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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具體的法律保護體系愛丁堡十分重視在規劃系統和調控方面對老城新城的建筑、歷史環境進行嚴格保護管理。其規劃政策法令、古跡保護法令、歷史環境政策條例主要來自國家、區域、地方三個不同的層級。在國家宏觀層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作為區域和地方的規劃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與鄉村規劃法（》蘇格蘭（）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規劃法》（蘇格蘭）（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專門針對單體建筑、紀念物以及具有獨特考古和歷史價值地區的保護法律《1997年規劃（登錄建筑物及保護區）法令》（蘇格蘭）（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跡及考古地區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蘇格蘭歷史環境保護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導文件《蘇格蘭歷史環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蘇格蘭政府在土地利用規劃方面的政策法規《蘇格蘭規劃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區域層面的法律法規主要有：《發展規劃》（TheDevelopmentPlan）、《愛丁堡與洛錫安區結構規劃》（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與蘇格蘭政府國家、區域政策法令相比，由愛丁堡市政府頒布實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規則更為詳細，如《愛丁堡城市地方規劃》（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愛丁堡保護區特色評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們十分有效地對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建筑以及整體景觀環境進行保護，同時也更具有實際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見，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從國家、區域、城市的不同層面，構成相當完善具體的法律保護體系，從根本上保證對世界遺產地建筑環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護，法律內容較為細致、規范，并且具有量化標準，例如，在《規劃法》中，不但明確規定了列入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四個要素“必須具有建筑學價值、歷史學價值、普遍價值和與國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時間相關”，而且還細分了相關的時間標準，因此具有很強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均將文化遺產納入城市規劃的范疇，通過對規劃開發進行評估控制，來防止對區域內的歷史文化遺產造成破壞，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地加以學習。此外，在其法律法規中“保護區”的特色評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鑒性，目前愛丁堡共有39個保護區，其中的中世紀舊城保護區、喬治亞新城保護區、迪恩村莊保護區（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護區（WestEnd）構成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區域的大部分，對愛丁堡世界遺產地提供了較為完整的保護。一旦世界遺產地內有新開發項目進行申請，保護區的特色評估就可以與現有法定規劃政策，具體導則以及特定場地的發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來嚴格評估和控制新項目對保護區特色和形象所產生的影響，同時也對遺產地規劃政策以及開發控制決定的建議提供了合理的基礎。
3多元化的保護方法策略在完善的體制安排與法律體系基礎上，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地還通過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積極保護老城新城的歷史建筑及景觀環境，改善居民生活質量和遺產地投資、旅游環境，為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可持續發展尋求更大的空間。為了復興世界文化遺產地的的歷史價值和提高公共空間景觀環境品質，愛丁堡進行了“首都街道”計劃（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遺產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廣場環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圖2）。愛丁堡還進行了店面標志和廣告視覺景觀控制的項目嘗試，即在愛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區域范圍內，所有新店鋪采用的標志都需要得到蘇格蘭政府的規劃審批許可，而原有店鋪如果會對保護區的特色和形象產生明顯的破壞，政府也能夠要求其進行去除。同時，愛丁堡也十分注重處理好城市建設發展和文物遺產保護之間的關系，取得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共贏。目前，愛丁堡老城新城中約有75%的建筑為A，B，C級登錄建筑，相關政策法規的實施以及職業保護專家提供的建議保證了眾多法定登錄建筑在單體結構、建筑環境、庭院、建筑室內等方面進行整體性保護。18為確保保護工作與新建筑建設之間的協調共生，相關政策從原先登陸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續原建筑的設計功能”為主導過渡到以持續合理發展為標準的改建方式，改建中應盡量減少變化，并適應新的抗震、防火、衛生、結構規范等建筑標準，符合無障礙設計標準，使建筑利用在較長的時間跨度內具有適應性。在老城區，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歷史文脈的原則下，采用新技術、材料、建筑語匯反映時代特征，在設計中都很好地參考了老城傳統建筑的形式與特色、保存了文化價值的理念，并有機融入其周圍環境，保持與歷史、景觀的緊密聯系。它們與老城區歷史建筑相互輝映，共同構成愛丁堡獨特的城市特色。比較成功的案例如蘇格蘭國家博物館、Canongate112、蘇格蘭詩歌圖書館等（圖3）。
4多方位互動式公眾教育愛丁堡通過多方面資源的整合，確立了世界遺產層級化教育的原則，在大學、中小學、普通民眾等不同年齡段、教育背景層面，構建起一個互動性強、立體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遺產公眾教育網絡體系，以此推廣世界文化遺產，提高城市歷史遺產保護意識和價值觀，增強城市公眾的文化認同感，對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產生了十分廣泛而積極的影響。在高校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愛丁堡大學的蘇格蘭遺產保護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設有專門的遺產保護碩士學位。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理論與研究是其中開設的必修課程之一。同時，有關愛丁堡遺產保護管理的研究不斷進行，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世界遺產歷史、考古、環境監控報告、氣候變化影響、項目保護報告、城市經濟發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愛丁堡還針對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每十年召開一次國際性的系列學術會議。以上研究為《愛丁堡世界遺產管理規劃》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并正確有效地指導了愛丁堡世界遺產教育的實踐。針對青少年為核心開展遺產教育也是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主要特點。愛丁堡在中小學進行了一系列相關的課程、講習會、設計競賽等推廣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來提升青少年對世界遺產及其價值的認知。這些項目目標鮮明、可操作性強、形式多樣生動，通常以愛丁堡世界遺產地研究的某個特定主題為目標，在過程中不僅局限于建筑或歷史單一細節內容的講述，而是將世界遺產地的研究內容與學校實際課程內容相結合，豐富有趣的項目整體策劃在讀寫、藝術、信息技術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養學生多種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眾層面上的教育則更為社會化和日?；鄱”ぶ饕ㄟ^主題展覽、大眾傳媒（電視節目、網站）、導游線路、城市活動、宣傳出版物等多種方式途徑，來提供多樣化信息，增強民眾對世界遺產的認知度和熱愛感，培養人們自覺保護世界遺產的意識。其中的“愛丁堡開門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動20已成為愛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遺產、文化節日，DOD其實是歐洲遺產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愛丁堡已舉辦20年，由科本協會組織，與愛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眾免費開放一些最好的，現代的或歷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許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眾開放或是需要收費的。這些建筑遺產大部分位于愛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動歷時兩天，包括導游、文化活動、展覽、講座等，大大增強了公眾對文化遺產保護重要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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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一． 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闡釋
接受美學理論從更具普遍性的藝術規律著手，而文化闡釋的方法則為我們的討論提供了更多的維度。無庸諱言，東西方跨文化文本讀解中一直充滿著深刻的隔膜、困難和謬誤。因此人們需要一種理論來考慮到東西方觀眾在接受方面的巨大差異和文化闡釋方面的巨大差異。一個過分依賴某種西方批評手段的分析家會把某些西方模式強加給中國電影，這就需要我們從綜合的角度進行剖析。在一個文化走向多元的時代，任何靜態的審美觀賞態度，或純語言形式化的技巧分析，斬斷本文與社會的整體聯系的接受方式，都難于理解本文的真實意圖。文化闡釋更適用于對當代電影現象的闡釋，它側重于在廣闊的文化視野中對本文進行分析。作為一種批評方法，它要求跳出狹隘的地域，時間和學科等的限制，強調整體性。在我們的討論中，一部電影就可以當作一個本文。保羅·利科爾認為，一個本文具有兩重世界，本文具有自己的世界，可以進行結構和符號分析，而本文同時又作為話語，具有某種從一個生活領域到另一個生活領域的體驗意義。所以本文作為這兩者的辯證統一體，不僅能從符號學上分析其結構而且能夠從語義學上分析其意義，這種意義超越了本文本身，而指向一種世界觀。闡釋則視符號領域和語義領域為辯證統一，符號領域說明言路，語義領域占有本文所投射的世界（1）。從根本上說，"接受"是一種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行為。它已超越了純審美的傾向，而是指向了一種新的文化交流和對話。西方流行的電影批評方法大多是文化批評性的，在當今，隨著文化越來越多元化，這種接受方式較之靜態的語言和藝術技巧分析，更能揭示電影文本的意義深度。持有各種文化理論的闡釋者對同樣的本文解讀出了不同的意義，特別是對電影文本的理解和闡釋，呈現林林總總，極為復雜多元的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大眾和電影研究者們由于所處的文化背景與氛圍是大相徑庭的。
接受美學認為沒有讀者，僅靠文本，意義是無法確定的?；谶@樣的認識，60、70年代大眾傳媒研究開始從以效果為中心轉向以受眾為中心。同時，電影文本的多重性使得它能為觀眾提供參與的機會，由于電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爭辯，更使得觀眾成為一種電影鑒賞中能動的主體。如果說文學文本的本質是動態的，未定性的，多樣化的，那么電影文本更是如此。電影文本意義的多元、滑動、游移常常在作者控制之外。電影的這種模糊性質賦予電影一種探索功能，它能拍出導演自己都沒有預想到的東西。影片的內容和意義與導演意圖中的闡述出現差異在電影接受中并不鮮見。觀眾在電影文本的接受中扮演著主動而非被動的角色。他們參與著文本意義的建構。在此過程中，觀眾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起著重要的作用。觀眾浸泡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文化滲透在人的思想中，每個觀眾解讀電影作品都必然從特定的文化語境出發，用他（她）無意識接受的文化價值，文化導向去理解，評價電影，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而排斥另一些。愛德華·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提出過"態度與參照結構"（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2）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體在跨文化文本（東方作品）的閱讀中，其賴以生息的文化（西方文化）形成了閱讀主體不可逃避的文化價值觀參照結構，這種參照結構是決定西方批評家和觀眾在閱讀非西方文本時的后殖民主義審美觀的一個重要原因。
誠然，觀眾的心理、文化習慣對電影接受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但是，對中西方電影觀眾而言，自然有他們各自不同的原因。長期的文化隔閡造成了東方的神秘感。西方人想象中的東方已經在幾個世紀的漫長隔閡中定型。如賽義德所說"東方幾乎就是一個歐洲的發明，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浪漫偉奇色彩和異國情調的，縈繞著人們記憶和視野的，有著奇特經歷的地方。"（3）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人是一個后來不斷添加了廣泛意義聯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在普通西方人眼中，東方人一方面有著懶惰，愚昧的習性，一方面又因種種離奇風俗而無比神秘。當張藝謀電影呈現出這些特征（盡管可能是批判性的）和神秘風俗時，西方人一方面因喚起了對東方的記憶而興奮，一方面又因獵奇欲望的被滿足而高興。對中國觀眾，情況就很不一樣。張藝謀電影中所展現的東方，不論是人物還是習俗，還是發生的故事，在他們對自己文化的記憶里，都是陌生而新鮮的，從而感嘆"原來我們自己可以是這個樣子的"。由于文化的壓抑被影片喚起而感受興奮則是中國觀眾的對張陳電影的一種體驗，另外一種體驗則是由于藝術表現而造成的疏離感和陌生感。很明顯，張藝謀的影片正是如王寧教授所說，是東方觀眾眼里的"他者"與西方觀眾眼中的"東方"的復雜結合體（4）。一方面，電影里的東方對于西方充當著一個他者角色，但這個他者對于西方是似曾相識，而非完全陌生，也即所謂"熟悉的陌生感"。而另一方面，電影里的東方對東方自己也充當一個他者角色，似曾相識，又非完全熟悉，而是一種在本土文化視域中的"陌生化了的熟悉"。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現實主義長期占統治地位，深刻影響了批評觀點對電影真實的看法。他們發現張藝謀電影文本對中國的表現是不真實的，是與他們所熟悉的中國不同的另一個"變了形"的中國，因此他們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這樣，西方對中國的誤讀與中國對中國的誤讀就同時產生于對張藝謀電影文本閱讀體驗過程中。中西方對張藝謀電影的接受之所以有差別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此。受眾的文化觀念和心態的不同決定了張藝謀電影在中西方的接受必然是走了不同的道路。這顯然非張藝謀個人導演意圖所能及。原因還是要從文化里找，要了解審美經驗與趣味受民族文化傳統制約的藝術欣賞和接受的規律。例如影片《紅高粱》，它不僅僅作為一部東方的浪漫傳奇故事引發西方民族新奇的審美愉悅，而且能夠激蕩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層的酒神精神，而與西方民族的期待視野高度融合，使他們易于接受也易于忽略這一作品的缺陷。與之相對照的是，國內對《紅高粱》的評價則表現為明顯的褒貶對立的兩極。根本上說，這是東西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和生存風格的沖突?？陀^上講，無論對紅高粱歡呼的西方觀眾還是對其失望的中國觀眾的期待視野都有很大局限和偏頗。大多數張藝謀影片其實都存在著東西方理解闡釋分歧的現象。
導演的文化觀念由于受到西方現論思潮和時代文化經驗轉換的雙重影響也成為張藝謀現象中一個不應忽視的因素。不能否認，張藝謀的電影創作最初是以文化反思、人文關懷為宗旨的。關于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性國內學者對此有很多論述。張藝謀自己也以人文關懷文化思考影片自居。用張藝謀的話說"大陸第五代的作品都是從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帶著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帶著對電影變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標為主要目標，具有一種大的氣勢。這跟我們的文化有關。我們的文化歷來對人的關注比較少，而對道的關注比較多"。（5）但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和《秋菊打官司》雖根植于民族文化語境，對封建文化進行了哲理思考和批判，但這種批判與其他中國電影相比并無特異新穎之處。他的大多數影片雖然都觸及了中國文化批判層面但缺乏深度?；旧纤奈幕伎己兔缹W-文化上的探索主要表現為電影中文化的儀式化與展示性而不是對人文歷史的哲學意義的圖解。因而避免了接受意義上的沉重，而受到更廣泛的大眾的青睞。但作為張藝謀電影文本本身的文化性并不是西方評委欣賞青睞的最主要原因。張藝謀電影本文的民族性表現和電影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才是他們最關注的，也是后殖民角度的電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霍米·巴巴曾說"文化轉型的跨國方面-移居國外，向外散居，轉移，重新安置-使得文化翻譯的過程變成了一個復雜的表義形式。國家、民族，或可靠的民間傳統的歸化了的統一的話語，以及那些印在人們記憶里的文化特殊性的神話都不可能馬上注出其來源。這一立場的一個很大的但令人不安的優點就是它使你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的構成和傳統的發明。"（6）張藝謀深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道理。他有意識地在電影中向外界展示美學意義上的獨特的民族性、差異性、邊緣性使其獲得關注，他對西方主流和邊緣藝術手法和文化理論的敏感把握使其在對劇本的改編中注入某些先鋒意識，他（包括陳凱歌等人）的天賦和文化素養使他們能夠把握當代電影發展的潮流，既不失思想性，又有視覺沖擊力。既國際化，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一定文化內涵又富于較高的審美情趣。他們的電影敘事手法在保留中國傳統民族表現手法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藝術的表現主義、現代主義、象征主義、符號學的營養，具有濃郁的哲理意味和詩意風格，這是他的電影能贏得中西方觀眾的一個原因。
羅蘭·巴特的讀者性文本/作者性文本的概念劃分啟發了費斯克在《電視文化》中提出的"生產性大眾文本"，即是為大眾能懂的又非意義封閉的文本，具有作者性文本的開放性。張藝謀電影就屬于激發多元閱讀的"生產性"文本或活性文本（activated text）（7）。張藝謀傾向于在電影敘事中釋放文化意蘊，而直觀的電影創作又難以表達抽象的內容，于是就運用了儀式化夸張化寓言化的手法進行藝術表達。張藝謀文本對敘事結構的處理帶有在詹姆遜看來"具有極度的斷續性，充滿分裂和異質，帶有幻夢一般的多種解釋而不是對符號的單一表述"的"寓言精神"。（8）王一川也引用本雅明的觀點證明，"寓言，不再指一般包含道德訓義的文類，而是’世界衰微期’特有的藝術形態，它表現為意義在本文之外，含混，碎片化，闡釋難有窮盡等"（9），也就是說，只要是一個有"寓言精神"的文本，新的意義就會不斷被發掘而闡釋也會從不同的角度涌現。對張陳電影的闡釋沖突就是這樣。所以各路理論家在其電影文本的闡釋過程中各取所需本來就無可厚非，因為闡釋本身就是一個無窮盡的流動的和不斷重新建構的過程。
眾所周知，電影文本自從誕生起就具有了獨立個體的價值。但它常常與由文本誕生的文化語境互相交織，所以文本是不能脫離它存在的文化視域。對于張藝謀電影現象是怎樣被接受和闡釋的問題，我們必須從文本和更廣闊的文化語境背景兩個方面同時進行考慮。 西方觀眾和批評界對張陳電影的認可的原因何在，一直是一個爭論的焦點。王一川認為"歸根結底，張藝謀文本只是受西方他者引導的，無意識地滿足西方’容納’戰略需要的中國寓言，這部中國寓言不是中國民族性的，而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權威所規定如此的中國寓言。"（10）也就是說，張藝謀電影的成功是當代中國人向西方認同的結果，是后殖民主義的范本。還有一些類似的看法，在我看來恐怕都有失公允，不排除有文化民族主義的情緒的影響。但達成了共識的是：張藝謀電影獲得國際大獎，并不等于中國文化就達到了本世紀人們為之奮斗的"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表明中國電影已必然地匯入了當今世界電影國際化的大潮之中。無論如何，張藝謀電影獲得國際的認可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張藝謀電影現象的后殖民性也顯而易見，關鍵是要分析對中西觀眾來說，電影中哪些因素被西方所接受，哪些因素又被東方觀眾所排斥。他的電影如何扮演了東方眼中的"他者"和他者眼中的"東方"這雙重的"他者"角色。這才是有意義的。在多維的批評分析角度中中，后殖民理論是"頗具力度和深度的"的一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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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二．后殖民理論視域中的張藝謀電影
90年代的中國文化處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明顯的后殖民語境。中國雖然理論上只有半殖民地歷史，但文化殖民的狀況卻一直存在。在一段時間里表現為武力征服的形式，而在現當代主要體現為一種"后殖民主義式的魅力感染"（12）。就電影這種文化形式而言，考慮到它本身就是西方的發明，在中國的發展一直相當滯后，近幾年來又頗受全球化的影響，中國電影文化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具體到張藝謀電影，這種后殖民性一直是從事文化批評和研究學者討論的焦點。但批評視線主要集中在中國作品如何迎合和參與"東方主義"的建構，如何歸順西方文化霸權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批評視線往往受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而比較片面和偏激。若將視線轉移到西方文化對中國作品的接受和闡釋如何表現出東方主義偏見和后殖民主義審美觀上或許更為客觀一些。
既然我們把當代電影當作一個文化現象，那么"對影視這一無網之網中盤根錯節的文化現象，紛繁復雜的文化因子的解碼，必須放在一定場域中進行，否則就不能得到恰切合理的解釋。批評應沖破一時一地及一種文化背景的限制，以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文化眼光來進行關注。"（13）因此，本文的討論的基點便是全球化的大背景。
全球化對各領域的沖擊都已經存在和正在發生，在理論界，我們的文化研究也不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圍內，而越來越具有多元化、非邊緣化（demarginalization）、非領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電影自然不能也不應例外。 在中心和霸權受到質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時代，本民族中心主義價值觀逐漸被打破，與之相應的是，各自話語性質也在不斷地調整和改變，整體而言，文明在全球化和跨國資本迅速發展的今天，已經不可能不發生自身的裂變，高度發達的西方文明在當今時代就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對于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權力話語逐漸滑坡的情況下，當代后現代和后殖民理論家和學者大都對東方和第三世界文化產生興趣，試圖從中得到啟示，以便使自己的文化擺脫危機。從異質文化中汲取所需，對東方文化的部分加以借鑒以擺脫自身的人文危機的意識在知識分子階層已經達成共識。東方文化的價值正在逐漸被西方所認識。張藝謀電影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西方關注和認同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當然，如前文所說，如果對東方的關注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則取舍就會只在他們的需要之基礎上進行。他們所失去的，所缺乏的，所不常見的，因而驚奇和羨慕的，從張藝謀的電影文本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比如，張藝謀電影文本中傳統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念一直得到傳播和表達，與歐美主流文化日漸背離人文主義理想形成對比而得到西方電影節的肯定。再如張藝謀電影文本中對酒神精神、生命狂歡的贊美，對大自然的親切、原始質樸的生活方式，奇妙美麗的民族儀式和奇觀甚至風格寫意的民族氣質由于與西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差異而得到熱烈歡迎。西方從自己的理解出發按照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品位為規范的標準來對東方藝術進行評判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而問題在于西方對東方文化藝術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一部分素養高的觀眾和學者，可以這么說，大部分西方人對于東方文化要么所知甚少，還停留在非常過時和粗淺的水平，要么就是偏見重重，局限了他們對東方文化真正意義上的欣賞。
那么，是不是所有東方電影因為表現了差異，都會在西方被認可和理解呢。事實是，并非所有來自他者世界、表現了"東方"的電影就能夠被西方接受。有別于西方的文化必須在西方文化的參照和闡釋下才有意義。除了具備特異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以外，還要能夠在西方主流文化脈絡中獲得理解。也就是影片能夠使來自文化他者的東西與西方觀眾自己的文化傳統相聯系?！逗⒆油酢贰ⅰ哆呑哌叧返扔捌钌罱局鴸|方人文精神，像這樣具有文化深度的影片卻無法獲得國際承認，國際上認可的張藝謀影片實際上在文化深度方面又有所欠缺。他的影片在國際上的成功的深層原因顯然并不在于影片本身的文化內涵。為什么？《孩子王》在歐洲電影節的失敗和《紅高粱》的成功就說明了如果東方文化無法被西方的思維所理解，就無法使他們獲得與自身相參照的他者之鏡的意義，就無法得到關注并獲得獎項。毫無疑問，所有獲獎電影中都有西方文化傳統中熟悉的主題，如影片《紅高粱》巧合地被西方人讀解為一個發生在神秘陌生而原始的東方世界的浪漫愛情故事從而得到理解和接受。影片所張揚的酒神精神與生命感也與西方文化精神不謀而合。從影片《菊豆》中看到的"俄狄浦斯情結"的重演，從偷窺的場面中感受到性窺視的精神分析視角，從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中讀解出同姓戀故事，從《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看到教父類型的黑幫片的痕跡。無論是對西方電影研究者還是普通觀眾，如果從這些影片中讀解出他們所能理解的文化含義，文化優越感得到滿足之外，審美接受上也獲得愉快，即電影理論家尼柯爾斯所說的"熟悉的陌生感"。 接受美學告訴我們，任何接受主體的藝術參與，都只是其期待視野尋求表達的過程。張藝謀的獲獎影片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渠道使他們對東方的期待視野得到了表達，因而體現出后殖民性，因為后殖民性的一個標志就在于某種與西方期待視野相一致的"東方"代替了真正的東方。
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誤讀也是后殖民性的一個體現。在電影這種文化交流形式中，"一種文化信息的編碼若被另一文化解碼，則受感知定式及語言和非語言過程制約。尤其影響感知的價值系統，文化系統，世界觀，社會組織等因素使文化交流過程充滿誤讀"（14）。而具體到張藝謀文本，這種普遍存在于電影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誤讀則體現出后殖民性。就西方的誤讀來看，經歷了同時發生的兩個過程。首先，是"求同"。西方眼中張藝謀電影本文（包括陳凱歌和姜文的某些作品）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也就是民族的、社會的、政治問題的性解決和力比多化。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紅高粱》把一個西部曠野的故事和民族嫁接在一起，實際上是用一個民族的英雄寓言隱藏了力比多的釋放，《菊豆》的弒父與，《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性心理分析，到《霸王別姬》同性戀，《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青春期性覺醒和沖動等。西方理論有將政治與性看作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的傳統。這一過程印證了西方的理論。他的一類影片以《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為代表，將空間感加以放大，而時間則是無聲，靜止和輪回的，所謂"空間對于時間的勝利"，這與西方文化常將東方文化看作是一種沒有時間概念的空間文化不謀而合。另一類影片以《活著》（及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為代表，將政治符號象征化地嵌入個人的人生際遇，又正好切合了西方對于中國極權和暴力政治的意識形態想象和詹姆遜民族寓言的讀解方式。另一個是"尋異"。 如前所述，張藝謀電影的東方主義的民俗與民族寓言的政治在西方對東方的期待視野中成為兩個最為鮮明的民族性的表現，甚至成為中國電影，中國文化的身份標志。原因就在于這兩個方面最與西方相異，最能夠使西方區分自我與他者，而滿足心理的新奇感和文化的優越感。西方在閱讀東方文本時，只有同時滿足他們尋求的"同"與"異"的特征的東方電影文本，才有可能得到西方的認可和欣賞。這兩個基于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誤讀過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就東方的誤讀來看，霍米· 巴巴的研究告訴我們，張藝謀文本是西方理論涌入中國之后與導演帶有主體建構意識的創作沖動結合，所產生的一種居于與西方原體在似與不似之間的"變體"或者"他體"，這種"他體"既帶有"被殖民"的痕跡，同時又與本土文化話語糅為一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變體一方對殖民性的"原體"文化話語的有意識的，并且帶有創造性的誤讀之上（15）?？梢姡瑬|方與西方的誤讀殊途同歸地標示著后殖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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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三．結語而不是結論
張藝謀神話看來并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跡可尋的。張藝謀現象的后殖民性通過分析，已經非常明顯的呈現出來，那么究竟張藝謀的成功是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屈服為代價而獲得的呢？答案也很明顯：代價是有，因為他的電影創作活動不得不受到西方觀眾期待視野，國際資本和市場需求等的制約而相應地作出某些反應。比如為求新而虛構民俗等。為民族性而偏重舊中國鄉土題材等。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后，張藝謀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特征已經有套路化類型化的模式，不僅題材重復，而且整體上表現出對落后文化形態和生存狀態的懷舊心理和迷戀。客觀上的效果是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價值的扭曲。中國幾千年燦爛文明，東方古國的民族文化決非大紅燈籠可以代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嶄新面貌和當代文化卻在他的電影里處于缺席狀態。它在讓西方注意到中國民族文化的同時又遮斷了投向一個完整真實豐富的中國的視線。在這個意義上，"張藝謀電影與其是洞向世界的一扇窗，不如說是阻斷了視線的一面鏡。"（18）盡管張藝謀電影事實上只是90年代的中國大陸電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西方眼中卻成了中國電影甚至中國文化的代稱。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表現。雖然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隔膜，偏見、誤讀、曲解從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處于全球化語境的當今中國，電影這種世界性的媒介卻并沒有成為我們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梁。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導演的主觀意圖如何，張藝謀電影文本的確是作為后殖民的范本而存在。它提醒我們，讓中國民族文化的價值真正為世界所認識還是任重而道遠。
回過頭來我們還是要說，無論如何，中國的本土作家（蘇童，劉恒，余華，莫言等）和優秀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的作品畢竟通過了西方藝術節的窄門而被西方所認識，盡管認識是不全面的，甚至有時是不真實的，但卻是難能可貴的?？少F之處在于中國民族電影盡管仍然處于邊緣話語，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邊緣了。在觀賞張藝謀電影后，許多印象被強化，排斥或修改，但最后勢必產生對華人文化及其社會的整體態度。對異文化的排斥與認同，仍然是目前本土與全球文化經濟互動中最顯然易見的現象，又因為電影是世界性的媒介，尤其在一部電影得到歐美各地大獎之后，更是容易普及，因此，在其他社會中形塑他人對華人的族群，資訊，財經，科技，人文景觀的理解的同時，也使本土文化的鮮明色彩得到了強調。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娖浜蒲芯繂T（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障礙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的尺度，消除在這一領域內的歧視性政策，使民營民間文化產業和資本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3)產業鏈條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整體配套，特別是加強文化產業的“上游”基礎和“下游”通道。(4)產業結構創新。形成新的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機制。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已經構成現代社會互為依存、以高技術和高文化為共同特征的支柱產業群，信息產業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技術基礎，帶動了其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其下一階段的發展必定是以文化產業為前提和發展動力。(5)社會結構創新。構建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建立健全文化行業制度，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協同發展的新體制。
文化產業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兩條線索，即橫向線索與縱向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線索與縱向發展線索都有兩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公平的狀態；一種是不公平的狀態。講文化資源開發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平，主要講規則的公平。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含義，不單純是實現橫向公平或縱向公平，而是要實現兩種公平的統一。實現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統一，關鍵在于把握一種分寸。這個分寸不僅是一個質的規定，同時也有量的規定。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把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人們利益的損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滿足提升到可以實現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發展戰略強調的就是一種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文化發展戰略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與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毛少瑩（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認為，文化發展戰略應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視公平超過重視效率，控制貧富分化，尋求均衡發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質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資本”替代“經濟資本”；以精神消費填補物質消費無法滿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節奏的“休閑娛樂型（精神消費型）社會”替代快節奏“工作消費型（物質浪費型）社會”。(4)確立更合理的發展指標，將社會文化發展納入社會水平的衡量之中；將人類對幸福、快樂的追求——而非僅是對物質財富的病態擁有——恢復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礎上；致力于保護精神健康，以價值理性管理人類社會，走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發展之路。
文化產業應走高新技術之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確定了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及相關的文化、技術等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使得愈來愈從尖端部門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黃健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引導高新技術進入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產業的品質、產品的品質方面，在市場融資方面，都將產生重大的效應，獲得較好的效果。同時，人們也將看到文化產業的運作理念與其它產業運作理念的不同。因為隨著科技與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來臨，人們對產品的技術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也將愈來愈高標準。文化產業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興產業，作為以滿足人類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為主要目標而生產、服務的新興產業，其運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產、服務上，而是必須要實現產業的管理重心由常規的生產管理向技術創新和信息化的知識管理方向轉變，整個產業的經營目標必須實現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方向轉變，以保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與發展活力。柳士發（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指出，以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為代表的當代信息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文化形態——數字文化和網絡文化。這些新興文化的特點在于，利用網絡特性拓展傳播內容，不滿意于簡單復制傳統媒體，而是走上了自主發展的新路。文化產業一旦與信息數字化、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對于我國來說，雖然在文化上網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數字文化鴻溝。據統計，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和輸出流量中，我國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要將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國數字文化工程既要著力于公共文化建設，又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建立起照顧職能管理、社會公益服務和文化市場運營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國家文化信息服務體系。
傳媒產業需實施“走出去”戰略
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要有內需的拉動，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動。然而，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根據國家版權局2001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版權貿易的輸入輸出比為10:1，在文化電子產品貿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我國至今尚未擁有自己的核心標準和主打產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中，以版權貿易為核心的國際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引進來向走出去的戰略轉變，不僅是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貿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為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傳媒產業如何利用本土資源，保持中國傳媒的國內主體地位和提高國際影響力？尹鴻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媒介來說，走向國際市場至少具有4個有利條件：(1)從經濟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國傳媒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的價格優勢；(2)從文化上看，全球化環境下的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還鄉”意義而逐漸被西方人關注，中國傳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3)從地域和文化的傳統上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語地區，日本、韓國等亞洲其他大中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華人群落等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傳媒的文化交流空間，中國傳媒具有市場潛力的優勢；(4)從西方傳媒來看，近年來由于片面地走上數字虛擬化、大制作、單純追求商業價值最大化的道路，傳媒的人文地位和社會公益品質都明顯下降，為其他國家傳媒文化的乘虛而入帶來了契機。面對這些顯在的和潛在的優勢，中國傳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來開拓中國傳媒的國際空間：(1)組建經過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國際營銷實力的國際性的傳媒制作發行機構，形成規模適當的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的專業化、流水線化的國際性傳媒企業；(2)積極從國外和國內一流大學以及其他企業吸收一批能夠從事跨國經營的具有專業素質的傳媒經營管理人才；(3)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生產一批按照國際市場需要制作的媒介產品，創造“中國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國產的傳媒產品在制作技術和藝術標準上而不是制作規模上與國際傳媒產品接軌；(5)積極推進傳媒的橫向整合，開發多種媒體的媒介產品，實現整合營銷。
中國廣告業增量空間巨大
與會代表不僅從宏觀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把脈，而且對具體行業的發展前景做了預測。黃升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系）指出，在新的世紀，中國廣告業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兩極分化、業務分流、競爭激化、資本參與、創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794億元，增長率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體之中，報紙、電視和雜志的廣告增長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對于中國廣告業的前景，專家們還是充滿信心。喻國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指出，從1981年1.81億元的經營額起步，到2001年達到了794.9億元，年均增速40.2%，經歷了21年增長的內地廣告市場，它的“飽和”時代還遠未到來，它的經營額還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間。他預測，今后8年，中國內地廣告業的發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場經營額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到2007-2008年，可能超過2000億，到2010年估計達到2609億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來的巨大增量空間里，報刊廣告的增勢將超過目前處在強勢的電視廣告。盡管在1983-2001年，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在同行中最為迅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1.7%，但近年來，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明顯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降至14.8%，低于報紙廣告的15.6%、雜志廣告的17.2%和廣播廣告的16.6%。專家們預測，報刊廣告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10年前將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報刊廣告經營額總量將從2001年的182.6億元達到587億元，其中報紙廣告經營額約547億元，雜志廣告經營額約40億元。喻國明還指出中國報刊廣告業未來發展的機會點：(1)從時間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從地區上看，中南、華東以及華北地區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密集的地區；(3)從城市看，北京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個報刊廣告投放總量的1/4，廣州、上海、深圳也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集中的城市，上述4個城市的報刊廣告經營額占全國報刊廣告經營額的“半壁江山”(51%)。從增長率上看，深圳、大連、南京、廣州、青島以及哈爾濱是報刊廣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從行業上看，房地產、醫藥、計算機廣告是報刊廣告的三大支柱型行業，這3大行業廣告的投放量占報刊廣告總額的36.7%。從未來發展的潛質上看，金融保險、機動車、房地產則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間。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歷法的國家之一，“二十四節氣”（twenty-four solar terms）就是我國古人概括總結出的一套天文氣象歷法。起源于黃河流域，是一種用來指導農事活動的補充歷法，于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距今有二千七百多年了，卻仍在影響和指導著我們的生活。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事活動是圍繞太陽運行情況來進行的，二十四節氣就是根據太陽在黃道（即地球繞太陽公轉的軌道）上的位置來劃分的。因此二十四節氣能反映季節的變化，指導農事活動，影響著千家萬戶的衣食住行。
一、二十四節氣的來歷和劃分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國古人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隨后人們根據日月運行的位置和天氣及動、植物生長等自然現象的相互關系，把一年平分為二十四等份，并且給每等份取了個專有名稱，這就是二十四節氣。到戰國后期成書的《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個節氣名稱。這八個節氣表明了季節的轉換，清楚地劃分出一年的四季。到了西漢時期《淮南子》一書的時候，就有了和現代完全一樣的二十四節氣的名稱。
二十四節氣從屬農歷，但卻是根據太陽的位置來劃分的。即根據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從“春分”點（黃經0°，此刻太陽垂直照射赤道）出發，每前進15°為一個節氣，也就是把黃道分成24個等份，每等份各占黃經15°。運行一周（360°）又回到春分點，為一回歸年，即為24個節氣。由于太陽通過每等份所需的時間幾乎相等，因此二十四節氣每年在陽歷中的日期是相對固定的，上半年在每月的6日、21日前后，下半年在每月的8日、23日前后。
二、二十四節氣名稱的含義
從二十四節氣的命名可以看出，節氣的劃分充分考慮了季節、氣候、物候等自然現象的變化。其中：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合稱“四立”，“立”即開始的意思，是用來反映季節的變化，是一年四個季節的開始，這樣就將一年劃分為春、夏、秋、冬四個季節。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從天文角度來劃分的，反映了太陽高度變化的轉折點。由于中國地域遼闊，具有非常明顯的季風性和大陸性氣候，各地天氣氣候差異巨大，因此不同地區的四季變化也有很大差異。
小暑、大暑、處暑、小寒、大寒等五個節氣反映氣溫的變化，用來表示一年中不同時期寒熱程度。
雨水、谷雨、小雪、大雪四個節氣反映了降水現象，表明降雨、降雪的時間和強度。
白露、寒露、霜降三個節氣表面上反映的是水汽凝結、凝華現象，但實質上反映出了氣溫逐漸下降的過程和程度。
小滿、芒種則反映有關作物的成熟和收成情況。
驚蟄、清明反映的是自然物候現象，尤其是驚蟄，它用天上初雷和地下蟄蟲的復蘇，來預示春天的回歸。
為了便于記憶，人們把它編成節氣歌，歌訣如下：
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上半年來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每月兩節日期定，最多相差一兩天
三、二十四節氣的現實意義
1.民俗文化的有效載體
“寒食春過半，花濃鳥復嬌；從來禁火日，會接清明朝”。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大國，由于我國民族眾多，地域廣闊，各地因氣候、地理和人們生活生產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一個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景象。我國的民俗文化，在整體保持中華特色的同時，各地各民族又有著極大的差異性，有關的國際專家認為，我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具有文化多樣性的國度，中國傳統民俗與二十四節氣息息相關，每一節氣因地區的不同，都會有不同的民俗活動，從傣家新年的潑水，到黃河流域的清明禁火，從古代的帝王之家的迎春大典，到每一地每一族不同風俗的婚喪嫁娶，無不浸透著古樸的民風。在我國總結民俗活動的諺語更是多的不勝枚舉，像“冬至餃子，夏至面”、“清明風箏谷雨花”等，都是非常恰當的總結。
清明節是二十四節氣之一，同時又是我國的一個傳統節日?！扒濉北硎景俨莅l芽，“明”表示春光明媚。“清明”表示春末時節氣候漸暖，氣溫升高，正是春耕春種的大好時節，故有“清明前后，種瓜點豆”之說。清明節作為我國的一個傳統節日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清明節是一個祭祀祖先的節日，傳統活動為掃墓。2006年5月20日，該民俗節日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在氣象上的應用
中央電視臺《天氣預報》欄目在每年的每一個節氣到來之日，都會進行這一方面的氣象與傳統知識的普及。無論現代科學技術如何發達，二十四節氣在我國氣象上的指導意義都不會降低。從中可以看出，有的表明季節，有的表明溫度、降雨、露、霜等氣候。
反映四季轉換的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反映日照長短的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直接反映溫度的有：小暑、大暑、處暑、小寒、大寒
直接反映降水的有：雨水、谷雨、小雪、大雪
反映物候現象的有：驚蟄、清明、小滿、芒種
3.在農事活動上的應用
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勞動人長期對天文、氣象、物侯進行觀測、探索、總結的結果，是我國勞動人民獨有的偉大科技成果，在廣大農村開展農事活動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如：谷雨節氣，雨生百谷，故名“谷雨”。許多作物在此節氣前后即開始種植。常言道：“谷雨前好種棉，谷雨后好種豆”。芒種節氣，“芒”是指麥類等有芒作物已經成熟，開始收割；“種”是指晚谷、黍、稷等作物開始播種，正是最忙碌的農事季節。
雖然二十四節氣起源于黃河流域，但我國各地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科學地利用二十四節氣，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如二十四節氣農事歌就有“種田無定例，全靠看節氣。立春陽氣轉，雨水沿河邊。驚蟄烏鴉叫，春分滴水干。清明忙種粟，谷雨種大田。立夏鵝毛住，小滿雀來全。芒種大家樂，夏至不著棉。小暑不算熱，大暑在伏天。立秋忙打墊，處暑動刀鐮。白露快割地，秋分無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變了天。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嚴。大雪交冬月，冬至數九天。小寒忙買辦，大寒要過年。”等。
四、二十四節氣申遺的重要意義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準，由文化部確定并公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種方式。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從上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來看，二十四節氣完全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要求。
1.傳統文化的有續繼承
二十四節氣將天文、物候、農事完美結合，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千百年來一直被我國人民所沿用，至今仍在影響和指導著我們的生活，二十四節氣與時光相伴時刻關照著我們，關照著中華民族的發展和繁衍。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利于將其發揚光大，傳承下去。
2.傳統文化的有力保護
二十四節氣是我國的國粹，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又是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文明的結晶，是連結民族情感的紐帶和維系國家統一的基礎。保護和利用好二十四節氣，對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緣起
南水北調工程是繼三峽工程之后，我國又一項跨地區、跨流域的水利工程，是為解決北方缺水問題，優化我國水資源配置，保障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而實施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分為東線、中線和西線三條線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是通過加高丹江口水庫大壩（從162米加高到176.6米），提高正常蓄水位（從156米提高到170米），增加庫容從而實現向華北地區調水。根據工程設計，中線工程建成后，水庫水位上漲，將對世界文化遺產――武當山古建筑群造成影響，其中位于武當山下的遇真宮面臨被淹沒的危險，必須對其實施搶救性保護。
二、武當山古建筑群及遇真宮的遺產價值
武當山地處湖北省十堰市境內，武當山古建筑中的宮闕廟宇集中體現了中國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學和藝術成就。古建筑群在明代早期逐漸形成現有規模，包括9宮、9觀、36庵堂、72巖廟。武當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統一規劃建造，其建筑體系從地形勘測、規劃設計到興建營造等，都有周密籌劃，具體建筑設計具有濃郁的建筑韻律，達到了建筑與自然的高度和諧，其建筑規模大、等級高，構造嚴謹，裝飾精美，是目前國內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武當山的古建筑對宗教、民間藝術和建筑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建筑類型多樣，用材廣泛，各項建筑的設計、構造、裝飾、陳設等都達到了很高的技術和藝術成就；武當山以道教為中心的宗教體系，對區域和哲學思想的發展起到了深遠影響。武當山建筑在規劃與建設的過程中，突出體現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朱棣皇帝特別下諭要求對山體不要有分毫修動，這也是武當道教建筑群的又一個特點。
武當山古建筑群代表了中國近千年最高的藝術和建筑成就，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突出普遍價值中的（i）、（ii）、（vi）條評估標準，1994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遇真宮是武當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組成部分，位于武當山山麓，海拔高度為1 60.1米，坐北朝南，背依鳳凰山，面對九龍山，水磨河從宮前向東繞行。明初著名道士、武當拳創始人張三豐在此結庵修行，名日“會仙館”。明永樂十年（1412年），明成祖為紀念張三豐，以“遇真”為名敕建道觀，歷時5年建成，主體建筑由周長857米的宮墻環繞的中宮、西宮和東宮三部分構成。現存東、西宮遺址和中宮宮門、宮墻、龍虎殿、配殿等建筑30間，建筑面積1 459平方米，總占地面積56780平方米。
根據《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對文物價值的論述，遇真宮的核心價值體現在歷史、藝術、科學、社會四個方面：遇真宮是武當山明代皇家道教建筑的寶貴實物遺存，是明代道教繁榮發展的重要歷史見證；遇真宮建筑院落寬敞，優雅靜穆，早在明代就被譽為“香靄親霞樓，仙樂空中流”的“靈境”；遇真宮選址嚴格按照古代堪輿理論選址布局，體現了中國傳統樸實的規劃理論，是研究明代建筑特征的實物；遇真宮是道教文化的物質載體，在道教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方面具有特殊地位。
三、遇真宮保護方案的論證
遇真宮是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因工程建設的影響涉及到的保護級別最高的文物，也是我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后，第一次對世界文化遺產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工程建設的影響，實施重大保護措施的一次實踐，對此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國家及省市文物主管方面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慎重組織有關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及多方面專家進行多次論證，以確保遇真宮得到安全、有效和真實的保護。
（一）保護原則和策略
遇真宮是南水北中線工程涉及的唯一一處世界文化遺產，其保護工作備受各界關注。為盡可能地保持這處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按照《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等國際、國內文物保護法律、法規要求，湖北省文物局委托清華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等機構編制了《遇真宮保護方案可行性研究報告》，確定遇真宮保護工程的原則為：嚴格遵循“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不改變文物原狀，減少對文物的干預；全面地保存、延續文物的真實歷史信息和價值；保護與文物本體相關的歷史、人文和自然環境等要素。并以此為標準，通過對遇真宮文物價值的分析，明確了遇真宮保護工程的策略：一是對遇真官文物建筑群可延續的保存，通過各類工程技術手段，保證文物本體不會受到可預見影響因素的侵害；二是最大限度保持所有信息的真實性，以考古發掘和大量歷史文獻考證為依據對文物建筑原貌加以認定，盡量保存現有建筑及遺存構筑物，在完整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基礎上提出復原方案，并在設計中考慮新舊構筑物的可識別性；三是盡可能保持現狀文物本體及環境的整體性，對遇真宮周邊山形水勢等地理環境應盡量保持，盡可能避免施工對文物建筑本體、考古遺址以及潛在文物要素的損害；四是保護方案必須建立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礎上，綜合考慮工程費用、相關技術及施工組織難度以及后期運營、日常維護管理的相關費用和難度等各個方面。
（二）遇真宮保護方案的編制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立項后，為科學做好遇真宮保護工作，湖北省文物局于2004年4月組織編制完成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水庫淹沒區湖北省文物保護規劃》，對遇真宮的保護初步提出了圍堰、抬升、搬遷三種保護思路。隨后，在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根據前期確定的保護原則和保護策略，湖北省文物局先后組織并委托具有相關工程資質和實踐經驗的單位制定了圍堰、抬升、搬遷三個保護方案。
為了將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對遇真宮保護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記錄遇真宮的歷史原貌，按照國家文物局《關于對遇真宮保護方案的意見》（文物保函[2005]1187號），湖北省文物局組織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機構，先后對遇真宮西宮、東宮、中宮及山門前的附屬建筑遺址、遺跡進行了大面積考古調查、清理和發掘，總面積達1.95萬平方米，系統掌握了遇真宮內外的建筑布局和詳細的基礎數據，進一步明確了遇真宮的保護內容、范圍等，第一次全面地掌握了明清時期遇真宮的建筑規模及興廢過程，為遇真宮的保護論證提供了考古依據。在此基礎上，組織方案編制單位先后對圍堰、墊高、搬遷三個方案進行修改完善，形成設計文件。
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勘測規劃設計院制定的圍堰方案，分大、中、小三種，其中圍堰方案通過在遇真宮前方200米處，建立自西南向東北的隔水圍堰以確保文物安全，圍堰由防護堤、排水閘、泵站、截洪溝、排水溝組成，防護堤設計堤型為粘土心墻，砂卵石層采用塑性砼防滲墻進行垂直防滲，透水性較大的巖層采用灌漿處理。在高程171米附近開挖截洪溝，攔截汛后來水，以減小泵站裝機容量。在防護堤后順堤軸線方向開挖排水溝，匯集區內來水，通過閘、站排出區外。
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和清華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編制的頂升方案，通過將遇真宮由原址向上頂升約17米，高于丹江口水庫的水位，以達到保護的目的。保護方法有兩種：原地頂升和原地墊高、復建。
陜西省古建設計研究所編制的搬遷方案，是按照“原拆原建”的原則，將遇真宮搬遷至其西側2.6公里處。工程內容包括施工建檔、文物解體、搬遷、文物復建等。
（三）遇真官保護方案的比選確定
2006年5月，湖北省文物局組織有關方面專家再次就三個方案方案的比選召開論證會，專家從對文物價值的影響，對武當山整體歷史、人文和自然環境的影響，施工技術的難度及可行陛，投資運行管理等方面進行比較。
工程防護（圍堰）方案，不改變武當山古建筑群相互的位置關系，可以對遇真宮小范圍環境原狀保存，對文物本體破壞最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遇真宮建筑的空間位置及周邊環境，但存在堤壩對武當山整體環境景觀造成一定影響、堰內積水外排及環境潮濕等問題。
搬遷方案，改變了遇真宮建筑在整個武當山建筑群規劃布局及風水格局中的位置，對武當山古建筑群的原真性有顛覆性的破壞，且解體、構件運輸和復建中，不可避免地對文物共建造成一定損失。
頂升方案，只在三維空間上一定程度地改變了遇真宮所在的垂直位置。工程實施后遇真宮將成為一個三面環水的宮殿區，該區域原有的景觀、生態環境沒有太大的改變，在武當山古建筑群中相互位置關系不變，可以完好地保留武當山總體布局乃至風水格局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但工程內容多，組織實施復雜，一次性投資大。
與會絕大多數專家認為工程防護方案在保護建筑與環境方面優點更為突出，符合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高標準要求。會后，湖北省文物局將專家意見上報國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關于報送南水北調工程武當山遇真宮文物保護方案的請示》，鄂文物發[2006]58號）。2006年7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組織有關方面專家，對湖北省文物局上報的三種保護方案進行評審后做出批復，同意采取工程防護的思路對遇真宮進行保護（《關于武當山遇真宮保護方案的批復》，文物保函[2006]789號），要求湖北對工程防護方案進行充分研究，確保實施方案對遇真宮的影響降到最低。
（四）遇真宮保護方案的調整完善及最終確定
在采取防護的思路開展方案編制工作的過程中，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要求，在對方案進行充分研究分析并從不同的角度綜合考慮多種因素時，很多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防護（圍堰）方案技術是可行，但綜合考慮仍存在潛在的較大風險，如南水北調工程蓄水后防護體內內澇、潮濕環境的影Ⅱ向，尤其是防護工程如遇極端天氣和事件，無法保證遇真宮萬無一失，且后期維護經費無法估算等。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國家文物局對此高度重視，經充分溝通協商，為確保實施南水北調工程的同時，對遇真宮的保護做到萬無一失，雙方同意對按工程防護（圍堰）思路編制的方案進行了全面的風險評估。
2007年7月，河南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長江水利委員會、清華大學等單位分別接受委托，就遇真宮防護方案運行管理風險、超標準洪水淹沒及汛期排澇風險、物理環境變化影響風險等方面對防護（圍堰）方案分別開展論證評估。
2009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了“武當山遇真宮防護方案風險評估論證會”。會上專家綜合分析認為，水庫蓄水后遇真宮處于周邊高內部低的“盆”狀地形底部，常年處于雨水和山體坡面流水匯聚的低洼地內，必須常年采用水泵向堰外排水，初步估算僅此一項每年就將產生100多萬元（每年隨著物價指數遞增）的費用；圍堰后形成潮濕的小環境，將對古建筑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更為致命的是如遇百年以上一遇的洪水或特大暴雨，圍堰設防或暴雨產生的內澇將使遇真宮面臨滅頂之災，無法做到萬無一失。同時考慮到建成后項目運行管理的難度和費用，建議該方案不宜采納。會后，南水北調工程規劃匯總編制單位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根據有關方面專家和文物部門的綜合論證意見，就遇真官防護工程技術及管理運行風險進行了綜合分析研究，提出“建議放棄防護，重點研究采用墊高或頂升保護方案”。2009年12月，湖北省文物局將論證會專家組意見、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意見和武當山特區管委會提出的抬高復原保護遇真宮的請求一并上報國家文物局。
2010年2月，“武當山遇真宮文物保護方案論證會”在北京召開。經充分論證，國家文物局下發《關于遇真宮保護工程的意見》，同意采取原地墊高方案保護遇真宮，并要求湖北省文物局組織有關資質單位制訂切實可靠的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設計方案。湖北省文物局于同年3月7日在北京召開“武當山遇真宮原地墊高施工設計專家咨詢會”，廣泛聽取古建、考古、水利、頂升工程等方面專家關于原地墊高保護施工設計方案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和完善原地墊高保護方案設計，制定科學、規范的施工藍圖。
原地墊高保護遇真宮的保護方案，保護內容包括基礎墊高、局部頂升（山門及東西宮門明代磚石建筑）、修繕、環境工程、保護與展示設施設計等。墊高保護中的局部頂升，雖然頂升體積和重量巨大，但有大量成功的先例，從邏輯上推論其技術難度在可操作范圍。相對防護（圍堰）及搬遷方案而言，頂升方案雖然投資較大，但對文物價值的改變和影響較小，特別是對體現東方、尤其是中國傳統建筑靈魂之所在的武當山古建筑群總體規劃理念、布局和風水格局沒有改變，對最難以原狀保護與傳承的磚木結構的三個門實施頂升，體現了對文物建筑的最小干預、原真性保護的原則。頂升方案，技術完善且容易操作，工程后期維護簡單，不會產生過多的日常維護的經費負擔和運行管理風險。
2010年10月，在對遇真宮原地墊高工程范圍內地質進行了勘察，查明了地質、水文地質條件和不良地質作用、地質災害，以及墊高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分布位置、儲量、質量、開采和運輸條件的基礎上，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和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接受委托開展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設計。
2011年4月，經過專題論證，最終墊高保護方案上報國家文物局。同年6月，國家文物局下發《關于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設計方案的批復》，正式確定遇真宮現存地面建筑、東西官遺址、宮墻將整體拆除，待墊高工程竣工后原樣復原，其中山門和東西宮門實施整體頂升。7月，國務院南水北調辦下發《關于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武當山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初步設計概算的批復》，核定遇真宮保護工程概算投資18524.11萬元。
四、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的實施
為確保高質量做好遇真宮原地墊高保護工程，湖北省文化廳、湖北省移民局、十堰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遇真宮保護工程領導小組，工程責任主體單位武當山特區管委會專門成立了工作專班，以打造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為目標，保護遇真宮的真實性為最高標準，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計劃，啟動了各項具體工作。
（一）文物資料信息全面留取
為使遇真宮的真實性得到充分保護，高水平保留遇真官原始詳實數據，將墊高工程對文物的影響降低至最低程度，繼2006年對西宮考古發掘的基礎上，2010年4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局組織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遇真宮東宮、中宮及宮外附屬遺跡進行了考古發掘，全面掌握了遇真宮的整體布局和結構；2010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委托科洛博（上海）數字科技顧問有限公司對遇真官進行三維掃描和建模，采用數字激光掃描儀對遇真官正門、中宮、東宮、西宮及宮墻等現有建筑進行精密掃描，同時采用全息相機拍攝遇真宮全景及各部分照片，形成3D建模并繪制了2D圖紙，為恢復重建提供詳細的點位依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結合考古工作也采用數字激光三維掃描技術對遇真宮考古清理后展現出來的建筑遺址、遺跡進行了精密掃描測繪記錄，這些工作為遇真宮及其建筑遺址的真實性保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前期準備工作
1.高標準確定保護工程實施單位。2011年9月，經公開招標，確定文物解體及復原工程由國家文物保護工程一級施工資質單位北京市園林古建工程公司承擔，山門及東西宮門頂升工程由國家文物保護工程一級施工資質單位河北省建筑科學研究院承擔，墊高工程由土石方墊高和建筑施工雙一級資質單位湖北新七集團有限公司承擔。
2.完成了文物庫房及項目部建設。為保證解體文物建筑構件安全合理堆放，經過平整、碾壓和排水渠道建設，開辟了一塊70畝的場地，作為臨時文物庫房和磚石構件的分類堆放場地，并在此場地內修建了工程項目部的生活和辦公用房以及兩棟臨時文物庫房，庫房總面積2304平方米，用以存放解體的木質構件和磚石雕刻構件。
（三）有序推進保護工程的實施
1.精密實施文物解體
文物解體工程是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實施的第一個重要步驟，2011年10月10日動工，2012年2月30日完工。在遺址保護方面采用建筑學和考古學結合的方法，按建筑學方法測繪記錄，確定空間尺度關系，再結合考古學方法對遺址進行分塊劃分，用定位坐標確定各塊范圍及周邊關系，再測繪拍照記錄，確保復原遺址的過程中在坐標系中進行分塊放樣并精確復原。整個過程按照復核一測繪一編號一拍照一清理一拆除一運輸一存放的工作順序，安全順利地完成了東西宮遺址、宮墻、中宮所有建筑、院落、甬道、崇臺、地墁金磚等各類磚石木構件的解體工程，并按編號順序運往料場，分類堆放入庫。為確保各類構件安全以及復原施工時的原位恢復，工程實施過程中，采用了每個單體構件測繪編號、構件寫號、掛牌編號、原件拍照的方法，詳細記錄了文物信息，建立數字化資料庫，所有信息錄入計算機便于管理查詢。同時，積極籌備文物復原工程，為最大限度地利用已解體的文物構件，對拆除的各類磚、石、木構件進行了排查，對現有木構件進行了挖補、粘接加固，對保存基本完好的木構件進行防白蟻處理，對殘損的磚、石構件進行了粘接。同時對需要補配的材料及構件，按照質量要求進行前期準備。
2.科學推進頂升工程
頂升工程是對山門和東、西宮門實施的原位整體頂升，采用密布孔樁、箱梁貫穿、澆筑預應力混凝土，形成基礎托盤，設置鋼筋混凝土防傾柱的方式實施，頂升高度為15米。2011年12月進場前期準備，首先對選擇的山門和東西宮門進行全面測繪記錄，對文物本體進行加固，確保施工過程中建筑本體的絕對穩定性。
三座門均為磚石結構，其山門底層面積分別為520平方米，宮門底層面積為154平方米，三門的基礎部分用大城磚鋪作，基礎上部均采用整體大型青條石砌筑，地面上部為青石須彌座，座上采用明代官式雕刻手法，即陽雕卷草紋飾。墻體上部略有收分，屋面椽、望等按照天圓、地方的明代官式做法，三門屋面與屋脊設計出流動性效果，看上去十分優美，具有較好的韻律，使人賞心悅目，它們是武當山明代建筑的代表之作。在頂升前，為確保文物的絕對安全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護措施，如在建筑本體外部采用型鋼加固三道，型鋼與文物本體接觸部位采用橡膠皮墊固定，使文物在加固過程中不遭受到破壞。建筑頂部屋面部分用尼龍網包裹，預防頂升過高，使原來環境改變，或受風力影響，防止屋面松動造成瓦面脫落等。
遇真宮山門重量近5000噸，東西宮門重量為1400余噸。整個門分別用122個液壓千斤頂互換頂升，其中48個供臨時互換使用，50個永久安裝在門下。每個千斤頂可頂重為200噸，頂下分別用直徑25厘米、50厘米和75厘米的三種鋼墩垂直上升；遇真宮三座門頂升工作自2011年12月開工，歷時14個月完成。分別采用了地勘、井點降水、設沖擊樁（73根，直徑80厘米，深1 8米）、頂進箱梁、掏梁、澆筑、預應力張拉、安全柱、防傾柱、連梁、地下土回填與密實度夯實等多道工序。為了保證三座門升起后保持水平，先用儀器進行糾偏，最終四周均定位在同一水平線上，以山門為基準點，均由監控儀器和全站儀操平。201 3年1月，遇真宮山門頂升到位，由于措施得力，頂升之后沒有出現任何變化，經全面復查墻體沒有裂紋，歪閃，瓦面沒有出現脫落和松動，意味著頂升成功。
3.高質量實施墊高工程
在施工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對頂升區域外的設計墊高區域首先完成清表、清淤、清渣工作，再按嚴格的土石方配比實施土石方鋪墊、逐層碾壓到設計高程；在頂升工作進行到一定高度后，對頂升區域開始特殊施工，即剪力墻內人工回填夯實，確保夯實強度符合設計要求。在墊高區域東西兩側設3個排水箱涵，護坡基礎用毛石砌筑，護坡表面采用特殊設計的植生塊鋪設。
五、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文物保護影響評估
遇真宮墊高保護工程實施的是基礎墊高加局部頂升的方案，就是通過把遇真宮及與其有關的周邊地區在原高程基礎上墊高15米，對三座獨立的磚木結構建筑（山門及東西宮門）原狀垂直頂升15米，其它現存的建筑及建筑基址按照文物保護的原則拆除后，在墊高的原址上，按原布局、原結構、原工藝、原材料完成復建和復原歸安，工程對文物的影響是在可控范圍內并盡可能降到最低。
（一）墊高保護工程對遇真官文物價值的影響
當年張三豐在遇真宮所在地修煉，明成祖為紀念他，在原址以“遇真”為名建造道觀，有其特殊的文化價值。同時，在武當山古建筑群整體規劃格局中，遇真宮位于古神道之上，是古人登臨武當山進入“治世玄岳”牌坊后，上山必經的第一宮，因此遇真宮所在位置是其文化價值的重要見證和載體。墊高保護工程實施后遇真宮在整個武當山建筑組群中的平面位置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沒有對其文化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遇真宮選址按照我國傳統的堪輿理論，周圍山形水系都是其文化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墊高保護工程雖然在立面層次，局部改變了建筑與周邊山形的相對關系，但從平面上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其建筑空間位置，復建后的遇真宮與武當山古建筑群的平面位置與文化景觀的互動關系沒有遭到破壞和產生不利影響，將保護工程建設對文物價值的影響降低至較小程度。
（二）墊高保護工程對遇真宮文物本體真實性、完整性的影響
工程實施過程中，雖然由于需要拆解，不可避免地對一些建筑構件造成損害，但遇真宮中宮現有建筑拆解嚴格按國家有關古建筑保護的規定，做好文物的實測與各種文物構件的記錄、編號、存放，并將按照文物修繕的原則進行復原修繕；對于東、西宮建筑遺址和宮外與其相關的建筑遺跡等，則按照三維定位、分區分類編號、單獨包裝、清理加固、原位復原的程序操作。因此，基本確保了文物的原形制、結構、工藝、材料，將工程實施對文物本體真實性影響降至最小。
特別是針對最能反映文物歷史風貌和藝術價值特色的山門和東、西宮三棟磚石結構建筑的保護，在現有最高技術水平條件下，克服自然地質等不利影響，采用整體頂升保護，在頂升前對本體進行加固，頂升過程中進行全程檢測，已經安全頂升到15米的設計高度，施工中沒有對本體造成影響，確保了文物本體的真實性。在墊高的設計中最大程度地考慮了遇真宮門前的視線關系，保持了120米的開闊區域，而且對遇真宮周邊與其相關的泰山廟、神路、遇仙橋等建筑同時進行了墊高保護，充分考慮和保持了遇真宮的完整性。
（三）墊高保護工程對遇真宮周邊環境的影響
墊高保護工程實施后，隨著丹江口水庫水位的抬升，遇真宮墊高并按原狀復建，復原后建筑群及其周邊墊高區域將會形成一個占地達8.5萬平方米面向水庫的自然臺地與遇真宮后的山地相連。為減緩保護工程建設對區域景觀的影響，臺地迎水坡將采用親環境植生塊護面，并采用互補的圖案形式進行植草，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優化遇真宮區域的景觀格局。
墊高工程兩個料場距離遇真宮較遠，且處于隱蔽處，周邊沒有文物。取土實行分片開挖方式，取土時先將表層土臨時堆放在料場附近，并采取相應的攔擋措施；取土完畢后及時平整土地，并將原表層土覆蓋在上面，撒播草籽固土綠化。因此，對武當山整體環境影響較小。
六、余論
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建設的過程中，對世界文化遺產武當山遇真宮的保護論證，以遇真宮真實性得到充分保護為原則，綜合考慮了多方面因素，非常審慎和認真，可謂一波三折。這項工程的充分論證與順利實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對文物保護理念、文物保護技術手段、文物保護管理、復雜文物保護工程協調組織實施能力的一次全面檢閱。目前這項工程的基礎墊高和三個山門的頂升工程已經完成階段性驗收，文物建筑的復建和考古遺址的復原已經啟動，預計2016年底完成，雖然全面評判該工程的效果和得失還為時尚早，但就工程方案的論證和有效實施而言，確有很多值得總結和反思之處。
一是在重大工程建設項目實施前，文物部門要積極主動地對接，提前開展對工程中可能涉及文物保護的重點項目開展預研究非常重要。南水北調工程項目立項后，在開展系統調查的基礎上，即對工程涉及武當山遇真宮的保護進行預研究，提出三種保護思路，做好引導和應對，引起工程規劃和涉及部門的關注，為保護方案的充分論證打足提前量。
二是方案的確定以文物的原真性保護為第一要務，以把對文物本體、環境風貌、歷史及文化價值的影響降到最低為原則。在此原則基礎上對可能實施的保護措施進行綜合、慎重比選論證。我們對遇真官進行圍堰、抬升、搬遷三種保護思路都進行一定深度的設計，在此基礎上進行多方面比選，對世界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遇真宮的保護，我們考慮的不僅僅是對遇真宮本體真實性的保護，而是要綜合考慮，對其采取的保護方式會對世界文化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帶來什么影響。在論證中我們首先放棄的是搬遷保護的方式，我國三峽水利工程涉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張飛廟的保護，就是采取搬遷的方式，在總體得到比較好的保護和再現的同時，也存在一些缺憾，就是搬遷后建筑選址等無法再現原山地格局及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系、后期存在滑坡風險等。遇真宮的保護級別更高，對其采取搬遷方式，且不說武當山下很難再找到一處有這么大面積的平地安置，僅從搬遷遇真宮將造成武當山建筑群總體布局被改變這一點就應該合棄，搬遷對“武當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統一規劃建造，其建筑體系從地形勘測、規劃設計到興建營造等，都有周密籌劃，具體建筑設計具有濃郁的建筑韻律，達到了建筑與自然的高度和諧”產生的將是顛覆性的破壞；而圍堰方案如僅從一般方面考慮，看似對遇真宮沒有任何的擾動，但從周邊景觀和微環境方面看，壯觀的擋水圍堰壩體破壞了遇真宮前面開敞平坦的山水空間，使其變成看不見山望不到水的“盆景”，整體上改變了遇真宮原有環境的真實性，更為嚴重的是水利部門和工程業主方面都提出限于圍堰工程無法保證遇真宮在圍堰建成、工程蓄水后受自然極端天氣等復雜因素影響，圍堰工程無法做到萬無一失，因此在充分分析各種潛在風險后，我們建議放棄防護思路，再次論證。
三是大膽設想、慎重論證、科學決策至關重要。遇真宮的保護經歷了一些波折，但在提出保護思路的過程中，各方可謂集思廣益大膽設想，三種保護思路中除搬遷方案只有一種外，圍堰方案還曾提出了大、中、小三種子方案，三個子方案之間進行多方面的比較，分析利弊，選擇弊端最小的進行深入設計。墊高方案中也提出對所有地面建筑進行大頂升的方案和墊高與局部頂升結合的方案，此外清華大學還針對考古遺址的保護展示提出了三個比選方案。其一是新建一個地下空間，中宮建筑地下空間作為闡釋遺址的博物館，東西宮將地處海拔160米的考古遺存不做任何擾動、原狀放置在地下，在地下空間體的頂部地面上復制遺址的臺基和矮墻體，原遺存和模擬展示共存，同時可避免真實的考古遺存免受風雨侵蝕。其二是在墊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遺存，同時在其上方分別搭建防護棚。其三是在墊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遺存并補配缺失磚石構件，露天展示。后經組織專家論證比較，認為方案一、方案二雖然可以保護考古遺存免受風雨侵蝕，但方案一的工程量及造價都非常大，且東宮、西宮與中宮的相對高度將永久改變，方案二的多個保護棚對整體景觀環境有不利影響，最終決定采用方案三安置展示考古遺存。
遇真宮的保護論證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雖然我們對遇真宮保護論證是審慎的，但由于過程相對較長加之地方經驗不足，這個論證過程和選擇確定的保護方式，沒有及時向世界遺產報備，引起了世界遺產的擔心和關注，將武當山納入反應性監測對象。此外，目前對東西宮考古遺址的保護展示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建地下空間展示應該是相對最好的，但限于一些原因不得不放棄，這或許是一個缺憾。我們不能不說對遇真宮的保護論證是相對最慎重的，論證中一些文化遺產保護原則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但也確實存在理想的保護方案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諸如施工周期、保護經費等方面的制約，這確實是一種無奈，但也是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117-02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首次確立了文化遺產這一概念。以后有關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律文件又擴展了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本文旨在通過對于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文件的分析,辨明文化遺產的內涵及其與相關概念之間的關系,這將有助于我們對于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理解和認識。
一、文化遺產概念的確立與發展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首次確立了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它將文化遺產定義為:“文物: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分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合體;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笨梢?《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所確立的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包括文物、建筑群、遺址等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
隨著國際社會對于文化遺產認識的加深,文化遺產的概念不斷發展。其中《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等國際法律文件大大地發展了文化遺產概念,擴大了文化遺產的內涵。
(一)《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與文化遺產概念的發展
《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補充性文件,它規定了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1975年,世界遺產委員會首次頒布了《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規定了收錄《世界遺產名目》中的世界文化遺產的六條標準;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又頒布了新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對于原來的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進行修改,制定了六條新的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在1975年操作指南的六條標準中,第1條強調藝術成就,第2條強調重大影響,第3條強調的是文明或傳統的見證,第4條注重的是建筑上的范例,第5條的中心是關于人類的居住文明,第六條是強調與具有普遍重要意義的事件、生活傳統、信仰、文學藝術作品有著直接或明顯的聯系。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條標準對于1975年的六條標準做了較大的修改,擴大了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條標準的主要變化如下:
1.1994年操作指南的標準中新增 “技術類”遺產。1975年標準沒有規定“技術類”遺產,1994年第4條標準中新增加了“技術類”遺產,規定文化遺產“可作為一種建筑或建筑群或技術或景觀的最具代表性的實例”。“技術類”遺產的增加,目的在于反映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20世紀科技革命的人類歷史,同時表明了文化遺產逐步脫離了“藝術性文化遺產”觀念,反映了人們對人類非藝術性創作活動的重視。可見,1975年標準沒有規定“技術類”遺產,忽視了對于對非藝術性人類活動成果的關注。1994年標準關于“技術類”遺產的規定,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擴大了文化遺產的范圍[1]。
2.1994年操作指南的標準中新增“現存文化”的保護要求。1975年的各條標準都指向某個過去的歷史階段和文明,體現出一種紀念性的文化遺產觀念。1994標準第3條中加入了“現存文化”二字,入選的文化遺產應“能對現存的或是已經消逝的某個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一種獨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 1994年標準中“現存文化”的加入明確地表明:文化遺產不僅包括紀念性文化殘留物,而且也包括活生生的文化物證。
綜上所述,文化遺產入選標準的變化,反映了文化遺產概念的不斷擴展。
(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與文化遺產概念的發展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通過之前的文化遺產指的是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包括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被稱之為狹義的文化遺產。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根據公約第2條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即無形文化載體,“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币话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圍包括:(1)口頭傳說和表述。(2)表演藝術。(3)社會風俗、禮儀、節慶。(4)傳統的手工藝技能和文化創造形式。(5)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可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確立,使得文化遺產的內涵大大擴展,標志著文化遺產概念的重大發展。
二、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關系
與文化遺產相似的概念是自然遺產。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第2條將自然遺產定義為:“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
從定義上看,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差異比較大。首先,自然遺產由自然界的長期演變形成,而文化遺產則是由于人類活動所形成的。其次,自然遺產包括自然面貌、自然區域、動物和植物生境區等自然地域,而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遺址等,只有遺址與地域相關。
其實,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聯系也是比較緊密的[2]。其一,從理論上講,自然和人文環境之間的界線往往是模糊的。如果不考慮文化因素,圣神的自然遺址、文化景觀就不能被理解,因為文化在過去形成了它們并在今天繼續形成它們。這促使國際知名的環境法學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將“環境”重新定義為某些事物,這些事物包括:人類生活、健康、社會幸福;動物群、植物群以及生態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景觀和文化遺產;自然資源。其二,從實踐上講,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及其保護往往是結合的。在歐洲,人們已經在許多風景區密集居住好幾百年了,這導致了很多風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密切關系已導致了整個歐洲自然風光與豐富的人文資源重疊區域的出現。在歐洲,保護自然其實經常與保護文化遺產交織在一起。實際上,許多國家已開始建立一種新的保護區,被稱為生物圈保護區。教科文組織創造了生物圈保護區這一概念作為保護陸地和海洋生物圈的一種方式。“生物圈保護區”這一術語是指盡可能使自然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相結合的一個甚至更多的被保護區域及其周圍區域。根據教科文組織的標準,“生物圈保護區”必須具有文化和生態意義。因此,在理論和實踐上,將人文與自然環境截然分開的傳統觀念已經為反映二者協調的、相互依賴的觀念所代替。
豐富的自然和文化遺產地區大量存在。在現有的文化遺產和環境保護文獻中,它們通常被稱為“風景”區或“文化景觀”區。美國哈佛學院將“文化景觀”定義為人們已創造、使用、改良或保護的區域,它包括歷史園林、城市公園、保護區、或鄰近農場和森林。文化景觀這一概念體現了人們努力保護它們創造或影響的地理區域。文化景觀這一概念對于理解人類怎樣形成周圍的環境以及人類改良的環境進而怎樣影響人類文化、感情、智力、精神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意義。
三、文化遺產與文化財產的關系
與文化遺產相似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文化財產。從有關文化財產保護的國際法律文件看,文化財產通常是指藝術品。1954年《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正式確立了文化財產這一概念,1970年《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進一步明確了文化財產這一概念,加強了對于文化財產的保護。
文化財產與文化遺產既相聯系又相區別。這兩個概念的聯系表現為:其一,二者的含義相似?；竞x都是指具有重要歷史、文學、藝術或科學價值的財產。其二,文化遺產由文化財產發展而來。其三,文化財產屬于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1954年《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將文化財產定義為“對于文化遺產具有重要價值的可移動或不可移動的財產”。可見,文化財產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文化財產與文化遺產這兩概念的區別表現為:其一,二者是否體現社會共享性不同。文化財產這一概念沒有體現社會共享性。而文化遺產這一概念體現了文化遺產的社會共享性。其二,二者的屬性不同。文化財產具有財產權屬性,而文化遺產這則具有文化權、財產權、知識產權等多種屬性。其三,二者的范圍不同。文化遺產不僅包括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還包括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文化財產僅僅是指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3]。
總之,把握文化遺產的內涵和特性,對于理解和認識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發展和特性具有重要意義。文化遺產的鮮明特性,表現了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必要性;文化遺產概念內涵的擴展,表明了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范圍不斷擴大,力度不斷加強。
參考文獻:
【設計理念】
本課教學應該以體驗領悟、分析為主，重在培養學生的探究興趣，體驗人地關系的和諧與發展，順應學生心理發展趨勢，深入淺出地突破學生學習的畏難心理，了解地理知識的現實和應用價值，在思想上獲得文化遺產是我們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產生無限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創造力。為其合作學習、多元化學習、終生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教學目標】
1.知識與技能
（1）舉例說明聚落與環境的關系。
（2）懂得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意義。
2.過程與方法
（1）通過分析聚落形成與發展的有利條件，理解聚落是環境的產物，必須適應環境才能更好地發展。
（2）通過理解體會傳統聚落的內涵與價值，懂得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意義。
3.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1）感受聚落與環境的相互適應，進一步理解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的關系。
（2）體會人類文明的發達程度和思想實踐上的智慧高度，培養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
（3）培養學生的求知欲；培養學生樂于分析問題，透過現象看本質，樂于合作與交流。
【教學重點】
聚落對環境的適應表現，保護傳統聚落的意義。
【教學難點】
聚落對環境的適應表現。
【教學方法】
整個教學過程運用教師引導啟發；學生積極思考，合作探究的教學模式。問題引導法、交流合作法、自主學習法。
【教學過程】
一、推陳出新，創設情境
展示課件中不同聚落的圖片，啟發學生分析:分出鄉村還是城市，人們從事什么樣的勞動生產活動，師生互動得出聚落的本質差異在于勞動生產方式。
轉承:勞動生產方式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適應環境，謀求生存與發展的手段，所以必須立足于環境。因而，聚落與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課件演示）
二、水到渠成，新知分布
1.聚落與環境
師：探究事物間的關系必須弄清兩個方面:（1）弄清兩者之間的作用與影響。（2）理解相互適應表現。
師生共同分析歸納教材中影響聚落分布的自然和人文因素。
設計意圖：學生可以根據書上的圖，還可以聯系生活，活躍了思維并勇于探索發現和推斷，使他們在參與中感受成功的喜悅，從而更加自信，能更好地投入到學習當中去。
師：聚落是環境的產物。（學生認同后繼續）是人類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產物。不僅具有鮮明的環境特征，還深刻地體現了人類對環境的適應智慧和改造水平。
展示課件中東南亞熱帶雨林區的民居，西亞熱帶沙漠區的民居，學生討論。
轉承：民居建筑適應于環境，更適用于生活，它體現了環境更體現了人類的智慧。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聚落也在不斷的發展變化?？梢哉f：傳統聚落記錄人類智慧的發展進程，它是濃縮了的歷史，而現代民居則體現了當今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并在飛速發展中。
2.聚落的發展與保護
師：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回望歷史，農耕文明的發展，生態退化出現了；如輝煌的巴比倫古國就是在發展農耕中，生態惡化后過早隕落的；工業文明的發展，環境污染隨之而來。所以我們在發展與變革中，一定要順應自然規律，權衡利弊，以保證進一步的發展。聚落的發展我們應如何面對呢？（課件演示）
學生快速閱讀教材總結聚落發展表現及出現的變化。
設計意圖：設置問題學生回答，教師給予肯定，引發學生對消失中的傳統聚落的關注，先抑后揚，牽引著學生的心。
生：總結傳統聚落的價值。
師：全世界人民都已意識到這一點，并已經把在鄉村和城市建設中，如何保護聚落中有價值的紀念地、建筑群和遺址，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作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了。
生：根據生活所見回答。
師：總結歸納：（1）立法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2）圈建保護。（3）異地遷建保護。
轉承：有些極其珍貴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遺產已經不再是某國某地為保護自身特色和歷史的珍寶，而成了全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寶了，那就要把它們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加以保護了。
生：根據課件中圖片回答，了解37處世界文化遺產及其中有6處屬于傳統聚落類的文化遺產。
三、開闊視野，遷移拓展
師：放眼世界，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傳統聚落還有很多，這里是？（課件演示）
生：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師：真棒哦！我們了解一下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那么這里？（課件演示）
生：中國的威尼斯――蘇州。
師：我們來談談你們對蘇州的印象。
生：水鄉，園林，人間天堂，蘇州工業園區。
師：蘇州是我們中國首批的歷史文化名城，小橋流水、民居老街、大小園林，真可謂是移步易景啊！
四、曬曬收成，展我風采
師：展示課件中關于蘇州的組圖。
生：根據課件所展示的圖片分組討論。
設計意圖：通過對蘇州園林的建筑風格與環境的適應，和對蘇州發展的建議，讓學生把本節所得的思想加以應用，實現內化。
五、歸納總結，收獲累累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鄭孝燮曾說：“我國世界遺產事業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認識問題。把中國世界遺產保護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從現在開始就下大力氣加強對青少年進行世界遺產保護教育，也是一個認識問題?！敝?007年底，開平市總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約占全市人口的9%〔1〕。通過實地走訪和問卷調查，結合相關研究成果，以開平青少年為案例，論文擬就當代青少年認識世界文化遺產的狀況進行多維度解析。
一、開平青少年的認識及思想狀況
當地青少年對碉樓的認識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一是從電視新聞媒體中獲知，如開平臺定期播放的開平碉樓節目、報紙和新聞節目等；二是從學校派發的有關碉樓的書籍中了解(其中有進行碉樓知識考試的學生對碉樓基本知識認識較深)；三是從碉樓申遺時的各種宣傳標志中認知；四是從祖輩的口述中得知(此種情況較少)。
多數青少年對碉樓認識較偏重于感觀形態方面，對多數碉樓的名字沒有特別留意，一般是認為碉樓較舊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結合的產物，并設有槍口，具有軍事防御的作用。身在開平、長在開平的他們對這些碉樓熟視無睹，因此對于碉樓的認識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層次，而對碉樓的來源、歷史、意義以及碉樓文化中所包含的嶺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沒有深入的認識。
對碉樓了解較深的青少年或認為碉樓具有欣賞價值，很美，像城堡；或認為碉樓很堅固、結實、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強，體現了華僑對家鄉的愛和建筑師的睿智?？偟膩碚f，感性認識的成分較多，而文化藝術、賞識認知和結構特色等層面則相對缺乏?！伴_平碉樓與村落”作為精神文化符號層面上的認識還有待廣泛宣傳。
多數青少年認為碉樓可以代表開平文化，心中對碉樓存有感情，但缺乏進一步了解碉樓的興趣。由于目前當地經濟發展有限，本地人們收入偏低，多數留守家鄉的青年忙于家務活或學習，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青少年偏重于娛樂方面的愛好，認為歷史文化較枯燥，因此對碉樓文化興趣不大。
二、影響青少年認識碉樓的因素
（一）社會環境
從對外聯系來看，水陸交通方便，開陽高速公路與325國道橫貫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華客輪往返香港〔2〕，但市內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區之間的來往存在較大問題，景點班車的設置沒能把分散的碉樓群與游客的時間安排統一起來，大部分的景點缺乏關于碉樓的全面細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規的出租車服務，給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帶來不便。
交通不便跟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有關。由于碉樓大多位于開平的鄉鎮，而這些地區難以有經濟實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統。
申遺時，電視廣播、報紙媒體對大眾獲取碉樓知識發揮著重要的宣傳作用；然而，申遺過后，這種作用便大打折扣?，F有的相關電視節目缺乏趣味性，內容重復，對碉樓的介紹方式單一，難以引起青少年的興趣。而更注重時事的報紙媒體較少刊載關于碉樓或其他世界文化遺產的信息。通過網絡資源了解碉樓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樓網一般只有簡單的介紹和相關的旅游信息?？梢哉f，各種媒體對于碉樓與村落的宣傳和教育明顯不足，更談不上對青少年世界文化遺產的意識的培養和文物保護知識的普及。
除了這些，由于民間沒有自發性地舉行以碉樓與村落為主題的團體活動，使得碉樓文化對當地風俗的影響漸趨減弱。而青少年本身對碉樓的認識較少，所以在他們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這一方面的話題。另外，公共圖書館發展水平有限，相關館藏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傳作用。
（二）政府政策
當地政府先后頒布了保護碉樓的相關規章，如《開平市碉樓與村落保護管理規定》和《開平碉樓與村落世界文化遺產地保護管理暫行辦法》。碉樓與旅游業的結合是當地政府的重點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過這一傳統文化優勢，使碉樓成為著名的旅游景點，進而創造一個適宜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開發與遺產保護二者的協調上所做的工作比較欠缺。在保護和開發方面，關鍵在于政府決策者的工作重點和開發的度之間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門和保護部門單獨做規劃都不利于地方遺產保護的發展，必須由政府控制開發。搞保護的人要懂經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遺產保護，世界遺產宣傳教育的廣泛性是通過旅游的發展而實現的。
就官方宣傳方面來說，對碉樓的宣傳與教育基本上出現在申遺時期，當時的社會氣氛極為濃厚，但申遺成功后卻變淡甚至沒有。雖然每隔一段時間，市區里都有關于碉樓的文化展覽會，但是影響力不大，沒能深入其它鄉鎮。宣傳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為市政府在宣傳時只注重市區而忽視了其它較偏遠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鎮政府過于依賴上級市政府的指示，沒能在宣傳工作上有足夠的主動性。
（三）學校教育
當地各所學校多曾組織過碉樓參觀游覽等活動。學生亦以畫畫、寫作、手抄報或黑板報等形式加深對碉樓的認識。然而在學校教育這一塊，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沒有鄉土教學系統，缺乏明確的教學指標、計劃等。目前中國教育還是以追求升學率為主，在應試教育上下的功夫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會出現學校只在班會課講授碉樓知識，而高中甚至連課堂講授也沒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師占有一半之多。這些老師對碉樓沒有天然的感情基礎，較少重視碉樓知識的講授。同時，由于客觀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師對碉樓基本知識的理解容易產生偏差；第三，碉樓專業研究人員不多，教材的編寫人員缺乏，嚴重影響教材的內容質量；第四，碉樓教材、宣傳手冊種類缺乏，在開平僅有兩本碉樓的鄉土教材，而其它宣傳手冊多為旅游所用，為旅游而編寫的手冊并不能給予當地青少年進一步了解碉樓較大的幫助。
（四）家庭教育
父輩的生活已離土匪猖獗的時代久遠，加上文化水平不高，與祖輩相比，他們對碉樓的認識很少，因此，當代開平青少年很難從家庭教育中得到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實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輩對碉樓的感情已不如祖輩，代際承傳問題令人擔憂；另一方面，代溝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經常與父輩聊天，父輩忙于工作，也沒有跟孩子們過多講碉樓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發揮作用，還取決于另外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沒有碉樓；第二，有沒有親戚是在碉樓里面居住過或從事相關工作。雖然開平有一句話：無碉樓不成村，但是隨著人口的遷移，很多新村都沒有碉樓。因此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當缺乏的。
（五）華僑影響
作為僑鄉的開平，旅居海外和港、澳、臺的開平籍同胞有75萬人〔3〕，華僑對當地的影響舉足輕重。當華僑回鄉時，他們對碉樓的深情自然能感染當地的青少年。然而，當時建造碉樓的一輩華僑多已歸西，新一代的華裔對碉樓的感情也沒有祖父輩深厚。再加上現在的華裔也很少回鄉，華僑的影響力漸漸減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時代的不斷發展，新事物大量涌現，加之受國外文化的影響，網絡游戲、英超、NBA、卡通動漫……充斥著青少年的世界，絕大部分青少年對于古老的建筑并沒有多大興趣。如何培養青少年對碉樓的興趣是社會的共同責任。此外，文化程度對青少年理解碉樓的價值也有著重要影響。當地雖不發達但安逸的生活條件導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現狀的性情，讀書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學歷普遍在大專以下。
三、加強青少年遺產認知與保護意識的建議
“遺產保護是第一性的，有了遺產才有遺產地的旅游，而遺產地保護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對象與產品，只有在不妨礙遺產保護的前提下，才可以發展旅游?！薄?〕因此，開平要積極推動公眾教育事業，形成“明瞭的共識，積極的參與，真誠的歸屬感”，達到一種官民互動、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環。
要大力普及、加強青少年、市民對開平歷史，尤其是“開平碉樓與村落”的認識，可以嘗試與廣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區域合作文化交流平臺；制定具有鄉土特色的教育方針并有效長期實施貫徹，形成一個具有開平特色的鄉土教育體系；社會宣傳教育應該采取多元化、有針對性、有計劃性的措施，包括電視媒體、廣播媒體、街道宣傳欄及互聯網等硬件設施、旅游專線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遺產保護意識和相關知識。要加大學校教育，制定開平鄉土教材與開放性課題相結合的方式。在推廣方面，有計劃、富針對性地出版開平文物書籍，并邀請專家、學者舉辦業界與學界研討會，就特定項目撰寫兼具知識性和專業性的專題書籍；孕育“開平文化大使培訓計劃”，培養具有專業文物導游知識與技能的青年學生，以此普及開平文物常識，加強社會民眾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和參與意識。
開展圖書館流動車計劃，宣傳普及“開平碉樓與村落”的相關書籍。圖書館流動車分為大眾型和學校型兩類形式。圖書館流動車以村落為單位，可以節約財政負擔，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對于學校型方面，流動車可以走進校園，讓學生借閱圖書，流動周期可設置為兩周。這樣可以讓學生有新鮮感而且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的緊迫感。
當然，還要充分利用僑鄉優勢，與民間團體、高等院校和個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區合作交流平臺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與珠三角的藝文合作。除了進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還可以進一步發展圖書館方面的合作，希望達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提升專業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復技術。
四、結語
以青少年為主的廣大市民推廣歷史文化遺產的做法的好處在于運用了一種雙向、互動的模式使傳統意義上文物保護工作者的范疇由政府官員、專業人員擴大到普通公眾，并且由于將對象定位于社會上最具有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廣大青少年，從而保證了“世界遺產教育”成為世界遺產事業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和重要動力。一方面，從教育趨勢來看，青少年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觀念，也將成為未來社會的主人，盡早接受正確的文物保護意識將有助于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廣泛，文物保護知識的宣傳與教育經過他們的傳播，會很容易產生類似“觸媒效應”的由點到面的積極影響?？傊?，機制、法律、科技、資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遺產事業可持續發展的條件，而對于青少年的教育則是貫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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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時期,承德成為陪都。隨著城市的發展、經濟的繁榮,清廷開始于此大興文教,使“蠻荒之地”成為文化之都。具有特色的滿族音樂就是隨著避暑山莊成為清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在承德繁衍生根的。
在承德民間流傳的滿族音樂藝術大致有以下幾類:滿洲罕都勒春(熱河二人轉)、滿族烏春音樂(民歌:山歌、勞動號子、小唱)、朱赤溫音樂(古老的滿洲戲曲音樂)、嗶喇力烏春(民間器樂曲:滿吹音樂、清音會音樂、佛事音樂)、民族宮樂(宮廷樂)。而薩滿音樂相對于其他滿族音樂更多地保留了滿族文化的特色,它集歌舞樂為一體,成為滿族音樂靈魂的代表。
滿族的樂器也頗為豐富,其特有的樂器多用于跳神的薩滿音樂,如單鼓、抬鼓、朗、響鈴、腰鈴、扎板、響刀等打擊樂器。而宮廷樂器的種類就更加復雜了,如:打擊樂器包括建鼓、編鐘、特磬、杖鼓、云鑼、拍板、龍鼓、銅鈸、達卜、接足、巴打拉等皮膜類、金屬類、竹木玉石類共37種樂器;吹奏樂器包括塤、笙、管、簫、大銅角、笛、巴拉滿等邊棱類、簧管類、簧舌類、號嘴類共20種樂器;吹彈樂器包括琴、三弦、箏、巴爾扎克、得約總、口琴等板面類、皮面類、金屬類共26種樂器。
二、承德滿族音樂傳承經驗及做法
承德,舊稱“熱河”,是首批24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國十大風景名勝、旅游勝地四十佳、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94年,承德的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國家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從而使承德步入了世界文化名城的行列。
近年來,國家十分重視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因為其關系我國民族文化的傳承,承德在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基礎與經驗上,在傳承滿族音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獲得了市政府文件、政策性的支持
在從事滿族音樂的收集整理工作的音樂工作者們的積極努力下,2010年,承德市政府出臺了《加快休閑旅游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對承德地區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全新定位,指出利用“清宮廷文化、佛教文化、生態文化”等優勢,促進文化、旅游、城市一體化發展。
2012年5月,承德市委宣傳部針對政協承德市委員會第十二屆五次會議提出的“關于切實加大宮廷音樂保護傳承力度、進一步扶植承德清音會發展的建議”這一提案進行了答復,綱要如下:將保護和傳承避暑山莊宮廷音樂列入我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重視并支持承德清音會申請通過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審批;盡快在避暑山莊內設立展示宮廷音樂文化的固定場所,在市區內提供一處日常排練場地;設專項資金扶植承德清音會宮廷音樂進行挖掘整理;對清音會繼續加大宣傳力度。
政府的支持是完成滿族音樂文化發掘與傳承的重要保證,這使從事這一工作的音樂工作者們更加堅定信心、對承德滿族音樂的傳承與發展充滿了希望。
(二)立足于對滿族音樂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承德的學者及音樂工作者們長期以來積極投入到滿族音樂研究中,其中對承德清音會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學者與音樂工作者們通過大量研讀史料,到民間訪談、搜集資料,分析與論證等研究方法,完成了許多論著,如錢樹信先生的《避暑山莊宮廷音樂概說》、《避暑山莊宮廷音樂》、王玫罡先生的《關于承德避暑山莊清音會的由來》、程紅菲的《清代宮廷遺音―尋訪承德清音會、白曉穎先生的《避暑山莊文化中的承德清音會》、勤先生的《承德清音會傳承史探析》、》等。這些著作和論文對于承德清音會與避暑山莊宮廷音樂的關系進行了探究,向世人呈現了滿族宮廷音樂的歷史、傳承與發展。
(三)努力發掘并傳承、創新滿族音樂
眾多的學者與音樂工作者們在發掘與傳承滿族音樂文化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德清音會作為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清初形成已有300多年歷史,呈現著漢族宮廷音樂與滿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音樂的復合型態,充分體現了清朝統治者“大統一”的政治理念,是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重要遺存,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促進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有著重要的意義。為了使其得到傳承與發展,2001年原清音會的老琴師及高校的離退休老教授等30余人重新成立了清音會,他們潛心挖掘整理了民族文化音樂遺產,整理出包括皇家佛教、道教寺廟音樂在內的清音樂幾十首,并多次參加國內外重大活動展演、文化交流,為宣揚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承德滿族音樂文化傳承及創新對策
毋庸諱言,承德滿族音樂傳承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民族文化融合導致滿族音樂繼承性降低;文化融合導致滿族音樂繼承人銳減;挖掘、整理及傳承面臨諸多困難。
因此,依據國家關于非物質遺產文化保護工作“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十六字方針,做好承德滿族音樂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還要進一步創新。
(一)合理選配專業人員挖掘整理滿族音樂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15
1引言
文化遺產作為我國歷史遺留下來的瑰寶，是一種無法替代和衡量的財富。本文從旅游體驗視角出發，參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原真性原則（authenticity），對文化遺產問題進行研究?！霸嫘浴备拍钍冀K是現代遺產保護的靈魂，追根溯源，它因20世紀50年代“文化和遺產旅游”的興起而進入旅游領域，雖然文化遺產領域與旅游領域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一場有關原真性的爭論，但正是文化遺產領域堅持批判的態度，促使原真性這一概念在旅游領域中生根發芽，旅游領域的學者用他們的哲學觀豐富并完善著原真性概念。二者針對原真性的爭論和批判會促進遺產旅游文化內涵和體驗的提升。
本研究的難點主要是對原真性概念的界定及其在文化遺產旅游開發中的作用。文化遺產保護在原真性概念與旅游研究領域的認識上存在著矛盾。自20世紀50年代起，旅游業作為一個新興產業，開始向世界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文化遺產已成為旅游開發中的重要資源基礎之一。從保護世界遺產的角度來看，“原真性”的提出是對“非原真性”開發理論的批判，也是對遺產及其相關文化的保護。近年來，我國旅游的宣傳口號漸漸向原真性靠攏，那也就意味著我國的旅游業的發展正在逐步重視“原真性”的問題，表明了“原真性”在我國遺產保護與開發實踐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為了文化遺產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對文化遺產原真性保護及其旅游開發的研究是必然趨勢。
2理論研究綜述
2.1原真性相關研究
保持遺產的原真性是《保護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公約》的核心原則之一。原真性原則既是衡量遺產價值的標尺，也是保護遺產必須遵循的關鍵性依據。事實上，無論文化遺產還是自然遺產，在評定、認知、保護與評價等問題上，常常需要涉及原真性?！霸嫘浴保╝uthenticity）一詞進入我國時，最先將其翻譯為“真實性”，并且“真實性”這一概念在國內使用多年，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于“真實性”這一解釋提出質疑：我國對于遺產旅游的原真性和開發的討論并未完全達到原本的意義。因為真實性分為“真”與“實”兩個方面，從遺產問題來看原真性表達的“原”與“真”更加貼近遺產問題的優化理念以及“原始的”和“最初的”涵義，因此在文化遺產研究領域，“原真性”這一概念便應運而生。
2.2旅游體驗相關研究
國內對旅游體驗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謝彥君認為，旅游體驗是處于旅游者內心的身心暢受，這種感官反應是借助于觀賞、交流、體驗和消費等方式實現的不可逆過程；周永廣則以旅游的符號化過程為例，認為對該過程的理解不同將直接影響旅游者與目的地居民、其他旅游者和旅游從業者的交流，從而導致旅游體驗的不同；陳興從人類學角度切入，他認為旅游體驗是一個“虛擬真實”的概念，旅游體驗的本質在于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通過各種物質層面的感官接觸來達到精神層面的審美愉悅與文化認知。
國內外學者對旅游體驗的界定和認識存在一定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兩層次論學者們認為，旅游體驗由支撐性的體驗維度和高峰性（或關鍵性）的體驗維度構成；而馬斯洛層次論學者們認為，旅游體驗自下而上分為感官體驗、身體體驗、情感體驗、精神體驗和心靈體驗?？偟膩碚f，這些差異不影響旅游體驗是旅游者旅游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感受或結果這一共識。
3研究設計與調查方法
3.1調查問卷設計
根據原真性的信息內容及部分前人研究成果進行討論，篩選出多個原真性影響指標，將本次調查問卷設計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人口統計學問項。第二部分主體問項包括遺產開發的可持續性、遺產地景觀和環境的和諧性、遺跡修復程度等原真性評價方面；多語種導游講解的專業性、游客咨詢中心便利度、標準化公共廁所等旅游體驗評價方面；游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評價方面。共包含22個具體指標。調查問卷使用了李克特（Likert）5點量表（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N=不清楚），使得結果更具可量化、更容易分析。在初稿形成的情況下進行了預調查，討論后對問卷的部分內容和措辭等進行了調整，最終形成了問卷定稿。
3.2調查方法設計
本次研究對殷墟遺址和王陵遺址內的游客進行抽樣調查。經過前期的預調查后，討論并修改了問卷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正式調查時間從2016年10月21日至22日。在發放問卷的過程中，與游客進行不同程度的交流，以深入了解游客對世界遺產殷墟保護與開發問題的真實想法。
3.3數據搜集與分析方法
本次調查先后在殷墟博物館及王陵遺址遺產區、外延緩沖帶區、居民區及部分商業區展開，期間共發放421份問卷，其中21份為無效卷，剔除后共收回400份有效問卷，有效率95.01%；其中男性202人（50.5%），女性198人（49.5%）。調查顯示（見表1），游客以青少年為主，15-24歲的游客共238人（59.5%），25-34歲的游客共88人（22.0%），其他年齡段的游客相對較少?？驮词袌鲋饕猿碴栆酝獾氖绕渌貐^居多，其游客數量共48人，占總體的12.0%，但國內其他省市游客也達到154人，占總體的38.5%，呈現以省內游客櫓鰨省外游客為輔的特征。
4調研結果分析
本次調研的數據分析結果如下：
4.1描述性分析
4.1.1游客滿意度、重游意愿問項描述性分析
由表2得知，“本次游覽的滿意度”問項的評價均值為3.66，表明游客對殷墟游覽過程的滿意程度水平較高。重游意愿得分3.32，表示游客重游殷墟的意愿較好。
4.1.2原真性因素、旅游體驗因素問項描述性分析
原真性因素問項中評價均值最高的是“遺產與文化的關聯性”（3.92），而評價較低的問項是“周邊商業化程度”（3.24），表現出殷墟遺址雖然與殷商文化的關聯性較高，但周邊商業化程度不盡人意，從實地調研中與游客溝通交流的情況來看，不少游客認為周邊商業化水平和質量不高。
旅游體驗因素問項中評價均值最高的是“多語種導游講解的專業性”（3.83），而得分較低的問項是“交通通達度”（3.16），這說明在殷墟游覽的過程中，多語種的導游講解員的設置是非常符合游客市場需求的，從實地調研情況來看，雖然中、韓、日、德、法、俄等多語種講解服務的存在使得殷墟的服務水平和旅游形象在游客中有較高的評價，但交通通達度仍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4.2因子分析
本研究的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16。一般而言，當α≥0.700時，認為其內部一致性較好，為高信度。故本次調查問卷內部一致性良好，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經剔除1個因子載荷不符標準的問項后，剩余15個問項參與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前，對問卷進行效度檢驗，其中KMO=0.802，Bartlett=495.776，自由度達到36，Sig=0.000，說明樣本總體的顯著性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本研究為增加研究的顯著性，所挑選出來的每項因子的載荷值均大于0.4。最終，共有15個描述項參與因子分析。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提取公因子，獲取初始分析結果；再使用方差最大法（Varimax rotation）旋轉因子，使得公因子具有可解釋性。按照常用的特征根值（Eign-value）大于1的標準，選擇合適公因子的數量。根據數據結果，共提取五個公因子，分別命名為文化內涵性，社區參與性，可持續性，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市場化水平。并且這5個公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2.620%，說明用這5個公因子代替原有的15個變量，可以解釋原真性、旅游體驗問項類別的15個測量項的62.620%的信息。
結合上表分析，公因子1說明樣本重點關注殷墟的公共基礎設施以及服務狀況，并且認為它們與旅游體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公因子2包含了兩個關聯度極高、也有所矛盾的問題：減少人為影響和增加合理的人為影響的矛盾問題，并且認為這兩者所代表的市場化水平對遺產地而言至關重要；公因子3說明社區參與性中，一方面是社區參與管理，而另一方面則是注重減少人為影響的緩沖帶建設；公因子4認為，遺產地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僅側重景觀和諧性、環境友好性，還包括開發行為的可持續問題；公因子5表明了遺產原真性評價因素最基礎的要求，即遺跡修復與遺跡及其文化的同時發掘保護。
4.3回歸分析
本研究為鑒定原真性、旅游體驗與游客滿意度和重游意愿間的關系，將原真性和旅游體驗的5個因子作為自變量（Dependent），游客滿意度和重游意愿的2個因子作為因變量（Independents），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5中，YF1、YF3和TF1具有較好的顯著性。其中的TF1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R21=0.345，R22=0300，模型擬合度較為理想，F1=20.458，說明TF1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對游客滿意度具有@著的正向作用。TF1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對因變量滿意度與重游意愿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見表7）。從回歸系數的大小來看，TF1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對游客滿意度與重游意愿增益的正向影響最大，回歸系數分別達0329和0440，說明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是提高安陽殷墟游客滿意度和重游意愿的最有效因素。
5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
殷墟與殷商文化的關聯性較強，滿足了游客獲得知識、了解文化和博覽眾物的需求；雖然多語種講解員的設置及其專業性迎合了游客的需求，提升了游覽的可欣賞性，但殷墟周邊商業化程度、交通通達度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游客對殷墟的整體滿意度較高，重游意愿較為中肯。
雖然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方面和文化內涵性方面對游客滿意度以及重游意愿產生了較大的正向作用，但殷墟的文化內涵屬性是客觀存在的，不具有較強的說服力，且對滿意度和重游意愿的正向作用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5.2建議
5.2.1改善交通通達度
殷墟遺址距安陽市中心五公里，距安陽火車站八公里。火車站周邊交通線密集，仍存在一定的問題，如在市區醒目位置并沒有設置通往殷墟的交通指示牌。因此應當努力完善市區交通基礎設施，爭取設置殷墟專線旅游觀光巴士，在旅游旺季與出行高峰時段采取單向交通分流對向交通，必要時針對車流的不同目的地采取禁行和繞行管理調節交通，加強旅游集散中心體系建設等。
5.2.2深化旅游資源文化內容，創新景區活動內容，更新景區產品
單一的觀光功能景區和產品很難滿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因此，在旅游資源適宜的條件下，殷墟可以通過不斷豐富旅游產品內容來吸引游客，在產品設計上考慮能滿足游客求新求異需求的功能和項目表現形式。
5.2.3重視VFR市場的培育和保護
VFR市場是指那些以探親訪友為目的的旅游潛在客戶市場，他們觀光目的地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主人的建議和推薦，而且大部分會在主人的陪同下完成游覽活動。殷墟要高度重視當地的公關形象，處理好與當地居民的利益關系并及時推出當地居民喜愛的特色服務和體驗項目，才能達到培養居民信賴和重游意愿的目的。
5.2.4融合智慧載體
“互聯網+”已成為當今眾多行業的發展戰略，越來越多的產業與互聯網相互融合完成了質的飛躍，遺產的保護與開發也可與互聯網+相結合進行智慧化建設?；A設施建設與服務因子對游客滿意度與重游意愿的正向作用的顯著程度較為理想。殷墟可以將優勢化為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和增長極：增添殷墟博物館電子語音講解器，增設電子語音講解音頻的超鏈接與二維碼，建設特色旅游紀念品電商服務窗口，完善虛擬博物館工程，加入智慧旅游城市行列，突顯殷墟的現代化技術和人性化特點等。這些舉措不僅遵循了原真性的原則，而且還有利于提升游客的整體素質。
5.2.5提升公眾與社區參與度，尊重緩沖帶周邊業態環境
殷墟通過文化演繹、現代化手段等方式呈現甲骨文的制作流程，展現商朝的歷史發展、疆域、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習俗、科技等元素，提升展覽要素的多元化水平，改善旅游環節的公眾參與性，設置游客的互動體驗部分，提升游客的滿意度、參與度和重游意愿，形成原真性與游客旅游體驗之間的良性循環關系。
尊重殷墟緩沖帶周邊的城市生態環境和城市分區及其職能。不做移民拆遷，保持當地人民固有的生活環境，向旅游者傳遞民生的靜謐和歷史的滄桑感，努力使游客從“局外人”向“局內人”轉變。打破“千城一面”的城市規劃格局，提升整個遺產地發展的層次和品味。
5.3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僅從《保護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公約》的原真性原則出發，對其他概念和原則并未作深入研究和探討，希望今后可以從整個公約的指導精神方面作全面細致的研究。同時，僅從旅游體驗的滿意度和重游意愿方面進行了切入，并未將重游意愿豐富完善成為忠誠度問題，希望今后能夠對整個旅游體驗環節作深入的剖析和理解，提升本研究的可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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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旅游資源是—個國家或地區旅游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條件，但旅游業要想獲得更大發展，往往還取決于當地旅游資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資源是產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業獲得發展的重要保證。
武當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國著名的道教名山，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武當山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旅游資源豐富，武當山旅游資源開發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區旅游業發展的重點，備受社會各界關注。論文百事通迄今為止，海內外學者已從多角度對武當山進行過研究：如王光德、楊立志(1993)對武當道教淵源及發展的研究；劉守華(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對武當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強(1993，2001)對武當道教音樂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學者對武當建筑、歷史等方面進行的專題性研究。從特色旅游資源角度進行的研究尚不多見，冀群風(2001)、廖兆光(2002)在對武當山旅游發展研究，李程(2002)對武當山人文旅游資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資源是指在自然界、人類社會中，凡壟斷性、典型性、特異性、區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的各種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據上述特性，嘗試對武當山特色旅游資源進行分析和歸納。
2獨樹一幟的道教文化——武當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資源
2．1武當山道教——中國道教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魯迅，1918)，它在中國文明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武當山道教是中國道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得到歷代統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時達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鎮打岳而祀超百代”。武當山成為專為朝廷祈福禳災的“皇室家廟”、“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領域中取得了獨尊的地位，成為全國最大的道場和全國的道教活動中心，影響深遠，在中國道教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2.2武當山道教建筑——中國古代建筑史的奇跡
武當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等級最高、保存最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當山世界文化遺產的核心，特色突出；
規模宏偉，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當，北修故宮”大興土木，先后動用了30萬工匠，歷時12年來修建武當宮觀，建成9宮，9觀，36庵堂、73巖廟的大規模的道教建筑群，成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統治的重要場所。經過后來的不斷擴展，武當山共達到2萬多間廟宇，總占地面積160萬平方米，超過故宮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宮，丹墻翠瓦望玲瓏”的宏偉場面。
選址獨特，布局巧妙。武當山建筑選址融合“陰陽典術”的道家思想、中國古代“風水術”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話，并嚴格按照政權和神權相結合的意圖營建。布局方面，武當山整個建筑群依山就勢，處處結
合自然環境，巧妙利用峰巒巖澗和奇峭幽壑，建設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體的原始風貌。
武當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頂的金殿，處于全山各懸崖絕壁的宮為主體，眾多的庵堂神祠自成體系分布在主體建筑的周圍，龐大建筑群與群山和諧地融為一體，完美地體現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總體規劃嚴密，建筑技藝高超，工藝精湛。規模宏大的武當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統一設計布局，其總體規劃十分嚴密，在建筑技藝和建筑美學上均達到了很高的成就，體現出我國古代科技的偉大成就。這里有中國現存最大的銅鑄鎏金大殿——“金殿”，被喻為“中國古代建筑和鑄造工藝中的一顆明珠”，其焊接和鑄造技術已達相當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黃河墻”，“一柱十二梁”，“轉身殿”等也都
體現出古代建筑技藝的高超，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武當道教建筑被喻為“補秦皇漢武之遺，歷朝罕見，張金闕琳宮之勝，亦環宇所無”(見明代張開東《大岳賦并序》)。1982年國務院公布武當山為全國重點風景名勝區，稱武當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藝精湛，成功地體現了“仙山瓊閣"的意境，猶如我國古建筑成就的展覽”。
2.3名揚四海、自成一派的武當武術
武當武術是中國武術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當山著名的道士張三豐創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當”的說法。武當武術自成一派，被稱為“內家拳派”，它以養身練功、防身保健為宗旨，是以柔克剛，以靜制動，后發制人的“內家功”。武當武術深受道教思想影響，提倡心性修養、武德修養，注重內涵與修身養性。武當功夫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在國際上也頗有影響，如今武當拳、太極拳、太極劍已是聞名天下，深受民眾的喜愛。
2.4仙樂神韻——武當道教音樂
武當道教音樂又稱武當道樂，是中國道教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樂是道士們念經和進行法事活動時表演的，由于歷史及所處地域等原因，武當道樂內涵極為豐富：雖屬地方道樂，但卻有著宮廷音樂的莊嚴典雅；一方面難襲了遠古巫觀樂舞傳統及先秦的民俗祭神音樂，另一方面又吸納了大量地方民間音樂元素；除本地外，周邊地域的音樂也對其產生著影響，如“秦音楚聲”、“秦腔豫調”、“楚韻漢凋”；
既有長期歷史傳承又在發展中不斷創新的道樂，最終形成南北交融，以道為主，同時兼有佛樂和儒樂旋律的道教音樂，被稱為武當仙樂神韻，武當韻，悅耳動聽，它是武當山宗教文化遺產中極富特色的一部分。
3優美的自然風光——武當山不容忽視的特色旅游資源
武當山雖以“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目錄，但與其人文資源相比，武當山的自然景觀也毫不遜色。自古以來武當山優美的自然風光就一直吸引著無數的道教修練者、帝王將相、文人墨客和隱士們。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盛贊武當山“山巒清秀、風景幽奇”，認為“玄岳出五岳上”，這里還有著“頂鎮乾坤舉世無雙勝境，峰凌霄漢天下第一仙山”的美喻。最著名的自然景觀為“七十二峰朝大頂，二十四澗水長流”，海撥高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如擎天一柱，拔地沖霄，周圍有七十二峰拱立，二十四澗環流，形成天柱峰如一座巨大的神龜，座落在群山之顛，其余諸峰均俯身頷首朝向主峰的“萬山來朝”奇觀。聯合國赴武當山專家考察組官員們也盛贊武當山美麗的自然風貌，武當山自然景觀有“72峰、36巖、24澗、11洞、3潭、9泉、10石、9臺”等之稱，均各具特色，風光優美。
4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武當山珍貴的特色旅游資源
武當山地區歷史悠久，蘊藏著豐富的史前文物。從目前巳出土恐龍蛋化石、海洋上脊椎動物化石、古猿顱骨化石、猿人牙齒化石看，這里曾是人類祖先的棲息地之一，中國文明的重要發源地。武當山地區曾是楚國早年國都所在地，秦漢以來歷朝歷代均有建制及發展，悠久的歷史為本地遺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文化遺存，道教文物最為豐富，有我國道教文物寶庫之譽。
5豐富的藥用植物資源——武當山極具開發價值的特色旅游資源
武當山植物資源十分豐富，特別是中藥材，是我國現存野生藥材最集中的區域之一，初步確定武當山現有野生藥材617種。早在魏晉南北朝即有隱士在此采藥修煉，唐宋以后更是絡繹不絕。明代著名醫學家李時珍，長期在武當采藥，據統計《本草綱目》中有400余種藥材取自武當山。俗話說“十道九醫”，道教素有重視醫藥學研究的傳統，結合其博大精深的道教養生文化，與現代旅游開發的健康理念正相一致，藥用植物資源無疑是武當山極具開發價值的特色旅游資源。超級秘書網
6多彩的民俗文化——武當山極具開發潛力的特色旅游資源
武當山地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為本地留下了豐富的民俗文化資源，其中以道教氣息濃郁的民俗文化為特征：如武當信仰民俗、大法會、羅天大醮、進香、齋膳禁忌等習俗；如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