價,按市價低于成本的部分計提減值準備。
(四)逐步擴大衍生金融工具會計規范的適用范圍,提高金融企業之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
2006年1月1日開始實行《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暫行規定(試行)》,以及今年2月15日的擬于2007年1月1日實施的《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套期保值》等39項會計準則克服了《金融企業會計制度》未對衍生金融工具計價方法作出統一規定弊端,要求商業銀行在表內確認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進行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從而有利于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的風險,真實反映商業銀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由于上述規定和準則目前仍限于在已上市和擬上市商業銀行實施,因此沒有完全解決金融企業在衍生金融工具反映和披露上缺乏統一標準和尺度的問題,為提高金融企業之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建議創造條件,逐步在所有金融企業之間實施上述關于金融衍生工具確認和計量方面的規定。
(五)會計職業判斷運用問題的思考。
1.制定和完善金融企業具體準則。
近年來,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已經陸續頒布具體會計準則十幾項,但這些改革主要針對工商企業,針對金融企業特別是銀行業的會計準則體系還沒有形成。因此,應當盡快建立銀行業會計準則體系,減少當前制度中過多的判斷和選擇。事實上,主張會計處理允許有大量的估計和專業判斷的“會計藝術論”曾經在西方國家流行,但已經引起了監管層的警覺,美國會計學會2001年年會曾批評國際會計準則“因允許太多選擇而信譽不好”。安然事件后,美國國會2002年7月26日通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對現行的公司和會計法律進行了多處重大修改,以加強監管,值得我們借鑒。
2.將會計職業判斷的運用與會計信息的充分披露有機地結合起來。
債券互換的方法有四種:
一是替代互換。替代互換是指在債券出現暫時的市場定價偏差時,將一種債券替換成另一種完全可替代的債券,以期獲取超額收益。這種超額收益可能是由于市場上貨幣供求條件相對不平衡造成的。例如,債券投資者持有一種期限為30年的國債A,票息率為7.00%,年付息一次,到期收益率為7.00%。而市場上存在國債B,其到期收益率為7.10%,而其他方面如期限、票息率等與國債A完全相同。投資者預期債券定價的偏差是暫時的,國債B的到期收益率最終將會從7.10%降到7.00%的水平。這時投資者就可以進行替代互換操作,賣掉國債A而買入國債B。假設l年后國債B的到期收益率修正為7.00%,那么國債B所提供的年收益率是8.33%,而持有國債A的年收益率即為7.00%。通過替代互換就可以獲得133個基點的超額收益。如下表:
當然,替代互換也存在風險,如糾正市場定價偏差的過渡期比預期的更長;價格走向與預期相反;全部利率反向變化。
二是市場內部價差互換。當市場上兩種債券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收益差幅,而且該差幅有可能發生變化,那么資產管理者就會進行市場內部價差互換,在賣出一種債券的同時買進另外一種債券,以期獲得較高的持有期收益率。
三是利率預期互換。利率預期互換是直接利用對整個市場利息率的預期變動來獲取利潤。比如說,在預期收益率整體上會提高的條件下,管理人員會用相應金額的短期債券來替換長期債券。這是因為長期債券在一定的收益率提高的幅度下,由于其存續期限較長,其價格下跌的幅度在總體上會較短期債券大。而在預期收益率整體上會降低的條件下,管理人員則會用長期債券來替換短期債券,因為長期債券在收益率降低的條件下,其價格上升幅度在總體上也較短期債券大。
利率互換是金融機構及有利率風險的機構規避風險、進行風險交易的工具,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套利功能。利率互換不僅在套利上有利可圖,同時也可以解決一些債券市場投資者經常碰到的資金頭寸和時間難以匹配的問題。利用利率互換與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簡稱Shibor)的組合,投資者就可以合成一個符合自己持有的資金頭寸時間的債券頭寸。
例如,投資者甲目前有6個月的資金頭寸,但是市場上目前沒有合適的剩余期限為6個月的債券可以進行投資,甲將此筆資金放入同業拆借市場進行一筆基于shibor3M的拆借(3個月期滿后繼續融出三個月,可進行2輪),同時在IRS市場做一筆基于shibor3M的為期1年的IRS交易,IRS報價為3%。交易完成后,每三個月,甲將獲得的一筆收益率為(Shibor3M+3%-Shibor3M)/3的穩定現金流,即甲可在6個月中持續獲得年利3%的穩定利息收入。6個月期滿后,拆借市場資金回流,甲可在IRS市場上做一筆對沖交易,了結6個月前建立的IRS頭寸。這樣,在這6個月的時間里,投資者甲獲得的利息收入為shibor+IRS-shibor=IRS,相當于6個月投資于固定利率為3%的固定利率債券。
四是純收益率互換。純收益率互換著眼于長期的收益率變動,而不愿意對短時間內的未來收益率或收益率差幅作任何預測,用那些長期收益率高的債券來替換掉那些長期收益率較低的債券。
通過基金一季報可以發現,協議存款首次超越債券,成為貨幣基金配置的第一大類資產。公開資料顯示,成立于2005年的老牌貨幣基金嘉實貨幣截至今年一季末持有的銀行存款占基金資產凈值比例高達69.76%。從業績回報看,嘉實貨幣今年來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達4.66%,遠超降息后一年定存的3.25%,甚至跑贏兩年定存的4.1%。
嘉實貨幣基金經理魏莉介紹,嘉實貨幣在積極配置收益率比較高的同業存款之余,流動性好的優質短融倉位也比較高,既保障了組合流動性,又可以享受債市上漲帶來的估值收益。據一季報信息披露,其在債券品種配置上,短期融資券市值占基金資產凈值的24.87%。
緊縮政策難放松 短債收益卻可期
居高不下的通脹、持續不斷的緊縮調控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實體經濟。從剛剛公布的宏觀數據看,雖然PMI、工業增加值、流動性等指標在經歷幾個月的下降后已經出現了企穩的情況,經濟已經出現軟著陸的跡象,但是企業盈利下滑的勢頭并未完全遏制,企業的存貨調整周期確還在繼續,下半年企業盈利可能出現溫和下行的狀態,這種背景下A股難以出現系統性上漲機會,下半年可能延續震蕩的態勢。
對于債券市場而言,在緊縮政策難以放松的情況下,中長期債券受制于加息而且估值較高,很難繼續有向上的機會,而短期債券和各種貨幣工具則由于市場資金面的持續緊張收益率非常高,具備較好的投資價值。
綜合來看,在國內經濟基本面和通脹形勢沒有明朗的情況下,當前投資仍應以防御為主,投資者在積極尋找股市投資機會的同時,也要關注債券避風港的作用,通過配置一定比例的債券型基金降低組合風險和波動,而風險收益特征十分明顯的短期債券基金是當前環境下較為合適配置的債券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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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債期限結構的現狀分析
目前,按償還期限劃分,中國國債可分為短期國債、中期國債與長期國債三類。短期國債指發行期限在1年以內的品種,中期國債的償還期限為1~10年,而長期國債的償還期限均超過10年。從表上分析,目前我國債的期限結構的特征主要有三:一是短期債券占當年發行量比重隨著國債余額管理方法的調整變化較大。在國債余額管理方法調整前的2004年和2005年該比重較低,2004年為14.39%;2005年為21.75%;2006年國債余額管理方法調整提高到32.47%,由于2007年包含特別國債,比例過大。2009年至2011年中期國債基本保持穩定,增加了長期國債的發行。二是長期債券占當年發行量的比重有所提高,還發行了20年、30年和50年期限的債券。三是長期債券的期限也有了新的變化,結構處于多元化。上述變化表明,中國國債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應該講,這是在過去的發行額管理方式下,為避免國債發行和還本數額的過快增加而采取的權宜之策。顯然,這不利于國債金融功能的發揮和國債市場的深化。隨著國債余額管理的實行,今后應注意結合財政收支狀況,盡可能合理安排和調整國債結構。
表1 中國國債的期限結構
資料來源:中國國債協會數據資料計算得出。
二、國債期限結構的國際比較
從表2中可以看出,G-10國家大多數國家試圖將發行期限結構分布在四個區域內:短期(1年或1年以內)、中期(1~5)、長期(5~10年)、超長期(10年以上),具體見下表。由于近年來許多國家的赤字和債務水平呈下降趨勢,相應減少了期限種類并提高了平均發行規模。如從1992年開始,加拿大將固定利率付息債券的發行集中在四個關鍵時期限上(2、5、10、30)并相應提高了基準債券的發行規模。美國也相應停止了3年期債券的發行,以適應融資需求的減少。大多數國家通過定期對已存在的債券進行增發,以建立更大規模的基準。這些國家在基準債券發行方面,將一種或多種關鍵期限的心法債券作為基準,這些基準債券作為宏觀經濟指標被追蹤或作為相關債券的定價參考。此外,發行規模中相當大的部分是被活躍的交易人如一級交易商所持有,從而確保了基準債券的流動性。
表2 各國國債市場的期限分布
資料來源:國際清算銀行。
從表中可以看出,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聯邦債券的期限結構里,短、中、長三者所占比重相差不大,其中中期債券比重稍高。在60年代,中短期債券比重提高,長期債券比重下降;短、中、長期債券比重拉開了距離,相應比重分別為38%、51%和11%。這一變化趨勢增加了債券流動性,擴大了社會信用。70、80年代這種趨勢繼續增強,短期債券所占比重進一步升高到47%~49%,中長期債券比重有所下降,分別為42%和10%左右。這一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過度膨脹,經濟進入滯脹狀態。為了治理滯脹,聯邦主管部門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大量收回短期債券,代之以中長期債券,如此逐漸消除了通貨膨脹,滯脹現象得到控制。
三、國債期限結構的基本評價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國債市場已經成為發達國家金融證券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揮著宏觀政策信號傳導和微觀資產經營的作用,特別是作為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及利率市場的作用更是難以被取代,而這一切的發生是以國債市場的良好結構為基礎的。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看,能給我們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
(一)推出齊全的國債品種結構
發達國家的國債種類較多,而且發行期限、發售方式、付息形式和流通方式也多樣化,這就給購券人選擇國債種類以較大的自由,能充分調動社會上的閑置資金,并按照購債人的意愿確定投資行為。我國這種單一的期限結構,使國債嚴重缺乏選擇性,很難滿足投資者對金融資產期限的多樣化需要,而且使國債發行規模在較短時期內急劇膨脹,國家財政還本付息的壓力過于集中,客觀上為進一步擴大國債發行規模設置了障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投資者的選擇。因此,中國在今后應該豐富國債的品種結構并采取措施增加可流動的國債數量,以形成合理期限品種結構和適度的流通規模,滿足投資者的不同選擇。
(二)采用市場化的發行方式
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國債運作的市場化,從國債發行的公開方式看,并不是簡單的將國債拿到市場上發售,而是對國債發行的條件,包括價格和利率采用招標、投標方式,最終決定在市場上發行國債的條件和額度。這實際上是將競爭機制引入國債發行,使政府在國債發行中處于相當主動的位置,由政府按照有益原則確定發行條件,降低國債成本。
(三)培育成熟的機構投資者
發達國家居民個人持有的資產多委托金融機構管理,國債市場的參與者多以機構為主,個人直接持有的國債份額一般都比較小。這種由機構持有的前提是場外交易,可以使交易雙方就價格、金額進行談判,盡快縮小差距,達成協議,有利于節約交易成本。由于機構投資者眾多,買賣活躍,從而使國債的流通性好。而在中國國債的大部分保留在個人投資者手中,真正參與流通的不足25%,這種不合理的持有者結構容易使二級市場出現價格扭曲,不利于國債發行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功能的發揮。
(四)探索靈活的交易方式
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國債交易方式主要有現貨交易、回購交易、期貨交易與期權交易等。國債回購市場的發展促進了國債市場的擴大,增強了金邊債券市場的造市功能,也提高了國債市場套利活動的效率。而在中國國債交易雖有一定發展,由于監管不力,過去國債回購沒有嚴格實行百分之百的現券抵押,曾一度出現全國范圍的債務鏈,今后需加強監管,規范發展有百分之百現券抵押的回購交易,以活躍流通市場。
參 考 文 獻
[1]中國國債協會.《20011年中國國債市場年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2
開放式基金業績繼續分化
2010年我國經濟實現了穩定增長,避免了之前市場對宏觀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但是,過去兩年為了拉動經濟企穩并增長而投放的大量流動性的危害漸漸浮出水面,通貨膨脹成為了當前經濟發展最大的風險,同時也是基民在布局今年投資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宏觀環境。可以預期的是,2011年物價依然存在不小的上漲壓力,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將籠罩A股市場。
今年以來,1月份的開放式基金業績透露了一部分市場投資端倪。首先,A股市場中小盤股票的高估值現象會得到糾正,一些估值較低、同時業績增長穩定的大中盤股票受到市場更多青睞。其次,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領域內,純粹概念炒作的股票將被市場拋棄,只有業績增長符合預期的公司才可以繼續享受估值溢價。因此,股價受盈利驅動更加明顯。可預計,在預期緊縮的宏觀環境以及個股分化的背景下,基金經理的選股能力將備受考驗,基金之間仍然會面臨較大的業績分化局面,并最終使基金投資者在年底呈現“幾家歡樂幾家愁”。
偏股基金可勝通脹
相比債券基金以及現金資產,目前來說,股票型基金仍是戰勝通貨膨脹的較好品種。以晨星數據為例,截至1月31日,晨星股票型基金最近五年的平均年化回報是27.72%。其中,表現最好的基金是華夏收入,年化回報率是40.62%;表現相對落后的寶盈泛沿海增長也有12.18%的回報率。晨星標準混合型基金最近五年的年化回報是25.86%;而債券型基金的表現則比較暗淡。其中,激進債券型基金為9.98%,普通債券型為7.44%。
當然,不容忽視的是,近幾年股票型以及混合型基金的良好表現大部分受益于2006、2007以及2009年的牛市,而面對較高的系統性風險股票型基金也無法回避。因此,股票型基金的投資期限越長較長,其短期的市場波動性才可以被熨平,并最終戰勝通貨膨脹水平,這一點在發達國家股票市場中也同樣存在。
今年投資者在關注主動管理型基金時,可以選擇資歷較深、選股型、偏中小盤投資風格的基金經理,規模相對適中,介入的方式可選定期定額投資。筆者認為在短期流動性中性偏緊的局面下,中小盤股票可能仍然是較為具備吸引力的品種。特別是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調整方向的領域內,一些業績增長明確且較快的中小市值股票獲取相對收益的可能性更大。
對于混合型基金,若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不強,應盡量追求絕對收益的基金品種,如華夏回報、博時平衡配置等。基于的考慮是,國內的基金投資者缺乏對各類資產合理配置的能力,基金公司是投資領域較為專業的團隊之一,如果有合適的基金品種,投資者可以將這一工作交由基金來完成。追求絕對收益的基金倉位通常限制較少,非常靈活,基金經理的投資目標是為了獲得正收益,努力控制下跌風險,投資過程中會對宏觀經濟和市場進行判斷,進而調整股票和債券資產的比重。
大盤指數基金發揮分散化作用
盡管1月份基金業績整體并不給力,但指數基金的表現仍然可圈可點。當月319只晨星股票型基金中月度實現正收益的基金僅有26只,跟蹤大中盤的指數基金獨樹一幟。基本面50、上證央企、上證龍頭、上證50、中證央企100、上證超級大盤等指數基金一改去年垂頭喪氣的表現,年初以來處于領漲勢頭。
隨著國內指數基金標的指數的多樣化,可根據其不同的經濟代表性來選擇,以實現組合的多樣性。鑒于今年大盤藍籌股的估值修復行情,跟蹤大盤指數的指數基金可以作為組合的衛星配置,其中以ETF基金為主,因為這一類品種交易透明度高、運作費率低廉,投資者可以關注如基本面50、上證超級大盤、上證50等ETF基金。債券基金可降組合風險
市場普遍預測年內仍有多次加息,這對債券基金的短期表現帶來壓力。目前,中債綜合指數的平均到期收益率約為4.27%,也就是說目前的收益率水平,債券投資者的平均年收益率約為4%多一點,當然受緊縮政策的影響,債市短期的表現可能會更弱一點。因此,相對于高企的CPI以及加息預期,債市的機會要小于股市。
盡管如此,債券能夠提供一個比較低的固定收益,投資于債券的債券基金的防御性比較強,作用是降低整個組合的風險,適合于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投資者。國內的債券型基金在強調穩健收益的基礎上適度參與股市投資,分享股票上漲的收益。因此,我們可以更多關注固定收益團隊穩定且債券投資能力較強的基金,重點突出其選券能力、不同券種的配置與久期配置能力。反映在業績上則是關注回報穩健的債券基金。對于風險承受能力不強的投資者,選擇類純債或參與新股申購的基金較為合適,在保持低波動的前提下盡量追求增值,例如華夏債券、工銀增強收益債券等,這些基金經理的歷史業績展示他們有較好的選券和配置久期的能力。
貨幣市場基金做資金的蓄水池
貨幣市場基金主要投資于短期債券,這是影響其回報率的主要因素。通常來說,在債券的收益率曲線較為平坦,也就是短期收益率與長期收益率接近,甚至短期收益率高于長期收益率時,能夠取得較高的回報。一般,如果宏觀政策偏緊,收益率曲線會較為平坦,甚至出現短期收益率高于長期收益率的情況,因此在宏觀政策偏緊的時候,投資貨幣市場基金可以取得較高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