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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以蒸汽動力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為不列顛最早叩開了現代化的大門。然而，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與經濟:榮和城市發展相伴的還有遭受污染的生態環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為嚴重。英國，在摘取了一個工業化先行者JPG該摘取的最優惠成果的同時，也嘗到了工業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對尚未實現工業化及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國家規避和整治“邁達斯的災禍”有所裨益2=16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故本文不揣淺陋，愿就工業化時期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點等問題予以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狀況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類早期活動產生的廢棄物大都被排人大氣或棄置于水中，古時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規章控制污染的嘗試。在古希臘，只有獲得特殊允許才能設立制革廠;古羅馬也有規章規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設立在沒有居民點的臺伯河對岸。但是，早期的污染僅限于十分狹窄的范圍。
上百年來，英國的毛紡業等傳統工業無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質，但是，嚴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紀工業化時期才真正發生。工業革命以來，隨著工業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劇增，不斷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國的許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紀，城市河流污染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
恩格斯對當時河流污染的描述頗為詳盡。例如，流經利茲的艾爾河，“這條河像一切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流一樣，流人城市的時候是清澈見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時候卻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樣的臟東西弄得污濁不堪了”;流經曼徹斯特的兩條小河—艾爾克河與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狀況亦十分嚴重，“停滯的艾爾克河，這是一條狹窄的、黝黑的、發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滯的，而且發出臭味。
此外，流經西賴丁約克的卡爾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終是魚類喜愛的棲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員會已不得不沮喪地承認:“流經西賴丁約克的，與其說是河水，不如說是墨汁。艾爾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們捕魚的樂園，也被工業化的浪潮熏染得通體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將它點燃”，儼然是一條隨時噴發的黑龍。
泰晤士河曾是一條美麗的河流，英國人習慣地稱之為“老父親泰晤士”。19世紀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蕩漾，魚蝦成群，是舉世聞名的魷魚產地，詩人蒲柏在1728年將其描繪為“銀色的洪流”。工業革命以來，隨著沿途城市居民的劇增以及大量工廠的建立，各種污染物源源不斷地進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質急劇惡化，泰晤士河成為一條污濁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學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報》:“整條河變成了一種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體……氣味很臭……整條河實際上就是一道陰溝。可見，英國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紀中期已經相當嚴重。
二、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為何諸多河流在一個世紀里都變了色、變了味，這么嚴重的污染是怎樣產生的呢?無疑，工業廢水和公共廢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來源，其中，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布局和工業類型又是產生大量工業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業化初期，主要的機械動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機，工廠不得不設在大流量的急流旁邊”。因此，英國的第一批近代工廠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國工業的發源地和中心—曼徹斯特，“幾乎所有的廠房都是沿著貫穿全城的三條河流和各種運河建立起來的。這既解決了動力問題，又方便了廢水處理，河流也成了廢水排放的理想場所。蒸汽機發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機械、依河而建的工廠逐漸轉移到城市中，但工廠對那些流經城市的河流的依賴并沒有減輕。因為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數工業生產部門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較潔凈的水。水作為冷卻劑是蒸汽機不可或缺的，一些工業部門如毛紡業、印染業、造紙業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水，還有釀酒、洗煤，沒有水更寸步難行。同時，水路為工業主提供了廉價的運輸途徑。因此，一條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廠，例如艾爾克河，“橋以上是制革廠;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廠和瓦斯廠，這些工廠的臟水和廢棄物統統匯集在艾爾克河里”。這些廢水中往往含有鉛、堿、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質大大降低，造成嚴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來源是公共廢水。公共廢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滌劑。公共廢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國工業化時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長過速，加上市政建設滯后，遂使水污染加劇。
一方面，與工業化相伴的是，英國城市化發展迅速，城鎮人口增長急劇。勢如潮涌的人口，被壓縮到很小的擁擠不堪的中心點上。從增長數量上看，大約在1800年，英國只有一個大城市—倫敦，人口約100萬，遠遠超過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爾等(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萬之間)。1850年倫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個城市在10萬人以上，18個城市在5萬到10萬之間。1910年英國有46個城市超過10萬，倫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萬。從增長率看，蘭開夏在1700年至1801年間人口差不多增加兩倍，曼徹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間也增加了兩倍。到1851年，英國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過農村。城市的擴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資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衛生日益惡化，垃圾成堆、污水橫流構成了那時英國許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國城市化雖快，但城市化水平較低，市政建設滯后。“所有的市鎮，不論是新的還是老的，都面臨著公共衛生的嚴峻問題,工業化早期，英國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掃垃圾的制度，垃圾糞便隨意堆放，人們甚至因廁所太少不得不隨地大小便。特別是貧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們稱為“霍亂國王的巢穴”。在利茲，最不衛生的地區是工人住的狹窄的房屋區，這類建筑物里不具備任何一種排水設施，廁所少且前后無遮無蓋。到1831年，即使是已擁有14萬以上居民的曼徹斯特市區仍沒有鋪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條例。非但如此在曼徹斯特新城(又叫愛爾蘭城，theIrishtown),“街道沒有鋪砌，也沒有污水溝，可是這里卻有無數的豬群”。大量垃圾、糞便、洗滌用水還有從街道屠宰場排出的水染上深紅色的獸血，經過公用陰溝和露天排水溝通往小河、水塢，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綜上所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副產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業化時期英國的社會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劇的促因。
首先，英國人將“自由放任”思想奉為圭泉，對工業革命造成的工業中心人口膨脹、城市污染和公共衛生等問題盡量不干預;其次，社會以追逐財富為價值取向，對“污染”則漠不關心。英國貴族通過經營追求財富早已成為慣例，社會中下層又有著一股“向上看”的風氣，于是上行下效，社會形成了以謀求利潤為榮的風氣。
難怪連外國觀光者都不禁要驚呼:“英國的城市純粹是工作和掙錢的地方，而絕非休息和享受的樂園，那種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還沒有出現。
三、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點
隨著河流污染狀況的不斷加劇，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危害，人們開始意識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對污染予以遏制，但長期似來，社會的反應并不積極。直到19世紀中期，隨著流行病的多發，城市才開始實行系統的衛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應和道路清潔等。同時，社會對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視，各項治理措施逐漸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將結合英國在這一時期的防治措施，對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點進行探討。
(一)各群體和多渠道的廣泛參與。生態學家和衛生學家最先向社會發出正視污染的呼聲，他們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產者組成志愿協會，呼吁減少廢物排放、倡議革新生產技術，為政府的積極治理建言獻策。議會和政府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領導水污染的治理。這樣，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議會、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等各群體的參與和支持。
(二)議會立法和政府作為是治理污染的主導力量。一方面，從議會來說。1848年霍亂發生后，議會通過了第一部“公共衛生法”，并成立衛生部，雖不是專為治理水污染而設，但它規定在傳染流行區域設立地方性衛生委員會，負責處理當地污水問題。由于習慣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顯效果，1855年，議會頒布了《有害物質去除法》，試圖對那些以工業廢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處以罰款1865年和1868年，議會又先后兩次委任皇家委員會，負責調查河流污染的狀況并尋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徑叫即。在第一屆委員會提交初次報告后十年，議會通過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國家立法，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水環境防治法規。法案不僅對禁止排放的各類污水和違法行為進行了詳細規定(包括工業廢液、顆狀和懸浮狀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還任命專家擔任審查官，向工作部門提供實施建議，并通過監督技術改進以控制河流污染。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義的法案，它關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則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從政府作為來看，主要是加強市政的排污系統建設。例如，1858年倫敦市政當局修建的“倫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動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舉措，通過建立下水道網絡將工業污水和生活垃圾轉移到下游地區，為減少倫敦水生疾病的發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應該說，在19世紀，尤其是下半葉，英國議會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確實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效果。
(三)專家治理充當重要角色，發揮積極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國勞動人口衛生狀況的調查報告》發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衛生狀況，尤其是“飄著惡臭的廁所、污水溝和被污染的飲用水”是引發霍亂的根源。麻醉醫師約翰·斯諾也提出同樣的觀點，1849年，他發表《論霍亂的傳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亂傳播的主要渠道”。他的這些結論有力地說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堅定了全社會的治水決心。1848年，約翰·西蒙醫生被任命為倫敦城區的保健醫官，“這一職務不僅在爭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貧民窟的清潔規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確保有關建筑和人口過分擁擠的規章的執行具有重要意義”。
議會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兩屆皇家委員會，委員會全都由相關領域的專家組成。如第二屆皇家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學家弗蘭克蘭德和農學專家默頓等人。他們通過調查取證，親自實驗，向議會遞交調查報告，同時，專家們還對肆意向河流排放廢水的行業進行嚴厲譴責，同時建議政府設立限制廢水排放的詳細標準，為國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論依據。
礙于諸多阻撓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紀末，英國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狀況沒有顯著改善。1898年，英國又一次委任多名專家組成皇家委員會，調查污染來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進度。與德尼森爵士等前輩不同的是，此次委員會的專家們更加務實。他們注意綜合考慮多方利益，設法調動工廠主的治污積極性，待之以寬，不求速變，先制定適度可行的治污標準，再隨污染狀況的改善而逐年將標準提高。在這種務實精神的倡導和促進下，產生了一系列減輕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簡捷的方法—一些濱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爾等)將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過污水轉移以緩解河流的吸納壓力。其次，建立“污水農場”，將污水引到離城鎮不遠的農場用以灌溉作物，既廉價、無害，又不影響豐產，到19世紀末，像倫敦、曼徹斯特和諾丁漢等地附近已有不少這類農場。此外，多種凈化劑得以應用，如動物骨灰、焦炭和頁巖等，都能起到過濾和凈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說，這些成效凝聚著諸多專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雖不顯著，但仍在困境中漸進19世紀特別是下半葉，英國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過程中尚存在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堅決。一方面，英國在19世紀面臨國內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等諸多緊迫問題，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夠急切;另一方面，對工業與貿易利益的關切使行政當局不愿對工礦企業的污染行徑和搪塞應付過于苛責，這勢必影響政策法規的貫徹力度。其二，工廠主和礦主不誠心。革新生產技術、減少污水排放意味著投入的必然增加，顯而易見，這種增加成本和損耗利潤的要求是無法讓各行業的污染大戶欣然接受的。其三，民眾不覺悟。“一條受污染的河流對健康的實際影響，在19世紀70年代還不為公眾所認識。168公眾對皇家委員會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無所知，或漠不關心，更有甚者對一些協會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將其譏為理論家的空談。其四，科技不過關。19世紀中后期的科學對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對健康的影響以及水的凈化問題上缺乏明確認識，科學家不能準確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質的來源，而關于污染治理的技術開發又不夠成熟，要改善大規模的污染狀況自然是力不從心。因此，有人總結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維多利亞時代公共衛生史中令人最不滿意的一章。盡管如此，英國人在防治河流污染過程中取得的積極成效還是不能抹煞的。超級秘書網
四、關于英國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幾點啟示
作為第一個進入工業化社會的國家，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經歷和治理得失值得后發國家借鑒。
所謂國民性，指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總體表現出的品性，即一個國家國民最普遍表現出的人格類型，是對一國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針對正常人格而言。這種品性，既源于種族特征的不同，也可來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各個國家中不同的國民性。國民性與典型人格類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調查實踐與復雜數據，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籠統性，故較易實行。
對國民性問題的研究在西方二戰時期曾一度興起。由于全球化的影響以及西方文化的滲入，現代中國的國民性已變得較為混雜難以表述，甚至某些已與中國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馳，西學的傳入與過度應用更使現代中國國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國本土的代表性。本文僅從中國古代儒學角度對中國人的傳統國民性進行分析探討，從信仰體制、道德準則和人格培養三方面將國民性概括為忠君愛國、仁義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體制：忠孝統一
從信仰體制上看，中國古代社會中主要以信仰中國傳統宗法性宗教作為全民性的國家宗教。其宗法觀念與天人合一觀念從信仰層面進入到社會生活中各個方面，對國民性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
中國人普遍重視家族觀念，祖先意識強烈。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不僅體現在中國人祭祖的隆重儀式上，更表現在中國人“以孝治天下”的觀念上，這早在先帝舜時期就有了很好的體現。
中國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現孝子，則會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注與贊揚。漢朝時期的選官制度就以“孝”作為最基本的選拔標準，由眾人推舉，稱“舉孝廉”。中國儒家傳統“十三經”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經典――《孝經》，是關于孝的理論的集大成者。
在中國人家族傳統中，是以父權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親請教過問，包括婚姻問題，大多是父母包辦，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請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進行，否則就會有被社會指為不孝而被邊緣化的危險。
中國人如此重“孝”，包括統治者也宣揚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與維護。中國人認為，以孝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會歸順于君主，孝是忠孝仁愛信義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也。”《論語》中的此言正是體現了“孝”的一系列好處，孝子極少有犯上作亂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見“孝”是忠君愛國思想的前提。這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忠孝二者相統一的觀念，也是國民性之一大特點。
二、道德準則：仁義之上
前面討論的中國人所重視的忠孝觀念，但這種忠孝觀念是以仁義的道德準則為前提的。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就曾說過，忠孝都要“以義為先”。不符君子道義的事萬萬不可做，而這道義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仁”的實現是孔子認為最理想的社會狀態。“仁”是最重要的品格，萬事都應符合“仁”復歸于“仁”。“義”則由“仁”衍生而來。所謂仁義禮智信都是以“仁”為根本的。孔子主張回歸“仁”的道路是“克己復禮”，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回到禮的道路上來。西周時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禮是與封建等級制度相應的。“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儒家主張以禮治天下，這其中就要以統治者實行“仁政”作為基礎。實行仁政，人民就會溫順并且厚道，像先帝堯舜時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應以仁為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家主張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仁義道德理念。孔子認為，“恭而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這樣即可實現仁。仁不僅應作為社會的基本原則和統治者的根本統治手段，更是作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準則的基礎。
孔子還認為，“剛毅木訥，近仁。”這可謂是對接近仁的狀態的外在表現的較為細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國人普遍具有老實內斂，逢人不愛張揚，遇事不愛爭搶的特征，卻給人一種溫和敦厚的親近感。古代社會中的中國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鴻銘先生認為中國人精神的最大特點就是溫良，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響的結果，這也是“仁”在國民性格中的一大體現。
三、人格培養：中庸之道
中國古代社會中對人才的培養，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視專業技能培養，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氣節與道德觀念的樹立。中國古代社會中儒家思想幾乎是持續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對“君子”的推崇也成為中國社會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標準。
所謂君子，可用“中庸”來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經過歷史發展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氣節，體現在忠君愛國的觀念中。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可見中庸的品質在中國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質的概括，并形成一種價值趨向體現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用孟子的話概括，這是一種“浩然正氣”。
中國古代注重對人才的培養，不僅體現在后來的教育中，也體現在在童蒙教育。所謂童蒙教育，指中國古代7～12歲的教育，即灑掃應對等基本禮儀和倫理道德的學習。其作用不可忽視，是為后期儒家系統教育、為日后學習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礎，是中國古代社會人格氣質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環。
中庸之道同樣表現在禮上。儒家主張以禮治天下，禮節是人與人之間交往乃至統治者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原則。它處處體現了中國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觀念基礎上，體現了中國人高尚的修養，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種外在表現。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在文化與人格理論的視角下所探見的中國人國民性具有忠孝統一、仁義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僅體現在傳統的等級宗法性制度中，更體現在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普遍文化群體中。中國人特有的文化與品格特征，區別于西方，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包括政治思想、社會制度以及豐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們更應弘揚這種文化特性，弘揚中庸之道，選擇傳統并適合我們國民性的東西，而不是盲目學習西方的科技、制度，這有中體西用，才能使中國人得以重新閃耀于世界之林。
參考文獻：
[1]林耀華.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前言
目前我國的合資企業已經成為市場經濟中重要的支柱力量，合資企業的管理方式主要有四種基本模式：中外雙方共同管理、外方承包型、中方承包型以及第三方承包型。目前采用最廣泛的方式是中外雙方共同管理和外方承包型兩種，由于合資企業產品面對的是國際市場，因此在企業管理中也必須按照國際管理進行管理，然而在實際的企業管理中存在著國產化的管理趨勢，因此不利于合資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為了提升合資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就必須改變落后的企業管理模式。
一、中外合資企業管理中國產化問題的具體表現
(一)總經理責任制落實困難
在合資企業的實際經營過程中，存在中方董事不能真正代表中方利益的現象，同時中方委派的總經理也沒有對企業的經營管理事項真正的負起責任，主要原因就是中方產權的虛設問題。西方企業中通常實行股份制公司，董事會應對股東大會負責，而董事就需要對股東大會或者部分人負責，若董事失職則會受到嚴厲處罰，因此在西方國家企業中并不存在產權虛設的問題，因此在合資企業當中也沒有外方產權虛設問題。在合資企業中，中方產權虛設產生的不利影響主要是中方的董事對于本國資產的保護力度不夠，同時中方董事對于總經理的管理活動監督與指導作用未能發揮。
(二)缺乏經營與管理的自主權
合資企業在經營中必須擁有自主權，主要原因是當合資企業真正具有自主權時，才能真正的發展自己的業務。我國的法律當中也明確規定了合資企業在人、財、物、產、供、銷等個股方面都擁有自主權。然而有些中方主管在經營中過分的強調了黨的領導，而未能將合資企業與國內普通企業進行區別，因此直接參與到企業的實際工作當中，有些企業甚至將董事會的決議也直接搬到了黨委會上，因此合資企業在經營中嚴重缺乏自主管理與經營權。
(三)缺乏完善的獎懲制度
目前合資企業員工普遍還存在著“無過便是功”的工作心態，這種狀況若不能及時改善，很可能使合資企業的競爭優勢完全喪失。其中主要原因是合資企業管理中的國產化問題，嚴重的影響著合資企業的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提升。合資企業的低水平管理帶來的影響甚至會超過由于技術水平低而帶來的影響。
二、應對中外合資企業管理國產化問題的優化策略研究
(一)建立健全董事會領導之下的總經理責任制
首先應該完善中方合資者的委派董事制度，轉變傳統企業管理中企業董事由中方合資管理部門制定的現狀，避免主管部門對企業的日常活動干預;第二要提升董事的管理能力，加強董事的培訓工作，在委派新董事時應嚴格篩選具有豐富經營經驗和管理能力的人才;落實董事責任制，明確董事責任范圍，特別是對中方資產負責，第二還應實施董事定期匯報的責任制度，將企業的資產損益情況進行有效匯報;實施專職董事，將義務董事逐漸轉變為專職董事;最后就是要實施總經理聘任制，總經理對董事會負責。
(二)構建合資企業管理機制，落實企業自主經營管理權
首先要建立專門的負責機構，實現對合資企業全過程的管理，避免出現現行管理中的各管一段或者無人負責的狀況，規避管理風險，同時精簡合資企業的相關管理機構;第二要賦予合資企業充分的自主管理和經營權，根據國際管理進行管理，明確好合資企業的特殊性，在管理上應該區別于普通企業，相關管理部門應該對合資企業實施的管理中應該依照相關政策和法規中的相關規定執行管理措施;第三我國的工商管理部門、稅務機關、物價部門以及海關和銀行等相關部門應該做好本職工作，為合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進行服務，為合資企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確保優惠正確的切實落實。
(三)優化工資制度和考評制度
應在合資企業內部建立健全完善的考評機制，針對不同部門人員實施科學考評，針對表現優異者可給予獎勵，以提升員工積極性，尤其是對那些在技術上進行革新、為企業提出優化建議的員工應該予以獎勵，營造良好工作氛圍;第二就是要改革合資企業的工資制度。工資的標注首先應該根據本企業的經濟效益來確定，實施動態化的工資標準。降低或者適當取消基本工資在總工資中所占有的比重，提升員工的風險意識，提升企業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與主動性。
(四)完善技術市場和人力資源市場
全面推進勞動合同制度，促進合資企業實現用人的自主權利，打破勞動力管理當中的“部門所有”或者“單位所有”的用人格局，確保合資企業能夠根據自己的用人需求相應選擇技術人才、管理人才以及生產人才等。同時注重企業員工的培訓工作，切實提高企業員工的整體素質水平，增強合資企業市場競爭力。
結語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合資企業得到了快速穩定的發展，然而在企業管理中國產化管理問題十分突出，不利于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因此在合資企業管理中必須與世界市場接軌，轉變傳統管理模式，提升企業管理水平，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
摘 要：從2012、2013年浙江衛視舉辦的中國大型專業音樂真人秀節目――《中國好聲音》從開播到現在，一直備受觀眾矚目，本文借用費斯克關于電視文化的兩種經濟理論，來分析該節目從眾多真人秀節目中脫穎而出的內在成因，旨在揭示大眾文化語境中，受眾在參與電視文本交流中的顯著程度，以更好地俯瞰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市場未來的發展趨勢，準確把握電視經濟的命脈，做好節目的包裝宣傳。
關鍵詞：金融經濟；文化經濟；缺席的在場；生產者式文本；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5-0091-03
一、引 言
在國內電視市場中，具有較高收視率的娛樂節目以“舶來品”居多。當前不少選秀類的娛樂節目，因同質化、低俗化和泛娛樂化而飽受詬病。大眾媒體如何在市場競爭白熱化的狀態化下，突破當前節目創意匱乏的瓶頸，獲得節目人氣和廣告收益的雙贏，成為媒體從業人員當前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2012年暑期異軍突起的《中國好聲音》（以下簡稱《好聲音》），成為《傳媒》雜志評比的2012年度盤點十大事件之列。2013年暑假，這一節目再次以高標準的節目質量點燃了整個夏季的收視狂潮。這一舶來品本土化創新的成功，不單是由于頂級的制作團隊、制播分離的運營模式及高水準學員的美妙歌喉，還與其節目的選材、形式和受眾的參與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
節目的盈利與否取決于收視率的高低，而節目的收視率又與受眾是否買賬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只有洞悉了受眾在接收電視文本時的心理，才能準確把握電視節目的制作要領，贏得可觀的收視率。當代西方學術界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提出了關于電視文化的兩種經濟理論，結合《好聲音》的走紅內因，該理論做出了合理詮釋。
二、兩種經濟理論的提出
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1939―），當代西方學術界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在其撰寫的《理解大眾文化》一書中，根據政治經濟學的商品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理論，提出了兩種電視經濟理論，即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這一大眾文化理論試圖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電視節目作為商品，在這兩種平行的、半自主的經濟中生產與銷售，而生產商品的經濟機構與受眾的利益之間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斷裂。
首先，電視節目在金融經濟系統中運行，“制片廠商（生產者）生產出電視節目（商品）然后賣給電視臺（消費）；電視臺將節目（生產者）播出，相當于將電視觀眾作為商品賣給了廣告商（消費者）。這一過程注重的是電視的交換價值，流通的是金錢” [1]。緊銜而至的流通階段是文化經濟階段，電視商品的文化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號，觀眾在收看節目的過程是消費的過程，對電視節目的解碼又是對意義、的生產過程。由此，在文化經濟階段，“觀眾構成了生產者跟消費者的雙重身份，這一階段注重的是電視的使用價值，流通的是‘意義、和社會認同’” [1]。由此可見，文化生產只有走出簡單的金融經濟領域，進入文化經濟領域，與大眾的利于趨于一致，才能實現可觀收益――要想擁有財富，必先生產意義和。他的兩種經濟模式理論，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為我們解讀《好聲音》的火爆走紅提供了很深刻的啟示。
三、金融經濟階段――《好聲音》的生產
（一）優越的制播模式
《中國好聲音》（以下簡稱《好聲音》）是席卷海外的荷蘭音樂節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國版，“是由星空傳媒旗下的燦星制作公司推出的中國大型音樂真人秀節目，也是中國電視歷史上首次引入真正意義的制播分離的一檔節目” [2]。“該節目將利潤分配模式從以往的‘電視臺定利潤’變為‘市場開發利潤’，節目生產線也為之改變” [3]。該制作公司承擔了所有的版權費，并與播出平臺浙江衛視達成廣告分成協議，節目若達不到規定的收視標準，燦星制作公司將單方面擔負廣告商的損失。如果雙方投入的資源越大，節目越成功，得到的收益也越大。在利潤與風險的雙重刺激下，擁有著豐富制作經驗的燦星公司（曾制作過“中國達人秀”、“中國夢想秀”等節目），頂住巨大壓力，不惜成本與投入，成功打造出《好聲音》，“第一季中的收視率從1.5到最高6.5，高達400%的收視漲幅”[4]。最終，廣告費和版權費總計收入3億多元，電視臺、制作方和冠名商都賺了個盆滿缽滿，實現了真正的互利共贏。而在第二季中，好聲音也延續了第一季的強收視。
對于金融經濟來說，“電視工業首當其沖的要務便是生產商品化的受眾，節目需盡最大可能吸引觀眾，惟其如此，廣告商才會掏錢‘購買’他們” [1]，才能實現資本的流通與增值，從而實現彼此的互利共贏。加多寶集團正是看中了《好聲音》可觀的商業利潤才高價冠名，而《好聲音》廣泛的社會關注度、令人眼紅的收視率也恰好肯定了加多寶集團明智的決策。
（二）優質的節目設計
一檔節目要想吸引人、有持續的觀眾，如果沒有好的內容，那根本就難以為繼。好聲音以音樂為本位，主持人成了“賣涼茶”的伙計，主角讓位給場上選手和更專業的評委。“這意味著中國電視娛樂進入‘后海選時代’：即依靠專業素質，精選優質資源，以資源為王”[5]。《好聲音》的節目設計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彰顯出優勢：
首先是選題上，《好聲音》的選題設計極大地滿足了觀眾的口味。與燦星公司先前制作的《中國達人秀》這檔節目相比，學員從多樣化的特長（武術、雜技、街舞、唱歌等）簡化為唱歌這一樣。該節目秉承了原版《荷蘭之聲》的節目宗旨，即“聲音是節目的唯一要素”，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都有登臺表演的機會。《好聲音》學員從普羅大眾中走向舞臺，這對觀眾而言，在心理上就感覺十分親近。 其次它在首期節目播出之前就已經有過一輪高水準的選拔，登上舞臺的學員都是些頗具實力的唱將，精湛的歌曲演繹大大增加了節目的可觀性。而對于每位選手也會進行非常詳細的介紹，這些信息在勾畫出參與者不同個性的同時，也增強了節目的故事性。 然后第三點，也是該節目最大的創新點，“盲聽”和“轉椅”。導師背對選手，僅憑歌手的聲音，通過按下輪椅按鈕，來遴選中意學員。這一節目形式打破了其他選秀節目中，靠評委的主觀感受（歌手的舞臺表現力，對歌曲的演繹契合度、長相、發展潛力等綜合考慮）來集體決定選手命運的模式。在選手演唱歌曲的過程中，導師是否按鈕這一懸念同時牽動著選手、選手親友團和場內外觀眾的心；倘若有多位導師轉椅，學員的選擇又成為場內外觀眾的情緒沸點。節目后期，評判決定權在導師們和媒體團之間的博弈，使節目的情節跌宕起伏，收視率由此一路飆升。
四、文化經濟階段――化被動為主動的受眾
在電視商品被買的一刻，金融經濟的流通階段即告完成。作為商品的電視節目已經完成了它在經濟發行中的角色，開始充當文化角色的扮演。在這一階段，“電視是一個‘不生產產品的工業，而消費者也不消費產品’。其文化經濟產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號” [1]。原來的電視節目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的話語結構。
（一）缺席的在場――隱形交流對話
在《好聲音》這個電視文本中，導師、學員與受眾形成了如圖的交流模式：
（注：實箭頭表示顯流，虛箭頭表示隱流）
在節目播出時，熒幕上出現的是學員與導師間的兩種顯流――導師轉椅要學員，學員自主選導師。但受眾在觀看節目時，也作為一種缺席的在場參與了節目的交流。首先，在轉椅與選擇過程中，因為懸念的設置，觀眾在觀看過程中，不自主的也參與到選擇的過程。觀眾在觀賞表演的同時，也會在心里作下判斷，值不值得轉椅？應該選哪位導師？都成為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就成為他們與節目之間產生親密感與熟悉感的重要線索。其次參加比賽的學員本身就是生活中擁有歌唱特長的普通人，如美甲店老板黃勇、貨車司機曹寅、盲人歌手張玉霞等。學員進行表演，就如同受眾的替代性表演，滿足了生活中大部分人渴望登上舞臺引人注目的心理欲望。第三，兩季《好聲音》的導師――那英、庾澄慶、楊坤、劉歡、汪峰和張惠妹，都是流行樂壇頗有名望的領軍人物，因此，學員與導師的溝通和交流，就如同受眾也獲得了與導師親密接觸的機會。受眾仿佛在無形中也參與了訓練和表演的全過程，并獲得了一種滿足的補償性心理。總之，受眾觀看表演的過程，是與學員、導師隱形交流對話的過程，更是參與節目“全民造星”的過程。
（二）生產者式文本――參與意義建構
承上所言，受眾以“缺席的在場”身份閱讀電視文本，實際上也是一種對話的過程，是閱讀主體（即受眾）與文本期望的閱讀位置（商品的制作方）之間的對話過程。費斯克對電視節目文本的分類，不同于艾柯的開放性文本與封閉性文本，而是將其定義為生產者式文本：這個范疇是用來描述“大眾的作者式文本”的，即主動權傾向于受眾的一方，受眾可參與意義建構的文本。對于《好聲音》來說，受眾在觀看《好聲音》這一電視文本時，會因為把自己放在他們所塑造的不同的社會層面與文化效忠從屬關系中，而對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當觀眾把吳莫愁當作一種“90后”形象的文化資源，來思考他們自己的社會體驗和意義時，吳莫愁的意義便會在年齡軸、性別軸或社會認可軸之間移動不止，從而形成對該人物的多義性解讀。
具體而言，觀眾大致會有三種解碼立場：1.支配性解讀；2.協商式解讀；3.對抗式解讀。例如對吳莫愁的解讀，有些觀眾認可吳莫愁對音樂的獨特領悟和個性的演唱技巧，支持她的音樂夢想，即傳受者雙方的立場趨于一致的支配式解讀；有些觀眾肯定哈林老師的評判，但是不認可吳莫愁的成功，這是觀眾對于節目接受的主導意識形態的適當調整，即協商式解讀；還有的觀眾完全不認同吳莫愁展現的才藝，也不贊同哈林老師對她的欣賞和指導，這是受眾根據自身利益與背景選擇解碼立場，即對抗式解讀。
由此可見，電視文本的意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從傳者到受者的直線傳播，而是在與受眾極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文化關系的互動中得到修正或產生，電視話語的意義不是被灌輸給受眾，而是受眾自己生產出來的。
（三）大眾的創造力――獲得釋放
“某種文化要想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須創造出抵抗式或規避式用途或讀法的機會，而這些機會的創造又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經濟中表現的大眾的創造力”[6]。在對真人秀節目進行解讀時，大眾的創造力主要表現在對文本意義的解讀上。傳統電視節目中，受眾的自主要體現在遙控器上，與這種單向傳輸編碼不同的是，《好聲音》節目的全民狂歡模式使得受眾得以較為自由地參與文本的解讀過程。這種主要源自兩方面：“1.生產出屬于自己的社會體驗的意義所帶來的。2.逃避權力集團的社會規訓所帶來的” [6]。前一種，可以體現在前文所提的大眾對“吳莫愁”這一形象的解讀上。第二種源于受眾在媒體這一載體中的狂歡行為。受眾在對《好聲音》節目元素進行解讀時，處于一種暫時的抽離現實處境的真空狀態，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身份和角色得到隱藏，導師的抉擇、選手的去留等情節都能讓受眾的情緒得到托盤的承載――“或惋惜，或感慨，或狂喜，從而獲得壓力的釋放，生產出一種‘解放的，創造性的，游牧式的’”[6]。此外，隨著導師椅子的轉動，權利反轉到學員手上，“選手第一次以主動選擇的姿態贏得了話語對等的機會，這是大眾對戰精英話語權力的一次勝利”[7]，也是受眾無形中獲得抵抗式的重要節目元素。
金融經濟中，受眾處于無能為力的弱勢地位，而文化經濟階段，受眾一躍成為意義生產和消費的主體，基于不同文化代碼和文化能力的解讀，使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得到極大發揮，在此，消費者的力量表現得淋漓盡致。受眾對節目是否買賬，成為制作者和電視臺節目策劃時務必審慎考量的重要因素。
五、兩種經濟理論對真人秀節目創新的啟示
工業社會的大眾文化核心存在矛盾。需掌控好工業經濟與受眾的利益分野。隨著各電視臺真人秀節目的日益泛濫，屏幕前的受眾便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同時也提高了對欄目內容的審美要求。真人秀節目的制作難度由此加大，生存周期也變得越來越短，一檔新生節目若是在短期沒能獲得較好的口碑，贏得一定的市場收益，便有隨時被拿下的風險。“視節目一旦成為一種商品，就要服從市場行情與商業原則的調控，市場化的電視要面向市場、面向受眾，就要充分考慮到受眾的接受心理與審美期待”[8]，需要處理好工業經濟利益與大眾利益的辯證統一關系，這就如同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在這個選秀審美疲勞的時代，《好聲音》異軍突起，以精益求精的節目內容和別具一格的節目形式征服了受眾。它的制勝點就在于，及時地引進了真人秀“盲聽”、“轉椅”、“導師學員互動”等節目元素，填補了市場空缺，滿足了受眾對真人秀節目心理期待的新需求，制播方的利益與受眾的利益達成了共識，從而實現了雙方的互利共贏。
另外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須滿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中國好聲音》并不屬于國內原創節目，它之所以從眾多真人秀節目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在原版節目《荷蘭之聲》 的創意之上加以本土化創新和改造。然而流行的節目樣式受市場需要時，再復制（或抄襲）的幾率就越大。可是卻不一定能獲得長期的經濟回饋。《好聲音》的第一季獲得了極大成功，但其他電視臺的其他歌唱節目也相繼涌現，如《我是歌手》、《中國夢之聲》等，這些節目在2013年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部分收視群體。此外，受第一季《好聲音》的熏陶，原有受眾對這一檔節目選手的期望值變高，節目組所面臨的制作壓力也相應增大。
向國外的優秀節目學習的確值得提倡，迫于生存壓力以克隆的手段降低節目研發成本也無可厚非，但切不可讓克隆成為制作節目的一種慣性。“安于追隨”的思維方式不利于跳出節目山寨的俗套，反思如何取長補短、增強真人秀節目的原創力問題才是關鍵。只有以受眾為本位，了解、收集他們新的節目體驗和文化需求，洞悉真人秀節目制作的空白點，使創意與大眾的審美取向相合拍，才能不落窠臼，突破節目創新匱乏的瓶頸，贏得國內電視娛樂節目的主戰場。
六、結 語
從費斯克的兩種經濟理論來看，電視節目作為一種商品在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階段分別充當了不同的角色。盡管該理論對受眾主體性和生產性表現出過度的偏愛，遭到不少理論家的批評。但《好聲音》文本的成功生產，卻凸顯了費斯克理論在電視節目生產上的實踐價值。在受眾對媒體高呼“選秀已死”的時代，媒體工作者理應審時度勢，減慢收視率壓力下一味高效盲從的制作節奏，以受眾為本位，將費斯克“互動生產” 的理念植入創作，注重求新思變，避免急功近利，在電視欄目整體品牌發展格局下掌握“核心創意” 的主動權，才能使中國的娛樂節目煥發出更為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參考文獻：
1 陸揚，.文化研究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2 從中國好聲音開始，八一八那些牛氣的制作團隊[EB/OL].http：///whbm/20121016/0/87F73gI2acbbf3FF.shtml.
3 特別策劃：盤點2012十大事件[J].傳媒，2013（1）.
4 吳瓊.2012中國電視：真正創新的，都火了[J].傳媒觀察，2013（2）.
5 闞慶，冷淞.2012電視節目風向[J].視聽界，2013（1）.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033-02
知識經濟條件下成功的企業將是學習型組織，組織層面的學習行為越來越成為企業生命的源泉。培養企業的學習型文化，對企業的生存、發展以及競爭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在組織建設以及學習修煉等方面都蘊藏著豐富的內涵，對于現代學習型企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業文化是企業全體員工在長期的創業和發展過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標、價值標準、基本信念及行為規范。” [1]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企業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在企業文化發展過程中導入學習型組織的理論。學習型企業文化高度重視人的因素，既重視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又重視企業和員工的協調發展，旨在通過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價值觀，激勵自我超越，以學習力提升創新力。與其他類型的企業文化相比較，學習型企業文化具有自身的明顯特征。
1.學習型企業文化強調學習型的思維方法。這些思維方法主要是系統思維方法和心靈轉向的自我超越，這是學習型企業文化源源不斷的主體創造來源。在這種企業文化中，企業組織成員從最高管理層到普通員工都能系統、全局、動態地思考與認識企業各種價值鏈，都能注重成員自身的反省與體悟，是對分割的、片段的、靜止的形式主義和經驗主義思維方式的超越。
2.學習型企業文化與組織學習具有密切的聯系。學習型組織是在知識經濟和信息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它所面臨的競爭更殘酷，唯有通過提倡終身學習、全員學習、全過程學習來提升組織的學習和創新能力，從而提升組織在激烈競爭中的優勢。因此，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顯著特征是普遍的學習。在學習型企業文化組織中，員工都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學習，不僅有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文化、科學技術學習，而且更主要的是在進行修煉式的學習。
3.學習型企業文化重視組織成員的發展。在學習型組織中，人真正成為組織的中心，組織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利潤，為了資產增值，更是為了給每個成員創造一個能施展個人抱負、進行自我超越的環境。因此，我們說學習型企業文化更關注員工的發展，它比傳統組織更多地營造適合員工發展的組織環境，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本管理。
4.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一種鼓勵個人學習和自我超越的企業文化。倡導員工個人學習和鼓勵自我超越是學習型組織企業文化的基礎。在學習型組織中，學習包括三個層次，即個人學習、團隊學習和組織學習。其中，個人學習是組織信息獲取和加工的基礎。在學習型組織中，通過企業經營理念和價值觀的塑造，積極引導員工加強自我學習和能力提升，同時倡導員工樹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業全體員工在這種學習型文化的影響下，建立與企業愿景一致的個人學習目標，全心投入，不斷修煉，自我超越，將學習作為個人的終身學習。這樣，企業就以個人追求不斷學習為起點，引導形成學習型組織的價值觀和人文精神。
5.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一種建立共同愿景的學習文化。員工學習過程要實現自我超越，必須將個人目標和組織愿景聯系起來，建立企業的共同愿景。企業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組織成員的價值觀、工作和學習的目標趨向一致，激發出員工的創造力、進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團隊學習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種促進建立共同愿景和團隊學習的企業文化是學習型組織的使命，也是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啟示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與現代學習型企業文化具有諸多相通之處。現代企業在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過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勝之道，以“主孰有道”為首，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論斷。可見，我國古代就非常重視共同目標的建立，并希望通過“上下一心”來強化組織的整體意識，激發組織成員的共同理想，從而形成眾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勢。
共同愿景是組織中人們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組織的目標、價值觀和使命感。它是人們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為組織學習提供了焦點和能量。共同愿景創造出眾人一體的感覺，并傳導到組織各環節中，從而引導人們團結協作、共同進退，提高組織的整體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理念，能夠喚起人們的希望，特別是內生的共同愿景，能夠在員工心中注入活力，促進員工素質和企業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個人愿景之上的，個人愿景的力量來自于個人對愿景的關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樣來自于組織成員對愿景的關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應該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個組織成員都能自覺遵守組織的規章制度，從而達到精簡機構、效率提高的目標。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團隊學習的形成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和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為人處世的原則。同時，“和諧”觀也要求人們傾力合作，精誠團結。“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質的事物、不同特點的人之間，可以通過和合的方式，達成一個完整、和諧的存在。先哲們的這一思想與現代的“團隊”意識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強調“活到老，學到老”，“溫故而知新”，對于當今提倡團隊學習精神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所謂團隊學習，它是建立在“和諧”和“好學”的基礎上，是發展企業員工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的能動過程，它鼓勵人們相互幫助，共同學習，形成整體大于個體的學習效果。
學習型組織強調終身學習的理念，這是學習型組織最本質的特征。團隊學習是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種增進團體智慧的過程。團隊是最佳的學習單位，它必須學會如何萃取成員的智慧和才能，確保整個團隊既具有創新性，又能協調一致地行動。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體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團隊的搭配與和諧，減少組織成員內部的消耗和磨損，還可以共享知識，產生創意，使團體智慧遠遠高于個人智慧的總和，而且在復雜的問題上，能夠做到比個人更有洞察力，更為聰明。
（三）中國傳統文化與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本位文化，注重對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態，然后對他人進行判斷。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一樣，員工們不能總以原有模式來觀察和分析世界，而應該不斷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維方式來解決企業中的實際問題。
心智模式是指人們的思想方法、思維習慣、思維風格和心理素質的反應，是人們在長期的生活中的經歷的積累，包括社會道德倫理觀、世界觀、人生觀、社會閱歷和歷史傳統等。這些長期的積累導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們的內心深處。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幫助我們避免錯誤，獲得成功。人們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檢驗心智模式的正確性，才能不斷改善個人的發展水平和方向，獲得進步和成功。
（四）中國傳統文化與整體思維方式的構建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傳統哲學提出的“氣一元說”、“陰陽五行學說”，甚至中醫理論提出的經脈論、脈象論等，本質上都是系統論。這些理論的目的就是要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是一種系統思考的方式。企業組織也是一種系統，是由一些部門、人員等相關因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這些因素通過多種復雜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間發生影響。系統思考的修煉方式，就在于要求擴大人們的視野，站在企業全局的角度理解企業面臨的各種問題，能夠顧全大局，從企業整體利益的角度處理面臨的問題和危機，找到持續有效的解決對策。
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個系統，分清其中的組成部分和相互聯系，并從總體的角度把系統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處理和分析。根據系統思考的方法，對管理要素、管理組織、管理過程進行系統分析，旨在優化管理的整體功能。對企業組織現實問題進行觀察、分析、控制和協調的時候，不能局限于細節和局部，而應該從全面和系統的角度來進行思考，以把握長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靜態和動態之間的關系。
（五）中國傳統文化與自我超越的實現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來，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可以視之為個人思想道德的成長過程，以及個人品性的修煉過程。儒家所推崇的“為己”和“為人”的思想，注重“內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過程，其目標是要達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煉思想與儒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莊子所追求的“逍遙”境界，就是要求人們擺脫各種名利的束縛，回歸人的本性，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思想的自我修煉。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創造。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業員工突破極限，通過技巧的精熟，戰勝自我，不斷進步，實現個人技能和人格的升華。自我超越把企業愿景作為驅使員工前進的目標。自我超越是個人成長的學習修煉，它以提高個人才能為基礎，卻著眼于更高的目標；它關注精神的升華，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層面。自我超越需要人們全身心投入，不斷進行創造和超越，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終身學習。
由自我超越的員工所組成的企業組織，以個人的學習為起點，不斷向更高的學習目標前進，形成學習型組織的精神。學習型組織使組織成員從契約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即從工具性的工作，轉變成精神層面的工作，建立組織內良好的互助關系，充分發揮每個員工的潛能，提高每個員工的學習興趣，培養高尚的學習精神，從而促進學習型組織的形成。
參考文獻：
大眾文化批評觀點
大眾文化的商品性。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明確提出大眾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以及文化藝術已成為“商業的俘虜”,“藝術明確地承認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質,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藝術發誓否認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反以自己變為消費品而自豪,這卻是令人驚奇的現象。”①在他們看來,文化就是一種商品,且具有較大商業價值。
大眾文化的單一性。在利益驅使下,很多人盲目追求文化的藝術性及價值性。有些文化產品一旦獲利就會伴隨大批量雷同的文化產品,毫無創新意義,只是不停地一再復制。于是,文化便喪失其獨立性與自主性,變得單一。
大眾文化的欺騙性、操縱性。大眾文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影響著人們的觀念、生活。它成為迎合人們需求,使人們處于一種享樂之中的鴉片。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通過不斷地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現實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②
我國當代大眾文化的現狀
大眾文化的發展帶動了消費市場,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式。大眾文化作為科技新成果所產生的影響力毋庸置疑,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不容小視。我們可以試著從幾個方面看我國大眾文化的現狀。
廣告。廣告的興起就是為了促進消費、引導消費、生產消費。廠商為使產品能夠順利消費,會采取各種手段宣傳產品并引導人們接受他們的產品。廣告本質是消費主義,引起人們內心深處的無意識。當廣告語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時,就會給沒有了解和掌握這種話語的人一種壓力,迫使他們去接受和了解這些話語,以便躋身流行之列而不被時代的大眾拋棄。
電視。電視進入了普通家庭,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電視帶來的不只是信息和娛樂,它改變了人的生存狀態。電視主導了大眾意識,電視里的世界是一個被編輯和改變的世界,使我們無法識別,但是也會引領大眾思想觀念的改變。大眾媒體吞噬了信息,消除了意義。而這樣的情景,觀眾只是被動地接受,并沒有積極地參與到生產制作過程中去。大眾已然成為媒體制造的“沉默的羔羊”。
大眾文化批判觀點
對中國大眾文化的啟示
首先,大眾文化要有獨創性。如今,大眾文化的多樣化讓人應接不暇,但是大多只是套用成功模板的一再復制。長此以往,會使人們陷入思維固定化、衰竭化,影響人們的思維力和鑒賞力。大眾文化不應是僵化的,而應是鮮活的。我們常常說藝術是生活的反映,因此,我們的大眾文化要深入民眾生活,反映現實社會,并且在反映中還要注意文化的獨創性。
在中國，尤其是在北方地區，人們普遍喜歡吃面食，在現在的華北和西北一帶人們幾乎每天都是吃面食，人們把白面做成各式各樣的形狀，做成不同的食品。本文是通過對山東膠州灣一帶的調查了解，試圖分析總結當地人為什么喜歡吃“饃饃”，并且通過一系列的研究分析總結出由普通的飲食——“饃饃”，對山東膠州灣一帶的飲食習慣有個總結，并且對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飲食文化并且能夠延續至今，在當今的社會還得到了發揚光大，達到了很好的發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所研究的問題是探討中國飲食文化，通過全面介紹山東饅頭的由來，特點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的文化產業的發展。當今社會人們又重新對傳統的文化有了深刻反思，對傳統的文化有了重新的認識，由此社會、政府及個人對此進行了發展，從中獲取有益的文化資源，進行合理地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項目進行開發，并且通過一些宣傳使普通大眾對此有了重新的認識。本文就是要通過對山東膠州灣一帶的“饃饃”進行闡述，分析，研究其中由普通的飲食所引起的文化現象。
二、膠州灣一帶的人們喜歡吃“饃饃”的原因
1.自然原因。膠州灣地處山東半島，也就是華北平原之內。本區域的農業灌溉水源不是充足，春季時候氣溫上升地快，水分蒸發量大，容易造成春旱，冬季氣溫不低，適宜種植冬小麥。所以本區域種植有大量的小麥。這種自然條件使得當地保留了大量的農田，而且至今這種農業形勢保持持續的發展。
2.經濟原因。本地區的人口非常多，尤其農村地區。所以本地區的人們自古就有吃“饃饃”的習慣，因為這種面食能夠極大地程度上解決人們溫飽的問題。另外本地區地處黃海北部，人們都有出海捕魚的習慣，所以在出海之前當地人都會舉行一些祭海的儀式，起初人們都是用一些牲口，后來才演變成用做成各式形狀的“饃饃”在代替牲口。
3.社會原因。本區古代時期是戰亂頻繁之地，當地人們為了求得平安，就會舉行祭拜儀式，因為離海近，人們對大海有一種敬畏之心，當地人喜歡出海捕魚，想從大海中獲得食物，所以就在出海之前舉行一些儀式，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這種行為逐漸演化成為一種風俗習慣。論文大全。到現在，在當地農村每家每戶都會在一些節日的時候做各種各樣的饃饃，表達自己的心情。論文大全。
三、饃饃——從一種食物是如何變成一種風俗習慣的
饃饃，作為膠州灣地區人們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種食物，在人們心中早已有了一定的地位。在當地，據筆者調查了解人們不僅僅把它當做一種食物，而是有了藝術的加工。在當地的農戶家里人們會有一些木材做成刻有各式形狀的磕子，然后再用面做成各式各樣形狀的饃饃，有些人還會在饃饃上面涂上顏色，做成各種小動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這種花樣面塑非常有名，逢年過節或農家喜慶之時，手巧的農婦都要做些好吃中看的花樣“餑餑”慶賀吉日。但手工制作花樣餑餑費時費力，一般手藝很難做好。于是，人們便用梨木、萊果木雕刻出專用的模子——餑餑磕子來磕制面食。這種方法工序簡便，磕出來的餑餑紋理清晰、花樣好看，很受農家婦女的喜愛。論文大全。農村家庭一般都有幾件或成套的“餑餑磕子”。這種磕子被民間美術家贊為一絕，后來流傳國內外。這種饃饃磕子距今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已經被評為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如今，市場經濟時期，人們普遍有了商品意識，有些當地人就會利用饃饃的特點作為賣點，使之形成一種商品。隨著改革開放，人們對于傳統的東西有了新的認識，逐步把的儀式恢復了，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當地的祭海儀式又有了新的發展。人們在一些特定的日期都會舉行大型的祭海儀式。隨著這種活動的逐步開展，當地人們對于傳統的饃饃又有了更深的認識，開始從普通的食物轉變成為了一種風俗習慣。
四、傳統飲食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近些年，膠州灣饃饃的飲食文化隨著當地的經濟發展也逐漸地傳播到了周邊地區，這種文化形式也逐漸被許多人了解認識。隨著當地旅游業的興起，政府的大量宣傳，使得這種飲食文化逐步成為當地的一張名牌，作為宣傳膠州地區的很好的工具，政府通過旅游業的帶動，通過高文化產業的方式，讓更多的來到這里認識當地的文化，風俗習慣，使得當地的經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例如：在一年一度的即墨田橫祭海節上，田橫鎮的大饅頭也“出盡風頭”。祭海節上的饅頭裝飾有松樹、鮮花，還有龍、鳳等花樣。當地人說，這種面塑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女人們一到祭海節就研究制作面塑的花樣，不斷推陳出新，從龍、鳳、仙鶴等傳統作品發展到熊貓、牡丹花等新花樣。據悉，為了給當地人引一條致富之路，田橫鎮當地政府想盡辦法作好饅頭文章，包裝、注冊商標，舉行饅頭“選美大賽”等，田橫饅頭也逐漸打出了名氣，成為了“香餑餑”。在山東農業商務網上，“田橫饅頭”也圖文并茂地做了展示。
筆者通過對當地的實地走訪調查了解總結出一些觀點：傳統文化意識的回歸給傳統文化的新發展的機會。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對于傳統的文化有了新的認識，能夠充分地發展傳統文化的優勢，使之成為發展的一種很有效的方式方法。既然現在人們能夠認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就要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的主導作用，只有通過有效地宣傳，很好的運作，才能使這種傳統的東西合理有意義的發展，使得人們能夠欣然接受，并不斷地發展下去，做大做強。經濟的發展要依靠很好的領導，要依靠強有力的手段，要依靠不斷創新的產品，同時也要依靠對于傳統、特色的發掘和發展。這樣經濟就會與文化有機地接合，通過一個合理的平臺使其達到利益最大化。
“饃饃”這種飲食文化的發展還是個開始，人們還會不斷地創新，通過“饃饃”還會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文化和商業形式。通過“饃饃”的發掘和發展，會給當地帶來一定的改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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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自山等編.中國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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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仁湘.民以食為天——中國飲食文化.
所謂文化進化，是指文化在時間上的一種持續性過程，從狹義上講，文化進化是指具有進步性的一種變化，這也是早期文化進化學派學者對文化進化一詞的定義；而從廣義上講，文化進化又可稱為文化變遷，桑林斯在《文化和進化》[2]一書中將文化進化概括為“一般進化”與“具體進化”兩個方面，他認為它們是同一進化總進程的兩種脈絡，二者結合形成一種綜合性的進化。早期的秦文化是一種區域性部族文化，處于東西部兩種內涵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界地帶，因而在其簡單一般進化的現象之下，還存在著復雜的具體進化過程。早期秦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掙扎于西方戎狄文化與東方中原文化的夾縫之中求生存。以公元770年襄公立國為標志，在此之前秦文化主要是受西方戎狄文化影響較多，占領西周故地之后，收納了周的文化遺產。[3]自此，秦文化大量吸收東方中原先進文化，其社會形態迅速過渡到奴隸社會，秦國一躍成為西方霸主；另一方面秦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相當一部分西方戎狄文化，例如受游牧民族的好戰習性的影響，秦國尚武之風盛行，秦國軍隊驍勇善戰，被東方諸國視為“虎狼之師”。（露絲·本尼迪克特）在論證“文化是一種生物遺傳復合體”時寫道“當整個民族用幾代人的時間拋棄傳統文化，而采納另一相異風俗時，同樣的進程就會大規模發生。”[4]正是秦文化的兩部分在相當長時間內的綜合發展促進了秦的興盛。而其中與秦的滅亡有著重要聯系的是秦文化發展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退化現象。
文化退化指的是文化的退步現象，美國人類學家威尼克在《人類學辭典》[5]“文化從一種較先進和分化的水平上退到一種較不先進及不分化的水平的現象過程。”這是文化退化的狹義定義，從廣義上講，也有人將其與“文化萎縮”、“文化沒落”等同起來，泛指一種文化中某些構成元素的喪失及功能上的萎縮。[6]在秦的崛起過程中，秦文化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積極進取，崇尚實際，寬容開放的精神品質。在此期間，秦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相當一部分參與改革的人是從其他國家來到秦國的，正是借助于他們的幫助，秦國在經濟、制度等方面迅速趕上關東六國，為統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但是當秦統一六國后在文化上表現出了強烈的退化現象，甚至在秦未統一之前這種文化退化現象就已初見端倪。此后，不論是焚百家之書還是坑殺儒生，從表面上看是對書籍和人的焚燒與殺戮，而實則是對諸子百家思想言論的消滅，是一種對秦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一種消滅，這正是秦文化包容性喪失的一個重要體現。“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均已惡化，在宮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統一天下，千年偉業告成，隆重喜慶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標的失落……功成名就后，海內一統，剩下的都是維持鞏固的余業。”。[7]
文化進化與文化退化在狹義概念上是相對的，文化進化代表的是由簡單低級到復雜高級的變化，是進步的，文化退化則代表了相反的變化。[8]看似這是兩種完全矛盾且不可能相容的文化現象，但實際在具體的文化發展過程中，二者是互相交織著存在，并且相伴發展的，其表現較為復雜。大體來說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在文化進化的中間同時出現進步與退步的因素，另一種情況是在文化退化中也同時包含退步和進步的兩個因素。這就如同矛盾的對立面，同時存在于事物的內部，并促進事物不斷向前發展，使之呈現出其外在的整體性文化的一般發展特征。秦文化的內部存在著西部戎狄文化的因素，同時也存在著東方中原文化的因素。在秦文化的進化與退化過程中，秦文化中的西部戎狄文化代表了一種退步的、落后的因素，而其中的東方中原文化因素在當時的社會形態中則是相對較為進步與發達的。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生長起來的秦文化是一種崇尚實用主義的文化，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是秦文化保留西部戎狄文化與東方中原文化兩種不同文化的原因。在秦的早期發展階段至在戰國末期其在兼并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地位之后，秦文化的這種實用主義價值取向是以能否于自身的生存及在各國的混戰中取勝有利為標準的，這就可以解釋秦文化在此階段表現出來的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式態度，但同時這也干擾了其對外來文化的判別取舍，從而使得秦文化保留了大量落后的但對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贏得生存競爭較為實用的文化因素。當秦滅六國之后，社會局勢發生了變化，其一貫堅持的價值取向則不再有現實的客觀基礎，“有秦以來，數百年進取出擊的鋒芒，陡然間失去指向；親政以來，近二十年撲身掀動的戰爭風云，瞬息間中止平息。”[9]秦文化也從剛到達的頂峰急轉直下，但此后秦文化并沒有消亡，而是經過其繼承者的一些完善與改變，最終成為浩瀚中華文化中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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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美）查爾斯·威尼克.人類學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我國學界對文化自覺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先生。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6個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覺的實質。給予文化自覺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1〕。
先生對于文化自覺的釋義為我們理解文化自覺內涵提供了重要參考和深刻啟示。首先，文化自覺應該是一個思維與存在相融合的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歷史進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至少包括四個環節。其一，對自身文化歷史有清晰的認識和把握。其二，對自身文化現今所處環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對自身文化未來發展狀態和趨勢有科學的分析和預判。其四，擁有建基于前三層含義基礎上的體現文化自主轉型能力的文化創建之實踐。從根本上說，文化自覺最終表現為一種文化的自我創建之實踐，這一實踐建基于人們對文化的覺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覺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揚“過去”之文化精華，又彰顯“現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優秀特質，又借鑒吸收外來文化之優秀品質。再次，文化自覺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傳統、文化形式和文化發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覺的研究場域側重國家和民族層次的大文化圈子。鑒于此，文化自覺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國、本民族文化歷史，明晰本國、本民族文化發展現狀和地位，以及對本國、本民族文化未來發展狀態和趨勢有科學分析和預判的基礎上，弘揚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之精華，彰顯本國、本民族現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國、本民族文化之優秀特質，吸收借鑒其他國家、其他民族文化之優秀品質基礎上對自身文化的自主創建。文化自覺體現了人類對自身生存和發展之前途命運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體現了一種勇于承擔歷史使命的高度責任感和攻堅克難的擔當精神。
二、從文化自覺視角看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的構建
任何學科建設與理論構建都需經歷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同理，生態倫理學的構建是一項十分艱巨的歷史工程。我國學界對于生態倫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態文化范疇的概念，落后西方國家二三十年。正因為如此，國內學界對于構建中國生態倫理學的努力肇始于評介西方生態倫理思想，以致于中國的生態倫理學在很長時期內帶有濃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脫離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學術框架，“水土不服”現象嚴重。隨著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與交鋒，中國文化的獨特氣質與魅力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生態倫理學的構建賦予民族文化的意蘊，認為文化自覺是構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態倫理學必須矢志不渝堅持的“文化精神”。在構建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的實踐過程中，應以民族的視角、歷史的眼光、群眾的路線堅持和貫徹“文化自覺”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將西方生態倫理中國化，將中國傳統生態倫理現代化，將精英生態倫理“民俗化”。
（一）民族視角：西方生態倫理中國化
中國生態倫理學由于起步較晚，從總體上而言，還未擺脫西方生態倫理學的固有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簡單疊加與移植。確切地說，中國生態倫理的民族屬性未能充分發掘，也即未能實現西方生態倫理的“中國化”。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態倫理品質在相當程度被廣大學者所忽視。在不少學者看來，中國傳統生態倫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無精確概念分析，又無嚴密邏輯論證。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有的生態倫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態倫理次要的地位。事實上，恰如學者云杉所言，“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若能夠被全世界采納，地球上肯定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2〕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現代世界夢寐以求的優秀的生態倫理品質。
學者劉福森認為，中國生態倫理學沒有按照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沒有運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進行重構，并呼吁構建中國人自己的生態倫理學。文化自其產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說，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屬性。倫理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與民族特質緊密相連。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釀造不同的生態倫理，不同生態倫理追隨、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國的生態倫理學也是中華民族的環境理論學。中華民族的生態倫理學理應彰顯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這就明確了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的構建必須擺脫西方生態倫理學的內容框架和思維模式，在引進、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再創新，找到適合中華民族特色、與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思想相通、能夠融入中華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的構建并非全盤否定西方生態倫理，而是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確保中國生態倫理的主導和主體地位，真正實現西方生態倫理“中國化”。
（二）歷史眼光：傳統生態倫理現代化
中國有著悠久的生態倫理思想文化，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因此，中國并不缺生態倫理思想。早在神農氏時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之類的保護生物資源的禁令頒布。大禹時代又頒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環境保護，資源保護的系統思想、資源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相應的管理機構均已出現。隨后流行的儒道釋家在生態倫理方面造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釋家的“萬物皆佛、眾生平等”都可以作為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的重要思想淵源。就連當代西方著名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理論代表柯布及其學生格里芬都公開看好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并希望中國借助自己得天獨厚的思想資源走出一條有別于西方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路。“中國傳統文化是有機整體主義的，中國文化特別是作為其根基的儒、道、釋所倡導的天地人和、陰陽互動的價值觀念，不僅是生態運動的哲學基礎，也應成為未來后現代世界的支柱性價值觀念”〔3〕。我們要做的是將這些生態思想精華保留、延續下來，為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提供深厚的哲學基礎和有力的價值支撐。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態倫理思想的獨特性和啟發性，對挖掘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思想資源，構建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津津樂道。但是，多數學者只是停留在對中國傳統生態倫理的宣傳與說教層面，并未深入分析傳統生態倫理對現今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構建的實用性。更確切地說，傳統生態倫理由于“塵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況下很難適應現代生態倫理學的構建需求。因為“倫理同哲學一樣都是有時代性的”。生態倫理幾乎同人類文明史同在，是一種在人類歷史中潛在發展的觀念形態和價值體系。如果從歷史的維度考察生態倫理，可以把生態倫理看做一個隨歷史條件和時代內涵不斷演變的概念。翻開生態倫理思想發展史，我們能夠發現，總體而言，生態倫理在每一個時期都會擯棄與時代不符的舊思想，更新與時代相符的新內容。生態倫理，這面歷經時代滄桑巨變，發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農業文明，沉睡于工業文明，覺醒于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度前夜的精神旗幟不能說是屬于哪一個時代，而是一個隨時代變更、完善的概念。從這個意義可以確定，生態倫理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高揚“揚棄”與“更新”旗幟，從而具備貞下起元、歷久彌新的獨特品格。處在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的拐點處，今日的中國需要認真思考傳統倫理思想的現代價值，需要慎重把握傳統倫理思想的時代轉換。也就是說，構建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必須審慎應對傳統與現代、傳承與創新之間的內在關系。我們要清楚地意識到，將傳統生態倫理吸收到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中并不是對傳統生態倫理的簡單回歸，而是促成傳統生態倫理與現代生態倫理的最大耦合，實現傳統生態倫理與現代生態倫理的時代轉換，使我國的生態倫理學既保持民族文化傳統，又適應現代生態倫理發展的需要。
（三）群眾路線：精英生態倫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識背景、資源稟賦、思想觀念等因素的影響，理論往往由社會精英分子首先發現和掌握。然而，理論和事實一再表明，國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強弱，從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決定，而是取決于大眾文化。因為，真正代表一個國家和民族內在精神特質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眾文化。對生態倫理思想史進行簡單回顧與考察，不難得出結論：一般而言，生態倫理首先作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現出不斷轉化為普通民眾保護自然的道德實踐的發展趨勢。經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強大的力量。眾所周知，任何科學理論都以掌握和服務民眾為宗旨。生態倫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為“萬民膜拜”的社會法則，并隨之化為自覺的道德實踐。因此，產生、活躍于精英階層的生態倫理必須轉化為普通民眾的內化價值和外化實踐。也只有如此，才能體現生態倫理的內在價值。那么，如何將生態倫理轉化為普通民眾的道德實踐呢？這就必須經歷一個使精英生態倫理大眾化、通俗化的過程，姑且稱之為精英生態倫理“民俗化”過程。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使精英生態倫理大眾化、通俗化，也即作為精英文化的生態倫理如何能夠成為普通百姓津津樂道的通俗話題？眾所周知，社會精英文化只有通過普通百姓內心早已認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傳播和延續。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發揮與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銜接緊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對此，關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學者劉福森教授早有見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環境、經濟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約下孕育和發展，在文化傳統的延續中保存和傳承，并通過民間信仰、民俗節日、民俗禮儀、民間文學藝術等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以特定信仰、節日、禮儀、文化藝術為主要內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溝通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橋梁，是實現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轉化的中介力量。不難得知，民俗文化直接產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現實生活。這就決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直接決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為。因此，要使精英生態倫理“民俗化”，充分發揮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論化、抽象化的生態倫理通過民俗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展現給廣大民眾，讓他們在潛移默化中主動認同并自覺實踐不失為一大良策。從根本上說，走群眾路線，將精英生態倫理“民俗化”，其最終目的是要使保護環境成為普通民眾心中的一種信仰。這才是構建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的重點和難點。
三、結語
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要構建得有聲有色、有血有肉，必須將“文化自覺”精神貫穿始終，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動、更加負責、更加自信、更加開明的態度將生態倫理在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精英—民俗之間進行恰當融合與適時、適度轉換。值得著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態倫理中國化，傳統生態倫理現代化，精英生態倫理“民俗化”是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構建過程中的有機環節，缺一不可。不過，三環節中，將精英生態倫理“民俗化”，使保護環境成為普通民眾心中的一種信仰是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構建的根本要義之所在。我們甚至可以說，生態倫理“民俗化”的程度與中國特色生態倫理學構建的效果呈正相關。
〔參 考 文 獻〕
〔1〕.重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回顧和體會〔J〕.中國社會科學，2000，（01）：37-51.
中國嗩吶藝術在不同地域體現著各異的風土民情和文化風格，嗩吶作品的音樂情趣與情緒，隨著演繹的內容和場合的變更詮釋出不同的音樂情感，給聽眾以新異的音樂體驗。中國嗩吶藝術源自民間，隨著現代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嗩吶演奏也被以藝術演奏的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各類藝術作品勢如破竹般涌現，為大眾帶來不同的藝術感受。
一、中國嗩吶藝術的文化內涵
（一）嗩吶藝術的產生與發展
嗩吶作為中國傳統的民族樂器，其發源地是在波斯、阿拉伯地區。嗩吶藝術的流傳范圍極為廣范，是一件世界性的樂器，其自產生至流傳的時間跨度較大，且中國嗩吶藝術在各個地區都有較為廣泛的流傳，但多活躍在民間，多以民俗活動的形式呈現。嗩吶在形態、藝術表現上都有較明顯的特征，由于其發聲響亮、攜帶方便、應用場合多以民眾日常的民俗、生活息息相關，因而被大眾熟知和喜愛，至今仍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在中國的傳統民間藝術中，發展環境錦繡勃勃。
（二）嗩吶藝術傳統文化的意識形態范疇
嗩吶藝術和中國傳統文化習俗有著明顯的關聯和具體體現：主要體現在節慶和民俗文化中，例如：農村的婚喪嫁娶、節慶祭典等內容。人們通過嗩吶演奏來表達不同的情思。從意識形態范疇來說，嗩吶藝術與中國倫理文化體現及文化情感確有關系。中國人尤其重視倫理道德的人際關系體現，嗩吶藝術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場合與民俗文化中都有直接的情感表達。嗩吶演奏的曲目內容也和人們生活密切相關，如：樂曲《婚禮曲》《抬花轎》等，嗩吶藝術是最能表達華夏民眾文化情感的藝術形式之一。
（三）嗩吶藝術傳統文化的行為價值呈現
嗩吶藝術屬于中國傳統文化范疇，在行為價值的呈現上體現著較為深遠的社會影響力。嗩吶藝術的發展日新月異，行為價值也實現了從小眾到大眾的擴展。對比傳統的嗩吶藝術，現代嗩吶藝術在藝術表現力方面大大拓寬。作曲技法的創作延伸，演奏技法的創新應用，更有制作專家在嗩吶形態和制造工藝上所進行的大膽創造性的加工、改良（如加鍵嗩吶、活芯嗩吶），都力求在音色和音質上更能達到演奏“樂趣”，便于技藝精湛者在演奏形式和技術上有所突破，達到更高的藝術追求，豐富聽眾的視聽感受，既符合現代人的藝術和審美追求，也體現現代嗩吶藝術表演形式上的突破。
二、中國嗩吶藝術的時展的理論思考
（一）注重嗩吶藝術的技藝傳承
中國嗩吶藝術特有的技藝傳承特點，是傳統的口傳心授。在漫長的一段時間里，從事嗩吶工作或教育的民間藝人、演藝團體和專業音樂院校的工作者，逐漸拋棄傳統的“比葫蘆畫瓢”法，以規范嚴謹的教學體系取而代之。藝術家們對嗩吶藝術文化內涵的技藝傳承及在傳承中與時俱進，體現了人們對于民俗文化的情感及對藝術傳承的責任，這將是我國傳統文化研究更深層次的理論價值。通過文化情感研究傳統技藝，講述傳統技藝的發展歷程，以較為細致化深入化的理論成果推動嗩吶藝術的久遠發展。
（二）注重嗩吶藝術的藝術情感深化
嗩吶藝術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傳，可見其藝術情感的體現并沒有被時間所沖淡，反而其文化情感正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深化，人們能夠從民俗文化、現代藝術審美的角度對嗩吶藝術進行深入探討。通過嗩吶藝術的表現，人們可感受其音樂情感以及對歷史文化內容的傳承，尤其在藝術作品的呈現中，人們透過或強勁激昂，或含蓄深沉、或悲愴傷感的情緒，捕捉藝術氣息，進入藝術情境。
（三）注重嗩吶藝術的藝術形式現代性演繹
中國嗩吶藝術的發展應當與時俱進，讓嗩吶藝術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表演形式上，嗩吶藝術可以實現與其他樂器結合，重奏或合奏以使得音樂層次分明、音色多元化;嗩吶作品的伴奏音樂可突破以往的民族樂器或小樂隊的伴奏模式，采用鋼琴，以期達到音樂對比強烈突出主奏樂器情緒等等;舞臺藝術表現形式現代化與多樣化，能夠帶動大眾的藝術、文化情感，豐富藝術視野，并為藝術理論的研究、藝術融合和探索實踐等帶來更多的挖掘空間。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對于當下中國嗩吶藝術的發展，我們有責任和義務深層次地挖掘其文化內涵性，用具有藝術表現力和文化感染力的藝術形式讓更多的人去了解嗩吶藝術，實現嗩吶藝術的現展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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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古村古鎮地理空間結構形態分布簡析
作為鑲嵌在中國大地各個角落的古村古鎮，有著相同的共性，都是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民居形式多種多樣，但又受歷史發展、地理環境、民俗文化等諸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它們都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從地理空間分布來看，中國古村古鎮可分成北方、南方和西部三大區域系統。北方多為平原地區，古村古鎮多分布在東北平原區、長城區、黃土高原區、華北平原區4個區域；南方系統分為長江中下游區、江南丘陵區、東南沿海區、西南區4個區域；西部系統分為北方牧業區、西北區、青藏區3個區域。由此可見我國歷史文化古村古鎮總體上呈聚落型區域分布。
歷史文化古村在全國有兩個高密度區，一個是在晉中地區，另一個則是在皖南地區，這兩個古村聚集區素有“北晉中，南皖南”的說法，這兩地的人大多以經商致富，他們回鄉后便投資家鄉，興建宅地，以此來光宗耀祖。這兩個古村聚集區的形成是與當時經濟的發展有直接的關系。晉中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擁有23個歷史文化古村之多，民間故有“皇家看故宮，民居看山西”的說法。而皖南名村則包括安徽中南部、浙江大部、江西北部三大區域，這里有安徽宏村、西遞等典型徽派建筑聚集名村。其古村聚落的形成是歷史上晉商和徽商對家鄉大量投資與文化沉淀的結果，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古村的歷史文化。
不同于歷史名村的商人投資建設家鄉的形成機制，歷史文化古鎮往往與古代交通格局和商品集散動力相聯系。歷史文化古鎮在全國也集中為兩大區域，一個是以江浙滬交界帶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該區域是歷史文化古鎮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區。江南古鎮大都分布在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擁有浙江烏鎮、南潯、同里、西塘、上海朱家角等為代表的江南水鄉古鎮。江南古鎮經過長期的經濟、文化發展，形成了一種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類聚居地和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地。江南古鎮是“小橋、流水，人家”的典型藝術載體，是江南魚米水鄉文化和絲綢文化的結晶，長期以來，它們形成了其它古鎮所無法比擬的獨特文化。
四川盆地則是另一個古鎮聚集地。四川盆地古鎮以四川東南部平原及丘陵地區為核心，是巴渝文化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集中體現。巴渝地區丘陵眾多、水系發達，成為聯系內陸地區與西南地區的水上運輸要道，在交通節點區位逐步形成交通樞紐古鎮。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國”以及“南方絲綢之路”之稱，長期以來濟較為發達。其建筑大多依山而建，故吊腳樓成為其獨特的傳統民居形式。擁有上里、羅泉、摩西、龍華、鐵佛、西壩等名鎮。這些古鎮的形成體現了山水兼容的巴渝歷史文化以及特殊地形所形成的建筑風格和民俗風情。
二、古村古鎮空間分布的相關性探討
古村古鎮是我國歷史文化長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特色鮮明的區域文化的典型載體。中國歷史文化古村古鎮的評選對當地旅游業的宣傳和經濟的發展起到帶動作用。在古村古鎮中，大部分地區的旅游業都較發達，如江蘇的周莊、同里、木瀆，浙江的烏鎮，安徽的宏村、西遞等，旅游業已成為當地的經濟支柱產業。在旅游業快速發展的今天，重點推廣我國各地的古村古鎮參與國家級名鎮名村的評選，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但在今后的評選過程中應適當考慮旅游發展及環境保護問題情況，在以帶動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的同時，更要注重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
現代經濟與旅游發展對古村古鎮的分布并無正相關關系，恰恰相反，現代經濟和旅游開發可能給古村鎮帶來相對的改變，行為不慎就會帶來一定的破壞性。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我們需要的是切切實實把文化特色融入到旅游中去，既要讓人們飽覽異域他鄉的名勝文化，又要滿足人們對異域他鄉的歷史風情、人文習俗的欣賞和了解，而非只是對古村古鎮輕描淡寫的觀賞。古村古鎮擁有濃郁的民俗風情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必須正確認識人文旅游資源的價值。為了古村古鎮所在地區的文化傳承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謹慎地保護遺產景觀，合理地利用古村古鎮文化，確立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共同開發的戰略，確保旅游業穩步發展和古村古鎮環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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