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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和對全球變化的關注,歷史地理學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不斷更新和豐富,研究專題和范圍迅速擴展。不僅如此,歷史地理學的一些理論方法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其他學科借鑒運用,成為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
一、對歷史地理學學科屬性的爭論
歷史地理學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學科,它的研究對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著爭論。雖然大多數學者都同意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研究在歷史時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動而產生或影響的一切地理變化,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課題。至于在人類歷史以前的一切變化——或更進一步說,在人類活動還沒有能夠在大地表面上引起顯著的改變,或留下顯明的痕跡以前的一切變化,則應當屬于‘古地理學’的研究范圍”。但仍有不同的補充意見。史念海先生在強調“
1932年初,(英國)歷史學會與(英國)地
理學會(歷史學與地理學教學科研人員的專業
學會)的一個聯合會議在倫敦召開。會議討論
的問題是:“什么是歷史地理學?”而會議對該
問題并沒有給出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答復。此
后為尋求解答這一問題,又嘗試了許多努力。
在那次會議上就該問題提交的各種各樣的
論文中,e.w.吉爾伯特(e.w.gilbert,1932)尋
求“區分目前包含在歷史地理學科范疇內的兩
門不同學科,試圖為這門已經存在的學科下定
義”。他認為,“歷史地理學”至少有五個不同
的含義,但只是其中之一“恰當地”闡述了這門
學科。吉爾伯特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不
再適合的歷史地理學的四個較早期概念是:作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歷史地理學;作為地理發現與
探索史的歷史地理學;作為地理學思想與方法史
的歷史地理學;以及作為研究地理環境影響歷史
過程的歷史地理學。吉爾伯特認為,歷史地理學
的“實際功能”是“復原往日的區域地理”。“歷
史地理學應該限定于歷史時期區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應該致力于將歷史事件的研究作為學科的
主要目標”,吉爾伯特的這一觀點,將地理學與歷
史學、歷史地理學與地理學同時作了區別。如同
許多這類定義那樣,這種觀點是有意識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綜合。……
雖然這種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往日時期(或
往日各個時期)地理研究的觀點,被20世紀30
年代的歷史學者與地理學者廣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當時)就受到新一代學者的質疑,在英
國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達比的質疑,他們不僅
尋求擴大“歷史地理學”的涵義,而且尋求將歷
史地理學公認為一門新的分支學科。達比開始
審慎地反思當時視為歷史地理學為復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觀點,逐漸地建立起一個新傳統。這個
新傳統如同關注景觀變化與區域變化那樣。關
注重要歷史時期內不同地點的斷代研究。迭比
促使歷史地理學成為一門分支學科:他以傳教
般的熱情工作,目的就是將歷史地理學建立為
一門具有自我意識的顯學,既與人文地理學相
區別,又不同于其他歷史學科。
最后貝克教授強調:
在此我要談一談不同的觀點。歷史地理學
沒有必要監管自己的“領域”,研究歷史地理也
沒有必要邏輯證明。不存在歷史地理學獨有的
研究專題與研究領域;相反,歷史地理學與歷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討的方法,而同時與地
理學研究共享其探討的問題。因此,對歷史地
理學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討論)通常應以地
理學的話語作為其后盾。地理學與歷史學都是
觀察問題的觀點;它們是觀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這種爭論并不奇怪,它實際上反映了歷史地理學研究(或歷史地理學科)的本質特點,是歷史地理學自身不斷發展和研究內容不斷深化的必然體 現。歷史地理學是一門綜合特征極為明顯的學科,其研究的內容雖然是地理的,但在時間上卻是過去的,資料來源是歷史的,歷史學的文獻處理和解讀方法是歷史地理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歷史地理學因而同時具有地理學和歷史學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從各自的研究主題出發,自然會得出不同的觀點。
二、歷史地理學的發展
與其他學科不完全相同,歷史地理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方面,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
現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認為要提高歷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務是提高研究結果的精度。葛劍雄先生認為:“由于絕大多數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已經無法通過實地考察來復原,只能依靠文獻記載,而現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數量,要進行量化分析相當困難,更難得出精確的結論,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對時間、地點、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難作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也無法為歸納或預測提供可靠的數量根據, 也難以得到其他學科的引用,受到運用部門的重視。”葛全勝、何凡能等認為:“我們也應該看到,與其他相鄰學科相比,我國歷史地理學在信息技術的開發與應用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條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還停滯在定性描述之中,從而造成許多很有見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標,很難與相鄰學科的研究成果進行對比、銜接,不能在更廣泛的領域里凸現其重要的科學價值。因此,積極推動現代科學技術在歷史地理學中的應用,提高研究結果的定量化程度與精確性,已成為學科發展當務之急。”這是就歷史地理學的地理學屬性而言,無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復原”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只是歷史地理學研究內容的一個方面,歷史地理學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那就是運用本學科獨特的視角和理論,從哲學或文化層面回答環境變化與人類社會發展相互關系的問題。由于人類思想意識和人類社會活動行為的復雜性,計量化未必是最好、最準確、最科學的表達方式,而歷史地理學因為其研究時段和研究資料的限制,也幾乎沒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統、精確、符合歷史實際的量化資料,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強自為之可能會弄巧成拙。因此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前途還在于后者,應著重從文化層面和哲學層面去思考人地關系問題。
近年來,歷史地理學的發展給人一個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許多歷史地理研究者開始涉足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社會控制等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對社會學和歷史學的一些研究主題給予歷史地理學的解釋;另一方面,一些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研究者也紛紛涉足歷史地理學研究領域,試圖從地理環境和人地關系的角度來闡釋相關的研究主題。歷史地理學已經不僅是一門學科,同時也已成為觀察和分析人類社會發展諸問題的方法論。
歷史地理學成為分析和認識人類社會發展問題的方法論,受當代科學研究發展潮流的影響,是歷史地理學本身的學科特點所決定的。當代科學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學科劃分越來越專業化、精細化,科學研究越來越綜合化、系統化。無論是回答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問題,還是回答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都不能無視相互作用的另一面。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核心是人地關系問題,認識問題的角度是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表述問題的方法是人地關系在時空二維上的發展過程。這三點對于其他學科的研究都具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人地關系問題是科學研究的一個長期命題,是探討環境變化和人類社會發展不可回避的主題,隨著環境問題的凸顯和對全球變化的關注,目前也是諸多學科爭相探討的一個熱點問題。人與地的關系由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活動而產生,通過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斷發展。受自然規律支配的地理環境和受社會發展規律制約的人類社會及其生產和生活方式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所以人地關系應從動態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認識。歷史地理學的主要任務就是探討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及其變化規律,因此在人地關系問題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鄒逸麟先生指出:“歷史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大部分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同時自然環境的變遷,又反過來給人類活動帶來有利和不利的影響。如何科學地處理好人地關系,則是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說歷史地理學就是研究人地關系的學科。”人地關系問題成為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歷史地理學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歷史地理學較早的重視人地關系的研究,對于人地關系的認識也早已走出“地理環境決定論”和地理環境只不過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活動的舞臺這樣的認識誤區,自覺地認識到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是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并將之運用于具體的問題分析中;同時,歷史地理學也因其研究時段的關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問題的方法,即通過“復原”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人類活動影響下的地理環境變化來表達人地關系的過程。這些都是歷史地理學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獨具優勢的認識理論和研究方法,正如阿蘭·r.h.貝克教授所說,“歷史地理學的長處在于交叉學科的研究項目,對往日的人類、地點與時期給予了大量的獨特研究”。
一、歷史地理學的涵義及其重要地位
1.歷史地理學的涵義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一門學科，既具有地理學科的特點，又具有歷史學科的特征，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2.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地位
歷史地理學和地理學科一樣，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綜合能力方面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史地理學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綜合中，歷史地理知識的份量也較大。文科綜合地理試卷中滲透的歷史地理知識主要有：中國季風氣候與歷代水利建設；經濟結構戰略調整；黃河流域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經濟發展；長江流域經濟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外來勢力侵略等。尤其是氣候與歷史、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等內容都是重點考查的歷史地理知識。
例1：當時(北宋)經汴河運往東京的稻米主要產自( )
A.華北平原 B.漢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漢平原
分析：本題的題干是歷史知識而選項是明顯的地理術語，同時題干又強調了“水路”運輸，所以學生既要根據一定的歷史事實(如京杭運河連通淮河與長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產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網水系(汴河經運河與淮河、長江聯連，又經運河中的江南河與太湖流域聯通) ，才能正確得出正確選項為 C。
例2：北宋后，黃河多次泛濫，汴河河道淤淺，漸至涸廢。試分析黃河該河段(黃河中游地區)經常泛濫的原因( )。
分析：本題設問在歷史教材中是沒有絲毫講述的，但如用歷史地理知識或方法進行分析，就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黃河流經黃土高原后，挾大量的泥沙，進入中游，由于水勢減緩，泥沙淤積，形成“地上河”；且黃河所經地區，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濫。古今黃河流經地區的地理環境的主體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現代的原因也應是古代的原因，所以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黃河該河段經常泛濫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貿易)往來大多是三、四月從日本駛往中國的江浙沿海，五、六月從江浙沿海駛向日本。這樣選擇航行的時間主要是為了( )
A.避開倭寇的活動 B.遵守朝廷有關海禁的規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風
分析：該題題干是典型的歷史情景，而備選項則是以歷史情景與地理情景相混雜或單一的地理情景方式來迷惑考生，是一種較好的史地綜合題。由于時間季節的變化，區域地理自然現象的特性也隨之而變，人類的社會活動就是根據這些特性的變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貿易的往返時間正是利用了區域地理因素中，處于溫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中的東亞地區，隨季節變化而風向變化的自然規律，以便于以風力作為動力的帆船航行來選擇時間的。故正確答案為D。
分析現有教材，歷史地理知識在中學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綜合考試地理科的復習，不但要引導考生關注現實的發展，也要從歷史地理知識中吸取營養，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現實發展提供借鑒。不僅在文科綜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單科試題中，也出現了相關的歷史地理知識。因此，無論從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是從在高考中取得優異的成績來看，在中學地理教材中增添相關的歷史地理知識內容都是必須的。
二、在中學地理教學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歷史知識，建立史理知識的有機聯系
1.在學習我國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識中滲入其悠久的歷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北京始于西周薊城、春秋時代即成為燕國的國都，以后成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鎬京，以后成為秦、漢、隋、唐各朝首都。洛陽始建于西周初期，自東周以來，先后有東漢、曹魏 、西晉、北魏、隋（煬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個朝代在這里建都。開封在戰國時代是魏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五代的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戰國金陵邑 ，以后成為六朝（三國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華民國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錢唐縣，到五代成為吳越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南宋的首都。
2.在講解中國地理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如講到黃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時，可介紹西安坐落在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上，平原周圍群山環繞，形勢險要；河水（黃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橫貫關中平原，且流經西安城北，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過河水、渭水向長安城北運送漕糧。因此西安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現在又成為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學中增加一些與時俱進的話題
如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人類賴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態環境。又如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可持續發展教育方面歷史地理學等人文學科具有獨特的優勢，諸如歷史上黃河的決溢改道、經濟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興廢等等案例，均可成為揭示人地關系的極好例證，都可成為中學地理教學中進行環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學中注意運用歷史地圖
歷史教學地圖以簡明的、特定的地圖語言再現歷史，其載負的圖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達難以實現的直觀效果，與課本緊密結合，是取得最優教學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歷史地圖的重點不在于表現靜態的地理學信息，而在于表現動態的、發展的歷史學信息。在地理地圖教學中，教師可配合歷史地圖，設計有情有味的讀圖活動，以激發學生的讀圖興趣。如講到我國的行政區劃時，可結合地名的由來講授歷史上我國政區的演變，使學生能理解政區演變與自然環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密切相關。再如講授鄱陽湖與洞庭湖時，可運用它們的變遷圖，通過湖泊面積的對比使學生了解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從而更好地理解洪澇災害的原因。總之，讓歷史地理地圖走進地理課堂，符合時代的要求及考試方式的改革，不僅可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課堂教學效果，而且是歷史地理學滲透進中學地理課的有效途徑。
三、史地結合教學對地理教師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師是課堂的設計者和指揮者，是學生智慧的啟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學生心靈的塑造者和培養者。在中學地理教學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對地理教師的自身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對跨學科教學的認識
歷史學科與地理學科雖分屬社會學科、自然學科，但它們間的聯系十分廣泛。地理學科引導學生認識今天的地理現象，著重探索地理現象的現狀和特點。而今天的地理實際上是過去地理的延續，了解歷史上的地理情況，有助于探究地理現象演變的過程和規律，有助于人類更好地協調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地理教師要盡可能在教學中有效利用歷史地理知識。
2.要努力學習一些交叉學科的知識
由于中學教材中歷史地理學知識還不成體系，文字與地圖尚沒很好的配合，加上相關教師中大多數缺少歷史地理知識的系統學習，在教學中很難做到得心應手。所以要求教師必須勤奮學習，廣泛涉獵，善于積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歷史地理知識。要在教學實踐中，掌握一些學科交叉的知識，了解其發展趨勢，要從整體上把握地理學科與相關學科間的指示交叉點，并且能夠融會貫通。
3.要處理好教學內容的主次關系
雖然歷史地理知識在地理教學中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師在補充、充實教學內容時，必須擺正教學內容的主次關系。必須從教學目的出發，緊扣教材，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必須有科學依據，史料真實，觀點正確；地理教師要把握好歷史地理知識滲透的合適時機和恰當的數量，千萬不要喧賓奪主。
4.要進行一些邊緣學科的教學法研究
教師不僅要有豐富的學科知識，具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更要搞一些學術研究和教育科學研究，撰寫發表一些教學法研究論文，為成為學者型教師打下堅實的基礎。為此，教師要關注國際、國內的時事動態，了解社會熱點問題，以充實教材相關內容，豐富教學；要掌握先進的教育理論和現代化教學手段；要研究文科綜合能力培養的方法，尋求教學的最佳方案，實現知識和能力、方法和過程、情感態度價值觀的三維教學目標，促進全體學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二、在教學過程中巧妙的滲透人文歷史知識
中學生是思想比較獨立的個體，如果在地理教學中強行的灌輸人文歷史知識，不但起不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反而會讓學生對地理學習產生厭倦的心理，結合中學生的心理需求，教師應該以更加自然的方式進行人文歷史知識的滲透，在學習地理知識的時候，可以根據相關的知識有聯系性的講述一些歷史人文故事和史實。比如，在學習關于洋流的知識的時候，教師就可以據此講解一些關于人口遷移的事件，歷史上著名的“三角貿易”的故事，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歐洲的努力販子利用的正是洋流，才能夠將那些黑人販賣到美洲，在整個販賣人口的交易過程中，人販子很好的利用了地理中的洋流知識，還能夠順利的到達和返航，可見地理知識在歷史事件中也是存在的。另外在講到地球的自轉和公轉的時候，可以適當的講解一下關于發現地球自轉的、公轉的歷史故事，讓學生對這些知識背景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地理教學的合理巧妙的滲透歷史知識對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作用，提升地理教學的有效性。
三、結合教材內容，對當代的人文歷史知識進行學習
在地理知識的學習過程中滲透人文歷史知識，并不是僅限于古代歷史知識的滲透，對于現代的一些發展狀況，學生也應該進行了解。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要讓學生對西方的一些歷史文化知識有所了解，對當地的一些人文知識有一定的研究，比如，在學習農業地域類型的時候，教師可以首先帶領學生分析我國各地區種植的主要作物，根據不同地區種植的作物的生活習性可以判斷出當地的氣候狀況，之后教師可以讓學生進行有效的拓展學習，了解一下西方國家的重要農業類型，比如水稻種植業一般集中在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等地區，商品谷物農業一般集中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俄羅斯、烏克蘭等地，混合農業一般分布在北美、南非、新西蘭等地，根據不同地區的農業種植特點，教師可以讓學生對當地所屬的氣候類型進行判斷，了解當地的文化習慣以及生產類型，能夠有效的幫助學生理解。
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水經》是我國第一部專記河道水系的地理學著作。北魏酈道元有效地充實了這部書，其注文不僅在文字數量上遠超原書，而且在內容上也擺脫《水經》格局而自成體系。其因突出的價值和特色，引來歷代學者的研究和探討。
對《水經注》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自九零年以來出版的《水經注》新版本及研究專著有14部，發表的相關論文近190篇，研究涉及到地理學、歷史學、文學、考據學等多個學科，還包括對《水經注》版本、《水經注》體例、歷代酈學家治酈過程、回歸原典等問題的探討，其中既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也有零散的查漏補缺。筆者現茲及所見，擇要作一綜述。
一、《水經注》版本與專著
近二十年來研究《水經注》的專著，最應介紹的就是陳橋驛的著作。陳先生出身酈學世家，從事《水經注》校釋工作也已四十多年，《水經注校釋》是他畢生研究酈學厚積薄發的成果。該書以武英殿本為底本，參校各種《水經注》版本33種，地方志120余種，其他文獻近300種，其中包括殘宋本《水經注》等一批不易獲見的珍本或孤本，可以說是“《水經注》眾多校釋版本中繼往開來、承先啟后之作”［1］，該書問世后，在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評論文章也不斷問世。周筱云在《酈學研究的新成果――評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浙江學報》，1999年06期）中高度贊揚了《水經注校釋》在版本校勘、歷史地理學上的成績，及在校記中對地名差異的重視和每卷卷末的《釋》，同時也指出該書沒有索引極大程度上降低了實用價值。《水經注校證》則繼承了《水經注校釋》的優良學術品質，并增補了近代酈學研究成果及中外學術成果，是研究《水經注》不可多得的佳本。當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水經注校證》也不例外。宋震昊《陳橋驛〈水經注校證〉校點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4月）擇出該書標點錯誤二十余條，頗有補益之效。王先謙先生的《合校水經注》則是便于一般讀者使用的版本，該書影印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原刻本《合校水經注》，彌補了1985年巴蜀書社以新化三味書室的翻刻本為底本，而沒有采用王氏原本的遺憾。但其沒有對校像殘宋本和《永樂大典》本等早期傳本，頗以為憾。
《酈道元評傳》、《水經注研究四集》、《酈學札記》、《水經注圖》、《水經注論叢》等則是陳橋驛先生近二十年來的《水經注》研究專著，分別從不同側面記述了作者的酈學成果。《酈道元評傳》從酈道元所處時代及其家世出發，在《水經注》中尋索酈氏業績，同時也闡發了《水經注》中的愛國主義情懷。該書末附有按筆畫編排的索引，使得查找極為便利。《酈學札記》則匯集了陳先生多年的酈學心得。《水經注圖》分為圖本和文本兩冊，校勘注釋，深入淺出，精思密致，經緯厘然。《水經注論叢》則精選了以往四集酈學論文中側重版本知識和酈學家兩方面的部分成果結集出版。此外陳先生還有一些版本方面的論文問世，如《〈水經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杭州師范學校學報，2000年01期）使讀者對《水經注》各版本的源流以及校勘成果有了清楚的認識。
此外，《水經注全譯》、《水經注選譯》、《水經注選評》使得《水經注》的可讀性大大增強，起到了普及讀物的作用。《水經注農桑輯要》、《圖解水經注》、《〈水經注〉與北魏史學》則從農桑、地理、史學的不同的角度對《水經注》進行了解讀。
二、考證與詮釋
因為時代、版本、傳抄等因素的影響，加上《水經注》原書引用前代的典籍數量巨大，稍有不慎，就會發生差錯。陳橋驛《〈水經注〉之誤》（《中國地名》，2001年04期）從河流水道方面列舉了《水經注》中以黃河河源錯誤為代表的河流記載之誤，并闡述了產生這些錯誤的原因。金文明《〈水經注〉標點差錯舉偶》（《編輯學刊》，2001年03期）、王浩《三版〈水經注〉標點商兌》（《文教資料》，1996年05期）、以及前文提到的宋震昊《陳橋驛〈水經注校證〉校點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04期）對不同版本中存在的標點問題及錯誤予以分析考證。王勇《〈水經注疏〉校讀札記（一）》（《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02期）、嘉昆《楊守敬〈水經注疏〉糾謬一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04期）分別糾正了《水經注》中有關文字和澧水縣的錯誤。楊世燦《楊守敬〈水經注疏〉稿本辨偽》（《三峽大學學報》，1995年04期）對諸稿本源流及關系進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礎上澄清了酈學研究中所謂“謄清正本”之訛。
關于《水經注》中河流的考證也一直是學術的熱點。鮑善淳《〈水經注〉“亂流”考釋》（《古漢語研究》，2001年03期）、劉茂真《〈水經注〉記述西江水系一些河流的源頭和流向有謬誤》（《廣西地方志》，2002年04期）、朱圣鐘《〈水經注〉所載土家族地區若干歷史水文地理問題考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2年06期）、張曉東《〈水經注〉所載漕運史與運河史資料及問題考述》（《重慶社會科學》，2007年06期）、朱士光《論〈水經注〉對（溱）水之誤注兼論〈水經注〉研究的幾個問題》（《史學集刊》，2009年01期）、羅平《〈水經注〉中的白渠水即今洼陽河》（《文物春秋》，2004年01期）等文章通過史料的考證，指出了《水經注》中詞匯、水文記載等的相關問題或存在的謬誤。
三、歷史地理學研究
《水經注》是一部包羅廣泛的歷史名著，也是一部以水道為綱的地理著作，它對歷史人文地理及歷史自然地理的記載歷來受到酈學家的重視。劉不朽《〈水經注?三峽〉之歷史地理、人文地理價值》（《中國三峽建設》，2004年05期）、梁中效《〈水經注〉中的三國經濟地理》（《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劉景純《〈水經注〉流域地理的發現與撰述》（《西夏研究》，2011年02期）、汪一鳴《〈水經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歷史地理問題討論》（《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3月）、劉景純的《〈水經注?漳水〉記載的區域山水地理》（《陜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報》，2001年第9期）等文章分別從不同流域、不同時間、不同角度論證了《水經注》中所蘊含的豐富的地理、歷史價值，一些文章頗有見地，如《〈水經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地理問題討論》討論了五個歷史地理問題，其中重點探討了黃河銀川平原段不同時期的古河道位置，指出所謂“東枝”實為人工灌渠。
劉景純《〈水經注〉祠廟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叢刊》，2000年04期）則對《水經注》所載近二百個詞廟作了研究，從而對《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的祠廟解釋作了進一步說明。陳隆文《〈水經注〉與祖國江河的生態危機》（《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徐中原、王鳳《酈道元〈水經注〉生態思想管窺》（《江南大學學報》，2010年04期）均從生態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水經注》中表達的生態保護思想及今日的河流生態危機。
四、語言及文學價值
范文瀾先生說“《水經注》不僅是水道變遷、地理沿革的重要記錄，就是敘事寫物，文章也極精美，讀來沒有枯燥繁雜的感覺”［2］對水經注的文學價值作了很高的評價。
王東的《〈水經注〉詞語拾零》（《古漢語研究》，2005年02期）、《〈水經注〉詞匯性質淺論》（《唐都學刊》，2006年09期）、《試論〈水經注〉在中古漢語詞匯史研究上的語料價值》（《燕山大學學報》2010年03期）幾篇論文從漢語詞匯史研究的角度研究了《水經注》中的詞匯系統，為我們了解南北朝時期北方語言特色提供了重要參考。方向東教授的《〈水經注〉詞語舉隅》（《語文研究》，2002年04期）、鮑善淳《〈水經注〉詞語札記》（《古漢語研究》，2003年02期）則就《水經注》中幾個多次出現而又意義較為特殊的詞語作出深層次的考釋，補充修訂大型辭書及現有校注本中存在的一些疏誤。
羅明月與王東的《〈水經注〉地名反映的詞匯現象》（《學術探索》，2006年03期）、趙永慧《〈水經注〉地名詞語淺析》（《渤海大學學報》，2011年03期）、劉建《〈水經注〉復音形容詞研究》（《重慶師范大學優秀碩士論文》，2011年）等分別從《水經注》中的地名詞語、方位詞、復音形容詞入手，歸納中古時期漢語詞匯發展的諸多特點。同時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句式的語法特征，如劉光明《〈水經注〉“是”字判斷句考察》（《池州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張延俊《〈水經注〉引文被動式語料研究》（《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11期）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陳橋驛《〈水經注〉和它的文學價值》（《古典文學知識》，1994年03期）、錢光華《〈水經注〉的文學價值》（《治淮》1997年12期）、張濤、羅明月《〈水經注〉的語言藝術》（《南都學壇》，2006年11期）、黃華南《〈水經注〉山水景物描寫的特點》（《韶關學院學報》，2006年07期）、張鵬飛《片言只字妙絕古今――〈水經注〉山水文學價值探析》（《船山學刊》，2010年03期）均高度贊揚了《水經注》的文學價值。高建新《論〈水經注〉對中國山水文學的獨特貢獻》（《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03期）則站在歷史的高度，頌揚了《水經注》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緊密結合的寫作觀，并認為其直接導啟了柳宗元和徐霞客的山水游記。
五、概述類
對于“酈學”這樣一門宏博之學，做總體研究確屬不易，即或做一全面介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陳橋驛《〈水經注〉概論》（《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則憑借深厚的酈學功底，深入簡出地介紹了《水經注》的撰述與流傳、酈學的形成等情況。《酈學札記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02期）則通過對《水經注》若干名本校勘次數、《水經注疏》初稿、《水經注圖》、方志等七個不同方面展開對《水經注》的論述。
酈學的不斷發展，研究資料的不斷涌現，也促使一些綜述文章的出現。陳橋驛《民國以來研究〈水經注〉之總成績》（《中華文史論叢》53輯，1995年）賡續汪辟疆《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全面總結了民國以來八十余年酈學的成就，堪稱經典之作。郗志群《最近十年來〈水經注〉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05期）、徐中原《二十世紀以來〈水經注〉研究綜述》（《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8年09期）等文章則關注了不同時期的酈學研究。
六、其它
近二十年來研究《水經注》的文章專著層出不窮，數量大、范圍廣，上文提到的五個方面并不能將其全部囊括其中，仍有一些文章從新角度闡釋《水經注》中所蘊含的價值。
張鵬飛《〈水經注〉引〈詩〉考》（《文史博覽》，2006年09期）對酈道元引《詩》的獨到之處作了闡述和討論。鐘少華《電腦與考據學與〈水經注〉》（《博覽群書》，2009年08期）論述了電腦考據帶給《水經注》的便利與變革。李艷鳳、王嘉川《回歸原典：學術批評的必要與必須――由〈水經注〉引發的一場學術爭論》（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09期）以《水經注》“萬城”之說而引發的千年聚訟為例，嚴肅指出回歸原典，重讀原典的必要與必須。嚴燕子的《〈水經注〉案與現代思想史上兩條道路的爭論――重訂〈水經注〉案的學術動機再探》（《湘潮》2009年03期）是對晚年重新考證趙戴相襲案的學術動機的探討。
基于以上介紹，筆者認為近二十年來《水經注》研究的成果是比較豐碩的，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提出了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見解。版本與專著方面，盡管由于歷代學者的努力，已難以出現集大成之作，但仍有《水經注校釋》、《水經注校證》這樣的優秀作品問世，不能不說是酈學界的一大喜事。考證與詮釋、歷史地理學研究、語言及文學價值、概論等方面的文章也層出不窮，有不少的考證文章來論述《水經注》存在的問題，非常值得提倡。《水經注》在語言及文學價值、編目特點、回歸原典等方面的研究基本是零散的查漏補缺。除此以外，《水經注》的生態意識也引起了一些專家的重視，這對我們今天的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這些表明，《水經注》研究正日趨完善，其空白與疏漏也在不斷減少。然而，如果從更為深刻而立體的層面對《水經注》進行闡釋，那么將會有更加廣闊的空間值得我們的去開拓。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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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中國自古就有許多人為自然地理環境寫下了許多美好的詩篇，例如描寫天氣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日出一點紅，不雨便是風”;描寫山峰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描寫江河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大江東去浪淘盡”等等。這些詩詞不僅語言精練，而且融入了人類的思想情感，也是中國人智慧的結晶。把詩歌帶到地理課堂中，能夠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審美觀念。
2．善用對聯、順口溜進行知識總結。
地理復習課往往枯燥乏味，學生會覺得自己學過了而不愿意聽，針對這種課堂現象，教師在講述的過程中可以組織學生用地理知識編順口溜、對聯。例如，教師出上聯“地球自轉才有晝夜變化”，學生對下聯“地球公轉方具四季更迭”。大洲的面積大小順序可以用順口溜來記憶:“亞非北南美，南極歐大洋。”這樣不僅可以讓地理課堂生動有趣，也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想象力，把知識統一起來。
3．融入情感，讓語言更具感染力。
教師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一名演員，一名成功的演員就要用他的演技把觀眾帶入他的劇情里，使得觀眾的情緒隨著劇情的變化而變化。而演技的好壞與演員的情緒、情感有直接的聯系。所以，教師在講課的過程中要融入自己飽滿的情感，使語言更具感染力，使課堂氣氛時而神秘、時而歡快，把學生帶入課堂的情境里。
二、講述中把地理知識轉化成地理故事
喜歡聽故事是大多數孩子的天性，教師可以把一些地理知識用幽默詼諧、富有感染力的語言轉化成一個個地理小故事，使學生在聽的過程中能領悟其中的地理知識。在重點知識上添加一些濃厚的色彩去講述，既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又可以使學生對重點內容記憶深刻，同時也可以培養學生的地理思想。例如，七年級的“地球的形狀與大小”一課，教師就可以用生動的語言來講述古人觀天的故事:“相傳在遠古時期，有兩人為了爭奪天下發生了爭斗，這兩個人分別叫共工和顓頊。由于共工兵力不足、戰術不精、輕狂大意，最后失敗了，于是他一氣之下跑到了大地的西北角，仰天咆哮，撞倒了那里的不周山。不周山原是八根擎天柱之一，撞倒之后，西北方的天就塌了，東南方的地也陷了下去。于是，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滑向西北方，地上的流水泥沙都流向了東南方。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傳說，但卻生動地反映出當古人對自然現象的成因不能理解時，就會借助想象來推測天地的結構。天地成何形狀，大小如何，與日月星辰有什么關系?從春秋戰國開始，一些哲學家、天文學家甚至梁武帝、朱元璋等一些帝王也參與到這些問題的爭論中。隨著人們的思想越來越活躍，天文學在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快速發展，于是就有了蓋天說、渾天說等假說。”
三、把地理知識遷移到生活，把生活遷移到地理課堂
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多地源于生活的實際感受和親身經驗，同時，他們也希望所學的知識能夠應用到自己的實際生活之中。教師在講述地理知識時應抓住學生的這一心理特點，把地理知識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充分體現地理課堂的價值。例如，在講“降水與降水的分布”時，就可以從學生的日常生活體驗出發，降水與我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密切，降水隨季節而變化也是學生有目共睹的。而在學習“地圖”時，就可以把地理課堂遷移到生活中，讓學生感受到地圖對其以后的生活有極大的幫助，再也不會因為不分東南西北而找不到路，從而培養學生的知識遷移應用能力。
四、講述法與其他教學方法優化組合
身為一名地理教師要清醒地意識到，單一使用講述法會使學生陷入被動、機械的學習中，所以在使用講述法的同時要配合其他教學方法。任正霖、劉子琦在《中學生在地理教學中接受不同教學方法的興趣比較分析》中根據得分率計算統計表明:深受學生喜愛的四種教學方法分別為:“圖片、視頻教學”“地理演示與實驗”“實地調查、觀測”“采用地理模型教學”。由此可知，中學生喜歡較為直觀、生動的地理教學方法。對于抽象的地理事物，教師在講述的同時可通過圖片、動畫、演示、實地調查等較為直觀的教學方法配合講述法，幫助學生進行思維建構和理解，揭示地理事物的一般規律。如“大洲與大洋”一課，講解大洲、大洋、陸地、島嶼、半島、海峽等概念時，就可以出示圖片幫助學生理解，加深記憶。
（一）注重引入
在教學中，教師常常采用“引入”的方式，來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學生在教師的引入情境中，不斷被吸引，從而能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對這節課的內容產生興趣。因此，教師要注重每一節課情境的設計，那么，在引入的時候，還要注重依據學生的個性特征，對自己的教學內容進行改進，不能夠按照一個模式進行。比如，在講植物的光合作用這一節的時候，教師要拿著具體的植物，給學生進行講解，這樣學生看到一些實際的事物，自然就感到很新奇，逐步喜歡上生物課。
（二）精心設計問題
在創造教學中，教師要遵從學生的認知發展規律，適當地對問題進行設計，在生物中的一些探究環節，都是從問題開始的，提出一個有效的問題要比解答一個普遍的問題重要的多。現在的教學都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所以，在問題的設計上，要多朝著提升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方面進行，逐步訓練學生的思考問題的能力，尋求多種方法解答問題的途徑。因此，生物教師在設計問題的時候，要注意由簡單的問題出發，逐步深入，逐漸將難理解的問題一個一個攻破。在實際的教學中，探究教學要求教師要發揮學生的自主性，盡量少限制學生的思維，在這個過程中，適當的引導學生，不至于學生的思維跳躍得太大即可。同時還要鼓勵學生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標新立異，積極提出自己的想法，不能固步自封，訓練學生歸納、綜合、抽象等思維能力，逐步掌握探究問題的基本方法。比如，在學生學習生態系統的相關知識的時候，首先提出這節課的復體思路，再把具體要求呈現給學生。具體列出該生態系統所含生物的種群和群落，列出影響該生態系統的生態因素等，每個學生按照具體目標去完成教學任務，獨自設計自己的解答方案。最后，將每一位學生的見解進行展示，可以發現，每個學生的思維方式不同，都有著獨特的見解。
二、在教學過程中注意實驗的重要性
生物的教學，需要實驗做基礎，學生通過實驗探究，對一些數據進行比較，最后得出實驗結論，經過這一個過程，學生能夠對生物知識有很深刻的理解。這一個過程，就如同學生自己在進行一個科研項目，有始有終，學生最后能夠體會到成就感，激發學生探究的興趣和積極性。同時，也加強了學生對問題的思考方式，尋找最佳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開拓思路，培養思維的發散性和靈活性。同時，在互動中，培養了學生和教師的互動，在非實驗課上同樣產生良好的互動效果。
三、增加課堂教學氣氛的互動性
學生和教師以及學生和學生之間的交流，使得課堂氣氛生動活潑，具有很強的凝聚力，使得整個課堂有著一種積極向上的氣氛。在這種環境下，學生的內心世界逐漸受到感染，無論從心理上還是行動上，都使得學生表現出很大的學習熱情，同時增加學生分組實驗，多增加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互動，教師要引導學生對實驗進行理解、思考，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誘發學生的主動探究實驗能力。
四、針對學生的錯誤回答，如何應對
（二）幫助學生形成歷史空間概念一般來說，凡是教材內容涉及的歷史空間概念，都應當盡可能使用歷史地圖。例如，講述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首先就必須使學生形成關于“西域”“西洋”的空間概念，從而為學生掌握通西域和下西洋的前后經過創造條件。在學習元朝行省制時，參照《元朝疆域圖》和必修Ⅰ《清時期疆域全圖》，可以理解行省制設立的作用和對后世所沿用的情況，以及對元朝行省制的評價等問題。再如，講授美國南北戰爭時，查看地圖《美國南北戰爭》，對理解南北戰爭爆發的背景，戰爭爆發的必然性等若干問題，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實踐講堂
（三）能有效地幫助學生認識地理環境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地理環境是人類生活、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自然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的必要條件之一。不同的地理環境往往形成不同的民族。地理環境在影響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可以運用歷史地圖使學生有所認識。例如，在講述新航路開辟時，通過地圖認識西班牙、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是位于大西洋與地中海交接的地方，可以直接進入大西洋，使這兩個國家最早開辟新航路。
（四）幫助提高學生的分析問題的能力大部分高中學生的學習思維雖有一定水平，但還需要直觀材料的輔助。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應該積極探索，把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作為教學的主要目標之一。如果對課本中的一些地圖加以深入研究，就能夠運用它來激發學生的靈感，培養其思維能力。例如，在講述戰略反攻時，就可以運用《戰略反攻示意圖》，向學生說明大別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學生認識我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對整個戰局的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戰略意義。在分析《》對中國影響時，如果讓學生看《示意圖》，標出臺灣、遼東半島的位置；結合條約的第一條“清政府割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給日本”，使學生分析得出其對中國影響是：遼東半島是北洋門戶，割遼東半島直接威脅了京津地區的安全；臺灣是中國第一大島，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經濟價值。那么，及其給中國帶來的影響也就一目了然了。
二、使用時應注意的問題
（一）適時出示地圖出示地圖要把握好時機。過早，會分散學生的注意力，影響聽課；過遲，又與教學內容銜接不上，影響效果。
（二）邊講述邊演示，講述與演示有機結合在教學中，應當以講述為主，以演示輔之。教師不能背向學生演示，而應當側立面向學生，邊講邊演示。如講述新航路開辟時，就應在地圖上準確指示出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位置以及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等人開辟新航路的路線。
教學活動是一項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活動，現在特別強調要以學生為主體，但這并不意味著教師的作用可有可無，教師誰都能勝任，特別是新課標、新教材對教師的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只有具備淵博的知識、多樣的教學方法、高超的駕馭能力，充分發揮好學生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好教師的主導作用，從而提高教學水平，增強教學效果。目前全區33名地理教師中，大學本科21名、專科12名，但畢業于正規國民教育院校的并不多，而且有19名是非地理專業畢業。且不說那14名教師的畢業院校，就這19名轉行的教師而言，純粹屬現學現賣，只不過有的賣了多年，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有的是現賣。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各學科的教學方法也有相同之處，但各科的本質是根本不同的，教學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這33名教師的課都聽過，從聽課的過程發現，一些教師的教學實在不敢恭維，有的連最基本的知識都能講錯，而對于那些較難的知識點，自己都沒有弄明白，所以講起來是一鍋粥，學生聽得稀里糊涂。由于學校對地理教學的重視不夠，地理教師對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不像大科目教師那樣更加迫切地關注教學的新內容、新動態、新方法，從而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
三、地理教學方法落后
由于教學理念的落后，再加上教師素質的因素以及相互交流的欠缺，導致了地理教學方法的普遍落后。在全區各學校中，只有少數教師的教學方法比較靈活多樣，能夠跟上時代的最新潮流，大部分教師還在傳統的教學方法中徘徊，主要表現為：照本宣科式，照著書本講課，生怕離開書本就會出錯，沒有課外知識的補充，結果是教師念念有詞，學生昏昏欲睡。填鴨式，滿堂灌，沒有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學生理解了要聽，不理解也得聽。與生活實際聯系少，一方面沒有開闊學生的視野，另一方面使知識成為空中樓閣。實踐活動少，沒有給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機會，使知識只是留在了腦子里。不注重讀圖能力的培養，好多學生學習了地理不會看地圖。不注重分析綜合能力的培養，學生不能運用地理知識對一些現實問題進行解釋說明、闡述論證。課講得不深，只講知識，不進行分析探究。輕重不分，抓不住知識的關鍵，抓不住重點、難點，常常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讓學生裝了一袋子東西，學生卻不知道輕重。多媒體運用不科學，有的覺得多媒體是一種先進的教學設備，所以不管講什么內容都用多媒體，該用的用，不該用的也用，用得太亂太濫；有的以為多媒體是萬能的，在課堂自己不講課只當放映員。沒有真正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也不會激發學生參與課堂教學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更不會組織學生開展合作、探究等互動活動，一味地教師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聽。
教學方法的落后，調動不起學生學習的興趣，阻礙了學生思維的發展，影響了學生學習能力的形成和發展，從而大大降低了教學的效率。地理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代學校教育的一開始便被列入教學課程，即使在應試教育最嚴重的年代，雖然遭遇冷落，但仍與數理化一起堅持在學校教育的課程中，這說明地理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學科。而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及逐漸地深入貫徹落實，學校教育中地理課的位置顯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其對實現科學發展有著極其積極的作用。所以，加強學校教育中的地理教學，提高地理教學的水平，勢在必行。
那么，地理課如何設疑、解疑和留疑呢？
設疑的方法很多，常見的有以下八種：
1.擬問設疑：是老師自問自答，宛如和學生進行娓娓動聽的談話，使學生在思考中聽課。如講地球的形狀 時，老師邊講邊問：“地理的形狀像什么？”“怎樣才能看清地球的形狀呢？”通過學生回答后，開展討論式 教學。
2.推理設疑：老師在講課或學生在聽課過程中通過對掌握的知識進行分析理解和推理提出問題。如講外流 河汛期時，先講明外流河的水量變化主要受降水的影響，然后請學生回憶我國東部雨帶推移規律并提問，各地 區河流的汛期分別都在幾月份；根據推理，學生很快就能自己發現和掌握這些新知識。
3.課題設疑：把地理科研課題當成問題有選擇地給學生介紹，有助于提高學生立志獻身于地理事業做準備 ；如講長江水資源開發時，談長江能否變成第二條黃河，三峽工程的論證等。講地殼演化時，談恐龍滅絕，我 國第四紀冰川分布之謎等。
4.故事設疑：講故事設疑，學生既能增長知識，又加深了對相關地理知識的印象和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直布羅陀海峽兩岸都在英國軍隊控制之下，但德國潛艇卻能平安地通過海峽而不被英軍發現，到底用了 什么絕招呢？然后講解密度流的知識和直布羅陀海峽密度流的特點，最后揭開其中奧秘——德軍潛艇潛入淺水 中關閉發動機隨密度流通過海峽進入地中海。
5.圖象設疑：利用課本插圖，圖表和各種圖片中所含各種地理信息進行設疑，不但能提高教學效果，而且 還能培養學生的空間思維能力。筆者將六冊教材中的圖象系統都設計了各種練習題型，翻印后叫學生閱圖練習 ，效果很好。
6.情景設疑：通過小品、詩歌、歌曲、錄像和實地考察等手段，制造一定的環境氛圍，再提出問題，引導 學生思考。“你從雪山中走來，春潮是你的豐采；你向未來奔去，驚濤是你的氣概……”在《長江之歌》那動 人旋律的回蕩聲中，再向學生提問長江發源在哪里？長江之水流向何方？長江源流有什么特點？
7.假設設疑：提出某些不存在的地理現象啟發學生思考，如果這些現象存在的話會產生什么后果，從而培 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和相象能力。如講平流層中的臭氧時，結合環保知識向學生提出，假設臭氧層繼續遭到 破壞而消失，會產生什么后果？
8.綜合設疑：在復習時，采用綜合設疑的方法，能使學生達到融會貫通、左右逢源的境界。如在夏至這一 天，我們假設全班同學做了一次周游世界的旅游，要求學生采用日記的形式，把世界各地夏至這一天具有明顯 特色的地理景觀都寫出來，這個題目涉及天文、氣候、自然帶河流、水文、洋流等多方面的知識，能使學生有 效地把握知識脈絡、理順思路，發展思維。
設疑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必須重視學生的基礎知識水平，提出難易適度的問題。問題太簡單，學生不動腦筋。太玄，高深莫 測，學生會失去信心。因此，應力求學生跳一跳摘到為好。其次，設疑的問題要題意明白，有一定情趣。在講 非洲撒哈拉沙漠時，可先讓學生回顧一下我國降水量的分布規律：由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遞減，似乎是“越近 海，降水越多”。然后指出“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沿岸，東抵紅海。人站在大西洋岸邊，前邊是碧波蕩漾的 大海，背后卻是一望無際的大沙漠，這是為什么？有誰能解這個謎？”題意明確，富有詩意。既活躍課堂氣氛 ，促使學生積極思維，也能引導學生真正領會和掌握地理的基本原理，并運用這些原理對地理事項進行分析。
最后，設疑要根據教材的重點、難點、關鍵以及學生在學習中可能出現的障礙，設計和提問，不可面面俱 到。無計劃無目的設疑會影響課堂的教學效果。
設疑之后，就要針對設疑進行解疑。古人對教師的作用以“傳道”、“授業”、“解惑”來概括。“解惑 ”也就是解疑。
能否熟練的掌握解疑技巧，這是教師基本功扎實與否的具體表現。
怎樣進行解疑呢？方法很多。下面簡介幾種供參考。
1.教師自行設計有關信號、圖表，精講教材的基本原理；間接地進行解疑。
例如關于“世界洋流的分布”，重點指導學生對照分析“地球上氣壓帶和風帶模式圖”與“世界洋流模式 圖”相關聯系。從而掌握世界洋流分布規律的形成原因，若分析過程采用電教手段，效果會更好。
2.要求學生獨立思考課前提出的問題，并引導學生根據所學原理尋找解題的方法和步驟。此時教師可穿梭 在學生中既能方便地為優生提供高難度的“跳桿”，又有時間為差生指點迷津，以防“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的失誤。在聽、答、問巡視中及時收集反饋信息，并迅速處理，以便調控整個教學過程。
3.師生共同探討研究，在相互啟發中開闊思路，促進正確答案的產生。如對“漂流瓶”是否過赤道逆流， 學生中可能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教師對這一分歧的點撥解疑可進一步揭示洋流分布規律與洋流形成之間 的內在聯系，使學生的思維出現一個，從而達到最佳狀態。
4.通過評析總結，將學習狀態推進到更高層次。對于學生的解答，正確的或有獨創性的回答給予肯定和鼓 勵；對于回答欠妥的，甚至錯誤的要進行耐心細致地分析和講解，及時糾正，以免干擾聽課。這樣使學生的輸 入信息得到強化，把直接感受和強化后的信息轉化為理性認識，促進思維的深化。
解疑時有幾個問題應引起注意。首先，對于一些難度較大，學生一時難以找到答案的問題，教師要恰當加 以揭示；或將提出的問題分解成幾個小問題，用小步子解決，便于學生各個擊破，攻克知識難點。例如，講地 形雨形成時，如果只讓學生看完示意圖后提問“地形雨是怎樣形成的？”學生可能對示意圖理解不透，只好照 本宣科了。若將這個問題分成幾個小題：(1)潮濕的氣流前進時遇到高山會怎樣運動？(2)氣流上坡后氣溫有何 變化？(3)氣溫變化后，空氣中的水汽如何變化？(4)水汽是迎風坡多還是背風坡多？這樣步步深入循序漸進， 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其次，在解疑時，要想方設法引導學生自悟，引導學生自己發現和糾正答案中存在的問題 ，這比斷然否定要好得多。最后，在解疑時，對于學生回答問題出現的遺漏部分及時提出新的設疑，使學生掌 握分析問題的方法。如學習“世界氣溫水平分布時”，學生在讀圖后，對七月份20°-30°N沙漠地區成為世界 最熱的地方理由講得充分，而對赤道地區為什么不熱，卻只字不提。對此必須提出設疑，引導學生對赤道地區 氣溫狀況進行分析，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在上完課后或某個問題解疑以后，教師不把眼光停留在現有知識水平上，而應進一步提出一些具有探索性 、趣味性問題，留給學生思考，即留給學生疑問，推進學習內容深化。學生有了疑，就會產生新的求知欲，激 發他們的思維，促使其到課本中或課外讀物中去尋找答案。這不僅鞏固了課堂上所學的知識，而且通過自我探 索，往往能達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學生在探索中得到了樂趣，樂趣又會誘導他們去進一步探索。
高校的地理教學中，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差主要是學生的實踐經驗缺乏。在高校的地理教學中老師更加倚重書本，講課也是以書本知識為主，將課堂限制在了教室這一特定場所，學校也沒有安排相關的實踐教學內容，所以學生學到知識根本沒有拿到實踐中檢驗，其實地理教學過程中很多只是停留在課本是不能完全掌握的，比如:在地理教學中講述巖石的類型，書本上自然是對各種巖石的特征進行了描述，但是學生沒有進行課外實踐，對巖石的認識肯定不是很清晰，在實際生活中他們也許不能根據課本辨認巖石種類。對水文環境的考察，沒有經過實踐，掌握各種水質的數據，也不能簡單的根據書本知識判斷當地的水文環境。
1．2老師教學中沒有將地理和生活有機聯系在一起。
地理是一門和生活聯系比較緊密的科目，地理課本中很多知識都是來源于生活，但是在大學教學中，老師只是將知識按照書本內容轉述給學生，沒有聯系生活中的現象和例子對某一地理知識進行詳細的講解，地理知識的學習是為了更好的服務生活，要是教學中沒有將其和生活緊密結合，學生在實際應用中自然不知道如何應用。所以高校老師沒有將地理教學和生活緊密結合是導致學生知識應用能力差的重要因素。
2．高校地理教學中學生知識應用能力培養策略
地理知識源自于生活又服務于生活，所以高校的地理教學中要注重對學生地理知識應用能力的培養，讓學生在以后更好的用地理知識為社會創造價值。高校在培養學生的地理知識應用能力時，主要是從加強學生的實踐和提高老師講課緊密聯系生活兩方面實現的。
2．1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策略。
(1)樹立實踐意識，引導動手動腦。實踐意識是誘發實踐的動機，在高校的地理教學中應該結合教學內容培養學生的實踐意識，把當今人類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等相關問題暴露在學生面前，誘發學生實踐的動機。在誘發學生實踐動機之后，老師要改變以往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課堂中多動手，提高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通過實際操作發現自己的不足，現在的地理教學中各種儀器、標本都比較齊全，在學生實際操作的過程中，老師進行指導，讓學生將課本知識和實際操作相結合，鍛煉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2)模擬實踐，探索學習。在教學的過程中，老師可以利用手中的教具進行試驗模擬，讓學生通過試驗模擬提升學習興趣，在實踐的過程中將課本知識轉化為實踐應用知識。老師要指導學生利用地理模型進行模擬實踐教學，加強學生的參與意識，發揮學生學習中的主體地位，例如讓學生用橡皮泥制作星系模型，在制作的過程中，學生對學習的知識加深印象，掌握各種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3)開展地理課外實踐活動，培養實踐能力。高校的地理教學不應該僅僅局限在教室中，課外實踐活動可以作為另一個教育平臺，讓學生更多地參加課外實踐活動，更好的幫助學生加強地理知識應用。在以往的地理教學中，老師主要是以教室為場所，單純的講解書本知識，這種方式束縛了學生的思想，進行課外實踐是對課堂知識的一種有效補充和延伸，適當的課外實踐可以激發學生的創造意識，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更好地將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在實踐的過程中老師要做到以學生為主體，采取豐富多樣的形式開展學生感興趣的內容，在課外實踐的過程中主要從實際出發。
2．2改變地理老師教學方式的策略
(1)由生活現象引入地理知識。地理和生活是緊密相連的，很多的生活現象都可以通過地理知識進行解釋，但是高校老師在地理教學中沒有很好地結合生活，造成了學生的地理知識應用能力差。一般地理書本上的內容都是比較寬泛的，老師在講解的過程中要將理論和現實相結合，比如在講解太陽直射點南北移動的知識時，可以從房屋的采光出發，讓學生掌握這一原理，在以后買房時要選擇四季光線充足的房屋。在教學中聯系生活實際的時候，盡量聯系學校周圍的事物，讓學生更加熟悉。(2)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提升學生的地理素養。地理學的知識面較廣，包含自然和人文兩大方面。在信息不斷發展的今天，老師要充分的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將很多的信息轉化為圖片或者視頻，讓學生有更加直觀的認識，通過網絡，讓學生拓寬知識面，在利用網絡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掌握更多的知識，提升學生的地理素養，提升學生的地理知識應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