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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二)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結束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1.1.1價格機制的概念。價格機制的概念是，市場上的某一類商品在市場競爭中，其市場價格和商品供求變化形成的一種有機聯系。價格機制通過市場價格來映射出供求關系，并根據價格變化對生產、流通作出合理、及時的調整，從而實現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在市場機制中，價格機制是其中最為有效和敏感的調節機制，價格的變化往往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活動。因此價格機制在郵電通信經濟市場中具有導向作用，通過供求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制約關系，可以有效調節郵電通信經濟的杠桿。
1.1.2具體實踐策略
1.1.2.1通過價格機制提升質量、控制成本。對于郵電通信的經營者、生產者來說，價格機制可以作為一種市場競爭的有效工具。為了占據更高的市場經濟份額，郵電通信經營者和生產者應以廉價作為自身優勢，盡可能控制成本，為價格調節提供出足夠的波動空間，從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是應當注意的是，經營者和生產者在盡最大努力壓低生產成本的同時，還應當保證郵電通信服務的質量，這樣才有利于郵電通信的長久發展。
1.1.2.2通過價格機制調整郵電通信生產結構。海面上細小波紋往往暗示著水下的巨大漩渦，在市場經濟中也是如此。價格上的微小波動看似平常，但是經營者和生產者不能對其掉以輕心，因為價格上的變化可以映射出整個行業的更深層次的生產結構變化趨勢。對于郵電通信經營者、生產者來說，價格波動是調整生產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和生產規模的信號，與此同時，它也是一種衡量郵政業務或通信產品是否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最佳參照。如果某種郵電通信產品不被受眾所認可，經營者和生產者首先能夠從價格變化情況中得到反饋信息，從而對郵電通信生產結構做出及時調整。
1.1.2.3通過價格機制反映郵電通信市場變化趨勢。當一種郵電通信產品或業務逐漸被受眾淘汰，其市場價格也會受到影響，因而不同的郵電通信產品或業務的市場價格變化可以反映出郵電通信市場的發展趨勢，這也為經營者和生產者開發產品和服務類型提供了有利參考。例如，過去幾年固定電話市場的繁榮與當前固定電話市場的衰敗就是很好的例子，郵電通信業開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手機通信中，這體現了價格機制的作用。
1.2通過競爭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2.1競爭機制的概念。競爭機制的概念是，各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以自身經濟利益為基本目標展開激烈競爭，并因此形成了經濟市場的優勝劣汰。這種市場機制使市場具有一定的自凈功能，從而能夠保持市場良性發展。
1.2.2具體實踐策略。郵電通信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是其內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結果，經營者和生產者與其消極等待或隨波逐流，不如加強自身競爭意識，牢牢把握住時代脈搏，在競爭中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及時對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作出調整，適應市場規律。
1.3通過供求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3.1供求機制的概念。供求機制的概念是商品供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而發揮作用的現象。供求關系是市場內部矛盾的核心，會受到競爭和價格這兩方面的影響，相應地，也對競爭和價格造成影響。供求關系與市場中各個環節都有著緊密的聯系，能夠最直觀地反映出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聯系。
1.3.2具體實踐策略。郵電通信領域的經營者和生產者應充分利用供求機制來合理調節生產、經營策略，抓住機遇，改變營銷手段，推廣新型產品和業務。沒有供求關系就無法產生市場，在郵電通信經濟中，當通信能力超過市場的需求，即供過于求，其市場價格就會降低，并且延緩郵電通信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應突出自身產品特色，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如果通信能力滯后于市場需求，即供小于求，其市場價格就會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應控制成本，通過價格優勢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郵電通信行業的經營者和生產者不能把市場供求機制簡單地、人為地固定化，一定要結合所處地區實際的通信發展水平、消費水平等制定自身發展戰略。
[論文關鍵詞]：債務重組會計準則公允價值現值
一、引言
為規范債務重組會計核算和信息披露，1998年財政部了《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1]。該準則以公允價值作為入賬基準，債務重組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然而實際工作中，許多公司卻利用準則中的這種規定進行盈余管理，一些經營困難的上市公司把債務重組視為保牌、摘帽的法寶。為了利潤操縱，2001年財政部頒布了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2]。將非現金資產抵債的計價基礎由公允價值改為賬面價值，債務人因債務重組產生的差額不再確認為債務重組收益，而是全部計入“資本公積”，從而避免了對公允價值的濫用，抑制了部分利潤操縱行為。但是這種規定有悖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與國際會計準則難以協調。在充分考慮到經濟環境變化以及修訂前準則實施情況的基礎上，2006年財政部對準則進行了修訂，出臺了《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3]，重新定義了債務重組的概念，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本文根據2006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以下稱新準則)和2001年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以下稱舊準則)探討了有關債務重組的定義、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債務重組的會計處理、新準則執行中存在的問題等債務重組中的會計準則問題。
二、債務重組定義
國際上對債務重組所下的定義從總體來講反映了兩種思路，一種是廣義的債務重組，一種是狹義的債務重組。廣義的債務重組認為所有涉及修改債務條件的事項都應視作債務重組。最能體現這種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會計指南第11號將債務重組定義為：“為了改變或解除債務人對現存債務的責任而采取的行動，其中不包括債務的消除和可轉換債券轉為股權”。狹義的債務重組認為只有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且債權人對債務人做出了讓步事項的才視作債務重組。最能體現這種思想的是美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15號公告的定義是:“債權人因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基于經濟上或法律上的原因，對債務人做出的平常不愿考慮的讓步事項”。
新準則[3]把債務重組定義為：“在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的情況下，債權人按照其與債務人達成的協議或法院的裁定做出讓步的事項”。新準則把“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作為債務重組的前提條件，把“讓步”作為債務重組的必要條件。而舊準則[2]的定義是：“債權人按照其與債務人達成的協議或法院的裁決同意債務人修改債務條件的事項”。可見舊準則是廣義的定義，而新準則為狹義的定義。
筆者認為這樣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⑴債務人沒有發生財務困難時發生的債務重組的會計核算，其實質屬于捐贈，適用其他準則；⑵企業破產清算時發生的債務重組，屬于非持續經營條件下的債務重組，非持續經營條件下的債務重組不屬于債務重組準則涉及的范圍，其會計處理由相關的會計規范子以規定。在企業進行公司制改造時，情況比較復雜其債務重組無論是否屬于持續經營，本準則也不予涉及。⑶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時所進行的債務重組，如果債權人未做出讓步，則不涉及會計的確認和披露。因此將債務重組的定義恢復為1998年準則的定義有其科學性和合理性。
雖然新準則對債務重組的定義在文字上與1998年準則的定義[1]一樣，但新準則的適用范圍比1998年準則的適用范圍廣，這是由于債務重組定義對“讓步”的判斷標準不同，1998年準則未采用現值計算，而新準則借鑒了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15號公告的做法，采用現值計算來判斷債權人是否做出了“讓步”。
新準則規定，以修改債務條件（包括延長債務償還期限、延長債務償還期限并加收利息、延長債務償還期限并減少債務本金或債務利息等）進行債務重組中，債務人將來應付金額的現值與重組債務賬面價值的差額，作為重組收益，確認為當期損益。對于債權人而言，重組債權的賬面余額與收到現金、受讓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享有股權公允價值、將來應收金額現值的差額（已計提減值準備的，應先沖減減值準備），作為債務重組損失計入當期損益，受讓非現金資產按照公允價值入賬。現值更能真實反映債務人、債權人在債務重組活動中的利得和損失，現值概念的引入，使得債務重組具體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進一步趨同。
三、公允價值計量模式
（一）公允價值的概念。
公允價值亦稱公允市價、公允價格。各國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概念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樣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指出:“公允價值，指在一項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自愿的雙方交換的一項資產或清償一項債務所使用的金額。”英國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中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指熟悉情況、自愿的雙方在一項公平交易而不是在強迫或清算拍賣交易中，交換一項資產或一項負債所使用的金額。”我國將其定義為:“以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
（二）用以清償債務的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的計量
債務重組采用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的，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應當按照下列規定進行計量:
(1)非現金資產屬于企業持有的股票、債券、基金等金融資產的，應當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規定確定其公允價值。
(2)非現金資產屬于存貨、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其他資產且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其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其公允價值；不存在活躍市場但與其類似資產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類似資產的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其公允價值；采用上述兩種方法仍不能確定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的，應當采用估值技術等合理的方法確定其公允價值。
（三）恢復公允價值作為入賬價值的意義
從理論上講，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能合理、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①公允價值更能體現某一時點上資產或負債的實際價值。②有助于全面反映債務重組對企業的實際影響，正確分析企業的經營成果。如以以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資產轉讓損益與債務重組損益的性質不同應分開核算，只有公允價值的運用才能清楚地將其區分開來。
恢復公允價值，保持會計準則的一致性。在新的會計準則中由于在《金融工具的確認和計量》《企業合并》等具體準則中部分引入公允價值，為了保持會計準則的一致性，在債務重組準則中應引用公允價值計量。
恢復公允價值，與國際會計慣例接軌。我國企業要開展世界貿易，就要提供符合國際慣例的會計信息。公允價值計量通常被認為能為決策者提供最為相關的信息代表了財務會計未來發展的方向。目前，公允價值已被越來越多國家的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采用。
四、債務重組的會計處理
（一）債務人的處理
債務人應當將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超過清償債務的現金、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所轉股份的公允價值、或者重組后債務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在滿足《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所規定的金融負債終止確認條件時，將其終止確認，計入營業外收入(債務重組利得)。
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的差額，應當分別不同情況進行處理：非現金資產為存貨的，應當作為銷售處理，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的規定，以其公允價值確認收入，同時結轉相應的成本。非現金資產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的，其公允價值和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營業外收入或營業外支出。非現金資產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其公允價值和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投資損益。
（二）債權人的處理
債權人應當將重組債權的賬面余額與受讓資產的公允價值、所轉股份的公允價值、或者重組后債權的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在滿足《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所規定的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條件時，將其終止確認，計入營業外支出(債務重組損失)等。重組債權已計提減值準備的，應當先將上述差額沖減已計提的減值準備，沖減后仍有損失的，計入營業外支出(債務重組損失)；沖減后減值準備仍有余額的，應予轉回并抵減當期資產減值損失。債權人收到存貨、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長期股權投資等非現金資產的，應當以其公允價值入賬。
五、新準則執行中存在問題的探討
（一）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實際操作問題
國際會計準則中涉及到公允價值計量的具體準則已有幾十個之多，公允價值會計在各國理論與實務的發展也正顯示出蓬勃生機。同時，我國的市場環境和會計人員的素質正在不斷的完善和提高，使用公允價值計量將是必然的。而且會計本身就是要傳遞真實、公允的會計信息，公允價值應該是最真實、公允地計量企業的資產和負債。公允價值本身并不存在問題，它之所以會被利用來操縱利潤，往往是因為市場環境和人為因素。而在目前市場經濟不完善，尤其是生產要素市場存在缺陷的條件下，公允價值的取得和現值的計算在實際操科中可能存在不少問題。實際操作時能做到的只能是選擇最接近公允價值的計量，尤其在資產或負債不存在公平市價的情況下，需要通過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來探求公允價值的情況。大多數時候，公允價值的確認只能來源于雙方協商，那么公允的程度就有待提高了；同樣現值利率的取得也會存在具體困難。這些都給公允價值計量留下可選擇的空間。在日前市場機制不健全，投資者還要以企業財務報表指標作為投資決策依據，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尚不合理的情況下，不排除因受自身利益驅動的高級管理人員可能利用此進行利潤調節和會計造假的情況。筆者認為在目前的環境下，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要注重相關輔助機構的工作質量，如評估機構、工商管理部門、物價部門、稅務部門等，建立好相關的監督和管理機制，想辦法提高這些部門的工作質量，把市場環境因素的影響減到最低，恢復公允價值的公允。
（二）關于重組收益的問題
新準則規定，以債務轉為資本清償某項債務，債務人應將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與債權人因放棄債權而享有的股權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作為重組收益，確認為目期損益。相比舊準則而言，重組收益最終計入了目期損益，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之差作為資產轉讓損益。然而就如98年準則，一些虧損的上市公司就利用債務重組獲取額外的重組收益及巨額利潤，以使虧損減小或是扭虧為盈，維持報表利潤，使會計報表不真實。這就需要修改現金流量表的相關項目。由于債務重組不是企業日常的經營活動，它的損益并不能給企業帶來相應的現金流入或流出，因而對當前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所以，在編制現金流量表時，應把由于債務重組產生的收益或損失從補充資料的凈利潤項目中扣除，這樣對凈利潤調整后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才會是真實的數據，也只有這樣才能使現金流量表的主表和補充資料中所反映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項目相一致。因此為了保證新準則的順利實施，應在現金流量表的補充資料中增加一項債務重組凈損益，作為凈利潤的調整項目,專門反映債務重組產生的損益。這樣處理可以較清楚地了解債務重組收益對企業利潤的影響，提高會計數據的質量。
六、結語
2006年我國財政部頒布的，是在2001年修改1998年公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的基礎上做出的進一步修訂，它更能反映現實經濟運行的特點，同時與國際會計準則在保持一致的基礎上更為其體，更其有操作性。新會計準則體系的貫徹和實施，對于進一步規范我國的資本市場，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建立和完善企業制度，促進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都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二、財政與金融整合過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則
在對“三農”、建設新農業和小康社會建設有利的基礎上，要具有宏觀的戰略全局和一定的前瞻眼光，要敢于進行開拓，積極的采取各項措施對財政和金融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突破。首先對整合工作展開試點，在試點工作中積累經驗、對整合方案中存在的錯誤進行及時的修正，令整合方案更具有科學性和操作性，將成功的經驗進行大力的推廣。遵守以下幾點原則：
(一)要遵循國家有關的法律法規在整合過程中要以財政支農為基礎，因為財政支農資金是財政同金融支農的重要準備。因此，需要將財政支農同金融支農作為重要的戰略內容，要意識到整合是財政支農的必然趨勢。在制定相關的政策時，一定要遵循有關的法律法規，不可偏離金融發展的特點軌道。
(二)將財政的支農資金作為先導，將金融支農資金設為金融發展的主力由于財政支農資金規模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如無償性。因此，在對其進行整合時，要體現金融機構的主體性，政府部門應作為輔助的角色，切不可在整合的過程中過于強勢，要保障金融機構在支農整合中的主導地位，令金融機構在政府部門的配合和監督下對支農項目進行審查工作和日常項目的管理工作。在到達這一目標，政府部門需要對項目進行嚴格的篩選，并同金融機構確定政府在扶持工作中的扶持額度及投資預算等。
(三)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多層次整合對開發性財政支農資金進行深度的整合，將有限的財政資金作為投資項目的先導，作為吸引盈利性金融資金投入的引子，由于財政資金可以對信貸資金擔保或補償，能對財政資金的乘數效應的發揮提供幫助，然后對非開發性財政支農資金與金融機構進行整合，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從中提供結算服務。
(四)要以支農項目為整合的平臺要設立明確的資金使用目標，這是成本、收益核算的主要工作。同時需要體現金融機構在資金貸款方面的優勢。以支農項目為整合的平臺，能夠引到市場進入合理的競爭機制，利用招標的方式篩選出支農貸款機構、期限和利率的最佳組合。政府應給予一定的配合，定期組織一些商業性投標項目，綜合評比出信用、實力最強的商家，中標的金融機構需要按照有關規定的標準展開支農業務，根據財政工作的實際情況給予一定的保證和補充。
三、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的整合方式的介紹
隨著經濟市場的發展我們也逐漸意識到若分開對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進行改革，那么將會面臨很大困難，若以宏觀的整合為主導，對兩者進行管理將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財政支農同農民金融培訓整合的介紹當前的農村金融困境是供求雙方不平衡造成結果，針對這一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提高廣大農民的金融意識和對資源的利用能力。有關的文獻表明，金融支農的基礎工作是能給廣大的農民增長智慧，令其對現代的金融有宏觀的認識，同時學會對金融資源進行合理的運用。具體的整合措施如下：要求專業的金融機構對農民進行具體的培訓，政府可以用專項的資金進行撥款，并對培訓工作進行監督和考核。
(二)財政支農同商業性金融支農的整合介紹將兩者結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對農業投入創造出更大的收益，但由于彼此間在運營的原則、機制上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財政支農資金具有擔保性和補償性，屬于公益性支出，同金融體系獲利性煩人商業支出提供一定的擔保。從而提高資金的利用率，同時也提高商業性金融機構盈利能力，適當的增加對“三農”資金的投入，可增加其盈利能力，從而實現政府、商業金融上的雙贏局面。
(三)金融機構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整合將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目標設為農村政策性的金融，政府部門給予一定的整合補貼或補償，不僅有助于促進農信社的發展，還可以增強政策金融的支農力度，對財政支農的工作效率有提高作用，從而實現多領域的“雙贏”局面。
(四)注重財政機構同農村增量金融機構的配合將財政支農同農村金融進行增量的整合，可對農村金融增量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可將一部分的財政支農資金投入到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中，推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從而令社會更多農村新生組織順利的發展。
四、實施整合的整體配套機制
戰略成本意識見指企業管理人員對成本管理和控制有足夠的重視，充分認識到企業成本降低的潛力是無窮無盡的。這種無窮無盡降低成本的思想必須依靠組織措施的配合才能形成現代完整意義上的戰略成本意識。表現為：
①把降低成本的工作從管理部門擴展到供應、生產和設計等各個部門，形成全廠全員式的降低成本格局，形成縱橫貫穿企業內部各部門的“組織化成本意識”。
②將降低成本從戰略布局的高度加以定位，即從選擇開發項目種類、規模起就注入成本思想，確立具有長期發展現的“戰略性成本意識”。
二、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觀念
筆者認為，成本管理的環境是成本管理研究的邏輯起點，從目前市場環境來說，幣場已明顯進入了“微利”時期。因此，企業幾乎不可能依靠高價格獲取利潤。計劃體制下的“節能降耗”和單項成本管理等簡單的管理模式已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因此，應樹立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觀念，其主要特征表現為：
1.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成本管理方法。傳統成本管理注重視有產品的節能降耗，成本下降空間極為有限。成本和利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常常是老產品虧本促銷、新產品高價難銷，不利于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重點是通過新產品開發、成熟產品的優化設計、新材料的運用、工藝技術的創新、設備技術的改進、員工素質的提高和采用計算機管理等措施，實現管理手段、方法的科學化，進而將降低成本與技術進步有機結合起來，由此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系統的企業成本管理框架體系。
2.更加注重科技在擴大利潤空間的作用。科技進步和創新是增強企業綜合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為增強競爭力，企業必須加快產品創新步伐，提升企業技術水平。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成功的關鍵在于：企業產品創新在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的同時，創新所帶來的產出必須大于對創新活動的投入。為此，企業在實施成本管理時，特別強調在產品開發過程中，以市場為導向，實行科學的產品開發規劃和預算制度，通過優化企業資源配置，運用現代科技方法和手段，建立以科技驅動為核心的成本管理體系。
3.使企業生產組織更趨現代化，資源配置更加合理。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很重要的特點在于，把企業的各種生產要素有機結合在一起，加快企業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型轉變；從注重物流管理向注重信息管理，按照信息化組織生產經營轉變；從“產—供—銷”的傳統管理模式向“營銷—開發—制造—銷售”的現代管理模式轉變，確定合理的組織結構和責任制以及完善的激勵管理機制。
三、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觀念
傳統的成本管理方法主要是以“重獎重罰”為主，它只強調管理企業的目的，而不注重達到目標的過程，忽視了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及作為一個人的多方面的需求。因此，樹立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觀念，建立成本管理文化，仍有重要意義。其內容包括：
1.樹立全員成本意識。向全體職工進行成本意識的宣傳教育，培養全員成本意識，變少數人的成本管理為全員的參與管理。
2.調動職工成本管理的積極性。
①抓干部廉潔奉公，帶頭厲行節約，為職工辦實事，使職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②抓精神獎勵，使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中的優秀職工獲得耀眼的來譽。
③抓物質鼓勵，建立職工和企業的命運共同體。
3.開發職工成本管理的能力。
①建設人才成長環境。一是心理環境建設，提高全體職工對“搞好成本管理，人才是關鍵”的認識。二是政策環境建設，企業在實行技術研究開發和管理創新中，出了問題應由領導承擔失誤責任，而取得成績時，榮譽、獎勵、署名權都屬于科技人員。三是物質環境建設，改善人才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保證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
②建立人才培訓體系。一是設立專職的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制定以崗位培訓為主，以脫產培訓、專題進修為輔的教育培訓計劃制度等。二是在崗鍛煉，迅速提高職工成本管理的理論認識和技能。
4.滿足員工不同層次的需求，創造一個各盡所能的氛圍，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四、成本系統管理觀念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應樹立成本的系統管理觀念，將企業的成本管理視為一項系統工程，強調整體與全局，對企業成本管理的對象、內容、方法進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
首先，為使企業產品在市場上具有更強大的競爭力，成本管理就不能局限于產品的生產（制造）過程，而應延伸到產品的市場需求分析，相關技術的發展態勢分析，產品的設計，顧客的使用、維修及處置。按照成本管理的要求對產品的信息來源成本、技術成本、后勤成本、生產成本、庫存成本、銷售成本，以及對顧客的維修成本、處置成本等應以嚴格、細致的科學手段進行管理。如在產品設計階段推行價值分析，就是一種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成本管理手段。
其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非物質產品日趨商品化。與此相適應，成本管理的內涵也應由物質產品成本擴展到非物質產品成本，如人力資源成本、服務成本、產權成本、環境成本等。
創業企業相機治理的內涵
相機治理指公司控制權隨公司績效或經營狀態的變化而發生變動，或者說是動態的公司治理。不管有效公司治理是何種模式，在公司績效惡化或者公司經營狀態的變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當事人利益的時候，都有一種有效的機制，將公司控制權在各個當事人（所有者、管理者、債權人和員工）之間做出重新安排，以便實現對公司治理結構的重新調整。實現公司相機治理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控制權轉移（公司化及股份化改組，收購兼并，權競爭，破產清算等）。
在不同的投資階段，創業企業所處的狀態不同，從而創業企業所有者是不同的。在創業企業的種子期、設立期甚至成長期，創業企業風險很大，而盈利可能很低，甚至沒有，創業企業家不是主要的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所有者，股東即創業資本家由于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承擔了大量風險，所以是主要的創業企業剩余索取權者和控制權者。而當創業企業進入成熟期后，創業企業的運營機制趨于完善，經營規模逐步擴大，市場競爭力、盈利能力明顯增強，客觀上就將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從股東（創業投資家）向管理者（創業企業家）轉移。
相機治理機制類似于日本的主銀行制，在創業企業正常經營時，創業資本家一般不過問創業企業家的日常決策，但如果公司陷入財務危機，創業資本家將中止創業企業家的經營權，由其進行直接的臨時控制。青木昌彥把它稱為“相機治理”，與外部控制模式相對應，這種模式常被稱為內部控制模式。
創業板市場上民企治理結構特點
（一）創業板市場上民營企業主要依賴內部治理機制
創業板市場上民營企業由于企業家和創新項目的資產性質和信息特點，創業企業的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特別突出，這對公司治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創業企業一般不具備成熟的競爭性產品市場，經理市場規模有限，資本市場呈現低有效性，因此外部治理機制很難發揮重要作用，只能依靠內部治理機制如董事會、股東會和其他治理安排來激勵和約束企業家。創業資本家相機治理起著重要作用，這也是創業資本家要堅持對企業控制權的原因。
（二）創業資本家的相機治理是民營企業治理的核心
通常，創業資本家主要為企業提供管理、財務、市場營銷方面的支持性顧問服務，并通過董事會等機制了解和跟蹤企業經營狀況。只有企業陷入困境，創業資本家才會采取非常措施，調整企業發展策略，對進一步融資實行更苛刻條件，更換管理人員，甚至將企業清算和轉讓等。創業資本家的相機治理起到了抑制企業家機會主義行為、保護投資者的作用；又做到了給企業家以經營自、提高企業家創業積極性的作用、實現創業資本家與企業家共同努力提高投資收益的目的。
相機治理機制主要通過可轉換債券發揮作用。創業資本家投入創業板市場上民營企業的資本通常采用可轉換債券形式，可轉換債券契約明確分離了收益權（現金流）和控制權，提出多輪融資對企業形成的約束，可轉換債券契約中規定不同方的收益保障優先權的差異性。可轉換債券的換股比例一般與期望收益率相聯系，對企業的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配置隨企業項目投資收益率變化而變化。
可轉換債券對于民營企業治理結構的作用
可轉換債券可以被看成將發行人的一組權利（債權+期權）與投資人的一組權利相交換的工具，發行人用以交換的權利包括未來公司收益分配權和轉股權等期待權利，投資人用以交換的權利包括當期消費的權利和另一種期權（回售權）。
（一）可轉換債券投資收益率與控制權的變動對企業治理結構的作用
持有可轉換債券的創業資本家既是企業的股東又是企業的債權人，享有對公司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其最終目的是在企業股票升值時，將股權份額賣給企業家，實現創業資本的完全退出，賺取與之承擔的高風險相對應的高額利潤。因此，分析發行可轉換債券后對創業板市場股票走勢的影響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影響創業板市場股票走勢的因素很多，本文僅從基本面中財務因素的角度進行討論。假設公司現有股票n份，發行m份可轉換債券，每份票面價值為X，轉股價格為Pc，票面利率為ic，投資年收益率（稅后）為i，α（t）為t時刻轉股數占可轉換債券發行總量的比例，V（t）為t時刻公司價值，債券持有人預期收益為轉股價格溢價。
假設發行前公司每年的每股稅后收益為E1，并且在沒有新的投資仍保持E1不變，則發行前公司每股股票的價值是：P0=E1/r
發行可轉換債券后，隨著公司業績的變化以及不同可轉換債券持有者收益預期的不同，在時刻t將有可能有部分或全部可轉換債券轉化為股票，公司股票的價值也將發生變化。假設投資項目每年的收益率相同，仍采用上述股票估值公式：
P0=nE1+{m×X×i＇-[1-α（t）]×m×X×ic}×（1-τ）/r×[m×α（t）+n]
i＇為稅前投資年收益率，化簡后得：
P0=nE1+m×X×i-[1-α（t）]×m×X×ic×（1-τ）/r×[m×α（t）+n]
當投資項目收益小于創業資本家的預期收益率時，如果可轉換債券持有人全部轉股，公司的股票價格將下降。如果全部不轉，對于公司來說，由于大量債務的存在而產生的稅盾效應，對公司的業績下滑產生抵消作用。當稅盾效應所帶來的好處大于投資項目不佳帶來的損失時，創業資本將增值。分析如下：
（1）如果i＜r，并且可轉換債券全部不轉，即α（t）=0，則公司可轉換債券融資變為債務融資，股票的價格計算如下：
P0=nE1+m×X×i-[1-α（t）]×m×X×ic×（1-τ）/r×[m×α（t）+n]
=nE1+m×X×i-m×X×ic×（1-τ）/r×n
令nE1+m×X×i-m×X×ic×（1-τ）/r×n＞E1/r
解得：i＞ic×（1-τ）
即：如果r＞i＞ic×（1-τ），公司股票價值將由于發行可轉換債券而增加。
由于股票價值增加，當轉股收益大于債券收益時，可轉換債券持有者將申請轉股，因此上述α（t）=0的假設不成立，公司將不斷創造新的股票，使總股本不斷增加，公司的每股價值被攤薄，直到轉股收益等于債券收益為止，此時對應的轉股比例計算如下：
nE1+m×X×i-［1-α（t）］×m×X×ic×（1-τ）/r×[m×α（t）+n]=Pc
解得：
α（t）=nE1+m×X×i-m×X×ic×（1-τ）-n×Pc×r/m×Pc×r-m×X×ic×（1-τ）
上述計算未考慮可轉換在二級市場流通中通過增值獲取收益的可能性，由于可轉換債券二級市場與創業板市場的無套利均衡，在獲取同等收益時，上述分析中還應該假定持有者僅選擇轉股，而不是賣出可轉換債券。
一個值得關注的結論是，當r＞i＞ic×（1-τ）時，盡管可轉換債券投資回報率小于創業資本家的期望收益率，但如果稅盾效應能夠抵消可轉換債券的利息成本，創業資本家的價值仍會增加，其上限為轉股價格。并且可能發生部分債轉股現象，對總股本產生稀釋作用，直到股票價值等于轉股價格為止。
（2）如果nE1+m×X×i-m×X×ic×（1-τ）/r×n＜E1/r，即：如果i＜r，且i＜ic×（1-τ），公司股票價格將由于發行可轉換債券而下跌。不過，這兩個不等式中，只有一個會實際發揮作用。
根據《上市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實施辦法》規定，在發行可轉換債券時，可轉換債券的票面利率不得高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在已公布的可轉換債券發行方案中，可轉換債券票面利率一般在0.8%～2.0%之間，而創業資本家的投資預期收益率一般都大于5%，因此在實證上，可以認為，只要滿足i＜ic×（1-τ），則i＜r自然成立。
當i＜ic×（1-τ）時，公司募集資金的投資回報不能抵消公司的利息成本，創業資本家的價值將減少。在一個理性、有效的市場環境中，債轉股現象將不會發生。
當投資項目大于創業資本家的預期收益率時，公司的股票價格將上升，可轉換債券持有人因有利可圖，將申請轉股，盡管股本稀釋，創業資本家的財富仍不斷增加，與可轉換債券持有人共享新投資項目帶來的收益。現分析如下：
如果i＞r，設可轉換債券全部轉股，即α（t）=1，股票的價格如下：
P0=nE1+m×X×i-［1-α（t）］×m×X×ic×（1-τ）/r×[m×α（t）+n]
=nE1+m×X×i/r×（m+n）
如果（nE1+m×X×i）/（r×n）＞E1/r，即：如果i＞r，公司股票價格將由于發行可轉換債券而上揚，與假設相符。
因此，當投資項目的收益率大于股東的預期收益率時，創業資本家將從發行可轉換債券中獲益，并且在理性、有效的市場環境中，可轉換債券持有者將全部實施轉股。創業資本家將投資收益率與期望收益率進行對比，在確保創業資本增值的情況下，創業資本家就會調整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
（二）可轉換債券條款限制對企業治理結構的作用
由于民營企業家控制著資金的使用和關于項目的信息，企業家的投資努力對創業資本家來說是不可觀測的和不可證實的，這就使得簽訂完全的狀態依存契約成為不可能。契約不完全會造成道德風險，產生較大的成本。因此為控制成本，改善公司治理，創業資本家可通過可轉換債券條款上的限制，擁有更多的控制權。
對企業投資策略進行限制。典型的做法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營企業成為其他公司的債權人，另一些做法是通過契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營企業變賣、租賃、轉移或處理其資產。也可以對其在資產處理上規定一個限額，只有在這個限額之內，公司所處理的資產本金才可用于購買其他資產或償還部分債務。這就是說，民營企業在資產處理方面的原則應該限于處理那些價值偏低的資產。這些規定限制了民營企業增加投資風險的能力，保護了創業資本家的利益。
對債券償付模式施加限制。許多債務契約都規定了償債基金（sinkingfund）條款，要求企業定期向創業資本家支付償債基金以確保每期收回特定數量的債務。償債基金為補償債權人在期末由于債券下跌所帶來的損失提供了保障。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可轉換債券看作是創業資本家事先約定的接受償付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可轉換債券的設計本身就具有控制民營企業家和創業資本家之間成本的功效。
對企業信息披露施加限制。一些可轉換債券契約在公司的信息披露上也作了限制，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債權人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從而控制和降低了創業資本家與企業家之間的成本。
參考文獻：
二、關于成本與包裝的限制
近年來，有不少的晚會，策劃伊始都犯一個通病，就是一味地追求大投入、大包裝、大制作；舞劇化的編排、華麗的服飾；大段的、與主體技術的呈現無更多關聯的舞蹈等，太多的光鮮與絢爛紛繁在此要說明的是：上述這些話并非是說主題晚會、雜技劇這種形式不好，而是這種“同一種類型的一窩蜂”不好。俗話說“好吃不如餃子”，然而一桌席上全是“餃子，頓頓皆是“餃子”，最好吃的東西也是會大打折扣的。原本應該是畫龍點睛，結果反倒成了畫蛇添足，導至了成本巨大、本體的弱化，削弱了雜技的本體——這個原本就擁有核心價值、也是觀眾掏腰包到劇場所希望看到的主要的特色元素。10多年前，針對有的節目因包裝過度，淹沒了雜技的技巧本體，就有批評家批評到“雜技乎”？“舞蹈乎”？其原由還在于某些編導者自身的藝術修養與積淀的缺乏，或對雜技專業技術本體特性的了解與操控能力不足。這一點更突出地體現在某些主題雜技晚會的設置與呈現上。
三、關于主題雜技晚會和雜技劇
近年來主題雜技晚會和雜技劇的興起，其貢獻在于：將原本散點狀的節目用一條主線串連起來，它不僅使幾近雷同的晚會和節目個性化了，更是極大增強了晚會的觀賞性，毋庸置疑，主體晚會給雜技的單一表演形式帶來的一次多元的復合與升華。但是，雜技本來就不是能夠把故事講明白的藝術，與其情節晦澀難猜，使之身心疲憊，不如以清新、恬淡的寫意去烘托雜技本體。編導者在設計案頭時必須要啟動“限制”的手段；認真揣度、避重就輕，這樣才能夠充分地賦予雜技以最佳的承載功能。然而，當我們從現今主題雜技晚會和雜技劇的泛濫局面看演出市場，從客觀而科學角度去觀察與思考，會發現又鬧哄哄演進成了新一番問題而遭到詬病。
1、要防止剛剛摒棄“大一統”，又制造了新一輪的“大統一”。近年來為數不少的一些人，不是去下力氣搞自己的創新作品，而是竭盡全力去“超級模仿秀”；只要是有一個好的節目或晚會樣式出來，用不了多久勢必遍地開花，似曾相識的節目與晚會，不約而同地演繹成了新一輪的“大統一”格局，帶來的結果是：受眾者會因新的審美疲勞而放棄他們的觀賞興趣。這里，所要引起我們關注的是，作為晚會及節目的策劃核心，創作伊始，一定要認真去研究觀賞群體的興趣，否則，最終的結果都將是事與愿違，一切也都徒勞了。
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國家在出現后，它并不進行生產。然而，為了維持它自身的存在和運轉，國家又必須從國民收入中分到一塊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國家不進行生產，它不可能通過交換的形式來獲取它所需的社會產品，它所擁有并能加以運用的，只有強制性政治權力。國家憑借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參加社會產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稅收——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國家為了維持自身存在和運轉消耗社會產品的過程，就是財政支出。因此，國家的存在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能夠存在；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財政的存在，只需要國家這個唯一的前提。可以說，財政是國家內生的一種東西。從古代的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到現代的計劃經濟國家，無不如此。在執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中，國家仍然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與財政的這種存在必要性相關的是財政籌集收入的職能。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擴展。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如果情況真是這樣，財政的作用就應該只限于籌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國家的存在。但是，我們看到，現實情況并不是這么理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認識還應該更進一步。問題主要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只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種理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具備形成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全部條件。而只要有某一條件沒有得到滿足，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現失靈。
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失靈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如實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具體來說，市場失靈有以下幾種情況：
1、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產品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薩繆爾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純理論》（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給出了公共產品的定義：純粹的公共產品指的是這樣的物品或勞務，即每個人消費這種物品或勞務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種物品或勞務消費的減少。西方經濟學家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總結了公共產品相對于私人產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場對公共產品的生產進行資源配置時，就會出現失靈的現象。一般來說，由于“免費搭車”現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公共產品的生產量是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應該設法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
2、外部效應
所謂外部效應，是指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之間或私人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效益之間的非一致性。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私人經濟主體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有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外部效應除了影響社會經濟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應導致的成本或報酬分擔不合理，它也會妨礙社會的公平。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將外部的成本或報酬內部化，使帶有外部效應的產品的生產數量改變到合理的水平。
3、壟斷
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產品的供給，使其產品的售價高于邊際生產成本時，就形成了壟斷。由于壟斷者能夠操縱市場價格，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產品邊際效益等于邊際生產成本的水平上。結果是造成市場上該產品的供給量不足，價格偏高，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對此，政府部門應該進行干預，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強迫或鼓勵壟斷者增加產量，降低價格，使該產品的售價等于其社會邊際成本，以避免社會效率的損失。還有一些行業的規模效應很明顯，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就會自然形成壟斷。對這種自然壟斷行業，政府也應該及時加以干預，也可以劃歸政府來經營。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
信息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完全的，要獲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尋”成本；此外，市場在交易中總是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一方總是比另一方有著更多的信息或有著更低的信息搜尋成本。由于市場經濟主體在交易中總是根據自己所擁有的信息作出決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市場失靈，資源配置偏離帕雷托最優。
5、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在微觀經濟中表現為上述偏離帕雷托最優的情況，市場失靈同樣也反映在宏觀經濟領域中。對宏觀經濟領域中資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據的指標主要有：就業水平、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狀況。但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失靈在宏觀經濟領域中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公和經濟波動與失衡。為此，政府也必須對經濟進行調控。
但在現實中，市場失靈并沒有使市場經濟制度崩潰，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在現實中應該有一條挽救市場失靈的途徑。其中，除了認為應由政府干預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觀點之外，還有一些經濟學家主張通過擴大市場覆蓋面（即市場完全化）和提高市場效率來挽救市場失靈，但在實踐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經濟學家在對多種解決市場失靈的方法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要優化資源配置，必須由政府進行干預。這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體現。
于其他手段相比，財政手段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中具有以下優勢：
1、財政手段比較靈活，稅率和補貼額可以根據外部性情況及時加以調整。
2、財政手段的管理費用低，避免了產權界定和市場交易的巨大費用。
3、財政手段在技術上比界定產權、擴大市場覆蓋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職能的界定
根據上述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所應具有的職能。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經濟的調節應以市場機制為主，在市場機制能夠完成資源有效配置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介入。只有發生市場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終目的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財政作為政
府干預市場的手段之一，它的職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場失靈的范圍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職能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資源配置職能。
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體現在提供公共產品上。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只能有財政來進行供給。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還可以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并解決壟斷的問題。
2、收入分配職能。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行為與運作越來越趨于規范,市場對會計信息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現代企業中的管理信息網絡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數字形式表現出來的會計信息系統。會計只是企業管理活動的一部分,產生于企業管理系統中,并以管理當局的名義向外披露會計信息,對其可靠性、真實性負責。會計信息是公司治理結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會計信息使用者根據會計信息了解并監督企業管理活動,作出相關決策。
一、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主要因素
首先,會計信息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我國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完善,會計信息市場也存在信息不完整,落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步伐。當前,我國會計信息的披露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會計信息質量不高,存在著不真實、不相關的信息。動因表現為:利益驅動,會計信息提供者故意造假和會計基礎工作不扎實,會計核算程序誤差造成信息存在差異。(2)信息使用者不成熟,主要表現為,一是對會計信息使用不充分,經驗管理、投機心理嚴重;二是信息反饋不力,使會計缺乏一個有序運行的會計信息市場。目前企業的會計信息是由企業編制,并向社會公開的。會計信息表現為一種公共產品向廣大的信息使用者免費提供,會計信息具有和其他公共產品一樣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特點。這樣會計信息提供者無法通過市場出售其產品,也無法收回成本,取得利潤,甚至有時會因提供真實信息而遭受損失,從而失去了提供真實會計信息的積極性,造成目前會計信息的質量不高。就會計信息而言,其向外披露后,會對其他公司和個人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上市公司披露的會計信息對廣大投資者的影響可說明。這使得披露真實信息的公司也逐漸地只披露利好的信息,而隱藏不利的信息,粉飾會計信息。這樣社會資源不能優化,市場沒有效率。
其次,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行為也影響會計信息市場。會計信息市場是否有效,關鍵在于會計信息使用者是否遵循了市場運行的一般規則,是否真正成為市場環境下的能動主體。在會計信息市場上,政府作為國民經濟的調控者,是會計信息的最大使用者,以及國有銀行、作為會計法規、制度的制定者、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等等。而市場有效性的一個表現是通過“無形的手”的作用,達到某種利益的均衡。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調控者在市場失靈時介入市場。而政府的多重身份必然會顧此失彼,無法成為有效的會計信息使用者。在資本市場的信息需求者主要是大、中、小股東。大股東對真實會計信息的需求最迫切,由于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比較特殊,大股東對公司一般有絕對的控制權,董事會基本按大股東的意志進行決策,大股東就會蛻變為信息的制造者,不再是本來意義上的會計信息需求者。這樣導致會計信息市場不能按照市場規則來運行,會計信息需求者又不成熟,使會計信息市場沒有了強有力的監督者,會計信息也就不會透明。要根除會計信息的質量問題,需借助市場的力量,形成對會計信息的強有力的監督,促使會計信息質量的不斷提高,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二、如何構建與完善會計信息市場
培育有效的資本市場體系,發揮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應有作用,應堅持企業科技創新為主,為各種所有制服務;堅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競爭原則,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優勝劣汰的作用;堅持政府監管與市場監督相結合,充分發揮社會輿論和廣大股民的監督作用。從而盡快建立起有效的資本市場,培養理性的投資者群體,促使有效會計信息市場的形成。
1.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董事會的集體決策作用。從制度上保證董事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而不是董事長個人行使決策權。使董事會相對獨立于公司控股股東及經營者,保證董事會獨立判斷公司事務、決策公司經營。明確權責,保證董事履行勤勉和誠信務,有利于強化董事的責任心。
2.要培育建立職業經理人才市場,上市公司所有者對經理層的選拔、錄用、解聘完全按照市場化原則進行,在這種優勝劣汰的環境下必將促使經理層努力經營,抑制操縱會計報表的行為。
3.完善監事會功能。監事會成員應該具備形式和實質上的獨立性。應具備行使職責所必備的法律、財務、會計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堅實的知識背景與專業能力應具有互補性。以便及時作出判斷,并將所形成的明確意見傳達給董事會和管理層。監事會應與董事會內設的審計委員會進行充分的信息交流,明確兩者的工作是相互補充的,使監事會不僅做到事后監督而且兼顧過程監督。
4.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完善的內部制度可以優化公司治理結構,調整各個相關利益者的權利和責任,能規范會計信息的披露。以企業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實行分級的功能定位體制,相互監督,并保持會計控制的目標一致性。并依靠董事、監事和經理之間的相互監督來實施內部監控,依靠資本市場、經理人才市場和產品市場來實施外部監控。
5.完善經營者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完善上市公司經理層的運作機制。全面推行聘任制,加強對經營者的制衡約束,通過直接監督、間接監督和制度約束來完善內部控制制度,把經理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命運連在一起,讓經理人自覺地實現和改善企業的業績,從而保證會計信息的質量。
6.加大中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管力度和處罰力度。面對變化創新、復雜的資本市場,應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加大處罰力度,保證年度財務會計報告審計高質量,提高公司治理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高質量,進一步改革中國的注冊會計師審計制度。
三、加強內部會計信息監督,提高監控力度
首先,嚴格的日常核對制度。建立并嚴格實施相關會計記錄的日常核對制度是加強中小企業會計監督的重要內容。日常的核對制度包括賬證核對、賬賬核對、賬表核對、賬實核對等。日常核對制度對保證會計記錄的真實、完整、正確,保證中小會計控制的有效性。會計人員還要有較高的風險管理能力。在提供會計信息時,也承擔著一定的風險。隨著知識經濟的飛速發展,會計人員面臨的經濟事項會越來越復雜,這就要求會計人員能夠在保持職業的謹慎性和規范性的同時,能從整體的角度,用科學的分析方法,找出解決的辦法和思路。使企業會計監督能夠有效的得以執行。并確定經濟工作中每個環節、每個崗位的工作職責、工作程序、職責權限、制約措施和手段,并做到相互分離、相互制約。同時公開辦事制度、程序,堅持做到手續齊全,層層把關,以制度進行管理,防范于未然。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是內部約束機制的前提條件,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關鍵是通過制度依法進行管理,發揮內部會計監督的職能。其次,發揮財稅監督的整體性、源頭性優勢。改變觀念,把財政監督管理貫穿到財政工作的每一個環節。要由事后監督管理為主,向事前審核、事中監控和事后檢查稽核的有機結合轉變,形成多環節、全過程的監督管理格局,發揮財政部門監督職能的作用,可以采取多種形式和手段,堅持收支兩條線”管理杜絕小金庫;提高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可靠性。發揮稅務部門執法的強制性、嚴肅性和規范性優勢。規范工作程序,規范納稅管理,加強對代開發票的管理,防止個別單位和個人為了小團體的私利套取現金而開的假發票,將不合法的支出變成了合法的支出。加強代開發票管理是從源頭上消除虛假經濟業務發生的有效措施。超級秘書網
總之,企業信息使企業信息市場關鍵問題之一。在我國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的過程中,企業會計信息究竟能為自身創造多少效益,在哪些方面產生協同效應,對公司價值、股東財富的影響如何。應結合自身的發展戰略和并購動因,采取相應的量化預測和收益評價方法,才能在市場競爭的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1]劉燕.美國公司財務會計體制的重大變革———對索克斯法案的評述[J].金融法苑,2005,(2).
公路運輸對促進經濟的發展、貨物的流通和勞動力的流動提供極大地便捷，特別是在內陸欠發達地區，公路運輸是核心交通運輸方式，對促進當地的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公路運輸作為基礎產業能夠支持國民經濟的發展，反過來，經濟發展起來了又會促進公路運輸的不斷改進和完善。
2.公路運輸會促進板塊區域的發展
歷史實踐表明，要想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先鋪設道路，道路打通了，交通方便了，能夠促進勞力的流動和貨物的流通。公路交通網絡一旦建立起來，可以增強對投資商的吸引力度，對周邊地區的各類經濟發展具有輻射促進作用，經濟的發展和公路交通的發達程度是正比例關系的，落后的公路交通則會制約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公路建設需要適當的保持超前速度。
3.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良好協調有利于社會發展
公路運輸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對創建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有著重要的作用，和諧穩定的社會能夠增強人們安居樂業的信心，提高生產的活力，促進經濟的增長。公路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公共交通設施，是解決人們出行的主要運輸方式，滿足了人們的基本生活要求，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進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加強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措施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對公路運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為實現市場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加強公路運輸經濟的管理。
1.整合運算并控制好公路運輸經濟成本
加強對公路運輸經濟的管理力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拉動周邊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也不能盲目過度、不計較效益的膨脹化地發展公路運輸經濟。發展公路運輸經濟往往是要以一定的犧牲為代價成本的，比如修路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對農田耕地占用、對周邊居民的遷移成本等等，這些都是發展公路運輸經濟的成本，增加可持續發展的負擔。所以，在發展公路運輸經濟的時候要整合運算公路建設和維護的成本，每一項工程的施工都會涉及到相關的利益體，這些利益都可以折算為成本，不管是工程前期還是勘驗階段都要做出科學合理的預算編制，以防止可能出現的市場經濟風險，并落實好工程職責，以合理、穩健推進公路運輸經濟規模的發展。
2.提高電子信息化管理水平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為了促使公路運輸經濟進一步邁向規范化和制度化，就有必要采用電子信息管理手段來實現對公路運輸經濟的管理。在公路運輸經濟的實踐管理過程中，要根據實際需要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特別是以計算機技術應用為基礎的信息技術，將現代化的技術應用到經濟的信息管理中來。電子信息化技術能夠將相關的參數用數學模型模擬出來，并隨著參數的變化自動得出相關的交通信息，可以更好的合理引導公路運輸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正在向規模化發展，現有傳統的管理手段效率低，已經無法適應管理的需求了，提高電子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利于實現公路運輸經濟的信息化和數字化，從而提高管理的效益。
3.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以行政手段為輔
公路運輸經濟是在市場經濟這個基礎條件上進行運作的，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前提條件而套用計劃經濟時代的那種思維模式來進行管理。但公路作為國家的基礎設施，公路運輸經濟具有一定公共事業性質，具有公共服務特性和非營利性質。所以，在面臨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安全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重大公路運輸經濟項目時，需要調動政府的行政力量對其加以適度的管控，以確保國民經濟的安全和社會的和諧穩定。但不能讓行政管理手段作為主要的管理管理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以市場經濟發揮主要的調控作用，行政手段只是一種輔助手段。負責公路交通運輸的政府管理部門要協調運輸經濟的發展，承擔其相關的責任，并將責任落實到位，保證公路運輸經濟在合理的市場調控范圍內可持續的發揮作用，并配合適度的行政調控，使公路運輸經濟發展不會偏離軌道。
美國注冊舞弊審核師協會的創始人艾伯倫奇特（W.SteveAlbrecht）提出的企業舞弊三角理論，是對舞弊行為進行分析的一個代表理論。他認為，企業舞弊的產生需要三個條件；壓力（Pressure）、機會（Opportunity）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這三個條件具體表現為：
第一，壓力。壓力是企業舞弊者的行為動機，是直接的利益驅動。事實上，任何類型的企業舞弊行為都源于壓力，只是具體形式不同而已。企業舞弊的壓力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經濟壓力、工作壓力。其中，經濟壓力是指企業管理當局或者個人為了達到特定的經濟目標或是為了掩蓋某些經濟事實而產生的舞弊動機；工作壓力包括失去工作的威脅、提升受阻、對領導不滿等，它也會促使當事人通過舞弊的手段來應付考核或者從公司的資產中進行補償。
第二，機會。機會要素是指舞弊者進行企業舞弊，而不被發現，或者能夠逃避懲罰的條件。機會要素的存在，使得舞弊動機的實現成為可能。它主要有六種表現形成：內部控制的缺乏或低效、信息不對稱、會計和審計制度不健全、缺乏懲罰措施、無法評價工作質量績效以及無能力察覺舞弊行為。
第三，合理化。合理化實質上是一種個人的道德價值判斷。人們總是通過自己的意圖來判斷自己，而通過行為來判斷他人，對于自身而言，意圖總是比行為要好得多，因此為舞弊行為為尋找借口就非常容易。企業舞弊者常用的理由主要有：別人都這么做，我不做就是一筆損失；我只是暫時借用這筆資金，肯定會歸還的；這是公司欠我的；我會通過其他方面予以更多的回報等等。
二、會計舞弊的理論分析
（一）面臨的壓力。壓力要素是任何舞弊行為的直接驅動力，會計舞弊也不例外。對于會計舞弊而言，它面臨的經濟壓力和工作壓力有其特殊之處。
1.經濟壓力在我國資本市場上主要表現為籌資壓力。
在許多企業、許多人看來，發行股票實質上是“圈錢”，而公司股票上市往往又會給個人帶來極大的好處，所以許多企業股票發行和上市動機十分強烈。然而并不是任何一個企業都是可以發行和上市股票的。根據證券法規的規定，發行和上市股票的公司必須連續三年盈利，但在近幾年經濟效益整體滑坡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連續三年盈利的企業很少，于是許多企業為了發行和上市股票，便通過各種舞弊手段進行會計處理，以確保公司連續三年盈利。如四川紅光在發行上市材料中，將1996年的虧損1.03億元做到盈利5400萬元。
新股發行公司除了存在“圈錢”的想法外，還面對著“圈錢”多少的壓力。一家公司能夠募集資金的多少是由股票發行額度和股票發行價格決定的，其中股票發行額度受公司的影響較少，能做手腳的只有股票發行價格了。在我國，1996年12月26日以前，股票發行價格是根據發行當年預測的每股收益和發行市盈率計算的，由于市盈率同樣是證券主管部門所確定的，所以，許多公司就高估盈利預測，而實際完成數遠遠低于預測數。1996年12月26日，中國證監會對股票發行價格做出調整，按照發行新股前三年平均每股收益和發行市盈率計算，于是，為了獲取理想的募集資金，許多公司便在以前年度會計報表上做文章。1997年9月10日，中國證監會又將新股發行價格改為：股票發行價格＝每股稅后利潤×市盈率，其中每股稅后利潤＝發行前一年每股稅后利潤×70%＋發行當年攤薄后的預測每股稅后利潤×30%.在這種發行價格的定價模式下，新股發行公司們又在上年會計報表和盈利預測報表上同時做文章了。在這些以利潤數為基礎的定價模式下，公司為了緩解圈錢思想帶來的壓力，必然會以各種舞弊手段虛增利潤數，以期達到抬高發行價，圈入更多資金的目的。
除了IPO外，配股或增發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再籌資工具。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上市公司要求在股票市場上再籌資的欲望更加強烈。然而，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配股或增發有嚴格的要求。例如1999年以前，根據有關法規的規定，上市公司配股，在其申請配股的前3年，每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必須在10%以上，屬于能源、原材料、基礎設施類的公司可以略低，但不低于6%.為了滿足該要求，以保持可能的配股資格，上市公司大都需要在會計年度行將結束時測算本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是否達到10%.如果本年度凈資產收益率低于10%，則在配股壓力的驅使下，會采取各種舞弊手段來提高本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
2.工作壓力源于上市公司的處罰機制。
公司上市后可能受到的處罰包括各種原因引起的批評、譴責以及因財務狀況和經營狀況惡化而被特別處理、停牌等等。例如，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做好1997年股票發行工作的通知》，“凡年度報告的利潤實現數低于預測數20%以上的，除要公開做出解釋和道歉外，將停止發行公司兩年內的配股資格。中國證監會還將視情況實行事后審查，如果發行公司有意出具虛假性盈利預測報告，誤導投資者，將依據有關法規予以處罰。”基于這一規定，以及前述企業多募集資金的動機，一方面公司在上市時高估預測期間的利潤，在預測期間利潤無法實現時，又不得不對粉飾其會計報表，以避免公司上市頭一年就受到處罰，進而喪失以后配股的資格。
同時，根據滬深兩地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規則》，如果上市公司連續兩年出現虧損或者有一年的股東權益低于注冊資本，公司將被處以特別處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定，如果上市公司連續三年出現虧損，公司將被處以暫停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一旦因虧損而被特別處理、暫停上市乃至終止上市，公司以及其管理人員、投資者、債權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都將受到損失，這顯然是公司及相關利益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出于逃避懲罰，一些處于盈虧臨界點附近的公司不得不用舞弊手段粉飾其會計報表。（二）存在的機會。機會是舞弊動機實現的前提條件。會計舞弊的機會主要體現為：缺乏內部控制制度、信息不對稱、會計政策的缺陷、審計的不足和缺乏適當的懲罰機制。
1.缺乏內部控制制度
制定嚴格的內部控制制度，對會計統計和其他經濟業務的核算做出較為合理的規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錯誤和舞弊，提高會計憑證、賬簿、報表及產品產量與工時等信息資料的可靠性。因此，健全有效的內部控制可以確保各種信息的記錄、歸類和匯總等過程能夠真實地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實際情況，并能夠及時發現和糾正各種錯弊，從而保證各種信息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的基礎十分薄弱。目前相當一部分公司的管理當局對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不夠重視：有的并未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有的內部控制制度殘缺不全。即使建立了相關的內部控制制度，從總體上來看，仍缺乏科學性與合理性。一是內部控制制度組織不健全，把執行了業務規章制度完全等同于加強了內部控制制度。一些公司受利益驅動，重經營，輕管理，自我防范、自我約束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內部控制的組織網絡不健全，控制制度的健全讓位于業務的發展，以致于既定的內部控制失控。二是偏重事后控制。內部控制有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之分。目前我國企業的內部控制從總體上來看，基本-上屬于以補救為主的事后控制。實際工作中，通常是待違規違紀行為發生后才設法堵塞或予以進行懲處，這樣導致內控成本較高、收效甚微，使內部控制失去效力，無法有效地防止舞弊行為的發生。
2.信息不對稱
公司管理者實施會計舞弊以及由此帶來的“財富流失”，實質上是公司在委托——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內生交易費用。由于內生交易費用的一個主要來源是欺騙的可能性，而只有在信息不對稱時才有可能欺騙。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委托——契約中的“局外人”之間自利行為無疑包含有管理者可能實施的會計舞弊行為。管理者會計舞弊既是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委托人——所有者（公司董事會）的“欺騙”與直接撒謊，當然也是所有者因為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逆向選擇”和不可避免的內生交易費用。
在知識差別的情況下，授權者和被授權者在行動信息上處于非對稱狀態，授權者很難對公司的經營目標提出確切的要求。即便授權者有可能對被授權者提出盡可能確切的經營目標，但因管理信息非對稱分布，管理者憑借自己對公司的管理權威，即因為擁有對公司經營管理的特殊專門知識從而在有關信息的不對稱公布上處于有利地位。管理者披露信息時，會有選擇地提供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隱藏不利信息——逆向選擇；在管理過程中，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福利而不是最有利于投資者福利的行為——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管理者具有借助于會計舞弊實現自己機會主義的動機和欲望，會計舞弊就會發生。
3.會計政策的缺陷
任何一個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不可能盡善盡美、涵蓋一切，它們只是對會計工作提出基本的原則和規范，而且大多數只是對以往會計實踐的總結，每當許多新情況、新領域、新行業出現的時候，總是很難找到一個恰當的會計準則作為會計操作的依據。也就是說法定會計政策往往滯后于會計實踐的發展，這就使得公司在處理新業務時按照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目標為標準隨意的進行會計處理，滋生了舞弊行為的出現。另一方面，由于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一般都是原則性的規定，在指導實際工作時，需要會計人員的專業理解和職業判斷。當會計人員存在舞弊的沖動時，就會利用對會計政策的不同理解，做出貌似正確實則錯誤的會計處理，這樣的會計舞弊行為更具有隱蔽性。
4.審計的不足
首先是審計的獨立性不足。獨立性是審計人員職業道德的核心，也是審計的一個重要特征，它是審計結果得到社會公眾依賴的基礎，但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審計人員的獨立性卻遠未達到市場經濟發展的規范要求。這體現在：第一，公司內部法人治理結構失效，委托人與被審計人具有合一傾向，由此制約著審計獨立性。在我國股份有限公司中，一方面，國家作為大股東占絕對優勢，但其往往存有多個部門代行職權，結果造成所有者實質上缺位；另一方面，中小股東因為缺乏影響力而忽視自身投票權的使用。由此使得股東大會職權不能有效行使。與此同時，公司董事個人持股量一般很有限，作為公司所有者而能獲取的剩余報酬微不足道，在既缺乏約束機制又缺乏激勵機制的情況下，公司董事缺乏維護股東利益的動力，他們在價值取向上反而與同為人的公司經理人員更為一致。可見，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人員三者之間的制衡機制名存實亡，內部法人治理結構失效，董事與經理人員往往同屬內部人。在此情況下，會計師事務所的聘用實際上由內部人決定，股東大會的批準只是一種形式，也就是說，內部人委托事務所審查自身，這無疑易使審計人員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第二，事務所的規模偏小導致其在經濟上對客戶的依賴。由于事務所規模偏小，不僅正常的審計業務難以規范，而且，由小規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大公司，在經濟上也不可避免地會對大客戶產生依賴，它們也就很容易被由內部人控制的客戶所收買，從而導致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獨立性缺失，致使其難以獨立、客觀、公正的發表審計意見。
其次，收費制度不科學。在審計工作中，一般而言，所費時間與執業質量呈正相關性，因此，為保證執業質量，國際通行的作法是按審計時間收取審計費用。但我國目前盛行的收費制度則非如此，審計收費往往是與公司資產或凈資產總額相掛鉤、而與審計時間相脫鉤，甚至在惡性競爭的情況下，對資產龐大的上市公司收取極低的審計費用。在此情況下，為了平衡自身的成本效益，審計人員往往存有不合理縮短審計時間的傾向，有時還會減少必要的審計程序，以犧牲執業質量為代價換取自身經濟利益的增加。
最后，審計人員業務素質欠佳。合格人才的短缺已經成為當前制約我國民間審計事業發展的一大“瓶頸”，盡管目前國內確實存在一些業務素質過硬的注冊會計師，構成了審計職業界的中堅力量。但從審計執業人員的整體素質來看，則不容樂觀。國內不少審計執業人員在指導思想上往往過分偏重實務操作，忽視自身理論涵養的培養。與此同時，各事務所對后續教育又往往重視不夠，培訓資金投入不足，從而使得不少審計執業人員理論基礎不扎實，知識結構較為單一，職業勝任能力不足。
5.缺乏適當的懲罰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