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07 14: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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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現就讀于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是04級學生。西南交通大學是我國土木建設人才的重點培養基地，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并且素以治學嚴謹、育人有方而著稱。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無論是在知識能力，還是在個人素質修養方面，我都受益非淺。
讀書期間表現良好，學習成績優秀，有著良好的性格能夠很快地融合到新的工作中，有著吃苦耐勞的精神承擔艱苦的工作，每年暑假都隨學校進行實習，在這期間學習并了解些關于土木工程的情況，能夠較為熟練的操作測量儀器，以嚴謹的態度面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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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漢語是中國人必須學好的一種語言。中職學生怎樣才能學好漢語呢？怎樣才能上好中職語文課呢？中職學校學生礎薄弱，學習積極性較低，對語文課學習不感興趣已成為許多職業學校語文教師的共識。如何突破這個瓶頸，我校根據根據中職學生現狀，體現職業特點，實現了校本教材的開發和教學。
中職語文教學定位于應用，語文作為其中的一門文化基礎課，應和專業相結合，和學生相結合，和專業結合，教材先行。我校自己編輯教材，教材編排應以“必需夠用”為原則，內容力求做到通俗化、現實化、實用化、生活化的統一。讓課文內容和學生所學專業貼近，課文思想和所學專業互融，口語、寫作為學生就業做鋪墊。和學生所需相結合，以相應的教法做輔助。在實際的語文教學中，我們應正視學生的學習現狀，承認學生的水平不同，揚長避短，通過各種教學手段，最大限度地激發他們的興趣，挖掘他們的潛能，發揮他們的長處，應重點培養學生以下兩種語文能力。
一、會說話，能說話，愿說話，說好話
大部分中職生畢業后直接就業，和別人溝通能力應該是必備的。但現實是中職生在這方面的能力非常差。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們大多數來自農村，所見所識不多，情緒不穩定；另一方面是中職語文教學忽視了對溝通這方面的能力訓練。語言溝通能力訓練的第一步是要讓學生自信，讓學生建立一種愿意和別人溝通、主動和別人溝通、具有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克服愛溜號、不愛學習、不肯主動回答別人提問的現象。學生擁有了自信，課堂教學的路就一馬平川了。其次，要遵循先易后難的原則，從齊讀入手，循序漸進，然后個人朗讀，先讓學生開口講話，然后通過自我簡介、講自己家庭的故事、背誦古詩等活動讓學生正確流利地發音，做到吐字清晰、自然流暢、沒有地方語言，做到會說話，能說話，愿說話，說好話。
二、能看懂，能聽懂，能理解，能執行
目前新聞寫作學科多數高校使用的教材，都以理論為主體編著的。教師在教授新聞寫作理論時，很容易成為一言堂，讓學生感到枯燥乏味。這和“學生本位”的教學模式完全背道而馳，因為新聞寫作能力是新聞專業學生和新聞工作者應具備的基本能力。新聞寫作這門課程要求學生掌握新聞寫作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并能夠靈活運用到采訪和寫作中。但教師容易忽略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重理論而輕實踐，使學生只記住了理論而沒有提高寫作能力，也就無法培養出實用型的新聞人才。
2004年，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的《新聞采訪與寫作教程》被列為國家級精品課程。李希光認為好的新聞教育應該是：教學永遠為新技術和新知識敞開大門；通過師生間的交流傳播知識；課堂教學是教師和學生最好的關系狀態；學生和教師共同探討問題；教師激勵學生提出問題，引導他們理解和認識新聞報道的復雜性和觀點的多樣性；教師幫助學生發現宣傳、意見、事實三者是有區別的。①李教授的這些理念在新聞寫作教學中具有適用性，對于新聞寫作課程的教學具有啟迪作用。
二、運用好“學生本位”教育模式，在新聞寫作教學中處理好三大關系
學生不能很好的吸收課堂知識，甚至不愿意聽課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課程內容不能引發學生興趣。怎樣使學生對課程感興趣，提高教學質量？就要把主動權交給學生，教師引導學生主動去求知，讓學生想聽要聽想參與學習中去。推行“學生本位”的理念要處理好三大關系：
1、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
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基礎。美國心理學家羅克斯認為，“成功的教學依賴于一種真誠的理解和信任的師生關系，依賴于一種和諧安詳的課堂氣氛。”②師生關系是教育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為完成共同的教育任務進行交往而產生的關系。尊師愛生，民主平等的和諧師生關系是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的關鍵，也是現代教育強調的一個重要思想。和諧的師生關系往往從破除教師權威開始，特別是像新聞寫作課程，只要新聞作品反映了客觀現實，承擔了媒體應該承擔的責任就是好的新聞作品。一些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權威自居，搞“一言堂”，不許學生提出異議，現在的90后學生有自己的個性和想法，面對這樣的教師，他們往往反感，也不會因為老師的“權威”而產生崇敬感。而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抱著互相學習、平等互敬的態度面對學生反而會贏得學生的尊敬，取得好的教學效果。
2、處理好教學中指導與教導的關系
在新聞理論教學中，處理好指導與教導的關系至關重要。真正把握好總體指導，具體教導的原則。大學的學習是自主的學習、興趣的學習。課上教師將學生領進門，學生課下的學習也很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教師對學生的課下學習沒有引導的責任。學生課下的學習往往以課本為主，由于理解能力和知識系統程度等方面原因，很多學生對于教材的編排思路，知識的重點和難點等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和理解，教師應該幫助學生梳理教材，分析教材的重點和難點。以劉明華、張征著的《21世紀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新聞寫作教程》為例，其上編部分為總論，介紹新聞報道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基本要求、角度、跳筆、語言等帶有普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專業寫作畢業論文和教育教育職稱論文，歡迎光臨DYlw.neT]遍性的內容；中編和下編則分別系統地介紹了消息和通訊的寫作。此外，教材對網絡新聞也給予了較多關注。在具體理論部分，以人物通訊為例，教材主要介紹了人物通訊的定義、我國人物通訊發展軌跡、人物通訊報道對象以及人物通訊的寫作要求，需要強調的是寫作要求是這一部分的重點和難點。這樣通過橫向與縱向的結合，點與面的結合就使學生清楚了教材的編排思路和重點難點，甚至能夠復述出教材主要內容和重點內容。破除了教材理解上的難度，學生便有了學習興趣。
3、處理好教與學的互動關系
“教”與“學”的有機結合是激發學生興趣的核心。“教”、“學”本就相輔相成，有機結合才能實現教學相長。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只顧自己，不顧學生是否理解是否能接受，只為追求教學進度，單純地認為教師職責只是“教”，學生職責只是“學”，為教而教，是不能達到好的教學效果的。真正好的教學是“教”與“學”結合，充分調動學生，多拋出一些有引導性的問題，鼓勵學生自主思考，大膽創新，敢于突破窠臼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時也要拋出一些具體的案例，讓學生動手去做，比如以新聞寫作教學中的導語的寫作為例，給出以下材料讓學生進行導語寫作的練習。
“一個上海青年，他是位個體戶，他名叫程鏗，今年5月10日，北京一家研究所，聘請這位青年為總工程師，這位青年一無學歷、二無職稱。”③
一般說來，學生在寫作中會出現很多種組合形式。如：
（1）以時間開頭：今年5月10日，一位上海個體戶青年程鏗被北京一家研究所聘請為總工程師。盡管他一無學歷、二無職稱。
（2）以人物開頭：上海青年個體戶主程鏗，雖然一無學歷、二無文憑，今年5月10日卻被北京一家研究所聘請為總工程師。
（3）以人物的定語開頭：一位一無學歷、二無文憑的上海青年個體戶主程鏗，今年5月10日卻被北京一家研究所聘請為總工程師。
（4）以用人單位開頭：北京一家研究所今年5月10日聘請一位一無學歷、二無文憑的上海青年個體戶主程鏗為 總工程師。
針對以上導語，充分調動學生，讓學生發表意見，究竟哪種導語更具有可讀性和新聞性，教師加以總結，不一定要有最終結論，這樣能夠引起學生注意，掌握幾種導語的寫法。
三、運用好“學生本位”教育模式，建立以實踐為主體的教學機制
1、讓學生在新聞寫作實踐中去體會理論
新聞寫作是一門理論豐富的課程，但它也是一門需要將理論應用到具體實踐中的課程，而新聞寫作的實踐無非就是撰寫新聞作品。要提高新聞寫作能力，除了鼓勵學生到媒體實習，切身感受媒體氛圍和日常運作，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學生的日常學習。以人物通訊寫作為例，人物通訊是以通訊的形式報道具有新聞價值的人物，反映其行為、事跡和生活，再現其精神境界、人生軌跡和生存狀態，從而達到教育啟迪或監督批判、警示社會的目的。基于人物通訊的這些特點，需要學生深入了解具有新聞價值、具有故事性和可報道性的某一人物。很顯然，僅憑學生自己的能力很難找到符合要求的人物。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可以組織學生去采訪一些有故事的人物，例如當地養老院的老人或退休的老兵，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或者教師利用自己的人脈邀請有豐富人生經歷的人為學生做演講，并實時提問，這樣既能夠使學生感受到真正的采訪氛圍，又能寫出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一舉兩得。
再比如，學生如果要采訪一個在養老院工作的人員，可以去養老院做一周的義工，體驗工作人員的辛勞與酸甜苦辣，那么學生在采訪和寫作的時候就會有方向感，也就能集中地把握主題。
2、讓學生在經典新聞作品閱讀和點評中去感知理論
閱讀經典新聞作品可以提高學生的專業寫作能力，閱讀各種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的書籍可以增加學生的閱歷。“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對于各種類型的新聞作品有了一定的閱讀量后自然能夠積累豐富的背景知識與專業寫作知識，從模仿中開始，在創新中升華。這樣學生在將來的新聞工作中才會“下筆如有神”。曾經有一個已經參加工作五年的學生說，他讀作品的時候無論文學的還是新聞的還是其他書籍，他都要做筆記，記經典的詞匯，經典的手法，還寫讀后感。后來他在寫新聞的時候經常能夠信手拈來，就得益于他平時的積累。有總結的閱讀，有意識的閱讀會構筑一個人博大的精神世界。
3、讓學生在新聞作品的考核中去升華理論
教師應該認識到評價新聞寫作課程教學成果的最終標準還是學生的新聞寫作能力，而不是教材中的理論。所以在課程的考核中，教師大可不必通過一紙試卷評價學生的學習。而是適當增加實踐在考核中的比例，例如綜合學生的課堂表現以及歷次新聞作品的好壞最終給學生一個公正合理的評價。這樣也可以避免學生在考試前瘋狂記憶理論知識而不重視平常的寫作能力培養的現象。
4、讓學生在創新中培養寫作能力
新聞界有云“新聞常新”。新聞寫作最忌守舊。在授課的過程中灌輸學生這樣一種觀念：任何著作或任何權威人士所談的新聞寫作技巧和方法，都不過是迄今為止實踐經驗的總結，他們不應成為束縛我們的框架，更不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專業寫作畢業論文和教育教育職稱論文，歡迎光臨DYlw.neT]能把它們看作不能改變的教條戒律。無論怎樣模仿只是開始，真正的新聞寫作還需要學生的創新意識，教師要以開放的態度面對其新的發展和變化，才能使學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總之，“學生本位”的教育模式對于高校教育是一個大課題，其中，運用好“學生本位”教育模式，突破新聞寫作理論教學瓶頸；處理好新聞寫作教學中三大關系；建立以實踐為主體的教學機制，就能夠充分發揮“學生本位”教育模式的優勢，培養出適應時代要求的新聞人才。
參考文獻
小學生的學習調動起來后，可以鼓勵學生大膽地對教學內容提出疑問。當然他們的提問能力和找出問題的能力有限，甚至有些不值得一問或者很可笑，但這顯得尤為重要，讓學生根據自己身邊的生活實際，對課文內容提出疑問，并鍛煉學生多提出疑問，把能想到的都說出來，這樣既鍛煉了口語交際能力，也培養了獨立思考的習慣，最重要的是鍛煉了學生的思維。學生的發現問題是在教師的引導下完成的，這必然產生了創新的沖動，經常說“親其師，信其道”。學生通過你的課，喜歡你，愛上這門課，慢慢地自己就敢提問，樂其思，勤其究。建立和諧良好的師生關系，創造愜意的育人環境，營造寬松、民主的教學氛圍使學生愛問，讓學生自主掌握課堂空間，讓學生樂于學習語文。只有善于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的人，才能產生創新的動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鼓勵學生自主思考，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問題，進行雙向交流，這是培養學生創新意識的一種途徑。
其次，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積極性。
如果僅僅在課堂上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而不能應用到學生的學習生活當中，那么也不是語文教學“人本意識”的完整內涵。因此，語文教學應當將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和能力作為題中之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課堂上，以讀為主線，讓學生充分發揮自己讀書的方法和形式，使讀的訓練滲透整個課堂中，讓學生在讀中去體會。可以安排學生自己去理解讀的部分，其中好的詞句、好的片段，思想感情內容變化。學生讀書加以老師的引導，幫助學生實現悟讀和朗讀的方法，每個句子都細讀和多讀，任憑它多么深奧，我們也可以一探究竟，全在掌控之中。
主動閱讀這個主體不能丟，讓學生來主導。萬變不離其宗，不管什么樣的語文教學都離不開朗讀，無疑朗讀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教學方法花樣翻新而已。語文老師在教學中一定要把控好，詳細之處且詳細，重精點處且精講，必要的是學生也要閱讀好教材，給學生自主學習的時間不能少。最終的目的是讓學生能讀懂，理解到，記得牢，學生的學習才有效。如，在講《小池》一課時，教師提前準備一些夏天清靜柔美的圖片畫面，再配上賞心悅目的輕音樂。然后學生自己一遍遍地去朗讀，去感受漢語的魅力，去身臨其境體會文中的美景。讓語言文字去裝點學生的心靈，讓文學知識去豐富學生的頭腦。小學生可塑性非常強，通過語文教學，引領得當，反復的朗讀、背誦和想象，可以得到充分的對詩意的感悟，那種能量的釋放是不可想象的。
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曾在《拓展紅學研究的文化視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獻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體的初步構想，得到了紅學界前輩和青年同仁的熱忱鼓
勵與回應，至本次’99全國中青年《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則進而列為會議的中心主題
。下面試圖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就這一主題展開更為深入的研討。
一
《紅樓夢》文獻研究，主要是指有關這部小說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證。“文獻”一詞最早出現于《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朱熹認為，這里的文獻包括歷朝的文件
和當時賢者的學識。宋末元初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對此作了進一步明確
的界說：“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
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評論
，以及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
采而錄之，所謂獻也。”析言之，“文獻”之“文”是指書本記載；“文獻”之“獻”
是指口傳議論。統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證而又可信的歷史遺傳下來的各種材料，所謂“
信而有證”，“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獻”概念較之馬端臨的定義又發生了一些變化，大體是指歷史文件，即
馬端臨所說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傳言論即“獻”部分。在《紅樓夢》的文獻研究領
域里，也主要是指盡可能地搜集得到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獻材料，對
其做一番具體而深入的考證工作。朱談文先生認為《紅樓夢》的文獻學研究目的是要“
探導追溯并力圖再現作者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背景，構思及成書過程，因而其研究
范圍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紅樓夢》的社會歷史背景、情節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創作思想、《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和版本源流等內容。” （注：《論紅樓夢文獻學研究
之前景》， 《紅樓夢學刊》93.1。）鑒此，她把《紅樓夢》的文獻研究歸納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書過程研究與創作思想研究五個方面。但更嚴謹地分類，成
書過程與創作思想研究可歸于作者研究，另外須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與傳播
研究兩個方面。
與文獻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詞
是從西方引進而來的一個文學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學批評進行分析和討論的一個現成的
文學作品。不過，無論是在西方還是當代中國，文本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著相當大的歧
異乃至混亂，但追本溯源，應以最早倡導文本研究的新批評派的界定為基礎。新批評派
認為文本是一個由獨立的詞語組成的物體，是一個客觀的有自身結構而與社會、讀者沒
有關系的獨立存在，所以新批評派的文學批評又被稱為“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
ism）、“客觀批評”（objectivism）或“客觀主義理論”（objective theory），根
據文學作品與作者、讀者三者的關系，新批評派認為因關注的重心不同，就會產生不同
的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過程，努力追蹤作者個人經歷以與作品相印證，便是“
傳記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產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條
件，便是“歷史—社會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與讀者的影響，如果以自己充當讀
者身份記錄下讀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評”；如果研究各種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就是“
文藝社會學”。新批評派所關注的是作品本身，認為作品即“本體”，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價值與意義，因而無須關注和研究作品產生之前的歷史—社會背景與作者生平身世
、創作意圖與創作過程，也無須關注與研究作品產生之后對讀者的影響以及讀者的閱讀
效果，否則，就會產生“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所謂“意圖謬見”就是“將詩與
其產生過程相混淆，……其始是從寫詩的心理原因中推導批評標準，其終則是傳記式批
評與相對主義”；所謂“感受謬見”是指“將詩與其結果相混淆，即混淆詩本身與詩的
所作所為……其始是從詩的心理效果推導批評標準，其終則是印象式批評與相對主義”
。（注：參見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頁。）批評家應努力擯棄“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只在作品自身
中尋求意義。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學作品視為獨立于歷史、社會、作者與讀者
之外的客觀存在，以作品自身為研究對象。毫無疑問，新批評派這一試圖切斷文學作品
的創作之源與接受之流而專注于作品自身的靜態研究，在理論上明顯失之片面和狹隘，
在實踐中也是難以真正實施的，但對扭轉片面注重文學的外部研究而轉向作品自身的內
部研究，卻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和啟示意義。同樣，對于長期以來文獻與文本研究嚴重
失衡的紅學研究而言，也不無借鑒之處，這就是應該把《紅樓夢》作為一部相對獨立的
小說作品，著重就作品本身展開研究，具體包括人物形象、情節結構、敘事模式、語言
藝術、美學風格、藝術價值、主題意蘊研究等各個方面。
較之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更加注重對文學作
品內涵的深層開掘。關于“文化”這一同樣來自西方的概念，無論在內涵還是外延上的
歧義乃至混亂比之“文本”更甚。英國人類學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書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對文化作出了一個經典性的界說：“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
、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時至今日，有關文化的定義更是日趨紛繁甚至凌亂不堪，
但人們還是比較認可文化由物質型文化、制度型文化與精神型文化構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價值觀念。由于《紅樓夢》具有特別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之上進而走向文化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其研究范圍也相當廣泛，
主要包括神話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藝術文化
研究等方面。《紅樓夢》文化研究的最高層次，是從文化哲學的高度對《紅樓夢》所蘊
含的人類文化精神進行深度發掘與闡釋，這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價值，更有魅力，
當然難度也更大。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雖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圍與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銜接
、依次遞進的，而且彼此也有明顯的交叉疊合之處。因此，《紅樓夢》文獻、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這一論題的確立與研討，既反映了當代學術研究從分到合的必然趨
勢，也反映了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內在要求。
二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是一個面向21世紀的前瞻性論題
，同時從這一特定視角回顧與反思一下二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的紅學歷程，我們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確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諸多缺撼乃至教訓。其中既有人為的主觀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轉的客觀條件的無奈。
本世紀初，當紅學界依然為“索隱派”攪得渾渾噩噩之時，頗具哲人眼光的王國維
卻在他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中開始了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學解讀
《紅樓夢》，從對《紅樓夢》神話文本的注重到對其形上哲理蘊義的體悟；從對中國大
團圓傳統的批判到對《紅樓夢》作為最高悲劇的定位；從以西方悲劇理論闡釋《紅樓夢
》的審美價值到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較……都使該文在探索《紅樓夢》為全人類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義方面，獲得了以前和當時紅學研究者所未有的獨創性與深
刻性，從而開啟了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的紅學研究之先聲。
然而，學術的發展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紅樓夢評論》在當時固然“先鋒”，但
畢竟是孤軍奮戰，缺少必要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群體的支撐。直到1921年，留學西方的胡
適以中國傳統考據學融會西方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文獻考證，初步澄清了《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問題，并以此確立了“自傳說”的學術根基，他的《
紅樓夢考證》也就成為舊紅學結束、新紅學開始的標志。從《紅樓夢評論》到《紅樓夢
考證》，紅學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終于舍棄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獻研究之路，新紅
學選擇了而不是王國維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
從學術發展的進程來看，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新紅學的實證研究，雖然吸納了西
方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其主體仍是傳統的考據學。比如為了澄清《紅樓夢》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多問題，廣泛搜集了當時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資料，
然后通過綜合論證，得出新的結論，與由清人發展至極致的考據學仍是一脈相承，因而
可以為諸多具有較好國學根底的學人所效法。實際上，新紅學之后的文獻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開創的實證研究逐步拓展而來，諸如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馮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這些文獻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傳統考據學為基本方法，耗
費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構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因文獻研究較少涉及理
論觀點而始終未受太多的干擾和沖擊，所以能延續不斷而一枝獨秀。
也正因為新紅學的建立是以文獻考證為基點，新紅學的延續實際上也就是文獻研究
的延續，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盛況空前的文獻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顯的冷落。到了本世紀中葉，藉助文藝理論的傳播與運用，延續新紅
學而來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矯正與更新，然而當時紅學界所關注的熱點卻轉向《紅樓夢》
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以及作品的歷史政治內涵——以新批評派的理論觀之，就是從所
謂的“傳記式批評”轉向“歷史—社會批評”。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一方面是紅學研
究的日趨興盛，盡顯顯學之盛勢；另一方面則是在非文學化中進而走向泛歷史化、泛社
會化、泛政治化。盡管較之新紅學的文獻研究已發生了明顯的學術轉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紀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紅學界通過反思五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開始重視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熱”的勃然而興，又將正處于轉折時期的紅學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紅學圈內的學者力圖借助文化學的新理論、新方
法，以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新境界；同時也有許多紅學圈外的學者以《紅樓夢》為
范本，以此檢驗文化學理論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于是內外合一，
此呼彼應，共同促進了《紅樓夢》文化研究的興盛。
通觀20世紀百年紅學史，當我們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紀初期、中葉、末期三次紅學研究重心的確立與轉移過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從邊緣進入中心，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二是文獻、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為政，不相往來，乃至相互輕視，或相互指責；三是受制于客觀形勢，出現過多
的外部干擾，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常進行與深入開展；四是少數研究者違規操作，學術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損害了紅學研究的聲譽。其中，第四種情形往往由紅學圈外引起
，可以暫且不管；第三種結果是時代使然，無可奈何。就第一、第二點而言，從紅學研
究的最新發展動態來看，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回歸文本研究呼聲的高漲，紅學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獻研究轉向內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顯示出文獻、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從分到合的演化軌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獻研究已取得了相當大
的成就，可以為文本與文化研究提供借鑒，而文獻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當困難，因為原始材料的發現畢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學者往
往缺少老一輩訓練有素的考證功力，但多視角、多層次的文本研究與綜合研究正是他們
的長處與興趣所在。學術主體的新陳代謝，意味著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勢在必然。
三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目的在于通過回歸文本研究尋求
與文獻、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機融合，真正消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打破外學與內學的樊
籬，從而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建構紅學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與創新的關系而言，
創新是融通的目標，也是宗旨；而融通則是創新的前提，也是途徑。具體地說，《紅樓
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間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
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
在21世紀的紅學研究中，文本研究將占據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軸心地位。所謂紅
學，原本即是以《紅樓夢》這部著作命名的，雖然曹雪芹創作了《紅樓夢》，但反過來
也是《紅樓夢》創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紅樓夢》的流傳而流傳，因《紅樓夢
》的顯世而顯世。而作為讀者，他對于《紅樓夢》的認知、體悟也首先來自于《紅樓夢
》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紅學研究軸心地位的應是文本研究。離開文本，就成為無本
之木，無源之水。然而在紅學研究的發展史上，恰恰是《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視，受到冷落，人們總是過于注重《紅樓夢》的外部研究，過于注重其歷史內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來的政治內涵，似乎忘記了《紅樓夢》原是小說，原是文學這樣一個不言自
明的事實。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紅學界屢屢發出的回歸文本研究的呼聲確有相當的針
對性。
但是，《紅樓夢》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說。一方面，作者在創作《紅
樓夢》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謎，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為何又如何
創作了《紅樓夢》？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誰之手？哪個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這些問題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勝的無窮魅力，不管它最終有否答案；同時這些問題也直
接關系到對《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理解，關系到《紅樓夢》文本研究的深度。舉一個例
子，《紅樓夢》老是出現“金陵”，表明作者有一個難以釋懷的“金陵情結”，由于文
獻研究對于作者童年時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們有可能對作者難以釋懷的“金
陵情結”有更深的體悟，實質上，那是延綿不絕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結，家族情結。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文獻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礎。盡管長期以來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獻研究作為
知人論世之資也功不可沒。
另一方面，《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化的藝術經典之作，比之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部
小說都更具有蘊含中國文化精神的廣度、深度與力度，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蘊
與智慧的一部長篇小說，甚至稱之為“文化小說”也當之無愧。因此，在從文獻研究回
歸于文本研究的同時，還必須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誠然，人們至今對文化的
內涵與外延還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看法，而對于文化研究的價值取向與方法也會有種種不
同的選擇，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學作品的潛層意義方面已充分顯示出了文獻與文本研究
所難以臻達的獨特優勢，它可以幫助我們從更高的視點，更廣的維度，更深的層次對文
學作品進行審視和解讀。由于《紅樓夢》首先回溯神話文化之本原，同時又廣泛吸納了
宗教文化而最終逼近文化哲學，因此，對《紅樓夢》的深層文化底蘊的探索應著重圍繞
神話學研究、宗教學研究與哲學研究三個層面依次展開。筆者曾在《探尋文學世界的形
上意義》一文中指出：“文學世界深層的形上意義是文學作品的生命，文學作品有否這
種深層的形上意義，這種深層形上意義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現的完善程度，是最終衡量文
學作品有否永恒價值與魅力的關鍵。概而言之，推動作家不斷從形而下向形而上拓進和
升華的最重要的兩種力量是宗教精神與哲學精神，兩者同時成為支撐文學世界的兩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個等邊三角形底下左右的兩角，失去任何一角都會導致整個三角形的傾
塌。”（注：見《文本與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就《紅樓夢》
而言，宗教學與哲學研究都是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話學研究
，則是為了進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終與宗教與哲學研究殊途同歸。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從分到合，以及三者從自發的融合到自覺的融通，實際上
意味著對原有紅學研究傳統的一次新的學術重建。文獻研究的視角，是從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視角是從作品內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視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這
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開、相互融通、不斷超越的過程。從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內
，是回歸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對長期以來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視、受到冷落，未能從
邊緣進入學術中心的反撥和矯正，這當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僅僅站在作品之內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僅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樣
，只有作品之內與作品之外視點的不斷轉換與比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鑒于
此，在從文本之外回歸于文本之內的第一次否定之后，還須繼續走向從文本之內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實質
上是在文獻、文本研究基礎之上的綜合與超越。離開文獻研究的基礎和文本研究的軸心
，文化研究不僅會失去根基，而且會偏離方向。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雖然最先開啟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聲，但由于缺乏文獻研究的堅實基礎，也缺乏對文本內部結構的具體
分析，結果造成了諸多疏失和誤解。而在今天，我們既可借鑒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覺完善的理論思維，可以在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
的學術重建中，尋求真正的融通，最終達到學術創新之目的。
四
為了主動適應和推動21世紀紅學研究轉型、建構21世紀紅學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時也為了更好地把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落到實處，筆者根據世紀之交紅
學研究的發展態勢，預擬出如下十大研究課題，以求教于紅學界前輩與同仁：
1.《紅樓夢》文獻整理與研究。歷經二百多年的積累，《紅樓夢》文獻像滾雪球一
樣越滾越大，但在文獻整理與研究上，包括《紅樓夢》文獻與紅學文獻兩個方面都遠遠
沒有跟上，比如至今竟還沒有一部完整的《紅樓夢研究著作提要與論文索引》，這不僅
給研究者帶來極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復研究。學術研究必須像接力賽那樣
一個一個接著跑而不能從零開始，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礎工作尤其是現代化的信息網絡
系統的建設至為重要。
2.紅學史研究。紅學史研究的開創性之作是郭豫適先生的《紅樓研究小史稿》，爾
后又有一些論著陸續發表。在當今的世紀之交，應該有一部擁有新視角、新見解、新體
例的集大成的《紅學通史》問世，它能全面、系統、深刻地把總結過去，反思現在，導
引未來結合起來，為21世紀紅學研究的轉型和發展輔平道路。
3.《紅樓夢》淵源研究。《紅樓夢》是中國小說、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須從中國小說、文學與文化三個層面同時展開淵源研究，我們才能更加切實地把握
其精神內核與本原。
4.《紅樓夢》影響研究。從歷時性的維度來看，《紅樓夢》就如一個中繼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納了其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又廣泛、深刻地影響于其
后的文學創作與文化發展。通過對后于《紅樓夢》的小說、文學與文化三個層面同時展
開影響研究，可以更透徹地理解《紅樓夢》。
5.《紅樓夢》比較研究。將《紅樓夢》置身于世界文學之林，參與與世界文學的對
話，可以進一步揭示其為全人類共享的文學與文化之價值。應在歷史、實踐與理論三個
方面同時展開研究，然后形成“比較紅學”的系列成果。
6.《紅樓夢》綜合研究。《紅樓夢》雖是小說，但又廣泛包容了神話、歷史、哲學
、宗教、倫理、醫學、建筑、園林、民俗等等，從這個意義上看，譽之為“百科全書”
，確是當之無愧。因而在紅學研究上，也應相應地運用多種學科的知識、理論與方法對
其進行綜合研究。
7.《紅樓夢》藝術研究。在過去的紅學研究中，我們不僅在總體上忽略了小說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過多地關注人物的道德評價。走向21世紀的紅學，應對《紅樓
夢》的藝術創作過程、經驗與原理進行系統總結。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著明
天更多的發展空間。紅學界應集中力量對此進行重點研究，相信會有新的突破。
8.《紅樓夢》意義研究。真正偉大的作家無不關注人類的生存價值與意義，無不充
盈著對人類命運的形上追問與思考，因而偉大作家之作品也都無不具有寓言性、預言性
與超越性，它永遠是問號和感嘆號，而沒有句號。對于《紅樓夢》內在意義的闡釋也是
如此。在未來世紀，《紅樓夢》的意義研究應更加關注其人類學內涵，并相應地更新與
完善闡釋的視角、理論與方法。
9.《紅樓夢》與當代創作研究。從明代“四大奇書”到清中葉問世的《紅樓夢》，
中國長篇小說從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紅樓夢》之后，卻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現當代，
雖屢有仿作出現，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問世。究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們是否有必要并如何從《紅樓夢》中吸取精神養料呢？馬克思說“希臘神話不只是希
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紅樓夢》之于后代尤其是當代小說創作也應發揮
同樣的作用。這就要求紅學界不僅關注過去，而且要關注現實，不僅滿足于對《紅樓夢
》的闡釋，而且要進一步把《紅樓夢》的精神養料轉化為當代小說創作的精神血液，為
當代小說創作的偉大復興作出獨特的貢獻。對于大多數紅樓學人來說，這確是一個富有
挑戰性而又非常有意義的嶄新課題。
10.《紅樓夢》現象研究。從《紅樓夢》的問世、傳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國歷史中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紅樓夢》現象，這一現象已遠遠超越了文學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廣泛滲透到日常生活，滲透到人民大眾。對此，紅學界也
同樣應予更多的關注。
在高職院校實踐教學體系中，其實施過程可分為三個方面：第一，通過課堂理論教學所進行的課程實習、演示、實驗以及演練等，來解決在教學過程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第二，教學實習與技能強化訓練的獨立設置，在實訓基地模擬環境或者相關的實驗室來進行教學活動，以此加深學生對專業知識的理解，使其能夠更加熟練地掌握該專業的各種技能。第三，在實訓基地或者校外企業實際工作環境來進行畢業實習與見習，以此鍛煉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綜合能力，使學生能夠靈活應用所學的知識。
隨著高校管理體制的不斷改革，由于企業和學校之間缺乏相關的管理機制，導致高職教育慢慢出現了一些弊端，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往往過于重視理論知識的教育，忽略了實踐這一環節，即使在教學過程中，采取了實踐教學法，但是因其內容較為滯后與陳舊，其內容多數停留于驗證性層面上，尤其是過度注重實踐教學方法的傳授，而忽視了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長期下來，導致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比較差、創新精神不是很足，當其進入到社會以后，其適應能力比較差等。
2.實踐教學體系的內容
在高職院校中，以能力為核心的實踐教學體系突破了傳統就事論事的這種平面式研究方法，建立了以就業為導向的一種高職人才培養立體工作體系，基于高職人才的培養目標，構建了相應的培養模式，該培養模式主要包括三個基礎層面，即實踐教學體系、教學內容體系以及課程結構體系，即職業崗位培訓與職業學歷教育相結合的教學內容體系，“三個課堂”聯動實踐教學體系，行業模塊與專業平臺相結合的課程結構體系。其中三個課堂是指畢業實習和實訓課堂、理論教學課堂以及教學實習課堂，在該體系中著重強調的是實踐教學對于學生能力培養的重要性。
從實踐教學體系的具體內容出發，其創新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從高職人才培養目標出發，將實踐教學放在和理論教學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更高的位置，按照各專業的能力要求、素質要求以及相關的知識要求等，添加相應的實踐教學內容，確定實踐教學的時間。第二，將就業作為導向，將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看成和第一課堂同等重要，同時還應該從第一課堂延伸至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的活動必須要滿足專業教學的要求，便于在這三個課堂聯動過程中能夠形成高技能人才培養機制。第三，適當減少理論課時，增加實踐教學課時，促進第一課堂中的必修知識與第二課堂、第三課堂中的選修知識之間的互動。此外，在第一課堂中還應該提出相關的擴展知識，在第二課堂與第三課堂實踐教學中，在技能知識與創新知識的基礎上又重新提出了素質技能這一概念，這些均是對傳統教學的創新與突破。
3.研究的方法以及思路
能力本位主要包括從業能力、學習能力以及創業能力，在現代教育中，其能力本文教育概念不僅僅是指職業技能，而是指可以在這個動態社會情境、生活情景以及職業情景下，采用全面且專業化且勇于承擔個人和社會責任的一種行動。
為了提高學生綜合能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從實踐教學體系、教學內容體系以及課程結構體系出發，凸顯實踐教學對于學生能力培養的重要性，著重從以下三種實踐教學模式來進行研究；第一，“2+1”模式，即企業從一開始就直接介入到教學工作中去，在教學最后一年，由企業來組織和指導學生實習。第二，“1.5+0.5”模式，這種模式是一種二年制所采用的模式，即學生在學校學習一年半以后，再到企業頂崗實習半年的時間。第三，“2+0.5+0.5”模式，這種模式是指學生在學校進行兩年的理論教學，接著再在學校進行半年實踐教學，最后再將其安排到企業來完成半年的頂崗實習。這三種模式，每一種均有其自身的特點，在實際應用時，應該結合高職院校發展的趨勢以及其專業的基本特點等。
4.今后研究的相關建議
第一，當以能力本位為核心的實踐教學體系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必須要加強其管理。第二，逐步完善支付實踐教學成本的相關政策，學校應該明確規定各類專業的支出費用在整個學費中所占的比例，以此調動高職院校中各專業與企業之間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進一步規范其具體使用的范圍。第三，增強政府在校企合作過程中所起的推動、組織和引導作用，由于企業參與辦學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財力以及人力，但是所得獲得的經濟回報卻比較少，使得企業辦學的內部動力不是很足。因此，針對這一問題，政府應出臺相應的激勵措施或者管理方法，予以相應的政策扶持，從而達到校企雙贏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李桂英，高職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構建與實施[J]，教育科學，2012，28（3）：38-42.
【中圖分類號】G210【文獻標識碼】A
一、現狀：“新聞理論體系”問題的提出與探討
“新聞理論體系”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新聞理論研究方面一個日漸凸顯的學術話題。最早從一些學者對我國新聞理論體系學理性的反思開始(劉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課題(沈莉，1998；陳作平，2005；唐遠清，2006)，甚至到國家社會科學項目的立項(丁柏銓，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聞理論專著的最新嘗試(楊保軍，2006)，“新聞理論體系”問題的研究無疑正在形成一個階段性的研究。
“新聞理論體系”問題研究主要關注的是1978年以來我國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與發展問題，它可以分為兩種研究取向，一種是試圖描述我國新聞理論體系的范式轉型軌跡，一種：是直接探究建構新的高質量的新聞理論體系。這兩個方面又是相輔相成，互為依托的。對新體系的建構必然要對舊的體系進行反思和批判。現擇其要者，可以概括這類研究的核心觀點如下：
1、高質量的新聞理論體系建構標志著一個學科的成熟。
鐘情于“新聞理論體系”問題的研究者普遍持有這樣的觀念，認為任何一個學科，當它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階段、一定水平的時候，都會開始進入到一種自覺地追求理論體系建構的階段，特別是學科基礎理論體系的確立，往往標志著一門學科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而這個新階段，對我國的新聞理論體系建設而言，還意味著對全球化進程的參與。楊保軍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全球化時代，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盡管文化差異是事實性存在，意識形態的爭端也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各國的現實狀況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類面臨的諸多共同問題，也促使普世的東西越來越多”。
2、對板塊式結構自然思維方式的批判。
我國新聞理論體系建構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聞理論基礎》，其重點主要是探討有關新聞的一般原理和新聞事業與現實生活、與群眾和與黨的關系等問題，初步奠定了板塊式結構框架。后來我們的新聞理論雖然受傳播學的影響，不斷豐富發展，但基本上都不脫板塊式結構的模式，并形成了新聞、新聞事業、新聞工作三大塊的模式。劉建明先生認為這種結構模式有簡單堆砌之嫌，陳作平指出這種建構方法屬自然思維方法，認為“這種思維方式沒有將把握新聞實踐共相和對各種具體形態的全面統攝作為理論研究的最終目標，而是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將解決實踐問題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對局部經驗的歸納總結和一定的邏輯分析來把握新聞活動的內涵”這種經驗式和隨機式的研究方法客觀上造成了理論內部不斷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斷膨脹，同時又變得支離破碎，解釋力度下降。
3、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要求，積極探求穩定成熟的高質量的理論體系。
所謂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論體系具有科學的推理脈絡、清晰的邏輯起點、嚴謹穩定的概念層級和無可辯駁的結論。
追逐著上述目標，出現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一書，試圖按照拉斯韋爾的5w模式建構自己的體系，“我的使命是沿著這一公式指點的路徑，逐一說明傳播系統中各個子系統的相應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間的有機聯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楊保軍的《新聞活動論》一書，以新聞活動為線索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包括新聞活動自身、新聞活動主體、新聞活動對象、新聞活動媒介、新聞活動原則、新聞傳播規律、新聞活動界限、新聞活動環境等。陳作平先生則提出了新聞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態的結構路徑。這些探索，無疑都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和價值。
二、反思：如何討論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問題
通過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聞理論體系建構問題的提出，主要是不滿足于傳統的自然思維方式統領下板塊式新聞理論的建構模式，希望尋找到一個在全球化時代更具普世性和更為科學的理論框架。而這種科學的理論框架，在目前的探索來看，很顯然就是直接以傳播學框架為框架，不論是以5w框架結構還是以新聞活動為貫通，這里面體現的都是一種傳播學的結構思維和過程思維。
這里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傳統的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真的就一無是處嗎?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的歷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傳播學與新聞學的區別到底是什么?可以以傳播學的框架取代新聞學嗎?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方式固然有其經驗把握的隨意性，但作為人類實踐經驗的提煉升華，自然也有其現實邏輯的依據。甘惜分先生后來在其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中把自己的理論體系概括為一個邏輯起點和兩個三角。一個邏輯起點就是“新聞”，兩個三角則是“新聞――傳播者――受眾”這個小三角和“新聞控制者――廣大受眾――不斷變動著的現實世界”這個大三角。這種三角理論模型正反映出一種在關系中把握新聞的思路，是我們在未來的理論建構中需要繼承的精神遺產。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的另一個優勢是非常適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聞理論范式轉型的過程中，新的思想創新可以以一個個新板塊的形式添加進去，從而形成一種“轉型新聞學”的特殊樣態。李良榮的《新聞學概論》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謂的理論體系構建為要旨，卻以新聞學基本概念的傳達為追求，以對最新的新聞理念的把握為要務。而這，正是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的歷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學人不主張對新聞理論體系進行過早的建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關于傳播學與新聞學的區別問題。有人認為在西方不存在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區別問題，認為這是一個純中國式的偽問題。但這正是中國獨特的理論語境下所產生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大問題：當西方希望通過報刊市場化和大眾化解決了新聞的職業化和專業化問題，并在新聞理論體系中牢牢奠定了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地位的時候，傳播學才形成，并以其強大的理論張力形成對新聞學內容的豐富。我國的新聞理論體系正相反，它需要借傳播學的科學性來消解理論中的僵化的意識形態內容，而后再來確立新聞專業理念，而此時的傳播學并不能提供這方面的內容。所以從理論上弄清楚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區別問題，就成為我們考察新聞理論體系建構的起點。
我們認為，傳播學的學科特質是結構性、交叉性和開放性，也就是說，傳播學討論的是人類傳播行為的社會結構性存在。具體說來，它是在社會學結構論的支持背景下，把傳播作為一種
社會的結構來研究的。同時，傳播學理論也是以5W這樣一種結構性過程模型為基礎來建構的。也正是由于傳播學的這種結構性特征，才衍生出了傳播學的多學科交叉性和開放性，它幾乎向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開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現象。
新聞學的學科特質則是主體性、理想性和實踐指向性。在傳播學出現之前，傳統的新聞學是在新聞業走向專業化、職業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它從新聞實踐的經驗中概括提煉出自己要研究的問題，主要是關于記者編輯操作規范和媒介組織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兩方面。傳播學出現并成熟后，對新聞學最大的貢獻就是提供了一個科學的信息傳播的理論基礎，使新聞學擺脫了前科學的經驗性研究狀況，并把新聞學的邏輯起點確立為新聞信息，新聞信息的需求、生產、消費、分配和控制構成了新聞理論的邏輯演繹脈絡。在我國，傳播學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義，傳播、信息、受眾等概念豐富了新聞的定義，并使新聞與宣傳的區別成為可能。但這并不意味著傳播學可以取代新聞學。新聞學屬于專業應用學科，其核心是對新聞從業人員進行的專業化、職業化理念訓練，尤其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專業訓練。所以，它是圍繞著雙重傳播主體(記者編輯／媒介組織)而展開的關系研究，如果說傳播學是5W模式的過程框架，新聞學卻是以兩個主體為頂點的關系框架，同時，新聞學中還含有傳播學中所不強調的核心價值內容――新聞專業主義以及對新聞實踐直接有指導意義的操作原則等內容。
所以，討論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問題，其根本原則是要尊重新聞學的學科特質，在這個前提下，既要保證理論體系建構的科學性，又要保證理論體系建構的簡約性。
三、建構：“新聞學核心”模型圖
通過第二部分的分析，我們確立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區別所在，并指出應該在尊重新聞學學科特質的前提下建構新聞理論體系。這就排除了那種把新聞學擴張為傳播學或把新聞學擴張為媒介經營學和操作學的建構取向。這多少有點類似于寧樹藩先生建議把新聞學區分為本義新聞學和廣義新聞學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這種建構取向稱為“新聞學核心”建構，并用下面的模型圖予以演示： (見下圖)
在這個模型圖中，新聞學核心由新聞本質論、新聞關系論和新聞理想論三部分構成。在新聞本質論中，主要解決新聞的本質是信息，新聞的起源是人類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產、消費、分配與控制是形成新聞、新聞事業主要關系的邏輯脈絡這類的問題。其知識背景是傳播學的基礎理論思想，如傳播觀、信息觀、新聞生產觀等。在新聞關系論中，主要包含六大關系和六大命題。六大關系是記者(新聞)－事實、記者(新聞)－受眾、記者(新聞)－媒介、媒介組織－政府、媒介組織－公眾、媒介組織－商業，六大命題就是新聞事實論、新聞價值論、新聞形態論、媒介屬論、媒介體制論和媒介生態論。新聞就是在這些主要關系構成的社會場景中的實踐呈現和功能施展。新聞理想論則是指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包含客觀性原則和新聞自由理念)。它是新聞事業合法性的根本來源。
四、結語
什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學？以及其本質何在？
本文認為，只有完整而準確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才有可能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客觀而公正的評判，才有可能做到講好一部儒學；同時，也才有可能談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否則，其結果不是五花八門，不著邊際，便是語焉不詳，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無法說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他所說的，恐怕就是這樣一種情形；而戰國時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講的，大概也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今天看來，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總體上，已似乎可以被歸結為一個“道”字。而且在本文看來，這個“道”大概可以說就是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謂“道德”的“道”，亦可以說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謂“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國哲學思想世界異常活躍、名噪一時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澤厚先生，則更獨出心裁、別具匠心地習慣于將其具體定義為“度”，并且認為，這個“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就是“中庸”、就是“過猶不及”、就是“中國的辯證法”，“是難以言說卻可掌握的實用真理”；而所謂“中庸之道”，在他看來，就是所謂“度的藝術”[2]——這一說法，從表面上看來，蓋本無可厚非；但究其實，本文則認為，卻無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講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視角，以省察現象”[3]——這是因為，在本文看來，就先秦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或本質而言，一個“道”字便已是足夠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別求所謂新說也”；與此同時，這里之所謂“道”與李氏之所謂“度”，又是貌合而神離，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個東西。例如，在李澤厚先生看來，這個“度”，“就是技術或藝術（ART），即技進乎道”。一方面，它“關乎人類存在的本體性質，非常明顯而確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隨著人類的生存、存在而不斷調整、變化、擴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遠動態的存在”[4]。由此可見，這一認識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說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顯”而又不明顯，既不變而又可變，既“確定”而又不確定。然而，若從一般邏輯學的角度上看，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謂“道”與李氏之所謂“度”在本質上的關鍵不同之處就在于：它與李氏之所謂“技術或藝術（ART）”之間既相互聯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謂“技術或藝術（ART）”本身。于是乎，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說這個“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變的話，那么其中所謂“技術或藝術”大概便可以說是“形而下”的，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著的一個變量——對此，端不可整齊劃一，一概而論；當然，亦不可望文生義，指鹿為馬。
孔子嘗有言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5]由此可見，其中，所謂“道”、“德”、“仁”、“藝”，似乎便應當說是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四個相對獨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謂“藝”，本文認為，大概便可以說是李氏之所謂“技術或藝術”；而其中所謂“道”，在本文看來，卻又并非李氏之所謂的那個“度”或者其它別的什么神秘主義的東西——這個“道”，在金岳霖先生看來，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盡的道，國人對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萬事萬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歸的道，才是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動力。”[6]——這一認識，今天看來，應當說是極為深刻的。
但問題卻依然是：“道”是什么——這一問題，常令古圣先賢們浩嘆不已。為此，我們恐怕也還得從先秦儒學那里具體說起。
然而，關于先秦儒學及其核心或者本質問題，目前思想學術界的看法和認識似乎卻并不統一——其中，有的認為有一個，而有的則認為是兩個（但常識卻告訴我們，所謂核心或者本質，一般地說，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著兩個；當然，更不可能是兩個以上）；具體地說，有的認為是“仁”、有的認為是“禮”、有的認為是“仁禮”、有的認為是“時與仁義”，還有的則認為是“中和”等等等等，諸如此類，形形、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無所適從。然則《禮記》中不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8]乎？《漢書》中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9]乎？
對此，本文則明確認為，所謂先秦儒學，從總的理念上說，就是“禮學”；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質而言，一言以蔽之，不過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說是“禮”的本質，而“禮”則可以說便是“中”的標準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謂也？曰：“中即道也”[10]，“道無不中”[11]。如果我們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話說，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義而仁義隆，道于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12]也就是說，所謂“仁義禮樂”者，究其實，不過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體能指及對象之所在；而所謂“道”、“中”或者說“中道”者，則卻乃是“仁義禮樂”的所指、本質與核心，或于其上，或處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說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體的話，那么后者則便是所指、是靈魂與精神。若離開了前者，則后者便恍兮惚兮、無所附麗，難以被全面認知、正確解讀和準確把握；與此同時，若離開了后者，則前者無疑亦將成為陳舊腐朽、了無生氣的東西——這是因為，“中”雖可謂之曰“道”，但“仁義禮樂”，則亦同樣不是其他別的什么特殊的東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們可以更具體而形象地說，它們乃是所謂“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辭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果說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話，那么在這里，我們大概就可以說，“形而上者謂之中”，“形而下者謂之具”；換句話說，“中”是“形而上者”，而“仁義禮樂”則是“形而下者”。“道”不離“器”正如“中”不離“具”，因而“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便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緊密聯系、融于一體。“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為“中道”；同時，“器”則就是“具”，合而言之，即為“器具”。“形而上者”謂之“中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具”。如果說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則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說前者是思想、理論和世界觀，那么后者則便是方法、實踐和方法論。
然而，所謂“道”，在先秦儒家看來，又無疑乃是其中至為重要的東西。難怪乎，孔子本人對此要極而言之曰：“朝聞道，夕死可也。”[13]其實，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世界觀與方法論是統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換句話說，“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構成為先秦儒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與核心。
注 釋：
[1]《孟子盡心下》。
[2]參見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8、151、187頁，三聯書店，2003年版。
[3]同上書，156頁。另據筆者考察，這一想法本系“舶來之物”，并非為李氏所首出。
[4]同上書，8-10頁。
[5]《論語述而》。
[6]金岳霖《論道》16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7]《禮記樂記》。
[8]《禮記曲禮上》。
[9]《漢書董仲舒傳》。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為此，我從文本入手，讓學生展開想象，勾勒出在絕望中奮進的談遷的人物形象，釋放蘊蓄在生命深處的能量，演繹打不垮的人生。
一、活用關鍵成語，勾勒人生場景
語文教學要抓好工具性的落實，培養學生的基本技能和基礎知識。為此，新課伊始，在導入環節，我便從課文中的關鍵詞語抓起，一方面檢查學生對詞語的掌握情況，另一方面串聯起文本，幫助學生有效梳理課文的內容。
師：文中有不少四字成語，請大家找出來，看誰找得全。
生：“家境貧寒、化為烏有、奮筆疾書、茶飯不思”。
學生通過仔細搜索，找到了更多的成語，如“鴻篇巨制、夜難安寢、博覽群書、年老體弱”等。我將這些成語重新排列，讓學生一邊聽著我的朗讀一邊想故事。學生們很快將成語串聯起來，并能夠用自己的話來說：談遷自幼家境貧寒，但他勤奮好學，博覽群書，終于在50多歲時編纂了明史。可是沒有想到，這部書被小偷偷走了。所有的努力都化為烏有了，這對他來說，是個致命的打擊，他夜難安寢，茶飯不思，但還是咬牙堅持，決定從頭再來。他年老體弱，一襲破衫，重新收集資料，四處尋訪，奮筆疾書，最終完成了《國榷》。
通過詞語的活用串聯，學生對文本有了認識，構建了故事框架，為接下來的入境悟情奠定了基礎。
二、抓住抽象數字，從逆境奮起
閱讀是語文教學的魅力所在，也是關鍵所在。如何讀才能讀得入心，讓學生讀懂談遷，讀懂談遷的精神？這是文本的難點。課文沒有過多的細節描寫，但簡單的白描式敘述恰恰給學生提供了想象和品讀的空間，可以發揮學生的自主性，讓學生與文本展開對話，進行個性解讀和體會。
師：大家有沒有發現課文中有很多的數字？請畫出來，讀一讀句子。你們讀出了什么？
生1：談遷太艱難了。
生2：談遷太偉大了。
學生從數學入手，理解了談遷的努力和行動：他50多歲，修改了60多次，寫了500多萬字，而到了60多歲，還要從頭再來。但單純地用這些數字來解讀談遷，并不足以打動學生的心，只有進入特定的情境，學生才有深刻的體驗。為此，我讓學生展開想象：500多萬字的書有多厚？相當于多少本作文書？他為了查閱史料，帶著干糧走100多公里，100多公里有多遠？他會遭遇什么樣的天氣？會承受什么樣的艱辛？
學生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眼前出現了風吹雨淋的談遷，長途跋涉的談遷，佝僂著身子的談遷，滿頭白發、一臉滄桑的談遷。20多年，寒來暑往；60多次，手不停筆；500多萬字，字字如金。談遷的人生變成一幅幅畫，變成一串串數字，在學生的腦海中盤旋。
透過抽象的數字，學生如身臨其境，切實感受到其中蘊含的豐富內涵。
師：談遷的稿子被偷了，你感受到了什么？
生：我感受到了他的悲痛欲絕。
文本只用了幾個成語來表現談遷的絕望，讓學生深入文本，還需要通過想象來構建談遷奮起的心路歷程。我讓學生深入挖掘談遷的內心：他奮斗了20年，一直到50多歲，而今已經風燭殘年，此刻，他不但恨，而且痛，痛到心底流血，痛到淚水流干。縱然如此，他還是沒有倒下，只要還活著就可以從頭再來。
學生在想象中，經歷了這段從絕望到期望的歷程，仿佛看見談遷臉上的堅毅，還有那執著的眼神。借此，我帶領學生朗讀，用想象彌補文本的空白，發展學生的感受力。
三、再讀文本題眼，領悟生命真諦
《厄運打不垮的信念》重在敘事，體現了很強的人文性。在文本中滲透人文性，必須要讓學生走進語境，從故事中自主領悟，升華情感。我引導學生探究：請讀讀課文題目，想一想談遷是靠什么完成《國榷》的。如果要你給談遷貼一個標簽，你會說些什么？
學生從故事中領悟到，信念點燃了談遷的夢想，讓他在致命的打擊下，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頑強而又執著地走到終點。
師：讀《國榷》這部史書時，你想到了什么？
生：想到談遷，想到他的信念和意志。
一、中職語文的地位及現狀
由于中職學校的特殊性，讓語文在這里變的尷尬，一方面，中職生的基礎遠遠低于普通中學生，有的學生甚至連小學水平都不具備。所以學生的成分不同，教學的目的不同，學生日后的方向也不同。作為語文學科，其實顯然是有著重要的將參差拉成齊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又在大呼“文化課為專業課服務”的口號，可我們知道，語文這門特殊的學科，不只是基礎，還有欣賞，還有感知，它可以豐富學生的內心，教他們感受生活之美，教他們熱愛生命，學習人生之道。如果單純的只是為專業課提供思想道德教育或知識銜接與延伸，那就失去了語文教學的美，也失去了培養學生豐富內心與情操的機會。而中職學生，大多數恰恰是欠缺此方面。語文的教化作用，不僅是來自于老師，更重要的是開化學生后，反之而來源于學生自身，語文能力的高低，很能說明他以后工作時的表達能力與認識態度。我們可設想一下，如果一個學生連字都認不全，話說條理也不清晰，聽話也抓不住重點，那么其它學科他又該怎么學呢。所以我們真的應該擺正中職語文的位置，并讓它發揮出在普通中學所發揮不出來的光彩和作用。
二、中職學生心理特點
越來越多的老師提出質疑，到底什么樣的內容才合適于我們的學生來學習，才真正有益于職校出去的學生的發展，才能對他們的以后有用處，才會打破很多學生對職校“學不著啥”的看法，特別是對語文課。熟知學生的成分及心理特點，是做好語文教學的心理基礎，也是把握語文教學的基本方向。
職校的生源多來自中學，高中落后，不想念書的學生；家里農村條件不好，念不起的學生；社會上閑游又游不出大名堂的青少年；小部分家里條件不差，但實在無法管教的孩子。家里父母關系異常，從小得不到關愛的學生。學生的家庭成分和其自身經歷主導了他們的心理：有的會自命清高，有的會目空一切，有的會自卑懦弱，有的會好強沖動。他們有的會極為敏感，有的卻又極為麻木，并且，太多的課堂之外的誘惑要遠遠大于課堂內的苦學。學生之間的相互影響更會肯定并加深了他們之間的部分錯誤和偏激的心理。只有極少數人清楚來職校的生活目標，并明確日后的方向，而大多數人還是“過一天，算一天”。這些學生心中有愛，卻不相信愛；需要人愛，卻不懂付出愛；希望被承認肯定，卻又輕易自我放棄。
語文是最能和他們溝通的學科，語文老師也是都有著敏銳的情感觸覺及豐富的語言，中職的學生大都是情感有所缺乏，所以他們其實更需要語文學科來找到他們自己，完善自我的情感缺失，像不懂禮貌，不能尊重他人，玩世不恭等。我見過很多學生，在語文老師的引導下發生了真正的改變，從語言上，態度上，行為上。要努力打破他們對傳統語文教學的印象，讓他們覺得中職語文更有趣，更自由，更喜歡。我們的老師才不會聽到“中學我們都不聽，在這更不能聽”的輕蔑之言。
三、校本科研對語文教學的內容及側重點應如何體現
校本科研的力量就是可以針對不同學校、不同類型的學生實行更有效的教學，開發更適合學生學習的教材，討論更符合學生的有效教學方法，對于課程的發展，也是探索，創新教學模式，為老師們注入新的營養與活力，這也是校本研究非常積極與大膽的一面。
1.教材選文不能過多，要精而簡，且有鮮明特點
我們上學時也不乏對語文課堂有所輕蔑，因為是母語，因為都會說話。語文課本上年復一年的內容，重復性的講解，學生覺得枯燥，老師也會失去激情。特別是職校，我們更要有目的地選文，去掉過深過難，又沒有實際用處的“土”文章。可在小說及著名文言短篇稍加強文章量。記敘文與散文量可稍少，前者作為寫作模板來學，后者作為情感與景物欣賞，不要過難或教學目的太明顯，在輕松中引出學生的興趣。這就要求我們要明確目標：到底想讓他們學到什么，是死記的知識，還是多元化的視野空間。
鑒于目前職校多媒體教學條件依地區而有限，如將課文中涉及到的相關圖片和影響資料，展示給學生，學生上課的注意力便明顯集中，而且思維也明顯活躍，并圍繞圖片提問。而在之后的講解中，學生的聽課狀態也明顯好于平常。所以多媒體是最能吸引學生的方式之一，所以改善中職學校的課堂辦學條件也是國家在以后應該關注的方面。
2.不能只局限于課本內容，要多元化，并有暗含的教育目的
語文課只在課堂上講解書本實在是很枯燥，語文所含的內容本就很寬闊，有歷史，有地理，有生物，有物理，等等，都會有所相關，在講課時，都要講到，那與其講，不如看后再講，更直關，學生的主動理解性更強，學生可以提問題，教師可以隨機回答，這樣更能拉近學生和老師的關系，使課堂變的輕松愉快，學生也接受。我也曾嘗試過，在講到《廢墟》這課時，找了一個《圓明園》的記錄片，學生看的很認真，并為那段歷史表現出他們強烈的愛國情懷，學生的立場與態度也更代表感觸下的個人意見，我們教學目的就不攻自破了。
3.適當找一些勵志影片，有規律的給學生觀看，舒緩學生學習語文的壓力和抵觸情緒。又給他們機會和情境讓自己去感悟人生。別人的告誡有時并不管用，反而當自己真的理解了，或是撞南墻了，才會醒悟。給他們一些時間，從正面去引導。在觀看之后，學生大多數會議論，會表態，在這種情緒下，讓他們談談，或寫出自己的感受，并總結提升，必定會比課本上離他們很遠也不實用的老文章管用的多。
活教活學，以學生為出發點，換位思考。以能讓學生學到點什么為目的，少不怕，一點點也是收獲。不要單純的為了應付教學或守規矩而教學生，學生累，老師更累，對于語文教學的發展也不利。
要把握這些內容，不局限于正統的語文教學，不拘泥于按部就班的普及著我們傳統教材的內容，這樣才能發揮語文在教學中，及在所有學科當中的優越性。這是一個挑戰，而要想有所突破更需要很大的勇氣，突破固有的條條框框，做出自己的特色，形成一定的方法和規律，最后成為一個有指導性的模式，要有很多的老師做出努力。語文教學實際上可以是中職教學中的一個獨特亮點，可以做的有聲有色，只要找到正確的方法，我相信它可以成為教學活動中最受歡迎的一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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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魯玲.讓教師成為研究者――論校本教育研究[J].職業教育研究，2007，（3）：59-60.
［中圖分類號］F25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2）03-0015-03
一、前言
2011年上半年，一些蔬菜產區部分蔬菜價跌滯銷，農戶損失嚴重，有的品種蔬菜在田間的收購價僅為幾分錢，可是老百姓卻明顯感覺到農貿市場的蔬菜價格翻了幾倍。對于這種“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的現象，許多專家學者都歸咎于中間流通環節的成本過高。據國家“2011年全國物流運行情況通報”顯示，當年全國社會物流總費用為8.4萬億元，同比增長18.5%，經濟運行的物流成本仍然較高。對于物流企業來說，物流成本除了受人工成本、材料費用和管理成本等企業內部可控因素影響外，還受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響。
近年來對于物流企業成本控制的研究大多是從企業自身的角度出發，并提出了一系列成本控制方法，包括作業成本法、目標成本法、質量功能展開法、kaizen成本法、項目成本法、標準成本法以及規模成本控制法等，很少有人關注物流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所帶來的不可控成本，而這些因素恰恰是造成物流成本難以降低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新制度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影響物流企業成本的外部環境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降低企業物流成本的建議，為物流企業發展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
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交易費用理論，自科斯1937年提出交易費用的思想以來，經過阿羅、威廉姆森和張五常等多個學者的努力，交易費用理論已形成比較系統的理論體系。最早以羅納德·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者認為市場運行是需要成本的，根據“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權利最初如何安排, 當事人之間的談判都會導致那些財富最大化的安排, 即市場機制自動驅使人們談判, 使資源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如果交易費用不為零,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可以利用明確的產權之間的自愿交換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最佳效率。后來的學者將“科斯定理”予以發展，歸納為三個定理：第一定理指出，如果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最初權利如何安排,市場機制會驅使人們談判,使資源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第二定理指出，交易費用大于零，不同的權利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 法律制度對產權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的選擇是重要的；第三定理指出，如果沒有產權的界定劃分、保護和監督,產權的交易就難以進行。 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新制度經濟學才將制度因素視作與技術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技術進步的功能在于克服人們利用自然的各種障礙,降低生產活動的直接生產成本，而制度可以削弱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差異, 激勵個人和組織從事生產性活動,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經濟增長。正是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才會產生制度，而制度的制定也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
按照一般的定義，交易費用又可譯為交易成本，即交易過程中談判、簽約和履行合約的成本。廣義的交易費用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市場交易費用，是指市場交易過程中談判、簽約和履行合約的成本。
2.經理交易費用，是指交易由企業來組織時所涉及的費用，典型的是在企業和雇員之間履行勞動合同的費用以及經理決策失誤的費用。
3.政治交易費用，市場交易費用和政治交易費用都發生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這種政治背景的形成和公共物品的供給，都是有成本的。簡單來說，政治交易費用就是通過集體行動來供給公共物品的成本。
物流企業的成本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交易費用，即物流企業在交易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系列成本。本文所講的交易費用主要是指物流企業難以控制的受外部制度以及政策影響的部分成本。據聯合國開發署的數據顯示，我國物流業流通費用成本約占產品成本20%～40%，而發達國家一般為9.5%～10%。當前我國物流成本較高，這既與我國處于重化工階段有關，也顯示我國在減輕物流業成本負擔方面還有努力的空間，而減輕物流企業成本負擔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制度化，比如給高速公路的收費劃定一個合理的期限。因此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物流企業的交易成本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不盡完善或者是有缺陷的政策制度影響，而過高的物流成本已成為制約我國物流產業發展的瓶頸，所以加強對物流產業的政策性引導和支持有利于降低物流企業交易的成本，有助于為物流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影響物流企業交易成本的外部環境
在我國，交易費用大多是一種制度費用，制度以及相關政策制定的不合理或執行不力會導致某些行業的交易費用居高不下。據統計2011年1-11月社會物流總費用7.1萬億元，同比增長18.5%，增幅雖比1-10月回落0.2個百分點，但仍然保持較快增長，表明社會經濟發展的物流成本仍然較高。與此同時，物流企業成本壓力仍然較大，2011年 1-10月全國重點物流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29.4%，繼續保持較快增長。而主營業務成本同比增長31.7%，增速繼續快于主營業務收入，從11月物流業PMI看，中間投入價格指數為57.5%，環比大幅上升6個百分點，而收費價格指數僅為50.5%（中國交通運輸經濟信息網）。在高成本的壓力下，物流企業的利潤增速明顯下降。目前由于我國物流市場分散及復雜的管理體制和管理工作不到位，物流企業的交易費用高昂，而這些成本是企業不可避免以及難以控制的。當然物流業作為一個新興產業，必須加強政策扶持，但是目前從整體上看還未形成完整的物流政策體系，相關的制度尚不健全，仍需進一步完善，而且制度落實也不到位。近日，北京市郵政管理局了《關于實行驗視蓋章制度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全市快遞企業從2012年3月1日起在物品類快件收寄環節實行驗視蓋章制度，遵循誰收寄誰負責的原則，明確生產經營的主要負責人是第一責任人，而快件的攬收業務人員是直接責任人。實際上，在2008年開始執行的快遞服務標準里已對快遞員接收快件時驗貨作出了相關規定：“快遞服務人員應詢問和驗視內件的性質和種類，若是法律、法規規定禁寄物品，應拒收并向寄件人說明原因”。“通知”最大的改進在于加了一個印章的環節，可是對于這樣的通知要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很難落實。首先快遞業務員相對缺乏識別復雜危險品和爆炸品的能力；其次強制規定執行成本較高，如果所有快遞都要開箱驗視，會耗費企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通知”一出臺就有業內人士提出可以考慮引入像機場、火車站一樣的安檢系統，通過科技手段降低危險程度，提高安全性。與之類似的制度問題還有很多，需要有關部門予以重視，加以完善。
從物流企業的外部政策制度環境看，造成這些不可控的高成本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不完善的稅收機制以及迅速攀升的地價
“稅率不一”﹑“重復征稅”等稅收方面的問題一直是物流企業特別是中小物流企業反響強烈的問題。物流運作環節稅率不統一，土地使用稅等稅收仍保持較高水平。以某大型倉儲企業為例，該公司全年倉儲、裝卸和租賃收入為10.47億元，扣除直接費用之后的主營業務利潤僅有1.57億元；而繳納營業稅4487萬元，土地使用稅4486萬元，房產稅1741萬元，三項合計1.07億元，三項稅費占主營業務利潤的68.15%。在復雜的稅收機制以及不合理的財稅體制下，物流企業的稅務負擔沉重，增加了物流企業的交易成本。此外，地價的迅速攀升也使得物流企業不堪重負。物流業是用地大戶，但由于我國土地資源有限，再加上嚴格的土地管理政策，物流企業越來越難以獲得用地。據中國物資儲運協會調研資料顯示，2010年我國一些地區倉儲用地掛牌價大約同比上漲了30%～50%。
2.交通收費不合理
過高、過多的公路通行費以及港口、堆場使用費等費用，使物流企業的運輸成本大幅提高。2011年12月15日，河南“天價過路費案”當庭宣判：被告人時軍鋒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罰金5萬元；被告人時建鋒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罰金1萬元。這一備受關注的“天價過路費案”歷時近一年，暫且不討論司法的公正性，從最初被告人因偷逃368萬元過路費而被判無期徒刑時，大多數民眾就對此提出質疑，大家關注的焦點是平均每趟1500多元、每天高達15000多元的天價過路費的計算標準以及這件事背后隱藏的高速公路亂收費問題。對于高速公路的收費，有關方面總是會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用來建設還貸以及日常維護等，打的都是“收費還貸，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口號。但是國家審計署辦公廳的2008年第2號文件即《18個省市收費公路建設運營管理情況審計調查結果》中指出：抽查山東、北京等12個省（市）35條經營性公路，由于批準收費期限過長，獲取的通行費收入高出投資成本數倍乃至10倍以上，成為“高價公路”。
3. 管理體制不健全
由于管理政出多門，有時會出現針對一個問題多部門、多地區重復處罰的現象，以及依法行政和維護市場秩序為目的的監管環節缺失等問題，有些部門甚至通過罰款來創收，這些行為都會給企業帶來不可預測的額外成本，從而提高了企業的交易成本；相對復雜的海關通關手續，行政審批制度不完善以及物流企業在與海關﹑邊檢等相關單位合作的過程中出現的人員配置和工作時間不協調等一系列問題，降低了工作效率，從而產生了流通環節的隱形成本。
4.物流基礎設施不完善
隨著物流業的不斷發展，我國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已有較大改善，但是還面臨設備管理技術落后、物資吞吐能力弱、物流服務效率低以及信息化支撐不足等問題。能夠有效連接不同運輸方式的大型綜合貨運樞紐、服務于區域或城市的物流基地和物流中心等現代化物流設施尚不完善，嚴重制約了物流集散以及物流效率的提高，從而拉高了物流企業的交易成本。
5.物流企業資源整合難度大
物流業屬跨部門、跨行業的服務行業，不僅涉及公路、鐵路、航空、水路甚至管道運輸等多種方式，還涉及復雜的業務種類眾多的行業主管部門，這些部門各有各的計劃，缺乏統一規劃，導致物流企業資源整合時難度較大，一定程度抬高了物流成本。
四、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降低物流企業交易成本
新制度經濟理論中制度的功能體現在降低交易費用、為經濟提供服務和為合作創造條件三個方面。為了給物流企業創造更有利于其發展的制度政策環境，一定程度上降低物流企業的不可控交易成本，政府以及相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加大對于物流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
1.完善物流企業稅收管理機制，提高土地使用率
統籌完善相關稅收支持政策，不斷完善物流企業營業稅差額納稅試點辦法，并在完善相關配套措施的基礎上進行全面推廣；相關部門應研究并解決倉儲、配送和貨運等環節與運輸環節營業稅稅率不統一等問題。通過不斷完善物流企業稅收機制，切實減輕物流企業稅收負擔。
物流用地的使用價值、土地開發成本、地產開發商利潤和土地稅費等是構成物流用地價格的主要部分，物流用地價格主要受政府產業政策、土地位置、使用年限和市場供求關系影響，當物流用地的市場價格上升時，物流企業都傾向于在單位面積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資本，提高物流用地的集約利用度以及倉儲設施和裝卸搬運設備的技術水平，從而減少對土地的占用、節約購置或租賃土地的成本。反之，過低的物流用地市場價格則不利于土地資源的節約，所以單純降低物流節點用地價格并不能促進物流業整體的良性循環，反而有可能造成土地投機需求增加以及土地綜合利用效率降低，因此政府需要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制定相關政策并加強監管。
2.進一步解決交通收費不合理問題
進一步加大對高速公路收費的監管力度，全面整頓道路收費站點，逐步降低偏高的高速公路收費標準，合理劃定高速公路收費期限。對于目前正在進展的收費公路專項清理工作，應明確責任主體，加快研究并落實相關政策措施，使相關工作盡快取得成效。
3.完善管理體制
完善收費管理制度，全面清理向貨運車輛收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集資、政府性基金、罰款項目以及不符合國家規定的各種收費項目，并嚴懲對企業亂收費、亂罰款的行為。針對相對復雜的海關通關手續和文件要求問題，應簡化通關程序，優化通關作業流程，提高信息化管理應用水平實現快速高效通關，統籌使用物流業發展專項資金，建立專項資金制度，改變物流業發展扶持資金由多個部門分頭管理的現狀，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4.完善物流配套設施
國家和各級政府應加強公路、海港、鐵路以及空港建設，加大對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的扶持力度，對符合條件的重點物流企業的運輸、倉儲、配送、信息和物流園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給予必要的資金支持；統籌規劃和完善物流工業園區、經濟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等制造業聚集區的物流服務體系，推動區域內物流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對于市內物流的整體規劃，生產商、物流業從業者、居民和商業街等各相關部門人員的合理組合非常重要；制定相關政策鼓勵、支持和引導物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創新，不斷提高其信息化水平，搭建公共物流信息平臺，為增進供需企業間的信息溝通、降低信息化成本與企業交易費用創造條件，比如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及時提供關于工程、規制情況及快捷路線方面的情報，以達到物流的高效率運行；對于貨物的輸送處理，可以針對不同地區的物流特點和實際，制定關于步行、自行車、公交車和汽車使用的一體化計劃，全面保證路上貨物輸送帶的整備、路外貨物輸送設施的完善以及附設的停車設施三者的有效配合。
5. 整合物流企業資源
支持大型優勢物流企業通過兼并、重組等方式，對分散的物流設施資源進行整合；鼓勵中小物流企業加強聯盟合作，創新合作方式和服務模式，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服務水平，并進一步推進物流技術創新和應用，積極推進物流業發展方式轉變。還要統籌規劃，加強各相關部門間的合作，提高辦事效率，降低流通過程中的隱形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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