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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史料來看，我國國畫藝術已有七千年發展歷史。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中國畫形成了與世界上其他畫種顯然不同的藝術特征。
從繪畫材料工具到表現方法與藝術技巧，與西方藝術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國人民之中 ，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就是西方人也對中國過去的藝術贊嘆不已。它有著極其豐富的經驗，極其高超技藝，具有西方藝術不能具有的特有的藝術魅力，成為人類藝術寶庫的寶貴財富。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美術界的某些人在認為“傳統中國畫正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必然命運”①的同時，異口同聲地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美術論文，時至今天，中國畫仍然放射出燦爛的光輝，應隨著時代的推進，發展到更高更新階段，為發展人類的藝術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現實主義②是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是十九世紀杰出的現實主義藝術家庫爾貝提出來的。其實，現實主義早已存在人類藝術的發展過程之中。它隨著時展而發展，促進了人類藝術事業的不斷發展，不斷前進論文開題報告。西方是這樣，東方也是這樣。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米開朗基諾、納斐爾，十九世紀的庫爾貝、米勒、羅丹等都是現實主義的藝術大師。
在中國畫史上，現實主義的藝術思想和創作方法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六朝時期的顧愷之、唐代的吳道子都是當時的現實主義的杰出代表。在山水畫方面體現得更為突出，在唐以前，山水畫尚處在萌芽初創時期，唐代以后經歷了六次大的變革。到大小李是第一次變革，到荊關董巨是第二次變革，到李成范寬是第三次變革，到劉李馬夏是第四次變革，到大疵、黃鶴是第五次變革，到石濤是第六次變革，經過六次大的變革，現實主義在山水畫領域得到了更大發展。在花鳥畫方面，從徐渭、山人以后，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得到較大的發展。
在理論方面美術論文，現實主義思想更有重大發展，而且比西方早得多。在東晉時期，顧愷之就在過去注重寫實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形寫神”，“形神兼備”③的觀點。他認為在人物畫方面，不但要形似，而且要寫出人物的獨特精神風貌，這就是恩格斯提出的要塑造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④。在這里要特別提一下的是，顧愷之這一精辟論點，也不是他隨心所欲地自己臆造出來的。應很好了解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東漢未年，魏氏鑒于人士流移，考詳無地，立九品中正之制，把當地人物評為九等，供政府選用，于是對人物的品評議論成為當時議論的中心。當時對人倫鑒識重在道德、節操、忠孝、氣節、儒學的品評。到曹操時代產生了很大變化，曹操反對儒學那一套，他多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⑤“陳平非篤行，蘇秦豈守信耶”⑥美術論文，曹操自己也無操守，更不忠于漢。曹操、司馬懿等皆不美，不但身形矮小，而且儀容不雅。如以美論人，就會得罪上層人物，但“精神”、“神情”還是值得重視的。實際上出色人物的“神”皆不一般。于是“精神”就為鑒賞人物所重視，到東晉，人倫鑒識由政治上的適用性逐漸變成對人的欣賞、士人名流論人言必神情風貌，顧愷之也是當時名流，自然皆以“神情”為標準。整個社會 評品人物輕形重神，為人畫象，當然也以傳神為主。可見“以形寫神”之說，來自社會需求。體型美不美不關重要，畫出一個人物的獨特神情和本質特征就可以了，而能表現一個人的本質特征的，正好又是一個人的眼神。即來源于生活，來源于社會需求，來源于創作實踐，這就是從現象到本質，也是從形到神，這就是現實主義思想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人物畫發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論文開題報告。
在顧愷之人物畫上提出“以形寫神”的論點的基礎上，六朝山水畫家姚最，又在山水畫方面提出了“學窮質表美術論文，心師非化”⑦的論點。就是主張從現象到本質進行深入探討，并從本質上心領神會地反映出作者的親身感受。唐代山水畫家張操又經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在姚最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外師造化，必得心源”的論點。他們都是強調要認識事物的本質特征，心有感受地通過形象抒發出自已的思想感情和意趣情操。這些理論說明現實主義在山水畫領域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到五代，經過山水畫家的藝術實踐，又在前人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圖真”說。“真”是藝術的“真”。意思是來源于現實而又高于現實，達到本質的藝術的“真”。到清代，石濤輩山水畫家更是在突破前人陳法的基礎上提出了“筆墨當隨時代”⑧的新論點，更把現實主義的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由此可見，中國國畫藝術的發展都是和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一脈相承的。前人早已知道了要認識事物的的本質特征并塑造出能反映本質特征的典型形象來抒發自己胸中的逸氣。由此可見，現實主義在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過程中是源遠流長的。
晚清以后，隨著西方思想文化的引進，現實主義又在中國的發展史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中國繪畫藝術發展的優良傳統。
參考文獻：
①王春立，挺直民族的脊梁----關于中國畫現代化的思考，《國畫家》2002/2，P31。
②REALISM，《現實主義》。
③張守濤，東晉畫家顧愷之。顧愷之，〈〈畫論〉〉。
④童慶炳，〈〈文學概論〉〉。
⑤、⑥崔懷義，談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及其對現實的實踐意義
⑦姚最《續畫品》云：“謝赫，……至于氣運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復壯雅之懷，然中興之后，像人莫及。……”
中國繪畫的傳統淵源流長，歷數千年而不變，蔚為中外畫史之奇觀。而且，這種傳統的深刻與持久，隨著時間之推移，其內容和形式經過不斷的融匯、錘煉、積淀、愈益形成一種傳統的偉力，愈益鮮明、精純而獨到。以至許多方面均難乎為繼，而令創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過這些表象，我們可準確無誤的識別出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中國繪畫已形成的獨特審美符號，領略到中國繪畫所體現的文化內涵。
在中國繪畫的研究中，一些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從中國的經典哲學里，找到了繪畫美學的起點，看出了中國繪畫所包容的哲學深度。
南朝劉宋時期的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應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說明了繪畫是以物象的“形”來反映這種哲學思考的。“道”字在老莊哲學中是一個自至關重要的詞，它作為老莊則學觀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著極其復雜和抽象的哲學范疇。客體的實在不是藝術表現的目的，而只是一個中介物，力圖表現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體(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個載體，一種符號，關鍵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繪畫則能表現一種“非方非默”的狀態，能把它描繪出來。因此，中國繪畫被看作是表現“道”的一種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間里跡化出“道”所闡譯的哲理。
因此，真實地再現客觀對象便從來也與中國傳統藝術無緣。PF杰拉德直截了當地說，中國藝術雖擅長于山水畫，但并不著眼于描畫任何現實的風景，而是根據源于現實而又包含著象征和哲理的靈感，進行富于想象力的創造。
老子哲學中所具有的某些樸素辨證法思想，如“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矛盾對立統一的觀點，萬物交感運動的觀念，都曾滲透在中國繪畫的表現技巧中，并被廣泛的應用。在中國繪畫的創作過程，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下筆運作時，提出“存心要恭。落筆要松”：在處理客觀物象與主觀理性關系方面，強調“似與不試之間”，得“不拭之拭”：在畫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備賓主、開合、聚散、疏密……等關系：在筆墨技巧上應體現運筆的輕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濃淡枯潤等等。甚至有相當一部分的繪畫語匯都直接起源于談論哲學和宇宙觀的用語，虛實、氣理、向背、心意等。
能體現這些辨證關系的經典之作是《石濤畫語錄》。
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國傳統藝術的實質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與天地之美的契合，這莊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晉南北朝問中國藝術史上山水題材的勃興的思想淵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莊那里，充滿了對天地之美的熱情贊頌，和對與天地之美相牟的獨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傾心向往。從藝術審美意義上看，它集中體現為以人情觀物態、使自然人化的思維方式，并把與自然精神的契合作為審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審美境界，注重表現主客體的生命精神，輕視對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響下，中國傳統繪畫追求天地之大美，著力表現天地萬物的生機活力，表現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調，表現這種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國傳統繪畫注重體現生命、生機，追求氣韻生動。“氣韻生動”作為中國傳統美學的基本范疇，對繪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繪畫從南齊謝赫的“隨類賦彩”到劑浩提出的“水暈墨章”，很明顯是一個由重視色彩表現到重視水墨表現的繪畫觀念轉變，這就是陰與陽的哲學思維主導下的特殊色彩意識。
“運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國畫的一個傳統，“墨分五色”——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無數歷代畫手。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中國哲學的玄想思維的作用。應該說，水墨世界從真實感上言是無色的、虛幻的，但它卻因此而具備了一種獨特的“無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現，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對單純的黑白(紙地)色來表達天地萬物、正體現出中國文化的概括力。
中國繪畫中的儒學因素，過去人們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鑒戒”來解釋儒學的藝術功能說，是很片面的。其實，孔子是把藝術更多地視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內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們看到，孔子儒學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影響是循著一條這樣的原則的：關注人倫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強調個體獨立價值和個人內心情感表現，但不宣揚“個人主義”：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對憂患有自覺的認識和敏感的體驗，但不渲染，不夸張，不憤激，而保持達觀、平和的態度和勇于犧牲的現身精神，這里面閃耀著人文理想的光輝。作為一種傳統，它對憂患意識的偏愛和對敦厚之風的執著，把藝術表現意識導向了沉郁、豁達、寧靜、超脫的內在境界……這或許是孔學儒家對中國藝術傳統的形成的最大影響。因此，在中國繪畫的表現中，有時既強調變化，也注重和諧，繪畫語言雖有起伏，但不張狂，有催人淚下的藝術打動力，但格調平和，合乎法度，顯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繪畫表現中的具體體現。
中國繪畫所表現出的空靈曠遠的意境，富有哲學的思索，最終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狀的生動氣韻，禪宗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從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山人，其中畫史上重要的畫家大都將禪宗封為圭臬。宗禪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觀物”，靠的是直覺的領悟，無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種相互對立、比較的感受。這把中國土夫文人對自然、對人生的審美觀推進到更奇異、更神秘、更空澈晶瑩的世界。更沉迷于對寧靜、淡泊的審美境界的探求，和對瞬間即是永恒的壯闊幽深的宇宙情感的體驗。它在對中國繪畫的影響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靜默觀照”為特征的思維方式，借助于自然、簡練、含蓄的表現手法，使畫面的意境深遠、耐人尋味。以疏簡、草略風格獨立于中國繪畫之林的“減筆”畫風，其形成可以說直接源于禪宗思想。最能體現禪宗精神的是宋代的“減筆人物畫。其筆勢粗闊、減練豪放，墨色濃淡多變，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現出的視覺形象卻流露出一種“筆情墨趣之外”的豐富內涵這些作品如同禪家解經，并不關注客觀現實是什么，而旨在通過疏逸的“戲墨”追求禪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脫。所以，“畫貴有禪趣”，一方面，說明了中國繪畫于禪宗的關系另一方面作為對中國繪畫品評的一種標準大大地擴展了中國繪畫的表現深度。
中國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終歸“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國畫的傳統也是不離此道。在客體與主體真實與虛幻、自然與人生、物質與心靈之間找尋一種平衡和整體性的和諧。
中國文化宏深而博大，在眾多豐厚的文化質點中，無論是哲學，還是書法、詩文、戲曲等等，中國繪畫都與他們息息相關、輝映交融。法國華裔漢學家弗朗索瓦一陳曾經說過：要想看懂一幅中國畫，必須具備高深的文化素養。它不僅道出了中國繪畫在中國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國繪畫很大程度上濃縮了中國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國繪畫是一個白成體系的藝術領域。它的觀察方法、表現方法和畫面的視覺效果，都迥異于西洋繪畫。“筆墨”作為構成中國繪畫獨特美學品格的外在符號，有著相對完整的審美價值。中國畫畫家作畫時，有時僅用一只“單純”的毛筆，蘸上看似黑團團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滲透感的紙、絹上，或疾或徐地有節奏地揮動，即可跡化出一幅變幻多端、形神兼備的視覺形象。作為交流思想情感的繪畫語言——“筆墨”，隨著中國繪畫藝術的日臻成熟，已從材料工具意義上逐漸脫離出來，具有了獨立的審美意義。而且“筆墨”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繪畫“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國繪畫高度概括、凝練的藝術思維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筆墨”從一開始就烙印上了中國文化“以簡馭繁”的特征。中國畫注重“傳神”，無論是人物、山水花烏，“傳神”是對中國畫藝術提出的總體準則，“以形寫神”其實就是“以形媚道”，把對象表現生動有神只是一種技術手段，與道契合才是最高終旨。中國繪畫所注重的“表現”，又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中國繪畫藝術的思維特征。中國畫畫家對自然物象時，注重的不是如實的“再現”對象，而“擷取的是物象與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腦海中再度被喚起的、‘主觀化’的、改變了的表現”。所以作畫時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種物我交融的境界，強調的是主觀意興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達。所以“韻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對中國繪畫藝術思維方式的概括。
中國繪畫與書法都以中國文化為生長背景，書法是以有限表現無限的“寫意”的美學思想為指導的藝術，其審美價值不是對具體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現，而是對其改造過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寫意和對作者與觀眾的誘導，啟發和暗示一種意象聯想而創造的線的空間結構的形象，是一種表情達意和象征的藝術，這一點對中國繪畫影響至深，由于書法藝術在歷史上成熟較早，南北朝時期即已五體俱各、法度完善，書家輩出，而繪畫則晚于書法而成熟。很明顯書法藝術豐富的表現技巧和原則，必然會滲透到繪畫中去，而成為中國繪畫藝術成熟的重要營養。“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筆為例，講書法用筆法則，即側、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歷代畫家也無不注重以“書”八畫。中國繪畫能如此地消化這些養料，主要取決于書畫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點、線構成元素上。
對中國繪畫“詩意”的提倡，是中國繪畫的另～審美意向。中國繪畫對“意境”的追求，特別是畫中“詩意”表達，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雖然當時的文人畫家們詩文修養極高，像王維等人的繪畫作品，就已經“畫中有詩”了。但是，它還沒有達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稱的宋代，把詩的“意境”引入繪畫之中，追求畫面的“詩意”，即已成為當時繪畫的主流。像坡、黃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極力倡導“以詩為法”的文人畫家。這就大大提高了中國繪畫的“文化品味”，也大大豐富了中國繪畫的文化底蘊。
中國詩極重視“意境”的表達，素以能引起讀者想象、觸發讀者聯想為上乘。許多優秀詩作各具特色，風彩迥異，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的壯闊：有“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杜甫)的寒涼：更有“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雄放。這些詩句，的確構成了引人人勝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詩句的“意境”和畫的“境界”，有著許多的共通之處。詩與畫在表現中，并不都局限于狀物寫形，往往超越視覺范圍，重視視覺以外內容的傳達，即所謂“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要求畫家作畫時“如騷人賦詩，吟詩性情”，將畫家的詩情容入繪畫“意境”之中。這種使繪畫“詩化”的趨向，為中國繪畫的表現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為占領統治地位的繪畫審美標準。
中國繪畫流派紛呈，從所掌握的階層中，有宮廷繪畫、文人繪畫和民間繪畫。然而，代表著中國繪畫主流的文人繪畫，為我們展示的則是“修身養性”的思想境界。文人畫家大都釋道老莊、陸王心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是由中國傳統文化滋養哺育出來的群體。他們對詩意、書意、畫意之間意、韻、美的共同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形成自己獨有的一套審美品評標準。所謂雄渾、飄逸、清麗、閑適、幽澹、礦遠、冷僻……這些概念的確切含義幾乎都是只可意會不能言傳，沒有相當深厚的詩文的熏陶與感染，很難領略得透徹。他們不象民間畫家那樣多半為生計而畫，也不象宮廷畫家那樣奉旨行事。作為一種精神解脫的“清玩”，主旨是把繪畫看做排遣情懷的一種方式，它即重視藝術本身的價值，更重視創造藝術的人格，無疑是中國高層精神文化生活追求在繪畫上的沉淀。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繪畫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繪畫濃縮了中國文化的許多特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說：整個中國文化的燦爛歷史都與繪畫藝術息息相關。不了解中國繪畫，就不可能真正領略中國文化的悠久和輝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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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樂山樂水”的赤子情懷
中國文人的“山水情結”可謂與生俱來、綿延久長。“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翻開中國文化歷史的冊頁,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春風得意,官高位顯的文人大家,還是壯志難酬,吟嘯山林的寒士布衣,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人生夢想和精神歸宿,那就是親近自然、遠離喧囂,到自然中過清靜無為的田園生活。中國文人這種對自然山水的特殊眷戀幾近癡迷,它既反映了文人在政治與仕途的困頓中渴望回歸自然、回歸自我的心靈本性,又體現出一種與世無爭、清高樸素的人生態度和生活理想。“山水無言,真意自現”,寄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感悟人生的壯美與興衰,體味人生哲理,不僅是文人功成名就或壯志難酬時的精神歸宿,更是撫平心理創傷、怡情養性的靈丹妙藥。自然界中的一花一葉,一蟲一魚,無不以其天然之趣、勃勃生機給文人墨客帶來生命的驚喜與人生感懷,成為他們抒感、吟詩作畫的重要題材和寄托無限遐思的理想化身。
二、獨立高標的人格境界
中國文人受儒道禪思想的浸染,歷來重視自身內在的道德修養與人格完善。在儒家“君子”人格和道家“順道”、“適然”等思想的滲透下,歷代文人以立德、修身為立世之本,將高尚的品德看做是人生的第一修為。作為文人修身養性的書畫藝術,也成為畫家寄意人生體現人格境界的重要形式。清王昱《東莊論畫》云:“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儒家畫論亦講究“汰俗、養性、明理”,認為大凡“美”的事物,惟有以明凈的人性品格入畫,才能深切搖動觀者的心靈,而技藝猶在末節。中國畫美學對畫家人品與境界的要求,使畫家的人格品行、修養意趣與作品互融互生,畫品的高下以畫家的人格修養為基礎,而人品則通過作品的立意與筆墨意境來體現。中國文人士大夫正是以其深厚的學養和獨立高標的人格魅力滋養了中國畫藝術,而最終使其脫離了對客觀物象的簡單摹寫,上升到詮釋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崇高主題。在寫意花鳥畫藝術中,畫家在題材上多選擇梅蘭竹菊、枯木松石、荷花小鳥等具有崇高品格與個性的形象入畫,這些形象不僅是自然與筆墨意趣的體現,更隱含著畫家深層次的審美理想和人格追求:梅花傲霜凌雪,不畏嚴寒,自古以來就是堅貞不屈獨守貞正的象征;竹子清雅脫俗,虛心有節,從而成為畫家氣節與人品的體現。此外,蘭的淡遠,松的堅韌,荷的純潔,無不以其品格之美,成為歷代畫家筆下表達高尚志趣與品格的重要題材。王冕以“畫梅須有梅氣骨,人與梅花一樣清”而名垂畫史,文同以墨竹獨得高標境界和清遠意蘊而流傳千古。畫家筆下的花鳥魚蟲,也因其賦予的人格之美,從而煥發出了獨特的生命與個性魅力。
三、剛柔相濟的傲骨柔情
1、文人風骨
文人的氣節與傲骨與生俱來,成為文人書畫藝術中最動人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以抒情寄意為特征的寫意花鳥畫,更成為文人風骨與個性的絕佳體現:功名利祿面前,王冕以“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的墨梅自喻;世遷之際,鄭燮借“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風竹明志。在朝代變遷、國破家亡之際,身懷民族大義的遺民畫家紛紛退隱山林,以書畫寄恨以表達對故國的忠貞。元代畫家鄭思肖宋亡后“坐必向南,誓不與北人來往”,作品常以露根蘭入畫,以抒發國土淪喪的亡國之痛。其詩更有“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之句,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堅貞不屈、不事新朝的愛國之情。明末代王孫朱耷,明亡后棄世出家,將一腔憂憤宣泄于尺幅之間,其筆下小鳥皆白眼示人,于倔強冷峻中透露出對新朝的抗拒和不屈精神。此外,更有倪云林的秋江寒樹,李方膺的疾風勁竹……歷代畫家將文人的錚錚鐵骨與崇高氣節,融入了寫意花鳥畫藝術的筆墨世界,極大促進了畫品、詩品和人品的高度融合,提高了寫意花鳥畫的立意和審美品格。
2、士子情懷
文人是強大的,文人又是敏感多情的,春花秋月,朝露夕陽,自然界中的瞬息變遷無不牽動著文人的情思,引發出不盡的感慨和情感共鳴。正因如此,才有了多情的詩句、雋永的文人畫和靈動的音樂。文人細膩敏感的精神特質,亦如春風細雨,點點融入了寫意花鳥畫筆墨意境之中,使畫家筆下的一花半葉,淡墨欹毫,都充滿了無盡的情感張力。從朱耷筆下“墨點無多淚點多”的慘傷之痛,到徐渭“獨立書齋嘯晚風”的沉郁凄涼,再到唐寅“山空寂靜人聲絕”的閑適淡然,文人畫家敏感而豐富的情懷可知、可觸、可感。正是這種情感與筆墨意境的完美融合,豐富了寫意花鳥畫的審美內涵,使作品充滿了撼動人心的力量。
四、寂寞孤獨的心路歷程
“人生讀書憂患始”。行進在歷史長河中的中國文人,終生都在尋尋覓覓中前行,追尋著生命的意義與自我價值的實現。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思想為文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在這一思想指引下,文人十年寒窗飽讀詩書,將入仕作為人生價值的終極實現。然理想與現實之間卻矛盾重重,真正憑科舉制度進入政治舞臺,從而一展抱負的文人少之又少,大多數文人卻空有滿腹才華而入仕無門,在孤高自守中度過了孤獨寂寞的一生。即使是成功入仕的文人如歐陽修、蘇軾等文壇大家,也常常因與世俗的格格不入而屢遭貶黜……壯志難酬,知音無覓,文人的寂寞、悲哀與孤獨唱響千年,也為我們留下了無數膾炙人口的詩詞與書畫作品。
在文人筆下,一朵靜美的花、一片蕭瑟的葉,一只寂寥的秋蟲都被賦予了清高的生命個性,成為畫家寂寞人生的知己和情感寄托。“孤獨”也被賦予了脫略凡俗、清高自守的人格含義,成為文人在藝術創作中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國寫意花鳥畫的“孤獨”之境,多以大面積的虛空入畫,筆墨極為精簡。畫中或一石危立,或數枝橫斜,小鳥蟲魚亦多神情寂寥,無依無傍,營造出一種天荒地老、曠世孤獨的意境。在歷意花鳥大家中,善于以“孤獨”入境的畫家尤屬朱耷,其代表作品《孤鳥圖》、《鱖魚》等,無不以簡到極致的筆墨和撼人心魄的孤獨意境,給觀者留下了強烈的視覺印象。在《孤鳥圖》中,一枝枯枝橫斜入畫,枯枝盡頭,惟有一鳥垂頭縮頸獨立蒼茫,此外空無一物。朱耷筆下這種“孤”到奇絕的意境,實際上是畫家暮年孤獨心境的真實寫照,也包含了畫家對一生孤獨命運的深邃思考……中國文人正是以筆墨寫意這一特有的藝術形式,宣泄著對人生命運的抗爭與情感困惑,在困頓中堅守,在失望中抗爭,在得意時自省,寂寞、孤獨又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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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養學生的“意象”思維
作為民族藝術的中國畫，與中國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意象”思維正是中華民族經過長期思考與實踐所創建的一種了解世界、創造文明的認識觀與方法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大觀。寫意畫以“意象”構成的方式來表現客觀事物，在藝術創作中實現對自然物象的超越而達到一種主體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對客觀事物的漠視和否定，而是更加深入地把握客觀事物的本質。它有自己的審美理想和表現形式，是傳統繪畫中的精華，它滲透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和中國藝術精神。以“意象”構成的方式來表現客觀事物，在藝術創作中實現對自然物象的超越而達到一種主體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對客觀事物的漠視和否定，而是更加深入地把握客觀事物的本質。它有自己的審美理想和表現形式，是傳統繪畫中的精華，它滲透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和中國藝術精神。可以說，寫意畫是中國藝術精神的具體體現。以“寫意”為宗旨的中國畫在選擇其“達意”的表現形式時，是以重“神”輕“形”為原則的，它不注重物象的明暗體積；不追尋物象的寫實關系，而是確立了“墨線”——這一古老又純樸的“意象”符號，并賦予它更加豐富的情感內涵，形成中國畫與西洋畫從形式到本質的區別。不同的思維方式，造就著不同的藝術表現；不同的藝術表現，又體現了不同的思維觀念。中國畫受特定思維影響所造就的“寫意”式造型表現，正是中華民族的理想、愿望以及“民族精神”的真實寫照。寫意畫在長期發展中，造成了主客觀結合的獨特方式，在再現客觀世界和表現主觀世界的結合中，主觀世界的表現成了主導方面，畫家是用“寫意”主導“傳神”的所謂“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造型觀，要點是不走極端，既抽象又具象，“似”是像對象，是重客觀，“不似”是像主觀感受，也更重視主觀，既不與照相機爭功，又不是絕對不似，總之是重在主觀表現。石濤說過“畫者從于心者也”。畫家雖然要以客觀世界為依據，但不是被動地模擬對象，畫中的客觀對象已經經過了畫家心靈的陶融，注入了自己的感受，而且不同的人感受也有所不同。
三、培養學生的“寫意”造型觀
中國畫表現物象、反映生活，都有自己的認識和方法。中國畫家對生活中的實體形象在提煉、概括當中，運用的不是寫實手法，它追求的不是形象的真實性、典型性；而是形象的概括性和類型性；通過形象的“意似”和神韻，揭示其本質特征。在表達作品的思想內容時，注重含蓄，強調的是寄寓性、曲折性和抒情性。那么，中國繪畫藝術審美意識物化形態的特征是什么？簡單說來，就是“寫意”。以“寫意”為宗旨的中國畫在選擇其“達意”的表現形式時，是以重“神”輕“形”為原則的，可以說，寫意畫是中國藝術精神的具體體現，不同的思維方式，造就著不同的藝術表現，不同的藝術表現，又體現了不同的思維觀念。在中國畫筆墨練習教學中，墨色的交融，干、濕、濃、淡、清構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學生在這種筆墨的變化中得到無窮的樂趣，這對學生既是一種美的啟迪、情操的陶冶，也是一種國畫技法訓練。中國畫教學以引導學生的“意象”思維及“寫意”造型為主，并不是不學技法、脫離技法，而是依此指導技法的正確運用。因此，在中國畫這一特定性的教學活動中，正確引導和培養學生的“意象”思維，讓學生掌握“寫意”的造型觀，并依此去指導技法，駕馭技法，才能使中國畫教學的目的得以正確貫徹。
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學方法是成功完成國畫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國畫教學不僅局限于課堂內，也可以課內課外相結合，如定期舉辦學生的美術作品展覽和開展美術第二課堂活動。中國畫博大精深，是我們美術教學取之不盡的藝術源泉，怎樣更進一步地搞好中國畫教學，使我們的民族藝術發揚光大，后繼有人，還有待于我們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地探索、研究，并為之不懈地努力。
內容摘要：中國畫在美術教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國繪畫在其形成、繼承和發展的長期過程中，始終緊緊依附于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理念，加上中國畫所用材料的特有功效，形成了其特有的藝術風格，在世界美術藝苑中獨樹一幟。中國畫融詩、書、畫、印為一體，代表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修養和內涵，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國之瑰寶和驕傲，也是中國畫教學的重要任務。
關鍵詞：中國畫意象教學
中國畫是我們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組成部分，經歷了自身發展的輝煌歲月，它不僅為我國歷代各族人民所珍愛，同時也對世界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在漫長的發展中經過對自身表現形式的反復錘煉、升華而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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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最早起源于中國。中國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將茶飲作為一種修身養性之道。秦漢時期的《神農食經》已記載：“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唐《茶經?一之源》：“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國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為宗旨的飲茶藝術，是飲茶之道和飲茶修道的統一。也可以說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把當時所倡導的道德和行為規范寓于飲茶的活動之中。在茶事活動中融入哲理、倫理、道德，“茶道”以茶為媒，通過沏茶、賞茶、飲茶來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增進友誼、學習禮法、品味人生、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與和諧性的有機統一。人的生存是現實的，也是超越的。處于現實中的人力求超越現實，克服現實的缺陷，擺脫現實的束縛，讓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讓情感得到宣泄和升華。茶道首先追求在虛靜玄觀之中，通過直覺體悟達到對人生、對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578（2017）01-0058-04
中國養生文化源遠流長。《管子》提出“食莫若無飽”的節適有度的原則。《論語》中提出“知者樂，仁者壽”的觀念；《老子》提出“無為”、“致虛極，守靜篤”的養生觀念；《莊子》提出“無用”的養生觀；《黃帝內經》提出“飲食有節，起居有常”的原則；華佗發明“五禽戲”……中國的養生文化博大精深。
1 中醫藥食同源的思想與養生
“藥食同源”，又稱“醫食同源”，是我國古代醫學的重要思想，認為許多食物既是食物，也是藥物，食物不僅可以飽腹，也可以治病。
王學泰在《中國飲食文化史》中指出“中國古代醫學源于飲食，神話傳說中神農氏不僅是教人種莊稼、樹百谷的農業之神，而且還是醫藥的發明者，是華夏民族的藥王”[1]。中國古代神話如《搜神記》《淮南子》記載了神農氏“嘗百草之滋味”的神話。另外，《山海經》也有柢山“有魚焉……食之無腫疾”、另有青丘山 “多赤p……食之不疥”的傳說。從這些神話和傳說，可以看出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戰勝疾病的樂觀精神和樸素的食療觀。
中國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后，祖先們在與自然界的較量中積累了豐富的食療養生經驗，并將這些經驗通過典籍的形式記錄并傳承到后代。《周禮》總結：“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調以甘滑（《周禮?天官?食醫》）”，這些養生直到今天還備受推崇。《黃帝內經》提出“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黃帝內經素問?藏氣發時論篇》）”，五谷、五果、五畜、五菜是中國傳統飲食結構，古人主張通過日常飲食提高身體抵抗力和免疫力。被后人稱為“藥王”的唐代名醫孫思邈主張“食能排邪而安臟腑，悅神爽志以資血氣”，所以提倡“醫者，當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后命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方》）的治病原則。孫思邈的著作為食療學奠定了基礎，此后歷代皆有食療專著，如唐代孟詵《食療本草》、唐代昝殷《食醫金鑒》、宋代陳直《養老奉親書》、金代李杲《食物本草》、元朝吳瑞《日用本草》、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明朝盧和《食用本草》、明朝寧原《食鑒本草》、清代章穆《調疾飲食辨》等。
到了近代，人們把這種將傳統醫學知識和烹飪經驗結合的一種食物賦予新的名字――藥膳，將食療養生提高到新的高度。藥膳是食物學、藥物學、營養學的有機結合和實際應用。中國藥膳以中醫理論原則為依據，使用可食用、無毒、能補、 無相反作用的中藥，配合普通食物，通過烹制，使之具有一定的色、香、味、形，且有延年益壽、健體強身和祛病功能的膳食[2]。藥膳既是中醫中藥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是中國烹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享受，使其身體得到滋補，疾病得到治療。近年來，我國的藥膳得到長足發展，不僅在菜肴里廣泛應用，而且延伸到各種酒類、糕點、糖果、小吃中。各地藥膳餐廳也相繼開設。在理論研究方面也取得進展，1995年在北京成立中國藥膳研究會，開展藥膳理論與實踐研究，并組織編寫出版藥膳專著，如《中華精品藥膳》《美味藥食譜》《中國藥膳理論與實踐》《中國藥膳辨病治療學》等。2016年2月22日，國務院印發了《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提出了“大力發展中醫養生保健服務”的重大任務，包括藥膳在內的各種中醫養生文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2 治“未病”思想
治“未病”思想也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黃帝內經?四氣調神大論篇》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這是一種提前預防疾病的觀點。但如果“夫病巳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得病了之后再治療無異于口渴了才挖井、打仗了才鑄煉兵器。這種“未雨綢繆”的思想早在《詩經》里就出現過了，“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詩經?豳風?鴟^》）”。具體到日常飲食起居，則要順應一年四季時節，春天要“夜臥早起，廣步于庭，被發緩形，以使志生”；夏天要“夜臥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要“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冬天要“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黃帝內經?四氣調神大論篇》）”。春夏秋冬，順應四時，或早起或早睡，去寒就溫，清肺氣，養精蓄銳，修養身心，以治“未病”。
要治未病，除了調和平常飲食起居之外，德行的修養和內心的寧靜也很重要，《千金要方?卷二十七養性》記載“性既自善，內外百病自然不生，禍亂災害亦無由作，此養性之大經也。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是其義也”，德行修養能讓內心寧靜，從而百病不生、無禍亂災害，所以養性則能治“未病”。
隨著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治未病”思想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許多醫院設置了“治未病科室”，解決人們的亞健康問題。所謂亞健康，是指人體處于健康和疾病之間的一種狀態。處于亞健康狀態者，不能達到健康的標準，表現為一定時間內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適應能力減退的癥狀，但不符合現代醫學有關疾病的臨床或亞臨床診斷準[3]。為了讓人們更好認識亞健康、解決亞健康問題，中華醫藥學會出版了《亞健康中醫臨床指南》（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年），這是我國第一部指導和規范亞健康研究及干預的文件。
3 中國古代文化與養生
3.1 飲食節制與養生
古人講究飲食要有節制，不能暴飲暴食，否則對身體有害。《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開篇即提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長命百歲之人都順應規律、節制飲食、作息規律，若沒有節制、不講作息，則會“半百而衰也”。
到了明清時期，茶療之風盛行。“茶療的內容、應用范圍、制作方法等，不斷有所發展。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療方被一一推出。如至今仍在廣泛習用的‘午時茶’、‘天中茶’、‘枸杞茶’、‘八仙茶’、‘姜茶’、‘五虎茶’、‘川芎茶調散’、‘蓮花峰茶’、‘川芎茶’、‘仙藥茶’、‘珍珠茶’等等，均系出自明清時代，而茶療的應用范圍幾乎遍及內、外、婦、兒、五官、皮膚、內傷各科及養生保健等[17]”。這一時期，記載茶療的醫書也頗多，如李時珍《本草綱目》、陸樹聲《茶寮記》、高濂《遵生八{》。另外，清朝宮廷“代茶飲”也十分盛行，陳可翼等所編《慈禧光緒醫方選議》[18]記錄當時有15方之多。
到了近現代，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茶葉中的營養成分和藥用價值不斷被發現、被應用，茶療趨于成熟。近年來，各種各樣的茶療方應時而出，如防治肝炎的 “綠茶丸”、治療胃病的“舒胃茶”、治療糖尿病的“宋茶”、治療感冒的 “銀翹茶”、治療頭痛的“天麻茶”、“決明茶”、治療咽喉炎的“潤喉茶”用于減肥的“烏龍減肥茶”等。除了大量茶療方的開發，茶膳也得到發展。所謂茶膳，即用茶入饌，配合其他食品原料制作成為菜肴、面點、粥品、湯羹之類的食品。近年來，茶膳的種類越來越多，郭志剛等[18]統計，目前包括傳統茶膳在內的茶菜肴、茶面點、茶粥羹等近200種之多 。
6 中國藥酒與養生
酒與藥物的結合是中醫防病治病、養生保健方面的一大創舉。 藥酒是中國養生文化不可缺少的。所謂藥酒，是選配適當中藥，經過必要的加工，用度數適宜的白酒或黃酒為溶媒，浸出其有效成分而制成的澄明液體。
《黃帝內經素問?湯液醪醴論》篇，論述了酒與治病的關系。醪醴，即酒，“必以稻米，炊之稻薪”。酒是用整的稻米作原料，堅勁的稻桿做燃料釀造而成，醪是濁酒，醴是甜酒。最初釀造的酒不是用來喝的，而是用來治病養生的，“自古圣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漢書?食貨志》也說：“酒，諸藥之長也。”名醫華佗曾用酒充服用“麻沸散”，用以“刳破背腹”等外科手術，《三國志》卷二九《華佗傳》中記載“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有中有“關云長刮骨療毒”的故事，在名醫華佗為其刮骨療傷時，關云長談笑自如、喝酒吃肉。在古代沒有麻醉劑的條件下，酒能起到部分麻醉的作用。酒的藥用，《神農本草?序錄》也有記載：“藥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并隨藥性，不得違越”。在實際操作中，我國先人就發現有些藥適合用水煮，有些藥適合用酒浸漬，有些藥適合用膏煎。
到了明清時代，中國藥酒得到長足發展 。明朝李時珍幾乎是“百病用酒”，其著作《本草綱目》用了大量篇幅，列舉了數百種病癥的主治藥。另外，“明代宮廷則建有御酒房，專造各種名酒，尚有‘御制藥酒五味湯、真珠紅、長春酒’……當時，民間作坊也有不少藥酒制作出售，如惹苗酒、羊羔酒。還有一些都是人們自釀自飲，如正月的椒柏酒、端午的營蒲酒、中秋桂花酒、重陽的酒……其中有不少就是藥酒”。“清代，遠在乾隆初年，就以‘酒品之多，京師為最’之說，當時出現了一類藥酒店用‘燒酒以蒸成’的各色藥酒。因以花果所釀，故此類酒多以‘露’名之，如玫瑰露 、茵陳露、山植露、蓮花白等等，其中不少藥酒具有‘保元固本，益壽延齡’之功……當時在清宮佳釀中，也有一定數量的藥酒，如夜合枝酒，即為清宮御制之一大藥酒[20]”。
近年來，隨著醫藥技術的發展和人們對養生的重視，藥酒釀造不僅繼承了傳統的制作經驗，還吸收了現代科學技術，藥酒的生產更加合理科學，藥酒使用范圍更加廣闊。如用于治療風寒感冒的“糯米釀酒”、“姜蒜檸檬酒”；用于治療風熱感冒的“桑菊酒”、“蔓荊子酒”；用于治療咳嗽的“桑白皮酒”、“雪梨酒”；用于治療哮喘的“紅葵酒”、“小葉杜鵑酒”；用于治療汗癥的“黃芪補氣酒”、“四味當歸酒”；用于胃痛的“丁香煮酒”、“山楂桂圓酒”；用于治療便秘的“三黃酒”、“蜂蜜酒”等等。
7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的養生文化博大精深。要把握中國的飲食文化必須從修身養性、中醫思想、體育保健、飲食起居等方面著手，既不能忽略歷史進程，又必須把握時代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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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繪畫的傳統淵源流長，歷數千年而不變，蔚為中外畫史之奇觀。而且，這種傳統的深刻與持久，隨著時間之推移，其內容和形式經過不斷的融匯、錘煉、積淀、愈益形成一種傳統的偉力，愈益鮮明、精純而獨到。以至許多方面均難乎為繼，而令創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過這些表象，我們可準確無誤的識別出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中國繪畫已形成的獨特審美符號，領略到中國繪畫所體現的文化內涵。
在中國繪畫的研究中，一些學者都不約而 同地從中國的經典哲學里，找到了繪畫美學的起點，看出了中國繪畫所包容的哲學深度。
南朝劉宋時期 的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應物…… 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 ”即是說 明了繪 畫是 以物象的“形”來反映這種哲學思考的。“道”字在老莊哲學中是一個自至關重要的詞 ，它作為老莊則學觀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著極其復雜和抽象的哲學范疇。客體的實在不是藝術表現的 目的，而只是一個中介物，力圖表現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體(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個載體，一種符號，關鍵在于它所表征 的“道”。而繪畫則能表現一種“非方非默”的狀態，能把它描繪出來。因此，中國繪畫被看作是表現“道”的一種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間里跡化出“道”所闡譯的哲理。
因此 ，真實地再現客觀對象便從來也與中國傳統藝術無緣。P F杰拉德直截了當地說，中國藝術雖擅長于山水 畫，但并不著眼于描畫任何現實的風景，而是根據源于現實而又包含著象征和哲理的靈感，進行富于想象力的創造。
老子哲學中所具有的某些樸素辨證法思想，如“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矛盾對立統一的觀點，萬物交感運動的觀念 ，都曾滲透在中國繪畫的表現技巧中，并被廣泛的應用。在中國繪畫的創作過程，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下筆運作時，提出“存心要恭。落筆要松”：在處理客觀物象與主觀理性關系方面，強調“似與不試之間”，得“不拭之拭 ”：在畫面布局技巧上 ，要求具備賓主 、開合、聚散、疏密……等關系：在筆墨技巧上應體現運筆的輕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濃淡枯潤等等。甚至有相當一部分的繪畫語匯都直接起源于談論哲學和宇宙觀的用語，虛實、氣理、向背、心意等。能體現這些辨證關系的經典之作是《石濤畫語錄 》。
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國傳統藝術的實質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與天地之美的契合，這莊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晉南北朝問中國藝術史上山水題材的勃興的思想淵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莊那里，充滿了對天地之美的熱情贊頌，和對與天地之美相牟的獨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傾心向往。從藝術審美意義上看 ，它集 中體現為以人情觀物態、使自然人化的思維方式，并把與自然精神 的契合作為審美 的理想追 求。追求主客相融 的審美境界，注重表現 主客體 的生命精神，輕視對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響下，中國傳統繪 畫追 求天地之大美，著力表現 天地萬物的生機 活力，表現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調 ，表現這種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國傳統繪 畫注重體現生命、生機，追求氣韻生動。“氣韻生動”作為中國傳統美學的基本范疇，對繪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繪畫從南齊謝赫的“隨類賦彩”到劑浩提出的“水暈墨章 ”，很明顯是一個 由重視色彩表現到重視水墨表現的繪畫觀念轉變，這就是陰與陽的哲學思維主導下的特殊色彩意識。“運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國畫的一個傳統，“墨分五色”——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無數歷代畫手。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中國哲學的玄想思維的作用。應該說，水墨世界從真實感上言是無色的、虛幻的，但它卻因此而具備了一種獨特的“無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現，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對單純的黑白(紙地 )色來表達天地萬物、正體現出中國文化的概括力。
中國繪畫中的儒學因素，過去人們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鑒戒”來解釋儒學的藝術功能說，是很片面的。其實，孔子是把藝術更多地視為 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內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們看到，孔子儒學對 中國傳統藝術的影 響是循著一條這樣 的原則的：關注人倫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強調個體獨立價值和個人內心情感表現，但不宣揚“個人主義”：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對憂患有 自覺 的認識和敏感的體驗，但不渲染，不夸張，不憤激，而保持達觀、平和的態度和勇于犧牲的現 身精神，這里面閃耀著人文理想的光輝 。作為一種傳統，它對憂患意識的偏愛和對敦厚之風的執著，把藝術表現意識導向了沉郁、豁達、寧靜、超脫的內在境界……這或許是孔學儒家對中國藝術傳統的形成的最大影響。因此 ，在中國繪畫的表現中，有時既強調變化，也注重和諧，繪畫語言雖有起伏，但不張狂，有催人淚下的藝術打動力，但格調平和，合乎法度，顯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繪畫表現中的具體體現。
中華文化對于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于“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舍。而戰國時代“九州說”與“五服說”的盛行，則反映出人們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會。……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唐曉峰：《“體國經野”：試論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這種追求統一的思想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時，西周社會創立的禮樂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沖擊，早期初始形態的“一統”格局趨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果導致諸侯爭霸，混戰綿延，因而人們渴望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這一點在當時大多數思想家的學說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雖然他們在追求統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見，但天下必須“定于一”則是普遍的共識。譬如，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韓非子·揚權》）；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著“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是具備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當統一條件基本具備之時，才會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這種政治理想變成了現實，“車同軌，書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才會有繼秦而起的兩漢大統一，出現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那幅國家“大一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后漢書·祭禮志》注引《風俗通》）
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并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于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時間概念上，它是指長久統一，千秋萬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漢書·董仲舒傳》）；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這種以“統一”為理想政治秩序觀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體驗到分裂割據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所謂“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關于分裂戰亂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的形象寫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一的政治秩序下，社會生產的發展相對迅速，民眾的生活相對安定，國家的安全相對能得到保證。這無疑是比較理想的局面，可以實現人們向往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況。由此可見，對戰亂的厭惡，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使得統一既是統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觀上也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意愿。
正因為“大一統”的理念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標志，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并以炎黃之后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后自居，后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后，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就是指“王者大一統”。正如歐陽修所說：“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千百年來，這種以“統一”為“正統”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進一步強化了人們認同國家統一的自覺性，成為中華文化培育統一意識、指導統一實踐、完善統一秩序的又一個顯著標志。
中華文化為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資源
在中國統一大勢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過程中，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但起到了團結各族人民、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而且為合理化解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這種作用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講求“用中適時”、“隨時以行”，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為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用中適時、隨時以行是人們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這種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理念決定了人們在對待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秉持現實客觀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靜看待實現大一統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作為統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統一基本條件的創造與統一有利時機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則就是“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國語·越語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勢下，要敢于面對暫時分裂的現實，先完成局部的統一，并肯定局部的統一對于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努力為將來的大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條件。譬如，在歷史上，戰國七雄爭戰之于秦漢統一、魏蜀吳三國鼎立之于西晉統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統一、宋遼金對峙之于元明清統一等等，在當時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來，都是走向國家大一統的必要環節，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時候，對于當時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關鍵是如何作好充分的準備，繁榮經濟，改良政治，增強軍力，從而在統一時機成熟之時，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順應民心以結束分裂的局面，“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書·羊祜傳》）。與此相反，如果昧于時勢，企冀在條件不成熟之時“畢其功于一役”，則必然事與愿違，不但無法實現大統一，而且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分裂局面。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分”是為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合”作必要的鋪墊和準備，“合”則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大勢看，秦漢統一的規模勝過宗周的天下一統，隋唐統一的規模超邁秦漢，有清一代的統一規模又遠逾隋唐，這正是國家統一大勢日趨增強的歷史印證。因此，可以這么說，“用中適時、隨時以行”的思想方法論，幾千年來始終維系著人們對大一統的堅定信心，幫助人們克服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所帶來的困惑，推動著國家統一大業在曲折中不斷向前邁進。 第二，中華文化講求“守經用權”、“和而不同”，強調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富有層次的文化現象，要求人們在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穩步推進。“守經用權”指的是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確看待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性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按照“經權”原則，“大一統”是人們必須嚴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經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既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的最高政治目標，又對國家的統一與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至上原則的同時，要“守經用權”，通權達變，從而為更好地實現“大一統”這一基本目標鋪平道路。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則為人們追求與完成國家的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它提醒人們，在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上，既要看到統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認統一的差異性。因此，中華文化始終強調，“天下”乃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別的天下，有層次的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證明。而事實上，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擁有廣大的農業區，而且還有廣大的農牧業結合地帶和牧業區，地區差異很大，彼此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在全國雷同地推行“大一統”行政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傳統的“經權”、“和同”思想正好為歷代的統一政治實踐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這就是要堅持“大一統”之“經”，以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為目標，全面推行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積極經營邊疆，同分裂割據等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同時，也承認統一的地區差異性、內外層次性，重視區域差別與文化多元。在統一實踐上體現出“通權達變”的理性寬容精神，對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羈縻”體制及政策，就既賦予了“四夷”邊疆在“一體”中的角色，體現了大一統的原則，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又“適天地之情”，“各適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顧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生活方式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做到了因時因地因人而治。這種“經權”、“和同”理論，無疑是國家統一的強大粘合劑。
第三，中華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作一個民族融合的和諧形態，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所謂“統一”就不單純是華夏漢族方面的問題，而是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關注與參與的歷史主題。換言之，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消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有兩大支柱：一是所謂“夷夏之辨”，鼓吹“用夏變夷”；一是所謂“夷夏一體”、“王者無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認諸夏與夷狄之間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以種族歸屬為標準，也不以地域遠近為界限，而是以文明進化程度為標準。由于所處位置以及觀察角度的不同，占主體地位的華夏民族自然認為諸夏代表著文明與先進，夷狄代表著野蠻與落后，歷史的進程當以諸夏為中心，由諸夏的文明改造所謂的夷狄，“以夏變夷”，使夷狄逐漸向先進文明過渡，最終實現大同的理想。當然，對這種諸夏本位觀，國內少數民族不一定完全贊同，漢代時中行說與漢使辯論時亟論匈奴風俗文化之優長，就是證明。就后者言，“王者無外”、“夷夏一體”意味著天下乃是“統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內”均為“皇帝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華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這個邏輯，國內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處其所，進而走向融合，統一于天子的號令之下。這兩種民族文化觀念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互為彌補，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應該指出的是，“用夏變夷”的深層文化含義，是視夷夏關系為可變的實體，而非不變的頑石，兩者的區分僅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與血緣種族、地域環境無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也可以退為夷狄。這樣便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推行漢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至于“王者無外”，則是致力于化解國內不同民族的對立與矛盾，使其認同于“天下”統一的理想。強調華夏與各少數民族的和諧相處，并在時機、條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這樣，便為歷史上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李衛公問對》卷中）；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張不得“有華夷中外之分”（《大義覺迷錄》卷一）。中華文化這種增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價值觀，毫無疑問在促進民族融合、進而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繼承中華文化寶貴遺產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取向。千百年來，中華文化既為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也為人們參與這一歷史活動提供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深遠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一）傳統煙草農業生產基礎薄弱
我國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精髓是精耕細作，農事的動力以人畜力為主，對農田的地勢地貌改造很少，農田道路不暢通，水利設施不配套，電力、機械利用率低，農業現代化水平低。傳統農業是由粗放經營逐步轉向精耕細作，由完全放牧轉向舍飼或放牧與舍飼相結合，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產力水平等均較原始農業大有提高。傳統農業的特點是精耕細作，農業部門結構較單一，生產規模較小，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仍較落后，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差，農業生態系統功效低，商品經濟較薄弱，基本上沒有形成生產地域分工。傳統農業從奴隸社會起，經封建社會一直到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甚至現在仍廣泛存在于世界上許多經濟不發達國家。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古國，歷來注重精耕細作，大量施用有機肥，興修農田水利發展灌溉，實行輪作、復種，種植豆科作物和綠肥以及農牧結合等。
（二）零星分散的種植方式限制了機械的使用
我國人均耕地少，較小的戶均種植規模對現代煙草農業的限制作用是很大的。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是按照土地的肥力等級分田到戶的，一家的土地不在一塊，農田的條塊分割零碎，給煙葉的連片成方帶來很大難度。故現在雖有不少的綠肥翻壓深耕機、施肥起壟機、覆膜機、移栽機、中耕機、噴霧機等，但不易使用。現階段農民播種、收割多已實現機械化，降低了農事操作的勞動強度，給農民提供了較多的務工機會。煙葉生產環節多，工序復雜，煙農也渴望使用機械，但是條件不具備，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三）生產技術到位率低限制了煙葉整體生產水平的提高
品種是煙葉生產的主要限制性因素之一。K326、NC89、G80、RG17、紅花大金元等品種的香氣質量好，可滿足卷煙工業的要求。但在煙葉單產、抗逆性和易烤性方面有限制性，煙農不愿種植。云煙85、中煙100等自育品種的增質潛力低，但其易烤性、相對抗病性和畝產值較高，煙農樂意種植。卷煙工業為了滿足原料量的需要，無奈之下也只好接受這些不盡人意的品種。紅花大金元是云南省自選品種，具有良好的香氣質和香氣量，工業反映很好。
（四）煙農的技術素質普遍較低
現階段煙農的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多數煙農只知道煙草公司發的是這種肥料，就讓用這么多，不知道是什么肥料，為什么這樣施。而對于如何提高煙葉的田間耐熟性和烤后葉的成熟度就更難理解了。這種現象給我們的啟示是現代化的煙葉生產必須提高煙農文化和技術素質，讓他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在遇到反常條件時應變出準確的解決問題辦法。現代煙草農業所要求的電氣化、集約化、智能化、機械化和信息化，均需要煙農有較高的文化和技術素質。
（五）信息化水平較低
把煙區氣候、土壤因素，煙農種植情況造冊登記、輸入電腦，僅僅是有了信息化的基礎。要實現根據生態因子對每個農戶提出煙葉生產技術的專家決策意見，現階段還做不到。根據煙葉的質量特色和市場走向，實現信息化服務，更是處于預期階段。
我國實現煙草農業現代化模式探討
（一）煙葉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滿足重點骨干卷煙品牌配方需求
現階段煙葉的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在進口煙葉的需求量大于供應量，地區之間、煙葉等級之間供需不平衡。隨卷煙結構的不斷調整，一、二類卷煙的產量將不斷增大，進口煙葉的需求量也會增加。就全球煙葉生產的大趨勢來看，美國、津巴布韋煙葉總產量持續下滑，滿足我國優質煙葉需求量的可能性不大。立足自主創新，以“優質煙葉科技示范基地建設”和“煙葉標準化示范縣建設”為平臺，以“部分替代進口煙葉開發”項目為抓手，大規模、大幅度提高國產煙葉質量，力爭達到國產煙葉質量與國際市場接軌，這是滿足卷煙工業企業對優質煙葉需求的大趨勢和必然選擇。在項目進展過程中，每年的評吸評價逐步顯現出全國產區中具有不同質量特色的煙葉產品，這是我國煙葉原料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二）做大煙葉產區，為重點骨干卷煙品牌提供持續豐裕原料
在我國煙草行業“實施大品牌、大企業、大市場”戰略的推動下，重點骨干卷煙品牌擴張要求原料基地的供貨量大幅度增加，煙葉產區的商品量必須與之相適應。全國百萬擔分公司已達11個，他們在行業中的支柱地位逐漸提高。煙葉生產的本質就是滿足卷煙配方原料質和量的需要，產區應在滿足2-4年輪作制度的條件下，滿足市場對煙葉量的需求。同時，不斷淘汰不適宜產區和限制不適銷煙葉的生產。根據國家局領導的要求，煙葉規模種植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尊重農民土地流轉的意愿，戶均種植規模達10畝以上，鼓勵和培育種煙大戶和科技戶，創新煙葉生產組織形式，為機械化鋪平道路。選擇并確定宜煙區域，規劃基本煙田規模，逐級建立基本煙田檔案，通過政策或立法的辦法將基本煙田固定下來。基本煙田定位之后要建立保護制度，改善煙區土壤生態環境，樹立煙區所有的輪作方式都是為了生產優質煙葉的理念，推行以煙為主的耕作制度。加強煙葉質量特色研究，實現土地和生態環境可持續利用和煙葉生產的可持續發展。
（三）改善優質煙葉生產環境，牢固現代煙草農業的基礎條件
最基本的煙田建設是機械道路和水利設施，其次是煙田地貌改造，第三是土壤物理、化學和生物性狀的優化。借助于國家國土資源整理、沃土工程等農業工程項目經費，以及國家煙草專賣局的基礎設施建設經費，近年來煙區已經改變了面貌。湖南省瀏陽市鴨頭村自2002年以來的煙田基礎設施建設，消除了有史以來無序嵌合形的地邊埂，變成了方格田，實現了稻草回田和拖拉機深耕，煙葉質量大幅度提高。優化土壤豐產性能，除選擇適宜產區外，主要是種植綠肥、秸稈還田改良土壤；加深耕層，協調全量礦質營養；提高微生物種群數量，促進煙草根系發育，奠定優質煙葉質量形成的基礎。土壤生態條件好了，對病蟲害的抗性和種煙保險系數隨之提高。過去幾十年以石油化學農業為標志的化肥、農藥、激素、塑料薄膜、農用液體能源等技術的使用，造成了土地板結、肥力下降，土地、水源、食品污染，對其他動植物也造成了危害，對生態環境和煙葉安全形成了破壞。因此，煙草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推動石油化學農業向生態農業與現代生物工程農業的轉型，一方面通過科技進步提高單產，一方面通過科技進步減少現代化農業的危害，提高煙葉質量。
（四）實施精準農業技術，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
精準農業是集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機電一體化的技術體系，利用衛星定位系統（GPS）和地理信息系統（GIS）準確傳遞信息，把決策技術指標以機電一體化的方法施用于農田。實施精準農業技術，精確施用氮、磷、鉀等營養元素，利用水肥耦合效應充分挖掘土壤生產力，以最低的投入獲取最高的煙葉質量和效益。利用土壤的礦質營養均衡性和動態平衡吸收，調節煙株各部位葉片厚度和煙堿含量的均衡性，促進葉片內含物的積累，在保持煙堿含量適中的條件下，提高單葉重和單產。要提高預測預報的準確度，提高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的技術貢獻率，把病蟲害損失率降低到5%以下。煙葉烘烤過程中，利用智能化和自動化把溫濕度的精準度控制在0.5℃以內，把田間形成的煙葉質量完全烤出來。
（五）強調集約化和標準化，建造煙草農業現代化形式
解決技術復雜問題，讓農民相對簡單種煙，生產設施是實現種煙現代化的基礎。近年來集約化育苗、節水灌溉設施、密集式烤房等煙葉生產設施建設迅猛發展，大幅度提高了煙葉生產水平。國家煙草專賣局從2005年起，出臺了前所未有的煙葉扶持政策，煙水配套、密集式烤房補貼都很高。平原區的井灌已經得到較快發展，緩崗丘陵區的水庫、溢流壩水源，配套噴灌設施，山區的水窖等，均發揮了較好作用。利用塑料大棚實施的集約化育苗，商品化供應，減少了投工、縮短了育苗時間，提高了煙苗質量。密集式烤房的集中建造，使烘烤逐步實現專業化。標準化煙葉收購站建設，不僅具有收購煙葉的功能，配套的圖書室、遠程教育、培訓教室等，為煙農學習文化和生產技術提供了良好條件。但是，技術推廣的速度還遠遠跟不上市場對煙葉質量的要求，以及煙草農業現代化對設施規模的要求，應加大步伐。
（六）開發煙用機械，提高生產效率
煙葉生產機械化是煙草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近年來，種煙大戶、煙草農場在我國悄然興起，土地流轉使煙草種植向種煙能手集中，種煙的規模越來越大。這種現象也是煙葉生產對市場經濟的適應性轉變。在此情況下煙農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渴望從種植到烘烤的成套機械設備。目前，限于我國整體機械化程度較低，用于煙田的動力牽引機械和生產機械以小型和簡易為主要特征，應開發利用現有較大型設備。大型拖拉機耕翻土地，施肥起壟機、中耕機、農藥噴灑機、移動式噴灌機，在部分產區已進行良好嘗試。對千畝以上規模的承包大戶和農場，還要開發移栽機、采收機設備。五十萬擔以上煙葉產量的分公司，都應該開展煙葉生產現代化技術研發工作，從育苗設施、田間作業到密集式烤房，進行一系列技術和產品研發，滿足生產需要。在市場經濟的引導下，我國很多地區的農業機械研究所和個人，所開展的研究工作已經取得了較好成效，密集式烤房的研發已經做到斤煙消耗斤煤，斤煙消耗0.12度電的節能指標，且就烘烤質量提高即可畝增收150元，經濟效益顯著。
（七）構建高效的組織方式，提高專業化水平
現代農業的一個明顯特征是提高專業化服務水平。國外種煙大多是農場制，農業工人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煙葉質量仍然很好，原因就是農藝師掌握了種煙的全部技術，而農業工人只要從事簡單的操作性勞動就可以了。我國的情況恰恰相反，對農民的要求很高，他們既要育苗，又要管理，還要懂得生產全過程的技術，會施肥、植保、烘烤、分等分級，實際上是要求煙農變成全能的人。這種做法限制了技術到位率的提高。我們應該借鑒國外的煙葉生產經驗，通過專業化分工，建立社會化服務體系，把復雜的技術問題留給煙葉生產技術員和專業技術隊伍；利用社會力量，組織專家來研究解決技術問題，把農民從復雜的技術要求中解脫出來。加強農業市場體系和產業化組織建設是現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國煙葉生產的顯著特點是戶均種植規模過小，近年來煙葉種植大戶、專業化農場不斷涌現，煙農協會、煙草合作社等群眾團體也有較多發展，有效地提高了生產水平。解決煙葉“小生產、大市場”的矛盾，必須通過生產模式創新，通過產業化的鏈條，通過各種新型的合作社等煙農自己的組織，將農戶與市場更好地連接起來。
（八）提高煙農文化水平，建立健全信息化服務體系
縱觀擁有強大企業文化的企業，如可口可樂、IBM、松下等，無不有其完整和獨特的企業文化，無不激勵著無數員工在產品質量和服務上精益求精，永不滿足，為企業品牌的暢銷世界做出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些企業的企業文化是否做到了文化營銷戰略，幷且完全適合員工呢？許多業績上的快樂會部分地被一些不快樂所抵消，這種內耗是否可以避免呢？本課題研究的企業文化營銷就是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方法。企業文化營銷的重心，要使企業有活力有生氣，幫助員工做出業績是對員工很大的激勵，員工工作中快樂、舒適的感覺通過轉化為快樂的情緒而對員工產生影響的，這樣有利于提高企業員工的凝聚力，群體的凝聚力越強，成員就越容易追隨共同目標，群體生產率也會有很大提高。因此，企業完全可以給予企業員工最大的權力，將企業文化的未來交到員工手中，由他們來創建和選擇最適合自己企業文化營銷。由員工自己來制定企業文化的內容和結構，然后交由企業營銷層完善和普及。這是一項創造性的活動，營銷人員應該做出適當的鼓勵和引導，提升而不要去扼殺員工的創造性。這就是企業文化的企業文化營銷。本研究將從關注企業員工的真實感受出發，深入研究企業文化和企業文化營銷的相關理論，創建員工最認同的企業文化營銷，分析企業文化營銷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時提出企業文化營銷體系構建的策略。
二、選題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過對我國企業文化的現狀和企業文化營銷對企業文化的影響進行研究與分析，為建立企業文化營銷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從而促進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秩序的規范和成熟和持續發展，同時提供了具有創建性的企業文化營銷的構建策略。
三、研究意義
本文的研究對于我國企業文化理論的豐富、企業文化營銷制度體系的構建和推動企業文化營銷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于解決企業文化中的現實問題，促進企業文化健康、持續、和諧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建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的構建策略，對于各個企業企業文化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豐富了企業文化的內容。
四、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外的許多學者都是把企業文化營銷和企業文化孤立起來去探討，沒有把企業文化營銷與企業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本研究將把企業文化營銷理論豐富到企業文化理論中去，建立基于企業文化營銷的企業文化，其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五、研究的新意
通過學習和借鑒國內知名企業企業文化營銷的成功經驗，建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對于各個企業企業文化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促進企業文化健康、持續、和諧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創新點：
（1）把企業文化營銷理論豐富到企業文化理論中去，對于企業的文化建設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2）建立了企業文化營銷體系的構建策略，解決了企業文化中存在的難題。
2.最終成果包括：
（1）獲得企業文化現狀分析報告一份；
（2）建構了企業文化營銷模式；
3.成果形式：
（1）畢業論文；
（2）發表的系列期刊論文。
六、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了實證分析與文獻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在對我國企業文化現在存在的問題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運用企業文化營銷和企業文化的相關理論，分析了我國企業文化營銷對于企業文化的深遠影響，探討了企業文化營銷建立的背景和形成的必然性，提出了我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構建的基本思路和具體對策。研究中結合典型的案例，采用了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七、研究計劃
本研究將從關注企業員工的真實感受出發，深入研究企業文化和企業文化營銷的相關理論，創建員工最認同的企業文化營銷，分析企業文化營銷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時提出企業文化營銷構建的策略。
八、研究條件
1、本校圖書館豐富的文獻資源和團隊較強的科研能力、較優良的科研設施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利用DEA中的CCR模型測算我國31個省份的文化產業效率，將區域分為東、中、西、東北部四個區域進行對比，得到全國及四個區域的效率評價結果。從全國范圍來看，我國文化產業平均效率在9年間整體提高，呈現“先升后降再升”的變化趨勢。具體表現為2004—2007年為上升階段，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又開始上升。從四大區域看，東部地區效率最高，中部地區次之，然后是東北部地區，西部地區效率最低，東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平均值為0.7631，效率總體處于上升趨勢，總體增長幅度為10.33%，中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平均值為0.6499，效率總體處于上升趨勢，整體上升幅度為11.38%，東北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平均值為0.5438，高于西部地區，在三大區域中排名第三。西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最低，平均值為0.4992，文化產業效率總體處于上升趨勢，且上升趨勢相對其他三個區域最明顯，說明西部地區文化產業近些年來發展較快，資源利用狀況越來越好。由此看來，我國文化產業區域間存在差異。為了研究這種區域差異的內部變化，本文通過用σ收斂來分析我國區域文化產業效率的收斂性，如圖3.3所示，可以看出，2004—2012年，全國范圍內的文化產業效率變化不大，全國范圍內的文化產業效率之間的差異逐漸縮小，呈現出總體σ收斂的特征。2004—2012年間東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的波動幅度比全國范圍內的波動幅度稍小，總體呈σ收斂，2004—2012年間，中部、東北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區域間差異變大，但變大程度不大，西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差異變動幅度較大，內部差異逐漸縮小，呈現總體σ收斂的特征。
三、區域文化產業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在學者們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影響文化產業效率的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的發展會使產業的投入和產出規模增加，進而促進文化產業效率的提高，本文用人均GDP代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2.文化產業政策。
制定與文化產業相關的產業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作出科學的統籌，可以健全產業相關配套管理政策，本文在此主要研究國家對文化事業的直接財政投入對文化產業效率的影響，從而看出文化體制改革對文化產業的作用，本文假設，文化產業政策對文化產業效率有正向影響，本文用國家財政對文化、體育及娛樂的支出表示。
3.人力資本。
文化產業需要高素質人才，地區人才越多，越有利于知識的傳遞和溢出，進而形成創意，產生較高的生產力，一個地區的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對文化產業的人才供給就越大，因此，本文假設地區人力資本受教育水平與文化產業效率正相關。本文用地區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地區人力資本水平。
4．市場需求。
文化產業是規模收益遞增的行業，地區較高的文化產品市場需求，會推動地區文化產業的集聚與文化產業的專業化水平，進而產生由于專業化分工的高生產率。因此，本文假設文化市場需求與文化產業效率的提高成正比例關系。本文用地區地區人均文化消費支出表示市場需求。
5.科技投入。
科技投入可以使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提高文化產業的要素利用率，改善生產技術流程，逐步改進生產要素的質量，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從而提高產業技術效率。本文假設，文化產業效率與科技投入成正比。本文用國家R&D投入來代表科學技術投入。以上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年鑒》、《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為識別以上因素對文化產業效率的影響，設計計量模型為：TEit=β0＋β1PGDPit＋β2FIit＋β3HCit＋β4MDit＋β5R&DitTE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文化產業綜合技術效率；PGDP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人均生產總值；FI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文化國家對文化、體育及娛樂的財政投入；HC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人力資本受教育水平；MD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文化市場需求；R&Dit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科技投入。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面板數據模型主要有變截距、變系數和混合模型。本文選擇的截面單元是全國31個省（市），因此采用變截距更為合適，在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的選擇上，本文是用Hausman檢驗實現，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他因素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財政支出、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市場需求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科技投入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產品技術含量較低，產品附加值低，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國家對科技的投入效果不明顯，許多科技投入或研發并未應用到文化產業上，導致了產業技術效率不能有效提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市場需求對文化產業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響，而國家財政對文化、體育及娛樂的投入對文化產業效率的提升有負向影響。
四、政策建議
1.推進文化產業集聚。
形成有效的文化產業集聚，推廣和延伸文化產業鏈條，可以形成文化產業集聚規模、提高產業規模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政府可以建立文化產業園區，推動產業鏈條向下游延伸，形成以市場為導向、以創意為核心的完整文化產業鏈條。
2.推動文化體制改革。
政府可以適度削減對文化、體育及娛樂業的財政扶持，完善產業融資政策，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使企業依靠市場機制和社會資本發展文化產業，從而提高文化產業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